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业时代的“闹剧”

我毕业时代的“闹剧”

序言

过去的这个暑假给学生留的其中一份作业是《我是六年级学生了》，意在引导他们提前规划好将要来临的六年级。开学交上来一看，这份作业的质量令我大吃一惊，这帮小家伙平时看起来懒散异常，到了做小学毕业生这个关键时期，还挺认真的：绝大部分学生对自己未来的六年级充满了憧憬与向往，觉得每个人身上都多了一份责任，一些压力，一点紧张，还总结了以往学习的经验与教训，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这顿时让我对他们刮目相看，甚至是“肃然起敬”，当然也替他们唏嘘不已，毕竟他们还是十一二岁的孩子，身上就要背负这样的压力，实在是可怜！所以我在班里大大地鼓励了他们一番，尽管我知道他们写在纸上的理性认识与现实中的行为表现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很大差距。

看着他们，我想起了我的毕业时代。我喜欢做毕业生，因为这是个类似拍戏中的“杀青”和比赛中的“晋级”的阶段。毕业就意味着一个学习阶段的结束，意味着一段学习历程的开始，意味着一种学习生活的开端，意味着……在将要毕业的日子里总会有很多的故事发生，总会有很多的戏剧上演。回想起我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的毕业时代，就有这样的非喜非悲的“闹剧”上演，它们成为我20年求学记忆中的一部分。现在想来，那些“悲惨事件”可能会令观赏的人啼笑皆非。

小学毕业闹剧：被冒名顶替

在我不满十二岁的那个初夏，我参加了小升中考试。不几天，结果陆陆续续地从镇上最好的那所初中传来，但是没有我的。记得那是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空气中还弥漫着未收割的小麦的清香，青蛙在池塘边所发出的“呱呱呱”的叫声不停，蟋蟀在窗子下边所发出的“唧唧唧”的响声不停，而房间里的我却屏息静气，竖耳倾听院子里两个人的谈话，是爸爸和我所在小学的校长。

“哎，她姐姐都没有考上，她就更不用说了。每天就知道疯着玩，听广播，看闲书，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在家写作业，为她不做作业的事情我们还找过几次班主任老师呢！”这是爸爸叹息的声音，姐姐小学五年级复读一年都没有考上那所重点初中，他就对我更不抱什么希望。正如他所言，贪玩是我那个时候最大的特点，并且我是第一次参加升中考试。

月光透过窗子泻到躺在床上的我身上，冰凉冰凉的，虽然已是初夏。

第二天，传来好消息，我竟然考上了！我家里人则认为是不可能，毕竟不合情理嘛！我还有他们，最终在看到了写有“郭晓静同学，你被……录取”的通知书之后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欢呼雀跃。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我姐姐犯愁了。在1988年的我的家乡，尽管小学毕业就呆在家里的人不计其数，但是姐姐以及全家不想就此与读书无缘。无奈之下，我爸爸的朋友，也就是校长，想了一个违法的侵犯我权利，但是又被他们认为是两全其美的办法——让我姐姐冒名顶替我去读初中，我就再读一次五年级。无知的我没有任何反抗，想都没想就在暑假后回小学复读，过程就不记得了。但是我只记得回校遇到上个五年级的班主任，他看到我对我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晓静是个好学生”，这句话22年过去了，它仍然回响在我的耳边。

1989年夏天，我以全镇第四名的成绩再次考入了那所初中，报考时我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那个时候小学也不让复读了）：郭晓睿，这个“睿”字是我从字典里一页一页翻出来的，象征着“通达，看得深远”，等同于“智慧”。我分到了最好的班级，可惜的是我这个名字只在小升初试卷上出现过，因为去初中报到的时候，教导主任就要我给自己正名，还取回原来的名字：郭晓静。于是乎，这所初中就有了两个叫“郭晓静”的人，而且是姐妹两个。这也为我初中的闹剧奠定了异常坚实的基础。

初中毕业闹剧：沦为复读生

三年之后的春天，备战中考。

一天，那个跟我们家是远房亲戚的教导主任，也是我的几何老师在去县城开完中考报名会议回来之后，就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你不能再考中师、中专（中等师范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是乡村孩子梦寐以求的变为城市人的跳板）了。”他平静地告诉我。

我急切地问：“为什么？”连“啊”都来不及说。

他不紧不慢地说：“因为你姐姐去年毕业报考时已经用了你的名字（郭晓静），而我今天再用你的真实姓名‘郭晓静’去报名时，招生办的人说你是复读生（在1992年，中师和中专只有初次参加中考的人才有资格考，复读生只能去考县城里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而且只要不超过18岁都可以一直复读，一直考。但是录取率不到10%，更为可怕的是考上以后还要面对可怕的高考！）”

