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部分重要书系回顾——“万有文库”、“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新文学大系”、“走向未来”等

20世纪部分重要书系回顾——“万有文库”、“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新文学大系”、“走向未来”等
时间:2002年8月13日 作者：沈昌文 陈思和 周振鹤 等 来源:《文汇报》
关键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也是我们飞越时光河流的翅膀。  
　　  
回顾20世纪我国出版业走过的历程，这是思想发展的历程，也是文化普及的历程，中国出版界为本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贡献。  
　　  
“万有文库”、“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新文学大系”、“走向未来”……一套套好书，集体见证了我们民族走向世界、提升自己的精神历程。在此，我们谨以简短的介绍和评点表达我们的敬意。对于我们因版面原因不能尽数入彀的其他重要好书，如《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文化通志》等，相信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它们也会在人心中静静飞翔……  
　　  

“万有文库”——让中国跟上世界  
　　  
□沈昌文  
　　  
对“万有文库”，我辈本没有什么置喙的余地。第一，我这年龄的人，其实没见过完整的“万有文库”。等我想读这套文库时，它已是旧书店的廉价书了。第二，我这一代人，对王云五先生曾经很没好感，不只从政治上，更多地是从他们实行的什么科学管理方法，因为不少我所信从的前辈左派文人很不赞成这方法。  
　　  
然而，在改革开放这二十年来，我逐步改变了看法。当然，开头是从对管理的看法改变开始的。既然我们现今那么强调管理，据我所知，我们不少地方实行的管理方法，其严苛大概较王云五又有过之。那又何必去责备前人呢？  
　　  
等我进一步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王云五的出版观念，才深深地感到，王云五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人物。至少就“万有文库”说，他是用适合时代要求的新观念，把中国出版事业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万有文库”一共两千来册，分两批出版于1931至1935年五、六年间。我没有能力去分析也没有听到有人提出其间收入什么惊世骇俗之作，但是，就总体说，把这么多有益于启蒙的论著成批推出，确如李欧梵教授所指出，它是那个时期“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这种浩大的工程是远远盖过教科书计划的，因为它的野心是要把‘人生必要的常识’灌输给出版市场所创造的读者群。”当中国读者最需要启蒙营养的时候，这真称得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手笔。  
　　  
有位王建辉博士专门研究王云五的出版观念，他的专著《文化的商务》对我们了解“万有文库”极有帮助。他指出，“这套丛书，最明显的特点在于读者定位的准确。它以普通读者为对象，以全面而通俗的方式传播文化知识，成为一个方面的杰作，是二三十年代最成功的出版物制作，故而受到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和知识青年的欢迎。”王著称“万有文库”是“杰作”，是“最成功的出版物制作”，应当说并不为过，的确，此前乃至此后，似乎还没有这样的大制作。我斗胆在这里用了“此后”，因为就我的记忆里，我们近几十年里并没有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出过这么大篇幅的综合性丛书。许多当代出版家欲步后尘，甚至打算超过，例如胡愈之老人六十年代初创办的“知识丛书”，当时雄心可谓大矣，来头可说壮矣，可是没过多久，连“知识”两字也不能再提了。  
　　  
“万有文库”，说到底是一种普及文化的活动。入选其中的，从国学和西学经典到哲学、历史、社会、文化、自然科学乃至“现代问题”，这么一种文化壮举，“无疑是受让中国跟上世界这种欲望的激励”。这是中国人民几百年来的共同愿望。王云五之所为，无非是符合这种需求而已。  
　　  
遗憾的是，这套丛书出到第二辑就夭折了。此后的中国，总在“乱”中度过。乱世是难以成就大事的。直到现在，可说又逢成就出版的丰功伟业的良机。我们只希望人们为出版家们提供足够宽松的环境，允许当今的出版家直追乃至超过王云五。因为“让中国跟上世界”永远是中国出版家乃至全民族的最大愿望。  
　　  

“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的纪念碑  
　　  
□陈思和  
　　  
我家住在四川路附近，曾多次想访当年的北四川路851号良友图书公司旧址，但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觉得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与其在现代都市里寻根访古，还不如退而在家里多读几本当年的书。后来在听到赵家璧先生仙逝时，盘旋在我脑里的反复是赵先生的一句话：书比人长寿。我这里说的“书”，就是指赵先生策划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的结集。  
