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劳动：谁是老板？

学生把教授称老板，部长把总理称老板，小国把大国称老板。老板被看作支配者。资本和劳动之间，谁是老板？我要用“奥卡姆”剃刀来解剖这个既沉重又考验人智慧的难题。结论预告：谁当老板不一定。
 
谁的风险大谁当老板
 
要从“剥削”开始谈起。
“剥削”这个词没有清晰的经济学内涵，大抵是指利用别人，占人便宜，马克思叫做“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劳动者只能从自己的利益要求上欢迎关于反对剥削的理论，谈不上理解这个理论，因为经济学家也没有多少人搞清楚这个理论。未获得政权的革命政治领袖也欢迎这个理论，因为它的确能激发革命热情。但是，一旦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结束，要搞建设了，要想合理利用国家的稀缺资源了，便发现关于剥削的理论使政治家们陷于尴尬境地。
据说，80年代党的高层领导曾经对已有的“理论”表示困惑，发问道：那些投资者固然挣了很多钱，但他们自己消费不了多少，而是把大部分用来投资，钱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创造了财富在社会上，难道他们是资本家吗？显然，党的领导把“资本家”当成了一个贬义词，同时也把投资者看作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士，认为后者不该是资本家。
最近这一年，关于资本家能不能入共产党的问题在“理论界”搞得沸沸扬扬，希望他们能入党的人士，当然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拥护者；而对立面的人士也正是把资本家可以入党这一点，看作了“三个代表理论”的软肋。
那些投资者当然是资本家，因为资本家这个词几百年来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确定的内涵。人们喜欢不喜欢他们是另一会事。至于他们能不能入共产党，也取决于的共产党的利益要求，而共产党的利益要求决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吸收资本家入党在我看来有利于共产党继续执政，至少党员们应该高兴才对。如果有的党员想另有图谋，“入党”问题就成了一种政治行动的由头，那我们也无从置喙。——这一切，我们都不必较真。
该较真的是“理论”。政治不要糟蹋科学理论，虽然已经糟蹋了无数年。剥削问题，从学理上讲是一个经营剩余（利润）谁所有，以及经营过程中谁支配谁的问题，用经济学家习惯的说法，是一个“谁雇佣谁”的问题。
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把伦理价值判断放到一边，做下面这样的“思想实验”：
第一种情况，让普通工人选出代表经营企业，或由他们雇佣经理人来经营企业，那会怎么样？经理人一定保证工人的收入最大化，是不会考虑资本积累的，因为资本的增殖后果只有利于资本家。资本积累能力减弱，竞争力就减弱，当然把资本家置于亏损的高风险状态。企业一旦亏损以至倒闭，资本作为专业化的设备，几乎是完全被报废，而工人又投入其他企业了。我们见过倒闭企业，那是残垣断壁和废铜烂铁，企业的工人在哪里？他们又在别处上岗了。简单说，在劳动力和资本结合成的企业中，工人与投资者之间的风险不对称，投资者的风险大。
第二种情况不难理解，如果由投资者自己管理企业，或由他们出资雇佣经理人管理企业，几乎是一种“双赢”的后果：管理者对资本积累负责，企业竞争力得以稳定，雇佣工人的职业也得以稳定。如果企业倒闭，最终的风险当然还在投资者方面，工人的风险仍然不大。
谁冒得风险大，谁来当老板，这是一种降低风险的制度。人类发明各种制度，就是要降低各种风险。所以，在风险主要由投资者承担的情况下，投资者当老板天经地义。有人用“资本家也劳动”，来证明资本雇佣劳动的合理性，真是胡言乱语。凭什么他的劳动就占便宜？解释不通。
再设想第三种情况：仍由工人的代表管理企业，但让工人一方适当约束自己的工资增长，而同时适当考虑资本的积累如何？天方夜谭。让工人提高觉悟，照顾投资者的利益，决不可能，人性使然。实际情况往往是，工人很难监督自己的代表，而代表很容易被投资者收买，转向代表投资者的利益。这种以收买为手段的制度安排，会有很高的交易成本，对效益提高是一个制约。
结论是：由资本家获取企业经营剩余，并直接或间接管理企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如果承认人类社会的整体福利是存在的，还承认它是物质财富数量的增函数，那么，这种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就是有利于人类福利水平提高的制度。
我不懂，上面的道理对有些人为什么那么难理解。
 
