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价为何比美国、泰国都高

                                    中国物价为何比美国、泰国都高

      张庭宾

      在金融危机之后，地球上令人困惑的事越来越多。不仅普通百姓，连经济学也如此。

      今年2月份，知名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和泰国物价之比让人困惑》，说春节去泰国，发现所有的价格都比中国同类消费便宜。中国一般消费商品价格，比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的一般消费品商品价格，平均高出30%到40%，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法国商品价格上。她比较了某一法国制造的服装价格与进口的同一服装价格，按欧元人民币11:1计，中国国内价格几乎高出法国价格一倍。她在美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加州机场商店的美制风衣，按照1比8的兑换率，比赛特风衣价格连进口价格的五分之二都不到。若按1比6.8的兑换率，价差更大。如果与国内机场内的进口同类商品价格相比较，差价更离谱。而法国人的人均GDP高出中国10倍还多；美国的人均GDP超过中国15倍。

      “这实在不符合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践，也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需要重新认识和诠释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此，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才能有希望。”

      左女士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给出答案。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她知道答案，但不便说，二是她需要时间找答案。因此，在刚看到此文时，我挺有兴趣试着回答的，但还想等一等，但现在不能等了，如果再等，这个非常好的话题很可能就被淹没了，让我们丧失了一次抓住中国真问题的契机。

      这个调查和社会大众的感受是吻合的，所以国内出现了很多“代购”一族，专门穿梭国境到海外买便宜货。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在2009年6月的调查也可以印证——继日本东京等四市后，北京、上海、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昂贵的城市。京、沪、港三市分别从上年度的全球104、111和98位，戏剧性飙升至26、28和29位。在被调查的亚洲城市中，前十名中，中国城市占半壁江山——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此外，天津等10个城市也排进了前30名。

      如果考虑到2009年6月来中国大都市楼价急剧飙升的变数，在2010年度的排行榜上，中国将领先世界，独霸亚洲。至少谁也无法否定，中国的房价和车价已是世界上最高的。而时寒冰先生的实地调查也证明了美国诸多领域物价比中国便宜的事实。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已被国人概括为“警惕工资非洲水平，生活成本欧美标准”。泰国人均GDP超过中国37%，法国超过中国10倍，而美国超过中国15倍，为什么中国的物价反而高出泰国、法国、美国呢？

      这显然与“人民币低估”的结论背道而驰，如果人民币升值，那么这种中国与泰国、美国的物价比岂非更高？
存在就是合理的，世界上只要存在异常的现象，就一定会有合理的解释，中国高物价现象也不例外。

      中国最容易被人反复提起的是“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但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国家宏观管理成本”的比较劣势，正是这个比较劣势造成了中国的畸形的物价。

      中国的宏观管理成本（其中主要是go-vern-ment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因为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包括土地转让费）已经达到GDP的30%左右，这个比例在全球只有北欧个别国家达到。然而，与北欧所不同的是，瑞典等北欧国家是全球最高福利的国家，瑞典人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而中国是世界低福利的国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坟墓等资金大部分都是要国民自己负担。

      这还不是国人的全部压力，国内居民还承担了非统计范围内的成本，比如各种道路的收费。在燃油税征收之后，理应取消各种道路收费，但是没有。而累死成本仍在增长之中，比如土地70年使用权招拍挂竞标，已经使土地使用成本非常高昂，但最近，在没有取消此制度的前提上，有些地方又在酝酿房产保有税，即变相的物业税，它尽管有抑制投机的一定现实合理性，但实质为双重征税。

      各地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大大地增加了商品在国内物流销售成本，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这些成本也会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从对外经贸关系上，由于采取了出口退税政策，此政策的本质是给国外的消费者税收补贴，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收入缺口必然要转嫁到国内商品上，致使国内物价更高。而外国对中国企业增收的反倾销税和特别保护惩罚税，当然企业也要转嫁到国内消费者身上，或者对内销产品偷工减料以消化外部补贴。

      如此一层层负担加上来，中国国内商品焉能不贵？而在房地产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由于过去多年实施的是出口导向优先政策，在宏观管理成本日益高昂的情况下，中国商品出口海外，除了出口补贴外，靠的就是勤劳高效、廉价而缺乏保障的劳动力，来对冲高昂的宏观管理成本，从而形成一定的国际价格优势。

      在出口导向优先的政策下，劳动力的“廉价”就成为了某些主流精英眼中必须牢牢控制的指标。因为如果劳动力贵了，那么出口导向型经济就不可维系，那么，宏观管理成本就必须降下来，既得利益就不能扩张，乃至于只能收缩。

      或者正因如此，中国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外汇储备，在某些学者眼中，是绝对不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的方式，转移为国内国民收入和国内消费的，中国央行外汇储备可以借给美国go-vern-ment近万亿美元，但法律规定不能借给中国go-vern-ment（用于中国社会保障）一分钱。

