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世界的两个身影[枣读：172期]

文| 容安

王公去世之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起，一生颠沛的他或可感受到这个他心系一生的国家将发生巨大变化，不过这一切，他注定看不到了。1980年5月30日，曾经的《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北京去世，时年71岁。

王公生于天津，自幼家境贫寒，但对读书一事颇有天分，并极其刻苦。13岁从私塾“毕业”，先生说将能教的都教过，望今后务必不要辍学。之后，王公做过茶叶店、布店学徒，开始陆续接触报刊，受其宣扬的新思想洗礼。王公曾玩笑地说，自己的辫子是辛亥革命割掉的，他如那时成长的一代人一样，受到“五四”的熏陶，自认为是“新人”。王公自学古典书籍和英文，并开始为报纸投稿。

王公一生服务的报纸并不多，从最初的《华北新闻》到《商报》再到《大公报》，后者是贯穿他一生的事业。1929年，王公经《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正式进入报纸，一做就是37年，直至文革前夕。

历史学者傅国涌曾将“《大公报》时代”列为近代中国言论史上四个阶段之一，可见《大公报》的地位。而《大公报》的言论，前后两个人发挥重要作用，一个是张季鸾，另一个便是王芸生。

王公的评论是大白话，但感情充沛，说理颇具说服力，具有感染性。抗日战争之前，针对蒋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王公宣传“从容赴死主义”，他说“假使我们中国人，每个人的血液都在脉管里沸腾起来，人人都有点争议所在赴死不辞的精神，我们的民族立刻便会年轻几千年，我们的祖国自然便不可侮了。”

王公自1931年起研究中日问题，经两年，出20万字作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连载于《大公报》，王公被认为是最早中日问题专家，这本书也成为经典之作。在“文革”期间，王公笑称这本书让他多活了几年。当时王公住“牛棚”，每天食不果腹，另王公身体垮掉的的肝硬化便在这时染上。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才想起应该让这个中日问题专家也到场，王公遂躲过一劫。

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多次搬迁，从天津到上海到汉口到重庆，历次遭到轰炸，但未间断出版。在重庆期间，张季鸾病重，将编辑事务交由王芸生。张老在病床上对人说，“王芸生文章好，人品也好，编辑业务交给他完全放心。”1941年5月，《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这是中国唯一一份获此殊荣的奖项。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举国欢腾，王公亦不例外，他以为自己所心心念念的和平终于来到，却不知另一场战争风暴正在酝酿。王公一面批评蒋政府的腐败和“失尽人心”，一面希望毛“不要另起炉灶”，通过妥协建构一个民主政府。王公目睹北方经年战乱之后的惨状，通过报纸呼吁和平带却如石入深潭，击不起大浪。

1949年，王公曾回天津省亲，归来之后写下一段血泪之言：“归来多日，北方一副凄凉而焦灼的印象不满脑中。我不断口说笔述，把北方人民的灾难疾苦告诉大家，我们的内战实在不能再打了。二十几年记者生涯，受过多少气，吃过多少苦，满怀文章报国，而今更知空话无用。看！内战不是打得更激烈了吗？想！北方人民不是更陷于饥饿与死亡了吗？不禁执笔长叹，热泪涌流！”

自王韬梁启超始，中国文人除了仕途之外，有了另一条报国之路——文章报国。王公是继承这一传统的人。当年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复刊新记《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便是要保持自身独立性，要求文人论证的权力和品格，发表负责任的言论。蒋政府曾多次邀请王公入阁，被王公以“戴盆何以望天”拒绝。这是太史公司马迁的话，意思是戴了记者这个盆，怎么能沾染政事呢？

虽然这些言论史上的文章曾经石破天惊，曾经启蒙一代人，可是文章报国却也有自己的苦楚。正如王公所痛惜的，“空话无用”，权力握在他人手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只有那支笔。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究竟往何处去，往往不是文人说了算。

1948年，王公及《大公报》同人决定打出“自由主义”旗帜，提倡“中间路线”。在名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一文的最后说，“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自由主义这美丽的泡沫只能被时间的长河淹没，一众人因此而零落。

建国之后，王公希望《大公报》能不改名、不易成员继续出版，却难以如愿。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由原《大公报》女记者、中共党员杨刚主持，上海《大公报》维持原名，后于天津《大公报》合并。此时的王芸生像当时的很多人一样，真心期望自己的新生，并诚心检讨。《大公报》好像也成了一份新的报纸，却再不见当日的光芒，曾凭借5万块钱声名远扬的《大公报》竟然入不敷出。

建国之后王公共做了几件事，一是给《大公报》定论。王公在生前最后一段时间曾痛悔这件事，认为自己的违心之作毁了《大公报》的名声，尤其是亦师亦友的张季鸾，并痛称《大公报》历史一定要重新写。一是做些研究工作，包括韩愈柳宗元研究，修订《六十年中国和日本》等。另外便是在晚年出席一些外交事件。

