富裕的良心——静心聆听慈善世界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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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良心——静心聆听慈善世界的福音

 2006年6月26日,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巴菲特解释向盖茨夫

妇掌管的基金会捐赠370亿美元的原因。左为盖茨夫妇,右为巴菲特。

 

富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这是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先生(1835-1919)临终前的一句话,现已成为美国100多年富人作慈善事业的驱动力与信仰。安德鲁.卡耐基是苏格兰人,他在比较了三种使用剩余财富的方式——传给家族子孙、死后捐给公用事业、由财富的主人在生前妥善处理——之后认为,第三种方式是最应该采取的。1901年,安德魯·卡耐基以4.8亿美元的眩目高价将企业出售给金融家J.P.摩根,再加上原有的2.5亿美元的资产,卡耐基跻身身全世界首富。匹兹堡是安德鲁"卡耐基先生发迹之地,1901年3月13日,安德鲁"卡耐基宣布退休,集中精力处理自己的财富。他在一封致匹兹堡公民的信中,宣布要献出400万美元的专款为卡耐基钢铁公司老雇员及残废者设立基金会。1911年,卡耐基先生创立“纽约卡耐基基金会”,从而奠定了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卡耐基先生晚年捐出了绝大部分的个人资产,到去世之時,他一共建立2500多座图书馆和研究所。

中国人常言,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安德鲁"卡耐基先生的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成为一些理性的富豪们的财富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生在世,不应仅在意物质的享受,还应在意精神的富有,在意社会对个人的评价与认可。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精神的富有,会使人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种精神的价值远比财富的留存来得永恒。成为守财奴,只会为社会所不耻。

 

“我不会拿我的自由与慈善做交易,也不会拿我的尊严与发给乞丐的食物做交易。我决不会在任何一位大师的面前发抖,也不会为任何恐吓所屈服。”

 

约翰·D·洛克菲勒是美国商业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也是现代商业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洛克菲勒出身贫寒,一生极为俭朴,近乎苦行僧,从童年到去世,没有抽过一支烟,没有喝过一口酒,却雄心勃勃,1870年创建标准石油公司,在巅峰时期曾垄断全美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但洛克菲勒并不满足这种储蓄式的创富速度,1882年,他开创了史无前例的联合事业——托拉斯。这个极易聚集财富的结构使标准石油两年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集团企业,洛克菲勒成为蜚声海内外的“石油大王”。标准石油公司最后定名为美孚石油公司。1910年,洛克菲勒的财富已达10亿美元。

洛克菲勒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1897年,他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后,专注于慈善事业,先后建立了芝加哥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1909年创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洛克菲勒健康和教育基金会,秉承“在全世界造福人类”的宗旨,生前的捐款高达5亿美元。

 

我已经立了遗嘱,经过公证,我的财产不抵押、不变卖、不继承,在百年之后用来做慈善事业。

 

谁是近3年来中国大陆最慷慨的企业家?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余彭年。这位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3年时间内捐献了20亿元。余彭年早年在香港创业,最终成为工商界亿万富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内地从事慈善捐赠。2003年,他辞去彭年酒店董事长职务,成为一位专职慈善家。余彭年说:“我已经立了遗嘱,经过公证,我的财产不抵押、不变卖、不继承,在百年之后用来做慈善事业。”“遗嘱对资金使用的方向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曾经得过白内障的余彭年,比常人更明白失明的痛苦,他开展的“彭年光明行动”白内障复明手术已在全国9省1市开展。他计划资助5亿元,用5年时间免费为15万至20万白内障患者治疗。

记得学者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宿》中,曾如此分析美国国民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寡头们利用残酷无情的方式巧取豪夺大量财富,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捐赠中又如此热忱慷慨、急公好义,以社会乃至人类的福祉为己任。虽然过程血腥,但结果温馨。余彭年先生让中国财富从头至尾都充满温馨。愿这份温馨让更多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们,感受慈善的力量,有勇气战胜自己,不断前行!

 

“金钱不是衡量财富的准则,更不能决定生命的价值。只有你做些让世人得益的事,这才是真财富,任何人都拿不走。”

 

这是长和系主席李嘉诚在2006年8月24日宣布未来将其1/3的个人财产捐作公益慈善,放入名下李嘉诚基金会时所讲。李嘉诚,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 1950年,创办长江塑胶厂;1958年,开始投资地产市场。1979年,“长江实业”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李嘉诚因而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重点投资项目包括地产、港口、通讯、酒店、零售、基建、能源七大项,投资地点遍及世界21个国家和地区。2006年初《福布斯》估计李嘉诚身家超过1536亿元港币。1980年成立李嘉诚基金会,捐款已近80亿港元,主要对内地及外地的教育、医疗、文化、公益事业作出有系统的资助。

创造财富是令人艳慕,重新合理配置社会财富更使人崇敬。一个企业家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何将自己在赚钱和做慈善之间合理分配,应该是一个值得永恒探究的问题。有的人根本不屑寻找这样一个均衡点,有人不明白这个均衡点何在,而有的人在努力探究这个均衡点,且永不停歇,这些人已超越了纯粹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是真正的财富大师。  

   

2006年8月24日,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十位的香港长和系主席李嘉诚宣布,将来会把自己至少三分之一的身家捐给名下的三个慈善基金。若捐款最终到位,这个以李嘉诚为名的基金,将是香港最大的个人慈善基金。

 

“慈善是我确信无疑的应当,但和投资活动一样,光有良好的意愿是远远不够的,我一直担心的是如何才能让捐款发挥最大作用。”

 

2006年6月25日,世界第二大富豪、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宣布将把价值370亿美元(590多亿新元)的股票,或相等于他全部身家的85%捐出来做慈善,其中大部分捐给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管理的基金。在《慈善编年史》(Philantrophy Chronicole)杂志总编Stacy Palmer的记忆里,这是美国历史上数额最大一笔善款,即便扣除通货膨胀等货币因素,仍高于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她还强调,“很可能也是人类迄今的文明史里,最伟大的一次资金调拨”。

《沃伦·巴菲特传》的作者詹姆斯·奥洛克林判断,巴菲特一直在寻找一个于能力、品格和热情三方面都可匹配这笔资金的杰出人物。“他一直认为,什么也比不上真正杰出人物的作用。”在巴菲特眼中,让捐款发挥效能比捐多少款更富有意义。

 

伴随巨大财富而来的是巨大责任。现在是把这些资源回报社会的时候了,而帮助困境中的人们是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

 

2006年6月15日,在美国西雅图,比尔·盖茨,这位世界首富和微软公司主席,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他将提前退休,两年内退出微软的核心舞台,把工作重心转向慈善事业。比尔·盖茨的激流勇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更重要的,盖茨所折射出的一个世界级企业家的责任和胸襟,必将影响深远。比尔·盖茨在微软的巅峰时期选择激流勇退,这不仅因为盖茨把公司利益摆在了个人权力之上,更是因为盖茨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定位——慈善。盖茨退隐,也由此体现出了更具标志性的历史意义。成立于2000年1月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世界上现有最大的慈善机构,拥有291亿美元资产。主要从事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慈善事业,通过公共图书馆使更多人有机会使用科技资源;改善全球卫生保健状况,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防治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等疾病。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已捐助105亿美元,挽救了至少67万人的生命,捐款数额甚至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仅2005年就捐了12.6亿美元。美国《时代周刊》称,这个基金会“以比任何人都快的速度捐出更多的钱”,盖茨夫妇因此被这份杂志评为2005年度风云人物。

盖茨是在宣布他行将转身慈善事业决定时,作出如是表示的。美国一位对慈善事业颇有研究的学者认为,盖茨即将实现的转型,代表了美国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变迁,并将激励更多致富后的人们,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完成自身精神的升华。

 

“不少人的遗嘱都是在弥留之际立的,很难真实体现本人的意愿。我现在头脑清醒,天津熟悉我的人也都在位,正好把我的心愿告诉他们,如实记录在案。”

 

