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自述(十五)别了成都，别了四川

    这时，四川的政治形势，同全国的抗日形势一样，由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扩张和渗透，出现了恶化的趋势。顽固派对救国战线上的积极分子越来越恼恨。党组织总的布置是逐渐转移，保存实力，按排这些积极分子通过各种关系到前线、到延安去。

    1938年11月中旬  ，我刚刚从梓潼回到成都，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都分会，趁雷鸣远华北战地督导团赴华北的机会，号召成都新闻工作者参加华北记者采访团。雷鸣远是比利时人，天主教神甫，又是天津《益世报》的创始人。抗战时期他在河北安国县设立修道院，曾经动员修道院的修士和教徒跟随国民党第三军在河北  、山西一带参加救护伤员工作。后来蒋介石把他调到武汉，任战地督导团的团长。在督导团赴华北战地服务时，武汉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总会请他去作过报告，所以他路过成都时，青记成都分会也请他去作报告，还同他商量，他同意成都派出记者组成记者采访团跟随他到华北。

    先是蒋慕岳报名参加，但到临出发前，其他几位报了名的又不愿去了，给记者团造成了困难。冯诗云对这种中途变挂的人很恼火，气愤地说：“他们不去，我去！”诗云原来没打算去，什么都没有准备，连衣服被褥和旅行箱袋也没有。蒋慕岳是记者团团长，见诗云拔刀相助，当然十分赞成，动员诗云一同前往，并在物质上给以支援，诗云也就由犹豫转而积极参加了。

    从蜀话报当时的工作来说，慕岳要走，我就很感为难。诗云又要走，更是突然袭击。经过多方考虑，为了支援前线抗日战争，又可以达到转移干部的目的，我还是勉为其难，尽管心里恋恋不舍，表面上还是高高兴兴地欢送他们奔赴前线。好在这时，蜀话报的编辑工作沿袭星芒报的路子，已经有一套较为熟练的经验，而且在群众中也有较好的基础。因而他们走后，蜀话报还是照常继续出版。

    蒋冯参加的华北记者采访团，到了山西中条山地区，发展成十二人，改名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华北战地服务队”。这支记者服务队在这个地方，推动发展了各项新闻出版工作，仅是他们采写的战地通讯，在重庆、成都和山西等地的报纸上，就先后刊登了数十篇。

    这支新闻界的生力军  ，在全国解放以后，成为新闻界的一批骨干力量。星芒报、蜀话报培养出来的蒋慕岳和冯诗云，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都担负着相当重要的报纸工作  。离休前，冯诗云是工人日报的总编辑，蒋慕岳是英文中国日报的社长。“文革”以后，他们两人还合作创办了中国农民报，我当时主持人民日报社的工作，在编辑、经理人员、印刷机器和办工用房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援。他们原来打算办一张直接为农民阅读的大众化的报纸，但办起来以后，很难按照他们原来的理想办下去，他们也就退出了编辑工作。

    在这里附带回述了这段历史，说明当时星芒报、蜀话报对中国新闻界的贡献是有深远意义的。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内政策，由联合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到这年三月，《蜀话报》也被迫停刊了。在成都党组织的筹划下，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又用《新民报三日增刊》的名义继续出版，原班人马，坚持原来的风格，显示了我们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

    四月底，四川省委决定在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开办党员训练班，成都党组织选派两人去参加，恰好是我和二姐胡德辉。

    我俩正好是五月五日到达重庆的。在成都到重庆的路途中，遭遇到日本飞机在五月三、四两天对重庆的大轰炸。尽管我们从新闻报道中早就知道了日本飞机对我国狂轰滥炸的惨象，但是耳闻不如眼见，当我们到了重庆，亲临现场，真有如进入了被妖魔鬼怪蹂躏过的悲惨世界。全城火焰冲天，硝烟弥漫，地上血水处处皆是，遍地横尸，电线杆和树枝上还挂着断臂残腿。全城都是废墟，砖石下还压着老弱妇孺的尸体。烧焦了的骨头，烤干了的血肉，凄惨的哭叫，刺鼻的奇臭，顿然使人心如刀绞，惨不忍睹，悲不忍闻，人就象快要发疯一样地魂飞魄散，目瞪口呆。

    半年以前，在梓潼时，稍稍真切地体验到国民党统治下的悲惨人间，这次亲临日寇轮番轰炸的古城重庆，前者是几十年反动统治的恶果，后者是日寇两天肆虐的罪证。事后统计，这两天轰炸，一共炸死了4575人，炸伤了3637人，据历史学家说，这在世界空袭屠杀史上也是最高记录。