统统这些皆与报纸无关。

年轻时候的王芸生曾经短暂入过国民党，但之后便退出。他曾对自己的转变做过解释，“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绝一切政治，安心来过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人是从那时变得没出息了，也从那时起变得老实了，但自信我的心却未曾冷。”

那个时代的报人受西学影响，皆认识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然而能做到这点的却很少。如史学家林贤治所言，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和权力靠得太近。如果新闻人与权力靠得太近，则或者说违心之话，或者便被权力玩死。因此，《大公报》所提倡的“不党”放在第一条，用意很深。王公深明这点，因此，不论在政治经济上，王公皆保持自身独立性，他说，如果自己都做不到，还怎么去批评别人？

在傅国涌看来，这是文人的底气。可纵观中国的文人，尤其近代文人中的自由主义者，能独善其身便不错，更别提文章报国了。虽说戴盆不望天，可天却无时无刻不在望着你。好世道可能阳光普照，世道不好恐怕就是风雨如晦了。这个盆还不知能否保护下面的文人脑袋，更别提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了。费正清先生说中国的自由主义总停留在个人层面的倡导，却从未出现一种运动，大多在于现实条件使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法律和财产的保护。

“文革”结束后，几乎所有报纸皆复刊，《大公报》同人亦要求复刊，但是王公说已无必要。他说，《大公报》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文人论证已是明日黄花，今日的喉舌已不再需要它了。

《大公报》这张在中国新闻史上发出灼眼光芒的报纸如彗星划过，不会再有第二束类似的光芒。《大公报》所代表的独立精神在今天的报上很难得见。王公曾评论新闻自由，说它之所以可贵，在于它的难以实现。他曾对其子女说，朱自清留下的是背影，而自己留下的是“阴影”，这“阴影”让家人和朋友受累，一代报人王芸生在心愿未了中告别人世。

科幻世界的两个身影

文/油飞

19世纪末，木质纸浆的发明使纸的成本大大降低，早期的廉价纸浆杂志（Pulp Magazine）应运而生。这种杂志通常只卖十美分，所刊登的小说也被称为“一毛文”（Dime Novel）。通俗文学由此在西方世界蓬勃发展起来，科幻小说也从中获得了最初的立足之地——这可算作一个技术革命引发文化浪潮的典型例子。

1926年，雨果·根斯巴克创办了第一份专门刊登科幻小说的杂志《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 因此，他也被视为推动科幻小说起飞的第一人。1884年出生于卢森堡的根斯巴克，移居美国时年方二十；当时他身揣两百美元和一份制造电池的计划，对未来的定位大约是工程师和发明家，并未预料到自己将对文学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根斯巴克酷爱电学的同时又痴迷科幻故事，他于1908年办了一本个人杂志《现代电子学》，后来屡屡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自己或其它作者的科幻小说。1923年，他突发奇想出了一期科幻小说专刊，结果读者反响出乎意料地好——寄回的调查表中竟有98%以上赞成改版。于是根斯巴克顺应民意创办了《惊奇故事》，并在第一期中提出了“科幻小说”（Scienti-Fiction，后演变为Science Fiction）这个概念。

在《惊奇故事》之前，美国的通俗幻想小说大多粗制滥造，而根斯巴克身为科学爱好者，对小说的科学内涵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他鼓励作者将科学知识和技术引入小说，并在编辑部中贴上标语：“本刊欢迎有科学根据之小说”“科幻小说要将科学变成神话”。为了证明小说中科学成分的可信度，他甚至故意给作者们授予子虚乌有的教授或博士头衔。他同时也在杂志上开辟了科幻讨论版，并刊登出热心读者的来信及其地址；或许正是肇始于此，科幻迷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群体身份，并得以组织起来，成为推动科幻文学发展的又一股强大力量。不过，根斯巴克对美钞的热爱并不亚于科幻，有时会将付给作者的稿酬压低至令人发指的地步。因此，有些作者私下里将他称为“雨果小气鬼”（Hugo the Rat）。

或许根斯巴克自己在科幻小说写作方面算不上很有天赋，也从未提出过成系统地科幻小说创作理念，但他以孜孜不倦的热情为科幻作家们在荒原上树立起了一面旗帜，从此“科幻小说”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学类型，诸多优秀的作家们也蒙受感召聚集在同一片天空之下。1953年，后人以他的名字创立了雨果奖——时至今日，这仍是科幻界最著名的创作奖项之一。

