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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当前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笺证》为之校改了二百多处。

　　１，《廉颇蔺相如列传》在写到赵奢所进行的阏与之战时，开头便是“秦伐韩，军于阏与。”

　　首先这“军于阏与”的到底是谁。若从本文的“秦攻韩，军于阏与”，则“军于阏与”的是秦军。若从本文最后的“遂解阏与之围而归”，再结合《赵世家》所说的“秦韩相攻，而围阏与”，则可分明知晓阏与城内被围的是韩军，而对之实施包围的是秦军。如此说来，这开头的七个字应作“秦攻韩军于阏与”，中间不应该逗开。这是其一。

　　接着进一步讨论，当时的阏与究竟属韩还是属赵，被围在阏与的是韩军，还是赵军？《史记·秦本纪》曰：“（昭王）三十八年，中更胡阳攻赵阏与，不能取”；《御览》一六三引《史记》作“攻赵阏与”；《战国策·赵策三》作“秦王令卫胡阳伐赵，攻阏与”；《御览》二九二引《战国策》作“秦师围赵阏与”；《通鉴》赧王四十五年书此事作“秦伐赵，围阏与”；即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在叙述到秦将分析赵奢刚率军离开赵国都城的情形时也是说：“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可见阏与分明属赵，只是司马迁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记事有些混乱而已。故《廉颇蔺相如列传》这里只能作“秦攻赵军于阏与”。

　　与此相同，《赵世家》里的“秦韩相攻，而围阏与”，也应作“秦赵相攻，而围阏与”。《六国年表》周赧王四十五年的赵格，黄善夫本、武英殿本、金陵局本之原文皆作“秦拔我阏与”，“拔”字应该作“攻”，但所属关系原不错。而通行本依据《廉颇蔺相如列传》的错误提法将其改为“秦攻韩阏与”，遂使本来不错的所属关系也错了。

　　２，《韩信卢绾列传》：“陈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及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

　　近些年来出版的本子大都是这样写的。但陈豨没有任过赵相国，当时的赵相国是周昌。陈豨是以代相国的身份为将军，节制代、赵两国的边防部队。故本传的下文有云：“豨常告归过赵，赵相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馀乘，邯郸官舍皆满。豨还之代，周昌乃求入见。见上，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云云。《高祖本纪》曰：“九月，代相陈豨反，上曰：‘代地，吾所急，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汉书·韩彭英卢吴传》曰：“陈豨为代相监边。”皆可证明陈豨是为代相国，同时又以将军的身份节制代、赵两国的军队。赵相周昌之所以告陈豨的刁状，实与对此不服有关。总之，陈豨是以“代相国将，监赵、代边兵”，本传将“代”字误书为“赵”，《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亦同误。

　　３，《孔子世家》：“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如今的通行本大都是这样写的。

　　说“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是对的；说“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并说“孔子冢大一顷”，就显然不对了。后两句的“冢”字都应作“家”。阎若璩曰：“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家’，误写作‘冢’，此‘家’字与赞曰‘以时习礼其家’合。”按：孔子冢在今山东曲阜市城北的孔林中，是一个不大的土丘，别说一顷，连一亩也没有；孔子家的旧址在今曲阜市的孔府内，孔子死后越来越阔气，现存的孔府共占地至二百四十亩；孔子活着的时候到处碰壁，不可能有这样大，但比那个土丘大一些还是应该的。

　　４，《商君列传》：“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依此标点，这最后两句的主语只能理解为是秦孝公。秦孝公在听卫鞅讲话时已经是“时时睡”了，有何乐趣还要“复求见之”？其实这“后五日，复求见鞅”乃是卫鞅对景监的祈请语，应接连上文一气读下，犹言“五日后，请你再引见我一次。”此与下文“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的句式完全相同。此处也应该标点作：“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

　　５，《秦本纪》：“（昭王）二十二年，晋公子圉闻晋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灭之。我兄弟多，即君百岁后，秦必留我，而晋轻，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归晋。”

　　依据这种标点，于是许多译本遂将“晋轻”译为“晋国的群臣轻视我”，于是他们便会改立别人。对“轻”字这样理解是不对的。“轻”字在这里的意思是“轻易”、“不难于”。《史记》中与此相同的句子，如《淮阴侯列传》有所谓“则诸侯谓我怯，轻来伐我”；《韩世家》有所谓“轻绝强秦之敌”；《苏秦列传》有所谓“重于秦战，轻为之臣”；《穰侯列传》有所谓“轻背楚、赵之兵”；《大宛列传》有所谓“轻犯法”等等。因此在《秦本纪》这里也必须将“而晋轻亦更立他子”作一句读，意即晋国国内的大臣们会很容易地废弃我而改立别人。

　　与此相同，《晋世家》叙此事，通行本子都作“君即不起，病大夫轻，更立他公子”，亦应改作“君即不起，病大夫轻更立他公子”，意即我担心的是父亲一旦病故，怕那些大臣们会很容易地改立别人。这句话的关键问题是不能在“轻”字下断句。

　　６，《秦始皇本纪》：“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方苞《评点史记》将“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作一句读，意思是“引他人乃得自除己罪”。于是后来的许多本子都依照方苞的理解遂将数句标点如上。按：依方氏所说，“乃自除”三字首先就生涩不顺，而且使得下句也不够完整了。这几句其实应该断作“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自除：自己圈定、挑出。主语是秦始皇。

　　７，《秦始皇本纪》：“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

　　照以上断句，“臧重即泄”略嫌生硬；“大事毕”与“已臧”二句意思重复。我认为这几句应该标点作：“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葬既已下”，指秦始皇的棺椁与各种殉葬物品俱已送入陵墓。“臧皆知之”，“臧”同“藏”，指陵墓中的随葬物品。“臧重即泄，大事毕”，意谓陵墓中这些众多的珍藏物倘若一旦泄露出去，那可就大事休矣。“臧重”意同“重藏”，指陵墓中的众多殉葬品。即：若。毕：休，完蛋。“已臧”，指随葬品都已送入陵墓后。中羡（yán）：墓道里的中门。“下外羡门”，将墓道的外闸门放了下来。“臧者”，指向墓中搬运随葬品的人。

　　８，《李将军列传》：“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

　　按：韩安国刚刚徙于右北平，汉武帝又拜李广为右北平太守，这右北平不是一下子就有两个太守了么？分明不合情理。而泷川资言《会注考证》本在“韩将军徙右北平”下有一“死”字。泷川曰：“‘平’下‘死’字，各本脱，今依枫、三本，《汉书》。”按：泷川说是也。检《韩长孺列传》云：“（安国）将屯又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益东徙屯，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血死。”知此处“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下必须有一“死”字，没有是绝对不行的。

　　９，《淮南衡山列传》：“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吏请召治忌，长不遣，谩言曰‘忌病’。”

