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啥打不过毛泽东:太在乎占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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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一个“可笑之至”,使我们清晰地感觉到了1947年时的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轻视,他的得意与自信也因此溢于言表,他想掩饰都没办法掩饰。1947年的蒋介石有那么点趾高气扬。那时如果有人说,共产党会取得天下,恐怕多数国民党人都会嗤之以鼻,认为是痴人说梦。

  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已经被解放军消灭了一多半,精锐部队几乎损失殆尽,大半河山已经落在共产党人手中。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长江北岸,只要一声令下,南京就指日可下。

  从这一点来说,这个胜利来得似乎又太快了,快得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人是真心希望和平的,甚至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把中共中央机关南迁了。1946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来我们要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党中央要考虑搬到国府所在地去。2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刘少奇说:华中(指苏皖解放区)我们应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朱德随即表示了相同的意见。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2月6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如果改组政府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中心会搬过去。

  3月12日至25日,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访问延安。以后梁漱溟回忆说,在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曾同他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淮阴)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

  但蒋介石并没有把共产党人真诚的和平愿望放在心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蒋介石也信。在和平谈判中,蒋介石首先就要求统编共产党的军队,再谈组建联合政府问题。蒋介石的算盘打得很好:没有了军队,中共就没有资本了,一切就好办了,毛泽东不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没有了枪杆子,他就出不了政权了。共产党人当然不愿意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百万大军的“枪杆子”交出来。蒋介石终于不耐烦了,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这场内战,主要是由于他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着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一开始,国民党军队的确打得很顺利。

  1947年2月17日,蒋介石兴冲冲地参加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联合纪念周”的一次###,对与会人员做了一个“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话,在这个长篇大论的讲话中,谈到军事方面,他踌躇满志地说:

  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止,比预定时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最近共产党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

  一个“可笑之至”,使我们清晰地感觉到了1947年时的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轻视,他的得意与自信也因此溢于言表,他想掩饰都没办法掩饰。

  1947年的蒋介石有那么点趾高气扬。

                那时如果有人说,共产党会取得天下,恐怕多数国民党人都会嗤之以鼻,认为是痴人说梦。那些善于投机的,更是躲在暗处寻找一切机会向共产党下手,向南京政府邀宠。宁夏实力派马鸿逵就是这样一个人。1947年3月,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时,他立即派出主力部队,抢占了边区的三边、盐池一带,并把俘获的解放军战士不远千里地押送到南京邀功请赏。这是个看着形势打算盘的“聪明人”。很显然,马鸿逵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共产党被消灭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在1947年初,像这样的“聪明人”,又何止马鸿逵一个人?

  那时蒋介石所说的“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也并非全是吹牛,共产党人的确丢了很多地盘。

  在内战刚爆发时,共产党拥有面积为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亿的解放区,这是共产党成立以来,拥有人口最多的时候,也是拥有根据地面积最大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是否愿意,延安边区政府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个国家政府的雏形。但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之下,解放区很快被占领了万平方公里,失去的解放区控制人口达3040万。在内战刚爆发的头4个月里,国民党军就全部占领了中原解放区,占领了承德、张家口、淮阴、安东等153座重要城市,1947年3月19日又占领了延安。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日本投降后,经过浴血奋战从日军手中所夺回来的大中城市几乎被国民党军全部占领。

  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的确有理由感到兴高采烈。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蒋介石更是欣喜若狂,称“这是大时代的开始”。

  相反,共产党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自建党开始,共产党人都是非常善于利用和使用宣传这个有力武器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军事机构,都设有专门的宣传部门,从事宣传工作。宣传当然是要讲究策略的,运用得好,这是一个打击敌人士气、鼓舞斗志的有效工具。事实上,共产党人已经熟稔地掌握了这一艺术,运用得出神入化,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说解放军的宣传能力“几乎没有不超越官兵的”。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1947年的文字中,给我们的印象依旧是鼓舞人心的。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必须把解放区军民动员起来,充满信心地与国民党军作战。但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我们还是通过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         在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战争动员,讲了一些迎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军事问题,最后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毛泽东的一个“熬”字,便把共产党人面临的严峻形势说得清清楚楚。对胜利时间的估计,毛泽东也是慎重的,他当时是准备长期作战的,他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间表定为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的。

  战争打了两年多,共产党好像时时都在下风,解放区越来越小,许多地盘都丢掉了。但奇怪的是,即使在国民党军把“首都”延安都端了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在讲“胜利”,并且还不是偶尔讲讲,而是天天讲,时时讲,坚定每个党员、每个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这是一种宣传手段,但也不仅仅是宣传手段,共产党人真的是这么想的,他们看得更远,胃口也丝毫不比蒋介石小,他们的目标就是全中国的解放,要的不是一块土地,也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整个中国,因此他们并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甚至许多城市都是共产党人不放一枪主动撤出来的。

  对毛泽东来说,他似乎对土地的失去并不是很在乎,必要时连革命圣地延安说撤离就撤离了,一点都不拖泥带水,这和蒋介石寸土必争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旦城池失守,蒋介石都要拿守城将领是问。毛泽东关注的则是敌人又被消灭了多少,他更希望尽可能地在战场上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在1946年9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收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

  这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区别。

  战争一开始,实际上胜负已分,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了。

  战争越打越大,但共产党不但没被解决,反而越打越强大,越打越多。

  共产党人的法宝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事实上,解放军所实施的重大战役,几乎都是在“集中优势兵力”原则下展开的。刘邓大军在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中,就是倾其所有对付国民党军整三师,其中担任主攻的六纵更是集中9个团的兵力攻击整三师主力五十九团,而此时的五十九团实际上只剩下了两个营。在1947年7月的鲁西南战役中,刘邓大军以十比三的兵力与敌整编六十六师激战于羊山集,恶战14天,歼敌万人。对解放军这种打法,那些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一直颇有微词,称之为“人海战术”。不管是“集中优势兵力”,还是“人海战术”,效果却都是一样的,攻击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令人惊心动魄,呐喊冲锋之声令人闻风丧胆,仗一开打,解放军在气势、士气上就压倒了对手,而气势一输,任何部队,恐怕都只有挨打失败的份了。

  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肖永银将军也向我们回忆了一件往事。六纵在1946年9月定陶战役中血战大杨湖,歼灭了整三师,活捉了整三师五十九团代理团长吴耀东。吴耀东被押到六纵十八旅指挥所后,依旧很傲气,脖子挺得直直的,不用别人招呼,自己找张椅子就坐了下来,还跷起了二郎腿。时任十八旅旅长的肖永银问他当了俘虏有何感想,他竟指责肖永银说:“你们不讲战术,你们就是凭着人多乱打。如果是站在军人立场上,我可以跟你们打到底!”肖永银则回答他说:“你说我们不懂战术,那你很懂战术了,我问你,战术是什么?我告诉你,我把你战胜了,消灭了,这就是最好的战术。”

  肖永银说的没错。不久后,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对党内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指示中,就把大杨湖战斗作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典型范例。

  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指导下,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消灭,只剩下一百余万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已经为时不远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发出“求和”信号,但主动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了,他们的命运只能由共产党人来决定了。

  共产党人终于熬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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