若说根斯巴克是美国科幻小说杂志之父，那么真正引领美国科幻文学进入黄金时代的，则是另一位著名编辑约翰·坎贝尔。根斯巴克的《惊奇故事》因经营不善日渐衰微之时，美国科幻小说正处于迅猛发展之后的良莠不齐阶段。当时流行的通俗文学期刊达数百种，竞争十分激烈，其中科幻杂志所占市场份额不到百分之三，科幻小说常被视为下里巴人。此时坎贝尔接任了另一本杂志《惊人故事》（Astounding Stories）的主编，并将其改名为《惊人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以独到的眼光和严格的要求训练和发掘出了一批大师级作者。美国“科幻小说三巨头”罗伯特· 海因莱因、艾萨克· 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都受过他的提携和帮助。如果说是根斯巴克使科幻小说成为文学，那么坎贝尔则使其踏入主流；如果说根斯巴克的主要贡献是启蒙了一批读者，那么坎贝尔的功绩则是培养和团结了一批科幻巨匠。从此，文学界再也无法忽视这种新兴的文学类型，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们也被重新吸引。正如作家贝斯特曾说：“我再次恢复了对科幻小说的爱，是在坎贝尔从宇宙海盗、疯狂科学家和只穿薄衣的美女群中解救并重塑科幻小说的时候。”

坎贝尔自己也是一位科幻作家，他通过与其他作者的通信与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将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推广，并将其作为选稿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用理性和现实的手法描写非现实题材”。他对科幻作者的要求极高，要求小说“既是真正的科学，又是真正的历史，且不可二者只居其一”。由此，科幻小说的科学性和文学性得到了同等的重视。1944年，坎贝尔刊登了克利夫·卡特米尔的一篇小说，其中描述到了原子弹的原理与研发过程，结果联邦调查局大惊失色，怀疑机密的“曼哈顿计划”遭到泄漏，特地排除情报人员进行调查，最终却不得不相信无论坎贝尔还是卡特米尔都未曾听说过一丝半毫“曼哈顿计划”的风声。正是坎贝尔的选稿原则大大提高了当时科幻小说的预见性——科幻与现实的距离从此不再遥远

坎贝尔与许多作者保持着伟大的友谊，对他们更有伯乐之恩。他从众多来稿中发现有潜力的作者，耐心地对他们作出建议和指导，帮助他们改写稿件，安排作者之间的交流聚会，与他们讨论和分享写作灵感和奇思妙想，为他们设计写作题目，并不辞辛劳地催稿。阿西莫夫可谓坎贝尔的门徒之一，他从小痴迷于坎贝尔的《新奇科幻》，有一次没买到杂志，还特地跑到编辑部去询问，从此与坎贝尔建立了一生的友谊。阿西莫夫十七岁时便开始投稿，最开始并未被坎贝尔接受但得到了他的鼓励；因此阿西莫夫激情不退，很快写出了“机器人系列”的第一个故事。坎贝尔热情地督促他继续写下去，并买下了它的续篇。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正是坎贝尔与阿西莫夫共同讨论出来的。当《我，机器人》结集出版之时，阿西莫夫充满感激地将它题献给了坎贝尔。而坎贝尔只是耸耸肩，告诉他：“我帮助过上百个同你一样的作家。”

杰克·威廉森也曾受到坎贝尔的帮助与提携，他写道：“坎贝尔对现代科幻的形成比任何人的贡献都大。”而哈里·哈里森则回忆道，当时的美国男孩们对科幻小说充满阅读热情却缺乏分辨能力，是坎贝尔这个“不能容忍胡说八道的物理学家”单枪匹马地将科幻小说拖出泥沼，使之获得新生：“他的热情犹如病毒，感染了作者和读者；我们每月都数着日子盼着下一期刊物，犹如教徒期盼基督再临。”

坎贝尔促使科幻杂志走上成熟的发展道路，一批风格各异的优秀编辑也崭露头角，如《银河》的编辑霍拉斯·戈尔德擅长心理学，《奇异与科幻》杂志的编辑托尼·波切尔则更注重具有文学性的作品。正是在这些质量上乘的编辑与刊物的推动之下，美国科幻小说达到巅峰时代，并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科幻文学的发展走向。

相比之下，中国似乎从未出现过科幻杂志的全面繁荣，自始至终处于《科幻世界》一枝独秀的状态——这个不算太大的舞台三十余年来上演着中国科幻的悲喜与兴衰。虽则并未有某一个如同坎贝尔般身负扛鼎之力的领军人物，这本杂志却也在诸位洋溢着热情与才华的编辑们的群策群力之下成为中国科幻的摇篮。刘慈欣、王晋康、韩松、刘维佳、柳文扬……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曾多少次出现在那本薄薄的杂志中；每一个校园里，有多少本《科幻世界》在课桌下被偷偷传阅，又有多少孩子被试卷压得不可翻身的心灵在它面前第一次懂得了想象的意义。至少在阅读科幻小说时，我们可以暂时忘记苍白的现实，将对自由的期望投射在浩瀚的宇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