　　依通行本，此句的意思是南海郡的百姓有名叫王织者，他给皇帝上书，说是要向皇帝献璧，而淮南王刘安的中尉蕑忌擅自烧毁了王织的上书。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有什么条件能给皇帝上书献譬呢？故陈仁锡、梁玉绳等都认为“民”字是衍文，而《汉书》作“南海王织”。“织”是“南海王”之名。王先谦引周寿昌曰：“‘织’，南海王名，见《高纪》，《史记》多一‘民’字。若是民，何以能‘上书献璧’乎？”按：《史记》全书无“南海王”其人，而《汉书》则确有之。除《汉书·西南夷传》有“南海王织”外，《汉书·严助传》所载淮南王安之上书中尚有“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指刘长）使将军蕑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约当今之江西省清江县，当时属豫章郡）。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云云。有人以为此段所述即上文“淮南吏卒”讨庐江郡内之“南海民”反者事，或史公误将“豫章”书为“庐江”。此“南海王”盖为南海郡北部丛山中所屯聚的少数民族部落，为当年南越王赵佗所未能削平者。因其邻近淮南国内的豫章郡，故被刘长派兵击降，迁之于豫章郡之上淦。后又反，故刘长二次派兵讨之，牺牲甚大。今则上书欲献璧于皇帝。此事之首尾详悉，可证“民”字为衍文，应削。

　　１０，《高祖本纪》：“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馀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

　　按：是项羽向刘邦当面提出挑战，若刘邦回答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公”字称呼项羽，则彼此榫卯不合。依照当时问答的逻辑关系与刘邦其人的说话习惯，此处的“乃与公”应作“与乃公”。《项羽本纪》叙项羽向刘邦挑战时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回答他：“我将打发囚徒去收拾你，你哪配向你老子叫阵！”乃公：犹言“你老子”、“你爸爸”，正是刘邦习用的骂人语。若作“乃与公”，则问答既不对碴，更谈不上表现刘邦的心理神情了。

　　类似以上问题，《笺证》共提出二百多处，约有一半在原文上做了处理，同时也注释中进行了说明与论证；另外一半则只是在注释中提出了问题，指出了应该如何处理，但对原文未作变动。

　　二，吸收考古资料、依据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从而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也有的纠正了文本叙事的偏差。

　　１，《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亳：也作“薄”，王国维以为“在今山东曹县南二十余里”。《集解》引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正义》曰：“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西亳：在今河南偃师县城西。阎若璩、梁玉绳等皆谓汤居“南亳”，即所谓“先王居”，无自南亳迁西亳事。迁西亳者，乃后日之盘庚。按：1955年与1983年先后在郑州市与偃师市西郊发现了商代城垣遗址，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有学者认为偃师商城就是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所记的商汤在‘下洛之阳’所建的宫邑，即《汉书·地理志》所载殷汤在‘尸乡’所建之都，也即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所称的‘西亳’。”“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推断其分别为汤所居之亳，和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之‘西亳’。”杨育彬曰：“八十年代初，在偃师县城西一公里处的尸乡沟一带找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一千七百米，东西宽约一千二百米，四面城墙尚基本完整，城墙外侧还有城壕，城南有宫城和府库基址。１９９７年夏，在偃师商城的中部和南部新发现了一座时代更早一点的小城，其南城、西墙南段和东墙南段均与偃师商城（可称为大城）城墙重合，大城城墙是在小城城墙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夏商时代文化分界的界标，也很可能是汤都‘西亳’。这大大开阔了夏商考古的视野，为我国古代文明和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２，《殷本纪》：“中丁迁于隞。”

　　据今本《竹书纪年》中丁名“庄”。隞：也作“嚣”、“敖”，旧说在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即《集解》引皇甫谧与《正义》引《括地志》所说的“敖地”、“敖仓”。近年来经考古发掘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即今郑州市之商城遗址。杨育彬曰：“商代遗址遍布整个郑州市区，面积达二十五平方里。１９５５年在遗址中部又发现一座长近七公里的商代城垣。在郑州商代城南北城墙外各发现一处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西城墙外发现有一处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在北城墙外还发现了一处制作骨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在西城墙外地面下近六米深处，出土了两件大型铜方鼎；在东南城角外侧出土了十三件商代青铜器，其中包括两件铜方鼎和一件大型铜圆鼎,造型浑厚，纹饰华美，气势磅礴，实为商代奴隶们的不朽杰作。在西城墙中段外侧出土了十二件商代青铜器，其中包括四件大型铜方鼎。上述三处青铜器窖藏坑可能是祭祀的遗存。在城内北部和东北部还发掘出三座大型宫殿遗址。在宫殿区东部，还发掘出蓄水池和石砌输水管道等贮水设施。郑州商城很可能是‘帝中丁迁于隞’的隞都。１９５９年七月，郭沫若同志曾亲笔为河南省文化局工作队题《颂郑州》一诗，诗中就写郑州商城可能是隞都。”（《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３，《殷本纪》：“帝武丁崩。”

　　泷川曰：“《尚书·无逸篇》：‘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今《夏商周年表》系武丁在位的年代为前1250－前1192，恰五十九年。又，1976年在殷墟发现了“妇好墓”，“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是目前为止唯一未遭盗掘的商代王室墓葬，从中出土各种随葬品一千九百多件，是殷墟古墓中出土文物最多的一座。据卜辞记载，“妇好”当年曾率领一万三千人讨伐羌方，是我国古代最早、最杰出的巾帼英雄。（也有人说“妇好”是当时一个部族的名称，存考）

　　４，《周本纪》叙武王伐纣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十一年（前1046）周历二月的甲子日拂晓。《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昧爽：黎明，拂晓。牧野：地名，在殷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南七十里。按：１９７６年陕西临潼曾出土西周铜器，名曰“利簋”，高二十八厘米，其内底铸有铭文三十二字，其词为：“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次，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大意为：周武王征伐殷纣，甲子那天的早上，夺得了鼎，打败了商纣，得到了商王朝。灭商后的第八天，武王在阑这个地方把青铜赐给了右史利，于是利就铸造了这件祭礼檀父的礼器。以前武王灭商这一重大事件只见于《周书》《尚书》《韩非子》等历史文献，利簋这篇铭文出自参加武王灭商的当事人之手，因此这一事件得到确凿的见证，铭文内容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见乔吉祥《历史文物知识》）

　　５，《秦始皇本纪》叙始皇之葬曰：“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

　　穿三泉：向下挖到三层泉水以下。“三层泉水”究竟是多深？过去无法回答。近年来随着始皇陵排水工程的发现，秦俑博物馆馆长袁仲一认为，“三泉之深在二十三米至三十米之间”；同一博物馆的朱思红、王志友根据始皇陵东、南、西三侧的排水沟渠深度为三十九点四米,认为“秦陵地宫的深度要小于排水沟渠的深度，即小于三十九点四米。”　　下铜而致椁（guǒ）：郦道元《水经注》理解为在地宫为秦始皇铸造铜椁，似乎不对。胡三省曰：“冶铜锢塞之也。”意即用铜汁铸塞地宫的缝隙，而后再向地宫放置棺椁。朱思红、王志友引证《汉书·贾山传》以为“‘下铜’即以铜水浇灌石缝，达到堵塞地下水的目的”，说法明晰可信。

