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GDP先生的讲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3:02:58
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在全世界，人们都叫我GDP，我的英文全名是Gross Domestic Procduct，中文叫国内生产总值。
在全世界，人们都很关注我。因为我代表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包括产品和劳务)的最终成果。我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增加值的总和（各行业新创造价值与固定资产转移价值之和）。
我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我是万万不能的。
没有我，你们无法谈论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无法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我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他们看来，与太空中的卫星能够描述整个大陆的天气情况非常相似，我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像，帮助政策制定者判断经济是在萎缩还是在膨胀，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通胀威胁之中。
作为总量指标，我和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都有密切关系。例如，在美国，以经济学家奥肯的名字命名的“奥肯定律”估算，当经济增长率高于2.25%时，失业率将下降，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半个百分点。
没有我，你们也无法反映一国的贫富状况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无法确定一国承担怎样的国际义务，享受哪些优惠待遇。比如，联合国决定一国的会费时，要根据其“连续6年的GDP和人均GDP”；世界银行决定一国所能享受的硬贷款、软贷款等优惠待遇时，也是根据“人均GDP”。
我更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
最近20多年，中国比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关注我，追逐我。我和中国人的“球籍”挂上了钩，和中国上个世纪“翻两番”、到202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挂上了钩。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相应采取怎样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都和对我的判断有关。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我大名鼎鼎，家喻户晓。
中国爱我，我也爱中国。我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4%。按2000年价格计算，预计到2020年，我将超过35万亿元，年均增长7.2%。我在见证一种神奇速度的同时，也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
我离人们的生活很近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那么现在请你来看一个直观的例子。几个月前，中国的一位企 业家，华润集团的总经理宁高 宁到泰国去，他通过自己的观 察，实地体验了“GDP不这么 快增长，我们将会怎样”——
“我第一次去泰国是15年 前，那时泰国和中国比起来明显要繁荣得多，在曼谷大街上买的廉价冒牌货带回到中国是很时尚的礼品。可这几年泰国GDP增长慢了，货币贬值了，再去泰国，与中国比起来，感觉大不一样。坐的飞机是泰国皇家航空公司的，椅子很破旧，扶手都掉漆了，机舱里人明显地少，多是些旅客，但生意人明显地没有去上海或北京的那么多。曼谷的老机场也让人觉得破旧、拥挤了。过去常抱怨中国的航空公司服务差，因为与外国航空公司比起来反差大，现在这种距离越来越小了。GDP增长不增长，航空公司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GDP增长的放缓对泰国人的生活影响可能更直接。不说金融危机让多少泰国的银行和企业发生支付困难，泰国的大街上，与15年前比起来，进步不大，用摩托车偷偷载人的比比皆是，很破旧的小三轮出租车继续在运营。十几年前华润在泰国建的公寓楼当时是最好的，今天还是最好的，这在中国的任何城市都不可能。
看来GDP增长慢是社会整体进步慢的数字表现。”
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宁高宁的经历，但大部分人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生活的变化、出行尤其是出国的比较，得到类似的结论。
我不能衡量什么
我是你身边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我不是上帝，不是万能。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 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其实，我也不能衡量一切。
⒈我不衡量社会成本，也就是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却让外部承担的成本
古印度有一句格言：“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但是，为了我的增加，很多人忘记了这笔借款。你采伐树木时，我在增加；你把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和水中，我在增加；我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于是，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一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我在增加，但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可能下降。
根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我在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时，扣除生态损失后的纯GDP为86%”。
⒉我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
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但为了我的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当然，中国的能耗水平也在下降中，但是和国际水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⒊我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
我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但任何数字都有它的“陷阱”。
天灾人祸和灾后重建让我增长，“拉链工程”让我增长。城市不断建路修桥盖大厦，由于质量原因，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链每次豁开，挖坑填坑，我都增加了一次。
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我这样描写：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做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 —— 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再听听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的感慨吧——
“在注重财富的积累方面，西方国家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我到欧洲去，看到那里的百年老屋保存完好，使用自如，并且越老越值钱。反观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得不到好的保护。新盖的楼也是，盖之前缺少科学的规划设计，不注重质量，过上10年20年看着不顺眼了、过时了，推掉了事。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但是财富损失得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
⒋我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
即使是为了促进我的增长，也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不少资源的配置，效率很低，其实是在浪费有限的资源。
⒌我不衡量价值的判断，例如社会公正，例如幸福
我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这往往与幸福无关。军火生产在统计中是很重要的部分，但假如一个国家更多地生产大炮，更少地生产黄油，人民幸福吗?
