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张树义：法院不应成为行政机关的“执行局”(新京报 2007-10-3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4:49:28
法院不应成为行政机关的“执行局”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7-10-31 8:12:22 · 来源： 新京报
■ 视点
面对执行难，法院与行政机关相互推诿，根子在司法的行政化。在申请执行案中，法院所应当扮演的角色是裁断，而不是执行，法院只应审查是否可以或应当执行，具体执行还应当由行政机关做。
行政强制法草案正在热议之中，浙江法院“拒受非诉行政执行案”又引发争议。事情缘于今年8月18日，浙江省高院官员提出，诸如违章拆除、恢复耕种、责令停产等非诉行政执行案容易激化矛盾，同时由于执行效率不高，容易使法院陷入两难境地。为此，各级法院一定要严把受理关，明确了六大类非诉行政执行案不予受理的标准和依据，以此敦促行政执法机关积极作为，也为法院日益加重的执行任务减负。（昨日《法制日报》）
浙江法院的做法自有其道理，但如果对其进行合法性审视，此种做法并不妥当。行政领域中的法定义务如何实现，早在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中就确定了基本模式：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是原则，自己执行是例外。这一模式已被审议中的行政强制法草案所采纳。之所以确立这样的执行模式，是因为行政强制执行是用强制手段实现某种状态，故此可能对公民的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为了慎重起见，在“实现”之前，加一道司法审查关。
然而，这样一种强制执行的模式却在实践中遇到了难题。
一是出现申请执行案数量多于诉讼案的怪象。非诉执行案涉及房屋拆迁、土地执法等诸多领域，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大量此类案件，仅浙江省高院统计，全省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数量逐年激增，每年增幅平均达30%。2006年，全省各级法院受理的非诉行政执行案已递增至20497件，与行政诉讼案件之比达到5.5比1。
二是一些行政执法机关对某些易产生矛盾案件，习惯选择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来解决。尤其在一些敏感案件的执法上，部分行政执法机关消极执法，致使前期监管不到位，没有将违法行为处置在萌芽状态，直到大量违法行为发生或已经产生严重后果后，才予以处罚。而此时，这种案子往往成了“老大难”的“骨头案”。那些能自动履行或比较好执行的案子，行政执法机关往往会下力气办好；一些难执行，矛盾争端多，又容易引起群众不满的案件，一些行政执法机关则往往申请法院执行。而这种案件即使到了法院也难以执行，再加上法院执行人员有限，法院的执结率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问题”，也是行政强制法需要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应当说，目前中国的执行模式是具有可行性的，试想，对行政领域中的执行问题如果不加以司法控制，任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那么，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就会“裸露”在行政强制力面前，缺乏必要保障。
这些问题出在“执行”，但根子却在“行政”。破解此类难题的关键，是要解决司法的行政化问题。必须要明确，法院不应成为行政机关的“执行局”。在申请执行案中，法院所应当扮演的角色是裁断，而不是执行，法院只应审查是否可以或应当执行，具体执行还应当由行政机关做。这里，司法的角色只是相当于发给行政机关一个“执行通行证”，断不能审查之后帮助行政机关去执行。
当然，对于法院的“去行政化”，最为重要的是依法加强制衡行政权力的能力。司法对行政的附属地位才是“执行难”的症结所在。但如何增强司法对行政权力的制衡能力，这道难题只能交给立法机关来破解。
□张树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zonghe/1044/2007/10-31/011@081222.htm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7-10-31 8:12:22 · 来源： 新京报■ 视点
面对执行难，法院与行政机关相互推诿，根子在司法的行政化。在申请执行案中，法院所应当扮演的角色是裁断，而不是执行，法院只应审查是否可以或应当执行，具体执行还应当由行政机关做。
行政强制法草案正在热议之中，浙江法院“拒受非诉行政执行案”又引发争议。事情缘于今年8月18日，浙江省高院官员提出，诸如违章拆除、恢复耕种、责令停产等非诉行政执行案容易激化矛盾，同时由于执行效率不高，容易使法院陷入两难境地。为此，各级法院一定要严把受理关，明确了六大类非诉行政执行案不予受理的标准和依据，以此敦促行政执法机关积极作为，也为法院日益加重的执行任务减负。（昨日《法制日报》）
浙江法院的做法自有其道理，但如果对其进行合法性审视，此种做法并不妥当。行政领域中的法定义务如何实现，早在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中就确定了基本模式：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是原则，自己执行是例外。这一模式已被审议中的行政强制法草案所采纳。之所以确立这样的执行模式，是因为行政强制执行是用强制手段实现某种状态，故此可能对公民的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为了慎重起见，在“实现”之前，加一道司法审查关。
然而，这样一种强制执行的模式却在实践中遇到了难题。
一是出现申请执行案数量多于诉讼案的怪象。非诉执行案涉及房屋拆迁、土地执法等诸多领域，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大量此类案件，仅浙江省高院统计，全省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数量逐年激增，每年增幅平均达30%。2006年，全省各级法院受理的非诉行政执行案已递增至20497件，与行政诉讼案件之比达到5.5比1。
二是一些行政执法机关对某些易产生矛盾案件，习惯选择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来解决。尤其在一些敏感案件的执法上，部分行政执法机关消极执法，致使前期监管不到位，没有将违法行为处置在萌芽状态，直到大量违法行为发生或已经产生严重后果后，才予以处罚。而此时，这种案子往往成了“老大难”的“骨头案”。那些能自动履行或比较好执行的案子，行政执法机关往往会下力气办好；一些难执行，矛盾争端多，又容易引起群众不满的案件，一些行政执法机关则往往申请法院执行。而这种案件即使到了法院也难以执行，再加上法院执行人员有限，法院的执结率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问题”，也是行政强制法需要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应当说，目前中国的执行模式是具有可行性的，试想，对行政领域中的执行问题如果不加以司法控制，任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那么，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就会“裸露”在行政强制力面前，缺乏必要保障。
这些问题出在“执行”，但根子却在“行政”。破解此类难题的关键，是要解决司法的行政化问题。必须要明确，法院不应成为行政机关的“执行局”。在申请执行案中，法院所应当扮演的角色是裁断，而不是执行，法院只应审查是否可以或应当执行，具体执行还应当由行政机关做。这里，司法的角色只是相当于发给行政机关一个“执行通行证”，断不能审查之后帮助行政机关去执行。
当然，对于法院的“去行政化”，最为重要的是依法加强制衡行政权力的能力。司法对行政的附属地位才是“执行难”的症结所在。但如何增强司法对行政权力的制衡能力，这道难题只能交给立法机关来破解。
□张树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zonghe/1044/2007/10-31/011@0812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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