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杂谈】纪晓岚系列之方圆交友之道之二:人无癖,不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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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也。”张岱也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交,只要看他有无“癖好”。有“癖好”者,多有情有义之人,可以心相交;无“癖好”者,乃过于理智之人,只可以智相交。
【方圆实战:要沾染一点大家都免不了的“坏习气”】
人生在世,总是处于无休止的矛盾之中。一个人常常是矛盾的结合体。古时候很多有才华的文人,一方面为民生疾苦奔走呼号,另一方面又在花楼酒肆寻欢作乐、狎妓侑酒。这种不能免俗的矛盾作风,实在是人生的必然。历史传统就好比是奔腾不息的江河,如果不能圆滑地融于其中,乘风破浪,就只有被无情地抛弃于后,望洋兴叹。不能与大家同欢乐,就只能孤芳自赏。
打造自己的圈子,要讲求一点方式方法,运用一点圆滑变通的手段。读圣贤书的文人才子,有时候要沾染一点大家都免不了的“坏习气”,才能与周围的环境协调。要经常参加朋友的聚会,不管这种聚会在家中,还是在声色场所,千万不要显得格格不入。否则,就只能孤芳自赏,失去了根基和依靠,一辈子孤苦无依。
确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兴趣点,是与人交往的必然要求。文人仅以才交友,范围必定有限,而且或许因为学术上的争论,观点的不同,分道扬镳,容易陷自己于一类不善行动的人群中,郁郁不得志。纪晓岚不但能够广交学术上的有才之人,而且善于团结最大多数的文人,形成一股势力,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粘合剂,就是女人和性。因为在当时,文人狎妓侑酒成风,这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传统。
在中国古代,大多数著名的学者象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女娶归,纳为小星,故堂而皇之,无容讳言。
唐代的官吏狎娼,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庶僚牧守等小官,几乎无人不从事于此,有很多风流韵事。唐代的官吏嫖妓,还有些制度化。唐代进士放榜以后的活动中,有一项“探花”,即在同科进士中选择两个俊少者,使之骑马遍游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处的名园,去采摘名花,这两人就叫两街探花使,也叫探花郎。这就是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探花宴上,通常总有妓女助兴。
唐代诗人韩偓于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中进士当了“探花郎”,与他相好的妓女“以缭绫手泉寄贺”。韩偓收到礼物后写了一首七律,中有“解寄缭绫小字封,探花宴上映春丛,黛眉欲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之句。
在唐代,写嫖妓之乐的诗不胜枚举,如李白的《对酒》:“我瑁宴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等。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将妓院的环境、妓女的服饰、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嫖客和妓女的亲昵做爱等绘声绘色描写得淋漓尽致。
唐代官吏公然狎娼,甚至有因恋妓而至于死的,还有在外贮营妓而生子的。唐代的官员狎妓最出名的,武将当数韦皋、路巌,文臣当数白居易、元穗。韦是因狎名妓薛涛而出名的。路巌这个武官是个“小白脸”,镇守成都期间,溺于伎乐出了名。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徙苏州,首尾五年,自云:“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可谓极宦游之乐。他曾经夜泛太湖,有“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古湖心”之句。他泛舟连五日夜,寄元稹诗云:“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宋朝龚明之写的《中吴纪闻》说:“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指宋代),必以罪闻矣!”《南部新书》还记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蓄养婢妾、妓女很多,后携妓还洛,又复遣回,呼来唤去,不算一回事。至于元稹,也是唐代的一个大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曾经做过丞相。他《与晦侄等书》说:“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处纵观。”似乎具有清风亮节,操守甚严。但《旧唐书·元稹本传》记载:“稹移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会嵇山水奇秀,……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又说:“稹既放志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元、白二人交情很深,有时还交换妓女,相互狎玩,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曾让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邀往越州,狎玩了一个多月才归还。这种状况当然决不仅限于“元、白”,“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几乎成为当时文人雅士普遍的风流行径。诗文中也大量地反映出这方面的内容,如“温、李”以及“香奁体”等。
