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法门”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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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宗派。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纯粹是中国佛教的产物。它因主张用“禅”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
禅宗的形成,是整个佛教史上的大事。但后人的记述纷杂不一,异说多端。据早期文献史料记载,从禅思潮在与义学对立中兴起,到禅众形成为僧侣中的特殊群体; 从禅众批量流动的生活方式,到群聚定居,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有极深刻的社会原因,特别与北魏以后波浪式出现的流民问题息息相关。
禅,梵文dhyana(“禅那”)音译的简略,意译为“静虑”、“思维修”,原为印度各种教派普遍采用的一种修习方式,在佛教思想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它渊源于印度远古吠陀时代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所讲的“瑜伽”(yogā)。“瑜伽”,意为静坐调心,制御意念,超越喜忧,体认“神我”,以达“大梵” 境界。瑜伽的修行,纯属内观亲证的范畴。《禅定点奥义书》说:“练体与制气,敛识与持意,静虑三摩地,瑜伽六支也。”(《五十奥义书》970页,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里所说的“静虑瑜伽”,就是修习禅定。据佛教典籍《俱舍论》、《瑜伽师地论》等解释,认为通过“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的禅 定修习,可以制服烦恼、引发智慧,超脱世俗、抵达彼岸。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证得涅盘,实际上就是得益于禅定。
佛教传入中国之时,也传来了禅法。禅法在中国同样受到特殊重视。道安说:“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出三藏记集》卷六《大 十二门经序》)就是说,禅定几乎可以囊括佛教的一切方面。智□也认为,“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借。”(《修 习止观坐禅法门》)禅法本身已包含了止和观两层意义,所以止观方法的核心是禅定。尔后,宗密也指出,禅定乃是佛教徒必修的法门,“三乘学人,欲求圣道,必 须修禅。离此无门,离此无路”(《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一)。
随着大量禅经的翻译以及各类禅法的具体实践,至南北朝时期,中国境内大致同时流行着三种主要禅法,它们是:以数息为要的“安般守意”小乘禅法;以对治和观 佛为主要内容、兼融了大乘的小乘禅法;以证悟大乘佛教“如来藏”佛性为根本的如来禅。它们争取徒众,扩大影响,发展势力,乃至相互构难,造成禅法的多头化 展开趋势,各种禅学派系先后形成。
北魏时期,由于政局变幻,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禅法在北方地区获得深厚的社会基础,禅学派系活动发达。相传菩提达摩自南天竺泛海而来,登陆于南方沿海,并于刘宋后期进入北魏境内,在嵩山一带教授弟子,传播新型禅法。他的传法活动为后来禅宗的建立做了前期准备。
据道宣《菩提达摩传》记载,达摩所授禅法,其内容大致如下。
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
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着。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
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
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定不移,不随他教,与
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摄。(《续高
僧传》卷十六)就是说,无论“安心”、“发行”、“顺物”、“方便”,都可看作“入道之门”。但归结起来,则有“理入”、“行入”两个要点。题为达摩弟子 昙林所作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及序》,所述达摩禅法内容与道宣所载一致,一般认为也属可信的资料;或以为道宣所载即出自昙林记述。
所谓“理入”,即“凝住壁观”,以“理”作为观想的对象。“与道冥符”,即与“理”相契(指通过直观体验而契合)。所谓“壁观”,是使心如壁立,不偏不 倚。“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体现的是自《涅盘经》经《胜鬘经》而发展起来的如来藏(真如)缘起思想,达摩所依持的四卷本《楞伽经》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中也反复申述这一思想。因此,“藉教悟宗”的“教”,当指四卷本《楞伽经》;“宗”,当指《楞伽经》所说的“自宗通”即“自觉圣智境 界”。由于这种境界需要依“教”悟入,所以说为“藉教悟宗”。这表明,达摩的禅既没有离开“教”,也不可能脱离“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