李瑞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近10年来他匿名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拿出个人资产53.3万元,资助了148名贫困大学生,其中4人攻读博士。1998年,李瑞环郑重立下遗嘱,并将遗嘱信转交天津市委张立昌同志。信中说,他对天津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身后的事要委托天津办理,他逝世后遗留下来的东西孩子们都不继承,全家商量好了,统统变现资助天津贫困学生。这是李瑞环在遗嘱转交时对老部下方放讲的一句话。他还说,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压不垮、打不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具有悠久而强大的文化纽带。“慈心救人,善奉济事”当是这个文化纽带的核心。

 

看到那些因为我的一点小小资助又重新回到课堂,又重新步入正常生活轨道的人,我总会泪流满面,人间真情真的太可贵了。

 

这是联合国亲善大使、国际著名影星成龙2006年6月26日参加哈尔滨市“成龙好朋友慈善演唱会”活动时讲的一番话。2004年2月20日,在中央电视台第二届“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新闻人物”的评选中,成龙大哥荣获“感动中国人物”称号,推荐委员们对成龙的评价是:成龙在好莱坞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的概念,然而最打动人心的是成龙的公益心;成龙在国际演艺界为中国争了光,他热心公益,不忘回馈社会,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成龙眼中,慈善是一种责任。1988年,成龙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帮助贫苦孩子、残疾人士、老年人,和那些在科学以及艺术领域颇有追求的学生。随着成龙电影在全世界影响的扩大,成龙的慈善事业也开始走向世界,如今,成龙在近30个国家、50多座城市做了近百件善事。

“那种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他心中的公平观念,也伤害了美国的立国根基。”

 

1986929日,巴菲特在《财富》发表了《你应该把所有财富都留给孩子吗》。这篇观点文章极大地震撼了时年30岁的商界青年才俊盖茨,从此他开始深入地思考财富创造与社会改良等一系列问题。多年后,盖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主动提及这个阅读经历,“我开始意识到,把所有东西都抓在手里也许是个错误。”在一次公司大会上接受股东提问时,巴菲特表示了上述的观点,以坚定不移地实践着自己的观点。据了解,巴菲特三个子女都是年近不惑,但无一不是自食其力。在美国,富豪们似乎更看重积极奋斗的精神,对巴菲特的一系列善举,子女们并未感到失望。美国人认为,将巨额财产留给后人会剥夺他们创造的能力和进取的动力。这当令中国人深思。

 

“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千万和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形成没有社会价值的贵族阶层……最终伤害到穷人家庭。”

 

2001年,当布什总统签署旨在逐步削减并最终废除遗产税的法案时,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富豪们反而强烈反对。针对共和党布什到2011年逐步减低遗产税至零的法案,包括盖茨、索罗斯、洛克菲勒在内的共120位美国巨富在《纽约时报》上联名刊登檄文,“请对我们征税”。上述文字是这篇檄文中的一句,此檄文被美国知识界称为“来自资本主义塔顶的呐喊”。但巴菲特最终没有在檄文上签字,因为他觉得声明的批判深度还不够。

从当年的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钢铁大王”卡耐基,到当代的盖茨和巴菲特,在美国,热心慈善事业早已成为富豪们的一项义务和道德要求。对于富豪们来说,当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本身就只剩下一个数字。与其守着数字,不如让这个数字发挥更大作用。

 

你的财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一场雪崩就要发生,你必须设法阻止它。你分散它的速度一定要快于它的增长速度,如果你不这样做,它将压扁你和你的子孙!

 

这是一句充满宗教色彩的话,这是一句改变一个人命运,乃至改变一个世界的话,这句话出自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的顾问弗雷德里克"盖茨。这位顾问经常提醒“石油大王”要“压碎”家族财富,从而改变了约翰·D·洛克菲勒的后半生。洛克菲勒从此开始创立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慈善机构,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慈善家。

在现代慈善概念出现之前,慈善是从宗教信仰中产生的。不少美国富豪认为,人赚钱的能力是上帝给予的,有钱人就应该按教义去帮助穷人。

中国也是这句话的受惠者,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海外投资中,中国独占鳌头。众所周知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最大、最著名的一项事业;鲜为人知的是,周口店“北京人”的挖掘和考古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

 

比尔和我的生活信念是,给予你的越多,对你的期望就越多……这是巨大的责任,这是我们希望自己能很好履行的责任。”

 

世界第二大富翁沃伦·巴菲特宣布将把他440亿美元财产中的大部分交给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所创建的一个基金会。这是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在记者会上接受采访时所讲的一番话。

1964年10月20日,在美国达拉斯州一个不出名的小镇里,梅琳达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她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航天专家,工作十分敬业,她的母亲是一家公司的职员,非常贤惠。在梅琳达19岁那年,她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升入了美国杜克大学。梅琳达为自己选择的大学专业课程是计算机,这好像是与比尔在同一个地方起步。

1993年4月,当盖茨与梅琳达结婚旅行时,他特地把未婚妻带到奥哈马(哈撒韦公司总部所在地),去当地一家巴菲特控股的珠宝店里挑选结婚戒指。当梅琳达下飞机时,才发现第一站原来不是美丽西海岸,而是土得掉渣的俄亥俄平原。从此,当盖茨每天在堆砌财富,妻子梅琳达则在琢磨着怎样用掉这些钱。梅琳达对非洲的医疗和贫困问题投注了金钱和热情,但她并不认为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相对于问题而言,我们的努力只是沧海一粟”。正是在梅琳达的努力下,几乎所有的慈善家们都承认“比尔是世界上最仁慈的富翁!”《纽约时报》报道说,梅琳达曾多次同盖茨交谈,希望他淡出商界,全身心投入慈善事业。几年来,盖茨和他的夫人梅琳达行善的足迹遍布世界100个国家,他的财富被用于解决当今世界最迫切的问题:贫穷、无知与疾病。而盖茨对慈善事业的热衷,也带动了一大批高科技行业的财富人士为社会公益事业慷慨解囊。

“慈善事业在很多方面都像做生意,仅仅走进这个领域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学习一些其中的特性。”“我做不到他做的那些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不善于做慈善事业,所以我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快乐,但同时我又想看到的是聪明地花钱。盖茨和我分享了很多他的体会。”

 

巴菲特和盖茨,是这个地球上最富裕的两个人。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交往,巴菲特确信,比尔·盖茨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杰出人物”,盖茨的基金会就是那笔钱的“The One”。从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到互联网科技的汹涌,从全球加速整合、波斯纳法官主持的反垄断诉讼,到总统竞选的计票风波,从让巴菲特损失惨重的全球变暖,到震惊世界的“9·11”,巴菲特发现盖茨与他分享相同的价值观,人格正直,对慈善事业由衷热爱。他唯一心存疑虑的是,盖茨管理着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比伯克希尔·哈撒韦更庞大的企业帝国,而基金会的梦想又是如此超级雄心,分身乏术会否影响到基金会的管理质量。

当盖茨宣布将在未来两年逐步脱身微软的管理工作,并转而把注意力聚焦到慈善事业时,巴菲特最后的忧虑烟消云散,迅速作出了捐赠的决定,并成为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第三位董事。对巴菲特来说,花钱是一件比挣钱更困难的事情,他的这些感慨既是对盖茨的赞赏,也是对现代慈善事业提出的新课题,理当引起中国的慈善机构反省。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自2000年成立以来,每年捐助至少10亿美元。这个富可敌国的慈善组织已经透明地运作了6年,取得了国际性的成就,表现出了比多数跨政府组织强劲得多的效率。

 

2006年4月11日,胡润2006中国慈善榜在京公布,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以20亿元的捐赠,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

 

我做我的善事,只要真的有效果,我就很开心。”“做善事的钱要真正交到百姓手里,我才放心。

 

余彭年的“开心”与“放心”,正是国内富裕者忧心之所在。祖籍湖南,早年在香港创业,并最终成为工商界亿万富翁的余彭年表示,他不希望自己拿出的100元钱,只有二三十元能送到百姓手里,剩下的都流到其他地方了。

 

去年我在全国建了11座龙子心学校,今年还要继续做善事。你们过去为祖国建设奉献了一切,现在应该是我们作为晚辈的人回报给你们的时候了。我想以后等我老了,我的下一辈也会这么对我。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2006年6月23日,香港艺人成龙来到南京,向鼓楼区福利院捐款100万元。在“龙子心幸福老年公寓”的奠基仪式上,成龙动情表示,关心现在的老年人,就是关心以后的我们。