　　  
遥想赵先生当年还不满三十岁，他主动向鲁迅、胡适等名家约稿，邀请他们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的发起时间如以1917年的白话诗运动算起，当时也刚刚走过十七个年头，但随着现代都市传媒和民间意识的盛行，新旧文学之间的界限悄悄弥合，文学上的复古愈演愈烈，新文学是否在实践中形成了某种传统，以便进一步发扬承传下去，是新文学的主将们所关注的事情，所以赵先生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大多数重要作家的支持。参与编辑这套丛书写导言的，有蔡元培、胡适、鲁迅、茅盾、郑伯奇、郁达夫、周作人、朱自清、洪深、郑振铎和阿英，除了郭沫若远在日本外，新文学初期最重要的作家几乎全都在线。尽管他们政治倾向和个人道路的选择未必相同，但在维护新文学的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写的大系导言可称为中国新文学史的雏形与浓缩，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第一次有意识的集体整合。  
　　  
“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在新启蒙的文化环境下提出了“正本清源”的口号，“五四”精神又一次成为人们行动的参照系。如何将新的时代精神与“五四”知识分子传统衔接起来，继往开来推动文学的发展，成了当时知识分子最迫切的思考———这就是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得到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似乎也是知识分子整体性的行动，其直接成果之一就是推出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的结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依稀记得当时担任社长的丁景唐先生说过，他起先曾经想重新编辑第一个十年的结集，补充一些当年编者没有收入、但后来证明是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但赵家璧先生不很愿意，结果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续编第二个十年的计划。这说明第二个十年的编辑，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续编，它包含了一个新的时代对“五四”精神传统的重新解释的需要。十多年过去后，我们又读到《大系》的第三个十年的结集以及第四套（1949—1979）的出版。  
　　  
最近我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看法：所谓的“新文学”，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包含了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过程和新文学传统三层意义：“运动”最短暂，只是指早期的提供白话文的事件；“过程”稍长，作为一种类似先锋文学的思潮，新文学的反传统精神及其审美趣味都延续到30年代，并达到了高峰，但很快随着抗战的兴起则衰，消融于战争文化状况；然而作为“传统”，则若隐若现，一再出现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知识分子的人为整合当中。每一次的重新整合都包含了知识分子根据时代精神的需要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作了新的阐释。编辑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正是这种时代精神对历史整合的见证之一。《大系》的编辑工程前后延续了六十多年，经过四代作家的撰写导言与阐述历史，虽然我对其中个别写导言者的观点和具体编辑技术有不同看法，但这套丛书毕竟是薪火相传的工作，自有其神圣的意义存在。  
　　  
四套《中国新文学大系》共75卷，本来听说出版社有意续编第五套《大系》（1979—2000），也是25卷，这样编成百卷大型丛书，为20世纪的新文学传统建立起一座纪念丰碑。不知何时能下决心破土动工，我衷心期待着。  
　　  

“民国丛书”——不定于一尊的文化繁荣  
　　  
□周振鹤  
　　  
晚清以来，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中央权威不断下降。进入民国，先是军阀混战，继之于从未真正取得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使得近现代的中国一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专制政府，于是学术与思想未能定于一尊，出现了如先秦诸子一样的百家争鸣的繁荣的文化面貌。  
　　  