我按市场价格计算，但价格与幸福也关系不大。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在不断降低。按价格计算，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却带给人们很大的利益。
我也不衡量闲暇。只要人们天天加班，就能生产更多的物品和劳务，我就在增长。但是，没有闲暇的生活快乐吗?当你要享受闲暇时，我反而在减少。汽车能创造庞大的价值，但我从来不计算天天堵车占用了你多少生命。
所以，我在前面提到的宁高宁先生，还有另一面的论述：
“追求GDP的最终目的，应是全民的不断进步的幸福生活。可是牺牲了环境，滥用了资源，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民众的健康、教育、艺术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就使GDP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吸引了，怪不得有人想推出全面幸福指数来代替GDP指数，也是为什么我们到一些GDP增长并不快的欧洲小国会感到很祥和舒适的原因。”
怎样超越对我的崇拜
我能衡量很多东西，同时，我也衡量不了很多东西。
我希望，你不要只看到“这一些”，而忘了“另一些”。
我是一个数字，一种统计方法，我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你把我当成惟一的东西、至上的东西，把我当成一切。你以为我可以解决一切，以为我存在所谓“泪滴效应”，增长效益可以自发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那么，怎样超越对我的崇拜呢?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过纯经济福利（净经济福利）的概念，他认为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纯经济福利是在我的基础上，减去那些不能对福利做出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副作用的项目（如污染、环境破坏和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都市化影响），同时加上那些对福利做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的项目（如不通过市场的经济活动像家务劳动和自给性产品），加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根据纯经济福利指标，印度尼西亚从1971年到1984年GDP年均增长7.1%，但如果将石油、木材大量开采出口以及伐木引起的土壤流失作为成本加以扣除，年均增长率只有4%。
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
在中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原来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已经加上了几个字，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我欣慰地看到，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国情实际，已经合乎发展逻辑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并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可以预言，即便是在衡量经济成就方面，我的至上地位也会降低，而其它一些指标如就业、负债、效益会与我同行。我从“总分成绩”变成了“单科成绩”，当然，我还是最重要的单科。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生产建设型的政府必须转变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变为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和能力、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为人民办实事的政府。从物质为本走向以人为本，物化的中国终将进化为人化的中国，文化的中国，自然的中国，文明的中国。
在全世界，人们都叫我GDP，我的英文全名是Gross Domestic Procduct，中文叫国内生产总值。
在全世界，人们都很关注我。因为我代表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包括产品和劳务)的最终成果。我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增加值的总和（各行业新创造价值与固定资产转移价值之和）。
我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我是万万不能的。
没有我，你们无法谈论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无法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我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他们看来，与太空中的卫星能够描述整个大陆的天气情况非常相似，我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像，帮助政策制定者判断经济是在萎缩还是在膨胀，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通胀威胁之中。
作为总量指标，我和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都有密切关系。例如，在美国，以经济学家奥肯的名字命名的“奥肯定律”估算，当经济增长率高于2.25%时，失业率将下降，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半个百分点。
没有我，你们也无法反映一国的贫富状况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无法确定一国承担怎样的国际义务，享受哪些优惠待遇。比如，联合国决定一国的会费时，要根据其“连续6年的GDP和人均GDP”；世界银行决定一国所能享受的硬贷款、软贷款等优惠待遇时，也是根据“人均GDP”。
我更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
最近20多年，中国比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关注我，追逐我。我和中国人的“球籍”挂上了钩，和中国上个世纪“翻两番”、到202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挂上了钩。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相应采取怎样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都和对我的判断有关。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我大名鼎鼎，家喻户晓。
中国爱我，我也爱中国。我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4%。按2000年价格计算，预计到2020年，我将超过35万亿元，年均增长7.2%。我在见证一种神奇速度的同时，也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
我离人们的生活很近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那么现在请你来看一个直观的例子。几个月前，中国的一位企 业家，华润集团的总经理宁高 宁到泰国去，他通过自己的观 察，实地体验了“GDP不这么 快增长，我们将会怎样”——
“我第一次去泰国是15年 前，那时泰国和中国比起来明显要繁荣得多，在曼谷大街上买的廉价冒牌货带回到中国是很时尚的礼品。可这几年泰国GDP增长慢了，货币贬值了，再去泰国，与中国比起来，感觉大不一样。坐的飞机是泰国皇家航空公司的，椅子很破旧，扶手都掉漆了，机舱里人明显地少，多是些旅客，但生意人明显地没有去上海或北京的那么多。曼谷的老机场也让人觉得破旧、拥挤了。过去常抱怨中国的航空公司服务差，因为与外国航空公司比起来反差大，现在这种距离越来越小了。GDP增长不增长，航空公司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GDP增长的放缓对泰国人的生活影响可能更直接。不说金融危机让多少泰国的银行和企业发生支付困难，泰国的大街上，与15年前比起来，进步不大，用摩托车偷偷载人的比比皆是，很破旧的小三轮出租车继续在运营。十几年前华润在泰国建的公寓楼当时是最好的，今天还是最好的，这在中国的任何城市都不可能。
看来GDP增长慢是社会整体进步慢的数字表现。”
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宁高宁的经历，但大部分人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生活的变化、出行尤其是出国的比较，得到类似的结论。