在公元10世纪的上半叶(约在唐末与五代之间)流行一种铜钱,正面镌刻着“风花雪月”四字,背面则有四幅男女合欢图,表现出四种不同的性交姿势。这种钱被称为“春钱”,又称“堂子钱”,这实在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映。
由此可见,“唐人尚文好狎”,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尤其是官吏宿娼狎妓如此之盛。清人咏曰:“风流太守爱魂销,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
许多妓女是一些才智和艺术趣味高出一般妇女之上的女性。她们不仅姿色出众,伎艺超群,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大多数能够歌唱诗词,有的还善诗能文,甚至精通琴棋书画,令当时的文人雅士大为倾倒,可以说形成了妓女文化。
嫖客最注重的是妓女的“诙谐言谈”,其次为“音律”,再次为曲中“居住及饮食”,而对妓女的姿色并不是如后世那么看重。嫖客的“口味”既然如此,妓女当然要加以迎合,所以,当时聪慧、文化素养高、口才敏捷的妓女特别受欢迎。当时的人们对嫖妓女把精神方面的满足看得重于纯肉欲的满足,这也说明当时的文化素质较高。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的文人与妓女关系很密切,文人多有风流之举,而妓女也很敬重文人,特别是那些名士,名士们的一诗一文往往可以决定妓女的名声与兴衰。白居易《与元稹书》说:“……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伎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的诗浅近易懂,所谓老妪都解,传播很广,白居易写给元稹的那封信,也有点沾沾自喜的味道,但是“时俗所重”,以至青楼,这也确是事实。
当时的名妓首推薛涛。她字洪度,本来是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游,流落蜀中,遂入乐籍。她的口才、文才都好,诗笔艳荡而工,七绝尤长,著称于世。她15岁时就被镇将韦皋召令侍酒赋诗,韦十分赏识她,特以校书郎奏请,虽然由于“护军未及应”而罢,但“薛校书”之名已远近流传了。自韦皋镇蜀至李德裕入川,凡历十一镇,薛涛皆出入于幕府,并以诗受知于时,当时的著名文人、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令狐楚、张祜、刘禹锡、裴度、牛僧儒、严嫒等,都乐于和她来往唱和。她暮年退居浣花溪,着女冠服,制纸为笺,时号“薛涛笺”,今日尚存她的《洪度集》一卷。她的诗多反映妓女生活与情感、男女的欢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等,如《谒巫山庙》:
乱猿啼处访高唐,
路入烟霞草木香。
小色未能忘宋玉,
水声犹似哭襄王。
朝朝夜夜阳台下,
为雨为云楚国亡。
惆怅庙前多少柳,
春来空自斗眉长。
还有一个名妓是关盼盼,本来是徐州名妓,后被尚书张建封买为家妓,十分宠爱。关盼盼“善歌舞,雅多风致”,白居易游徐州时,张曾宴请过他,并命盼盼侍宴承应。白居易曾赠诗赞曰:“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几年后,张逝世,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其中有小楼名燕子,关念旧爱而不嫁,独居此楼十多年,并作《燕子楼》三首以抒发感情,思念故主,其中有一首是:
楼上残灯伴晓霜,
独眠人起合欢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
地角天涯未是长。
后来有人拜访白居易,因吟新诗,诗中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白问及来处,才知道关盼盼为主守节事,很是感慨,立即和盼盼诗原韵作《燕子楼》诗三首,对她的遭遇和处境深表同情。但过后不久,他又写了《感故张仆射诸伎》一诗曰:
黄金不惜买蛾眉,
拣得如花三四枝。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死不相随。
这首诗的意思是,主子既然待你这么好,你既然对他这么忠贞专一,与其孤守贞节,为什么不相随于九泉之下呢?盼盼得诗泣曰:“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从死之妾,玷清范耳。”乃作《和白公诗》,诗云:
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
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
以后,她旬日不食而卒。从今日观点看来,白居易做了一件错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白居易不过是用一种较为间接、隐讳的方法迫使一个妇女为主子殉葬罢了。
还有一个名妓是鱼玄机。她是长安女子,字幼微,一字蕙兰,喜读书,有才思,补阙李亿纳为妾,后来失宠了,就入咸宜观为女道士。如前所述,唐代的女道士在性方面是很自由的,她多与士大夫交往,实为一变相的高级妓女。后以答杀婢女绿翘事,为京兆尹温璋所戮。她写过一首《赠邻女》云: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枕上潜垂泪,花问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很王昌。