据估计，民国时期的著作当有十万余种之多。但是其中的大部分一般读者都无由得见。个中原因很多，但以下几点是最重要的：一是原来印数有限，经过时间与各种人为因素的消磨，除了大图书馆以外，已经存世不多，有的甚至成为孤本；二是有相当数量的书籍是用新闻纸印刷，酸化严重，有的甚至触手就碎；三是时局混乱，流通出版皆受到限制，有的书仅存于偏僻之处；四是过去这些书中有许多在解放后被编为乙类书，属于封资修反的范畴，不公开借阅。有鉴于此，在周谷城先生主持下，从1989年起，一共花了五六年时间，编辑影印了五辑“民国丛书”，一共收书1103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本来还要再编五辑，终因人力与财力的不足，而戛然中止。已出的五辑虽于民国时期出书总数不过百中挑一，但最重要的一些学术著作可以说尽入彀中。  
　　  
在其选目中，既有尽人皆知的名家名著，也有今人已不熟悉，但能体现学术史发展脉络的著作；既有提出重要学说的宏观论著，也有窄而深的专门研究；既有对传统学术的发扬光大，也有对新思想的绍介申论；既以个人专著为主，也有学术讨论辨难的结集。既对同一个名家，选其不同领域的著作，又在同一领域中选取不同学者的论述。可以说，除了教科书、文学作品与科技著作以外，大凡在哲学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以至科技史方面，自成一家之说的著述尽量网罗其中。例如选目中既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又有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既有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全七册，又有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既有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又有刘锡蕃的《岭表纪蛮》；既有浙江大学所编《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又有丁绪贤的《化学史通考》；既有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又有朱雨尊的《民间谜语全集》。选目既然兼容并包，读者也就能有比较鉴别的能力。例如今天有人大谈走出疑古时代，但更多的人并不知道数十年前的疑古思潮是怎么回事，看了《古史辨》以后，庶几对疑古派的历史功绩与走出疑古时代会有比较完整的认识。钱穆的《国史大纲》近来被一印再印，其实不过一高级普及读物，且带有严重偏见，但其《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却是第一等著作，只是读者较少。“民国丛书”两书皆选，让读者对钱穆能有全面认识。  
　　  
已出的五辑“民国丛书”只能算作一个开端，而不是一个结束。我以为，如果再编民国丛书，似乎还应该注意两头的书籍。一是那些专门的稀见的学术著作。不少今人以为有原创思想的选题，其实在民国时期都已有人做过研究。二是那些图书馆不收、目录学不讲以及藏书家不重的书，如教科书。现在研究教育史很少人从教科书入手，因为教科书是用完即丢的书，没人收藏，无法研究。民国去今已有半个世纪，再不重视恐怕也要出现如四库存目那样，只能部分恢复原貌的遗憾。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薪尽火传光耀人间  
　　  
□陈收  
　　  
1982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到如今已历经18个年头。18年来，许许多多丛书昙花一现，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在国内、国际的学术界和出版界一直广受好评。这是一代又一代商务人和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薪尽火传，不断锤炼的结果。  
　　  
商务印书馆移译名著，自1905年出版严复《天演论》首开纪录，1929年编印“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汇涓为流，到1949年出版各种名著已蔚为大观。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加强商务出版外国学术名著的力量，要求扬弃老商务的译著，系统地规划翻译世界各国重要著作，从50年代到80年代30年间，历经风雨，移译名著渐具规模。至1982年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已是水到渠成。  
　　  
从来有影响的丛书，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源远流长，靠长期日积月累而成的；另一类则是异峰突起，在短时期内形成巨大反响。前一类书虽未必有轰动效应，但由于浸透着更多人的劳动，往往具有更高的品质，更经得起推敲，所以也有更长久的生命力。这套丛书无疑属于前者。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分哲学、历史、政治（含法律、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语言学6类。现已出版9辑，共370种。其中有些译文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征得学术界的同意后又进行了重译，如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原来的译本是由俄文转译的，后请专家从英文翻译，并另请专家从德文审校，出版后取代了俄文译本。有的译本由于学术规范的改进和对原文理解的深化，已经落后于学术界的要求，也进行重译，如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30年代有伍光建译本、60年代有关文运译本、90年代有吕大吉译本。  