　　６，《秦始皇本纪》：“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树草木以象山：在墓顶堆上土，种上草木，看上去就像山丘一样。按：始皇陵之巨大山丘在今西安临潼市城东五公里的下河村附近。根据袁仲一、陕西考古研究所、秦俑考古队文章称：目前已基本上搞清陵园的建筑布局，并先后发掘了兵马俑坑、铜车马坑、陪葬墓、徒役墓，共出土文物五万多件。陵园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夯土围墙：内墙长一千三百五十五米，宽五百八十米；外墙长两千一百六十五米，宽九百四十米。坟丘在内围墙中部偏南处，底边每边长三百五十米左右，现存高度七十六米。坟丘底下是地宫，地宫平面近方形，四周以砖坯砌筑宫墙。宫墙南北长四百六十米，东西宽三百九十二米，墙体高厚各约四米。坟丘西侧有铜车马坑，车马坑附近和坟丘南侧各有两个府藏库；坟丘北部有寝殿、便殿和郦山食官建筑遗存。陵园四周的遗迹以东部和西部发现为多，东部有兵马俑坑、马厩坑、陪葬墓群；西部有建筑役徒墓、窑址、石料加工场；南部靠近骊山处有防洪堤遗址；北部有建陵挖土而形成的鱼池遗址。

　　７，《秦始皇本纪》写秦二世肆意诛除自己的兄弟姊妹，有所谓“六公子戮死于杜”。

　　按：《李斯列传》叙此事作“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磔死于杜。”杜：秦县名，在今西安市西南，当时阿房宫的南面。秦俑考古队曾有简报综述此事曰：“（始皇陵的）陪葬墓有两处，一处在陵园东门外，另一处在始皇陵坟丘北边。东门外已发掘的八座，葬者皆一棺一椁。尸骨经鉴定，死者为五男二女，年龄都在二十至三十岁左右，皆肢解入葬。推测被葬者可能是被胡亥处死的秦公子、公主，可能还有秦始皇原来的近臣。”

　　８，《吕太后本纪》：“（二年）十一月，吕王台薨，谥为肃王，太子嘉代立为王。”

　　按：吕台墓在今山东章丘市枣园镇之洛庄村西，占地一万平方米。经2000年发掘，其主墓室“南北长三十五米，东西长三十七米，总面积为一千二百九十七米。此外有三十三座大型培葬坑，出土大量青铜器、大型车马以及编钟、编磬等珍稀乐器”，共三千多件文物。（参见胡思永《惊世汉王陵》）

　　９，《绛侯世家》：“绛侯复就国。孝文帝十一年卒，谥曰武侯。”

　　按：周勃墓在今陕西咸阳渭城区杨家湾村，是刘邦长陵的陪葬墓。1965年冬，在此出土了驰名中外的三千彩绘兵马俑。在陪葬墓区发现东西两排，两两相对的十一个土坑，土坑内是排列有序的一千八百余步兵俑、五百八十余骑兵俑，还有许多陶盾牌、兵器和车马饰。兵俑葬虽不是真人原大，但个个威武十足。他们身披各式用绚丽的红、白色描绘出甲片的黑色销甲，有手持戈或盾，左手握拳下垂。骑兵俑葬于六个坑内，他们身着红、白、绿、紫等颜色的服装，上面还有彩绘的图案，大多也披着黑色铠甲。所骑之陶马形象逼真，有的俯首贴耳，似安然待命；有的昂首嘶鸣，似急欲出征。这批兵马俑显然是殉葬用的。那么，它们究竟是为谁殉葬的呢？有学者参照《水经注》的记载，认为这是周勃或其子周亚夫父子的墓。

　　１０，《五宗世家》叙中山靖王刘胜“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为中山王……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

　　立四十二年卒－－中山王刘胜之四十二年，即武帝元鼎四年（前１１３）。《索隐》曰：“《汉书》，建元三年，济川、中山王等来朝，闻乐而泣。天子问其故，王对以大臣内谗，肺腑日疏，其言甚雄壮，词切而理文。天子加亲亲之好，可谓汉之英藩矣。”查慎行曰：“中山靖王胜传，《汉书》全载《闻乐对》，所以感动武帝，卒从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土分其子弟，与贾生、晁错二传相对应。此事不行于文景而行于武帝，是大有关系文字，通篇视《史记》独详。”陈子龙曰：“观《闻乐对》，知王非徒好酒色者，亦以汉法严、吏刻深，故以自晦耳。”梁玉绳引汪绳祖曰：“《闻乐对》词意悲壮，小司马称为‘汉之英藩’，则非徒‘乐酒好内’也。盖以汉法严吏深刻，托以自晦，有信陵、陈丞相之智识，史略之何与？”按：中山靖王刘胜墓在今河北满城县城西之陵山东坡，其妻窦绾之墓在其西侧之百馀米处，即所谓同茔不同穴之合葬。刘胜墓全长五十一点七米，最宽处三十七点五米，最高处六点八米，是一座建筑在山洞内的宫殿。所出的两套金缕玉衣是极为珍贵的文物，刘胜的玉衣由两千四百九十八块玉片组成，玉片之间用金丝编缀，金丝约一千一百克；窦绾的玉衣由两千一百六十块玉片组成，金丝约六百克。两墓共出土各种文物一万多件。参见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

　　１１，《白起王翦列传》叙白起破赵后，“乃挟诈（赵卒四十馀万）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

　　挟诈－－使用欺骗手段。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葛中岳引《水经注》曰：“长平城西有秦垒，秦坑赵卒，收头颅筑台于垒中，迄今犹号‘白起台’。”《括地志》曰：“头颅山在县西五里，白起台在其上。”又曰：“冤谷，在今高平城西二十里，旧称‘杀谷’。唐玄宗到潞州，路过致祭，又名‘省冤谷’。”按：今山西省高平县之永禄乡已发现尸骨坑多个，靳生禾、谢鸿喜《长平古战场巡礼》认为“以韩王山麓为中心的三角地带”是当时秦国出动奇兵以分断赵军，和两军最后决战以及白起大规模屠杀战俘的地方。

　　１２，《南越列传》：“至建元四年，佗孙胡为南越王。……胡薨，谥为文王。”

　　胡薨，谥为文王――按：南越文王墓在广州市象冈山，墓室平面像“早”字型，全部用石块构成。墓室有前室，东、西耳室，主室，后藏室，东、西侧室。墓主遗体在主室，身着丝缕玉衣，身上有印章八枚，最大者为龙纽金印，阴刻篆书曰“文帝行玺”，是目前见到的最大的西汉金印。其余七枚分别是“泰子”龟纽金印，“赵眜”覆斗纽玉印，“帝印”蟠龙纽玉印，余三枚玉印素面无文字。东侧室是姬妾葬处，出土有“右夫人”龟纽金印，“左夫人印”“泰夫人”印等多枚；西侧室为庖丁、厨役之室；后室与东西耳室出土了大量器物。据出土印章知墓主为南越文帝赵眜，《史记》记载为“赵胡”，推断可能系误记。

　　三，访求、采录地面遗留的各种古代遗迹，诸如城垣、关塞、楼台、陵墓、碑碣等可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互印证者，以资博览，以广异闻。

