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恩格斯——第二国际
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王 家 典
在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文献和教科书中，有一桩众所周知的公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和领导人，基本上都陷入了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泥潭，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公案，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是的，如果把被颠倒的政治上是非定性的价值观重新颠倒过来，基本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更重要的是，这一历史公案的某些重大的历史真相被故意掩盖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体上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国际环境，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进行了和平竞赛，理论的正确与谬误，制度的优胜与劣汰，都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和严酷选择。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遵行民主社会主义，走民主立宪道路，实行节制资本和市场经济以及高福利社会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福利不断提高。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固持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走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垄断社会“一切生产部门”和“社会总产品”，实行对全民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的计划经济，开展连续不断的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实施暴虐的阶级统治和阶级镇压，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短短75年之后，这一曾占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体制竟如同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一个地相继崩溃瓦解了。这两条发展道路的不同历史命运，已经完全地给这一公案以及它在政治上和价值观念上的是是非非，作出了完全公正的历史性判决。
但是这一公案，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悬念：第二国际整整一代的社会民主党和它最著名的理论家、领导人，在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恩格斯在世时，一直都与恩格斯亲密合作，并肩战斗，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进行斗争。恩格斯1895年逝世。1896年，伯恩斯坦就立即全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其他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和领袖也都相继陷入了“修正主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怎么会这样呢？恩格斯带领的这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干部队伍，怎么就会那么一致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了呢？为了冰释化解这个悬念，我查阅了恩格斯晚年的文献和书信。
恩格斯的《遗嘱》
首先，我阅览了恩格斯的《遗嘱》。它有三点，很入微地提示了我所关注的问题，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一、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者创始人的伯恩斯坦，被恩格斯委之以遗嘱执行人的重托；二、恩格斯个人的全部手稿和全部信件，遗赠给了伯恩斯坦和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三、他的个人财产遗赠：“我遗嘱给德意志帝国柏林的奥古斯都.倍倍尔（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柏林的保尔.辛格尔（也是帝国国会议员）共一千英镑，这笔钱奥古斯都．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或他们的继承人应作为在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确切肯定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选举他们或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进入德意志帝国国会时的经费”。这个遗嘱表明，恩格斯在生前的最后岁月，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和领导人在共同事业中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伯恩斯坦1880年开始追随并受教于恩格斯，熟知马克思主义，有“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称谓，时任党的报刊的编辑，在恩格斯身边工作多年，并亲手处理他晚年著作的出版。他们之间思想的沟通是势在必然的。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最强有力的例证。伯恩斯坦被视为修正主义最著名代表的最经典的思想，就是：“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判定他背叛了共产主义最终奋斗目标。查阅文献可以看到，恩格斯曾在1893年5月11日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关于“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社会目标”的问题时，就这样回答道：“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恩格斯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伯恩斯坦的上述思想是完全相同的。他们之间思想的一致，可见一般。他既然忠诚地与恩格斯保持着思想一致和个人情谊，恩格斯死后把个人的全部手稿和全部信件，都遗赠给了他和倍倍尔，这当然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他的思想资产继承人的特定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人们从遗嘱中还可以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从事国家议会合法斗争，争取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也是恩格斯去世前专心致志的事业，以致他专此作出了个人的、积极的、直接的经济资助的支持。他在“遗嘱”中对此指名道姓、专款专用，其用心何其钟情乃尔！社会民主党，正是通过议会斗争的大门而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遗嘱》给我们提示了了解历史真相的明确的线索，可以由此深入、具体地考察恩格斯和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
时代的变革和斗争道路的新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欧洲近代史上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与马克思主义创立后的四十年代——七十年代有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巴黎公社失败后，十九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处于低潮，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在和平而稳定的历史环境中，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随着电力动力的普及，欧洲进入了“电气时代”，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动力，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又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德国在德法战争后获得了法国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高速发展，后来居上，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工业大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化规模越来越高，企业形式有重大变革，出现了新的股份制、托拉斯、国有化企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成长了明显的新的社会化因素，社会主义现成的社会化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内和平地生长出来。在政治上，发达国家民主立宪制度逐步完善起来，普选制普遍确立，国家代议制机关逐步形成为国家民主立宪的权力中心，民主宪法主导着国家政治生活，多党平等自由竞争的政治格局也逐步形成，为工人政党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治权力，提供了可以实际操作和现实可行性的政治平台。工人运动逐步恢复，德国成为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1889年，在恩格斯领导下成立了第二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虽同处这一变革时代，但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恩格斯逝世于1895年，80年代初上述的社会变革还没有达到很成熟的地步（第一个托拉斯组织是1879年才出现的），到90年代，这一社会变革才呈现出它的较成熟的形态。就以德国而论，马克思在世时，虽然1866年就开始实行了普选权，但国家权力还集中在德帝国国王和俾斯麦手里，帝国国会也还没有形成民主立宪的权力中心。1878年10月，俾斯麦还得以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遭到镇压；群众性工人团体、社会主义刊物都遭禁止。但到了九十年代初，德国政治局势逐渐明朗。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走上了公开合法的政治舞台，工人运动也迅速壮大。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民主立宪之普选权，胜利地打入了代议制机构的权力中心，逐渐形成为议会中处于制衡和仲裁地位的政治势力。恩格斯最后岁月的活动舞台，他所处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斗争条件已经与马克思在世时完全不同了。
