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十 《大学》历史与谜

《大学》作者到底是谁、到底成书于哪一年代这一谜团，长期以来困惑着古今学者，并促使他们不断求解。学者们或阙如存疑，或揣度之，如推断之，或驳论前说，或提出新说。就这样慢慢努力去逼近、发现其真相。 作者

略说：古代·小学·大学
我们在解读《大学》这本经典时，已于前文说到了《学记》中的一些古代教育的情况，这里不妨再来看看我国古代的大学与小学是怎样一回事。现代人先读小学，而后是中学，然后是大学。古代人也是先读小学，然后就进入大（太）学，那时还没有中学这一概念，也没有这一级学校。有记载显示，我国在夏代已经出现了正式的学校。《孟子·滕文公》：“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这虽仅短短67个字，内容却非常丰富，此为之解读：1.历史起源与沿革。学校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夏代。其沿革，则是夏、商、周三代在兴办学校这方面延续不断。2.名称与含义。虽然这三代都设学校，但是名称不一。夏以“校”为名，是“教”的意思。殷以“序”为名，是“射”的意思。周以“庠”为名，是“养”的意思。虽然称名不一，但是实质都是教导、教育、教化的意思。王念孙《广雅疏证》：“庠训为养，序训为射，皆是教导之名。”3.学校的级别。“庠”、“序”、“校”都用作乡里学校的名称，也就是都是地方性学校。“学则三代共之”，此“学”就是指“大学”，意思是至于大学，三代都一样称为“学”。4.学校的性质与任务。三代是一以贯之的，就是通过学习教养来“明人伦”，使人伦彰显明白。什么叫“人伦”？就是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古人以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种关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不可变革的，而处理这五种关系又必须依循一定的准则，所以就称为“人伦”、“伦常”。比如《孟子·滕文公上》说：人之所以是人，是有其为人之道的，如果吃饱了，穿暖了，住安逸了，却没有受教育，那么就近于禽兽。当初圣人就忧虑到这一点，便由契来作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5.明人伦的作用与价值。其一，如果社会的上层，比如诸侯、卿大夫都明白了人伦，那么下层的民众就会和谐团结。这就构成一个和谐社会。其二，如果有圣王兴起的话，就必定会前来学习效法，这便成为了圣王的老师了。虽然后面这句话是针对滕文公说的，但是同样彰显出“明人伦”的重要的普遍的价值。如朱熹《孟子集注》：“滕国褊小，虽行仁政，未必能兴王业；然则为王者师，则虽不有天下，而其泽亦足以及天下矣。”我们再说说古代小学，这是指对儿童、少年进行初等教育的学校。西周时就有小学，在此前称为下庠、西序、左序。此后名称也不一。官学比如有四门小学、内小学，私学有书馆、乡塾等。“小学”也有故事。因为儿童于小学阶段先要学识字写字等，所以汉代就把文字学称为“小学”。比如《汉书·艺文志》就曾收录字书《苍颉》、《凡将》等“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后来“小学”作为语言学的名词，其内涵也在扩大。比如魏晋之后，随着韵书的出现，音韵学也归入了“小学”。唐代以后，训诂学也归入了“小学”。“小学”成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一直沿用到清末。国学大师章炳麟认为“小学”之名称不确切，主张改称语言文字之学。“小学”是一门艰深的传统学问，要精通它绝非易事。鲁迅《书信集·致曹聚仁》就说到当初在日本时，国学大师章太炎就给他教授过语言文字学，“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再稍微具体地看一下古代小学、大学的一些情况也很有意趣。《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又云：“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白虎通》：“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尚书大传》：“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学，见小节而履小义。二十而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此世子入学之期限也。”《尚书大传》又云：“十五年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综合这些文献里面的历史信息，有几点可说：1.入小学的年龄大体在8岁，而一些特殊人物至13岁才入小学，甚至一些天性比较晚成的人，也就是智力开发比较晚的，15岁才进小学。2.入大学的年龄大体在15岁，而一些特殊的人物至20岁才进大学。3.小学学习的内容，如朱熹《大学章句序》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此有译文，可参见后文《朱熹〈大学章句〉译介》。4.大学学习的内容不一样了，从学“见小节而履小义”至于“见大节而践大义”了。如朱熹所说：“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小学是“见小节而履小义”。大学就是教育成人“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这就是“大节”、“大义”，而且不仅要“见”，还要“践”。《大学》就是这样的经典。我们再来看看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甲骨文有“学”字，其中有一个字的字形的结构含有三方面的意思：一是有算筹交错的形式，表明了学的内容；二是还有一部分结构，表明了教与学的活动；三是另有一部分结构表示房屋，说明教学要有一定的场所。毛锐礼说：“我国古代学之名，自商开始”，据对甲骨卜辞考证，“所见商代的 学 已包含了学校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学校教育成型的标志”，“商朝学校已有大学、小学之分，古籍对此多有记载，如《礼记·明堂位》： 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 等等。重要的是近年来在甲骨卜辞中已经发现了 大学 和 庠 （小学范围的学校名称），进一步证明商代学校已分为两级施教。”（毛锐礼《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古代的文献以及地下出土的材料，双重地告诉后人我国古代教育的悠久历史以及多元的信息。 朱熹说“小学”与“大学”关于“大学”与“小学”，朱熹有很多自己的认识与理念。朱熹的《大学章句》，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改定，还有《大学或问》作于此年。读他的《大学章句》，特别是序言，可以了解他关于大学的一些理念，而关于小学，朱熹也极端重视。朱熹曾编纂有以道德教育为主的儿童教本。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编成《小学》六卷，教育儿童以“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其中《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有：《嘉言》、《善行》。搜辑经史子集32家386条相关内容。又作有《小学题辞》，载于《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说：“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惜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今使幼学之士，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习惯。俟（sS，等待）其既长，而后进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是乃次第之当然，又何为不可哉？”这是说，小学与大学，固然有所不同，然而从为学之道来说，则是一致的。