　　１，《周本纪》：“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羑（you）里：又作“牖里”，古邑名，在今河南汤阴县北四公里，其地今存高出地面五米，面积大约一万平方米的土台，为殷朝的监狱遗址。　　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盖：大概，疑似之辞，此段前后连用四“盖”字，皆著疑以传疑之意。《易》：《周易》的简称，也称《易经》，是我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卜筮书。八卦：《周易》中的八种基本画案，即 乾、坤、坎、震、巽、离、艮、兑，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八种物质相互作用，产生世界万物。六十四卦：《周易》中的八卦，两两重复排列，组成六十四卦。《易系辞》曰：“《易》之兴也其当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崔述曰：“《易传》但言其作于文王时，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忧患，不言忧患为何事也。且曰‘其当’，曰‘其有’，曰‘耶’，曰‘乎’，皆为疑辞而不敢决，则是作《传》者但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决其时世，况能决知其为何人之书乎？至司马迁作《史记》，因传此文遂附会之以为文王拘羑里所演，是以《周本纪》云‘文王之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自是遂以《易卦》为文王所重。”李学勤曰：“周人甲骨上，发现有与《易》卦有关的数字。由此看来文王演卦之说也许有所根据。”（《大百科全书》之“周文王”条。按：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县城北四公里处，是当年纣王囚禁周文王的地方，其遗址是一个正方形的土台，高约五米，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台上原有文王庙，早已毁去，今存西楼、正门“演易坊”、六十四卦石碑和后来建筑的一部分屋舍。

　　２，《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载始皇帝东封泰山，“刻所立石，其辞曰……”

　　泷川引聂剑光曰：“秦篆刻石，先在岳顶玉女池上，后移置碧霞元君祠之东庑。石高四尺，四面广狭不等，载始皇铭辞及二世诏书，世传李斯篆，字径二寸五分。近年摹本仅存‘臣斯’以下二十九字。”陈直曰：“《山左金志》云：‘宋时《泰山刻石》存二百二十三字，绛帖刻有全文。至清初存二十九字，乾隆五年毁于火。蒋因培后在玉女池检得残石，今存十字。”按：今泰山顶石壁上有此十个字的仿刻文，而这块仅存十个字的刻石现在保存于山前岱岳庙内。其介绍文字称：“‘秦刻石’为泰山现存最早的刻石，原立于泰山顶玉女池旁，计有二百二十二字，由李斯篆书。宋代刘岐曾摹其文可读者尚有一百四十六字。明嘉靖年间移于碧霞祠东庑，存二世诏书二十九字。清乾隆五年（1740年）又毁于火。仅存‘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十字。‘秦刻石为研究泰山封禅与我国碑刻、文字、书法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３，《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

　　按：此即秦朝之所谓“直道”。主持此役者为蒙恬，过程见《蒙恬列传》。徐卫民引史念海曰：“秦直道起由秦林光宫，沿子午岭主脉北行，经旬邑县石门关、蓼陵县艾蒿店、陕甘两省交界的五里墩，至黄陵县的兴隆关（沮源关）后，沿子午岭西侧的甘肃省华池县东至铁角城、张家崾岘，又直北经陕西省定边县东南，复折东北方向达内蒙乌审旗红庆河、东胜县西、昭君坟东，至内蒙包头市西，至秦九原郡治九原县。”按：今陕西富县之张家湾乡、甘泉县之桥镇乡以及志丹县都留有秦时之直道遗址，平均宽度为三十米，最宽处五十八米，最窄处十余米。

　　４,《高祖本纪》：“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

　　广武之间：即广武涧，王叔岷曰：“《御览》引此无‘之’字，《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汉纪》《通鉴》皆同。”王先谦引《西征记》曰：“山上有二城，东者曰东广武，西者曰西广武，各在山一头，相去二百馀步。其间隔深涧，汉祖与项籍语处。”按：今河南荥阳市北之广武山上有东、西广武城，当地称“二王城”，即刘邦、项羽当年所对峙处。西城为刘邦所建，曰“汉王城”；东城为项羽所建，曰“霸王城”。中间隔大沟，即“广武涧”，也称“鸿沟”。沟宽八百多米，深二百米。今“二王城”的北部都已被黄河水冲刷掉，仅南部尚存。汉王城东西长一千二百米，南北仅存三百米；霸王城东西长一千米，南北尚存四百米，城厚二十六米。

　　５，《外戚世家》：“汉王坐河南宫成皋台，此两美人相与笑薄姬初时约。”

　　河南宫成皋台：《索隐》曰：“是河南宫之成皋台。”按：据《索隐》说则此台应在当时洛阳城内的“河南宫”内。而《汉书》写此事作“河南成皋灵台”，若此则台在当时的成皋，刘邦之纳薄氏盖在与项羽荥阳对峙之时。成皋故城在今荥阳市西北之大伾山上，其北城墙已沦于黄河，东城墙已沦于汜水，西城墙与南城墙尚保存一千五百余米，傲然矗立。本文所说的“成皋台”即《汉书》所说的“灵台”。关于灵台的位置，旧《汜水县志》认为在汜水西北，也正好与古成皋城的方位相近。今成皋遗址之最高处有巨大的夯土台，荥阳文管所陈万卿先生推测或即当年之成皋台。据此则“河南宫成皋台”一句中的“宫”字或有讹误；又或者当时之成皋台是否一度被汉人称作“河南宫”，亦未可知。

　　６，《田单列传》：“齐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

　　莒城：即今山东莒县，当时为齐国南部的重要都邑。按：莒邑故城在今山东莒县城区，规模宏大，为今莒县县城之六倍。《水经注·沭水》称“其城三重，并悉崇峻，惟南开一门，内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许里。”今外城西北角“城子口”一带尚有残垣，东西各长二百米，高三米；东南角与西南角之间也有断续的残垣，高者八九米。

　　７，《田单列传》：“唯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东保即墨。”

　　即墨：齐国东部的重要都邑，在今山东省平度东南。《山东风物志》：“即墨故城在今山东平度的古岘乡大朱毛一带，俗名朱毛城。又因西汉胶东康王刘寄都此，故也称‘康王城’。故城分内外两城，东西约十里，南北约五里，现存城垣千余米，基四十米全为夯土版筑，十分坚固。直到东汉时期，才逐渐废弃。”

　　四，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史记》旧注与一些欠妥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辨正，对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提出了新说。

　　１，关于《陈丞相世家》《匈奴列传》中“阏氏”一词的解释。　　

　　《陈丞相世家》有所谓“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解”。《集解》引苏林注解“阏氏”曰：“如汉皇后。”《匈奴列传》有所谓“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云云。师古《汉书注》曰：“阏氏，匈奴皇后号也。”《索隐》亦曰：“（阏氏，）匈奴皇后号也。”并引习凿齿与燕王书曰：“匈奴名妻曰‘阏支’，言其可爱如胭脂也。”但《匈奴列传》下文又有所谓东胡“欲得单于一阏氏”，而冒顿亦有所谓“‘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看来则匈奴单于固不止有一个阏氏。于是王先谦引沈钦韩曰：“按此传，是匈奴妻妾并称阏氏。大抵胡俗，乌孙左夫人、右夫人；元亦有第二皇后、第三皇后。匈奴正妻则称‘大阏氏’。”按：以上旧说影响久远，实则并不准确。近年林干《匈奴史》则曰：“匈奴人称妻、妾为‘阏氏’，称母亲曰‘母阏氏’。”又说：“匈奴人许多都是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特别是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无不妻妾成群。”并指出有人“说‘大阏氏’是匈奴单于的‘正妻’也是不对的。”看来，匈奴头领本来多妻，称阏氏曰“嫔妃”、曰“姬妾”均无不可，惟定其为“如汉皇后”则未免过于严肃、过于尊贵了。因为中国古代的“皇后”是“统率后宫”、“母仪天下”，皇后与其他妃嫔的差别是非常悬殊的。

