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孙锡良：形势恶化，现在再考虑我先前提出的“五点建议”还来得及

  作者：孙锡良  发表日期：2010-9-17 18:43:00     孙锡良：强烈要求政府倾听我的“五点看法”！（如果延长扣压船长属实，则表明形势恶化，现在再考虑我的建议还来得及）

　　
　　 呐喊：东海危急！南海危急！黄海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外交危机！国家主权危机！
　　
　　
　　 十四名中国船员虽然搭专机回国，但是，中国在处理撞船事件上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船长是整个事件的标志性人物，船长的人权没有得到有效捍卫，就是中国主权没有得到有效捍卫，日本给中国政府预留的时间非常之紧，狡猾的日本人既可以在短时间内有足够的自主伸缩空间，又可以制造短期内中国政府进退两难、无计可施的窘迫，按我目前的观察，我至少对有关方面要提“五点看法”：
　　
　　
　　 第一：中国外交的应急预案十分单薄，根本不足以应付随时出现的外交危机。中国老百姓现在既不无知，也不寡闻，如果这种事件放在十年前，很多人会出面解释说：大家放心，要相信政府能处理任何突发事件，大家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但是，现在再这样解释可能很难找到听众和信众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手中并没有行之有效的应急预案，七次抗议都没有附之以实质性带有威慑性条款，这种抗议不可能在到“外打日本，内抚民心”的效果，海监船对日本测量船的干预丝毫也无助于事件朝着对中方有利的方向发展，在日本方面只给十天腾挪空间的前提下，中国外交仍然还在用“走一步看一步”的老办法，试图期望日本认清形势做出妥协，试图给日本下暗语以期其让中国政府能体面下台，实际上，这种外交思维早已经不适用于大国之间的主权之争了，中国必须尽快召回驻日大使，令其回国，由外交次使暂时代理，同时，立即驱逐日本驻华大使。有人说：你孙锡良疯了，就抓了一个船长用得着上升到大使级外交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我没有疯，也不无知，此次事件不是一般的渔民事件，也不仅仅是钓鱼岛问题，是日本在中国东海向中国摊牌前的预演，它在试探中国的反应和底线，如果中国政府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果断表明中国的主权立场，未来中国在东海所有问题上将面临困境，外交反应是军事反应前的必要手段，日本军方已经亮明对于钓鱼岛的态度，难道中国还有别的和谐之策，我看是很难的，即便有，也是障眼法，从外交角度来说，中国已经没有退路，而且还要立即实施。“日本威胁论”必须及时地出现在中国外交文件的显要位置，必须毫不保留地分析日本潜在的威胁因素，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对整个世界的巨大威胁。中国外交预案明显缺少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其它应急事件中也表现得较为充分，必须要尽快改变现状。
　　
　　
　　 第二：军方的反应机制没有跟上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有人老喜欢骂愤青动不动就谈战争，我也经常提到军队，但是，我认为提到军队并不意味着马上就有战争，而是要告诉军人：国家为什么要军队？军队不打仗可以，但不能没有捍卫主权的能力，不能没有威慑力，不能在主权面临挑战时置身事外，不打仗的前提是，你要有阻止战争打起来的能力，如果中国军方确定自己无法在主权危机时有能力捍卫主权，那么我们可以毫无怨言的忍辱负重，我不敢说中国海上常规力量对日本有必胜的把握，但是，从现代战争的特点和日本疆域的特点（没有战略纵深）来看，中国对日本总体上是有威慑力的，这一点不容自卑，至少毛泽东留下来的那么些核威慑还是可以管用的，除非中国有信心在十天之内把船长弄回来，否则，军方就必须在之前有实际行动，时机一旦过去，哪怕是十天过去一小时，中国都是完败，日本只要能够将船长扣压十天，中国的国际形象就会遭遇新世纪以来最大的侮辱，中国人民的心灵也会遭受最为痛苦的一次打击，这种打击也许是致命的，是不可挽回的，我坚持认为：军队敢亮剑，剑的光芒就是威慑，就能阻止敌人拔剑，军队如果没有亮剑的精神，敌人的剑锋就时刻会在我们面前寒气逼人。既然日本已经明确钓鱼岛是日本领海，而且也明明白白地把中国渔民给抓了，并且还要按日本国内法来处理，那么中国军方就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开赴钓鱼岛海域，你日本不是要挑起事端吗？我就来捍卫主权看看，谁想开起第一枪谁就负战争责任，中国不用怕任何形式的擦枪走火，军事对峙是解决目前争端的最好方式，外交只是补充，军事对峙也并非一定会打仗，我敢肯定打不起来，对峙的目的是要求日本放人，不放人就继续朝着实质性控制钓鱼岛的方向推进。有人说现在黄海、南海到处烽火连天的，中国哪能在东海出事啊？！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正是因为中国屡屡不敢面对领海争端，所以才导致烽火连天，如果中国早点选择直面威胁，也就不会有四面楚歌的处境了。
　　
　　
