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别了, 索尔仁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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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8月05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被俄罗斯人誉为“先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于8月3日病逝,享年89岁。这位老人一生坎坷,因为对现实持批判立场,他坐过牢,患过癌症,遭过流放,但他却始终关注着俄罗斯的命运。他爱这片土地,是因为他生在那里,更深刻地说,是他在那里经受了无比的痛苦。可以说,索氏的创作是记忆的文学,或见证的文学。后世的人要了解20世纪,就必须读他的作品。许多中国读者都曾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像熟悉自己的家乡一样,熟悉那里的白桦林和雪原,但有了索尔仁尼琴,俄罗斯在我们心里才变得更加清晰而真实。其实,以文学作品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这本是普通的文学常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真的以为,揭露黑暗只能是过去作家的事,而不能发生在现在的作家身上。
这种以时代好坏的预设来判断作品的标准,使我们的文学观念在很长时间内陷入自相矛盾。所有《文学概论》一类的教科书都谆谆教导我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现象却必须是预先规定好的,不能由作家个人来判断。而一部文学史却表明,那些真正的文学几乎都是诗人和作家“不平则鸣”的产物。
我们以前对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看的,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作家,尤其是他的政治主张和宗教思想。但是,历史上哪一个伟大诗人和作家的世界观不是矛盾而复杂的呢?仅仅因为他描写的是更贴近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是生活的真相?为此,索尔仁尼琴曾被苏联驱逐出国,褫夺了公民权。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家乡,虽患重病仍然笔耕不辍。当他逝世后,俄媒体的报道将他称为“著名作家、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并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历史研究闻名世界”。世界更把他看作是“俄罗斯的良心”。这不是因为作家改变了,而是时代改变了,俄罗斯人对生活的看法改变了。如今,作家成了俄罗斯人的骄傲,有了他的存在,这个伟大民族才不至于为在那个年代无人发出声音而蒙受耻辱。
索尔仁尼琴本质上是一个作家,不能指望他提出一个新世界的美好蓝图,现在也没人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蓝图。他的许多观点肯定也不全是正确,去年获得国家荣誉奖后,作家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谈到自己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观点也在逐渐改变和完善,但我一直相信,我的所言所行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不违背自己的良知,这才是最重要的。用索尔仁尼琴自己的话说,他的全部创作,都是“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永远的反对派。无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读者,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当他到了美国,仍然对周围世界强烈不满。对于这个热情大度接待了他的国家,他并没有留什么情面,而是毫不客气加以审视和思考。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表著名演讲,强烈抨击了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其用词的尖锐,引起许多美国人不满,但也促成当时媒体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精神文化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最后还使得当时的总统卡特的夫人也站出来为自己的国家辩护。而在俄罗斯社会经历转型的阵痛时,他又一直都在批评官僚集团借私有化名义掠夺国家财产,导致贫富分化、民生凋敝。
作家的职责就是对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受奖演说中,索尔仁尼琴谈到,文学是为人类的艺术,精神永远高于苦难的现实,文学所蕴含的真实的力量可以摧毁谎言构筑的世界。
这是一个讲出了真话让许多人不高兴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以其作品见证了20世纪,当之无愧地进入了史上不朽作家的行列。对于他的逝世,人们将很快会感觉到他留下的精神空虚。
别了,索尔仁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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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遗忘：索尔仁尼琴的精神标高
赵勇
我刚在一篇回忆自己读书生活的文章中提到索尔仁尼琴，他就去世了。8月3日，索尔仁尼琴病逝于伦敦，享年89岁。
我读索尔仁尼琴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只读过他的两部作品，已大为震动。此两部书分别为《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后者当时在国内虽已"内部发行"，但可能还是禁书，因为它并没有堂而皇之地置于图书馆的架上，而是被撤至架下，放在一个犄角旮旯处，唯恐被人发现。但它还是被我发现了。卡夫卡说过："总而言之，我们只该去读那些会咬啮、刺痛我们心灵的书。书如果不能让人有棒喝般的震撼，何必浪费时间去读它。"《古拉格群岛》就是卡夫卡所说的这类书。读这部书，斯大林时代的专制与暴政尽收眼底，而所有在极权主义年代生活过、惶恐过、胆战心惊过的阴暗记忆也被唤醒。唤醒记忆并让人正视这种记忆，我认为正是这部书的价值。