    当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远远超过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但是，日寇对中国人民的侵略罪行，包括这次如此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也是国党反动派的反动制度、反动政策和反动思想的纵容和加剧下酿成的滔天大罪。蒋介石曾经说过：“日军乃癣疥之疾，共匪乃心腹之患。”他将异族的入侵和国内同胞的抗日民主要求，如此轻重颠倒，是非混淆，可见他反动思想的顽固。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仇，并未能减轻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恨。当时，共产党把“反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为“促蒋抗日”、“联蒋抗日”，这对于我们这些在大后方工作的党员来说  ，在思想上完全想通是很不容易的。同样，我们这些白区党员，对于那种仅仅强调对外谋求民族解放，而放松了对内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倾向，也是无论如何想不通的。

    进入重庆，我们强忍着悲痛和恐惧，经过几十次的打问，才找到同地下党接头的地方。只见那里房屋倒塌，仅剩下一个破烂的门洞，走近一看，却看见一位同志留在门洞里，他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使我们突然感到投入母亲的怀抱一样流出热泪来。我们把暗藏在裤腰里的介绍信－－卷成小卷的纸条给了他，他一面用纸画图、一面仔细告诉我们如何到红岩嘴去找大有农场，八路军办事处就搬到那里。那时我们都没有手表，大概又走了两三个钟头，问路不下几十次，终于找到了红岩嘴。这里不仅是我们亲爱的家，而且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新天地。

    一股可命名为“解放区的作风”扑面而来，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这里上到首长（如周恩来）下到小鬼（小勤务员）都是很亲热很平等。大家都蹲在地上吃一大锅饭，有说有笑。一个碗自己去盛饭，一个盘到炊事员那里去打菜，一个菜，不够吃时还可以去加菜。讲课时可以提问题，讨论时可以各抒己见。

    这次党员训练班，来自四川各地选派的党员大约三四十人。讲课的是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凯丰、邓颖超等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老实说，我对当时讲的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  ，是很感兴趣的；而对于中共党史、苏共党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听得似懂非懂，兴趣不大。讲课最受欢迎的是周恩来。

    通过这一个月的学习，更加坚定了两点：参加共产党，参加的对；到延安，是最理想的出路。

    从重庆回到成都以后，《新民报三日增刊》也不让出下去。但是，不到山穷水尽，决不罢休。这时我去找到周文同志，他是有名作家，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都分会的执行理事。我们已经认识一年多，但交往较少，我们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观点一致，他曾经同我谈过，文抗会打算出版一个大众化的文艺刊物。我去拜访他  ，探问他出版大众化刊物的打算。我们一拍即合，商定由他出面去登记，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和成都分会的名义，联合出版一个《通俗文艺》十日刊，编辑工作由我负责。

    周文是四川西康人，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参加“左联”，热心从事文艺大众化的工作，他自己不仅写作了好些大众化的作品和大众化的文艺理论文章，还把苏联的著名小说，如《毁灭》加以改编，写成通俗读物，受到读者欢迎。鲁迅很赏识他的成就，他在“左联”协助鲁迅推动文艺大众化的工作。

    “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他回到四川团结成都作家和文艺青年，推动文艺界抗日救国工作。一九三九年一月，组织成立了成都抗敌协会分会。二月出版了《笔阵》半月刊，成为成都青年很热爱的一个文艺刊物。我们的《通俗文艺》十日刊在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出版。

    通俗文艺的编辑室就设在文协，地址是布后街，好象是在一所中学的一个教室里。我先住在这里。这时日本飞机还是常常来成都骚扰。我们平时把稿件放在一个小箱子里，一听见空袭警报，就把被子往身上一披，提上小箱子就走，随着人流跑出城外，找一棵大树下躲飞机，坐在地下照样编稿子，饿了就啃一块锅魁，困了就裹着被子睡一阵。

    到了十月初，形势更恶化，党组织通知我赶快隐蔽起来，尽量减少抛头露面，等待时机到延安去。这时，二姐在协进中学教书，她同大伯母在北郊北巷子租了一家农村小院，我也就躲到她家里。

    大伯母是一位十分慈祥、善于操持家务的人。她思想进步，很支持二姐和我参加共产党，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地下党的负责同志也很喜欢她，他们很高兴到北巷子来开会，大伯母不仅给他们站岗放哨，还为他们送信找人，送传单，还常常为他们作一顿可口的普通饭菜招待他们。

    搬到北巷子以后，我常在太阳快下山时才敢出来活动。我悄悄地溜到布后街，为通俗文艺做一些编写工作。

    《蜀话报》变为《通俗文艺》以后，就由通俗化的时事报纸改为通俗化的文艺刊物，虽然同样是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但是从我个人的志趣来说，还是喜欢办报纸而不是在办刊物。这点，周文同志很了解我，他认为只要条件成熟，还是准备出版一份通俗化的报纸。

    很凑巧，一九三九年底，我们都到延安以后，周文参加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工作，我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一九四０年初，他同毛主席见面，谈到了他对文艺大众化的打算，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他在文协负责筹办一个大众读物社  。读物社先要办的就是出版一张大众化通俗化的报纸，他推荐我来负责筹办这张报纸。这样，我立即被调到大众读物社，筹办《边区群众报》。我同周文在成都编辑《通俗文艺》期间，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友谊，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决定了我在延安十年的编辑工作，坚定了我从事大众化报纸编辑工作的志向。

