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职业新闻记者(转自王克勤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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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报社内部的一个小型沙龙上的一次谈话之全部内容，也是我对于职业新闻记者的初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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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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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克勤：努力做一个职业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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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王克勤 录音整理：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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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宏伟：本来我想出一个题目叫《突破》，因为做调查性报道我们经常遇到很多困难，后来克勤说给我们讲一下如何与采访对象打交道，我觉得也挺好，其实意思差不多，克勤在这方面很有经验，请他给大家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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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克勤：宏伟给我出了这个题，考虑到今天是记者节，这个时间对于我们而言比较特殊，我觉得干脆就从这个角度切入，跟大家一起讨论交流，我想将个人的一些体会跟大家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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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记者，就从记者说起，我的题目是《努力做一个职业新闻记者》。我个人的看法，要做一个职业新闻记者，须从以下七个方面做起，即，要做一个独立的人、超然的人、法治的人、质疑的人、笨拙的人、平静的人、写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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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点，职业新闻记者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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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不想过多重复。独立的人核心是有独立的立场，我想关于这一点之论述最好的莫过于张季鸾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所言：“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他认为，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作为《大公报》办报宗旨和发行宗旨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也是张季鸾写作社评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一指导原则在实行中具体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而其“四不”原则：一是“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二是“不卖”，即“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三是“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人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是也”；其四是“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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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事的新闻报道必须要有这样的独立之立场，不卖，不私，秉持公义，也就是坚定地以公众的话语平台之基本立场去做事。对此，80多年前，张季鸾已经论述得非常清楚，同样的道理，100多年前的美国报人普利策也有类似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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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做一个超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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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然的人是在独立基础上的一种状态，一种历史记录者的状态。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喻尘，他的写作手法很超然，视角也很超然，写过不少好稿子。他的作品很少有意识形态化的语言，阶级化的语言，很少出现“我国”，报道中就是“中国”，或是“某某政府”。再过4百年或5百年后，人们再读的时候，仍能读懂，且读得很清晰。在当世中，超然很难，我们在现实采访中，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再者，我们本身就在这个圈子里，因此，写作过程中，我们很容易不由自主地受周围环境、受当事人所左右，写出很多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今年4月份，我到丹东去，看到很多朝鲜中文版的报刊，就非常意识形态化，跟中国文革时期的叙述、报道的语言一样，非常可怕，如同邪教的教刊。这种传统，人民日报和各省党报重要版面大部分都还是这个样子。既然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从点点滴滴，从我们自己的写作方式，从我们用一个词一个语句开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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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点，做一个法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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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职业新闻记者的状态是法律人加新闻人，而不是文学人加新闻人。做一个好的调查记者，法律背景太重要了。