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解释学的真

『关天茶舍』 走向解释学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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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军-上将  发表日期：2005-8-20 17:46:00
走向解释学的真
九十年代初，我才开始读李泽厚的文章和书。虽说李泽厚热已经消去，我还是感受到他在中国的语境下与众不同的话语，在我看来，是有真正哲学味道的话语。在充斥着大话空话套话的汉语学术话语中，有哲学味道的李泽厚话语，的确让我心向往了好一阵子。虽说今天看来，那只不过是一大堆棉花糖，看起来多，味道也不错，实际上差不多空洞无物。
后来，我读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和《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今天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读这两本书时感受到的快乐和震撼，就有好几年时间，心甘情愿地做了他的粉丝。虽说我至今没有成为基督教徒，不过当粉丝的结果，确实使我知道什么是哲学的言说方式以及思考角度。
到了99年，读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这部大书的时候，我可是不断想到“一部大书，就是一场大空难”这句名言。老实说，如果这本书不是刘小枫写的，我根本不会读。从外在表现来看，这本书失去了刘小枫以往著述的飞扬灵气，一位和我同为刘迷的同学说这是因为“有名气了，耍大牌了”的结果。
也许，刘小枫适合人—神关系的言说，并不长于对人—社会关系的言说，到了现在大讲施米特，我就搞不清楚里面到底有多少“秘传的真理”以及“微言大义”。
据关天网友羽戈和邝海炎说，引入施米特，至少让自由主义分清了友和敌，我不知道，“自由主义”及其“友”和“敌”在两位心目中意指为何，我只是想说一句在我心中埋藏了很久，却一直不敢说的一句话，“学术的生命从来是深刻的体认，学术的生命从来不是术语和逻辑”，这句话摹仿了杰出的大法官霍姆斯的名言，不好意思，不过我希望五十年代出生的刘大师和八十年代出生的小老弟们多少有点触动，尽管我很可能说错了。
在术语和逻辑的学院式运演中，学术是不是只触及到事实和价值的表层？是不是像超级女生在唱歌？当然，我们的确可以说，这是“用灵魂”在唱歌。
在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中，谈到巴尔塔萨时，刘小枫这样写道：“西方美学的本质性和丰富性在巴尔塔萨的论著中呈现得最为充分，迄今为止，还不曾有比其著作更为出色和丰富的西方美学思想史。”当然伽达默尔等人的美学思想和巴尔塔萨相比，刘大师认为，的确显得太单薄了。
我以为，刘大师说的，不能说没有道理，而且很可能太有道理了，才让我不明白，像巴尔塔萨式地追寻神圣本源呈现出的光，我不敢说不切合中国的生存环境，但我敢肯定不切合在大陆的这几代中国人的素质。
刘小枫凭借他浓厚的学养和过人的才智，能当上大师，然而他肯定当不上贵族。他对巴尔塔萨的评价，太贵族气了。太贵族气了，就证明不是贵族。刘大师追寻那种充满神晖的光，高明得如我这般不解风情的人认为是晦涩难明，多少说明一点问题。
三代培养一个贵族，我以为这是最快的时间。
在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这本巨著中，伽达默尔首先细述了“教化”这个词的渊源，他特别强调了黑格尔的贡献。黑格尔说，“人按其本性就不是他应当是的东西。”
人有真实的信仰，人有深厚的价值感受，人有温柔神秘的爱的体悟，这些，按人的本性，是不会应当如此的。所以，人需要教化，而最像人的贵族，更需要教化。
教化从何而来？西方人是对圣经和法律的不断理解和解释中获得的，解释学的真首先出现在神学和法学领域，一点也不奇怪。神学帮助人处理人—神关系及人—自己关系，法学帮助人处理人—人关系及人—社会关系。这四对关系要处理好，需要教化带来的素质。伽达默尔说解释学更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不过在我看来，对中国人来说，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解释学的真，就是创造性地把历史的经验和对现实的认知进行“视觉融合”，没有这种不断进行的“视觉融合”，我们永远会迷惘地问：现实的一切，是后现代无法消除的无序？还是前现代有意培养的有病？
什么是我心目中解释学的真？我与其解说不如为之找一个象征，这个象征就是西塞罗。西塞罗对希腊哲学的理解，是从罗马法的构架出发，这一工作的广博精微之处，我没法说明，我只想说，带来的结果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律从此成了一项职业。
在我看来，这一结果，真实影响比柏拉图的设计“理想国”和奥古斯丁追求“上帝之城”有影响得多，也有价值得多。
没有脱离现实的“法律之眼”，很可能无法窥测“终极境域”的秘密，不过我认为这才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
对中国人来说，理解和解释中国的现实，需要“法律之眼”；要有“法律之眼”，需要能够理解和解释中国的现实。这又是一个无数恼人的鸡与蛋式的中国问题中的一个。
肯定地说，中国的希望，不是设计出什么理想的社会模式，也不是成为人人皆圣贤的神州，而是年青人要有一种眼光，这种眼光是西塞罗式的，充满睿智却不脱离大地的眼光。只有这种眼光，才能使有关中国的一切的鸡与蛋式的问题，变得根本不是问题。
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走向了解释学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