 

就像我从未想象到微软能有今天的规模,我当初也没想到慈善基金会能有这么大作为。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2006年的估计,盖茨个人净资产接近500亿美元,连续12年蝉联世界首富。而他以自己和妻子的名义创立的“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还有291美元的资金,是全球最大的慈善机构,约相等于欧洲小国卢森堡的国民生产总值,比许多非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                  

在这财富肉博的世界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大概是最安详和实在的富翁了。人们提起他,不是因为他的财富和职位,而是因为34年前提出的“摩尔定理”。它像一股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统治了硅谷乃至全球计算机业30多年。

 

我只是这笔财富的看管人,我需要找到最好的方式来使用它。

 

2006年6月15日,微软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比尔.盖茨宣布,他将逐步移交其日常工作,以便将更多时间投入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所从事的慈善事业。为确保平稳有序过渡,盖茨表示此次的过渡期为两年,2008年7月之后,盖茨将放弃全部日常管理工作。盖茨说过,他的全部财富将用于慈善捐赠,而不是留给自己的3个孩子。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创造财富是为了回报社会,福荫穷人。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拥有的资本其实早已成了社会公共财富,他们只是代为保管而已。

世界著名投资专家沃伦·巴菲特这样评价盖茨:“如果他卖的不是软件而是汉堡,他也会成为世界汉堡大王。”言下之意,是盖茨成就了微软,而非相反。事实上,也的确没有哪一个企业领袖能像盖茨一样,始终将自己的光芒覆盖在企业之上。

 

哪种做法更好呢?是使你自己变得富有呢?还是对上帝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以造福他人?当你命归黄泉的时候再做决定就晚了。

 

在中国,出于传统思维和财富安全方面的考虑,把财富尽可能多地传给家族子孙继承或管理是富人们普遍的想法。这样的选择让一大笔财富失去了慈善的机会。在美国,很多有钱人都不把遗产传给自家子孙,而年轻人也对继承遗产不感兴趣,他们更崇尚白手起家,实现自己的美国梦。美国的慈善富豪伯贝尔的告诫,可以引导人们在“财富创造和传承的历史”被中断了的今天,思考在对待财富继承问题上,如何作好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

 

“这既能让我内心感到安稳,不必担心被外界看成是炫耀财富,也确实让我们的理想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现。”

 

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摩尔定律发明者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的妻子曾遭受过一次医疗事故的创伤,因此夫妇二人把慈善的重点放在了减少医疗事故上,前后投入的资金达到了2.75亿美元,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理想就是让尽可能少的人卷入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在两人所在的家乡以及一些实施计划的城市,医疗事故已经减少了10%左右。对此戈登·摩尔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在继续不断的慈善活动中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

 

“我们不想把财产都留给孩子们,这样会毁了他们。如果给孩子们留下巨大的财富,让他们甚至连早晨早起的理由都没有,那我们就害了他们。”

 

这是美国世纪公司创始人詹姆斯·斯托尔斯在捐出10亿多美元后曾如此告诫道。詹姆斯·斯托尔斯和他的妻子弗吉尼亚拿出他们2/3的股票用于医学研究,把大部分财富都留给了他们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设立的医疗中心,是近几年来为慈善事业捐款最多的人之一,美国《商业周刊》将他选为美国最慷慨的50位慈善家之一。他们曾开玩笑地说,当他们的孩子们驱车经过那里的时候,“他们看到那座建筑会说:‘那就是我继承的遗产。’”                   

        在富豪纷纷落马的今天,河北卓达集团掌门杨卓舒却敢说:“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21“慈善是一种需要,在保证企业发展的前提下,把一部分资金捐献出去,能这样我才快乐,不能付出就有种自卑。”

 

杨卓舒掌控着被称为河北省最大的民营企业卓达集团,个人净资产达30亿元,曾连续三年在福布斯排行榜分别位居第15、17、16位。他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放松的方式就是看书、看工地和偶尔陪公司高层打扑克牌,打高尔夫对他来说是一种腐败,他认为企业家应该像宗教徒一样自我克制,并信奉财富和效率。他说:“按照我的生活水准,一万年也花不完我的钱。”

杨卓舒的捐款主要用于赈灾和救济贫困地区,资助公益团体和社会公益,支持卓达社区教育和企业所在地的公共事业建设,2002年创办了北京卓达大学,2001年创办三亚卓达旅游职业学院,他始终保持对于启蒙的热情,捐款1200万元承办“戊戌百年变法10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改革开放20周年”等系列性的全国有奖征文活动,他认为:“启蒙的理想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社会。”他有三个愿望:一是办一流企业;二是办属于中国特色被国际承认的一流大学;三是办一流的慈善机构,他认为自己最成功的标志,是把200万贫困失学的孩子重新送回学校。

 

22“金钱只有当它发挥作用了,才变得有价值。”

 

美国医学界权威人士艾尔弗雷德·曼恩(Alfred Mann)在以色列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捐赠了2亿美元用于医学研究。这位年近80岁的老人目前仍全职工作,并公开宣称将把全部14亿美元财产捐给慈善组织。

 

23我想,人们必须对这些数字有感觉,如果邻居因病去世,如果是孩子或者孩子的朋友患病,大家会比较关心,但,每年有400万婴儿在出生1个月内就夭折,我想大多数母亲都能感受到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组组冷冰冰的数字:每30秒,有一个非洲儿童死于疟疾:每7秒,有一个人感染了HIV:每18秒,有一个人死于结核病:每60秒,一位怀孕的妇女未能等到新生命的降临就已去世。上世纪末,盖茨父亲基金会的一个顾问曾给盖茨拿来1993年世界银行的一个发展报告,那份329页长的报告列出了导致贫穷国家数百万的人口死亡的疾病种类,从艾滋病到营养不良。在过去的几年中,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已经花掉60亿美元,致力于提高全球范围针对贫穷人的医疗保健水平。

医学能挽救数百万贫困者的生命,盖茨基金会就是挽救行动的推动剂。基金会许诺在10年内,向“疫苗与免疫全球联盟”投入7亿美元。盖茨的行为,引发了各国政府的捐助行为,被盖茨称为“杠杆作用”,挪威政府宣布也将出大笔捐助。2003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在5年内投入150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防范和治疗艾滋病,欧盟拿出40亿美元给贫困国家儿童注射疫苗。世界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管理者说,全球公众健康的历史正被重写,而转折点就是盖茨夫妇二人。

 

24在欧洲,你依然可以见到我们父辈的人在谈论马歇尔计划。这是欧洲对美国恩惠的记取,这比武力更有威力。”“我们能否做点令我们这代人骄傲的事?

 

这是2001年1月,波诺与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会面时的慷慨陈词。如果我们不行动,这世界还是愁云密布。与其他热衷公益事业的明星不同,波诺的慈善之举给人留下更加严肃、更身体力行和富有成效的印象。1999年,他加入慈善团体“福音两千”(Jubilee 2000 Movement),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号召发达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减免世界上52个贫穷国家的债务,这些国家主要位于非洲。2001年“福音两千”更名为“债务减免”(Drop the Debt),波诺成为最具号召力的发言人。同年他创立DATA(分别为债务、艾滋病、贸易及非洲的英文单词字头),与“债务减免”一道致力于游说发达国家减免第三世界国家债务。波诺将DATA的宗旨与“马歇尔计划”相比,DATA所推行的减免非洲国家债务被比称为“非洲马歇尔计划”。

在2005年倡导减免非洲国家债务的“LIVE 8”义演中,波诺不仅是参演一员,也是“LIVE 8”的重要发起人之一。他与英国歌星鲍勃·甘道夫成功组织了义演。作为DATA的核心人物,他还出现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上,与比尔·盖茨夫妇共同站在演讲台上,向众多经济首脑做了一番“减免非洲国家债务是符合美国最大利益”的演讲,并分别与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布什就减免非洲国家债务进行了会面。八国首脑在G8高峰会议上达成一致:免除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400亿美元债务。