我的天啊，自己竟然不知道自己何时变成了“过去式”了！我垂首顿足、嚎啕大哭。

他似乎生气了：“有什么好哭的？考高中也不错嘛，以后可以上大学！你看班里面的同学都在备考呢？”

我抬起那双朦胧的泪眼，往隔壁的我们班的教室望去：与我成绩不相上下的那几个“精英”们正在听我敬爱的代数老师上课，他们个个雄姿英发，我可是与他们约好在中考考场上一决高低的，现在他们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了！再往教室的后面几排看，那里坐了一些老气横秋的初三复读生，年龄大小不等，有复读一年的，也有复读两年的，他们个个也精神抖擞。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去看这批脸上已经长着青春痘的“老同学”了：在月考中，我们这些初读初三的“精英”们的名次只能排在他们的后面，最好的成绩也没有进入过前10名。现在让我与这些人一起去报考重点高中，而且考上的人寥寥无几，我实在是没有信心！

我从此就自暴自弃，实际上自己已经决定下一年再读一年初三了。早自习晚点去，晚自习早点走，上课时再睡会儿懒觉，班主任也不理我，她认为我情绪不好，认为我考上高中也不可能，毕竟没有几个新生愿意去考，也没有人考上过，她也对我不抱希望了。我这学期我对什么都没有感觉，只记得班长的那首童安格的《让生命去等候》的歌曲特别好听，只记得团支书的那支霹雳舞特别好看！

三个月以后中考了，之后填报志愿，我只填了“第一高级中学”一个志愿。半个月以后，结果又出来了，你可以猜到，我又中了！只不过那时已经有了交“赞助费”这个说法，我不愿意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对自己这个学期的学习不踏实感到担心，毕竟去了高中就要去参加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高考。我决定初三复读，为读大学做准备！

一年很快就过去，我又以全镇第一名、全县第12名的成绩考入了那所高中。记得拿录取通知书时，总务主任对我说了一句话也让我记忆犹新：“如果我们镇的学生都像你就好了！”实际上我没有勇气去拿通知书，也感到非常羞愧。因为复读这一年的第二个学期，十六七岁的我暗暗喜欢班里的一个男生，心中经常波涛汹涌，但是除了我自己没人知道。能够考出这么好的成绩，我究竟克服了多少学习上和意志上的难题，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

如果说小学毕业的“闹剧”是由别人对我的不信任引起的，初中毕业就是由我对自己的不信任引起的。

高中毕业闹剧：会飞的准考证

就这样到了高中，我又到了最好的班级。经过了16岁的花季，17岁的雨季，尽管人的内心还时常泛起波澜，但是人的心智还是成熟稳重起来，特别是经过了前两次复读“闹剧”之后。

高一被我们称之为是“小毕业”，因为要分文理班，所以有“小闹剧”。一年级期末考试成绩很优秀，总分排在第20名，全校有400多人，但我为报文理班而犹豫不决。我先报了理科，年级级长是我们的班主任，跟我一起在他的班上的还有两个我高一的男同学。只是过了一个星期后，我觉得理科班的课我听不下去了，因为那个物理课把我搞得昏头转向，我要撤退了！于是我向文科班最好的一个班的班主任，也是我高一的班主任谈了我的看法，他当然同意我回来结果级长不干了：“成绩这么好竟然跑到文科班，简直是浪费人才！”这是他当时对我讲的。我坚持走，他坚持留。文科的班主任见他不让我走，跟级长大发雷霆，说干涉了学生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做出了一个让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举动：直接把我的课桌从理科一班搬到了他的文科六班，级长迫于压力只好让步。在我的“策反”下，那两个男生也“逃”出了理科班这个“苦海”，他们继续成为我高二、高三的同学，遗憾的是级长一直对我们三个和我们的班主任“怀恨在心”。

转眼间到了高考，那个“黑色”七月七日，高考第一天，上午是语文考试。天气炎热异常。我和一些同学们一起慢慢地爬上了考场的二楼，大汗淋漓，拿着准考证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我心中一阵窃喜：靠窗，光线充足，还有一丝凉意。一阵凉风吹过，使我感到心旷神怡，我感觉我今天一定能够考好。谁知乐极生悲，当我做到关键的“古文部分”时，“悲惨故事”又上演了！放在桌面上的准考证突然被一阵大风吹了起来，我在聚精会神地做题目每留意压住它的文具盒已经丢弃了它。当我意识到的时候，那张薄薄的准考证已经飘飘悠悠地从敞开着的窗口上做了一个“自由落体运动”，不偏不倚地掉到了下面一栋房屋的露台上，那房子只有一层高。我真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慌了神了，没有准考证会随时被赶出考场。但是经过多次“闹剧”我已经见怪不怪，我示意其中一个监考老师过来，告诉了他这个情况。他表示他们无能为力，因为监考期间他们离开考场会受到纪律处分。他们叫了另外一个老师，带上我，悄悄地走出了考场，去找那张会飞的准考证。楼房高，人够不着，只好又去找一把梯子，这浪费了多少的时间我也不知道！等我气喘吁吁地再次走进考场的时候，考试时间只剩下五十多分钟（总共两个半小时），还有一大题的古文阅读没有做，还有一篇对漫画《六指整形》和《截错了》进行比较之后要写的不少于600字的论说文没有构思，也没有写。我脑子中一片混乱，这种窝心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不过我来不及自怨自艾，马上稳定情绪埋头苦做！