因此当其幼小的时候，不学习小学，那么就不能收拢他的放纵之心，培养他的德性，而作为大学的根基根本。等到他长大了，如果不进于大学，那么就不能考察义理，施行到各事业中去，而收取小学的成功。对于幼学之士，必定先尽量地让他学会洒水、扫地、待人、接物等事情，做好礼、乐、射、御、书、数这些教育内容的基础训练。等到长大以后，而再进一步接受“明德”、“新民”以及“止于至善”等教育。这是教育次第之理所当然，又为什么不可以呢？在《朱子语类》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是朱熹回答他人关于小学与大学关系的问题的。问：“小学大学如何？”曰：“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大抵大学一节一节恢廓展布将去，然必到于此而后进；既到而一进，固不可；未到而求进，亦不可。”（《朱子语类》卷十四）朱熹还说：“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所以。”“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朱子语类》卷七）“恁（nIn）地”，这么、那么的意思。朱熹的话说得很精炼，小学是直理会那事，而大学是穷究那事情后面的、深里的道理，因为什么而会这样的、那样的。朱熹的《小学》、《小学题辞》古代是没有图来说明的。古代朝鲜学者李(1502 1571），即李退溪，被称誉为“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师”。他曾按照朱熹的理念创作了一幅《小学图》，也在此作一介绍。李说：“右小学，古无图。臣谨依本书目录为此图，以对大学之图。又引朱子《大学或问》通论大小之说，以见二者用功之梗概。盖小学、大学相待而成，所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或问得以通论，而于此两图，可以兼收相备云。”（《退溪全书·小学题解》）从图中看到，小学之教育，有“立教”、“明伦”、“敬身”为“纲要”。一、“立教”。此有细目“四立之教”：（1）立胎育保养之教。（2）立小大始终之教。（3）立三物四术之教。（4）立师弟授受之教。二、“明伦”。此有细目“五明”：（1）明父子之亲。（2）明君臣之义。（3）明夫妇之别。（4）明长幼之序。（5）明朋友之交。三、“敬身”。此有细目“四明”：（1）明心术之要。（2）明威仪之则。（3）明衣服之制。（4）明饮食之节。关于此“三纲”，又延伸至于“稽古”。于此“三纲”，在“明伦”下又有“嘉言”、“善行”两条目。“嘉言”又有“三广”之细目：（1）广立教。（2）广明伦。（3）广敬身。“善行”又有“三实”之细目：（1）实立教。（2）实明伦。（3）实敬身。如果我们细细体味一下，古代小学的道德教育是这样的，也许可以作为反思今日教育的借鉴，这也并非没有补益的。这里还说明古代小学、大学在道德教育等方面是衔接的。另外，此处文内所说的“两图”，一是指李所绘的《小学图》，一是指朝鲜学者权近所绘的《大学图》，可以将这两幅图或联缀，或对比着看，有益于对《大学》的理解。《大学》作者与年代之谜《大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是个历史之谜。《大学》的作者，在宋以前一直没有提起过，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郑玄的《礼记注》都说到了《中庸》的作者是子思，但都没有说《大学》的作者是谁，他们对此慎重缄默。对此，自古至今，学者纷纷研究，猜测不已，论辩不断。这里也简要地加以介绍。1.《大学》是孔子遗书。这是程颐的推断。2.《大学》的“经”为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其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从宋代开始，朱熹认为，《大学》“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其《答林择之书》又云：“《传》中引 曾子曰 ，知曾氏门人成之。”此说附和者固然甚众，但是怀疑者也不少。如清代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余录》中认为非曾子所作。又如清代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卷二）中说：“《大学》一书，程子谓孔氏之 遗书 ，朱子谓 正经 ；意其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洵是。独谓传文成于曾氏门人之手，则未敢以为决然也。”朱熹有一个证据，那就是见《大学》“诚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古弟子于师方称“子”，这就像《论语》中的“有子”、“曾子”那样。但是阎若璩举出例子反驳，《礼记》49篇中，称曾子的一百，一为曾申，其余皆称曾参，“可见 曾子 为记《礼》者之通称，不必弟子谓其师”，因此不能作为证据。当然朱熹自己也说过：“无他佐验”，“故疑之而不敢质”；但心中还是倾向于曾子所作。今人李学勤认为是曾子所作，见后文所述。3.《大学》是子思所作。南宋学者王柏认为，《大学》是子思所作。王柏，后文还有介绍。4.《大学》与《吕氏春秋》。清代汪中在为毕沅写的《吕氏春秋序》中说：“《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故《劝学》、《尊师》、《诬徒》、《用众》四篇，皆教子之方，与《学记》相表里。”《吕氏春秋》的著作年代，根据该书《序意》所提供的内证，已经确定为秦始皇八年或六年，因此《大学》、《学记》的产生年代应该在战国末期或略先于《吕氏春秋》。（张瑞《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册》）5.《大学》为荀学。冯友兰曾作《大学为荀学》。他认为《大学》与《学记》均为荀学。比如《学记》有“强立不反”一语与《荀子·不苟篇》“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相类，乃性恶说之引申，故推演为《学记》为荀学之作。而因《学记》言“大学之道”，《大学》亦言“大学之道”，因此类推《大学》也为荀学了。（《古史辨》第四册）冯友兰说：“朱熹以为系曾子所作，王柏以为系子思所作，盖皆以意度之，以前未有其说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6.《大学》为孟学。郭沫若认为，《大学》是孟学的作品，而且断定是乐正氏之儒的典籍。在《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中说了几条证据：先证明《大学》是“以性善说为出发点的”，其次又进而肯定其是“乐正氏之儒的典籍”，理由是：（1）孟派里面乐正克是高足。（2）以乐正为氏，那是学官的后裔，因此有家学渊源，故论“大学之道”。（3）乐正克被孟子称为“善人”、“信人”、“好善”，而《大学》1743字的文章便有11个善字露面。7.任继愈认为，《大学》成书可能在秦统一之后。（《中国哲学史》第二册）徐复观认为《大学》成于秦汉之间。（《中国人性论史》）8.胡寄窗根据《大学》中的经济思想，认为它不类于荀学，似乎是孔孟之间的中介物。（《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9.《大学》成于子思、孟子之间，为子思门人所作。郭沂在《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里有考证。一是，从竹简的形制和思想内容看，郭店简《大常》、《尊德义》、《有性》、《求心》、《六德》五篇，当出自一人之手。它们见于郭店楚墓，其早于《孟子》自无疑问。其思想直承《天命》，是对子思想的发挥。所以推断，这五篇的作者是子思门人。二是，从思想性格而言，《大学》直承《天命》，其思想是通过发挥《天命》的修道论而建立起来的。关于《天命》，作者认为，子思之书有一篇佚文，篇名“已难确考，今姑依古书通例取其首句重要字眼名之曰《天命》”。此种新说可供借鉴与进一步研究。钱基博在《〈四书〉解题及其读法》中说：“唯《大学》之书，理极宏博；而曾子所作，语出臆测。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既无佐证，不如阙疑。特玩颂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为伯仲；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为支流余裔，师师相传（见汪中《述学·大学平义》），要可断言云！”此也可参考之。我们罗列了以上诸说，可以看到面对《大学》这一谜，作者到底是谁、到底成书于哪一年代，是一个长期使得学者困惑并不断求解的过程。学者们或缄默不言，或测度之，或推断之，或驳论之，或新说之。一切就在这样的历史前行中，慢慢努力去逼近、发现其真相。或许以后的出人意料的地下发现，最终会让人们有更多的材料用“二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推断出一个更令人信服的结果来。  《大学》名称之辩