我这两天在调查黑龙江的一个土地事件。在调查的过程，我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土地法》、《村民组织法》、《农村承包法》，拿法条的东西来一点一点梳理他们的东西。我觉我们要做法治的人，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是构建一个法治的社会。构建法治的社会，是我们知识分子包括报人做事情的目标所在。第二，从调查性报道、一般报道来讲，基本内容就是维护公民的权利，因此从做报道的内容来讲，也要求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法治的人；从报道出发点来讲，应该成为一个法治的人，从我们日常的关注点来讲，更应该成为一个法治的人。第三，从我们考察和分析所有新闻事件的过程，也需要有一个法治的角度。这些年，我个人有一个体会，遇到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社会关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社会关系是人与人的法律关系。所有的事件出现以后，当我们接到报料，研读材料后，首先得拿当下有关的法规来进行认真梳理：在当下的法律框架下，此事件中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所有的事情在法律框架下有一个基本清晰的判断后，再下去调查。第四，要用法治的思想指导整个采访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又要有一个法治的观察视角，无论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或者法制事件，首先都要有这样的指导思想来把握整个的过程。第五，我们采访调查行为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我跟大家说一件事，90年代初，我原来在甘肃工作，也爱打抱不平，当时接到一个举报：一个村的村霸打伤打残了当地许多村民，称霸一方，非常凶恶。我带着助手去这个村进行采访。去的当天下午就听到很多情况，其中村民还拿来了很多血衣等证据。调查发现，这个恶霸确实把人打伤过，村里没有多少财产，贪污财物倒也没多少。到第二天晚，村民义愤填膺地排队来反映情况，村民还向我举报，村支书家有一支手枪和猎枪，还说用枪打过人，我们越听越愤怒。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公民不能在家里拥有枪支。第三天早上七、八点钟，我就带着助手去了村支书家里，我们来采访一两天了，村支书早已经吓跑了。我和助手进到村支书家后到处看，搜查对方的枪，后来看见他家里挂的一杆猎枪，然后我就跟对方说，你这个枪被没收了。现在想起来，这是件荒唐违法的事，虽然把枪交到了乡派出所，但谁授权你没收别人的财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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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追求的就是法治和规则，因此我们首先就不应该成为破坏法治规则的人。因此，记者个人的行为本身必须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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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点，做一个质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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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质疑，不断求证”是职业新闻记者的基本工作态度，因此要对相关材料、相关当事人都要保持足够的警惕，要不断质疑、不断求证。新闻工作其实是查证与核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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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我在甘肃做《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的报道，这篇报道是我刚到《西部商报》时做的。当时有8个甘肃岷县堡子乡的村民，到兰州举报乡党委书记逼着村民选“劣迹人”这样类似文革的恶行，他们找了电台、报纸、电视台等十多家媒体。其中找到《西部商报》，我当时有点不敢相信，怎么可能晚上把全部村民聚集到一个教室，像选人大代表一样，通宵达旦逼着人们选“劣迹斑斑”的人。如：留长发的，穿杂色衣服的人，要对这些人进行社会综合治理，抓到乡政府进行劳动改造，还要罚款，这也是政府敛财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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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针对这个选题，我直接赶到村里，在全乡的其中5个村里先后进行了5天5夜的采访。采访过程中我就嘀咕起来，8个农民给我的材料与我找当地农民谈的情况有很多地方出入很大。当然这是正常的，一般都会有出入。第二天晚上，夜很深的时候，我住在一个老大爷家里，老人在村里很有威望，晚上2点的时候，老人告诉我，“兹财（8个上访的带头人）他们跟乡长关系不一般，乡长请他们吃过饭”，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便是联想到材料上的诸多疑点。之后，我开始有意识注意这些问题，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尤其是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之后，我发现了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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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个乡不仅存在乡村两级干部殴打村民致死致残，搜刮民脂民膏，挪用扶贫款，还存在乡政府不公平执政这一系列的黑幕。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乡还存在着乡政府的“宫廷之争”，乡长一直想搞倒乡党委书记。这个公选“劣迹人”的政绩行动正好是由乡党委书记一手创造出来并且推广的，推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矛盾和冲突。乡长发现这是他搞倒书记的一个好机会，于是请这8个农民吃了顿饭，给了他们一些材料，并答应给每个人给500元。于是便有了村民到兰州上访的情况。其实事实是，乡党委书记本人打过一次人，乡长也打过人，乡党委书记也有挪用公款、盗卖农用物资的行为，但比起乡长几个的行为要差些。乡长把自己和自己亲信以及其他反响比较大的劣迹全部扣在乡党委书记和他的亲信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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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据这些多方面的信源，做出了一个很客观的报道。而当时兰州有两家媒体，根据村民给的材料，在没离开兰州的情况下，在其深度调查版上便发了报道。还有两家媒体，到过县城，转了一圈就回去了。甘肃省里报纸的报道也存在许多问题，用了很多情绪化的语言，罗列了许多别人的问题在乡党委书记上。当时做的最好的是，《兰州晨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到乡里面主要举报人所在的村庄进行了采访，呆了一天，晚上就走了。