      中国宏观管理成本在过去20年内中日益膨胀，行政开支和go-vern-ment投资不断扩张。当前go-vern-ment行政开支、投资分别占到财政支出的18%和25%左右，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由于行政开支属于损耗性支出，加上go-vern-ment投资效率极为低下，其投入产出率低于0.5，这使得大量国民财富在经济循环中被损耗，退出了经济流通（以烂尾工程和反复翻修的马路为代表），使得中国银行业的货币乘数不断下降，最低甚至达到3.5（国际上一般为8），为保证经济活动的必要流动性，央行不断超发货币，形成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对内贬值，民间总体购买力的不断相对收缩，国内需求与GDP比值下降到世界大国绝无仅有的35%。即与M1、M2的增速远超GDP的速度相对应的是，go-vern-ment财政收入的增速也远超GDP的增速，而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内需求占比GDP不断萎缩。

      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这是在经济改革市场化之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显得滞后的结果。由于缺乏对公权力代理人的有效制约，他们往往只对上负责，不对社会公众负责，公众更无办法迫使他为人民服务。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寻租，使得日益高昂的行政投资成本和权力资本的暴利，常常通过公权力转嫁到社会公众和守法企业身上，也就最终形成了中国商品比泰国、美国贵的奇怪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外部需求盛极而衰，因为国内百姓最大商品——住房价格已经达到了公众承受极限，这一既有轨道已经走到了尽头。也就是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优化将不得不进入倒计时，如果主动改革，可以化害为利，如果中国宏观管理成本能降低到西方国家的一般水平，中国的国内需求由现在极低的35%提高到一般的60%，那么中国经济将仍可以20年科学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在情理之中。如果被动失败，那将不仅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世界的悲剧（其逻辑请见附文《2010-2014：全球纸币危机与中国社会变革》），人类近6000年的文明或将由此泯灭最后的希望之光。（人类文明自我毁灭与自我升级的倒逼机制已经形成

                          2010—2014：全球纸币危机与中国社会变革

      张庭宾

      未来的5年，人类大有可能在这个关键期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一场1929年以来最大的金融经济危机之后，这已非危言耸听，杞人忧天。

      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后，华尔街股市崩溃，大量金融机构倒闭，失业人数攀上历史高峰；英、法、德等国受此拖累，正局部恢复的金本位夭折，世界经贸关系失去“定海神针”；各大国竞相纸币贬值转嫁危机，多国陷入严重纸币危机，通胀严重；失业严重在德、意、日等国引发社会危机，并转化为政治灾难，1933年，希特勒当选德国首相；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德国侵入波兰，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按照一般的历史逻辑，一场大的金融危机之后，是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社会稳定危机、政治危机，如果人类没有能力扭转，最后很可能演化为战争。

      类似的阴影在近百年后会重新笼罩在人类的头顶吗？我们尚有什么办法能够扭转乾坤吗？

      哥本哈根开端物质享乐衰退时代

      做最坏的打算，向最好的方向努力，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国家，整个人类都是明智成熟的态度。而不是相反。
过去10年，人类精英已经犯了一次乐极生悲的严重错误。当人类迈入21世纪之前，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的精英，尤其是美国的自由派精英志得意满，乐观之极。

      作为这种情绪的典型代表，弗朗西斯＆＃8226;福山基于于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声称：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它获得了西方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满堂喝彩。虽然沃勒斯坦式的悲观主义同时存在——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体系将面临崩溃，但后者显遭广泛鄙视而被主流放逐于荒野。

      历史从不按照喝彩者分贝决定自己前进的步伐。10年之后，预言家福山不得不向历史低头——我们还没有抵达历史终点，他给自己找的台阶是“我们仍未达到科学的终点”。

      21世纪初，即使西方主流精英开始从极端乐观中退烧，但他们也绝对想象不到，这个十年对于西方资本自由式文明是如此多灾多难——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泡沫破灭；2001年，美国遭遇911KB袭击；2003年6月，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了侵略伊拉克战争；2008年初美国爆发了1929年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在这10年即将结束之际，美国的狭义失业率达到10%，而广义失业率达到22%。

      这十年中，美国的一个明智选择是——2008年11月选出了总统奥巴马，这是位能够最好扮演弥补美国多种族社会鸿沟的最佳人选，他的存在为缓和美国国内的阶层和种族冲突迄今至少赢得了一年的时间，但围绕着新医保改革方案，美国社会矛盾的导火索随时可能被点燃，奥巴马式“和解”岌岌可危。

      奥巴马go-vern-ment没有想世人期待的那样摇起橄榄枝，即使诺贝尔奖极其慷慨地将和平奖奖励给他。他仍毫不犹疑地选择向外转嫁危机——重新增兵阿富汗；伊朗颜色革命掀起波澜；对中国则大兴贸易保护；而越来越多的观察家相信美元将通过雪崩而逃避它国的债权……

