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坎教育传奇

[提要] 从外表看，石门坎不像是个很有文化的地方。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这个位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最西部山区的小村，自从传教士柏格理将现代教育带入这里时开始，生长出了中国早期最优秀的现代教育硕果。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第一个球场。20世纪上半叶，这里的毕业生，有很多考取过硕士生、博士生，其中有10多人曾担任省部级的高官。如今，辉煌一时的石门坎教育已被很多人忘记，当年遍及周边乡镇的学校，也都已无处可寻……[我来说说] 照片上的学校旧址 　　前赴后继薪火相传

　　尽管已经过去了多年，杨忠信仍然记得自己当年在石门坎读书时的一位老师。当时已经40多岁的总务主任杨耀先，隔一段时间就要到昭通采购粮食或教具，来回要走70多里山地。为了省钱，杨耀先从来不雇马，100多斤重的东西，他常一个人扛回来，一趟走下来要10个小时，不但山路艰险，还有可能碰上土匪。

　　这名昔日的教育局长叹息：“这种精神再也找不到了。”

　　从石门坎走出的第一批小学毕业生开始，返乡教学几乎成为所有石门坎学生的选择。他们往往外出攻读本科甚至博士学位，然后回到学校教书。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文革”前，石门坎学校的历任校长，都曾是该校毕业生，而且都有本科以上学历。

　　朱焕章曾一度前往昭通市一所中学担任教导主任。然而他发现，苗族学生仍然难以进城求学，于是在1943年再次回到石门坎，与本族精英分子一起在原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了石门坎私立边疆民族初级中学，一度成为邻近三省近20个县市的最高学府，共管理着96所小学、5所中学、1所神学院和一些医疗机构。

　　朱焕章回乡从教，工资微薄，生活拮据，甚至很难给6个女儿带来基本温饱。迫不得已，朱校长的家人只好自己纺麻做衣服，自己种菜，一床被子东破一块西破一块，被姐妹们撕成了条条。杨忠信还记得，朱焕章经常身披麻衣，脚穿草鞋。

　　朱焕章卖马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石门坎山路难行，朱校长喜欢养马，既能代步，也能改善生活。但朱玉冰记得，每当有穷学生要出去深造，父亲就要卖一匹马，剩下的钱就换成盐巴，敲碎了分给教员们。有一次，朱焕章到云南昭通办事，路途中遇到一匹马望着自己长啸不止，走近一看，原来正是之前自己卖掉的马匹，消瘦不堪，可能是日常背负太重，背上有一块块破皮。

　　朱玉冰含着眼泪回忆，回家后，十分爱马的朱焕章说起此事，不觉泪流满面。

　　杨忠信表示，在这样的表率下，众多学子义无反顾地返回石门坎，再由石门坎源源不断地把学生输送到石门坎以外的苗族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得以成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人才中心。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硕士张有轮谢绝母校的挽留，回到石门坎教书；博士张超轮毕业后，曾放弃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回到石门坎行医，为苗人治病。

　　一名社会学家评价“石门坎现象”时说，这个“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与今天在西部比比皆是的人才困境形成了巨大反差。一方面，西部乡村教育仍然在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人往高处走、孔雀东南飞，在信奉市场经济的今天成为流行的行为规则，于是一些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迅速地忘却那些挣扎着的乡亲，迅速地忘却自己的由来。而石门坎曾经的教育行为规则是前赴后继、薪火相传。

　　在这些教师的熏陶下，石门坎的学校里朝气蓬勃。每天只有三两杂粮可吃的杨忠信还记得石门坎教师亲手创作的劝学励志歌。他印象最深的是那首《书读不好我不回头》：“世上无难事，只怕不用心，书读不好，我不回头，再苦再累，定要学深学透。”

　　“球场上龙争虎斗，教室内外书声朗朗，树荫下三五成群学生在潜心复习。集会出操号声响彻山谷，荡漾在数公里之外。”现居昆明的朱艾光先生这样描绘昔日学生生活的生动场景。

　　校园的精神风貌今天很难见到。每当客人来访，全校都要礼貌地迎送二三里地，师生们不卑不亢，粗茶淡饭以招待宾客。

　　杨忠信手中一张翻拍的照片展示了这样一幕：学生们整齐地排列在崎岖的山道两旁，清一色身穿白褂、满脸稚气，正在翘首等待嘉宾。

　　这样的风气，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初。当时，县城的两所中学都停办了，石门坎中学也面临教会津贴中断、政府还没接管的窘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但是石门坎上空的读书声一天都没断过。

　　石门坎奇迹

　　尽管没能找到石门坎昔日教育的现实踪影，杨忠信还是努力勾勒出这段历史的部分面目。他认为，石门坎走出过10个省部级干部、20多个地厅级干部，以及200多个县处级干部，可以作为这种教育成功的一个范本。

　　石门光华学校第一任校长杨苒惠1917年从华西大学毕业，时年21岁。他的儿子杨体耀回忆说，石门坎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花苗（苗族一支）文化、文明的发祥地，也是自己一家文化、文明的发祥地。大花苗文化是从20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自己这一家，有文化是从父亲一辈开始的。爷爷是第一代，是一个铜匠，没有文化但有远见；父亲算第二代，是一个中学生；自己这一代算第三代，出了一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一个大学生；第四代出了两个大学生、两个中专生、一个高中生；第五代已经出了四个大学生。

　　这是石门坎当年的教育改变无数个人、无数家族命运的一个缩影。这种改变，正始于 柏格理办学。

　　过去的石门坎留给人们的，并不只是残存的教堂和老人们嘴里偶尔蹦出的英文单词。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试图复原这段历史。

　　朱焕章的女儿退休后，选择回到石门坎居住。有时候，她会漫步校园。父亲曾种下樱桃和苹果的果园在“大跃进”的时候被砍伐殆尽；女教师宿舍旁边小花园里的秋千架只在60年前的黑白记忆中摇荡，而如今这里变成了一片茂密的玉米地。但那些往事从来没有在她心里消失，只要有机会，她说起来，便滔滔不绝。

　　2005年，石门学校举行百年校庆，云南、贵州、四川、香港等地的老校友和英国牧师柏格理的后人聚集一堂。他们中，最老的已经将近90岁，不少人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或由儿女搀扶而来。

　　谈话间，老人们说起石门坎的奇迹。有人这样指出石门坎的启示意义：如果说教育文化低落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贫困，那么石门坎从前的经济也很贫困，穷人求学、穷人办学，石门坎文化奇迹是在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取得的。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时隔多年后回到故乡，说起儿时就读过的大教室，激动不已：“在天边都看得见石门坎的上空几颗亮亮的星星，谁不跑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