　　２，对于《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中“隐宫”一词的解释。

　　《秦始皇本纪》中所谓“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正义》注释“隐宫”说：“余刑见于市朝，宫刑一百日隐于荫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下蚕室是。”《蒙恬列传》有所谓“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集解》引徐广解释“隐宫”曰：“为宦者。”《索隐》解释有关赵高的这几句话说：“其父犯宫刑，妻子没为官奴婢，妻后野合，所生子者皆承赵姓。并宫之，故云兄弟生隐宫。”按：父亲有罪受宫刑，母亲不可能也跟着关入隐宫，他们的孩子更不一定也得跟着受宫刑。赵高有女婿名叫阎乐，说明赵高并未自幼被宫。王骏图《史记旧注平议》曰：“此‘生’字乃生长之生，非生产之生也。《史记》云‘其母被刑’，是其子皆当没入，故自幼即令入隐宫，以备他日给事内庭，故皆生长于隐宫之中也。”总之，“隐宫”遂与“宫刑”结上了不解之缘，长期以来人们都把“隐宫”解释为惩治并关押宫刑犯人的场所。１９７９年陈直的《史记新证》出版，开始对“隐宫”提出新说。陈直曰：“‘隐宫’为‘隐官’相沿之误字，近出《云梦秦简·军爵律》云‘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见１９７６年文物七期。”随后马非百的《秦集史》更对之引申说：“据新出土的《云梦秦简》法律部分，有‘隐官’之名，原文云：‘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又云：‘将司（伺）人而亡，能自捕及亲所知为捕，除毋罪；已刑者处隐官。’‘可（何）罪得处隐官？将盗戒（械）囚刑罪以上，亡，以故罪论。断右指为城旦。后自捕所亡，是谓处隐官。它罪比群盗者，皆如此。’据此，则所谓隐官，乃是一个收容受过刑罚而因立功被赦之罪人的机关。处在隐官之罪人，必须从事劳动，其性质约与后世之劳动教养所大致相同。‘赵高兄弟数人，皆生隐官，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是说高母曾受刑戮，后因获释，得处隐官，故高兄弟皆能相继生于隐官。由于隐官是属于劳动教养所性质，是罚罪犯之所，而赵高兄弟皆生于此，此其所以称之为‘世世卑贱’也与。”按：马氏之说明白可信。

　　３，《东越列传》称闽越的都城为东冶，但东冶是后来的什么地方。

　　《集解》《索隐》《正义》都以为是“建安侯官”，也就是今天的福州市，《辞海》《地名辞典》《史记辞典》均无异说。但据近来的考古发掘，人们多以为东冶不是福州，而可能是今武夷山（崇安）市的城村故城。杨琮《闽越国文化》说：“这主要是因为迄今还没有充足的考古资料能证明福州是西汉闽越国都，现在的出土文物资料只能证明福州有闽越国的宫室别馆遗址，但未见确切的西汉城址，也未见规模超过城村故城宫殿的遗址。”

　　４，春申君是何如人也。

　　过去人们大都按照《春申君列传》所说的“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云云来理解，也就是说，春申君是楚国的一个异姓贵族，与楚国王室没有什么关系。三家注对此没有再说什么，于是人们遂也长期没有任何疑问。陈直的《史记新证》有所谓“春申君疑为黄国之后，《左传》所谓‘汉阳诸姓，楚实灭之。’灭国以后归于楚，故称为楚人。”仍是对传统看法的补充。对此，几十年前金正炜、钱穆曾提出过问题，但《史记》研究者们反响不大。近年来杨宽又加以申说，我以为是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金正炜、钱穆、杨宽都以为春申君为楚顷襄王之弟。金正炜说：“春申与孟尝、平原、信陵并称四公子，当亦楚之疏属，故朱英说以代立。《韩非子·奸邪弑臣》谓（春申君）为楚庄王之弟，庄王即襄王。后章‘庄辛谓楚襄王’，《荀子注》作‘庄辛谓楚庄王’可证。其言必当有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有《楚顷襄王又称庄王考》与《春申君乃顷襄王之弟，不以游士致显辨》，其说甚详。今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又补充说：“《史记·游侠列传》云：‘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可知司马迁亦知春申君非游士致显，乃王者亲属。孟尝君之父田婴齐宣王弟，平原君为赵惠文王弟，信陵君为魏安釐王弟，春申君为楚顷襄王弟。韩非亲与春申同时，其言不致有谬误。”三家的说法是颇为有力，可以信从的。楚顷襄王又称“楚庄王”，这不仅解决了《西南夷列传》中庄蹻年代的矛盾，而且还解决了《滑稽列传》中在齐威王“百馀年后”而有“楚庄王”时代的优孟的问题。不然真的令人难以置信，难道司马迁竟会将春秋五霸的“楚庄王”置于战国齐威王的“百馀年”之后么。

　　５，对于《吕后本纪》中“北军”“南军”的解释。

　　吕后临终前曾任命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命相国吕产“居南军”，并告诫他们“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结果由于吕禄的北军印信被周勃等人所骗取，北军落入周勃之手；而吕产又离开南军，在宫门被刘章所杀，于是吕氏一党遂被周勃等杀了个一干二净。可见搞宫廷政变，控制“北军”“南军”是极其关键的。但“南、北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自古说法不一。俞正燮曰：“高祖时之南、北军以卫两宫，长乐在东，为北军；未央在西南，为南军。帝居未央，后居长乐。”于是有人更由此引伸谓南、北军的统帅即“卫尉”。郭嵩焘的看法与此略略异，他说：“南军属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北军属中尉，掌徼巡京师。宫门屯卫属之南军，城门属之北军，皆卫军也。”今人在此基础上又略有变化，称南军守卫宫廷，属卫尉统辖；北军守卫京城，受中尉统辖。按：以上三种说法都很可疑，“卫尉”“中尉”只是“九卿”或列于“九卿”一级，而在《吕后本纪》中掌管南、北军的都是“丞相”、“太尉”、“大将军”，级别都是最高者，而且文中又绝无任吕台、吕产、吕禄等为“卫尉”或“中尉”之说；反过来说，《史记》所写曾经任过长乐卫尉、未央卫尉的程不识、李广诸人，又从无一人有统辖过南、北军的记载。实际“卫尉”所统领的只是皇宫周围的一些日常护卫而已，并没有多少佐佑乾坤的力量。至于说“中尉统领北军”，那就更不可能，中尉比卫尉还要低一级，是个维持首都治安的长官，连九卿都不是，怎么能让他去统领远比南军更重要、更关键的北军呢？南、北军原本受太尉周勃直接统领，吕后为了让吕氏专权，故而将周勃架空，改任了吕禄、吕产。吕氏被灭后，文帝入朝即位，其最先处理的一项工作就是将南、北军的统辖权由周勃手中收回，“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而宋昌是文帝手下的第一大红人。因此我认为南、北军是驻扎于京城南北部的两支国防军，有如清王朝的“丰台大营”，它们的统领者都是皇帝的左膀右臂。

　　６，《文帝本纪》的“太史公曰”云：“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

　　谦让未成于今－－意谓由于文帝谦让，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搞改正朔、易服色以及封禅等那些哗众取宠的活动。按：根据此语，赖长扬、赵生群等都以为《孝文本纪》乃是司马谈所作。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说：“司马谈作史之时，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三件大事都未能举行，所以《孝文本纪》赞语说‘谦让未遑于今’；司马迁作史时，此三事都已大功告成，如果他作《孝文本纪》，不可能出现‘谦让未遑于今’这样的话，这是《孝文本纪》为司马谈所作的铁证。”按：此说可从。