这首诗抒发她在性爱生活中的情怀,感伤于自己的身世,而“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成为千古名句。这种大胆、热情、奔放、深刻的诗句虽然是妓女的口吻,但也只有历尽沧桑、懂得爱情的人才能说出。还有钱塘名妓苏小小。时语曰:“钱塘苏小小,歌声上林鸟。腰细楚王宫,杨柳摇春风。”可见她当时是多么著名了。
唐代平康妓郑举举也很出名,她为曲中都知,善令章,巧谈谐,常为诸朝士所眷,凡进士同年宴,多邀为席纠。一次有个叫刘崇的人考取了状元,处于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遍看上阳花”的心情下,召聚同年欢宴,恰因举举有病不能与会,于是就叫同年李深之为酒纠,刘崇作诗云:
南行忽见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
任尔风流兼蕴藉,天生不似郑都知。
由此可见郑举举当时的名声与影响。
其他如刘采春、常浩、舞柘妓女、王福娘、杨莱儿、王苏苏、楚儿、史凤、盛小藂等等,都是古籍中有记载的名妓,还有一些妓女才貌俱佳,但姓名没有流传下来,古籍中只记了平康妓、太原妓、武昌妓等,她们在唐代的性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古代,历来传诵“佳人爱才子,才子爱佳人。”从唐代开始,每至春闱前后,京师都会出现一次才子佳人谈情说爱的高潮。这时,不仅是文人、士大夫寻访名花的浪漫季节,也是妓女选择意中人的大好时机,往往有许多韵事传播京师。例如《开元天宝遗事》载:
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色,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敢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刘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赍短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思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长安子弟,多讽诵焉。
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唐代河中府官妓崔徽因恋人裴敬中调任,不能相从,便“情怀抑郁”,乃至“发狂疾卒”。青州官妓段东美因情人薛宜僚病死竟素服哀号,抚棺一恸而卒。太原妓与欧阳詹相恋,“约至都相迎。别后,妓思之疾甚,乃刃髻作诗寄詹,绝笔而逝。”作为妓女,她们的性和爱在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畸形发展的;但她们追求性与爱的统一,有时也能统一,不过社会的重重压力和矛盾往往使好事多磨,形成了一出出的爱情悲剧。
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季,金陵夫子庙前的污浊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流艳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的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相慰藉,都假妓院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窑子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的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极亲密的与中国文学史相追随着。
中国娼妓的风流性,文学性,音乐性,以及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无需过分渲染。因为上等家庭的妇女不玩弄丝竹、绘图吟诗,文学程度也不太高,文人们不断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娼妓因而培养了诗画的技能,因为她们不须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遂益使文人趋集妓院酒楼。每当夏夜风清,文人们静坐于画舫中听着那些来来去去的灯船上的姑娘唱着热情小调儿。在这样的环境里,文人逐多寻访这种艺妓,她们大都挟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在这些天资颖慧,才艺双全的艺妓中,当推董小宛允称个中翘楚,最为一般所爱悦,后来她嫁给名士冒辟疆为妾。至其攸关一国政局兴衰者,亦复匪鲜,例如明末的陈圆圆本为吴三桂将军的爱妾,李自成陷北京,掳之以去,致使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谋夺还圆圆,谁知这一来大错铸成,竟断送了明祚而树立了满清统治权。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还有李香君,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多少须眉男子。当时她的爱人迫于搜捕之急,亡命逃出南京,她遂闭门谢客,不复与外界往来,后当道权贵开宴府邸,强征之侑酒,并迫令她欢唱,香君即席做成讽刺歌,语多侵在席的权贵,把他们骂为阉竖的养子,盖此辈都为她爱人政敌。