在这样的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恩格斯，在领导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斗争时，与时惧进，超越马克思，探索新的斗争道路，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在恩格斯九十年代的著作中，选出了四篇文献：1891年5月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6月《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和10月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1895年3月《卡马克思【19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这四篇文献，再结合着这一时期恩格斯与欧洲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书信，大体上可以反映和勾勒出，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对如何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所走过的路程。
1891年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化生产形式发展的重大变革
这本书是恩格斯1880年的作品，当时马克思还在世，给它写了序，称赞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这里关注的是它的1891年5月的德文版，恩格斯自序说，他作了二点修改，其中之一，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处关于在这期间已经变得很重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这个补充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里稍完整地引证这段文字：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数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调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限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48个大工厂合并后转到一个唯一的、统一管理的拥有12000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
在托拉斯中，自由竟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崩溃。。。。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御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本文黑体，除另注外，均作者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这一重大变革，也作了论述。这一卷，马克思生前还没有定稿，是由恩格斯进行修订编辑后，在1894年才出版的。他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发展：股份公司、托拉斯、企业国有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化生产形式演变的重大变革，用恩格斯的话说，是资本主义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的投降，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平地长入了资本主义。这一新的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前提的一个突破。按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一个理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不相容性”。正是这种“不相容性”，构成了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现在，资本主义通过自身的发展变革表明，它具有自我调控的能力，它似乎能够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自我调整，以缓和与推进矛盾的解决。这种“不相容性”，似乎并不那么的绝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就并不那么的“必然”。
这一变革的重大意义，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导致了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所论断和预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导致中、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而沦为无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构成将两极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而无产阶级还将不断地、绝对地贫困化。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判断和预见，也有很大偏差而不那么正确了。资本家被从生产中排挤了出去，不再是社会生产资料的垄断者。企业产权人社会化了，在理论上，任何人，包括无产阶级分子，只要持有一定数额货币，都可以购得股票而成为企业股权持有人。企业产权的社会化，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向。所以，《资本论》第三卷，把“股份制”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随着资本家产权的转移和产权人的社会化，企业的产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了，资本家原来的社会职能已由领取工薪的职员来执行。这个社会阶级结构和关系的变动，在当时还不那么显著，没有清晰地显现出来。在二十年以后，到1918年，普列漢諾夫在他的《政治遺囑》中就作出了这样明确的判断：“随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來的其他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而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为另一个样子。”随着拿工薪的人逐渐取代资本家来实施企业的经营管理，知識分子的队伍也就越来越庞大。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论断的，知识分子将成为“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在不久的将來，…將從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人数的增長，將從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來說，已经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断，已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在当代的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和中坚。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而是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而一极的资产阶级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绝对垄断的地位，另一极的蓝领阶级与白领知识分子的差距正在日益缩小。这样的社会变革，导致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思想体系的修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所以，普列汉诺夫斩钉截铁地说：“在這种情況下，无产阶级专政將是荒謬的。”，“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还是未來，永远不能实现。”