　　７，《太史公自序》说《史记》记事的时间跨度，先是说“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而最后又说“余历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　　

　　对于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人们长期以来找不出一种合理的解释。惟顾颉刚《史林杂识》对此解释说：“《自序》记《史记》之断限有两说，一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趾’，一曰‘余历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一篇之中所言全书起讫之异若此。求其歧说所以发生之故，颇疑谈为太史令时，最可纪念之事莫大于获麟，故迄‘麟止’者谈也；及元封而后，迁继史职，则最可纪念之事莫大于改历，故‘迄太初’者迁之书也。《太史公自序》一篇本亦谈作，迁修改之而未尽，故犹存此牴牾之迹耳。”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曰：“顾颉刚先生以父子共同作史来解释《史记》的两个断限，指出《自序》也是司马谈开始写作，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在此特为顾先生补出两点论据：一，《自序》前半部分叙述的主语是司马谈。如言‘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又如‘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等等；二，名为《自序》而全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亦可证《自序》实从司马谈开始创作。”顾颉刚又曰：“其书起于黄帝，则以武帝之世方士言黄帝者过多，迁于《封禅书》中虽已随说随扫，而终不脱出时代氛围。且改历之事公孙卿与迁同主持之，卿之札书言‘黄帝得宝鼎宛朐，是岁己酉朔冬至，于是黄帝迎日推策’是即太初改历之托古改制也。在此种空气中，迁之作史其上限必不容仅至陶唐而止。是则《史记》一书中起讫之延长固有其政治背景在，非迁故意改父之道矣。”我觉得顾颉刚、赵生群两家对《太史公自序》中出现两种断限的解释比较合理、完满，似乎可以成为定论。

　　五，收集、引证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对《史记》中有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论，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人物、该事件的历史意义，更准确地理解《史记》文章。

　　１，关于《项羽本纪》所写的刘邦彭城之败。

　　陈梧桐等《中国军事通史》曰：“项羽所以能取得这次反击会战的胜利，主要在于他握有一支强大而精勇的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动，给汉军以突然猛烈的打击。项羽不是由南而北实施正面攻击，也不是由东而西将汉军击溃，而是由城阳东北经鲁、胡陵至萧，走了一个反‘S’形绕至汉军的侧后，然后由西而东猛攻，企图全歼汉军于彭城、谷水、泗水、睢水之间，并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项羽仅以三万骑兵的绝对劣势，居然对数十万汉军实施迂回歼灭作战，这一决心、勇气和战术，都是战争史上所罕见的。正因为项羽高度发挥了骑兵快速突击的优势、部队破釜沉舟的勇敢精神和奇袭战术的特殊效果，所以才取得了彭城反击会战的决定性胜利，给了汉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弥补了楚汉战争开始以来项羽的许多失误。”又说：“彭城之战虽然楚胜汉败，但综观楚汉战争开始以来双方的得失，刘邦之得大于失，而项羽之失大于得。刘邦虽然在彭城惨败，损失严重，功败垂成，但他夺得了关中及关东部分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区，人力、物力和领土都成倍地扩张，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完全摆脱了在鸿门宴前后有可能随时被项羽消灭的危险境地。项羽虽然取得彭城会战的巨大胜利，但他的所得仅仅是收复了自己失去的西楚领土，失去的则是关中和关东部分地区的大量与国；北方出现齐、赵等独立的割据势力；其最重要的盟友九江王英布已离心离德，居然在刘邦进占彭城时未能助项羽一臂之力；加上长期以来项羽缺少对汉作战的思想准备，兵力明显不足，彭城大捷后无力发展成全局性的胜利，不能越荥阳而西，更不能把战争引向关中和巴蜀。因此，项羽的战略优势，已较战争开始前大大减弱。”按：陈氏所说的前一部分为人所共见，后一部分的分析相当精采，这点很容易被读书者所忽略。

　　２，关于刘邦其人。

　　毛泽东主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刘邦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毛泽东读书笔记》）　台湾《中国历代战争史》说：“刘邦所以能得如许人杰为之臂助，则不能不归功于其人事政策与领导之得宜。刘邦在入汉中时，萧何已为其策定致贤人之用人方针，故能拔韩信于刑余之中，用陈平于逋逃之下。又刘邦用人之特点为唯才是用，不论品德，盖才识为创业之本，至于德与不德，唯在用人者统御之道何如耳。综观历史，用人有如刘邦之魄力者殊不多觏，故历史中人才有如刘邦之盛者亦遂罕见也。”　陈梧桐等《中国军事通史》说：“楚汉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它与秦始皇的统一战争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前者是在一百多年的长期准备、艰苦奋斗、奠定了坚实基础上进行的，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以强灭弱，水到渠成；后者则完全不同，项羽占有极大的优势，刘邦的势力非常弱小，战争全过程基本上都是以弱胜强，历经艰难曲折的道路，屡战屡败而最后取得胜利。优势的项羽所以失败，劣势的刘邦所以胜利，归根到底是双方对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认识不同，对战争全局的指导艺术不同，进而导致优劣易势，成败异变。”

　　３、关于《淮阴侯列传》所写的韩信拜将时的就职演说。

　　韩信说项羽“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又说刘邦“失职入关中，秦民无不恨者。今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对于这段文字，杨维桢曰：“韩信登坛之日，毕陈平生之画略，论楚之所以失，汉之所以得，此三秦还定之谋所以卒定于韩信之手也。”董份曰：“观信智略如此，真有掀揭天下之心，不但兵谋而已也，所以谓之‘人杰’。”唐顺之曰：“孔明之初见昭烈论三国，亦不能过。予故曰淮阴者非特将略也。”王世贞曰：“淮阴之初说高帝也，高密(邓禹)之初说光武也，武乡(诸葛亮)之初说昭烈也，若悬券而责之，又若合券焉!噫，可谓才也已矣!”按：韩信分析项羽的弱点，以及预见刘、项未来的斗争形势，皆至为明晰，诸人所说诚是。且其分析问题竟与两千年后毛泽东主席于１９４６年论证“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路完全相同，真使人大长见识。今汉中市城南尚有“拜将台”，为南北列置的两座方形高台，各高丈余，南台上竖“韩信拜将台”石碑，北台建有台亭阁，两台各周长百余步。明代茅坤论韩信曰：“予览观古兵家流，当以韩信为最，破魏以木罂，破赵以立汉赤帜，破齐以囊沙，彼皆从天而下，而未尝与敌人血战者。予故曰：古今来，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诗仙也；屈原，辞赋仙也；刘阮，酒仙也；而韩信，兵仙也，然哉！”（《史记钞》）

