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历代政府如何解决住房难问题

　　[摘要] 自古以来，住房问题就是一个让百姓苦恼的社会热点。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古代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想出了不少法子。至于这些法子到底管不管用，那又另当别论。

　　北京四合院的模型 原来有很多四合院在清朝都是经适房

　　古代公务员都是无房户

　　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最有趣的，当属官员的住房问题。在人们看来，封建社会的官员是吃皇粮的特权阶层，他们的住房问题皇帝当然也管。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了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

　　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因此，在皇上临时给的地上盖房子、到最后又给别人住的那种傻事，当然没人肯干。

　　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

　　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务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有土地，从来都不用发愁住房问题;皇帝高兴了，也会给官员赏赐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济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政府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

　　到了宋代，官员想占用公家的房子难度就大了。当时的制度规定，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不能由地方擅自决定，需要事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申核上奏。比如，北宋元祐年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就给中央上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苏轼称，杭州的机关用房，多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至于那机关办公用房到底坏到什么样子，苏轼说，房屋都成了楼歪歪，“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及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苏轼派人核查计算，要把办公用房和宿舍都修好，需要四万余贯钱。于是，他“乞支赐度牒二百道，及且权依旧数支公使钱五百贯。”

　　宋代时期，苦于苛捐杂税，很多人纷纷涌往寺院出家。要出家需要政府的认证，也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明——度牒，而政府则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颁发度牒。因此，当时度牒成为“有价证券”，可以卖钱170贯。苏轼向中央要200道度牒，大概能卖到34000贯，再加上按惯例从财政支取的500贯，勉强凑够修缮费用。

　　宋朝的政府机关大院，虽然破旧了点，但比一般的百姓住房还是要好很多。不过，和前朝一样，官员一旦退休，就得让出住房。至于退休后该住哪里，皇帝是不管的，皇帝操心的，倒是官员退休后，不该住在哪儿。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

　　五代时期，拆违工作搞得挺人性化

　　和公务员们比起来，政府对黎民百姓的住房，限制政策算是少了。因此，老百姓如果手头有钱，造间房子也不算很难。胆子大的人，常常占用公家的土地造房子，未经合法审批就公然入住了。例如，《五代会要》卷二十六中记载，当时在很多城市里，都有百姓侵占公共用地私自盖房。因为这种现象很多，官府也不敢强行制止，怕招来民怨，但是如果不闻不问，越来越多的市民效仿，那显然也不行。

　　该怎么解决呢?后唐明宗时期，颁布了一道诏令，京城闲置的空地，让老百姓公开竞标购买，谁出的价格高就卖给谁，然后他就可以合法地盖房子了。

　　至于百姓已经盖好的“违建”，该拆还是该留，政府也给出了标准。“诸坊巷道两边，当须通得车牛，如有小街巷，亦须通得车马来往，此外并不得辄有侵占。”对于一些虽然合法，但按照新规定又算是占用了公共用地的民居，政府实行人性化的拆迁安置，“委河南府估价收买”。拿着卖房子的钱，市民可以另行购买土地和房屋。

　　如此政策，政府虽然要为一部分人的拆迁安置掏钱，但是通过出让闲置土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损失。而且，百姓原本不合法的违章建筑，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也就“合法”了。这种怀柔政策，不失为解决百姓住房问题的良策。

　　宋朝官府用招标的方式出售公房

　　到了宋代，土地“公开招标”政策被发扬光大了。政府不光卖地，也开始卖房子。

　　政府卖房子的初衷，倒不是为了搞活经济，也不是为了解决百姓住房问题。过去有些人触犯刑律，满门抄斩，家里的房子自然充公。也有些人，家里人丁不旺，成了绝户，于是房子也会被拿来充公。此外，像连年欠税不缴、长期逃亡外地的人家，房子都有可能被官府没收。民房一经政府没收，就成了公房，政府怎么处置这些公房呢?有三种办法：一是改装一下，当办公楼使;二是赁出去，房租收归国库;三就是把它卖掉。