　　  
学术界的鼎力襄助，代代薪传，是这套译丛得以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这些书基本都是名著名家名译，如贺麟译黑格尔《小逻辑》，朱光潜译黑格尔《美学》、潘光旦译蔼理士《性心理学》等。商务的书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又培育了商务一代又一代的书。有孙承祖业的，如严群之于严复；有子承父业的：如范岱年之于范寿康；至于师生之间的传承则连绵不断，兹举一支：梁启超－贺麟－王太庆－梁存秀－谢地坤。  
　　  
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翻译出版汉译世界名著却难以乐观。学术书籍销售不景气，越来越高的国外版税雪上加霜。一些没有翻译和编辑力量的出版社抢购名著版权，粗制滥造的汉译，让人目不忍睹，痛心疾首。学术界人心浮躁，甘于坐冷板凳搞翻译的学者越来越少。甘坐冷板凳搞翻译的人凭翻译也难以生存：稿费明文规定比著作少，译文明文规定不算学术成果。翻译是一件苦差，以严复之聪明、学问，尚且“一名之立，旬月踯蹰”，何况他人。翻译是劳而无名的事：有千年的著作，却没有千年的译作。语言文字的变迁，学术规范的变革，对原著理解的深化，再好的译文也会有被束之高阁的一天。玄奘的译文再精确，现在也无人去读；严复的文笔再优美，今天也乏人问津。伟大的翻译家都是为自己的时代作出牺牲的人。  
　　  
希望在新的世纪里，商务印书馆能继续奋进，学术界继续鼎力襄助，以使“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继续光耀人间。  
　　  

“走向未来”——震撼人心的书  
　　  
□刘绪源  
　　  
今天，可能不大会有人再去认真捧读“走向未来”丛书了。然而，如果要历数本世纪最重要的丛书和套书，我仍会想到它。我悉心保存了其中的二十几种，尽管已不大可能再使用它们了（极个别的除外，如刘东的《西方的丑学》）。我无法放下的是对这套书的感激之情；我相信今天的中年一代，包括已很有成就的中年学人中，也会有不少人怀着同样的心情。  
　　  
这套书启动于1983年，这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起步时期，思想学术领域还相当封闭。四川人民出版社迅速地、一批批地推出了这套画着黑白两色怪异封面的书，有介绍西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新理论成果的，也有谈中国近代史与思想文化问题的。这些话题是新的，所运用的思想和方法也是新的，它们让人眼界大开，那种冲击力和震撼感，委实经久难忘。有的内容本已不新，例如《凯恩斯革命》，但因为与外界隔绝太久，所以对年轻的中国读者仍是全新的题目；也有些课题外边早已谈滥，如《日本为什么成功》，但因为切合中国现代化的紧迫需求，所以特别引起关注。作为当年的读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人的现代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系统思想》、《定量社会学》和《GEB——一条永恒的金带》。这些书，有的一版就印七八万册，印两次后，有高达二十几万的。年轻读者往往成套购入，成为架上爱物，一时洛阳纸贵。  
　　  
虽然这套书确有它的弱点：它是普及性质的书，并非谨严的学术专著，其中许多译自国外出版物，往往是编译，不够严密完整，因为仓促上马，有些书写得比较粗糙，等等；然而，一百年前广学会曾刊印大量汉译“西书”，它们不仅译笔不精，其程度也只相当于“五四”后的普通中学教科书，当年林琴南那一百七十几种“林译小说”，梁启超亡命日本时所译日文小说《佳人之奇遇》，以及俄国的别林斯基之研究莎士比亚，他们三人都“不通外文”，但即便如此，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它所起到的启蒙的作用，有谁堪与相比？它们及时地满足了历史的迫切需要———《走向未来》丛书的价值，也应作如是观。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启蒙的意义  
　　  
□许纪霖  
　　  
“文化：中国与世界”（三联版，内含“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在80年代是与“走向未来”齐名的丛书，对于它的意义的理解，必须放在80年代的新启蒙中加以理解。新启蒙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表面统一的思想运动，它首先是建立在一种价值态度一致性的基础上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当时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共同趋向，从而为现代化方案的重新设计提供文化上的依据。  
　　  
