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司徒美堂：追随孙中山，与周恩来情谊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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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美堂先生
追随孙中山
司徒美堂从14岁到83岁旅居美国69年，是美洲华侨社会众所周知的"传奇人物"。1904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在美进行革命活动，得到当地洪门人士的大力协助。司徒美堂得见孙中山于波士顿，并任保卫员兼厨师之职，聆听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认识。孙中山对司徒美堂的组织能力也深为赞许，给予指导。1905年，司徒美堂又从波士顿至纽约，组织"安良总堂"，继续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先生的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司徒美堂倡议将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四所致公堂大楼抵押出去，为孙中山提供革命经费。司徒美堂还以美洲致公堂总理身份，发动各地致公堂通电300余封，拥护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正因为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司徒美堂坚拒蒋介石要求其当伪国大代表，愤而赴香港，并发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声明。
心通胜于言通
司徒美堂是与陈嘉庚齐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时人曾有"南陈北司徒"之称。两人追求光明，共赴国难，但天各一方，尽管彼此早已敬仰，但一直未能谋面。直到1949年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两位爱国老人才有缘一见。司徒美堂操广东四邑方言，陈嘉庚则说福建闽南方言，谁也听不懂对方的话。在秘书翻译下，交谈才顺利进行，双方都流露出相见恨晚的心情。第一届政协会议结束后，美堂先生在北京安了家，嘉庚先生也回国在福建家乡定居。此后，由于分处两地，除了开会在京见面外，两人再也没有相聚长谈。尽管言语不通，但他们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侨务工作的开展尽力竭力的心却是相通的。
面斗司徒雷登
1947年，司徒美堂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在南京见面。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有趣的对话。司徒雷登说他爱恋中国，习惯于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所以与其说自己是美国人，还不如说是半个中国人，并说以自己"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 "半个美国人"的美堂先生。他又说，在燕京大学几十年，桃李满天下，可以"团结"在一起做一番"事业"。美堂先生回答说："是的，我在美国住了六十九年，可是并不怎么爱现今的美国，所以我不是半个美国人，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我只愿把骨头埋在中国。美国人在中国开学堂办医院，并没有使华侨对美国人较为亲热一些，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有两张面孔、两套办法，很不诚实。美国人民援助中国，我们很感激，但美国兵，美国飞机，美国的银币在中国流通。美国人那样'关心'中国的政治，美国政府那样热烈地搞中国内战，很明显，这不是援助，这样下去，中国不亡于日本就会亡于美国。"1949年，中国解放，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不久美堂先生也回到了美国，两人彼此不曾再见面。
1950年3月，毛泽东与司徒美堂（左二）等爱国人士在一起。
国号之争
原《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中华民国的简称。围绕这个简称，曾有一场争论。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邀请数十位辛亥老人，对国号进行商讨。一些辛亥老人对"中华民国"的简称尚有些旧感情，主张延用或暂用。但司徒美堂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二十二年来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疾首痛心。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示天下？我们好像偷偷摸摸追认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司徒美堂的发言一出，博得听者的热烈掌声。最后，经过一番讨论和主席团的决定，新中国取消了中华民国的简称，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护侨义举
司徒美堂先生晚年虽回国定居，但心中仍时刻挂念着海外华侨，竭诚为侨胞服务。由于深切了解华侨漂泊海外的心情和处境，了解华侨与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所以他尽一切可能沟通海外华侨与祖国的联系。回国后他特地在美国的侨报上刊登了启事，公开自己在北京的地址，"侨胞函电交驰，或提宝贵意见，或为侨产纠纷、或为投资建设等事相托，美堂本为华侨服务之旨、竭尽绵力，向人民政府反映，着手解决，政府爱护华侨，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足慰侨昆期望。美堂现住北京、北池子、八十三号，特遍告我旅美亲爱父老兄弟，今后不论华侨有何种困难、何种意见、何种要求者，望能以兄弟谈心之态度，多向本人提出，直寄北京上址。在可能范围内，必当为各位向政府反映，请求协助解决，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而努力!"海外侨胞给他寄来许多函电，或问局势，或提意见，或陈狐疑，他都给以详细解释。在土地改革中，他不但提出了合乎实际的建议，而且亲赴侨乡进行考察，倾听华侨的心声，体谅他们的顾虑和担忧，关心他们在土改中的利益。
1954年 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
与周恩来的情谊1949年，远在大洋彼岸的司徒美堂冲破重重阻力，从美国纽约飞回香港，甩掉了跟踪他的国民党特务，辗转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恳切挽留下，司徒美堂欣然留居京华，在北池子83号的一座四合院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6个年头。在京居留其间，司徒美堂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件小事足资证明。第一件是政协开会时，由于美老年老足跛，不良于行，而中南海里的大殿堂，汽车又不能开到门口，周恩来总理指示大会秘书处为美老特制藤椅，由工作人员抬着走（相当于轿子）。有人称这种待遇为"特赐金銮殿乘舆"。美老表示心中受之有愧，但深为感激。第二件，天气转寒，美老匆忙自美归来，衣服不足。周恩来又命人带美老到前门大栅栏瑞蚨祥，特制名贵水獭领子狍毛大衣一件相赠（现藏于开平司徒美堂纪念馆），司徒美堂深感殊荣。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病离开人世，恰逢周恩来从印尼万隆会议归来，刚下飞机即赶往寓所与美老作最后的告别。5月10日，首都各界人民在中山堂公祭司徒美堂先生，周恩来主持公祭大会。公祭毕，起灵，周恩来为其执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