后面都不知道去怎么应对了。考试结果出来了，语文考了105分，总分150分，相当于100分考了70分，在同学们当中不高也不低。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五科折合成标准分693分。如果不是那会飞的准考证，也许我就在首都师范大学（第一志愿）毕业，现在在北京教书了！不过，我也没有名落孙山，去了河南的最高学府——河南大学。

我的命运竟然掌握在老天爷手中！

更让我觉得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更滑稽的是：当年那个跟我一起从理科一班“叛变”的杨姓男生的第一志愿（山西财经大学）填报得过高了，他又回家了，离学校又很远，当时通讯又不发达，根本无法通知他。班主任为了让他不名落孙山，就让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帮那位男同学改第一志愿。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指导书上找来又找去，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学校给他（安徽财贸学院）。结果，这位男同学还真的被安徽财贸学院录取了！后来回学校拿录取通知的时候，我们还开玩笑让他感谢我们！后来这位杨姓男生在安徽蚌埠读完大学之后，就在安徽找了个女朋友成家立业，不回河南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

大学毕业闹剧：最后两根救命稻草

大四那一年，河南大学整个教科院的学生都在为考硕士研究生奔忙。幼儿教育专业和学校教育专业总共不到50人，几乎上都要考，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我的这些同学当中有十几二十个博士一点都不奇怪。那年的冬天，也就是1999年的冬天特别寒冷，考研那两天又下着大雪。记得考研的那个考场是河南省开封市一所中学的一间教室，没有大学里的暖气不说，教室的窗户还是烂的，风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能够把厚厚的棉衣吹透。记得第一场是考英语，手冻得像个冰棍，哈气、放在衣服里暖都不顶用，悉悉索索地把英语做了。

我报考的是华南师范大学（广州）教科院的教育学原理专业中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方向。成绩出来了，成绩是这个专业中的第二名，也是方向的第二名，这个专业总共招生8个，公费4个，自费4个。按说这个成绩不会有问题，可“闹剧”总是伴随我的求学生涯！我们这个方向有两个导师，总共有三个学生“出线”，一位导师只收理科生，但是那个理科生的成绩是第三名，自然是自费，另一位导师就只能带第一名了，是个公费，因为一个方向只能有一个公费。另外四个方向的人选（2个、1个、1个、1个、1个）已经订好了。从导师的选择上来说，我就要被挤出局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第一根救命稻草出现了！我后来的导师从保加利亚学习回来，虽然很年轻，但是也有资格带硕士研究生，好了可以多一个名额了，那就是我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本来研究生处只给了8个名额的，是因为我的成绩高，这个专业的导师组才一起努力争取到一个名额，所以我一直对他们怀有感恩之心。

有一天，有个在华师读研一的师兄打电话告诉我说扈中平院长让我打个电话给他。我立刻就打了，因为他是导师组组长，也是教科院院长。谁知道，说是要我自费，原因是这个名额是争取过来的。我当时感到很绝望，自费就意味着我要放弃，因为我把在广州养活自己，包括一个学期3000元的学费看得过于困难。我当时就跟他说，我恐怕要放弃了。扈教授沉思片刻，终于说出了一句话：那就给你公费吧！

就这样，我走进了华南师范大学的教科院，我的命运掌握在扈教授和导师的手中。

硕士研究生毕业：尴尬的论文答辩会

2003年的夏天，我就要研究生毕业了！从过年到毕业这段时间都在为写论文和论文答辩做准备。我的导师过完春节就去西南师范大学读博士去了，有关论文的问题都是在邮件中交流的。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在论文修改的关键的四五月份，正值中国广东省及香港地区所爆发的流行病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即非典)流行时期，这都还是小问题。全国上下一片紧张，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到广东的人口严格限制，我的导师自然在内。直到我的论文答辩结束，“非典”警报都没有正式解除，可想而知，我的导师自然是不能从甘肃兰州回来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会了。虽然我的成绩不是最差的，但是这么尴尬的论文答辩会，我的论文答辩的成绩可想而知，不管我写得多么好！

怪就怪那场不该发生的非典！我的命运曾经掌握在它的手中。

一个小插曲，在非典盛行的日子里，在尴尬的论文答辩前，我和我的先生走上了婚姻的殿堂，这可能是我在读研期间最大的一份收获！

自此，无论老公如何劝我考取博士研究生，我都不为所动！我害怕再发生第六幕“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