虽然在理解这一终极目标的具体图景上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但在理解的方式上却是共同的，即以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方式，对现代化前景作出普世性的承诺。尽管新启蒙运动所包含的西方思潮在内容上十分庞杂，然而启蒙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思维模式影响下，将这些思潮都理解为与（中国）传统对应的（西方）现代话语，因此获得了某种模糊的共同思想预设。  
　　  
新启蒙在“态度的同一性”在整体上肯定了西方的现代性，然而，西方现代性的各种思潮一方面赐予了中国知识分子认同启蒙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提供了自我否定的另一面传统，这就使得后者在追求西方现代性的时候，也拥有了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可能性。  
　　  
如果说“走向未来”在当时被一般人认为是科学派的话，那么，“文化：中国与世界”高举的则是人文主义的旗帜。由于其编委会的成员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人文学者，所以他们更关注的是对西方从古典到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引进，尤其重视德法的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的译介。如果说“走向未来”因为相信批判理性主义的自我纠错机制而对现代化的前景不无乐观的话，那么，“文化：中国与世界”从人文主义的价值批判立场出发，对现代化过程中人性、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失落，充满了文化上的忧虑。虽然当时在国内尚未出现全方位的世俗化市场社会，他们的人文忧思仅仅是学理层面上的，但其与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显然属于同一个精神谱系。  
　　  
新启蒙复杂的异质性内涵，已经预示着终将来临的大分化。事实上，后来九十年代思想界的所有变化，几乎都可以在八十年代找到其踪迹和脉络。  
　　  

“标点本廿四史”——文化毁灭年代的文化成绩  
　　  
□骆玉明  
　　  
“文化大革命”差不多是个毁灭文化的年代，要说起具有建设意义的工作真是少之又少。值得称述的，大概只有几次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及廿四史的标点与出版。正因为那大背景是荒芜的，这些成就格外显得有光彩。  
　　  
毛泽东偏爱读中国古史是众所周知的，50年代曾经按照他的授意标点印行了《资治通鉴》。1971年周总理批示赞同标点廿四史，提出除“文革”前已完成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外，加上《清史稿》，均组织人加以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春成”。此项工作主要在京沪两地进行，参与者多为高校中文历史两系的教师。约在1973年底校点完毕，至1978年全部出版。  
　　  
对于许多在“文革”初期遭受狂暴冲击的知识分子来说，参与标点廿四史无疑是个“福音”。因为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解放”，他们可以从事自己未必很喜爱但至少不是太讨厌的工作。据顾潮为其父顾颉刚所撰传记，顾先生在这以后的待遇得到很大改善，1972年还当选为人大代表。其他人虽不可能有同样的幸运，但境遇总是减缓了。我听朱东润先生说起，他那时每天赶到四川路新华书店的工作地点去上班，到中午拿着个搪瓷饭碗去打饭，然后找个角落铺上席子躺一会儿，倒也是平静的生活。当然，“文革”的气氛还是包围着他们。领导者的“工宣队”，政治学习、大批判是日常功课，标点组的成员若被发现“思想问题”，也还要组织“批判会”什么的。但因为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态度也还算文雅———就当时而言。  
　　  
标点本廿四史的成绩一般受到很高的评价。确实，因为这是用国家力量组织起来的工作，它的宏大规模是不容易达到的。譬如台湾号称是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地方，但那里主要只是做了不少影印出版的工作———如影印《四库全书》，像标点（包括基本的校勘）廿四史这样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但同时也要看到，“文革”中参加廿四史标点的虽有不少专家，然而这些专家的专长却未必在分配给他们的那一部史书上。这样造成人力的浪费和工作的缺陷几乎难以避免。如果现在对每一部史书深加追究，需要改进之处恐怕不会少吧。  
　　  
标点本廿四史为文史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不过，稍为细心一点，会在这里发现许多“文革”的印痕。譬如各书头子首的“出版说明”对该书史料价值的说明，多强调其反映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内容，对每一种史书的具体特点反而说得简略。还有一点颇可悲的，就是那些付出艰苦劳动的点校者并未在书上留下正式的署名，他们的名字仅在“出版说明”中被列出。换言之，他们并不拥有名正言顺的著作权。  
　　  
——这也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