中国才女的史迹,可以在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几位青楼名妓的身世中找到。青楼妓女不同于一般普通放浪的卖淫妇。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青楼女子经验丰富,手段娴熟,固不难略施小技,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服服帖帖。妓女于是能让许多文人尝到浪漫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归与妻室重叙。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象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悉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于她的妆闺之中。
【方圆实战:朋友相交,轻天理而重人欲】
古来朋友相交皆应重情轻理,但纪晓岚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尤其是作为一个士子文人,能以情交友,真情流露,这是他天性率真,本性善良使然,也是他的一大“癖好。”
孟子讲心性工夫,首在扩充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他肯定仁、义、礼、智四端的表现,皆根于人的道德心体,即本然之善性,人只要顺着四端的表现,扩而充之,则行无不善。问题是在现实人生中,因有众多的欲望,交战于心,使道德心体忽现忽隐,若存若亡,孟子对这种灵肉之战的现象,有深刻的体会,他称之为“梏之反覆”。在梏之反覆的过程中,自然形成心体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孟子心性工夫的进一步发展,就在如何克制此对立,使道德心体能顺畅地表达。宋儒变化气质之说,是在理、欲这一层对立之外,发现了另一重的对立,此即天地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立。这一发现,为儒家的道德工夫论,开辟了一块新天地。
气质之说,始于宋儒张横渠,他认为人有天生的气质,美,恶,刚、柔,缓,急,偏,正,是它的属性。这些概念不是描述气质的某些特质,宋儒提出来,主要是因气质造成心体表现的障碍,是从消极面去了解它。横渠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善反”乃反求于心,与孟子“求放心”之义相同,指出转变气质,畅通心体的途径。
朱熹承横渠之说,对气质之性有进一步的发挥。如对气质之偏,就有较详的解说:“今人有聪明,事事晓者,其气清矣,而所为未必皆中于理,是其气不醇也。有谨厚忠信者,其气醇矣,而所知未必皆达于理,则是其气不清也。”
如何变化气质?朱熹主张从“德”与“知”同时下手。他说:“惟学为能变化气质,若不读书穷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于今是昨非之间,恐其劳而无补也。读书穷理,是扩充知识,足以使气清,主敬存心,是要从心性直接下工夫,足以使气醇,如此内外挟逼,气质日化于醇清,道德自然日进无疆。
朱熹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被纪晓岚讥讽的一无是处,他借鬼狐故事讥讽那些理学信徒口是心非,私念纷纷。对他们这种可笑面目,纪晓岚把他们揭露得淋漓尽致。
肃宁有一教书先生,喜讲程朱性理之学。有一天,一游脚僧至教馆化缘,教书先生却总不出来接待,而游脚僧也很固执,所以木鱼声不断,自早晨一直敲到中午。教书先生很恼火,赶出来责问到:“何方和尚,敢来扰乱清静?”
“多有得罪,阿弥陀佛,贫憎请求布施。”和尚于是很有礼貌地回答。
“你们本是异端,”教书先生不屑地说,“只有愚蠢的小民,才会上你们的当。我们这里全是圣贤,你别作妄想。”
和尚笑着申辩说:“佛家募化衣食,如同儒生而求富贵,同样失却本来面目,先生何故相欺?”
教书先生大怒,拿起鞭子便来驱赶,和尚只好抖抖衣服离开,却故意丢下一只布袋。
教书先生见和尚走远,摸摸这只布袋,里面全是丁当作响的铜钱,大吃一惊,心想:和尚可能再来,等一会儿再作计较。
谁知等到天黑,和尚还未回来。那些弟子早就心痒痒的,想从布袋中取钱。教书先生禁不住弟子催促,要弟子算清再取。岂料刚一开袋,群蜂拥出,螯得教书先生和弟子们鼻青脸肿,号啕呼救。
这时,和尚忽然推门而入,大笑道:“难道圣贤也盗窃他人财物么?”提起布袋就走。临走又合掌对教书先生说:“异端触犯圣贤,莫怪,莫怪!”那些围观的人,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这个故事对那些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两面人,作了尖锐的针砭。
有两个相邻的村落,各有一个教书先生,他们皆以信奉道学自任。有一天,两人相邀聚众讲学,听讲的生徒很多。双方辩论天性,剖析理欲,义正辞严,正襟危坐,如对圣贤。然而正当两人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忽然扑面刮来一阵微风,吹来几张纸片,飘飘扬扬地落在门前的石阶上。
生徒们好生奇怪,都抢着拾,可拾起来一看,不觉“呵……”的一声惊叫起来。
原来吹来的纸片,不是别的,而是这两位先生密谋夺取寡妇田产的信函。
这故事也是讽喻那些两面人的。道学家强调明心静性,先心化后形化,其实心未化形更未化,只是表面冠冕堂皇而已。
有一位书生,人很老实,但以道学自诩,每每以礼责人。他的一位朋友已服丧三年,五月除服,准备七月纳一侧室。他得知了这消息,便连忙写信给友人劝阻说:“除服未三月而纳妾,可知你早有此志。岂不闻《春秋》记事重动机,故鲁文公不敢在丧中娶妇。然有此心,如同丧娶,作为你的朋友,我不敢不如实劝告。愿尊兄教我。”
不久,这位书生的妻子回娘家,临行前还约定了返回的时间,可却提前一天回来了。书生也不细问原因,因相别日久,便与妻子相拥相抱,极尽缱绻。
岂料第二天,又有一个妻子模样的人进得家来。书生一见大惊,急入内室查看昨天归来的妻子,岂料人迹杳然,原来那是一个狐精。昨夜一夕之欢,吸去他大量精气,书生自此日渐消瘦。
他的那位纳妾的朋友听说此事,也写来了一封信给他:
“夫妇相交,原是正理。狐魅假形,非意料中事。然而一夕之欢,大损真元,不是恣情纵欲不至如此。难道是男欢女爱就无法节制吗?而邪不胜正,前代贤人从未有遇妖之事,独独此妖公然犯你,岂非先生德行尚有不足吗?因为你是贤者,苛求贤者是《春秋》笔法,作为朋友,我也不敢不告,你有何教我?”