在这本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著作中，我读了几遍，竟然没有找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专门论述。这不是很奇怪吗？难道是恩格斯的一时疏忽吗？恩格斯文中强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治权力以后，“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除此以外，譬如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资产阶级镇压等等的职能，全然没有了，它完全成为一个除上述那个行动以外再没有其他作为的东西了。这还能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吗？所以，恩格斯在这里，不再张扬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了，而只是一般地、泛泛地称之为“整个社会的代表”而已。
在恩格斯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化了，党的斗争方式和斗争路线也就必然要进行调整。他已经看到：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化生产形式已经和平地长入了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能不能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刚刚到来，恩格斯就面临了这个问题的尖锐的挑战。
从《哥达纲领批判》到《爱尔福特纲领》
——从“科学社会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
1890年，德国长达12年（1878-1990）的《反社会党人法》被取消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当即于10月间召开了哈雷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章程，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并决议为下一届党代表大会起草一个新党纲。新党纲的起草引发了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辩论。党内有一位格.亨.福尔马尔的人，在党的刊物上发文主张“阶级合作”,认为德国体制已能“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只要争取选票和议席,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这应该是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先声。恩格斯当时还是把这种观点视为“机会主义”。为反对这种政治倾向，他于1891年1月首次发表了马克思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1891年7月，公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起草的新纲领草案，恩格斯对它进行了详细批评，写了《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随后，又起草了三份纲领草案。其中之一，1891年8至9月在党的刊物《新时代》杂志发表的草案，是由卡尔．考茨基（第一部分）与爱德华．伯恩施坦（第二部分）起草的。这个草案得到了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威廉．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纲领委员会对这个草案略加修改后，提交给了1891年10月14日至20日召开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几乎没有进行讨论就被一致通过，史称《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在19世纪末的欧洲工人运动中具有很大的威信和影响，实际上决定着后来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整个运动的方向。
这次新党纲及其起草的过程，很值得深入地研究。据我初步考察的结果，认为：在恩格斯主导下，这个过程产生和发布了三个历史文献：《哥达纲领批判》、《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爱尔福特纲领》，反映了恩格斯从“科学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一，恩格斯首次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意图，就是想以“科学社会主义”主导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制定。《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之后于1875年通过对一个党纲的批判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进行最全面、最深刻、最经典论证的最重要的文献。在这个文献里，马克思集中批判了拉萨尔主义，拉萨尔主义的基本思想是：由国家资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争取普选权来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想以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来主导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路线，表明他当时的主导思想还是“科学社会主义”。
二，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的政治倾向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承认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有“暴力炸毁”和“和平方式”两种可能，而且“和平方式”占有主导的倾向，表明恩格斯开始了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让我完整地引证恩格斯这篇文章的这段文字：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要着手去解决。这样做多么有必要，正好现在由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为害怕恢复反社会民主党人法，因为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一些草率的言论，就忽然认为，德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就使党足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必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羞那赤裸裸的东西” （本文的黑体，除另注外，均为作者加）。
恩格斯这里说的，开门见山，就是“和平过渡”、“和平转变”的问题。这一问题，当时在党的刊物上已有广泛的议论。恩格斯虽然仍然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但他思想的主导倾向却有了明显的变化，态度明朗，认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有两种现实的可能：在德国半专制主义制度下，必须用暴力炸毁它；在法国、美国、英国等民主国家制度下，按宪法行使国家权利，国家政治权力集中在人民代议机关，人民有普选权，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他十分肯定地说：“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恩格斯当时的观点，还有着法国大革命、1848年暴力革命斗争模式的影响。但是，只要人们细心地揣摩恩格斯上下行文，就能够明显地看出他的主导思想倾向。他在这篇文章中对纲领修改所制定的政治要求，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印迹，而是要求实现“民主共和国”；如果在政治上不便公开提出这一主张，也可以变通地提出“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很明显，只要实现了这一政治要求，社会民主党就有了一个可以实现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的平台。正是这种和平转变的道路，给社会民主党打开了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大门。
三，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社会民主党终于按照恩格斯的意图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正是这个纲领后来引导着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十九世纪末的政治斗争并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纲领，是一个在争取完善民主立宪体制的平台上，在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框架下，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
首先，纲领提出了政治权利的要求，认为没有政治权利，“就不能实现生产资料向全体居民所有的过渡”。如何取得政治权利？它没有提出任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而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要求是：
“所有年满20岁的国家成员，不分性别，在所有选举和投票中都拥有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并进行秘密投票” 。“对于被选出的代表要提供津贴，除了被宣布丧失行为能力的人以外，要废除对于政治权利的任何限制” 。
“人民依靠提案权和否决权实行直接立法”。“帝国、各邦、省、市镇实行人民自决和自治。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要履行职责和承担责任” 。“以人民军队取代常备军，通过人民代表机构决定战争与和平” 。“ 废除所有限制或者压迫自由发表意见以及结社和集会权利的法律。”
所有这些政治要求，都是在国家民主立宪的政治平台上、按照它固有的游戏规则提出和实现的，它是在国家民主立宪的政治理念和逻辑体系中使它更加完善、更加充实。但是，它的实现，将使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通过普选进入和控制国会代议机关权力中心，使政权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正是民主社会主义所要走的道路。
