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属污染土壤爬上餐桌

坐到餐台前，面对满桌饭菜，首先关心的不是它们的蛋白质、维生素含量，而是忧心其中铅、汞、铬、砷、镉是否超标，这绝非少数人的矫情。它们从人类制造的污水中流进土壤，进入农作物，最后潜伏于人体内，酝酿着重金属危机的一次次爆发。

被镉污染的扁豆。 南都记者 方谦华 摄

天津南排污河常年漆黑。 南都记者 左志英 摄

坐到餐台前，面对满桌饭菜，首先关心的不是它们的蛋白质、维生素含量，而是忧心其中铅、汞、铬、砷、镉是否超标，这绝非少数人的矫情。

它们从人类制造的污水中流进土壤，进入农作物，最后潜伏于人体内，酝酿着重金属危机的一次次爆发。在现代化轨道上狂奔多年，蓦然回首方觉，人们不时跌落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搭建的人类需求金字塔的第二层———安全需求。

“污染一次，遗害万年”

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一个小组正致力于污灌土壤蔬菜中镉的减量技术研究。简单而言，就是选择镉吸收能力相对较弱的叶类蔬菜，并结合生产中的土壤修复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蔬菜的镉吸收量。

之所以选择叶类蔬菜，是因学界公认，在所有农作物中，其最易受重金属污染，而镉，是导致天津土壤污染中最为重要的重金属之一。

蔬菜中的重金属，20多年来的监测，显示出一条令人忧心的轨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天津资环所现任副所长王正祥就曾参与过天津市园田土壤和蔬菜中8种重金属，即汞、铜、锌、铅、铬、镍、砷、锡的含量状况调研。调查结果表明，施用城市垃圾肥的土壤，有5种重金属含量高于背景值，其中汞达到背景值的30多倍；而污灌区土壤，8种重金属含量全部高于背景值，其中镉超出10倍，汞超出125倍。

土壤中本来含有一定的重金属，未受外界污染的土壤的重金属含量称为土壤背景值。

王正祥等人的调查还显示，蔬菜中重金属方面，污灌区蔬菜中5种重金属含量高于远离城市污染源土壤，其中镉和汞超标2倍多。整体上看，蔬菜中重金属含量尚未超过食品卫生标准，但这种积累的趋势值得警惕。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天津市农业环境保护管理监测站的研究人员再次锁定污灌区蔬菜。他们从天津的东丽区、西青区和武清县这三个重金属污染相对严重的污灌片区采集大白菜、韭菜、芹菜、黄瓜样品进行重金属检测。结果发现大白菜中，43%的汞超标，23%的镉超标。而部分样品的铅属于轻度污染。说明污灌区蔬菜中重金属开始威胁到人类的健康。

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祖伟，近年持续关注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污染。2006年，他指导研究生李宗梅，从东丽、西青等7个区县的污灌片区采集土壤和小麦样本并检测分析重金属的分布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土壤中镉和锌含量超标；小麦穗实样本中，66 .7%的镉含量超标，最大超标1 .33倍。锌，也有一个样点超过食品卫生限量标准。

这些数据，并不会随着时光流转快速过期。因为重金属随污水进入土壤———主要是40厘米以上土层后，不易转移，也不易被微生物分解，就如墨汁滴入清水中，浑然一体，难以剔除。现有的治理方法，如利用超富集植物吸收并将重金属转移出土壤，或利用土壤修复剂稳定重金属，或利用表面活性剂清洗土壤等技术手段，大多处于试验阶段，加之治理费用昂贵等因素，真正用于工程的成熟方法很少。

因而重金属对土壤，可谓“污染一次，遗害万年”。

污灌区高歌猛进

污灌导致的土壤污染问题，是天津农业的一大顽疾。2003年的数据显示，天津污灌面积为9万公顷，占全市灌溉面积的22%.

天津的污灌区主要有三个，南排污河灌区、北排污河灌区和北京排污河灌区，南排污河从城西流到城南，以生活污水为主，兼有工业污水。北排污河从城东城北流过，主要接纳冶炼、化工等工业污水。而北京排污河主要接纳的是北京的工业污水，途经天津北部的武清县、宝坻县、北辰区等。三大排污河的终点是同一个，渤海湾。

大量使用污水灌溉，天津乃情势所迫。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流纵横，但严重缺水，每亩水资源拥有量仅为260立方米，只有全国亩均拥水量的15%.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祖伟说，这主要是因为海河上游水库众多，水到天津段，所剩无几。

公开资料显示，天津农业年均耗水约12亿立方米，占全市可供水资源量的半数，因为灌溉方式粗放，水利用效率不高，农业用水实际需要24亿-28亿立方米，而每年能够提供给农业的水量仅为15亿立方米。

与农业的水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与日俱增。

天津是老工业城市，从洋务运动的军用工业起步，如武器与船舶制造，冶炼、化工、铁路、电信等，后逐步向民用工业倾斜，如棉纺、染织、面粉、制油、造胰、烟草、造纸等，催生了一串中国第一：第一台电视机、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汽车等。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滨海新区开足马力后，天津工业迎来又一个春天。作为伴生品，工业废水不断增加，2003年的排放量是2亿多吨，成为企业与社会的沉重负担。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富含氮、磷等营养物，且一定含量的重金属有利于农作物生长，自然成为补给农业用水的不二选择。

天津的困局是全国特别是华北地区的缩影。中央从1956年便倡导污水灌溉，1957年将其列入国家科研计划，1959年确立“变有害为无害、充分利用”的原则。之后，全国陆续形成五大污灌区：天津污灌区、北京污灌区、辽宁沈抚污灌区、山西污灌区、新疆石河子污灌区。

有现实需求和政策鼓励，全国污灌面积节节攀升：1964年4.2万公顷，1976年18万公顷，1980年133万公顷，1991年306万公顷，1998年362万公顷，占全国灌溉总面积的7.3%，其中85%在缺水的北方，集中于大中城市和工矿区附近。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说，这两类地方的农作物重金属污染问题都比较严重。

从“补品”到“毒品”

天津南排污河旁于台村58岁菜农冯玉江记得，他还是孩子时，全村人就用南排污河的水浇地，有人还会从河里挖污泥铺到田里当肥料用。那时河水大多来自厨房、厕所、洗衣盆，富含氮、磷等，且有铬、铜等一些植物生长所需元素，是庄稼不错的“补品”。

大量文献资料显示，起初，污水所过之处，庄稼长势喜人，污灌被视作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既给工业和生活污水找到出路，又使农业增收，它对生态环境的杀伤力则被忽视。辽宁沈抚灌区曾作为污灌典型向全国推广，沈抚灌渠被当地人称作“大米河”。

大好形势没能一直延续。冯玉江记得，南排污河逐渐变得黝黑、恶臭，有时又像水墨画，出现大片大片的红、黄、蓝等色，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有种难以言表的怪味。在他印象里，转折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沿河陆续冒出很多工厂，当时于台村即有十数家，有生产自行车的，有做电镀的。而电镀厂，恰恰是排放镉等重金属的大户。于是，于台村一带随之成为研究天津污灌区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污染的理想地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