书生拿着这封信,面色发紫,一句话也说不出。
纪晓岚讲的这些故事,表明了他对天理与人欲的基本看法。所以,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欲望,朋友相交,轻天理而重人欲,做到真情流露,毫不隐瞒。他“日食肉十数斤”,但谷米之物从不入口;他饮茶以闽茶为上乘,茶道十分了得;他吸烟尤为一绝,烟枪之大,国中无朋,以至有“纪大烟袋”之诨号。他一生“颇蓄妾媵”,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好色”,“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他率性、率情,在洒脱中让人复归于本真;他旷达、随缘,在“世事如棋”中找到适意的人生。
【方圆实战:癖好相当者,才亦相当】
与纪晓岚生活在同时代,且以文才齐名的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袁枚。袁枚也是乾隆年间的大才子。当时又有“南袁北纪”的说法,南袁便指袁枚,北纪指纪晓岚。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乾隆四年进士,是清代大诗人,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70多卷,对后世影响很大,笔记小说《子不语》等也是名噪一时的佳作。袁枚仕宦生涯不上10年,只做过知县。36岁便辞官侨居江宁,筑室金陵小仓山,论诗讲学,纵情山水。他诙谐博学,诗才横溢,故文坛上将他与纪晓岚合称为“南袁北纪。”
袁枚比纪晓岚大几岁,也比他早死几年,一生活跃在乾隆朝。他的诗名很大,为乾隆三大家之一(三大家另两家为蒋士铨、赵翼)。蒋土铨题辞说:“我读随园诗,古多作者我不知。古今只此笔数支,怪哉公以一手持。”表示对他的倾慕。
纪晓岚对袁枚的文才颇为钦佩。他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常常提到他。
袁枚未任知县之前是在翰林院任职。有一年他被任命为纪晓岚家乡河间府的试官。行前,袁枚对纪晓岚说:“久仰贵地文风高尚,这回可以领教。”
纪晓岚说:“敝地三尺童子皆能应对,袁大人到那里便知道了。”说罢,笑将起来。
袁枚知道纪晓岚吹牛,可是到河间府主持府考,生员的文章的确做得不错。这里的人好客,当他离开时,生员们都来送别,依依难舍。袁枚被感动了,分手时感慨地说:“承蒙诸位厚爱,不胜感激,没有别的相赠,我们做个对儿留作纪念吧!”
他望着城内的双塔,吟道:双塔隐隐,七级四面八角。
那些送别的生员,敬慕老师,沉浸在离情别绪之中,哪有心思应对。袁枚也急着赶路,没有耽搁,即刻告辞而去。走了一段路,回头一看,那些送别的生员,还站在那里,远远地向他挥手。
回到北京,纪晓岚便问他感受如何?袁枚说:“贵地民风朴实,热情大方,人才济济,确是不错。只是临别时我出一联,要他们属对,他们却没有对出来,不过,待我走远,他们还站在那儿,向我挥手致意。”
纪晓岚问他怎么回事,袁枚就把经过讲了一遍,说他们只是摇手不语,表达惭愧之意。纪晓岚听了大笑起来,袁枚忙问为何发笑?纪晓岚笑道:“袁大人,你这主考当得太糊涂啦,俗话说,‘师傅不明弟子浊’,你不定取了些什么样的学生?”
袁枚不解其意。纪晓岚说道:“门生们早对上了,你这先生竟不知道?”
袁枚问:“他们对出了什么,我怎不知?”
“他们向你举手示意,就是对出的下联。他们答的是:‘孤掌摇摇,五指三长两短’。”
袁枚佩服地说:“好啊,你真是随机生词,出口即是文章啊!”