虽然不会用政客的头脑思考,但波诺仍将推动政治决策视为慈善事业富有成效的关键:“艺术意味着‘不可能’,而政治则是‘可能’的艺术。我相信与政客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比在万人体育馆唱几首歌更有效。”2005年底,波诺、盖茨夫妇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克林顿与老布什因在海啸后的慈善行动而被称为“年度伙伴”。在一本杂志上,有人曾撰文写道说:“如果你是比尔·盖茨,你捐了钱(2005年一年内超过10亿美元),也给出了脑力上的支持,判断那些苦难是最需要解除并如何去解除;如果你是波诺,你给了钱,也让人们看到了那些生活在阴影中的人;如果你是克林顿,你给了钱,并给出一个权力的信号,他能与政治对手老布什在慈善行为中达成一致。”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亿万富翁,美国最著名的企业王朝的创建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企业家,是一个古怪、狡诈、多有创见、令人难忘的人物。
 

25“因为他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而我却没有。”

 

洛克菲勒到饭店住宿,从来只开普通房间。侍者不解,说:“您儿子每次来都要最好的房间,您为何这样?”洛克菲勒说:“因为他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而我却没有。”

 

26“在中国办企业如炼狱一般,完全是一个不透明的、没有固定准则的企业生长环境,社会不公平、权钱交易大量存在,不勾结,你就跟别人不在统一起跑线上,所以走正道的企业家们积累财富非常艰辛,他们不愿捐献很正常。要这样的机制下,慈善行为只能是畸形的,很难产生大慈善家。”

 

一直倡导“没有以死谢罪的社会勇气,没有以身家性命相搏的精神,没有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则不配当企业家”的学者企业家杨卓舒,一直在坚定不移地进行着“痛苦的慈善”,他认为,营造一个充满爱意的社会和公开、法制、平等竞争的环境是慈善业真正发展的前提。他抱持的观点是,正经办企业,少和官员勾结,把税交清,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慈善。他认为:“黑幕下的交易太多了,本身就是不义之财,这些企业家连税都不想交,如果通过慈善可以获得荣誉,还可以减税,那慈善几乎成为洗钱的方式,新一轮的寻租就开始了。”

 

27“一个人富有之后还是要回报社会,因为钱太多了也没有用,人死了之后也带不走。”

 

2006年7月11日,李春平在接受网易采访时如是说。从两手空空的莽撞青年,到拥有天价财富的风云人物,从大隐于市十三载,到慷慨捐款数千万元,李春平的经历一直是公众关注的对象。作为中国最具争议的财富人物,李春平的慈善动机一直引起社会各方的猜测,对此他表示,自己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清白的。

 

28挣钱与捐钱都是很大的责任,也同样让人享受。与聪明的人谈论一个长期的规划和挑战,取得一些突破总是开心的,不管我们谈的是一个伟大的软件还是一个新的药物或新的治疗方法。

 

在过去的20年,疟疾致死的人数已经翻了一番,新药的研制与疫苗的推广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疟疾处在公众健康的真空地带。在盖茨的心目中,疟疾与艾滋病是最为重要的两个目标。在海地,见过盖茨夫妇的人总这么说:“这对夫妻是在认真倾听穷人与病人的故事,是真的在听,并期待着答案,他们对那些穷人是开放的,而另一些人不是。”许多医生,在一线与疾病战斗的,在实验室里研究新药的,都曾受邀参加盖茨夫妇基金会组织的会议,当他们被询问到最缺乏的帮助是什么时,最常见的回答是:钱。为此,有位记者曾如是问盖茨:“挣钱与把钱捐出去,哪一个更带给你责任感上的挑战?”盖茨作出了上述回答。

盖茨曾穿过穿梭的人力车和牛群来到印度的某个贫民窟。当他离开这座贫民窟时,《时代》周刊的记者问刚刚接待盖茨拜访的妇女:“你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吗?”她说她不知道,但他们是好人。

29“美国每年富人的捐助达到8000亿到1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我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这么多企业家竟然只捐赠了这么点钱。我们真的需要反省,一个民族要是对形成了漠视将非常可怕。”

 

2002年,杨卓舒受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妇联举办的“百城捐助失学儿童表彰大会”,会上他得知一百个城市只捐赠了2300万元,而其中就有他的1000万元,他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噙着泪如此说道,听了让人心酸。

 

30“时间、才能、精力是在服务中必须付出的。我们把这些转化为钱财后,再送给那些急需的人,这就是捐赠。”   

 

这是狄维士晚年在其著述《重新探索美国价值》中向世人努力传达的观点。身为安利公司共同拥有者、世界直销协会主席的狄维士和妻子贝特西一直把超过10%的收入投入其名下的慈善基金会,用于基督教福音传道事业和学生的奖学金等等。一年四次,他们两个都要坐下来,审查资助申请,研究该有哪些新项目需要资助。

之所以以收入的10%作为标准,仍是因为基督教教义的倡导。但西方社会的慈善风气并非完全脱胎于此。在狄克·狄维士的个人版本中,他不仅深受洛克菲勒的影响,其家人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那个创立安利公司的父亲一直告诉他,为了回报社会,必须牺牲一部分个人的利益。而他的岳父在经商初期,在与合伙人为关于公司捐助慈善机构的问题发生分歧时,甚至会买下合伙人手中的股份,从而维持将一部分利润捐赠给慈善事业的政策。

 

31我和两年前过世的妻子苏珊都觉得财富应该回归社会,但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基金会,现在,最合适的选择莫过于由一对年轻又聪明的夫妇运作的机构。”

 

股神沃伦·巴菲特的捐赠方式无疑带有典型的“巴菲特风格”——理智、独特、打破常规。他不仅拥有已故妻子命名的“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其三个子女也各自掌管慈善基金会,为什么巴菲特仅仅选择给自己及其子女的基金会1/6的捐赠额度,而给盖茨基金会5/6呢?一方面,基于巴菲特自身的著名投资理念:发现那些有潜力但还未被承认的公司,发现那些最优异但还未被注意的经营者,然后买他们公司的股票,从他们的卓越表现中分得红利。纵观巴菲特的一生,他事业成功的奥秘,就在于把钱投在最有效率的公司和人的身上。挣钱是如此,捐钱也一样,都必须把钱交给最能创造效益的人。因此,巴菲特把钱交给盖茨的最直接理由就是“他花钱比我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巴菲特和盖茨秉承相同的理念,那就是,他们都承认卡内基的社会理想:一个真正伟大的社会,不是世袭财富的社会,而是大家站在同一个起点上竞争,让最有能力的人获胜,把财产传给后代是不道德的。鉴于盖茨夫妇强大的信念与资金支持,使他们的作为远远超越了慈善基金本身所代表的——他们开创了历史上“最创新也最有效的慈善基金”。一向言辞谨慎的巴菲特也向他们送出了最高的赞扬:“再没有另外两人因他们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而让我更加敬佩。”

为了让自己的捐款能够真正使穷人受益,盖茨夫妇认真管理基金会的每一笔对外捐助。他们十分关注投资,理财能力很强。其运作模式也是巴菲特选择其作为捐赠的重要原因之一。盖茨基金会与单纯捐款者不同,而是卡内基现代慈善概念的贯彻。它以“投资”的眼光来看待慈善事业:合理投资——高额回报——部分收益用于慈善,剩余收益和本金继续投资。受捐助团体也必须达到预定目标,基金会进行定期考核,作为下次捐助与否的依据。其结果是,慈善基金会每年都致力于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但其资产不但不见减少,反而逐年递增。

巴菲特选择盖茨基金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盖茨将迈向“风险”慈善领域,将风险资本引入慈善捐赠。“风险慈善”会在有效的领域接收资金,而不是被动地处理捐赠请求,将大“赌注”押在被认为有效的项目上;引入绩效衡量方法评估它们的成功度;与项目经理合作,帮助达到目标;当出现失败甚至长期成功时,就停止资助。

盖茨基金会在承担着慈善领域最大的挑战,他们的战略有可能会失败,但如果其中一两项取得成功,就将改变历史。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风险和回报是分不开的,巴菲特的参与更加大了“赌注”,尽管他强调自己的参与是有限的,但他仍会带来更多的外部监督。

