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风暴的金融危机三种解释

次贷风暴的金融危机三种解释  书评 / 波斯纳的《资本主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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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起于华尔街次贷风暴的金融危机，对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操作实践提出了双重挑战。尽管政治家们迅速选择了凯恩斯主义及其各种变换形式的经济拯救方案，但对于危机的原因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意见。

在众说纷纭的解释中，有三类突出的方向：第一类解释偏重从个体的微观动机出发，追逐利益最大化导致的贪婪以及错误估计经济形势而提高风险偏好，导致了个体行为不谨慎，使得“贪婪-欺诈-无知”的链条得以形成，麦道夫案的爆发更加印证了这种解释。但经济学的分析通常不谴责人性的弱点，而恰恰是基于这一本质来拓展理论的，因此单纯谴责金融家们的欺诈和人性上的贪婪，并不能满足经济学的解释。个体微观动机的解释也可以回答何以一开始的经济刺激政策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流动性依然缺乏的原因。这是因为企业通常在危机时期倾向于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使之恢复平衡，也就是说，企业会将获得的贷款和财政援助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扩展生产。

第二类解释则侧重宏观角度，尤其是从长时段经济周期变动的角度，试图说明美国的经济衰退属于周期性波动。网络科技兴起将美国从1970年代的经济式微中带出，到网络泡沫破灭经济陷入低谷，再到房地产及其相关金融衍生品发展重现另一波繁荣，直到次贷危机，这符合周期性波动特征，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这一类解释迅速遭到质疑是因为本次美国遭受的危机之大仅次于大萧条时期，而且这一类解释也没有回答次贷危机爆发的动力何在。

第三类解释表达了对政府监管缺失的不满。不管是从表面上指责金融衍生品过于复杂，还是直接谴责政府放任金融界的肆意妄为，都倾向于将导致危机的责任归咎于政府监管的疏忽和无能。大部分谴责格林斯潘宽松利率政策的经济学家都毫不例外对伯南克的谨小慎微表示了失望，这也被用来解释政府在后续的救市过程中捉襟见肘的窘境，因为这一类解释认为经济主体对政府监管的失望情绪蔓延，进而对救市措施的信心凋敝。

波斯纳的新书《资本主义的失败》/《A Failure of Capitalism》  主要呼应了第三类解释，尽管本书批评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但波斯纳的主旨却在于对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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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纳首先指出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高风险的贷款和个人储蓄不足导致的。

但是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总是存在的，这一类行为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经济萧条的社会成本处于金融机构和个人的理性自利决策之外，单个个人和企业对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完全无能为力。金融机构聚集起来的自利决策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会引致经济危机，而政府具有能力来防止该结果的发生。但可惜的是，政府并没有那样做。“这是政府的重大失败，由此放任了金融市场的破产，进而给整个经济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在政府监管手段不管是行政手段还是法律手段缺失的情况下，微观主体行为的外部性导致市场的系统性缺陷可能引致严重后果。假如说政府对污染损害完全不提供任何监管和救济，那么理性的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决定其污染程度的时候，就不会考虑污染对于那些和他们没有现实或潜在契约关系的人的影响，结果就会导致污染损害变得极其巨大，甚至整个社会承受的环境成本要远远高于这些企业的获益。波斯纳认为，金融市场的情况与此类似。


行文至此，波斯纳其实已经明确了其立论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落脚点。所谓“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一次失败”是因为“个体行为的外部性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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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批评了布什政府以及昏睡的经济学界后，波斯纳意犹未尽将格林斯潘也纳入批评范围，格林斯潘实行的低息货币政策被认为助长了泡沫的形成和危机的发生。波斯纳甚至说“失败的种子早在始于1970年代的放松银行和信贷监管的运动中就已经埋下了”，

波斯纳进而分析了政府监管部门何以未能及时警觉并吸取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监管者偷懒，将“自由市场”变成了意识形态加以信奉，而忘记了市场自我修正需要时间和成本，无法一次性调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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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翼的干预主义到右翼的自由至上主义，不管哪一个极端都是错误的，迄今为止也没有哪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前者低估市场的优点，后者趋于夸大市场的优点，而当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宽广区域，政策选择应该面向更加实际的考虑。

部分经济学者对偏向自由市场立场的波斯纳批评自由市场表示惊愕，或许是因为他们过于极端和理想化了。

在法律实务部门的丰富经验促成了波斯纳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

经济学家的研究不应该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波斯纳尽管没有引用胡适的原文，但表达了相同的见解。



事实上，正如波斯纳所说，这本书是“卑之无甚高论”。


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2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