资本也会退居二线
 
当然，风光不会被资本家占尽。不是所有的企业结构，都导致投资者的风险大于劳动者的风险，下面是几个例证。
由医生组成的企业，医生的风险往往要大于资本的风险。医生的技能是高投入的结果，一旦医生因为医疗事故致患者于非命，并为社区居民所知，医生的职业生涯就麻烦了。让他当搬运工？当然可以，但他巨大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报废了。所以，医院的管理者应该是医生，否则医院无法发展。
大学也差不多。它的资本的专业性不强，它的土地和房屋可做其他使用，或可成为一所新大学的校舍，所以，在大学这种“企业”，资本的风险不大。大学的品牌是靠教授创出来的，品牌倒了，教授的职业生涯就麻烦了。教授固然可以流动，但平均来讲，是往低处流，而不是往高处流。所以，在大学里，教授的风险最大。因此，大学里应该是教授雇佣校长，乃至雇佣资本，而不是资本雇佣校长；校长应该向教授以及他们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一个给大学捐款的富人，心里不应该想他自己如何控制大学，而只求一个名声就够了。大学校长也不要因为收了谁的钱，就一定送谁一个博士头衔。只有不成熟的捐款者和不成熟的校长，才会拿大学声誉做交易。
政治家组成的“企业”可以理解成现代社会的政党或政府，但政党和政府的内涵有很大差异。政治家的人力资本也是很高昂的，他们因此承担的风险也很大。一旦政治家的名声被污，半生辛劳便毁于一旦。所以，在成熟社会中，成熟的政治家并不听命于具体的某个政治捐款人。政治家要自己控制政党或政府。过去我们说政党代表了利益集团，其实，据美国学者所做的实证研究，美国政治家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利益集团的影响不是没有，但在力量的平行四边形中，每一个集团的作用都被化解为力量的一部分，且作用方向早已不同。概言之，成熟的现代社会里，“政治企业”也不是资本独家控制。某一个或几个资本集团控制的社会不会是现代民主社会。
在上面这几个领域，承担风险的不是资本，资本便退居二线了。
上述分析，没有解决“剥削”问题所包涵的伦理价值判断问题。投资者雇佣工人，几乎一定会最大限度地压低工人工资，让工人忍受不能再差的工作条件。正如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所观察到的：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这种批判不是经济学的使命；经济学家不应该把自己的手伸得太长。资本退居二线的医院、大学和政治圈子不见得就清明昌平，这我们都知道。从“人权”的角度对资本家的批判不是科学活动，而可能是一种政治行为。经济学只是指出资本在一线或二线的原因与后果。至于经济学家自己的伦理价值判断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
 
强势阶层不要忘记增加自己的教养
 
当然，我不认为对资本的批判，只是一种价值观的声辩，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高分贝的声辩会产生力量，形成对资本的限制，增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如果资本家永远给工人家庭三顿饭钱，哪有今日的现代化？限制资本的因素还有下面几个：宗教、工会、竞争和技术进步。基督教包含了平等诉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对资本家有约束作用。工会更不用说，主要使命就是与资本家订立工资协议。竞争对工人是一把双刃剑，但在西方国家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以后，劳动市场的竞争变得对工人有利了。技术进步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排挤工人，另一方面又使投资者不得不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社会就是这样，只要有市场，有竞争，有多元化，让资本当老板，也坏不到哪里去。相反地，如果没有市场，没有竞争，没有多元化，资本退居二线，也好不到哪里去。让经济学家宣传自己的“工具理性”，伦理维护者鼓吹自己的价值观，政治家讨好自己的支持者大众，也让资本和劳动根据自己的承担的风险去分别找一线或二线位置，这个社会大抵就有希望了。希望就在于这样的和谐，并在和谐中改良。可是历史证明，和谐离不开强势阶层增加自己的教养。
党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