慈善“回报”是长期性的,也更为复杂,商业方法在慈善方面有其局限性,在非盈利世界中,衡量“绩效”的难度要大得多。巴菲特将以其亲力亲为的方式证明给世人他在慈善领域中的又一次“股神”式的投资。

 

32“维护世界和平是我的人生目标,而实现它的最好办法就是利用联合国。”

 

              

有观察人士认为,如果离开联合国,单独去做慈善,特纳很有可能会最终一事无成。特纳自己对此也毫不避讳,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如是道。1997年底,泰德·特纳宣布把他在1996年12月到1997年8月间,从时代-华纳集团的赢利——约10亿美元——送给联合国。这笔相当于他当时总资产的1/3的巨资开创了一个新的慈善时代:从单个项目的小规模捐助,变成了全球性大规模的赠送。因为数目巨大,并相当于给了美国国会中那些敌视联合国的保守派极端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从而成为一件国际性事件。此后,特纳又通过“特纳家族基金”趁热打铁为全球性的“消除核威胁计划”投资2.5亿美元,接着又给了联合国另一项环境保护计划2.7亿美元,成功地塑造了“维护世界和平以及持续发展”的“斗士”形象。

            

 

33“在我们这样一个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文明中,慈善事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这个文明绝非是建立在关心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

 

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在他的早期商业生涯中,慈善事业是件很遥远的事,一想起 “慈善”这个字眼,他就觉得讨厌。索罗斯身边的人记得,他从来没有谈论过安置穷人的重要性。1993年,他曾对记者说的这句话就是明证。

但是伦敦的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对待他的态度,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它改变了索罗斯对慈善事业的看法。当时这个委员会为了避免保护犹太人引起其他人反感,不仅花大力气去平衡各方利益,而且也让捐赠者感到每一笔钱都用到了地方。

于是索罗斯在前苏联建立基金会时,也借鉴了这个办法,他先向在美国的苏联政治避难团成员征求意见,然后又明确向苏联官方表示,其最大愿望在于促进苏联经济改革,并马上拿出1亿美元,为苏联的科学家提供经费。尽管这些基金会最终因为当地政局变化而效果甚微,但是索罗斯这种巧妙的慈善方式却被外界看成把慈善和个人理想结合的最佳范例。

 

34“我只希望能树立一个榜样,告诉人们:‘嗨,这样做很有意思,我做的善事越多,我的感觉就越好。’”

 

这是世界传奇富豪、最大慈善家盖茨对自己“白天拼命挣钱,晚上又把钱捐出去”的自我注释。如果爱默生的名言“一个机构是一个人影响力的延伸”是空间意义上的,那么慈善就是将一个人的影响力在时间上进行了延伸。

盖茨基金于2000年1月成立之初拥有240亿美元资产,由比尔· 盖茨的父亲老威廉· 盖茨及帕蒂·斯通斯福管理,至2003年年底,扣除各项捐赠,盖茨基金的投资额为276亿美元,投资收益39.3亿美元,总资产为268亿美元。盖茨基金会目前拥有290亿美元的资金,是美国最大的慈善基金会,加上巴菲特捐赠的300多亿美元善款,该基金将拥有600亿巨额善款。

盖茨是一个崇尚分散风险、均衡投资的人,盖茨看好代表新经济的数字及生物技术产业,但在投资时并不排斥传统经济,尤其看重表现稳定的重工业部门。盖茨曾通过自己的投资公司收购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7.8%股份,后来这些股票几乎上涨了一倍;他对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投资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在不到一年内股价就上升了大约1/3。此外,盖茨也喜欢向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很强的公用事业公司投资。而盖茨对科学创新的兴趣,也使他把医药和生物技术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投资方向。

盖茨基金会在美国主要是投资传统经济中的一些企业,购买那些价格已经跌到很低的企业股票,等待股价上升时抛出赢利,也就是“低价吸纳,高价抛售”,放长线钓大鱼;同时它还以投资的“多样性”和“保守性”而闻名。其先后投资的公司包括阿拉斯加气体集团公司、舒尼萨尔钢工业公司、渥特尔泰尔动力公司、埃科斯药物公司、西雅图基因公司等。在盖茨基金会所投资的所有项目中,超过64.3亿美元投资在短期投资项目,包括美国政府债券、高等级商业票据及短期贴现债券。210亿美元投资在债券、现钞及其他项目,例如国内国际共同基金投资、高收益企业证券和国际企业和政府证券等。投资在股票的数额占52.4亿美元,包括美国和国际的股票,以及私人股票投资基金。

盖茨基金早与中国股市结缘,于2004年7月20日获批QFII资格,同年9月初获批投资额1亿美元,目前已经买了不少中国的A股。今年一季报显示,盖茨基金重仓的个股约10只左右,分别是青岛啤酒、G药玻、G天威、G通威、G豫园、G厦空港、G全兴、G宝胜和G金鹰等。盖茨基金所选择的重点投资品种绝大部分属于消费行业,和主流投资热点完全一致,显示了卓越的投资理念,也取得了良好的战绩,统计显示,自今年以来,G全兴、G豫园涨幅超过100%,而G天威和G通威涨幅也均超过80%。

据《福布斯》年报统计,该基金会2003年以268亿美元的资本获得了高达39亿美元的投资收益。这个数字是其财产转让所得12亿美元的3倍多。2001年盖茨基金会的平均投资报酬率约为18%。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盖茨所捐赠的微软资本所带来的收益。它的股票营运成本每股不到1美分。甚至当标准普尔500股指的股息下降12%的时候,盖茨基金会年收益率还能达到7.8%。这些数字甚至让人怀疑,这家慈善机构的工作重点似乎不是放在慈善事业而是其投资回报上。

         

35我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不需要很多的钱。现在有点余力了,可以为人民做点事情。

 

中燃远邦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远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钟惠明,多年来积极参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贫困地区扶贫及教育事业,共捐款近500万元港币。2004年,钟惠明捐资20万元港币,在银川市金凤区兴源乡建立光彩小学。2006年初,他又无偿捐助150万元港币,委托银川市政协用于爱心慈善项目,惠及数千名待业青年。2006年5月,钟惠明再次为宁夏捐款240万元港币,援助4所中心小学教育项目。他还在石嘴山市、青铜峡市、中卫市捐资75万元港币建立扶贫希望小学。

 

36“如果历尽一生,创造巨额财富,在自己死的时候,企业留够发展资金,余下的全部贡献给社会,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这也算是对得起财富。”

 

杨卓舒,中共党员,1952年12月12日出生,黑龙江省肇东市人。因父母倾慕前苏联英雄卓雅、舒拉,为其取名“卓舒”。

1993年前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曾任编辑、处长、书刊编辑部主编等职。

1993年7月18日,创办河北卓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任总裁。

1999年创办北京卓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北京卓舒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任总裁。

2000年分别创办呼伦贝尔卓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三亚卓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任总裁;同年创办北京卓达大学(筹),任校长。

2001年创办三亚卓达旅游职业学院,任院长。杨卓舒创办的卓达集团以房地产业为龙头,业务涵盖教育、文化、科技、商贸、建筑安装、物业管理、旅游等,成为河北省的巨型民营企业集团。

杨卓舒已出版《中国农业现代经济管理概论》、《中国房地产概论》专著,并发表《论知识经济》、《企业家——现代社会之魂》、《九买九卖》、《大学宣言》等文章。

杨卓舒为河北省政协委员、河北省工商联执行委员,先后被聘为河北大学、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特聘博士生导师以及河北市场研究会副会长等。

2000年被评为中国光彩事业先进个人,2001年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大陆首富企业家第15名,2002年排位17名,2003年排位16名。2002年被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授予“中国儿童慈善家”荣誉称号。2003年荣获《经济观察报》“影响中国经济年度新闻人物”称号。2003年被《新财富》大陆内地富豪400强列为第8名。个人捐款6000万元,让数万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技术的象征,2003年7月15日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安迪.格鲁夫和戈登.摩尔与员工在英特尔成立35周年庆典上

37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捐了钱之后评估一下结果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捐钱的人并不会这样做。

 