《大学》中的“大学”的名称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也是一个历史之谜，因此学者多论辩之。1.郑玄说：大学是博学为政东汉经学家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之说有两个要义：一是指出此为博学，二是指出博学之目的是可以为政。郑玄此说，后人不满意的很多。但是著名教育家陈元晖极其赞同郑玄之说。陈元晖曾说：“我认为，《大学》这一书名，当以郑玄的释义为是。”他认为，《大学》这一书名中的“大”字，旧音读“泰”，不读“大”音。从宋儒二程以后，不读“泰”，而读“大”音。“大”与“泰”可以是同义。但是，泰山就不能称为“大山”，泰斗也不能说为“大斗”。“大”指量多、形伟、面广，“太”则含有“最”、“极”的意义，指极多、极广的事物。“大学”即“太学”；太学者，博学也。大学与小学对称，博学与寡闻对应。因此陈元晖认为，《大学》的内容是培养人才的教育理论，培养什么人才呢？要培养管理国家和安定社会的人才，就是《大学》上所说“治国平天下”的人才，所以说“大学之道”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大学》反复叙述的就是这种道理，《大学》反复说明怎样培养这种人才的道理。要博学，要可以使其为政的博学，这就是《大学》一书写作的目的，也就是《大学》的内容。《大学》一书的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话，都是浸透着这种精神。《礼记》中的《大学》篇的最早的注解者东汉的郑玄，是最了解《大学》一书的内容，提出这一书名的正确的意义的。（陈元晖《中国教育史遗稿》）2.朱熹认为《大学》是大人之学
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这里也有两层要义：一是从社会人之视角来看，“大人之学”是相对“小人之学”来说的，“大学”就是能够将人教养成为大人的学问。如《孟子》曰：“体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譬如一切异端邪说，权谋术数，以及“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之说，则都属于小人之学了。二是从生物人之视角来看，“大人”为成人，“小人”为蒙童。这里也有“大学”与“小学”不同文化程度所相应的不同的学习内容和教育之道。（陈元晖《中国教育史遗稿》）朱熹的此种解说，附和者较多。但是也有人不赞同。比如有人指出，朱熹《大学章句》开头引“子程子曰： 《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那么这里的“初学”与“入德之门”又均不是指“大人之学”了。这里就有了矛盾。比如还有人说，即使如《大学章句序》上说，15岁以上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除了“治人之道”是庶人之子弟不需要学外，难道15岁以下的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者，都不要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的道理么？（《陈元晖《中国教育史遗稿》）3.辜鸿铭认为，大学就是高等教育林语堂在1938年纽约现代图书馆出版的《孔子的智慧》一书，于第四章翻译《大学》篇的引言中，在提到“大学”一词的英译时，主张用辜鸿铭的译名，意思为“高等教育”。4.詹姆斯·勒格说：《大学》是大学习论中国学家、国际学者詹姆斯·勒格（1815 1897），在香港英华学院任院长达30年（1843 1873）之久，1875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为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教授，从1841年开始翻译中国古典著作，25年（1861 1886）间出版了28卷中文译为英文的中国古典著作。他还著有《孔子的生平和学说》、《孟子的生平和学说》、《中国的宗教》等书。他不同意把《大学》翻译为“高等教育”，也就是他不把“大学”理解为大学校，不是与小学、中学（古代还没有中学）并列的，而应该理解为“大学习论”，而不是“大学校论”。有意思的是林语堂最早赞同用辜鸿铭的译名，译为“高等教育”。但是，197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由他主编的《当代汉英词典》中，不再沿用辜鸿铭的说法，而回过来采用詹姆斯·勒格之说，将《四书》之一的《大学》翻译成为“大学习论”。陈元晖认为，古代郑玄称其为“博学”，现代的中国学家勒格称其为“大学习论”，都反映了《大学》这一书名的真正的含义。（陈元晖《中国教育史遗稿》）5.钱基博说：大学是大觉钱钟书之父钱基博《〈四书〉题解及其读法》中曾说：“学之为言觉也。大学者，大觉之谊也。儒者之称大学，悬为治学者至高之鹄的；犹之释氏标佛为最高境诣，以树进修之鹄。”此种释义，有人认为来源于对古代大学之辟雍的解读。汉班固《白虎通义》解析“辟雍”时说：“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教化也。辟者，璧也，像璧圆以法天；雍者，壅之以水，像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雍之为言壅也，天下之仪则。故谓之辟雍也。”辟雍，即是古代的大学，它法天、行礼乐，宣德化，化民成俗，所以“大学”的意义即是“大觉”。作为培养大德、大觉的处所的大学，就必须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觉也就必须有“大人”，也就是“大学者，大人之学也”的意义。（见陈元晖《中国教育史遗稿》）我们还看到或说《大学》之名称，就是按照古代命名的一般方法，即是取其开首的句子“大学之道”的前两个字作为名称；先在《礼记》中作为篇名，而后又成为了书名。（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这些说法也许都有些理由，但是我认为如果从“大学之道”的内涵去考虑，不妨融通地去理解，多元地去解读比较圆通一些，也就是取其会通之处，而存其不同之说。这就像一个词语一样，有本义，然后有引申意义，有近引申，有远引申，还有变义、转义、喻义等等，但是辐辏则一词也，这里的辐辏即“大学”、“大学之道”也。《大学》：程颢与程颐在《大学》的流传历史上，首先要说到唐代的韩愈与李翱起过重要的先导作用，是他们较早注意、留意，并宣传《大学》、《中庸》的要义。北宋时，根据王应麟《玉海》记载，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赐新第进士王拱辰“大学篇”一轴，自此以后，对登第的人必赐《儒行》、《中庸》或《大学》。到了司马光时，他写出《中庸大学广义》一卷和《致知在格物论》一篇，最早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均作为独立的书来对待，而不仅是《礼记》中的某一篇，这一理念与做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提到这一史实。虽然司马光的注释后来已经散佚了，但是从此《大学》与《中庸》被独立出来了，也越来越被重视起来。此后就要说到与司马光同时代的理学开山之祖宋代的程颢与程颐，他们突出提升《大学》与《中庸》的作用与地位，认为应该与《论语》、《孟子》一起并读。“二程”对《大学》的传承起到了又一特殊重要的作用。程颢（1032 1085），宋洛阳（今属河南）人，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嘉进士。熙宁初，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后来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为州县官吏。历签书镇宁军判官、知扶沟县。