而我在5个村庄住了5天5夜，每天休息3个小时，出来的报道我的比他们的真确、扎实、全面，差距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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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出来后不久，《焦点访谈》约我一起去采访这个乡的政府领导。当时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已经作了批示，当时正赶上十五届六中全会刚刚结束，报道又刚发表，省上压力比较大，于是把这件事作为整顿党风的一个典型。这时乡的几个领导干部已经被送进了监狱，乡党委书记接受《焦点访谈》采访时，我也在场。后来，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虽然把我送进来了，但我打心眼里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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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仅要质疑政府官员、宣传部的部长。而且一定要警惕一些弱势的老百姓，由于他们就是当事人，本身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可能会情绪化，会把事情夸大和渲染；另一面也会有意无意的隐瞒一部分事实真相；再有就是，也可能被人利用。对于这些情况一定要慎之又慎。作为一个职业的新闻记者，一方面要真诚地面对每一个当事人，同时还要足够的警惕每一个当事人，不论是高官还是一个村民甚至是一个拾破烂的，弄不好一篇假新闻就出来了，一篇很好的稿子，就会“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些弱势的当事人，在我们为他们捍卫利益时，有时候会被他们愚弄了。其实，不仅一些干部很流氓，一些村民和底层的百姓其实有时候也很自私与无知，所以要对当事人的材料和问题保持质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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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点，做一个笨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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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包括美国《新闻60分》、中国《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的许多同仁都有同感，我跟他们做过很多交流，一致的观点就是，好的职业新闻记者都是笨拙的人，大家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但现在的一些年轻记者，着实让我敬佩之至，在名片上印个括号副处，笔记本不拿，笔不拿，与受访人一起像两国元首会晤一样交流，这便是采访了，回去就能写很好的稿子。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经不起风吹雨大的。我觉得好的稿子，有一个共同特征是经过下苦功夫得来的，北京青年报的郑直做20个小时的录音整理，几乎两天两夜都在整理这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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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笔记本上的记录很重要，每次我笔记有三、四个方面一定要记得很清楚。时间一定要记到年月日时分，这样做有个好处，我们现在有录音装置，录音把这个时间记录下来，一看时间几点几分采访了谁，我们也不至于混乱，给我们工作也带了方便，也便于我们以后查考。再一个就是地点，时间、地点就跟做会议记录一样，因为我在政府工作过，做会议记录是个基本的工作，地点具体到省、市、县、乡、村，某某家里甚至哪个社区，哪个村里的会议室，任何时候都不乱。然后受访人的名单和基本情况以及联系方式电话。现在电话非常发达，给我们工作带了便利，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方法。新闻工作是个核实查证的工作，一点一点的查证核实，你要把你的东西做正确，要做的有深度广度厚度，必须要下苦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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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点，做一个平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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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一定要平静。最近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独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深入的调查，平静的写作，平静的讲故事。很激烈的场面，我们应该以很客观的笔调报道出来，不可成为演绎的高手。我觉得《南方周末》现在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报道在写作上渲染过分，作为南方周末这20多年做了很多事情，一直以来是我所敬重的媒体。正是因为爱，所以就能看到一些问题，比如《砍手党阿星》这个报道，被我们同事帖到报社的论坛里，还加了评论“读了潸然泪下”等等，我当时看后觉得大家一定要警惕。为什么我在很多地方批评这个报道，因为这个报道本身首先就违背了人类的基本伦理，无论如何，他是个杀人犯，他杀害的是一个无辜的生命，无辜的伤害他人的生命，在法律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机构均不可剥夺任何另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个基本的常识。二是对法治的嘲弄。其三，过分的煽情与演绎，甚至编造有一个女孩看了关于阿星的报道，爱上了他，写了求爱信。把一个杀人犯塑造成一个时代的英雄。这太可怕了，这样许多读者在媒体的影响下会效法这样的英雄，形成这样的价值观，诱导更多的人成为杀人者，因为杀人能够成为英雄。当我们清醒地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从热爱生命开始，从尊崇法治开始。包括一个卖淫女教师的报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个报道也存在问题，虽然读了让人潸然泪下，但仔细考证，没有可靠的信源，只是单方面的信息，令人难以信服，这都是南方周末一直以来的文学化情结所致。所以，好的新闻人是法律人加新闻人，而不是文学人加新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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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宏伟：前不久时，还有一个讲受雇杀香港富豪的杀手，也基本持这一观点，包括最早的关于张君的报道，这是南方周末一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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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克勤：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些后，一定要从点点滴滴注意这些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从行文的方式，我们不能给这些人下结论，他们是杀人犯，更不能进行道德审判。我们对杀人犯，对一个乞讨者，对一个省委书记，都应该是一个姿态，是个超然的记录者，我们就是外星人，来记录地球人的故事。