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究竟能够且已经做什么？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私人领域，即使凯恩斯开始把经济学重新拉回到公共领域，也主要是针对短期的萧条经济学而言；正因如此，当前具体的市场经济领域已经越来越缺少了主流经济学家置喙的空间，相反，起作用的应该古典式的经济学，而他们的根本作用在于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方面。但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和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却大肆在学商政各界翻江倒海，最终使得国内的经济秩序更为混乱。是以重拾旧文一篇以明其事。经济学家究竟能够且已经做什么？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十一）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人的行为及其互动行为所产生的社会现象，而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行为都必然是社会性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即使纯粹的资源配置也不例外；也就是说，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私人领域。然而，自边际效用学派兴起之初，经济学就把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并逐渐由一门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增加财富的学问变成了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甚至“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也被“经济学”所替代了。正因如此，局限于私人领域的主流经济学主要探究的是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等孤立的个人理性问题；而且，在建构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主流学者认为，通过市场中“无形的手”机制可以实现私利和公益的统一，个体对资源的理性处理可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将一门探究经济发展规律以及促进人类福利提高的学科转变成了一门个人发财致富的学科。也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欧美那些掌握了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人员（也往往被误称为“经济学家”）开始大量地进入私营研究所、投行、基金公司或者其他咨询机构以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开始转变为货真价实的经济分析师。
究其原因在于，解决私人领域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边际效用相等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等技术性这类问题，当消费者和生产者被灌输了这一知识和理念之后，更具有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及特定知识的现场者个体可以更好地处理其他相关的一切具体事务。相反，与具体事务相脱节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根本不具有现场者那种基于不断变动信息的个人知识，也无法像现场者那样采取灵活多样的行动，而且，经济学家有优势的那些属于经济学理论的共同知识又往往是非常抽象的，主要是事后解释性的而非常缺乏对未来的预测力。实际上，任何一个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人在其具体的工作领域往往都会比那些一流经济学家干得更出色，就像一个掌握一些基本原理的汽车维修工都比那些呆在实验室里的物理学家更加了解汽车的结构和性能一样，况且，经济领域的变动信息要比机械制造业更为复杂；因此，属于私人领域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依赖经济学家提出什么建议，经济学家实际上也不能起什么作用。特别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思维的指导下，不但一切市场经济行为都应该由于孤立个体自由展开，而且，一切社会制度的完善和“设计”都是市场中分立主体互动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在微观经济活动还是宏观经济导向方面，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已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空间。
当然，即使在当前以个人决策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中，也不是说经济学完全无事可做，我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加以说明。（1）就像人类对汽车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因而汽车制造者或维修者也需要更为先进的知识一样；同样，在经济学领域，人们也希望对资源的使用更有效率，而这依赖于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2）为了符合社会的公意，也必须对汽车的结构和性能要求加以规定，汽车制造者或维修者的工作必须遵循这个规定；同样，经济学家也需要对市场中的个体行为中可能危害社会的行为加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限制规定。（3）即使市场经济中完全由个人进行决策，但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正确程度却依赖信息的充分程度；显然，一个社会的信息沟通状况往往依赖于其市场机制的完善度，而这需要由经济学家等来推动并由政府或其他社会机构来实施。上述三大领域都表明，如果说现代经济学家对社会经济的参与还有积极作用的话，他的主要职责也不是在私人领域，而是在公共领域；实际上，古典经济学家就特别强调经济学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也正因如此，笔者一再强调，学者这一岗位本身就属于公共领域的，他不断地发现洞见以增加整个社会的认知，从而他的工作具有高度的公共品特性，从而很难通过市场报酬来体现；而且，社会责任也是学者的根本特征，因而学者根本上是关注整个社会发展的，而不是为特定企业或个人服务的，否则他就仅仅是作为一个企业或团体的研发人员而存在。
而且，尽管新古典的主导思想强调市场的自发作用，但对社会制度的改进和完善途径而言，不同学派和不同视角的学者也往往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需要依靠人的自觉性建构，而有的则强调自发的演化过程。例如，奥地利学派就特别强调个人知识和演化的作用，因而在奥地利学派的学者看来，除了继续说服其他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公众相信自由放任是最好的政策外，经济学家就已经无事可做了，最多就是通过发展博弈论来解释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决策。其实，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成分吸收了奥地利学派有关社会制度自发演进性的思想，它才将一般均衡理论建立在“无形的手”而不是“有形的手”之上，并最终导致经济学的特质也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学院派经济学家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给社会大众传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以至原本以探求学术和承担社会责任为已任的学者也转变成了纯粹传授知识的职业教师。确实，在欧美国家中，那些学院派的经济学家除了从事一些基本的上课、编写教材等活动之外，就是接受象牙塔里的智力挑战，不断地把一些常识性的知识模型化；但显然，这不但把经济学家应承担的公共责任给抛弃了，而且，也使得“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岗位蜕变为一种普通的教书职业。
