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慈善如何接招？

两位世界级富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将于9月29日来到中国，并邀请50位中国富人参加一场“慈善晚宴”。基金会方面不会公开晚宴受邀者的名单，但并没有要求受邀人保密。最新的消息是，公开表示接到邀请的只有SOHO中国首席执行长张欣和“中国首善”陈光标。为了消除中国富豪的担忧，盖茨甚至要为“劝捐”辟谣。中国富豪在躲什么，中国慈善管理者又如何看待“巴比”的喧宾夺主？“劝捐”面前，且看中国慈善的众生百态。


　　陈光标：“裸捐”财产，但给孩子留下精神财富，这是无价的
　　面对“巴比”之邀，最让人振奋的消息无疑来自中国首善陈光标的“裸捐”宣言。前不久，陈光标在其公司主页上发表了“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捐出全部财产”。
　　陈光标，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5·12汶川地震发生后，陈光标带领120名操作手和60台大型机械组成的救援队千里救灾，并向地震灾区捐赠款物过亿元。多年来，他积极投身社会慈善事业，从事大量社会公益活动，累计向社会捐赠款物多达13.40亿元，直接受益者超过70万人。有“中国首善”之称。
　　在被问及为什么要“裸捐”的时候，陈光标表示之前与盖茨的见面给他的触动很大。在西方，富人回馈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在中国，只有百分之一的富人选择回报社会，两者的差距让人心寒。因此，陈光标决定在中国富人圈中率先站出来，以促进更多的富人投身中国慈善事业。
　　目前，陈光标在全国十多个城市有600多台大型设备，在北京、上海、香港、南京等地购置有办公楼，再加上其他固定资产和现金，总共大约有50多个亿的财产，这就是他目前的全部家当。近期内，他打算找一家最权威的公证处，对他的财产进行公证，以让全社会对他进行监督。陈光标表示，目前自己年富力强，未来争取要创造更多的财富，从中国首善变成全国首富，而所有挣回来的钱，他死后都将一分不留，全部捐献给社会。
　　家人如何看待“裸捐”呢？陈光标介绍，他原本想捐出95%　，给孩子和家人留下5%　，但最终让他下定决心全捐的还是孩子。“我在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他现在学习成绩不错，德、智、体各方面素质都很高，我觉得他只要继承我吃苦耐劳的精神，未来的人生路上靠自己肯定没问题。”陈光标表示，他也不是没给孩子留下点什么，“我给他的是精神财富，是榜样的力量，而这种东西是无价的。”另外，陈光标的妻子自小家境不错，二人从未因为慈善捐赠而有过任何摩擦。其父母也都认为慈善是有意义的事情，均表示支持。“裸捐”的目的是什么？陈光标在信中提到“在巨富中死去是可耻的”，他希望中国富人能因为他的举动而有所思考。据介绍，他的家人中不全是有钱人，亲妹妹陈春华洗碗已经十一年，现在一个月能挣1500元；他的弟弟至今还在做保安，每个月最多也就挣2000元。对此，陈光标表示，弟、妹的文化水平确实有限，二人均是小学毕业，也只有这么大的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富人，应该有大胸怀，不应仅仅关注自家的家长里短。


　　徐永光：条件不成熟，中国企业应先履行企业的强制性社会责任
　　一方面是中国首善大张旗鼓的“裸捐”，另一方面，“希望工程”创办者徐永光公开回应“巴比”劝捐传言，认为中国富人不应急于向美国富人学习。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并创建希望工程；2005年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2007年任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潜心中国NGO事业20年，在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研究领域有重要建树。
　　徐永光相信，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此次中国之行，一定会为中国富人做好慈善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但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富人像美国富人那样捐财产的条件还不成熟，原因有四。
　　首先，当下中国富人首要的社会责任并不在于捐款的多少。富人们多为成功的企业家，从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角度讲，排列顺序应该是：是否给消费者提供了合格的产品；是否保障了员工的基本权益；是否给投资人创造了利润；是否承担了环境保护的责任；是否依法纳税。企业做到了这几条，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好企业。
　　上述5项属于企业必须履行的强制性社会责任，慈善捐款则属于自我担当的社会责任，完全出自公民的自愿，而没有强制性。现实情况是，中国企业基本社会责任还没有履行好，外部评判却出现了本末倒置，把本该属于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到前面。如果用挣来的不义之财捐款，那不是慈善，而是伪善。
　　其次，在现行慈善体制下，富人捐财产捐给谁，怎么捐，如何用？一些企业给政府捐款，出手阔绰，有钱权交易之嫌。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只有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并应捐款人的要求时，政府才有权接收捐款。在非灾“和平”时期给政府捐款，背后可能是一种高级的钱权交易，或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这种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也破坏了慈善的规则。
　　另外，捐款应该完全出于自愿，但在中国，向企业、富人强行摊派捐款甚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第二税源。今年春节，陕西府谷县党政领导宴请全县企业家做“城下之盟”，一个晚上收捐13亿，打入县财政。面对这种违法的“苛捐杂税”，企业只能忍气吞声。中华慈善总会创会会长、民政部老部长崔乃夫对一些地方政府刮“慈善风暴”的做法感到非常反感，怒斥“这是对慈善事业的破坏”！
　　第三，中国的税收制度对富人捐款激励有限。例如，美国的遗产税，是鼓励富人捐款做慈善的巨大助推器。依照法律，2011年后美国人将为超出100万美元的遗产向政府缴纳55%的遗产税。遗产继承人必须先缴纳遗产税，才能办理继承手续。这就是为何美国家族基金会十分发达的理由。遗产捐赠不仅可以免税，家族后人还可以按照先人的遗愿世世代代管理基金会，可以在那里授薪就业。
　　第四、慈善需要专业。在美国，基金会被称为“社会创新的发动机”。要把慈善捐款花好，花得有效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国2004年开始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赋予富人出资创办非公募基金会的权力，截至2009年，非公募基金会已经注册成立846家。但缺乏专业管理和有效治理，是非公募基金会面临的普遍问题。
　　总之，无论是中国富人的“囊中羞涩”，中国首善的“倾囊相助”，还是中国慈善专业人士的“理智旁观”，“巴比”此行注定不会轻松，也注定会为中国慈善带来一场震动。不管这场震动的影响能有多大，就像徐永光先生所言，希望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富人的每一笔捐款都能对推动社会创新、弘扬慈善文化、改善慈善生态发挥应有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