哲宗立，召为宗正丞，未行而卒。程颢与其弟程颐曾经均受业于周敦颐。程颢认为“天理”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最高原则，于伦理上则体现为封建的“三纲五常”。在认识天理的方法步骤上，强调内心的静养。他们兄弟俩，程颢被称为“大程”，程颐被称为“小程”，合称为“二程”、“二程夫子”，为道学的开山之祖，其学术被称为“洛学”。“二程”言论和著作，后人合编为《二程全书》，今人合编为《二程集》。程颐（1033 1107），宋洛阳人，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皇时，任太学学职。治平、元丰间，大臣屡屡推荐，不仕。哲宗初，以司马光等推荐，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管勾西京国子监。绍圣间，因政见不合，削职送涪州（今四川涪陵）编管。徽宗即位，移峡州。不久复官返洛阳，致仕卒。他与其兄的思想学说基本一致。在认识“天理”的方法步骤上，颇强调由外界的格物以达到致知的目的。程颢、程颐于《大学》、《中庸》的理念、做法影响深远。“二程”教人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至于穷理尽性，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行，以为标指，而达六经。他们关于《大学》的理念，此略说几点：1.倡导对《大学》的研究。他们出于论证道学修身的需要，更为推崇、提倡对《大学》的研究。2.提出对《大学》文本的怀疑。他们对《大学》的文字提出了质疑，认为古本《大学》中的“八目”，不应该只有“诚意”以下“六目”有释文，而“格物”、“致知”二目没有释文。另外《大学》的“三纲”应该比八目更重要，不应没有释文，所以怀疑古本《大学》有错简或阙文。3.对《大学》文本的改订。程颢改本的结构是：“三纲”，“释三纲”；“八目”，“释八目”。程颐改本的结构是：“三纲八目”、“释格致”、“释三纲”、“释诚意以下六目”。有论者认为，二程的改本，是《大学》有改本之始，不但开启了后人更改《大学》文本次序的风气，而且暗示了《大学》可分为纲目、经传的模式。此外重视“格致”的倾向已经开始呈现。这些都对朱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见李方泽《重诠与开新 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对〈大学〉文本的解读》）朱熹不是二程的直接弟子，虽然没能亲炙程门，但却是卓越的私淑弟子，受到的影响是深刻的。他对《大学》的认知与改订就是传承了二程，并又加以恢宏、出新。比如朱熹就曾这样高度赞扬程颐的“格物”说，其言曰：“程子之说，切于己而不遗于物，本于行事之实，而不废文字之功。极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学者循是而用力焉，则既不务博而陷于支离，亦不径约而流于狂妄。既不舍其积累之渐，而其所谓豁然贯通者，又非见闻思虑之可及。是无俟于发明矣。若其门人，虽曰祖其师说，然以愚考之，则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他对《大学》的改本，也能看到深受二程影响的痕迹。 迷与谜：朱熹与《大学》
朱熹（1130 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徙居建阳（今属福建）考亭，又主讲紫阳书院，故别称考亭、紫阳。卒谥文，世称朱文公。他是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福建延平龙溪。朱熹曾任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军、密阁修撰等职。朱熹集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理学之大成，为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他所编注的《四书章句集注》，开始确立“四书”之名，明清时被指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注本。他的著作还有《周易本义》、《楚辞集注》、《辩证韩文考异》、《太极图通书》、《西铭解》等，还编有《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四书或问》等。后人还编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朱熹于《大学》可谓情深意长，精力凝聚，心血灌注，可以说是为之着迷、为之迷恋，此也成为一谜。是朱熹把《大学》列在《四书》中，且排列在首位，定为学子的必读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有段话可以一读：表章《四书》，并不始自宋代洛闽诸儒，但是“特其论说之详，自二程始；定著《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于《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于《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朱熹开始正式确立《四书》之名称，并把《大学》至于首位。朱熹著有《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成为流传最广最久的注解本，也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必读书。在《四书注》中，朱熹曾说自己用力最多的是《大学》一书。朱熹曾对其学生说：“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方可读书。”朱熹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 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 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朱子语类》第一册，中华书局）据说，朱熹在临终前三日仍在注解《大学》。钱基博说：“熹于《大学》修改无虚日，《诚意》一章，未终前三日所更定（王懋纂订《朱子年谱》卷四），岂漫为然。”（《〈四书〉题解及其读法》）朱熹为什么如此迷恋《大学》，这不就是一个历史之谜吗？我们观察此中的一些情况：1.朱熹对古本《大学》作出了“分经别传”、“移文补传”的改动。他先把《大学》分为经文与解释经文的传文两部分，又变动移动了《大学》原文的某些次序，还补写了《大学格物补传》。2.朱熹认为《大学》之核心是格物致知。这是他对《大学》的独特体悟、会通。他曾对程颐的“格物”之说推崇备至，而批判了程门后学之诸说，如非议吕大临、谢良佐、杨时、尹(dZn）、胡安国、胡宏等人“格物”之说。钱穆评价说：“朱子虽极推伊川，然迨其自立说，其精神意趣，亦实非伊川之说所能范围。此处亦可见朱子学从伊川之转手处，亦即是朱子学之递年转进处。居今而论，理学家所标示出之格物一义，亦必至于朱子而始得其大成。”（《朱子学提纲》）3.朱熹的改本。“二程”改本以后，《大学》就成为儒家的经典要籍。朱熹又作改本。朱熹对《大学》结构的解读以及改本：（1）分出“经”，这是开头的一部分文字。（2）此后又分出“传”十章。第1章到第3章，为解释“经”的“三纲”，即“释明明德”、“释新民”、“释止于至善”。第4章，“释本末”。这是一个前后交接的过渡部分。朱熹说，“前四章统论纲领旨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第5章，朱熹认为此章本应该解释“格物致知”，但推断原书已经散佚，“而今亡矣”。于是依据程氏的看法加以补写，云“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朱熹说：“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6章，“释诚意”。朱熹说：“第六章乃诚身之本。”他特别看重第5、第6章，所以朱熹说：“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第7章，“释正心修身”。第8章，“释修身齐家”。第9章，“释齐家治国”。第10章，“释治国平天下”。朱熹为《大学》作章句集注，补“格致”传，分出经与传。