袁枚本想借此事奚落一下纪晓岚,没想到让他这样逃脱了。转而又生一计,向纪晓岚一本正经地说:“在河间府,听得纪姓声誉甚好,贵族一定是户大人多吧?”
“不错,确是户大人多,仅本支即有数百家。”纪晓岚见他谈起家常,随口答道。
“既然人口如此众多,但不知有当王八的没有?”袁枚说完,笑嘻嘻地看着纪晓岚。他这爱开玩笑的劲头,可以说与纪晓岚旗鼓相当。
纪晓岚一听也笑起来,心想这家伙想拿我寻开心,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辣椒是辣的。就将计就计,很随便地答道:
“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么多人也许有哇!”
袁枚见这次把纪晓岚噎住了,暗自得意,笑微微地看着纪晓岚。不想纪晓岚接着反问一句:“府上想来也户大人众吧?”
一听这话,袁枚知他要反唇相讥,立刻谨慎起来,回答他说:“是呀,敝族也是人口繁多。”
“那么多人,但不知有不当‘王八’的没有?哈哈哈!”纪晓岚说着笑了起来。
这句话问得太刁啦,如说有不当“王八”的,那就是有也不多;如说没有,那就都当了“王八”了。使袁枚无所答对,只是摇头苦笑。最后自我解嘲地说:“你这张嘴,确实厉害,半点不饶人啊!”
对袁枚来说,当然糊不住他。不过,纪晓岚这一对句,确系贴切自然。后来两人提起此事,都忍不住发笑。
传说中,还有他与袁枚侃“偏题”的故事。
一次,纪晓岚与袁枚等几位朋友相聚,难免涉及风流事。其中一人突然发问:
“妓女这个行当到底始于何时?”
对于这个“偏题”,众人皆缄口不语。他们只晓得现今何处有标致的“校书”可去一乐,哪有心思去管她们的老祖宗!纪晓岚见无人作答,于是清了清喉咙,缓缓道来:
“尧舜禹之时,百姓衣食足,礼教明,自然不会有妓女。只是到了春秋时代,齐臣卫派妇人陪宋臣南宫万饮酒,乘南宫万酒醉之际而捆绑之,此妇人当是妓女的祖宗。否则,良家妇女怎么肯陪人饮酒呢?至于管仲有女闾三百,越王派女子为士兵缝衽,这些女人则是后来的妓女。可见妓女的来历甚是长久。不知诸位有何高见?”
袁枚听了纪晓岚的一篇“妓女考”,有根有据,头头是道,深表佩服,见众人乐于闻听此类“偏题”,又见纪学土不拘宫中礼数,便也来了“性致”,于是大讲一番女色之事:
“惜玉怜香而不动心的,那是圣人;惜玉怜香而心动的,那才是人;至于不知玉不知香的,那简直是禽兽。人不是圣人,哪有见美色而不动心的呢?知道惜玉怜香,这正是人与禽兽的区别。如今世上讲理学的,动辄以好色为戒;难道讲理学的,就能成为圣人吗?道学家说假话又欺人,这与禽兽差不多。世上根本没有柳下惠,谁能坐怀不乱?即使有柳下惠,亦是说‘不乱’,并不说‘不好’也。男女相悦,存在情欲,这是天地生万物的本心。古代卢杞家中无小妾,但他仍是小人;谢安挟妓出游,他终是君子。所以好色与人品无关,大可不必忌讳自己好色。”
有人又问:“何为美色?”
袁枚说:“美色一言难尽。像那种穷秀才抱着家中黄脸婆,自称好色,则令人绝倒矣!”
袁枚于女子美色眼界甚高,在他心目中,女子美色除了皮肤白皙、细腻,面目姣美,还贵在颈如蝤蛴,腰如约束,姿态娉婷。而他之反感小脚女人,即认为她们连站稳都困难,怎么能望其“凌波微步?”