其次，再来看看这个纲领的社会经济要求：
“规定进入公立小学读书的义务，高级教育机构实行免费教学，免费提供学习资料和膳食”。“免费的司法和法律援助”。“免费的医疗救助服务。包括助产和药品。免费的安葬”。“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用以支付全部可以用税收承担的国家开支”。“在工人决定性地参与管理的条件下，由国家承担全部工人保险。”
这不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政策吗？和平转变、民主立宪和高福利政策，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
《爱尔福特纲领》是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制定的，是他呕心沥血的产物。当然，这个纲领也就是他从科学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的、与时俱进的一个思想结晶。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论据——
“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
恩格斯作为一个思想家，当他探索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转变的新道路时，他一定会在同时探求它的理论和实践的论证。
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和他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通信中，已经能够看到他就社会民主党通过民主立宪体制的民主机制和平地取得政权，进行了不断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1891年3月24日，他在致奥本海姆的信说：“再过五至十年，形形色色的国会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1891年9月29日，在致倍倍尔的信说：“显而易见，这样的时刻日益临近，到那时，我们在德国将拥有多数，或者无论如何将成为唯一有足够的力量执掌政权的党——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正是这个原因，我不希望这一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因某种危机而中断，诚然，这种危机可以使它缩短二、三年，但也同样可以使它延长十至二十年。”从这二封信里，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恩格斯是充满了何等的信心，把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国会选举上，还小心翼翼地告诫党的领导人要避免“危机”事件（大概也包括革命事件等），以防其可能造成对这个过程的“中断”和“延长”。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的文献里，恩格斯更直截了当地宣告：“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为什么只有通过民主共和国，才能取得政权？恩格斯曾有过二次不同的回答。第一次是在这同一篇文章，他说：
“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人们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他又说，民主共和国也可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而是一种特殊形式。他用无产阶级专政来说事，并用法国大革命来证明这一点。恩格斯从法国大革命寻求他的论证，与“和平转变”在逻辑上似乎并不那么协调，论证也就显得不那么有力。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充满了暴风骤雨的、武装起义的和阶级恐怖的阶级斗争的大恶斗，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历史经验的来源。马克思主义诞生前，他在1844年克罗次那赫时，阅读了大量的近代史著作，他最感兴趣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国民公会专政的历史，甚至计划写作一本国民公会史。恩格斯引以证明的法国大革命，也即指此。第二年，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形成，法国大革命的模式在他的这一思想形成中无疑地提供了一个范本。《共产党宣言》发表时，欧洲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爆发了一连串的工人武装起义，法国大革命模式也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南。这一历史时期的民主共和国，是紧密地和大规模的、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民主共和国与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主共和国相比，在民主立宪体制的成熟性上，已经完全不同了。在成熟的民主宪政体制中，普选制成为它的根基，民主宪法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准则，国家代议制机构成为国家权力中心，平等自由竞争的多党政治形成格局，已成为欧洲先进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主流价值观念。在这个平台上，运用它的政治游戏规则，社会民主党是能够取得政权的，从而也就能够实现党的和平过渡的路线。
恩格斯的第二个论据是他在1894年3月6日致拉法格的信中作出的，他说：
“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文本原有黑体）。
他不再用无产阶级专政来说事了，也不再用法国大革命来论证了。他直截了当地断言，共和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显然，这个论断是一个全新的论断，修正了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最后一次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时提出的如下的论断：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该摧毁和打碎这个机器。同时，这个论断，给人们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一个十分简单明了的三段论式的命题，和“和平过渡”的思想，有着一目了然的逻辑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人们能够用一种简单的推理作出判断：共和国的民主立宪制既然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还需要打碎吗？还需要暴力革命去摧毁吗？很显然，这一论断给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道路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论据。
但是，为什么共和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将来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他没有作进一步的阐述。然而，在这个时期，恩格斯对共和国民主立宪政治体制的发展是密切地关注着的。他的“和平过渡”可能性的理念，正是建立在当时欧洲主要国家都建立了普选制——民主立宪体制主要根基的基础之上的。他特别注重地考察了欧洲各国的选举法改革。从他九十年代著作中，我摘引了如下一些关于欧洲各国选举法改革的资料。在英国，1832年实行选举法改革，打开了工业资产阶级进入议会的大门；1868年，实行第二次改革，凡居住一年、房租不下10英镑的城市居民获得投票权，选民增加了一倍多；1872年，实行秘密投票；1884年，实行第三次改革，把1868年改革推广到农村各郡，在150-200选区，工人已占多数。1866年，德国开始实行普选权。1868年，西班牙实行普选权。等等。他还认定了，在民主立宪体制下，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代议制机构，已成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他还注意到，议会通过的宪法和各种立法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他还看到，多个政党在民主立宪政治舞台上自由平等的纵横捭阖，社会民主党议员入选议会后已成为议会的仲裁人和政治均衡的力量。1895年1月19日，他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不管怎样我们的五十个法国社会主义者议员是走运的。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推翻了三届内阁和一位总统。这说明在法国或英国的议会这个确实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中，社会主义少数能够争得什么。我们的人在德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争得这种权力，然而中央党的瓦解将使他们成为帝国国会的仲裁人，国会中的政治均势也将取决于他们。”他认为，民主立宪的普选已经造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1895年1月16日，他在给弗．阿．左尔格的信说：“今天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德国和法国，我们可能面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的选举。而在意大利是最严重的危机，奥地利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选举改革，总之，整个欧洲的形势日益接近危机。”民主立宪体制给社会民主党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政治平台，这个体制的政治游戏规则也给社会民主党打开了通往权力之路和实施社会主义政策的大门。它就理所当然地可以给无产阶级统治提供现成的政治形式。人们还可以作出直观的判断：无产阶级的未来统治既有了这个现成的政治形式，那还要无产阶级专政干什么用呢？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人们心里是会十分明白他的答案的。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恩格斯的政治遗嘱——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转变的纲领性文献