他以此书作为“初学入德之门”，成为古人为学次序之首，并将《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朱子一生致力于诠释“四书”，最终使“四书”获得了“经”的地位。再看朱熹改本与古本《大学》（也称《旧本》）、二程改本之间的折中、取舍的关系。（1）程颢以“《康诰》曰克明德”以后，释“明”字、“新”字、“止”字者，联于首章“明德”、“亲民”、“止至善”三语之下，然后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再以“所谓诚其意”以后节节释焉。（2）程颐则自“大学之道”至“未之有也”，下接“子曰听讼吾犹人也”至“此谓知之至也”，下接“《康诰》曰克明德”，至“止于信”，下接“所谓诚其意者”，至“辟则为天下矣”，下接“《诗》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没世不忘也”，下接“《康诰》曰唯命不于常”，至“骄泰以失之”，下接“《诗》云殷之未丧师”，至“亦悖而出”，下接“生财有大道”，至“以义为利也”。唯首尾三段，仍其旧贯，而移易倒错，漫及全篇矣。（3）朱熹采用程颢之说，而不用程颐之说，他的《记大学后》曰：“《大学》一篇，经二百有五字，传十章，今见于戴氏礼书；而简编散脱，传文颇失其次，子程子盖尝正之。熹不字自揆，因窃其说，复定此本。盖《传》之一章释明明德；二章释新民；三章释止于至善；（以上并从程本而增 《诗》云瞻彼淇澳 ，以下）四章释本末；五章释致知；（并今定）六章释诚意；（从程本）七章释正必修身；八章释修身、齐家；九章释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旧本）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谨第录如上。”（《朱子文集》卷八十一）《宋史·道学传》曾对宋代的“道学”，亦即后世所称为“理学”的源流有一段叙述，其中说到二程、朱熹与《大学》，可以一读：“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用是道而不知。”“自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是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己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这里又说到朱熹，“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朱熹的《大学章句》以及整个《四书集注》也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 《大学》与黄老思想之关系
《大学》，众所周知是儒家的典籍，但是与黄老思想之间有关系吗？台湾学者庄万寿《〈大学〉、〈中庸〉与黄老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对这一问题作出了一定的探索。比如：1.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系统，或认为在《论语》中找不到这样由“修身”到“平天下”的架构，但是却出现于老子。《老子》的54章：“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论者认为，在老子的价值上，并非一步一步扩大到统治天下，而是指以自然的“道德”为内蕴，而后不断扩充到天下，成为无为的天下。而“以身观身 ”是以修道之身，观照一身；以修道之国，观照一国。在价值上虽与《大学》的“絮矩之道”不同，但在方法上却是相同的。老子由身、家、乡、国以至天下，脉络非常清楚，是《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架构的原型。其中所谓“内圣”是讲到“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精、不离于真，以天为宗，以德为本”，这是内圣。“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落实到制度上，就是所谓“外王”。我们必须了解“内圣外王”本是道家黄老思想架构。尤其内圣，纯是道家的精神之所在，即是《让王》篇所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管子》的《心术》也有这样的架构，它提出“心”字，由内在的心安而到国治。《心衍》下：“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功外而民从，则百姓治矣。”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和《大学》的关系很密切。《孟子·离娄上》：“人恒有言：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有的学者认为《大学》出于《孟子》，其理由之一就是根据孟子这一句话，但显然忽略了“人恒有言”一语并不是孟子说的，虽没证据是出自道家，但可从当中看出先于孟子的人确有这样的构思，这和老庄思想的关系可能是最密切的。到了汉初，又可以看到《淮南子》的《诠言训》有更细致的层次，讲到了心、性。《淮南子》为汉初道家，理所当然的以“道”为归，虽与《老子》54章思想不尽相同，但整体而言，并无矛盾，一脉相承，前后一贯，而后来遂又创造了“格物”、“致知”，它应该是在《淮南子》以后儒者所产生的架构。此外，还有亦属于黄老思想的《列子·说符》：“詹何对曰： 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对以末。 ”综合以上所有从心、性至国家、天下的架构，几乎全是黄老学派的资料，而这样《大学》就很难说与它们无关，而一可独立于外。
2.关于“明德”之说孔子、孟子皆不言“明德”，一般认为《大学》中有《康诰》曰：“克明德”，就是明明德的由来。而事实上古书引证，常是断章取“字”而已，像《大学》引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之“止”应为语尾助词，但却解作“止于仁”之“止”。《尚书·康诰》：“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这是指文王能够以好的德行，谨慎用刑罚，不敢欺侮鳏寡等弱者，明德目的是要明鉴刑罚，因此就有学者以为《大学》明德而引“克明德”是断章截句，有失原旨。而《大学》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致知在格物。”即明明德要先做到八条目，即天子要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后方为明明德，也就是平天下是明德的终极目标。平天下即明德的说法，又出现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经法》里。此中说到，王天下之道，即天下太平，要以天子之明德为正，然后无私地如天地之覆载而与天地为参，与《大学》之平天下为明德相符，也与《中庸》圣人以至诚“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之精神相同。至于明德的“明”，及《中庸》“自诚明，自明诚”的“明”，并不是《论语》中子张“问明”的“明”，那是指知人、了解人；也不是《孟子》的“明”，那是明白，或指圣明君主的意思。《大学》的“明明德”是全文的主旨，明是内在的观照，这样可能还是比较接近老子的“明”，“明”在道家思想中的地位远比儒家要深刻重要。《老子》16章：“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又33章：“知人者智，自知则明。”《管子·心术》：“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明”有观照省察之功夫，所以黄老学者以为可以服天下，也正是《大学》的“平天下”。《黄帝四经·道原》：“明者，固能察极，知人之所不能知，(人)服人之所不能得，是谓察稽知囗极。圣王用此，天下服。”3.关于“知止”之说
《论语》、《孟子》没有“知止”，而这个词汇却见于《老子》、《庄子》，虽然《大学》知“知止而后有定”与《老于》、《庄子》义理不同，但词汇却只与黄老相同，且再看属于黄老学派的《管子·内业》：“圣人与时变而不化 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 可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虽然是讲黄老的精气，但似有“知止”而后定静、安、虑、得的丝微影子；虽然不敢说《大学》与黄老有怎样的关系，但能绝对没有瓜葛吗？尤其是以下要谈的定静。4.关于“定、静”之说