前代道学家曾有“目中有妓,心中无妓”之说。袁枚却自称:“我正相反,目中无妓,心中有妓。”有人奇怪,问其原因,袁枚解释说:
“因为我目中所见之妓,很少为美色者,多不合我对美色的要求,我心中妓的标准,是像西施、王嫱一样的绝色佳人,可惜早已不生于天地之间了。”
【方圆实战:不拘儒道,三教九流才趣相通皆是友】
纪晓岚来自民间,所以交友中没有“贵重气”。由于他博闻广识,谈吐诙谐,所以容易结交更多的人。更可贵的是,纪晓岚在学术界有“宗师”之称,但从没有架子,儒、墨、道各色人等,他都倾心相交。他与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的交往便是如此。罗聘,字遁夫,号两峰,别号花之寺僧,江苏甘泉(今江都)人,是清代杰出画家金农的弟子。此人好佛学,游踪甚广。画人物、佛像、花果、梅竹、山水,自成风格。在罗聘的画家生涯中,尤以画鬼为“职业”。故当时有“鬼画家”之称。
据说至迟39岁时,罗聘便画鬼,自此一生乐此不疲。
他的老师金农偶尔也画过鬼。乾隆二十四年作的《杂画册》,第一幅便是《山魅林憩图》时罗聘就侍奉在侧。罗聘画鬼不同,他触及现实,气画便是八幅。当时说鬼写鬼之风大盛,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已开始风行,南京的朋友袁枚也正在撰写《子不语》,北方的纪晓岚又不断有说鬼之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罗聘便自称他的眼睛发蓝,能够白日见鬼,于是有鬼画示人。白日见鬼之说,可能是偶尔闲谈,传说起来便神乎其神,文人种种笔记传之甚详,列为异事。于是传说中之罗聘仿佛双眼如欧洲人,而行为又仿佛巫人。200年前巫人混钱,收益不在著名画家之下,罗聘晚年倘若一直坚持说白日能够见鬼,愚夫愚妇自然会送银子给他请他驱鬼,不必卖画求人了。问题是文人渲染,不可全信。
罗聘的画中,以八幅《鬼趣图》最为轰动,它展示了如下画面:
第一幅:满纸烟云,烟云中隐约可见鬼之狰狞面目及其肢体。
第二幅:尖头胖鬼前行,着的短裤;带着帽子的瘦鬼,在后紧紧跟随。
第三幅:一个穿戴华美但是面目可怖的鬼举着兰花向女鬼耳语,女鬼着红衣。一个白帽无常拿着扇子在旁边谛听。
第四幅:一个矮鬼扶杖坐地,旁立一红衣小鬼小心翼翼地捧酒瓮,随时听从召唤。
第五幅:一瘦长鬼,满头绿发,凶恶地伸出长手,在捕捉一未见之人或物。
第六幅:前行为两个惊慌失措之小鬼,一面跑一面回头张望;后面则为一形象丑恶之大头鬼。
第七幅:鬼在旅途,张伞匆匆前行,前前后后尚有数鬼。
第八幅:两骷髅直立,相互交谈,颇见姿势。背景为枫林古墓。
这八幅画究竟画的什么,罗聘只说了一个“趣”字。趣在何处?他没有写出第二个字作出解释。显然,这样的画一不便卖钱,二也不便送人,只是作为花之寺僧对艺术的一种理解,内心情绪的一种寄托。乾隆三十六年,他在北京时常以此画示人。
乾隆三十六年北行,是他首次入京,是年39岁。入京后第一个接待他的是钱载,后来的达官大儒见到罗聘往往是在钱载的木鸡轩。钱是浙江秀水人,长罗聘25岁,是金农的朋友,此时在京任内阁学士,在南书房行走。钱与金农相熟是因为乾隆元年,两人均在京应博学鸿词试,两人均是浙江推荐的地方名人,后来大家都未中选而南返。金农潦倒,病死扬州萧寺,而钱载春风得意。得意人照顾一下老朋友的学生,让他的画在京师能打开市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当时在扬州讲学的蒋士铨也向京中介绍罗聘,盐商江春等人需要与京中大儒往来,推举正当盛年的罗聘作为中介,也是意中之事。
罗聘在京当时住在万明寺,他送给钱载的画是《探梅图》,图中绘高士山中访梅。钱载到庙里看望罗聘,他欣赏梅画却不大欣赏鬼画。他在木鸡轩招待罗聘喝酒,在《鬼趣图》题诗中说“曷不学阮瞻”,又说“愿君思公麟”,他是老前辈,劝晚生画点仙佛人物与文人逸士,何必画鬼。钱接近皇帝,处处正统,小心谨慎,对后辈的忠告明显是怀着善意的。