从内心深处，我们应该以一个公民的立场作为判断，而不是站在党派的角度更不是站在政府的角度。我当年也是，如果哪个政府机关打电话邀请去作个报道，替别人做吹鼓手，报社同事还很羡慕，谁和谁关系不错，跟各单位关系都很铁。原来是捧大官后来是捧傍大款，还出现了敲诈大官的情况。从傍大官傍大款，到诈大官诈大款，宣传高手到鼓吹高手到敲诈高手，都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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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点，做一个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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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传统的新闻学包括现在学校的新闻学教科书，依然培养我们在做“八股文”，我对综述体一直持不同的看法，我在好多地方也跟大家交流过。以前中国有一些老新闻工作者，其实是优秀的宣传工作者，但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他们曾经倡导散文体，我认为这是有违新闻真实、客观的基本原则。仔细审读他们的文本，非常的情绪化，许多都是散文与个人游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报道。但是在那个年代，一百年前，上个世纪或更早的时间，美国的很多同行已经在追求一种客观的纯新闻文本，我记得1861年美联社记者戈贝赖特就提出：“我们的行当是传播事实。我的指导原则不允许我就我所传播的事实做任何评论，我只限于报道事实。”然而，直到今天，我们中国新闻界依然流行的是述评性报道，而且许多记者在自己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不断发表各种见解，且评论过分武断，还有的引用诗歌的方式写新闻，我以为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倾向。请大家记住，我们是记者，报道事实与真相乃是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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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职业新闻记者我们应该是写故事的高手，但我们不应该是说书的高手，说的满场激动，更不是演绎的高手。要善于讲故事，把新闻写活了，不要把新闻写死了。因为一个好记者其实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尤其要注意用细节的描写与刻画来打动所有的读者。其实所有的读者与我们一样，面对许多新闻事件，记者其实是新闻事件的第一读者，当这个事件或者一个细节能够打动你的时候，一般来讲，便可以打动所有的读者。在众多的新闻素材中，在众多的故事中，我们应该选择最能够打动我们心灵的故事，并把这些故事讲给读者。“魔鬼在细节之中”，人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是最经典故事与最感人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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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和宣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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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有一点，其归宿是受者晓其事。接受的人知道这个事，宣传则是传者扬其理，这是宣传和新闻最核心的区别。受者晓其事，是站在公众和读者的角度，读者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狭义的读者，读我们报纸、文本的人。广义读者是，所有能看报纸和所有信息可能被接受到的人，都是我们的读者，广义的读者实际上是公众的概念。“公众”在新华词典里，就是大众的意思。新闻就是要为大众服务，给大众报告事实，发生的事情，让受者晓其事。大众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为公众服务，这就回到媒体根本固有的属性。宣传就是传者扬其理，它站在传播者的角度，要让大家接受我的道理，要让大家听我的话。这里最为经典的就是纳粹戈培尔的话，“谎言说一千遍便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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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是站在宣传机关、党派、某个企业的角度，传者扬其理。宣传和新闻有六个方面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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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重事实，宣传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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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重时效，宣传重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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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重报告，宣传重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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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重新异，宣传重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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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重信息，宣传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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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重平衡，宣传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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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和大家交流下批评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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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者的区别是“打死老虎”四个字，批评性报道是“打——死老虎”，老虎是死的，调查性报道是“打死——老虎”，老虎是活的。严格地讲，批评性报道不是舆论监督的报道，是一个党派一个机关为了自己的目的实施宣传。它依然是宣传语境上的东西。因此，批评性报道不能纳入调查报道的范畴，批评报道不可涵盖舆论监督和调查性报道，更不能涵盖调查性报道。