《论语》、《孟子》不主静，更没有以定、静为哲学的命题。可是黄老思想却是以定、静为其重要命题。《老子》16章：“致虚极，守静笃。”又37章：“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而后晚出的《管子·心术》等四篇和新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中大量出现“静”字，强调“静、虚”、“静、正”，使圣人内心无所藏放各种意识、成见。唯有静的状态，心才能观照事物。而《大学》以“定而后能静”以至于“安”、“虑”、“得”的工夫，以求至善。“定”、“静”两字，除上文引《管子·内业》“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外，在《黄帝·四经》的《称篇》和《十六经》篇、《管子·内业》也有说。以“得”与“定”为工夫，虽然《大学》与黄老所说的定、静在内涵上不尽相同，但显然借用了黄老学派的词汇而有关联。该文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比如《大学》八条目受到黄老“内圣外王”架构的影响，“明德”、“知止”、“定静”，可能为黄老习惯用语等，确实值得注意，不过我们认为这些看法似乎还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深入的讨论。宋真德秀与《大学衍义》
陈荣捷，著名的哲学史家、朱子学专家，曾说：“朱子之后，推进《大学》最有力者，宋元明各一人”，即宋之真德秀、元之许衡、明之王阳明。我们这里先说说真德秀。真德秀（1178 1235），宋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字景元，又景希，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一种说法是，真德秀原来姓慎，因为避宋孝宗赵（shIn）讳而改为姓真。庆元进士，开禧元年（1205年）中博学宏词科。历江东转运副使，知泉州、潭州、福州，所至有政声。端平元年（1234年）入为翰林学士，次年拜参知政事。真德秀立朝不满十年，于时政多所建言，奏疏不下数十万字，直声震朝廷，四方文士颂其文，想见其风采。著有《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等。卒谥文宗。真德秀为学推崇朱熹，曾经说：“三纲五常，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他撰写的《大学衍义》，自谓此书可作朱熹《大学章句》之辅佐。庆元党禁后，程朱理学得以复盛，多出其力。著作有《真文忠公集》。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四十三卷，为其《读书记》乙记的上编。此书成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端平元年（1234年）奏进。真德秀发挥、敷衍了其中的旨意。其云：“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感，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则贤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卷一）“帝王当尊者莫如天，所当从事者莫如敬。”（卷二十八）人君应率先以身作则，扶持细常，植立人极。此书强调“穷理持敬”为“正心修身之本”，而“正心修身”的最高境界便是“物欲消尽，纯乎义理”，要求“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当佩服以自警”（卷十一），做到“存天理，灭人欲”。他还提出大学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不论为治之序，还是为学之本，莫不自身心开始，故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体，而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用，以明道术。辨人才、审民情，为格物致知之要。此书在当时和南宋以后产生较大影响。真德秀曾作为经筵侍讲，向宋理宗进《大学衍义》。宋理宗对此书很欣赏，说：“《衍义》一书，备人君之轨范焉。”后代统治者对《大学衍义》也很重视。元武宗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并命刊行以赐臣下。明太祖曾“命大书揭之殿两庑（wL）壁”。明成祖还作《大学衍义赞文》。明代邱浚在此书基础上作《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重在阐发格物、正心、修身、齐家之理，而对治国平天下无所涉及，因此邱浚广采经、史、子、集诸书中的治平事迹，增加了治国平天下部分内容。此书共160卷，分为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等12目。在《大学衍义补》中指出：“圣贤为学之道，帝王为学之序，必先知而后行，始而学之，则为格物致知之方，终而行之，则为治国平天下之要。”“儒者之学，有体有用；体虽本于一理，用则散于万事。”此也可体味之。陈荣捷评论真德秀说：“朱子经筵讲义，专重正心诚意。西山虽亦言天性人心之善，然其衍义，乃对帝王之治道而设：以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为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以崇敬畏、戒逸欲为诚意正心之要；以谨言行为、正威仪为修身之要；以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为齐家之要。与程朱从原则穷格致诚正修齐之理立论不同。然真氏对帝王影响甚大，尤以在韩国为然。其贡献乃在政治史上而不在哲学史上。邱浚以此书阙治国平天下之事，乃撰《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以填其缺。两书均有辑要，影响不小。”如何将《大学》之道应用到治国平天下上来，也许真德秀作出了更深层的阐发，因此会如此大地影响到帝王，甚至还远至于韩国。 元代许衡与《大学》
元代许衡对《大学》的研究与推广也有作为与贡献。许衡（1209 1282），字仲平，学者称鲁斋先生，怀庆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许衡早年受到姚枢的影响，曾从姚枢那里得到程朱著作，敬信如神。后来移居苏门（今河南辉县百泉），与姚枢、窦默等人讲习经传子史，“慨然以道为己任”。许衡与吴澄齐名，时称“南吴北许”。许衡在忽必烈（元世祖）即位后，应召入仕，官至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对于元代的政治，提出“必行汉法”，主张实行孔孟的“王道”、“仁政”；强调“自古及今，天下国家惟有个三纲五常”，是治乱之本。他说：“命之所在，时也；时之所向，势也。势不可违，时不可犯，顺而处之，则进退出处，穷达得失，莫非义也。”他曾参与制定朝仪、官制、历法。他认为“天即理也”，“有理而后有物也”。但是“心与天地一般”，可“宰万物，统万事”。于性命之说，则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于理气，则主张“存养”，使“气服于理”，即“存天理”；“省察”，“反身而诚”，即“去人欲”。虽然许衡为学少创见，但是重践履，对于程朱理学的流行、传播有一定影响。这里顺便说说姚枢、窦默其人。姚枢（1203 1280），元代学者，柳城（今河南华西）人。忽必烈为亲王时，请他教授世子经书。世祖时候授昭文馆大学士，详订礼仪，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与中书杨惟中访求儒道释医卜者，广泛收集程朱之书；建太极书院和周子祠堂，请名儒赵复传授二程、朱熹之学，使得黄河以北始知理学；提出治国平天下之大经：“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元史·姚枢传》）他还整理刊行小学四书以及诸经传注。窦默（1196 1280），元广平肥乡（今属河北）人，字子声。金末，避兵南徙，从蔡州（今河南汝南）名医李浩及孝感令谢宪子学习医术和程朱性理之学。元太宗七年（1235年），蒙古军攻南宋德安（今河北安陆），城破，随军北归。先到大名，与姚枢、许衡研讨理学，后还合肥，教授经学。忽必烈为藩王时，召见，问以治道，并命皇子真金从学。忽必烈即帝位，为翰林侍讲学士。至元十七年（1280年）加昭文馆大学士。同年病死。窦默长于针灸，有名于时。许衡在元代对于程朱之学、《大学》的流行与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陈荣捷曾经这样评说许衡：“为一代大儒，笃信朱子，学者谓得朱子学统之传。非彼则金元统据，朱学或至中绝，未可必也。彼尝致书其子曰： 《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 （《许文正公遗书》）教人必先以《小学》。而其特重《小学》，乃因《小学》为《大学》入门之基。故彼既著《大学直解》，又著《大学要略》，于义理无所发明，而加强《大学》之地位，其功不浅也。” 明代王阳明与《大学》