      这些能够挽救资本自由意志被长期放纵的灾难吗？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意志是资本的自由意志，其它什么两party竞选，三权分立的力量都是资本绝对意志的仆从。放纵资本自由意志必然导致财富和权力的寡头集中，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它最终将摧毁一个正常的“金字塔社会”，成为大众匍匐于地极少数人高高在上的“图钉型社会”。

      这种由“图钉性社会”而衍生的种种危机，绝不是伯南克式的“开着直升飞机洒钞票”能解决的，后者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它除了制造新一轮更短周期的金融泡沫外，只能将财富集中到更加少的人手中，将更加恐惧纸币体系崩溃的人们赶到黄金和大宗商品的阵营。

      当华尔街金融神话幻灭后，各国、各种族和阶层势必将进入一个纸面财富和物质享乐“负和博弈”阶段。一则因为，当金融衍生品和美元纸币泡沫破灭之后，由于美元这个虚拟放大镜放大出来的纸面财富将被打回原形，这将至少是一个数字财富的负和博弈；二，随着虚幻繁荣的破碎，人类将忽然发现不可再生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已非常稀缺，而人本身是如此富余，各国如果以自私的心态，必将会为争夺有限的物质资源而投入更多的代价，从颜色革命乃至武力战争……

      在这个10年结束前11天闭幕的哥本哈根会议，它实际为未来50年定下了基调。即人类各国限定自己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即是要求人类的物质工业文明必须从高峰值降下来，即人类未来的物质文明享受必然盛极而衰。
在科学上，唯一能同时实现二氧化碳绝对排放减少和人类保持目前物质享受双目标的是——人类彻底解决氢核聚变和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但就目前人类的科学水平，在10年内，氢核聚变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其实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一次呼吁，更是一种对人类生存权的威慑
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倒逼机制已形成

      曾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人，现在要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继往开来了！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改革走了一条参照西方模式融入西方体系的道路。从“国际大循环”到“国际经济一体化”，国人一路向西。

      其几个支柱是：一，鼓励外资及外向型经济，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二，放松了对民间产权和民营经济的管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外贸经济盈余买入了大量的美元及美国国债，即国民财富积累被美国掌控；四，人民币成为美元的影子货币，货币供给相当程度上被热钱所影响。五，以反倾销税、在华跨国公司所得税等税种，美国得以向中国变相获取财政税收。

      这种模式是昔日历史选择的结果，它的好处是，它使得中国的经济崛起不是和竞争对手打“阵地战”，而是以对方难以割舍的方式发展，较成功地实现了后发国家的和平崛起。但其弊端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享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当大比重的成果，其中包括占外汇储备75%的美元资产。它构成了中国国富民穷的一个根源。
另一个重要选择是，中国保持了既有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其好处是，它的存在有效遏制了资本的自由意志，倘若资本自由意志在中国成为无上权力，那么，中国将彻底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国，人类也将彻底丧失改变资本帝国法西斯化的最后可能；但是其弊端是，官员对于全民利益的代理难以得到有效的民主制约，这使得法理上的全民利益往往被分割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代理人个人利益。即部门、地方和代理人个人利益不断膨胀，又占去了国内财富再分配的越来越大的份额。

      两者弊端的现实表现为：中国GDP已成全球第二，但中国的人均居民收入仍在全球最少国家行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大国中遥遥领先，而国内消费率也低到了大国没有先例的35%；中国有着全球各国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中国有着全球人均最少之一的社保基金，总额仅7000亿元，人均仅538元。

      这种巨大反差背后是中国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严重失衡。而未来美元大崩溃很可能加剧这种对外失衡；而日益高涨的房价正加剧其内部失衡。当这种失衡如果打破了社会公众承受的底线，那么就可能引发一场社会动荡。

      当下中国能够选择是：一是任由其酝酿爆发，置之死地而后生，借危机彻底清算贪腐分子，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新厘定合理财富再分配，摆脱对西方市场的高度依赖，建立公平合理的金本位货币制度。但风险是内部动荡而外部助澜，一发而不可收拾；另外一种是在社会公众监督的强大助推下，执政者中正义力量更坚决地与贪腐力量既得利益斗争，进而占据控制地位，在社会危机爆发之前，主动有力地消除隐患，扭转社会分配失衡的局面，使社会稳定实现软着陆。但其挑战是——没有任何强势既得利益者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需要商鞅变法般的强力社会变革。

      然无论如何，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倒逼机制已经形成，最后的成败利钝将取决于中国以国家、人民和人类幸福最大化为追求的社会精英们，能否最终战胜那些以贪婪个人和小集团既得利益最大化的自私精英们。而其中至关紧要的是，前者能否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与人民大众同呼吸，人民大众与之共命运。

      历史的倒逼机制已经形成，未来的挑战将超乎国人的想象，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用勇气、智慧和意志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打开生存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