在九十年代初，恩格斯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趋势：政治上的民主立宪体制的完善和经济上的股份制、托拉斯、国有化社会化企业形式的发展，明显地显示出社会主义现成的社会形式和平地长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在日益增长。到1895年3月，在他逝世（1895年8月）前仅仅五个月的时间，来日不多了，他写了一篇长文，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著作《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后简称《导言》）。这篇著作，应该说，是他在生命的最终时刻，留给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遗嘱。如果说，《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是恩格斯开始正式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那么，《导言》便是他对这一问题作出最后的、全面的回答。这是一篇向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全面、深入论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转变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献。这个文献深入地反思了法国大革命模式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历史教训，全面地总结和论证了通过普选掌握民主立宪政体人民代议机构权力中心以实现和平转变的优势和利益，分析了在当代军事变革的新形势下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劣势和不利，批驳了“革命权利”说。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献里，这是独一无二的系统、完整地阐明通过和平转变走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历史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从原教旨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首先，来看看《导言》是如何反思他们对以前所主张的法国大革命模式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历史教训的。恩格斯连续地在两处行文中使用了多种连环用语，如“错了”、“幻想”、“过时”、“不对”等，以表示他的诚挚的、深切的自我批评。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表《共产党宣言》后就面临了1848年欧洲无产阶级武装起义革命运动的高潮。1871年又发生了巴黎公社武装起义。这是他们一生中所面临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罕有的、最重要的历史机遇。他们都参与了这二次革命运动的指导，结果，都失败了。他们指导这二次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法国大革命模式的。恩格斯在文中坦诚地指出了这一点：“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因为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导作用，而现在又是它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现在，学术和思想界的价值观已有了根本的进步，对法国大革命之推进人类历史进步的革命斗争的模式已持有很多不赞成甚至反对的态度，一些学者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告别革命”的念头。1848年和1872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失败了。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的变革，法国大革命社会转变模式也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恩格斯文中对这二次革命运动失败原因的分析。首先，他指出：“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艰巨的“社会改造”工程，决不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所能实现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恩格斯说的是何等的好啊！是何等的深刻！这是他终身革命体验的结晶。这段论述，很少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实际上，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改良思想的强有力的一个论据。他终于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有充分理由的，决不是一时头脑里突发的念头。这也是他的一个思想转变的宣言。当代的许多学者和理论家“告别革命”的理念，也是能够理解的。其次，他还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当然，七十年代巴黎公社的失败也是如此。只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也就“ 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改变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必然导致失败。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相适应的一条基本原理。但是，如何确认这一时机的到来，确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与生产力不相适应（至今科学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量化的指标），确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机遇是否已经成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度困难的事，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仍然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社会主义革命等待何时？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交给民主社会主义，在民主社会主义那里，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必然地化为乌有了！
其次，就来看看《导言》的重点：是如何总结和论证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争取掌握民主立宪政体人民代议机构权力中心，以实现和平过渡的利益和优势的。这里无须说更多的话，只要照录有关段落、照本宣科就够了：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由于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目前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原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的数十亿，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也更加迅猛和持续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1871年102000张，1874年为352000张，1877年为493000张。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高度赞扬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000张。但是这种状况被很快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000张，1887年为763000张，1890年为1427000张。于是国家的手就软了。反社会党人法没有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 1787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1/4。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巡夜人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被看不起的工人那里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数以百万计。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