王阳明著《大学问》、《大学古本旁注》，是其哲学之中心。《大学问》是王阳明讲授《大学》时候的记录。明正德七年（1513年），王阳明由庐陵县知县升任南京太仆少卿，赴任途中给弟子徐爱讲授《大学》一书。嘉靖三年（1524年），他在稽山书院又讲授《大学》。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奉命去广西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在出征之前，由其弟子钱德洪将王阳明讲授《大学》的记录整理成书，编入《王文成公全书》第二十六卷。《大学问》是王阳明哲学思想和重要学说的纲要。它的问世，标志着王阳明在学术上自立门户的开始，反映出他对《大学》的理解与解读同朱熹有很大分歧。简略地概括一下，有几点可说：1.王阳明不同意朱熹的改本，指出朱熹的《大学》改本（文称“旧本”）有“支与虚与妄”之病，他则旨在恢复自认为正确的古本。王阳明说：“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事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旁为之释，以引其义。庶几复见圣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王阳明全集》）2.朱熹将《大学》一书分为经、传两部分，并补写格物致知传。王阳明则认为《大学》原无经、传可分，更无经可补。3.朱熹认为“格物致知”为《大学》之要，而王阳明认为是“诚意”为要。在《大学古本序》中王阳明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复其辞。”此也可以和唐代孔颖达《大学》之《疏》中突出“诚意”之要相沟通。孔颖达说：“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他的《疏》把《大学》只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古本的开头至于“与国人交，止于信”，孔疏：“正义曰，此经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积德而行，则近于道也。”第二部分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开始至于篇末，孔疏：“正义曰，此一经广明诚意之事，言圣人不惟自诚己意，亦服民使诚意也。”孔颖达与王阳明都凸出了《大学》中“诚意”的紧要。4.朱熹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而穷其理”，故注重对外界一事一物的考察。王阳明则认为朱熹这种方法是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破碎。他把“格物致知”解释为“正心”，“致良知”。5.王阳明把《大学》中的“明德”、“明明德”、“亲民”分别解释为“良知”、“致良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6.王阳明还提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认为在践履“三纲五常”中，只要发掘“良知”，剔除私欲，并使之推及天下，就可以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7.朱熹要求对经典著作的一字一句都要细心领会。王阳明则以良知作为评判事理的标准和解释经典的根据，着重领会其思想实质，反对拘泥于经典中的文字，更反对咬文嚼字。《大学问》、《大学古本旁注》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陈荣捷评价王阳明说：“其能发挥《大学》意义，远出乎前人之上者，王阳明也。王氏著《大学问》为其哲学之中心，亦是顶峰。”“故《大学问》乃其晚年定论，亦其学说之总汇。凡天人合一，心即理，至善在于吾心，格物即格心，致知为致吾心之良知，无不具备。虽未明言知行合一，然致良知自见诸事实，非悬空无实之谓也。王氏谓格致诚正之 功夫条理，虽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体之惟一，实无先后次序之可分 ，此与朱子以《大学》为与一部行程历相似，皆有节次，因格物之说大有不同，迥然而异。”（陈荣捷编著《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不过，王阳明的对《大学》的认知，也同样地不断被人质疑。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学术、学问就在这样不断的质疑中，在肯定 否定 肯定之中曲折地前行着。 怀疑与叛逆：陈确与《大学》
陈确（1604 1677），明清之际哲学家，初名道水，字玄非，后来改名确，字乾初，浙江海宁人。明亡后，他隐居著述，一生未出仕。晚年患颤挛疾，因病困，足不出庭十五年而卒。他和黄宗羲一同受学于刘宗周（1578 1645）。著作有《性解》、《葬书》、《瞽言》、《大学辨》等。1959年，科学出版社曾选辑出版《陈确哲学选集》，1978年中华书局校勘出版《陈确集》。陈确是一个很有学术个性的人，一如黄宗羲在为陈确所撰写的墓志铭中所说的：“其学无所依旁，无所瞻顾，凡不合于心者，虽先儒已有成就，亦不肯随声符合。”在《大学》的研究上，陈确亦然如此，尖锐地批判理学家将《大学》提升为“圣贤经传”，又如程颢所云的“《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陈确著《大学辨》，除本文外还有答友人书札等二十余篇。此约作于清代顺治十年（1653年）。他在《序》中指出本书旨在“还《学》、《庸》于《戴记》，删性理之支言，琢磨程朱，光复孔孟，出学人于重围之内，收良心于久锢之余”。他曾说：“自《大学》之教行，而学者皆舍座下工夫，争言格致。其卑者流为训诂支离之习，高者窜于佛老虚玄之学。道术分崩，圣教衰息，五百余年于此矣。而通时达务之士，则又群相惊惧危恐，蓄缩而莫敢出一言，此弟之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陈确集》）此可见他的反思以及内心认识与情感之潮汐激荡。陈确尖锐地批驳《大学》与程、朱，此举例如：1.陈确不仅反对朱子改本，也反对王阳明所主张的古本。他认为，《大学》非孔子、曾子之言，实是儒家异端。2.此书虽为《大学》，然而陈确认为古无大学、小学之分。“子言之矣： 下学而上达 ，夫学何大小之有？大学、小学仅见《王制》，亦读太”。3.陈确认为，《大学》的章句多出自他处，且出现较晚。如《大学》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其纲领，而三言不过是对《尧典》“克明俊德”等七句的仿造。又如《大学》开章明义提出“明明德”，而古人之学，虽不离乎明，而未尝颛言明，抽象的“明”字出现较晚。4.陈确反对程朱设定“格致诚正”的程序，把“格物致知”仅仅限定在“诚意”、“正心”前面的一截工夫。他认为“格知工夫，直与学相始终”，“而一旦截为始事，势不得不姑置躬修，而争求彻悟。虽欲不禅，不可得矣”。5.陈确认为，“《大学》言知不言行，必为禅学无疑”。他指出《大学》之“精思所注，只在致知知止等字”，而“学者用功”应是“知行并进”，“故知无穷，行亦无穷；行无穷，知愈无穷。先后之间，如环无端，故足贵”。6.陈确还批驳了《大学》中的“知止于至善”，其云：“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之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吾之聪明知识可以臆而尽之也。”7.陈确认为，“《大学》首章非经也，其传十章非贤传”。批判程颢、朱熹将《大学》列为“圣经贤传”。陈确有自己的见解，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其不全面、不正确的地方。然而他毕竟呼喊出不同的声音，也有其一定的意义。有论者说：“陈确是把辨《大学》放在关乎中国学术传承的大关切处来着眼的。在明清鼎新之际，异族文化替代本土文化的潜在威胁时时存在之时，陈确这种保留正确学术根苗的苦心，尤有时代意义。”（张学智《明代哲学史》）我想到的是，陈确敢言他人之未言与不敢言，他的大胆的怀疑精神、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是尤可赞许的。 回眸：《大学》·版本·著作