　　４，关于《孙子吴起列传》所写的马陵之战。

　　吴如嵩《中国军事通史》说：“孙膑之后退战略与减灶骄敌以及马陵之战，乃为一连串诱敌、骄敌之行动。不直捣大梁不能使庞涓回兵；不后退不能在马陵之隘路地形以设伏；不减灶不能使庞乘胜而骄，轻举锐进，三者联合如环，真为千古战略之杰作。魏自桂陵与马陵两役战败后，国力亏损，由此遂一蹶不振；齐自威王两败魏师，其后宣王、湣王均能继承余绪，一时东方称为强国。三晋魏、赵、韩之互斗而俱遭挫败，遂造成西方秦国东出中原之机会。”慕中岳、武国卿曰：“马陵之战是战国初期齐、魏两国争霸中原的决定性战役，也是魏国继桂陵战役后失败最为惨重的战争。经此一役，魏国国力日渐衰退，从而结束了自己盛极一时的历史。由于整个三晋势力元气已伤，无力恢复，因而失去阻止秦军东进，屏蔽中原的可靠力量，为秦国势力侵入中原举行了奠基礼。”按：一般人都能看到孙膑的用兵之巧，而两部军事史都指出了齐之破魏乃为秦军东下扫清道路，的确高人一头。

　　孙膑的先人孙武，著有《孙子兵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孙武总结军事经验，著兵法十三篇，成为军事学的经典。十三篇中包含着丰富的唯物辨证法思想的因素，与五千言的《老子》同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兵法是战争指挥者高度智慧的表现，军事家总结战争经验著成兵法书，在文化上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东周时期北方齐国，南方楚国都是积累起丰富的军事知识的国家，特别是齐国，军事家尤多。孙武著兵法十三篇，最为杰出。”杨善群《孙子评传》说：“《孙子兵法》不仅是东方兵学最早最杰出的代表，而且是世界上最先出现的专门论述军事谋略的优秀著作。它是古代军事学的智慧结晶，也是世界古代军事学史上的奇迹。美国当代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褚良才《军事学概论》说：“法国的拿破仑曾说：‘倘若我早见到这部兵书，我是不会失败的。’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被废黜之后，在侨居中看到《孙子兵法》，当他读到《孙子兵法·火攻篇》最后一段：‘主不可怒以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不禁掩书喟然长叹：‘早二十年读到此书，则决不至于遭受失败之痛苦了。’”

　　５，关于吕不韦的评价。

　　郭沫若曰：“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但他在生前不幸，为他的政敌所迫害而自杀；在他死后又为一些莫须有的史实所掩盖，他的存在的影子已经十分稀薄，而且呈现着一个相当歪曲的轮廓。”“秦始皇不仅不是吕不韦的儿子，而且毫无疑问还是他的一个有力的政敌。秦始皇和吕不韦的斗争，一般人把他太看轻了，似乎认为的确是为了介绍嫪毐，其实关于嫪毐的故事，我相信也一定有很大的歪曲。”“读《吕氏春秋》，你可以发现它的每一篇每一节差不多都和秦国的政治相反对，尤其和秦始皇后来的政见与作风简直是在作正面的冲突。秦始皇才是吕不韦的死对头，秦始皇要除掉吕不韦可以说是理所当然，而亦势所必然。”（《十批判书》）马非百曰：“吕不韦之入秦，关系于秦之统一者实深且巨，策立之谋姑勿论，仅以人材一项言之，史称‘不韦食客三千人’，今观其所著《吕氏春秋》，包括儒家、墨家、法家、农家、兵家、阴阳家、道家、名家各派言论，集当代种种专门学者于一门，已无形取得今日所谓‘智囊团’者之用。况不韦乃东方大贾，其食客三千之中自亦必有不少富有之人，知识、金钱兼而有之，故能从事多方面之建设，秦代统一事业之得以完成，吕不韦之功实不在商鞅、张仪、范雎、李斯诸人之下也。司马迁云：‘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裴然争入事秦’真扼要之论哉!”（《秦集史》）杨宽曰：“吕不韦集合宾客共著《吕氏春秋》一书，公布于国都，盖欲集各家之长以完成秦之帝业，即所谓‘假人者遂有天下’。以为是时周室既灭，天子已绝，唯有用‘义兵’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方能重立天子，消除相残不休之局势，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此书亦即吕不韦欲使秦王‘吞天下，称帝而治’者。吕不韦先后执政十二年，宣称奉行此书之政纲。先灭亡东周建三川郡；又攻取韩、赵两国之地，建立上党郡与太原郡；更攻取魏之东地，建立东郡，使秦之领土向东伸展，与齐接界，切断赵与韩、魏之联系，造成包围三晋之形势。秦为尚首功之国，当以斩首数目作为其战胜之标志，动辄以万计，先后所杀三晋及楚之民数百万。秦昭王时白起为将，斩首最多。是时（吕不韦执政时）战争之最大变化在于所攻占之城邑甚多，如庄襄王三年蒙骜击赵榆次等三十七城，秦王政三年蒙骜攻取韩十三城，五年蒙骜攻取魏二十五城，皆无斩首之记录。唯有秦王政二年麃公攻卷斩首三万之记录，而此后麃公未见统军作战。盖三晋已丧失战斗力，望风而逃，因而杀伤较少，同时亦当与吕氏宾客鼓吹以‘义兵’‘诛暴君’有关。”（《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６，关于《卫将军骠骑列传》所写的卫青与匈奴的漠北之战。

　　陈梧桐等《中国军事通史》说：“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汉武帝在取得河南、漠南、河西三大战役胜利的基础上，根据汉军经过实战锻炼积累的运用骑兵集团进行长途奔袭与迂回包抄的作战经验，利用匈奴王廷北徙之后误以为汉军不敢深入漠北的麻痹心理，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胆地制订了远途奔袭、深入漠北、犁廷扫穴、寻歼匈奴主力的战略方针。与此同时，他又细心进行战前的准备，除集中全国最精锐的骑兵和最优秀的战将投入战斗外，还调集大批马匹与步兵运送粮草辎重，以解决远距离作战的补给问题。而在作战中，汉军统帅又发挥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充分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力，不仅敢于深入敌境，而且善于迂回包抄，特别是卫青，在遭遇单于主力后，机智地运用了车守骑攻、协同作战的新战术，先借助战车的防御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继而发挥骑兵迅速机动的攻击能力，迂回包抄敌军的两翼，一举击溃单于的主力，更显示出其战役指挥方面的优异才能。由于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大批物资丧失，匈奴单于不敢再在大漠北缘立足而向西北方向远遁，因而出现了‘幕南无王廷’的局面。如果说漠南之战后匈奴单于移王廷于漠北还可以看作是一种战略转移的话，那么，漠北之战后的‘幕南无王廷’则标志着匈奴势力大范围的退缩。经过这次大决战，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已基本上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漠北之战实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最高峰。”按：卫、霍与匈奴作战十一年，史公正面描写，仅此一次。

　　六，收集、引证有关的文学方面的评论资料，可使读者对《史记》的文学性加深理解，并提高阅读文本的乐趣。

　　１，《五帝本纪》：“（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梁玉绳以为“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黄帝只有与蚩尤作战，而无与炎帝作战之事。梁玉绳认为炎帝即神农氏，蚩尤反炎帝，炎帝无力征讨，黄帝乃助炎帝以败蚩尤。按：梁氏说与史公本文不合，应另作别论。凌稚隆引刘氏《外纪》云：“蚩尤为大雾，军士昏迷，轩辕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禽蚩尤。”《集解》引《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袁珂曰：“炎帝兵败，又有炎帝的后裔蚩尤奋起，举兵为炎帝复仇，又在原来黄、炎作战的战场阪泉或涿鹿和黄帝开始了一场大战。黄、炎之战和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完全是同一性质、同一营垒的战争，既反映为神国两个系统诸神的大战争，又反映为两大部族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波澜壮阔，此起彼伏，历时绵长，比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诸神在特罗亚城之战，并无逊色。”