　　 第三：中国必须无限期搁置东海谈判。外交部现在还是用“推迟东海谈判”的表述就显露出明显的未战先劫，明显在向日本传递一种错误讯号：推迟一下，等事件一过又重新再谈起来，美国已经演过多次了。有关中日东海问题谈判，我过去就多次强调不在紧急日程上，中国根本无须为了什么“中日友好”而急于谈判，中日东海争端谈是谈不出结果的，越谈对中国越不利，越谈下去，中国的外交空间越窄，如果看不到这种趋势，根本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外交家，除非在一种情况下是成立的：中国打算隐性放弃钓鱼台。中国外交部应当提出永久搁置谈判。永久搁置谈判实际上是要告诉日本：我不跟你谈了。让日本有力无去使，如果它敢于武力夺取钓鱼岛，那么中国也就只有顺其自然地面对挑战，不管从何种条件分析，日本在目前情况下都不具备为钓鱼岛陷入全面战争的能力和意志，只要双方都不愿意全面战争，日本就不可能频生事端，中国即使暂时无法完全控制钓鱼岛，但至少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对等控制力，不象现在一样束手无策，任由日本宰割，东海石油开采问题根本无须与日本有任何接触，更谈不上共同开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要及时扔进垃圾箱。中日在东海之间永远都不可能有共识，即便双方签一万个“东海共识”都是假的，只有少部分精英认可，中国人民基本是不认可的。
　　
　　
　　 第四：从政治上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机制必须彻底抛弃。我在前两年已经三次在文章中提到过要废掉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机制，无论日本还是韩国，都不值得中国围绕他们转，这个机制的目的是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是日本梦寐以求的政治夙愿，东亚贸易自由化获利最少的也是中国，这种帮它人做嫁衣的事情，中国不能再做下去了，韩国和日本为什么一边挤压中国，一边又能够从中国获取经济好处呢？主要是他们看准了中国的外交命门：经济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已经是唯经济时代，只要对GDP有哪怕一丁点影响的事情都不愿意做，政治上付出再多代价，国格上受到多少侮辱都无法阻挡一些人对经济数据的渴求，他们都认为，有了钱还怕解决不了你小日本、小韩国？在所有的区域性组织中，中国都不是主导者，都只是媒体眼中常被戴高帽子的角色。
　　
　　
　　 第五：对中日经济战略领域进行全面反省。我从来都没有公开地主张过抵制日货，因为我看得出这种行为的有效性是微乎其微，并且具有短效性，不值得过度推崇，我要提出的是：中国必须全面检讨中日双方经济的战略互需性，中国必须对包括日本在华企业在内的所有产业领域进行一个系统地分析，尽快找出中国对日本依赖程度高产业的替代产地，尽快找出日本对中国依赖程度高的产业，尤其是资源性产业要果断而又坚决地收缩包围圈，中国政府只要策略得当，完全可以制定出一整套“遏制日本”的产业政策。有人说，日本以高科技产业为主，而中国是低端产品为主，你怎么遏制啊？这种思维误导了中国很多人，也害了很多人，在我看来，越是高科技产品，其外向性越强，越需要市场空间；越是资源性产品（包括初级生产资料资源和初级战略资源）越不需要担忧市场空间；越是高科技产品，越容易找到替代国，越是资源性产品越是难于找到替代国。从事情的另一方面来看，高科技产品可以得到，但是，高科技技术本身你是得不到的，得到日本高科技的难度超越得到任何西方高科技国家技术的难度，日本人对高科技的保守程度是最高的，日本不是必选之地。近年来，中国在诸于汽车和新能源产业补贴方面投入的资金很大，其实有很多钱实际上是补给了日本企业，中国的很多企业不扎实搞自己的科技攻关，把钱都用在了买日本淘汰的落后技术身上，买回来以后就贴上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假标签，从政府中获得的巨额补贴都被日本人捞走了。这种骗子式的产业政策既没有得到核心前沿技术，又阻碍了中国科技进步，政府不能再当冤大头了，中国必须全面抵制或者遏制日本在华投资办企业，尤其是要遏制日本企业与中国企业合资并购。中国错误的私有化政策为日本对中国经济殖民化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必须反省。
　　
　　
　　 后记：
　　
　　
　　 前面谈了五点，真正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关的内容并不多，我为什么不深入地谈下去，是因为我感到非常无奈，写的太直白有可能会压缩外交空间，我的很多外交看法已经写到了我的新书当中，虽然书未出版，但我准确地预测了中国领海最近要发生的种种事情，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出版单位都对我的预见能力表示肯定（我在七月底就向多家出版社投稿过，并非事后诸葛亮），但就是在某种压力下不允许我的新书出版，他们主要有三条理由：其一是我非科班社科专业出身，学理工科的谈政治军事外交难以名正言顺，上不了国家领导人的法眼；其二是我的社会地位不高，不属于当前中国主流精英行列，出书赚不了钱，可能还要受到讽刺；其三是我的新书内容与现行的官方公开论调不太合拍，把实事分析得太清楚，对事件的预见也太准确了，有很多人会对新书中未发生的事情产生必然性思维。
　　
　　
　　 中南大学孙锡良（转载须署名）2010年9月13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