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被打为何连政府官员都同情？

方舟子被打为何连政府官员都同情？----他这个‘打假英雄’第一次带给我‘打假’的新思考
汪华斌
今天我到某政府机关去办事，遇到某领导就攀谈起来；谁知他竟然主动说方舟子被打之事，而且表现出对凶手痛恨的神情。当时我糊涂了，方舟子不是打假英雄吗；而我们社会最大的造假者是谁，当然是官员呀。可为什么打假英雄受伤，官员竟然表现出同情呢。由于思维混乱，我只好赶快告辞。后来与几个朋友谈了此事，他们说我根本不知道方舟子打什么假；因为方舟子是打具体老百姓的假，所以官员不仅对他没有恨意；反而还积极支持。如果方舟子是打我们社会政绩工程的假，你想能有官员支持他吗；这才是官员对方舟子受伤同情的原因，也是官员积极支持方舟子打假的根源。
是啊！我本来是搞质量管理的，应该说‘假’是我们最憎恨的；然而当全国贯彻ISO9000成为形式主义后，我才知道中国人搞假的比搞真的还真。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很佩服方舟子打假；至于打什么假我还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在为我自己的生存而在国内外奔波。后来我在管理实践中发现，中国人是不服管的；所以对中国人的管理就是实施具体的措施行为。如我们行人过马路靠红灯限制是不行的，只能用电动栏杆限制才行。所以我在一些中国企业实施ISO9000时，就用具体的经济责任制来约束其过程行为。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才佩服方舟子的个人打假；这在中国是多么漫长的过程呀。
然而当“打假英雄”总是揭露一些老百姓的假文凭时，我开始对方舟子打假有点糊涂；中国的假文凭少吗，官员们的文凭真吗。举例说明，我们的职称考试从外语到计算机；这应该还是公平的吧。可领导们却有考试辅导班，而且全部是一次性过关；这难道证明领导就比老百姓强吗。最后领导们全部是名正言顺的职称了，这职称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呢。再比如说领导的公款文凭，全部是比博士还高的文凭；这难道是真的吗。所以说在公款文凭泛滥成灾的社会，老百姓用假文凭实际也是生存的需要；为什么方舟子打假只打兔子而不打老虎呢，因为老虎才是我们社会假的根源。
正由于方舟子的“打假”集中在老百姓的个案上，而且还吸引了全社会的注意力；从而没有人关注领导这里是不是假，所以我们社会的假政绩工程才满天飞。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打假英雄”，才使得我们社会的假冒伪劣泛滥成灾。当一个社会有人制造矛盾突破点之时，刚好这也是社会最稳定的时刻；因为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个突破点释放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府官员感谢方舟子；因为他善于打假，结果却是我们最大的假老虎被人忘记了。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对“对真相有洁癖”的方舟子却不明白我们社会的假在哪里。如果说我们社会嫉恶如仇，恐怕反腐败比打假更得人心。这就是个人价值观的限制，因为反腐败实际是与官员为敌；而打老百姓的假却是与官员成为了同盟军。原来这才是官员对方舟子打假高度评价的原因，也是官员对方舟子被打而同情的真实根源。
当然我佩服方舟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清贫；不过这也只是听说，就如同当年我佩服某企业家的清贫；可后来他逃到国外才知道，他竟然转移了几千万美元在国外。所以我对方舟子的清贫也是片面的，因为我根本无法知道真相。就如同我们社会的老百姓一样，如果知道自己的领导在收入上都与国际接轨了而自己却还是中国特色；人们不知该是喜还是悲。所以我们社会有很多时候是没有真相的，如当年下岗能有真相吗；今天的农村城镇化也没有真相，城市的拆迁同样还是没有真相。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听指示的社会，我们能有真相吗。正因为如此，我们能指望方舟子给我们社会带来真相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社会的院士都是官员，为什么我们社会的官员全部是学术带头人。既然方舟子要打假，为什么就不能在这些与老百姓利益相关的大是大非上打假呢。
说实在的话，以前我甚至还把方舟子当成我们大陆的李敖；后来才发现李敖在台湾反政府却是既得利益者。如果他始终是利益缺损者，他能有能力反政府吗。所以朋友们说李敖在大陆也是官员抬轿子的人，因为聪明人是以能否得到利益为标准的。所以方舟子要在大陆生存与发展，肯定只能打兔子的假；让造假的兔子为自己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实际是在转移老虎造假的视线；如果他对我们社会老虎和兔子造假的一视同仁，他能不成为官员的眼中钉吗。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方舟子始终没能跨出实质性的一步。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成就了方舟子的知名度；因为与官员作对的人是不可能有知名度的，这也是我们社会在成就与德行、功利与价值面前的实践经验。
我无意贬低方舟子的打假行为，这只是因为官员为方舟子被打而打抱不平带来的思考；如有对方舟子的不敬，敬请批评指正；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