所谓批评性报道，是上级对下级，是批评；监督是下级对上级的，公民对公民和公民对权利机关的监督。监督和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黑幕，揭露问题，通过揭露问题来展示制度缺失。再者二者立场也不一样，材料来源也不一样。批评性报道大部分是机关整理好的材料，调查性报道是媒体自己独立采集而来的，采访方法也不一样。我就说到这里，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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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伟：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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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婷：我在采访中经常受到恐吓，记者怎么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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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首先我们不要给任何人预设任何问题，尤其是敌对方，应该很平和、友好地跟对方相处。一开始谈问题时，跟他们谈家常，谈他们做的好的正面的东西，无论是乡党委书记还是村长干部，先给他一个肯定，让他觉得你对他还是很友好的，人和人交往的关系与交往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本来采访对象对记者的采访整体是抵触的。就像我前些天到大庆龙凤区的一个村里采访，经过我几次的努力终于找到了村干部，刚开始，对方像吃了枪药似的要动武。我坐在那给他烟，他也不抽；让他倒杯水，他也不倒。我就问他多少岁数了，慢慢从他的生活开始聊，其实问题一大堆，我就从他没问题的地方聊，后来慢慢的他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看起来也基本顺眼。之后，我开始慢慢跟他核实我要采访的问题，问话的方式还是采用很温和的方式。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当我们去采访对方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危险，由村民带着你去，这很有问题。这样对方就会更加抵触了，让他明显地感觉到你就站在村民的角度上，你就应以一个独立调查者的身份去。但如果遇到非常暴力打过很多人的，像你一个女孩就要小心而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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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做法是，往往先跟对方把关系搞得不错，以后我把对方给收拾了，对方也觉得老王这个人还不错。跟对方交流时，像“你做人怎么样，做事怎么怎么样，做人和做事是要分开的”，这些套话还是很有必要的，先慢慢把关系套近。但确实尖锐的，我们就不要强求，宁可不做退回来，不要鸡蛋碰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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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下的干部，我以为要用缓和的方式来处理，而县级以上的机关干部，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处理，也就是应该强硬时尽管可以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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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婷：怕就怕那些不懂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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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你就跟他们上法治课，你就跟他们讲“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和现行中国法律，他们也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作为国家公务员受到法律约束应该更大。他要查你，无法无据，他就不能乱来。有一点我的体会很深，南京有一个律师，也是拆迁户，他在拆迁斗争的过程中，就比老百姓要强得多，因为他心中有法典，心中有剑。人家处理他的问题，派了两个警察，警察一进门，他就说“出去”，警察很纳闷，他就说我们这是民事问题，刑警不能介入民事问题，之后，民警来后不停地看表，因为这个律师知道多长时间他们就超过时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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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各种法条是有明确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执法人员，做任何事情都得有法有据，律师这些都懂，所以当他跟对方玩时，把对方玩过去，自己还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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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古代很多文人，走在街上时腰里都会佩把剑，如果普通布衣走在街上，那些地痞流氓随便就可欺负你。而你佩剑时，一般的地痞流氓就不敢轻易惹你。我觉得和平时代，法律就是我们身上佩带的宝剑，这太重要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平时有时间大家应该多读法律。有时间没时间，一定要读法律，不管我们干不干这个职业，在这个似乎有法治而又非法的国家，要保护自己的安全与基本权利，要经常利用虽然无效而又有作用的法律来保护自己。我平时采访时，遇到警察来阻拦，我就要求对方先给我出示证件，他不出示，我就说你无权阻拦我，任何一个公民无权阻拦和限制另一个公民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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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伟：我们可以罗列一下什么法律是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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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我觉得首先是《宪法》，其次是《刑法》，包括《民法》，《治安管理条理》。涉及什么问题，你就一定要把这些相关的法条拿出来读，在读法条时，要对这些法条进行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看在现行法条下怎么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在反思的过程中，会发现现有制度框架和法律上的问题，不断的反思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罪恶，从制度层面上会有一个更深的思考，这对自己是非常有好处的。思考现行法律框架的问题，就是对制度的一个根本判断。