　　２，《五帝本纪》：“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後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後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袁珂曰：“舜的弟弟象，本来就是一头野生的长鼻大耳的动物象……舜服野象的神话，到后来就演变成‘舜服厥弟’了。在这里舜和二女都成了孝子孝妇，逆来顺受，毫无反抗地遵命去上圈套。在这里，神话性一点也没有了，二女的作用也看不见了，有的只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者的道德楷模。总之，舜服野象神话是最古的；舜在尧二女的帮助下和他那个傲狠弟弟象作斗争，可说是次古的神话；最后才是儒家之徒篡改神话为历史的家庭伦理故事。”

　　３，《项羽本纪》：“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

　　力拔山兮气盖世四句——朱熹曰：“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吴见思曰：“‘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钱锺书引周亮工曰：“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歌数阕—— 一连唱了几遍。阕：段、遍。 美人和之——《正义》引《楚汉春秋》所载虞姬和歌云：“汉军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殆出于后人依托。《正义》引《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东六十里。”按：今安徽灵璧县城东十五华里之宿泗公路旁有虞姬墓，墓前有一石碑，横额刻“巾帼千秋”。两旁对联为：“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

　　４，《项羽本纪》：“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乃自刎而死——李清照《项羽》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郑板桥《钜鹿之战》诗：“千奸万黠藏凶戾，曹操朱温皆称帝。何似英雄骏马与美人，乌江过者皆流涕。”按：韩信破项羽于垓下与项羽自刎乌江，在汉五年（前２０２）十二月。《集解》引徐广曰：“项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生，死时年三十一。”又，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东南一公里的凤凰山上有项王祠与项王墓。项王祠建于唐代，其篆额“西楚霸王灵祠”六字为唐代和州的地方长官李阳冰所题。原祠有正殿、青龙宫、行宫等，祠内奉有项羽、虞姬、范增等人的塑像。祠前有一联云：“司马迁乃汉臣，本纪一篇，不信史官无曲笔；杜师雄真豪士，灵祠大哭，至今草木有余悲。”孟郊、杜牧、苏舜钦、王安石、陆游等均有题咏。１９８６年重修庙宇，巍峨壮观。祠后有项羽的衣冠冢，明人题曰：“西楚霸王之墓”。

　　钱锺书论项羽为人曰：“《高祖本纪》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妒贤疾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陈丞相世家》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淮阴侯列传》韩信曰：‘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音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羽本纪》历记羽‘拔襄城皆坑之’，‘坑秦卒二十余万人’，‘引兵而屠咸阳’；《高祖本纪》‘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骠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高祖本纪》于刘邦隆准龙颜等形貌外，并言其心性：‘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项羽本纪》仅曰：‘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至其性情气质都未直叙，当从范增等语中得之。‘言语呕呕’与‘（音恶）叱咤’；‘恭敬慈爱’与‘骠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刓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双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管锥编》)

　　５，《赵世家》：“（武灵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

　　锺惺曰：“武灵王规画始末止于强国，探鷇饿死与齐桓公‘尸虫出户’同一结局。若武灵王者，人臣之才略有余，帝王之识量不足。”沈长云等曰：“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一位名声显赫的君王，他统治赵国时期，进行了胡服骑射改革，出兵灭掉中山，向北方扩地千里，赵国历史进入最辉煌时期。在其功烈余荫下，赵惠文王东伐强齐，西败强秦，赵国成为东方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沙丘之变，武灵王之死，使生气勃勃的赵国活力顿失，强赵对秦的威胁不复存在，在秦赵对抗中赵由攻势转为守势，开始被秦国削弱侵夺。”俞樾曰：“《屈原传》叙事之中间以议论，论者以为变体，余读《赵世家》云‘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哉？’《魏世家》云‘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合也；若从一家之谋，魏必分矣。故曰君终无嫡子，其国可破也。’皆于叙事中入议论，与《屈原传》同。”泷川曰：“此法不创于史公，《战国策》已有之。不独《国策》有此法也，《左氏》《国语》引‘君子’、引臧文仲、引孔子者，亦皆叙事中间以议论者。”

　　６，《伯夷列传》：“遂饿死于首阳山。”

　　按：说伯夷为饿死于首阳山者始于庄周，其《盗跖》云：“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其《让王》云：“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早于《庄子》之《论语·季氏》只言其“饿于首阳之下”；晚于《庄子》之《吕氏春秋·诚廉》亦只言“至首阳之下而饿焉”，皆未云饿死。首阳山盖有多处，伯夷、叔齐墓遂也到处都有，大抵皆望风影附。如，今甘肃渭源县东南三十四公里有首阳山，山上有伯夷、叔齐墓。墓冢高七尺，直径丈馀。墓前有清代左宗棠题写的石碑一通，上书“万世之师”与“有商遗民伯夷叔齐之墓”。两侧另有陕西书法家王霖题写的对联一付，曰：“满山白薇，味压珍馐鱼肉；两堆黄土，光高日月星辰。”横额曰“高山仰止”。墓后有始建立于唐代的“清圣祠”。

　　７，关于《卫将军骠骑列传》所写的卫青与匈奴的漠北之战。

　　杨慎说：“自‘日且入’至‘二百余里’，写得如画。唐诗‘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皆用此事。”又引凌稚隆曰：“千年以来所无之战，亦千年以来所无之文，而骚人墨客共得本之以歌出塞、赋从戎，未尝不令神驰而目眩也。太史公绝世之姿，故《汉书》不为增损一字。”又引茅坤曰：“青武刚车之战，气震北虏，而去病斩馘虽多，非青比也。太史公特抒愤懑之词，无限累欷。”又曰：“大将军此战极为奇绝，以不得并骠骑益封，故太史公尽力描写，令人读之凛凛有生色。”

　　８，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孙月峰曰：“直写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又曰：“凡文字贵炼贵净，此文全不炼不净。《中庸》称‘有余，不敢尽’，此则既无余矣，犹哓哓不已。于文字宜不为佳，然风神横溢，读者多服其跌宕不群，翻觉炼净者之为琐小。意态豪纵不羁，其所为尽而有余。”又曰：“粗粗卤卤，任意写去，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读之但见其奇肆，而不得其构造锻炼处。古圣贤规矩准绳文字，至此一大变，卓为百代伟作。”孙执升曰：“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序自己著书垂后之意，回环照应，使人莫可寻其痕迹，而段落自尔井然。原评云：史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评注昭明文选》引)

　　９，司马迁与《史记》。

　　鲁迅说：“（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汉文学史纲要》）毛泽东主席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李长之说：“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撼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史记》在是一部历史书之外，又是一部文艺创作，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司马迁的受刑，在他个人当然是一个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仿佛由之而加上浓烈的苦酒，那味道却特别叫人容易沉醉了！又像音乐中由之而加上破折、急骤、悠扬的调子，那节奏便特别酣畅淋漓，而沁人心脾了！”（《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

　　七，本书对疑难字、生僻字都加了汉语拼音；对历史地名都加注了现今地名；对古帝王的纪年以及月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对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约当现今的近似值；

　　八，本书加进了《史记》所涵盖的各个历史时期与某些区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图共十八张，加进了与《史记》各篇内容相关的历史古迹、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等图片百馀张，以利于读者的记忆，并增加阅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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