美国的超级富翁们捐起钱来好像一点都不吝啬,但他们关注的并不是捐钱本身,而是捐钱所能带来的变化。他们不仅在捐钱之前深思熟虑选好项目,而且捐出去之后还要盯着钱的去向,看它们是否真的到了应该去的地方。花出去的都是血汗钱,被浪费了谁都会心疼。

2000年,摩尔夫妇曾把他们持有的英特尔股份的一半捐给了“戈登-贝蒂·摩尔基金会”,价值约50亿美元,这些钱主要用于环保项目。就像其他大慈善家一样,摩尔夫妇像经营公司那样管理捐出的钱。他们不是简单地把钱砸到问题上,而是亲自从各种备选项目中选出他们认为最有效最有可能解决问题项目。为了保证这种评估的延续,摩尔让其儿子肯尼思负责领导一个评估小组,对其父所捐出的钱带来的结果进行评估。

想要了解摩尔慈善基金会是如何评估结果的,可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追踪一个长达10年、耗费1.45亿美元的研究项目的。这个项目研究海底的微生物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会统计项目启动后有多少新的微生物和基因被发现,有多少相关的论文出现在专业刊物上以证明这个项目的发现对其他科学家有帮助,还有,他们会统计有多少新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技术因这个项目而产生。

 

38比尔·盖茨、松下幸之助、洛克菲勒都是企业英雄,因为他们满足了全世界人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赚了全世界的钱,然后又把这些钱用以发展,如此良性循环……不仅如此,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大批世界级富翁,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如日中天时就已把几百亿美元立遗嘱捐给了慈善事业,而不是为自己去花或是为了儿孙。”

 

这就是卓达集团掌门杨卓舒眼中的企业英雄。杨卓舒对马斯洛的理论梳理颇有中国特色,他把人的状态分成4个层次:第一层为生存层面。他告诉员工,人不能仅仅为了生存而活着,一个公司如果仅仅为员工提供工资,那将非常没有意义,没有理想,纯粹为了钱走在一起,这样的公司要垮台,这样的员工要被淘汰。第二层是生活层面。他说,生活与生存不同,生活是丰富的,生活由道德、伦理,艺术,以及日常的生活细节构成,但是我们不能过于享受生活,我们要向更高的境界出发。于是,杨卓舒开始构建他的第三个层面:理想主义。什么是理想主义,他这样对员工进行宣导:“理想主义就是在什么都不缺少的情况下想到天下所缺,在太平时代想到危机,在美满的生活中发现丑恶,在废墟中看到希望,在一无所有时看待未来的辉煌。”但理想主义并不是最高层面,杨卓舒说:“卓达集团就是要有这样一批充满激情、充满理想、充满献身精神的优秀员工队伍。”他把这种献身精神列为第四层面,也就是人生的最高层面——英雄层面。他说,“只有极少数人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才有资格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英雄的行列里。”在杨卓舒看来,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拥有财富以后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富翁们。

 

39“道德虽然是无形的,却也是至高无上的宝贵。技术当然重要,学问也重要,然而没有良好的品德修养,纵有技术、学问也不算完美。”

 

               

日本松下电器集团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拥有亿万家产,但他一直崇尚简朴的生活,除了一次次将赚取的财富用于再投资,扩展松下的经营领域外,松下幸之助还有更长远的眼光。他在1979年一次性投入70亿日元资金创办了松下政经塾,该塾已经有66名学员毕业,其中30名毕业生已经当选为日本国会议员,两人成为知事,还有6人成为市长或区长。因此,松下政经塾也被称为日本政治家的摇篮,而这些在政坛呼风唤雨的人物也给松下带来了不少“回报”。

1930年代中期,松下在公司内提出七个指导性精神:品质,公正,团队合作,努力工作,谦逊,社会意识,感恩心情。这是属于松下的领导艺术:从日常领悟出发,坚持不懈与员工沟通,由此强化公司凝聚力,并使其在每个工作环节中得以落实。

松下幸之助(1805-1989)

  1894年出生于日本和歌山县;

  1918年创建松下公司;

  1922年诞生生产与员工教育并进的构想;

  1925年首次成为日本最高收入者;

  1935年将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制;

  1957年开始在全日本设立销售店;

  1961年辞去董事长职位,就任会长;

  1989年以松下公司顾问身份去世。

 

40一个人一生中要做三件事:一件感觉自豪的事,一件有趣的事,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

2006年6月10日,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创始人兼董事长、麦戈文人脑研究院创始人麦戈文先生及夫人劳瑞"麦戈文女士一行到清华访问。 

帕特里克·J·麦戈文(Patrick J.McGovern),国际数据集团(IDG)创始人、董事长,1959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创办IDG。曾获得多个美国著名工商界奖项。麦戈文是美国总统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顾问、美国信息产业协会理事、波士顿计算机协会理事、美国企业管理协会理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执行董事与怀德海学院董事。在Forbes杂志1999年评出的全美最大的400名富豪排行榜中名列第112位。

国际数据集团(IDG),系由帕特里克·J·麦戈文于1964年用卖掉汽车所得的5000美元所创立,总部设在波士顿,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脑技术信息市场研究、预测服务公司,经营范围横跨出版、会展、市场研究及技术风险投资等多个行业。IDG在全世界8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子公司和分公司,拥有11,500名高级研究专家和编辑人员,1999年全球营业总收入达25亿美元,毛利4亿2千万美元,纯利2亿3千万美元,在Forbes杂志1999年评出的全美50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中排名第45位。麦戈文先生的这句曾深深地影响中国的企业家。

41财富就个人而言,拥有财富意味着拥有更大的责任,当你拥有全世界的财富时,就要负担全世界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对财富有四大看法,首先一个企业的财富应该是精神财富大于物质财富,无形资产大于有形资产。个人财富也是如此;其次就是要正确对待财富,财富是生命的结晶,是劳动的成果;第三,财富是社会文明的一个基本载体;第四,财富在一定意义上,是属于全社会的,并不完全属个人。”

 

杨卓舒起家于房地产,逐步涉足教育、旅游、产业、市政等泛地产业,进而发展到“造城市”。造城计划几年前就开始战略布局,这是一座纯粹新兴城市,包括最先开始运作的规划面积为3600亩的服装产业园,建成后将是亚洲最大的服装产业基地;此外,还包括位于石家庄东部的,与当地政府合作建设的医药产业园和新兴建材园;一个总投资达37亿元的市政广场将成为未来石家庄新城区的商务中心;总投资240亿元的,旨在实现杨卓舒教育产业梦想的“太阳城”在未来几年内将出现在石家庄的东南方;最为庞大的是石家庄市属县级城市藁城的扩建计划——把200万农民锻造成城里人,总体规划是12年建成一个具有200万人口的城市。新藁城一旦完工,也将真正与之前建成的诸多产业园和“太阳城”连成一片,与老石家庄城区连成一体。在人口上,将新增300万人口,从而使石家庄人口达近600万。

杨卓舒认为中国应该在今后二十年内把70%的农民城市化,农民城市化,不是简单的人口迁移和人口性质的转变,而应该把农村人口的就业变为一种产业。

 

42“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历史上曾创造过巨大科学贡献。我的捐款最好不要用于盖楼房,而应该用它干一番新事业。”

 

2001年4月15日,英特尔公司宣布,该公司刚刚完成董事会的改组工作,选举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53岁的里德·亨特(Reed E.Hundt)为公司新任董事,接替5月份退休的公司创始人戈登·摩尔。尽管摩尔将退出英特尔的董事会,但仍然担任公司的顾问和名誉董事。英特尔现任总裁兼CEO贝瑞特指出,“我想,我们仍然需要他的观念和思想”。

这位温和而慷慨的老人将在一个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基金会中扮演慈善家的角色。2001年10月28日,摩尔向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捐款6亿美元,创造了美国单一学校获得的最大笔捐款记录(此前最高记录是2000年2月28日,IDG创始人麦戈文宣布向其母校MIT捐赠3.5亿美元,2001年5月,HP共同创始人威廉·休利特向斯坦福大学捐献4亿美元)。这项捐款,将用于该校未特指的项目,捐款将在10年内付清。这位身价近100亿美元的70多岁老人要在余生,将自己的财富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个意义不亚于他在英特尔的贡献。