这里再说说有关《大学》的一些版本与著作，虽然仅作一简略的回顾，但也可以让读者有个大体的印象。一、关于《大学》的版本
《大学》的古本就是东汉郑玄所注释的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中的《大学》篇，到了唐代孔颖达为之作“疏”，这就是《十三经》中的《礼记正义》，成为宋以前的通行本。宋代开始出现了《大学》改本，影响深远。前面已经说到，有宋代程颢改本，因其私谥为明道先生，其改本为《明道程子改本》。有程颐改本，因他居临伊川，世称伊川先生，此本就为《伊川改本》。最著名的是朱熹改本，也称为《朱子改本》。王阳明则恢复大学古本。此外改本很多，清代毛奇龄《大学证文》、王又朴《大学原本说略》、狄子奇《大学质疑》等著作中，都提到了《大学改本》除了“二程”与朱熹三家外的其他所谓的六家，即是王柏、季本、高攀龙、崔铣、葛寅亮的改本，以及丰坊所依托的本子。这里也略为举例介绍：1.宋代王柏改本。王柏（1197 1274），南宋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字会之，号长啸，又号鲁斋。师事何基，不仕，教授终身，曾任丽泽、上蔡书院师。何基居住在浙江金华北山，称为北山先生。后来何基和弟子王柏、再传弟子金履祥、三传弟子许谦，因他们均是金华人，因此被称为北山四先生。王柏虽笃信朱熹理学，但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解释与朱熹相异。他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子思。后人编有《鲁斋要语》。其于诸经皆有传说，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通鉴纲目》的标注点校尤为精密。其《大学》改本被称为《王柏改本》。2.明代季本改本。季本（1485 1563），明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明德，进士，官至长沙知府，落职归。师事王守仁，能传其学，考索经传，著述甚富。其《大学》改本被称为《季本改本》。3.明代高攀龙改本。高攀龙（1567 1631），字存之，进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曾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世称“高顾”。其《大学》改本被称为《高攀龙改本》。4.明代崔铣（xiEn）改本。崔铣（1478 1541），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字子钟，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他学宗程朱，斥王阳明为“霸儒”，著有《读易余言》等。其《大学》改本被称为《崔铣改本》5.明代葛寅亮改本。6.明代丰坊改本。丰坊，鄞县（今浙江鄞县）人，字存礼，因避难改名道生，举乡考第一。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出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以吏议谪通州同知。后居吴中，贫困而死。博学工文，兼通书法，而性狂诞，好作伪书，为世所轻。有《古易世学》、《易辨》等传于世。他依托《魏正始石经本》而伪造《大学》本。再说，《大学》还有当代人的改本，如严灵峰有《大学章句新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出版。对此书，成中英曾有评论说：当代的严灵峰教授已经就重新安排《大学》顺序的问题撰写了专著，并把自己的《大学》版本称之为《大学章句新编》。他也论证要保留郑玄本第一章的顺序，这样就可以把“格物致知”解释为“知本”和“知止”。但是，他同意朱熹移动郑玄本第二章以与“正心”的解释连接起来。他还对澄清《大学》的语言表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并没有忘记称赞朱熹对“格物致知”注释的哲学革新，尽管他不同意朱熹对《大学》的重新安排。不过，严灵峰的版本自身并不是没有问题，因为他在没有做很好的证明以前就已经删除了古本中的一些引文和解释。例如，他删除了引用《诗经》的原话及其有关君子的（主要是在儒家的意义上）解释。他认为这些话与“致知”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并不能肯定这一点。根据“格物致知”暗示的意思，这个引文及其解释似乎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研究模式。这将有力地支持对一个君子可能遇到世界上的事物以及由此获得自己的知识所做的认知与描述。（《成中英自选集》）郭沂在《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中有《〈大学〉新编》，将《大学》改编为上篇五章，下篇七章。他说：“《大学》章次之凌乱，早已引起朱熹的注意： 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 （《大学章句》）然细品朱氏之新本，仍觉文气时有不顺；其改 亲民 为 新民 、补 格物致知 之义诸点，尤为蛇足。”于是他“复仔细研读《礼记》之旧本，参之以朱氏之新本，隐约可见《大学》本分为上下篇，上篇言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后人所谓三纲领；下篇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后人所谓八条目。现依其内在逻辑将此上下篇以及章次重新考订，每章之末标明朱子《集注》本章号”。在林林总总的《大学》版本中，以郑玄注本最古，以朱熹改本影响最大。二、关于《大学》的著作朱熹一生精力萃于《四书》，宋元明清学者推衍其说，为之疏证者很多，其中也包括对《大学》的研究。比如宋代赵顺孙《四书纂疏》、真德秀《四书集编》等，元代胡炳文《四书通》、张存中《四书通证》、刘因《四书集义精要》等，明代李果《四书音考》（已佚）、周宾《四书音考》（已佚），金德铉《四书音释》、吴继仕《四书引经节解图考》等，清代王夫之《四书稗疏》与《四书训义》、毛奇龄《四书改错》、宋翔凤《四书纂言》、江永《四书典林》、刘逢禄《四书是训》等等。除了上文讲到的一些著作外，研究《大学》者，又如史称“颜（元）李（）之学”的清初李（gDng）著有《大学辨业》四卷，敢于标新立异。清代毛奇龄《大学证文》，先述列《大学》原文，并附以各家注释，然后辨析诸家改定本的异同，考证其源流分脉，颇为精细，并把四种修改的版本附诸书后。又如清代经学家胡渭所著《大学翼真》，共七卷。古本《大学》经传不分，朱熹始断析经传为二，胡渭所作在于确证朱熹经传断析的无误，当然也有与朱熹《大学章句》不同的地方，比如合《康诰》、《盘铭》为一章。他博引前代各派注释精华，另加按语，详加论证，归结宗旨于《章句》本义，所以名为《大学翼真》。清代之研究也让人看到了热热闹闹的一番情境。历史至于近代、现代、当代，虽然其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但是《大学》乃至《四书》研究与解读的著作还是流淌不绝、琳琅满目。这或许颇能触发人们深思：科举的时代早过去了，《大学》、《四书》等已经不再是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了，已经失去了过去曾经凸现的换取功名的功利性了，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传承不息？！这一问题值得推究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