但这部书的写作却非常困难。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作家不得不把这件工作做得异常谨慎，才有可能在突然出现的搜查面前免遭灭顶之灾。他在此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不仅没有可能这样铺开工作(指大张旗鼓)，反而不得不把自己的构思、信件、材料等等全部隐藏起来，分散到各处，对一切都严守秘密。甚至在写这本书时我还不得不装作正在从事别的工作。""必须说明：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一张书桌上过！在《古拉格群岛》的撰写工作最繁忙的时候，1965年9月，我的文件柜遭到摧毁，我的一部小说被没收了。这时我只得把已经脱稿的《古拉格群岛》的各部以及为其它部分准备好的材料分散到各地去。从此全书就再也没有集中到一起过。"这种写作环境和状态确实让人恐惧，以至于作者对自己的安全完稿也感到惊奇："我曾经想过多少次：不会让我写完它的。"
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在苏联境内也只能秘密流传。据《20世纪俄罗斯文学》记载，索氏著作在西方已公开出版，但俄罗斯人所传看的索氏作品，有的是打字机打的，有的干脆就是手抄本。阅读也往往是偷偷摸摸，常常通宵达旦，因为第二天这本珍贵的书就该还了，或者它将被传给下一个读者。由此看来，那个年代写作已是一种生命的历险，阅读也好不到哪里去。索尔仁尼琴与他的读者仿佛在共同进行着一场死亡游戏。
有人认为，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冷战思维的结果。但我们不妨想想，即使没有冷战，即使他没有获得诺奖，他那种执着、坚定、冒死以求的写作姿态和精神，不也依然值得我们敬佩吗？索尔仁尼琴曾把自己视为上帝的捍卫者与献身者，他说过："我不是我自己，而且我的文学命运也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千百万人，他们没有能写下来、说出来、嘶哑地喊出来自己的狱中苦难和劳改营的发现。"如此看来，索尔仁尼琴是把自己看做了责任的承担者。这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了它，整个俄罗斯民族也显出了它的伟大。
去年6月12日，普京曾向索尔仁尼琴颁发国家奖，并亲自去他府上拜访。记得当时读到这一报道，我有些感慨。如今，政治家与文学家握手言和，这究竟是作秀，还是时代确实进步了？当然，我们也可把普京向索尔仁尼琴的致敬理解为，他们是在向一种历史告别。而正是因为有了索尔仁尼琴的忠实记录，那段历史的肮脏、罪恶与残酷才被赋形，人们才有了唾弃它的理由。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索尔仁尼琴的那个获奖感言："我在有生之年希望，我和读者收集的历史资料、历史情节、我国残酷恐慌时代中的人物脸谱和生活画面，都能被同胞们了解，进入他们的记忆。"索尔仁尼琴的这番说辞显然与新时代的氛围不相和谐，但我们万万不可因此笑话他的冬烘。萨义德说过，"挖掘出遗忘的事情，连接起被切断的事件"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而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终生所做的工作就是在为抵抗遗忘而斗争。他的这种精神和他所做的事情，可以也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标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被俄罗斯人誉为“先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于8月3日病逝,享年89岁。这位老人一生坎坷,因为对现实持批判立场,他坐过牢,患过癌症,遭过流放,但他却始终关注着俄罗斯的命运。他爱这片土地,是因为他生在那里,更深刻地说,是他在那里经受了无比的痛苦。可以说,索氏的创作是记忆的文学,或见证的文学。后世的人要了解20世纪,就必须读他的作品。许多中国读者都曾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像熟悉自己的家乡一样,熟悉那里的白桦林和雪原,但有了索尔仁尼琴,俄罗斯在我们心里才变得更加清晰而真实。其实,以文学作品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这本是普通的文学常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真的以为,揭露黑暗只能是过去作家的事,而不能发生在现在的作家身上。
这种以时代好坏的预设来判断作品的标准,使我们的文学观念在很长时间内陷入自相矛盾。所有《文学概论》一类的教科书都谆谆教导我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现象却必须是预先规定好的,不能由作家个人来判断。而一部文学史却表明,那些真正的文学几乎都是诗人和作家“不平则鸣”的产物。
我们以前对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看的,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作家,尤其是他的政治主张和宗教思想。但是,历史上哪一个伟大诗人和作家的世界观不是矛盾而复杂的呢?仅仅因为他描写的是更贴近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是生活的真相?为此,索尔仁尼琴曾被苏联驱逐出国,褫夺了公民权。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家乡,虽患重病仍然笔耕不辍。当他逝世后,俄媒体的报道将他称为“著名作家、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并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历史研究闻名世界”。世界更把他看作是“俄罗斯的良心”。这不是因为作家改变了,而是时代改变了,俄罗斯人对生活的看法改变了。如今,作家成了俄罗斯人的骄傲,有了他的存在,这个伟大民族才不至于为在那个年代无人发出声音而蒙受耻辱。