事实上，关注私人领域的发财致富只不过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由于本身的蜕变而给人留下的一种表象，在当前中国社会尤其如此；因为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必然不是纯技术性，都必然关乎公共领域的关系问题，都关乎社会制度的建设。其实，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市场出清的假设条件下过分强调经济学研究的私人性，结果，就无法解决整个社会不断重复和加剧的经济危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的创造，并且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然而，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即时性的，它主要目的是应对特定的经济萧条危机，因而主要靠粗放式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并仅仅关注货币、利息、就业等短期经济问题；但显然，这种理论无法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通过合理配置和使用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也无法维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不过，对国民财富的创造、社会资源的使用、社会结构的因素以及相应的分工机制等的剖析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因此，笔者强调，当前经济学需要向重视公共领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需要重新回归到古典主义开创的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路线。
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社会，尽管市场经济才实行了30来年，人们还不习惯于市场竞争，而真正有序的竞争体制也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更应该在公共领域，在向人们传授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的同时，就是要关注公共制度的建设。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人民历来并且至今仍是勤劳而智慧的，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勤劳和智慧适应市场竞争，完全可以尽可能地获取并运用信息以最大化地实现资源配置；事实上，也正因为如此，竞争性市场可以在中国各个角落迅速建立起来，不仅个体资本在国内外得到充分的流动，国内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也不断转移，从而使得微观（组织）经济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相反，至今为止，中国公共领域却依旧处于混乱状态，它完全没有为良性的市场竞争夯实基础，这导致宏观经济学不断震荡，市场主体也不断承受制度或政策变动之苦；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公共领域制度安排的缺位和扭曲，导致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的管理都缺乏效率，从而使得集体力或协调力得不到充分的实现，这也正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因素。其实，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是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维护人们的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同向乃至同比例发展的关键要素，但显然，当前收入差距急速扩大以及由此滋生的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显然都反映出社会制度的混乱。
然而，尽管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如此糟糕和严峻，但是，当今学术界绝大多数的学者却依然热衷于私人领域，热衷于为各种利益团体出谋划策；即使一些搞宏观经济的学者似乎关注公共领域，但他们也基本上完全搞错了方向，简单地基于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而在一些本身就缺乏真实性的数据基础上来探究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地产、物价、股市等问题，并想当然地利用理性选择学说来加以解释。事实上，尽管国内那些“主流”学者积极追求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分析框架乃至基本理论，但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质：他们根本无法像西方“学者”那样心甘情愿地呆在高校的象牙塔里从事纯粹数理模型的构建和形式逻辑的推导，而是试图游刃有余于学界、商界和政界：不但大肆为商业、企业、证券、金融等私人领域出谋划策，而且，积极充当各级各个部门的政策顾问。显然，这些“主流”学者的所作所为不但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建设没有多少帮助，而且还往往因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误导了改革，根本解决不了当前的经济问题；事实上，不仅大量的股评家、房评家、经评家是邹恒甫所称的方术士，而且那些为各级政府出谋划策的高校教师更属占星家、炼丹师之类。
最为不幸的是，就是这一群对公共制度建设几无作用而对具体市场实务又不甚了了的“主流”学者，竟然通过市场上或媒体上的那些哗众取宠的行为和言论，不断获取并迅速积累了与其贡献远不成比例的物质和声誉上的报酬；一方面，通过在当前远不成熟的市场上翻江倒海以名正言顺地获取市场交换报酬，另一方面，又通过当前远不健全的社会制度来“合法”地获得财政分配收益，实现其学术价值。事实上，尽管这些“学者”往往竭其所能地把学术价值与所获收益联系起来，强调他们的行为和收益都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但试问：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多少对具体的市场经济活动或者宏观经济发展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相反，他们充分利用当前极端不合理的市场机制，并凭借那些垄断或不对称的信息，来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的回报绝大多数都源于那些坑蒙拐骗的勾当，即使那些股市、房市评论家等看似是“以知识或信息换报酬”的市场行为也是如此。试想：如果他们真的在这些私人领域具有强大的预见能力的话，能够预期资产的未来价值的话，那么，也就必然可以通过资产转换等迅速发财致富，但为什么那些学者不是通过这种途径发财致富的呢？他们自己有几个在股市或房市商的投资回报率比那些专职从业人员更高？他们的资产中又有多少会投资在他们自己大肆吹嘘的那些盈利资产方面？
特别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根本不再关心公共领域，不再承担社会责任，而且，也已经抛弃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但是，他们却依然被尊称为“经济学家”，而且还往往被社会大众和媒体塑造成大名鼎鼎的“学者”或“思想者”，他们也正是借助这些桂冠才得以在舆论上混淆视听，在市场上。事实上，如果真正静下心来反思他们的言论就会发现：他们的言论中充满了多么明显的矛盾呀！即使那些以一贯信念著称的人士，他们的认知也是多么肤浅呀！他们往往片面地宣传和鼓吹某特定流派或个人的思想，却也可以被称为“思想家”，思想也太不值钱了；也正因受这种风气的支配，真正的思想（家）或理论（家）在国内学术界反而无法为人所理解、所尊重。要知道，真正的思想或理论的要体现一个人对（社会或自然）的系统认知呀！这种系统认知往往需要一系列的理论专著来阐发，但国内有几个人做到这一点了，特别是那些号称的“经济学家”，没有一系列的个人专著而单凭一些翻译或几篇形式主义的文章就开始到处演说，并竟然也可以被称为“思想家”，这是对“思想”的严重玷污！这也正是当前中国学术混乱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