但出于罗聘的意料之外,引起轰动的正是这一组鬼画。当时的公卿大夫知道扬州有个善于画鬼的人物在京师,有机会便想见见面。按照当时文士聚首的一般习俗,画人为贵客作画,而贵客则在画人的画页上题句。如果罗聘很认真完成了贵客的嘱托,受邀上门作画同时接受一点银两礼品,当属意料中事。
当时经过钱载,接待罗聘官阶最高的人物是英廉,当时是内务府大臣,二品衔。英是满族人,在江南做过官,对南方文化情有所钟,他在他的独往园招待过罗聘,并留罗氏在园中小住。英廉重阳待客,在园中登高,有诗记事,客人中有罗两峰的名字,尽管是敬陪末座,但可见这位宫中重臣对布衣画人是够尊重的。此人日后担任东阁大学土,直隶总督,是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欣赏罗聘,诗集中两次忆及招待包括罗聘在内的诸人的情形,可见对罗氏人品与画品都有很好的印象。
在罗氏结识的官员中,最为欣赏《鬼趣图》的当数钱大昕与纪晓岚。钱大昕当时任少詹事,是个闲职。他在图上题句是:
六趣理本同,执著相互笑。
奇诡到笔端,似闻诶出纠。
书家草圣难,苦心世算料。
日敢室尔防,一任梁闲啸。
他的分析不局限于画面,认为这是画家会心之作,以奇诡之笔,绘见所未见景象,就像书家平日作楷书,忽然以狂草示人,是一种奇笔。应当承认,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纪晓岚当时刚刚在《四库全书》总纂的位置上坐定,他是读书极多的学者,也写神鬼故事的笔记,他的长篇题句开宗明义就是“文士倒好奇,八极思旁骛”,认为他的文字与罗的画相得益彰,接下去的题诗是:
万象心雕镂,抉摘到邱墓。
柴桑高尚人,冲澹遗尘虑。
及其续搜神,乃论幽明故。
岂曰图神奸,将以资禁御。
平生意孤迥,幽兴聊兹寓。
此画谁所作,阴风生绢素。
日后罗氏远出,随身便带着他的《鬼趣图》作为他的标志。遇见名流,便展图请人题咏。据种种笔记载录,先后题咏者近百人。
题句者差不多都在说:鬼即是某些人,某些人其实便是鬼。人与鬼共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人所以产生种种苦难都是因为鬼太多,害得人不得安宁。人不能识鬼便有惶惑,但是一旦看出鬼的原形,便要笑破肚皮:装得人模人样的鬼的本相,原来如此,便觉得十分有趣。这样的画显得太尖锐了,难怪生于徽州而长于扬州的程晋芳,本年刚中进士在吏部做官,用一枝很谨慎的笔在画幅上题句说:“斯图即奇特,洗手勿轻试”,劝他不能再画了。
许多今日漫画家都认为,《鬼趣图》开日后中国漫画之先河,这一组画完成于大兴文字狱的乾隆时代,作者的才华与胆识都是十分可贵的。罗聘的前辈纵然对时弊有所触及,但没有一位能像罗聘这样尖锐与大胆,八怪诸人中,罗氏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罗氏在北京、天津逗留三年,告别时不画鬼了,画了一幅《归帆图》,请朋友题咏。题咏者六十余人,其中多朝臣大儒。
回到扬州以后,关于白日见鬼一节,传闻种种。有的说,小东门的关帝庙的关爷磨刀,要问弥陀巷的罗先生鬼在哪里;还有的说,城隍老爷也怕罗聘,治下的小鬼不见了,还要请罗先生帮助寻找呢。
据说大文学家袁枚晚年,曾请罗聘为他画像。此像罗聘说是袁枚,而袁枚家人都说不像袁枚。双方争执起来。但袁枚却十分喜欢这幅经过艺术加工的画像,并发表了一番通达的高论,为两峰开脱:我有二我。家人眼中的我,是一我;两峰画中的我,是又一我。说画不像我,或许我本貌本该如此,而当初老天生我时出现误差;又或者今生的我不是此貌,而前世、后世的我,怎知不是此貌?所以这是两峰舍近图远,画我前世与后世。此像放在家里,家人会把它误为执炊之叟、卖浆之翁,拉杂摧烧之。此像若藏在两峰处,必与其《鬼趣图》及老师金农像一起供奉,这是二我之一我的幸运。所以此图就由两峰代存,让天下认识我与两峰的人,一起观赏。于是,此图存于两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