索尔仁尼琴本质上是一个作家,不能指望他提出一个新世界的美好蓝图,现在也没人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蓝图。他的许多观点肯定也不全是正确,去年获得国家荣誉奖后,作家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谈到自己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观点也在逐渐改变和完善,但我一直相信,我的所言所行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不违背自己的良知,这才是最重要的。用索尔仁尼琴自己的话说,他的全部创作,都是“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永远的反对派。无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读者,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当他到了美国,仍然对周围世界强烈不满。对于这个热情大度接待了他的国家,他并没有留什么情面,而是毫不客气加以审视和思考。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表著名演讲,强烈抨击了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其用词的尖锐,引起许多美国人不满,但也促成当时媒体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精神文化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最后还使得当时的总统卡特的夫人也站出来为自己的国家辩护。而在俄罗斯社会经历转型的阵痛时,他又一直都在批评官僚集团借私有化名义掠夺国家财产,导致贫富分化、民生凋敝。
作家的职责就是对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受奖演说中,索尔仁尼琴谈到,文学是为人类的艺术,精神永远高于苦难的现实,文学所蕴含的真实的力量可以摧毁谎言构筑的世界。
这是一个讲出了真话让许多人不高兴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以其作品见证了20世纪,当之无愧地进入了史上不朽作家的行列。对于他的逝世,人们将很快会感觉到他留下的精神空虚。
别了,索尔仁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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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遗忘：索尔仁尼琴的精神标高
赵勇
我刚在一篇回忆自己读书生活的文章中提到索尔仁尼琴，他就去世了。8月3日，索尔仁尼琴病逝于伦敦，享年89岁。
我读索尔仁尼琴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只读过他的两部作品，已大为震动。此两部书分别为《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后者当时在国内虽已"内部发行"，但可能还是禁书，因为它并没有堂而皇之地置于图书馆的架上，而是被撤至架下，放在一个犄角旮旯处，唯恐被人发现。但它还是被我发现了。卡夫卡说过："总而言之，我们只该去读那些会咬啮、刺痛我们心灵的书。书如果不能让人有棒喝般的震撼，何必浪费时间去读它。"《古拉格群岛》就是卡夫卡所说的这类书。读这部书，斯大林时代的专制与暴政尽收眼底，而所有在极权主义年代生活过、惶恐过、胆战心惊过的阴暗记忆也被唤醒。唤醒记忆并让人正视这种记忆，我认为正是这部书的价值。
但这部书的写作却非常困难。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作家不得不把这件工作做得异常谨慎，才有可能在突然出现的搜查面前免遭灭顶之灾。他在此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不仅没有可能这样铺开工作(指大张旗鼓)，反而不得不把自己的构思、信件、材料等等全部隐藏起来，分散到各处，对一切都严守秘密。甚至在写这本书时我还不得不装作正在从事别的工作。""必须说明：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一张书桌上过！在《古拉格群岛》的撰写工作最繁忙的时候，1965年9月，我的文件柜遭到摧毁，我的一部小说被没收了。这时我只得把已经脱稿的《古拉格群岛》的各部以及为其它部分准备好的材料分散到各地去。从此全书就再也没有集中到一起过。"这种写作环境和状态确实让人恐惧，以至于作者对自己的安全完稿也感到惊奇："我曾经想过多少次：不会让我写完它的。"
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在苏联境内也只能秘密流传。据《20世纪俄罗斯文学》记载，索氏著作在西方已公开出版，但俄罗斯人所传看的索氏作品，有的是打字机打的，有的干脆就是手抄本。阅读也往往是偷偷摸摸，常常通宵达旦，因为第二天这本珍贵的书就该还了，或者它将被传给下一个读者。由此看来，那个年代写作已是一种生命的历险，阅读也好不到哪里去。索尔仁尼琴与他的读者仿佛在共同进行着一场死亡游戏。
有人认为，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冷战思维的结果。但我们不妨想想，即使没有冷战，即使他没有获得诺奖，他那种执着、坚定、冒死以求的写作姿态和精神，不也依然值得我们敬佩吗？索尔仁尼琴曾把自己视为上帝的捍卫者与献身者，他说过："我不是我自己，而且我的文学命运也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千百万人，他们没有能写下来、说出来、嘶哑地喊出来自己的狱中苦难和劳改营的发现。"如此看来，索尔仁尼琴是把自己看做了责任的承担者。这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了它，整个俄罗斯民族也显出了它的伟大。
去年6月12日，普京曾向索尔仁尼琴颁发国家奖，并亲自去他府上拜访。记得当时读到这一报道，我有些感慨。如今，政治家与文学家握手言和，这究竟是作秀，还是时代确实进步了？当然，我们也可把普京向索尔仁尼琴的致敬理解为，他们是在向一种历史告别。而正是因为有了索尔仁尼琴的忠实记录，那段历史的肮脏、罪恶与残酷才被赋形，人们才有了唾弃它的理由。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索尔仁尼琴的那个获奖感言："我在有生之年希望，我和读者收集的历史资料、历史情节、我国残酷恐慌时代中的人物脸谱和生活画面，都能被同胞们了解，进入他们的记忆。"索尔仁尼琴的这番说辞显然与新时代的氛围不相和谐，但我们万万不可因此笑话他的冬烘。萨义德说过，"挖掘出遗忘的事情，连接起被切断的事件"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而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终生所做的工作就是在为抵抗遗忘而斗争。他的这种精神和他所做的事情，可以也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标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