    三九年十一月中旬的一个黄昏，党组织的一位负责同志把我带到祠堂街一个大旅馆里面，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租了几间房子作为兵站。我一进兵站的房间，马上换了一身棉军装，戴上一个“八路”的袖章。我读中学时叫胡德恕，又给自己改了一个新名字，叫胡德书，军衔是文书上士。晚上挤在地板上睡了半夜，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一个押车副官就带着我离开了我生活八年的成都和养育我二十三年的四川。

    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在满怀着希望和兴奋中，我感到很内疚的是对我母亲的不辞而别。自从我离开老家上成都升学以后，我就再没有回家去看望过我的母亲。我这人自小就不那么恋家，一有空就到外面去玩，放了学常常不回家吃饭，在外面玩到天黑才回家。从九岁上高级小学起，就到离家三十里的自流井去上学。上初中时，还到离家几百里外的雅安川南师范读了一年。十六岁到成都上学，离家更远了，寒暑假回家缺少路费。而且我是那样死心读书，也没有放假回家的强烈愿望。二十岁考入四川大学，参加了革命，就更没有什么假期了。加上我这人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够得上是全心全意为大众解放献出一切，对母亲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淡薄了。

    这些年，祖母去世后，我母亲就成了一家之长。二伯父减少了对我升学的费用，对我母亲还是照样按月送米送油送肉。二伯母也去世了，新的二伯母是原来二伯父家的丫环，为人也很忠厚，对我母亲也很照顾。

    四合堡寨子上这个家，就是我母亲和祖母留下的一个八姑，原来侍候祖母的丫环春兰仍然留在我家。母亲带着春兰耕种着家门前的大半亩菜地，一年四季新鲜蔬菜不断。母亲会做很多种咸菜，还经常帮助邻里缝衣做鞋，零用钱也不缺。邻里都称赞我母亲会管家，过着中等的富裕生活。

    我大哥过继给大伯母以后，初中毕业就不愿继续读书，在界牌场的老房子那里也开了一个茶馆。以后大哥还参加了地方上的哥老会，成为年轻的一个头领。他看上了二伯父家的另一个丫环，和她结了婚，这个新的大嫂也是一个治家能手。

    大伯母向来都是自吃其力，常年在外地教书，从不要大哥供养她。所以大哥也能给母亲一些补助。我离开四川以后，大哥又学了中医，不开茶馆了，四乡行医，收入也还可以。我离开成都时，对母亲不辞而别虽然感到内疚，但也算放心。离开成都的前夜  ，我给母亲和大哥写了信，表明我不辞而别的遗憾。我说，这次去前线，有可能牺牲，以身许国，但也很可能在抗战胜利后回来，一家团圆。

    天还未亮，我们就出发了。我身穿军装，坐在八路军的军车上。车上满载着新棉衣。押车副官坐在驾驶室里，我一个人高高地坐在棉衣包裹之上。车队在浓雾中前进，开着两条银蛇似的车灯，不断地鸣响着喇叭，在川陕公路上奔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威风凛凛地坐在军车上。当车过梓潼时，已经快中午了，薄雾还笼罩着这个小小的山城。蒋介石行辕稽查处要求停车检查时，押车副官拿出十八集团军的通行证给他看了一下，连车都没有停，就堂堂正正地呼啸而去。回想起一年前我在梓潼被稽查处扣押的情景，内心喷出一股骄傲的豪情。我用蔑视的眼光笑对稽查员，心中暗语：“你看我今天大摇大摆地去延安，你能奈何我？”但是，那破败的房舍和衣衫褴褛的行人，沿途千百次地重复出现在我的眼前，刺痛着我的心，这是旧中国苦难的面貌。贫穷的国家，贫苦的人民，不改变中国人民这种苦难的境遇，我誓死不回四川！。

    四十八年之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第三次路过梓潼。这年，我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回四川观察文物保护法的执行情况。显然，梓潼已经变得太多了，从表面看，宽阔的街道，两旁是新的商店和高层的公家楼宇，人们的穿着更是旧貌换新颜了。我找了一些老人来座谈，想了解一下四十多年前的梓潼，回忆一下我在这里被拘留时的情况，可惜知情的人很少。

    这次我留下了一首《三过梓潼》的小诗，抄在下面留作纪念：

                          头次抵潼城，苒苒五十春，

                          特务阻北进，忿忿陷圄囹。

                          翌年二次进，威威破鬼门，

                          压车充文书，堂堂八路军。

                          鹤发怀童心，欣欣三进城，

                          处处腾热气，亲亲同志情。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军车穿过梓潼以后，沿着川陕公路，穿过天险蜀道的剑门关，越过难于上青天的大巴山和秦岭，进入八百里秦川。到了西安以后，转而向北，奔向陕甘宁边区，奔向延安！

    新的生活旅程，即将在我面前展开。我心中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豪情，今后的岁月，那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