就像我这两天，在看《土地权》的法条，就发现个别法条很荒唐很流氓，但就是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仍然有地方公务员公然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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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我们是公民，我们有公民的权利，有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用公民的语境跟对方谈，这样对于一般的政府公务员，首先你就占有优势，致对方于被动的状态。你遇上这些人时，用法律语境跟对方谈，对方不敢轻易加害于你，他害怕。你跟村支书包括乡里干部谈时，你拿出法律依据，从法律文本的角度出发，对方会发怵。最后你就把整个局面掌控了。这个时候你调查起来就很顺利，否则，你以一个普通市民状态去调查采访可能就很被动。再者，中国整体还是一个权力社会，我们既然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背景，适当的时候还要把名片上这个东西展示出来。我们在下面做调研，有关问题不能承诺解决，这不是我们的职权，如果这样说，将会非常被动。“我们将对此问题进行调查，或者我们将发表，或者将提交国务院有关机关，至于别人重视不重视，那是别人的事，但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调查并报告，这是我们的职能”，这样一说就能把别人吓住了，这是吓人的一招，我经常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使用这一招，这一招挺灵的。毕竟，中国是个崇尚权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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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伟：有没有黑道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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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有时我对很流氓的人，软的不行，我也发横，最后就把人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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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旭明：我在山东也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采访临沂县的县长，我去了五次，都说县长不在，看门人已经不管我了，办公室主任总说：“县长开会去了或他刚走”，我知道他在那个办公室，我就自己去敲门，敲门后县长问我是谁，让我去找办公室主任，跟我摆架子，后来我们吵起了嘴。我就火了，跟他拍桌子，跟他说明了我们报社的行政级别，我和你级别一样。后来，来了一个副手，跟县长证实了这一情况，县长才客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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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这也是没办法，逼出来的招。还有一招，你找了多少次，找了多少遍别人就不搭理你，宾馆的费用天天开销着，但我们为了信息平衡原则，对于对方的采访必须做到。怎么办？我们就发公函，公函最后有一句重要的话，“现发函于你方，以尽告知义务，请酌情商处。”“以尽告知义务”这句话，从媒体的角度讲，我给你提供了说话的机会，我告知与你了，你不接受采访不说话，对不起，那是你的问题。相比之下，我们跟律师的工作非常相似，跟检察院侦察员的工作非常相似，只不过律师从本质上是一个商人，为自己利益而奔波，严格地说，记者的地位应该比律师更高，他是为整个公众利益奔走。律师是谁给钱，就替谁服务，即当事人主义，他是别人的法律保姆，但现在搞反了，这是一个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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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旭明：还有一个最难采访的问题，就是采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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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法院就没办法玩了，记者没办法突破，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下了文件，任何一个法官不能随意接受记者采访，这是政策制度之恶，这只能用特殊的招，把一些懵头懵脑的法官套住，或者是一些很有良知的法官冒着很大风险接受采访。现在我到法院采访就没戏，只是走走过程，这是制度性的排斥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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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胜利：如何保护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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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保护线人很难把握，严格地讲，我们在追求一个本真的新闻，本真的新闻就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真实展示出来，所以在采访时都要尽力把这些情况跟对方谈透，当这个人不能接受时，你就另外找一人，这也让自己以后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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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皎明：这次我去山东采访，也担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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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伟：山东这次不会，他们很主动，单方面的信息很多，是新的村委会告老的村委会。但是像刚才老王讲的，你去采访时，跟对方打交道，不要跟对方很敌对，不要让对方认为你是别人请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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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如果对方问你，是不是被人请过来的。你要跟对方讲清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不可以请记者下来，我们不是律师，也不是一个服务人员，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媒体调查者。