我不能衡量什么
我是你身边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我不是上帝，不是万能。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 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其实，我也不能衡量一切。
⒈我不衡量社会成本，也就是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却让外部承担的成本
古印度有一句格言：“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但是，为了我的增加，很多人忘记了这笔借款。你采伐树木时，我在增加；你把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和水中，我在增加；我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于是，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一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我在增加，但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可能下降。
根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我在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时，扣除生态损失后的纯GDP为86%”。
⒉我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
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但为了我的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当然，中国的能耗水平也在下降中，但是和国际水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⒊我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
我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但任何数字都有它的“陷阱”。
天灾人祸和灾后重建让我增长，“拉链工程”让我增长。城市不断建路修桥盖大厦，由于质量原因，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链每次豁开，挖坑填坑，我都增加了一次。
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我这样描写：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做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 —— 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再听听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的感慨吧——
“在注重财富的积累方面，西方国家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我到欧洲去，看到那里的百年老屋保存完好，使用自如，并且越老越值钱。反观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得不到好的保护。新盖的楼也是，盖之前缺少科学的规划设计，不注重质量，过上10年20年看着不顺眼了、过时了，推掉了事。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但是财富损失得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
⒋我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
即使是为了促进我的增长，也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不少资源的配置，效率很低，其实是在浪费有限的资源。
⒌我不衡量价值的判断，例如社会公正，例如幸福
我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这往往与幸福无关。军火生产在统计中是很重要的部分，但假如一个国家更多地生产大炮，更少地生产黄油，人民幸福吗?
我按市场价格计算，但价格与幸福也关系不大。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在不断降低。按价格计算，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却带给人们很大的利益。
我也不衡量闲暇。只要人们天天加班，就能生产更多的物品和劳务，我就在增长。但是，没有闲暇的生活快乐吗?当你要享受闲暇时，我反而在减少。汽车能创造庞大的价值，但我从来不计算天天堵车占用了你多少生命。
所以，我在前面提到的宁高宁先生，还有另一面的论述：
“追求GDP的最终目的，应是全民的不断进步的幸福生活。可是牺牲了环境，滥用了资源，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民众的健康、教育、艺术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就使GDP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吸引了，怪不得有人想推出全面幸福指数来代替GDP指数，也是为什么我们到一些GDP增长并不快的欧洲小国会感到很祥和舒适的原因。”
怎样超越对我的崇拜
我能衡量很多东西，同时，我也衡量不了很多东西。
我希望，你不要只看到“这一些”，而忘了“另一些”。
我是一个数字，一种统计方法，我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你把我当成惟一的东西、至上的东西，把我当成一切。你以为我可以解决一切，以为我存在所谓“泪滴效应”，增长效益可以自发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那么，怎样超越对我的崇拜呢?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过纯经济福利（净经济福利）的概念，他认为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纯经济福利是在我的基础上，减去那些不能对福利做出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副作用的项目（如污染、环境破坏和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都市化影响），同时加上那些对福利做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的项目（如不通过市场的经济活动像家务劳动和自给性产品），加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根据纯经济福利指标，印度尼西亚从1971年到1984年GDP年均增长7.1%，但如果将石油、木材大量开采出口以及伐木引起的土壤流失作为成本加以扣除，年均增长率只有4%。
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
在中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原来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已经加上了几个字，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我欣慰地看到，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国情实际，已经合乎发展逻辑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并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可以预言，即便是在衡量经济成就方面，我的至上地位也会降低，而其它一些指标如就业、负债、效益会与我同行。我从“总分成绩”变成了“单科成绩”，当然，我还是最重要的单科。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生产建设型的政府必须转变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变为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和能力、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为人民办实事的政府。从物质为本走向以人为本，物化的中国终将进化为人化的中国，文化的中国，自然的中国，文明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