 

43现在对于个人而言,金钱只是一个符号,再多的钱也是一样。现在追求的是一种事业的境界,一种实现人生抱负的情怀。这就是实现为国家发展、人类进步做更多事的人生理想。自己有责任为国家与民族做更多的奉献。”

 

2006年4月18日,由民政部指导的“中国慈善排行榜”在人民大会堂发布。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以1.617亿元的施财手笔连续第三年成为年度最慷慨慈善家。黄如论历年捐赠共计达5.8亿元。而根据2006年中国慈善排行榜,蝉联前两届慈善家榜冠军的黄如论2006年位列第三。

“首富不如首善”。黄如论出生于福建农村,35岁之前一直在家乡做小买卖。1986年,黄如论只身前往菲律宾淘金,曾在多个国家从事贸易。1991年,他返回家乡,开始投资于房地产业,并发展成为福建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商。上世纪90年代末,黄如论的金源集团将重心转向北京市场,其开发的楼盘完全利用自有资金,并多采用现楼销售的方式。目前金源集团正在向酒店和商业领域扩张,已拥有多家五星级酒店。黄如论持有金源集团15%的股份。

45“除了持久地付出爱心,现在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帮助一个人维持这一生。无论是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无论事业有成,还是穷困潦倒,人生不如意十之七八,等一切都有了,自己的生命也快完了。没钱羡慕有钱的,有钱的羡慕没钱的休闲,但没钱也确有没钱的痛苦。只有持久地付出爱心,热心慈善事业,才能摆脱这种痛苦。”

 

杨卓舒经历过苦难,有过仇恨,但他却没有让仇恨滋长,而是转化成悲天悯人的慈善胸怀。五岁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命运开始了对他的磨难和考验。作为长子,他必须早早地担起家庭重担,曾经为了活下去,他带领着7个弟弟妹妹“像野狗般四处寻找着食粮”。他曾在大雪天的荒郊野外,深一脚浅一脚地捡拾煤球,换钱谋生。

有一件事改变了杨卓舒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让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绝望中找到了出口,在丑恶的现实中发现了美好的灵魂。为了给父亲平反找证据,八岁时杨卓舒随母亲到省城哈尔滨上访,奔波了一个星期未果,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回家之前,杨卓舒和母亲在一条偏僻的小街上找到一家小饭铺,拿出了仅有的钱,要了两碗高粱米饭和一小碟咸菜。邻桌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刚刚要了一盘炒肉和炒白菜,当他看见杨卓舒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那盘炒肉时,便以最快的速度把炒白菜和米饭吃完,把一口未动的炒肉放到了杨卓舒的桌上,然后闪身匆匆地离开了饭铺。杨卓舒曾说,“这盘肉胜过世上的任何一本书,任何一门课,任何一种说教,它让我在极度苦闷、极度自卑、极度冷漠中感到了一丝温暖,这使我明白,做好事帮助别人的人,是从不图任何回报的。在这种信念下,我去盖房子,去办企业。我始终认为,好人必定有好报,卓达能有今天的规模,就是证明。”

由于无法找到当年帮助过自己的那位恩人,无法报答其滴水之恩,杨卓舒将报恩的心变成一种博爱,一种更普遍的回报。

 

46“如果财富使得原本是兄弟的富人与穷人成为仇人,那将引发社会的悲剧,富人们也将因此被钉在生命的耻辱柱上。”

 

美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家——也是为美国的慈善行为奠定风格者,是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善于抓住机遇,把员工看得重于一切、同时擅长把他们编织到为自己服务的机构中的商业领袖,在十九世纪末垄断了钢铁工业。作为一位不曾挪用公司一分钱的慈善家,他致力于用金钱的力量变革社会。

 

47创造大量的‘王朝财富’不符合我的世界观……我认为我的孩子不应当继承我的社会地位……不能因为你出生在这个家庭就得继承相应的社会地位。”

 

巴菲特进入中国,源于1997年国内引进的一本名为《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的传记,该书副标题“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一度吸引了广大散户投资者的眼球。

巴菲特的财富轨迹——

1930年8月30日,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

11岁,购买了平生第一张股票;

22岁,大学毕业赚得第一桶金:一万美元;

25岁,在自家卧室成立合伙企业,个人资产超过10万美元;

1965年,购得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经营权,正式成为千万富翁;

1981年,进入亿万富翁俱乐部;

1988年,个人资产突破10亿;

1997年,在自己的身价上添上了第10个“0”,时年67岁。 

 

48总的来说,传媒业富翁出现在慈善家排行榜上不像别的行业那么多,这一直令我惊讶。他们不想引起注意,所以匿名捐赠?这种解释过于牵强。”

 

这是美国《慈善纪事》总编斯泰茜·帕默对传媒富翁们的指责。《慈善纪事》(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双周刊)和《商业周刊》每年都编制美国各行业最慷慨的慈善家排行榜,前者列出60位,后者列出50位。此外,非盈利组织和大学也经常报告超级富豪的捐款。

根据它们的数据,传媒业的亿万富翁们似乎对别的行业的富翁对美国慈善事业的贡献无动于衷。比尔·盖茨已经保证或者已经捐献了自己480亿美元净资产的一半以上;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的捐献也以十亿美元计。虽然这两位跟娱乐业有点关系,但是他们的财富来自高技术行业。

南加州最慷慨的慈善家也不出自娱乐业:建筑业富翁埃利·布罗德,高居两个慈善家排行榜。身家60亿美元的布罗德,总共向公共教育、艺术和科学捐赠了约15亿美元。南加州最慷慨的慈善家也不出自娱乐业:建筑业富翁埃利·布罗德,高居两个慈善家排行榜。身家60亿美元的布罗德,总共向公共教育、艺术和科学捐赠了约15亿美元。

《慈善纪事》和《商业周刊》的慈善家排行榜上有一些传媒业富翁,比如特德·特纳、迈克尔·布隆伯格、柯克·柯克里安、戴维·吉芬和奥普拉·温芙蕾。

 

44人们因所得的东西而活,因所奉献的东西而打造生活。

 

这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名言。事实上,孔老夫子早就对此有定论。有这么一则故事。从前春秋时代的鲁国定有一种法律,凡是鲁国人被别的国家抓去做奴隶,若有人肯出钱,把这些人赎回来,就可以向官府领取赏金。子贡是孔子的学生,他很有钱,虽然也替人救赎被抓去的人,却不肯接受鲁国的赏金。他不肯接受赏金,纯粹是帮助他人,本意是很好。但是孔子听到之后,很不高兴的说:这件事子贡做错了。现在鲁国富有的人少,穷苦的人多。如果人们都以这种清高为尚,那么不肯受贪财之名的人,和钱不多的人,就不肯去赎人了。子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有一次他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个人送一头牛答谢他,子路接受了。孔子知道后,很欣慰地说:从今以后,鲁国就会有很多人自动到深水大河中去救人了。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是一个品味极高的有钱人,故而非常在意个人的形象,不屑于名利;而子路则是一个直肠子,他接受礼物固然不是贪利,但也决不会想去让人学习。孔子的评论,可以被认为反映了在儒家务实的社会管理体系中,个人的行为动机远没有个人的行为影响更重要。可以说,孔子主张一种更深远的动机,见微知著,意在为一种模范社会建构一种激励机制。

49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的钱太多,应该捐献更多。

 

电视业巨头海姆·萨班是传媒业最大的慈善捐款者之一,数年来向各类慈善事业捐款超过1亿美元。萨班的身家是17亿美元,也是少数批评其他传媒业巨头的富豪之一。

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开支票:它是一项社会和情感上的义务,传媒业富豪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传媒-娱乐业巨富,像萨姆纳·雷石东、查理·埃尔根、鲁珀特·默多克等,他们可不是大慈善家。这三位都名列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但是并不是美国最大的慈善捐款者。

美国娱乐业富翁对慈善事业的看法,就是在筹资会上买些席位。他们谈起股价、并购和新经济滔滔不绝,但是,社会问题,不会引起他们的太多兴趣。但美国的传媒公司喜欢吹嘘自己对文化和慈善事业的贡献:播出公益广告,为海啸受难地区提供匹配捐款,公司雇员通常相当慷慨地贡献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50在三年时间里,我捐赠了我的一半财产。老实说,在我签署捐赠协议时手在发抖。我知道我无法再角逐全球首富了。