我们所有的选题，像这件事情，全国各地的投诉非常多，要上编委会和社委会研究，编委会认为这是对全国的工作有典型的指导意义，因此特别为我们提供充足的精力，让我们专门下来做专题调查，对整个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指导价值，因此我们蹲点进行专门的解剖，这样一说，一下子不就超然了，把人唬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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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旭明：这些官腔还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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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在现场的采访中也要注意，刚才我讲了一个独立的原则，我们无论到哪里采访都要独立的判断，不能被当事人牵着鼻子走，当事人安排我们采访谁，这样往往容易进入别人的圈套，所以你的行为、经济和思想一定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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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伟：像一些微妙的东西怎么处理，有什么建议，像这次山东采访是对方提供的线索，去了之后，跟他们接触，第一次就得找他们，他们请吃饭，恐怕适当的时候还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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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对的，适当的偶尔的饭还是要吃，你这边饭吃完，那边的饭也可以吃，这就扯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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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旭明：我一般下去采访，就跟提供线索的人说清楚，吃饭和住宿你们不用管，我自己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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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伟：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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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旭明：最难的还是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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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法院不是哪个记者个人能突破的，只能是凭个人关系和寄希望于有良知的法官且他冒着个人风险。其实，还有一点，当你把有关部门的文件和书证拿到了，也意味着你已经完成了采访，实际上，文件和官方书证就是他的说法，并且更具法律效力和证据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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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旭明：上次我在西安高新医院采访，我当时认为，他们既然是这么流氓的人，我就想让对方提供书面的东西，我怕采访的东西是假的，要求对方能不能提供一个书面的东西，这样对大家都好，但对方不愿意提供书面的东西，这个时候，录音是不是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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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应该可以，但采访录音证据应该保存，说不定在诉讼时效内，对方突然那天要找你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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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旭明：2001年，我在山东采访一个贪污了几个亿，当了50年的村支书，当时已经立案，新的行政班子想把他搞倒，虽然立案后但仍没有一个结果。我去采访后，这个村支书给我打电话，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不需要钱，后来他实在没办法，便跟我说，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都快70了，我真进去了就出不来了，我说这个不是我的事，事实是这样的，后来他被判了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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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皎明：如果我们这个山东的选题做得扎实，估计那些人就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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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他们的倒霉是为了绝大多人的利益，如果他们不倒霉，绝大多数老百姓将不断受到伤害，在这一点上，大原则和小原则的关系还是要掌握好，我们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读者，为了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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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旭明：我再问一个问题，比如说同样的一个问题，你觉得要采访多少样本才合适，比如说10个村民这样说，有可能12个村民另外两个不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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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这个问题不好把控，就看你报道的整体计划，看你是做一个普通的调查性报道，还是做一个很重的调查报道。如果做很重的报道，很笨的经验，就是越多越好，但不能无限止，那就没办法工作。我觉得，根据具体事件而言，一般的问题，应该调查三个相关信源和相关当事人，三个故事里面你会选择最经典的故事，经过三个人的说法后，不断从不同角度结合，可以折射不同的口径，最后你就会找出最为逼近真相的口径，对资料的大量占有才能还原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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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伟：这就相当于统计学上的抽样，这三个你可以随意的抽，也可以从三个不同的群体里抽。咱们感谢克勤，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内容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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