但是，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头一个重大贡献，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老早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在那里因为被波拿巴政府滥用而声名狼藉。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经施行了的，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所有严肃的反对党的通则。瑞士实施普选权的结果，恰恰最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族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作陷阱，看作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又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促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加以对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能计量我们行动规模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非常非常够了。但是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的独一无二的手段，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宣传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么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
在这里，恩格斯公然宣告：社会民主党已摈弃过时了的武装起义、筑垒巷战的斗争形式，而采取了新的、最锐利的武器——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利用普选权，掌握民主宪政代议机构的权力中心。
在《导言》末尾，恩格斯对这一新的路线表示了极大的信心。他说：
“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经有50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经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经一致认定再不能继续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
最后，《导言》对无产阶级在当代军事变革的新形势下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劣势和不利条件作了分析，进一步地论证了和平过渡路线的理由和根据。他说：
“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都对军队有利。大城市已经扩展了很多，而军队就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还没有增长到四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到四倍以上。有了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24小时内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在48小时内则能扩增为一支大军。这种人数大量增加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击发式前装滑膛枪，现在是小口径后装弹仓枪，它的射程是旧式枪的四倍，准确性和射速则是十倍。先前大炮发射的是威力不大的实心球形弹和霰弹，现在则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命中一发，就足以摧毁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的起义，很难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而使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就是说，“人民”看来将总是分开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像在1848年那样非常起作用的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役的兵士，那么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豪华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在近距离的射击中也远比不上士兵的弹仓枪。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造出所需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的子弹都各不相同，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用的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废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今后在大规模革命初期将比在大规模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样多的兵力，正好像是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到时候恐怕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
现在，读者是否已经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鸣剑啸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贸然走上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最后一定答应去当炮灰？”
恩格斯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论述，是十分明了的，没有必要作任何说明了。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有些学者引证恩格斯这篇文献中所谓的“特别声明”：“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以表明恩格斯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其实，原文的意思恰恰相反。这些学者完全弄反了恩格斯的本意。原文稍长，为澄清事实，照录如下：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也就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男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经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加，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不可遏止的，并且是平稳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对此进行的一切干预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假以时日这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成员以百万计的党派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动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弹仓枪都做不到。但是这种冲突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使得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就会推迟、延缓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牺牲。”
恩格斯的话，说得还不明白吗？恰恰是为了不让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突击队“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以致“这种冲突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而使“决定性的战斗”“推迟、延缓”，我们难道还要坚持这种“革命权利”吗？
《导言》的全部论证证明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遵循的新的斗争路线。
结   束   语
这篇文章论题的论证，已经完成了。
我想，这篇文章大概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恩格斯是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奠基人。恩格斯率领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整整一代的理论家和领导人，在他逝世之后，仍然继承着他的遗训，沿着他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在这里，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本文开头说到的伯恩斯坦。在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国际共运史上，他有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创始人的殊荣。1890年4月，他当时正在恩格斯身边，在党刊上连续发表《礁石》的短文，论述“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的主张。恩格斯没有表示任何异议。1896年以后，他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指出：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问题。他强调民主的重要，“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坚定地认为，必须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他的这些思想，与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有密切的继承性。应该说，正如恩格斯在《遗嘱》中委以执行人和思想遗产受赠人所象征的那样，伯恩斯坦是真正地沿着恩格斯所开拓和奠基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正是这一历史真相，被刻意地隐瞒了整整一个时代。被颠倒的历史，终归要重新颠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