 

这是媒体巨头、慈善家泰德"特纳(Ted Turner)的独白。CNN在1980年开播时,被嘲笑为“鸡汤面条网”(chicken noodle network)。但10年后,它已成为突发新闻的可靠来源。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CNN稳固了它的声誉,它当时的详尽报道,重新定义了电视报道战争的方式。1996年,特纳将他的媒体业务与时代华纳(Time Warner)合并,虽然他卖出了很多股份,但仍是最大股东。近年来,由于时代华纳的表现欠佳,他的财富一直在减少。

作为慈善家,他于 1997年承诺向联合国 (UN)捐赠10亿美元,但至今仍未完全兑现。特纳是热心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反核活动家。今年他造访了朝鲜,希望将非军事化地区变成一座和平的公园。他还有一个专门出售牛肉汉堡的连锁餐馆。亚瑟 "C"克拉克爵士 (Sir Arthur C Clarke)曾说道:“我有一个幻想,那就是泰德"特纳当选总统,却拒绝就任,因为他不想放弃权力。”

 

51我们相当肯定地认为,你必须对你是否能够取得成果予以衡量,而基金会领域并没有自始至终地彻底贯彻这一原则。”

 

在硅谷,尤其是在英特尔,摩尔是最令人敬佩的公司创始人之一,是最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他比其他人更能体现英特尔的模式:才华横溢,说话温柔,自我超越。1989年,摩尔从主席职位上光荣退休。1990年,他从当时布什总统的手中接过了美国技术奖。2005年,他又不事张扬地成为“美国慈善第一人”。摩尔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扛一根钓竿,到硅谷港区钓鱼,享受宁静的晚年时光。

1929年1月3日出生于旧金山;

1950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

1954年在加州工学院获得化学物理博士学位;

1956年开始在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职业生涯;

1957年与Robert Noyce和其他六名半导体工程师合伙创建了Fairchild Semiconductor,开始了集成电路的早期研究工作;

1965年,他预言道,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目每12个月就会翻一番,也就是“摩尔定律”。1995年,他对“摩尔定律”进行了修改,预言每隔18-24个月,计算机芯片的计算能力就会翻一番;

1968年,他与Robert Noyce离开了Fairchild Semiconductor,在加州西部的Mountain View创建了Intel公司;

1971年,Intel上市,尽管其主营业务还是内存芯片,但Intel已经发明了第一种微处理器产品;

1972年,Intel不动声色地涉足电子表业务,并于6年后退出这一领域;

1981年,Wintel联盟诞生,IBM在其推出的第一款个人电脑中使用了Intel的8086处理器和微软的DOS操作系统;

1985年,来自日本厂商的激烈竞争使得Intel在1984年出现了亏损,摩尔和后来的总裁格鲁夫决定退出内存市场,将公司的业务集中在微处理器上;

1987年,将CEO的位置交给格鲁夫,同年Intel以19亿美元的营业额成为硅谷第一大芯片制造商;

1990年被布什总统授予“国家技术奖”;

2000年创办拥有50亿美元资产的基金会;

2001年,根据公司72岁退休的制度,宣布将在5月份退出Intel的董事会。仍然持有价值49.3亿美元的1亿7900万股Intel股票。

        

52我的孩子已经得到我和妻子给的钱。在我死后,他们还会得到更多的钱。他们属于占人口1%的特权阶层,也许还是这1%人口中的前十分之一。即使他们不再得到任何金钱,也已经占了很大优势。

 

有一种说法,沃伦·巴菲特成为著名人物,是由于两件事:第一件事,作为世界上最有才能的投资者之一,他积聚了美国第二大的个人财富;第二件事,除了确实有必要外,他不愿意从他的410亿美元中开支1角钱。他做的事情包括:减少对他的孩子们的金钱资助;搜集游艇和名马;向有价值的事业提供大量资金。他活着的时候,是美国最大的“守财奴”之一;他死后,有可能成为最伟大的慈善家。

巴菲特财富瞬间

1995年巴菲特以23亿美元的天价购得盖可公司(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一半股份。1996年巴菲特全面收购盖可,获取29亿美元保费,200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9亿美元。

1998年12月21日伯克希尔完成了对美国最大的产物险再保险公司——通用再保险公司220亿美元的购并案。

2002年巴菲特率领旗下众多保险公司主动出击,包括世界杯取消保险、南海石油基地、芝加哥西尔斯大厦财产保险,以及反恐怖主义保险。成功的冒进使伯克希尔·哈撒韦当年盈利30亿美元。

2003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成功收购通用电气旗下雇员再保险公司,当年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表示,保险业务增长强劲,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第一季度运营利润预计将能够达到创纪录的17亿美元。

 53人应该有高贵的情感,所谓高贵情感就是因自己的存在而使别人快乐幸福;因自己的付出而使别人免除不幸与苦痛;因自己的努力与牺牲而使一个群体得以进步,因自己的终生劳作而使社会财富增加;如果自己有过错则绝不文过饰非,绝不虚伪,绝不向自己低头。”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杜发明“企业家”这个名词时,具体定义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按照萨伊杜的观点,杨卓舒应该算是一位企业家,他的确一直在进行转移的工作,所不同的是,杨所进行的转移是他津津乐道的非经济资源。

 

54从本质上看,基督教以博爱为名的慈善看作人类进行自我圣化并接近上帝的方法和途径。慈善也是对上帝和耶稣的信仰而派生出来的一种品质。人要在灵性上净洁自己,才配得上做上帝耶稣的子民。”

 

这就是基督教的慈善观。西方传统的慈善事业起源于基督教教会,教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宣传说:帮助穷人就是存钱在天堂。这很像《西游记》开头的借机劝善,说唐太宗做梦下了地狱,借了河南一个大活人在地府存的十三库金银中的一库来打通关节。等到还阳后派尉迟恭查访到本人去还钱时,不禁称赞说:“阳世间是一条好善的穷汉,那世里却是个积玉堆金的长者。”可见虽然有上天与入地之分,无论东方西方,积德都是行善的主要动力。

 

55“人生在世,能够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时候,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为无助的人寻求及建立较好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有意义,并视此为终生不渝的职志。”

 

轻轻点开李嘉诚慈善基金会网站,这些话就会跃然眼前。李嘉诚是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世界级企业家。1979年,李嘉诚完成收购和黄之举。在这场历时两年半被誉为香港开埠以来华资收购英资的经典之作完成后,李开始引起西方媒体的广泛注意,《远东经济评论》在1981年把李称为“香港的超人”,并以卡通人物为封面,自此,“李超人”的绰号也不胫而走。

李超人创业年表

  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

  1950年,在香港创办长江塑料厂;

  1958年,开始涉足地产业;

  1971年,创立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979年,收购和记黄埔集团;

  1987年,锁定核心业务:电信和港口;

  1999年,出售Orange公司;

  2000年,TOM.COM上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2002年,斥资约4亿元人民币认购中国电信股;

2003年,在英国开通3G业务。

 

56“只要我们伸手,我们就能找到午餐。因为在我们的身边,有着大量的资源在等待着用武之地,在等待着整合。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不是资金,而是思维,是对现实对社会的理解和把握。”

 

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得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里提出的一个新的经济学悖论:世界上存在着免费的午餐。

虽然不应以动机的考察否定善行的实际功效,但人对于自身行为动机的省思也自有其不容抹煞的价值。

日本古代有一个著名的禅师,有一天他接待了一个来访的富商。富商将一袋黄金捐献给禅师所在的寺庙,禅师接过袋子放在一边,什么也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注意到富商的异态,禅师问到:“还有什么事吗?”

  富商语气明显粗重地说:“虽然我是一个富商,但即便对我来说,这笔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难道我不应该得到一个起码的感谢吗?”

  禅师忍不住笑了,他把钱袋还给富商,然后温和地提醒他:“给与者应当感谢。”

对于那些不仅追求事业的成就,也孜孜于内在价值的人来说,这个故事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