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我亲日，但是不卖国

2010年08月20日14:42新华网我要评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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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最后日本人进来，哄着劝着请曹汝霖出来做官，可是他坚决拒绝，就是不出来。按照曹汝霖自己的说法，我亲日，但是不卖国。真是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候，他就是不跟日本人合作。
继《历史的坏脾气》与《历史的底稿》之后，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历史学者张鸣推出新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这部作品打捞了以往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五四史实，提出了重新审视北洋军阀与五四运动之间关系的新视角。在新书沙龙上，除了主角张鸣外，还有吴思、梁文道、陈丹青等，围绕“五四与军阀”及其延伸话题，谈到诸多令人深思的话题。
张鸣：研究五四还是“有鱼可捞”的
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这的确是个需要追问的问题。虽然说，我这个人研究历史，或者说琢磨历史，没有科班出身的人那么多局限，经常在晚清和民国之间跳来跳去，东捞一把，西摸一下。如果有条件，古代史我也敢碰。像我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没有家法，也就没有限制，也不想有限制。但是，对于五四，我却一直没有热情，相关的史料也摸过一点，但兴趣就是提不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着一个成见，认为五四跟太平天国一样，下手的人太多，大鱼早都捞没了。
事情的转机在2005年下半年。那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学期的课，每周一次，时间空得很，因此跟那里的有关人士混得很熟，包括《二十一世纪》杂志的编辑黎耀强先生。等我回内地之后，黎先生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不知怎么想起要找写五四的稿子。然后就找到了我，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劝诱我写五四。我说，你就是喜欢在内地找人，史学界做五四研究的人不少，而且名家也有几个，怎么会找到我的头上？他说，别的人路数我都熟悉，能写成什么样子，我现在就可以估计出来，唯独你可以写个跟别人笔下不一样的五四出来。这么一来二去，人都是喜欢被恭维的，慢慢就动了心，开始认真摸这方面的研究，摸史料。
摸了一阵之后，我发现，别看五四研究者甚众，著述甚伙，但打周策纵、彭明起，大家关心的都是思想文化，然后就是文学，说人物，也就是北大那几位。即使写出五四全史的周策纵和彭明，也较少涉及这场政治运动的政治关系。好像只有台湾的吕芳上，谈到了五四跟国民党的关系。但是，跟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比如直皖之争，官僚政客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全都为人忽视了，好像五四期间，这些政坛上的要角，全体失踪了一样。另外，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动员的，怎么宣传的？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我兴趣来了，感觉还是有空子可钻，有鱼可捞的。
梁文道：军阀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张鸣写史的方法像唐德刚，是用一些杂文、散文的笔路来写历史，而不是一个我们心目中现代很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集。当然他的注释、参考书目这种规范完全讲究，有理有据。但是他的写法风格、文笔是一个很恣肆汪洋的、带评夹叙的文集。
很多年轻人，也许还不太清楚吴佩孚是谁。一般历史书、教科书中说吴佩孚是军阀，但是你看这本书（《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封面有一堆军阀，仔细看会了解，以前的军阀跟我们现在教科书上所认识到的并不太一样。我小时候在台湾看电视剧，通常军阀都是留着胡子，叫大帅。没事坐在沙发上，旁边有些二姨太、三姨太，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给他吃葡萄，一定是吃葡萄，大帅不吃别的。如果有人来打搅，大帅就会说，拖出去毙了。但是你看这本书，大帅跟他们底下的军警很怕毙人的。
我觉得这本书除了讲到当年的军阀或者警察不乏好干部外，那时也有一些问题会出现，比如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读过，郭钦光是五四运动中第一个牺牲的学生。我看张鸣的书才发现，郭钦光怎么死的？什么叫为五四而牺牲？他自己是肺结核死的，就是运动途中累死的。累死之后，这个消息传出去，全国的学生、媒体都很激动，就说死了人，最初还谣传说是军阀打死的，政府打死的，越弄越大，全国开追悼会，追悼会上哭声一片。有一些文人写歌、写词纪念他，结果搞了半天原来这个人自己病死了，但是在当时也不管了，反正就这么闹。
我觉得我们读史的时候，可以注意到，除了借古喻今之外，我们对古人问的问题，对那个时代问的问题，问出的那些答案，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甚至是超越今天呢？这是很重要的。
吴思：把五四复原成历史的原汁原味
这本书我全看了，我看得津津有味。张鸣说他这本书写完以后有一个感觉，捞到大鱼了。我觉得他说得对。我也算是办历史杂志的，五四这方面的文章看得多了去，没有像他这么系统地梳理过。
张鸣不是单方面写五四。这是一场三个人的下棋，每个人走一手意图是什么，另外一个人怎么反应的，第三个人又怎么反应的，这是一场戏。所以看完这个之后，就是一场三国演义，至少是两个人精彩的博弈，一盘棋下得津津有味，不再是花架子单独的三人武术表演。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鸣这本书把五四复原成历史的原汁原味、重要的互动图景。这是我对这本书有好感的第一点。
这本书有很多颠覆性说法。颠覆性说法之一，比如我们很熟悉的一种常规的说法，上海工人罢工了，商人罢市了，上海的军阀给北京打电报说罢工了。怎么一提罢工军阀那边就怕了呢？张鸣的解释是，其实北洋军阀政府并不怕罢工，也不怕罢市，还不怕罢课，他们怕的是军阀内部自己的人都说话了，你不能不买他的账。军阀内部的分裂是最可怕的，因为有枪、有人，占据着上海，他们说话不能不买账。张鸣说的这个解释合情合理，让他这么一说，就觉得以前的习惯看法被颠覆了，至少我觉得有说服力。
还有一个颠覆性说法。这里有火烧赵家楼中的三个“卖国贼”。这三个卖国贼，看张鸣怎么给翻案的。他说这些人首当其冲，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实在是逃无可逃。不过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还是安分守己的。首先这几个人很清廉，不贪污。另外最后日本人进来，哄着劝着请曹汝霖出来做官，可是他坚决拒绝，就是不出来。按照曹汝霖自己的说法，我亲日，但是不卖国。真是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候，他就是不跟日本人合作。还有挨打的、几乎半死的张宗祥。最后五四抓了那么多学生，张宗祥应该是出了一口恶气，可是张宗祥怎么表现的呢？张宗祥躺在床上动不了，托他的夫人保学生出来。这不容易的。总而言之这三个人在张鸣的说法里，在那个情景下被扣上卖国贼的头衔，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在当时的情景之下还尽他们所能为中国争取了一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