　　宋朝政府为了杜绝公房出售出现贪污，专门设计了一种招标制度——让所有购房者到一个地方书面投标，过一段时间再开标，看谁出的价最高，就把房子卖给谁。

　　宋朝官府公开招标的时候，会在衙门口贴一告示，上写房屋坐落、房屋间数、投标地点、投标期限等等内容。投标期限有长有短，长的两个月，短的一个月。为了防止个别购房者不守信用，宋朝政府要求竞标人拿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如果自己没有房子，就得找人作保，有抵押有担保，然后才可以参加竞标。这样一来，购房者必须理性出价，不然就会吃亏。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客观上，宋朝政府的确为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做了许多实际工作，而且他们的政策，兼顾到了社会最底层的人。例如，北宋政府在京城开封设了四家“福田院”，每家福田院都有几百间住房，凡是逃荒入京的流民、赤贫破家的市民、无人奉养的老人，都有资格在里面免费居住，而且提供免费伙食和免费医疗。到了南宋，福田院没有了，政府又开设了分工更加明确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其中安济坊的功能是慈善医疗，漏泽园的功能是安葬无人认领的尸体，居养院的功能则是住房保障。这个措施一直延续到南宋中叶。

　　朱元璋曾逼着官员给所有穷人盖房子

　　在中国2000年的封建王朝时期，真正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出发，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的，要数明朝了。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农民皇帝，他出身穷苦，深知穷人无立锥之地的窘迫，因此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穷人的住房保障问题提上了日程。《明太祖实录》中，对此多有记载。

　　《明太祖实录》92卷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众，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多旧养济院，隘不足容，命于龙江择闲旷之地构260间以处之。从之。”朱元璋让南京的官员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

　　圣旨颁布后，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于是一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执行了。

　　试点成功，朱元璋龙颜大悦，认为可以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了。在当年年底，他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意：“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

　　朱元璋的理想主义想法，把中央的官员吓了一大跳。此时，明王朝刚刚建立，财力并不充足，皇上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兑现。于是，官员找朱元璋解释，朱元璋一听生气了：你们在我手底下当官，就得体会我的心情，我可不想让我的百姓没饭吃没房住，哪怕是一个百姓也不行!

　　朱元璋的确太难为臣子了，也就免不了他们在下面搞点手脚骗骗他老人家。不过朱元璋的想法的确是好的，他是第一个逼着官员在全国范围内给穷人盖房的皇帝，也是唯一的一个。

　　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还是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明朝房价超贵，南京国子监集资购房

　　明朝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至1505年)，南京的房价畸高。有多高呢?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能卖到六百两银子，一般人绝对不敢打买房的注意。《玉堂丛语》卷二，就记载了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买房故事，颇为寒酸。

　　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名叫谢铎，他手下有30多号人，都是无房户，得租公家的房子住。30多人的租金，就是一笔昂贵的开支。于是谢铎就动了买房的念头，依照谢铎的级别，算得上是个高级公务员，但是他每年的薪水不过200两银子，不吃不喝三年，也就勉强买一间房子。他手下那些人，收入还不如他。

　　谢铎不愧是最高学府的领导，他很快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集资团购。钱从哪里来呢?从牙缝里省。把政府给他们配的勤务员、伙夫、马夫、门卫、抄写员，统统不要了，省下来一大笔钱，存起来买房子。终于，钱攒够了，“买官廨三十余区，居学官以省僦直。”买了三十多套公家的住宅，过上了不用交房租的幸福生活。

　　与谢铎相比，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更厉害，他为了让手下的人有房住，给出了有力的实际行动——他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为机关盖住房。

　　林瀚和谢铎，一个是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一个是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拿的那点钱不仅买房困难，连付房租都觉得吃力，明朝房价之高，可见一斑。

　　清朝的经济适用房，其实专为特权阶层建造

　　明朝以后，因为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住房越来越成了执政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于是，在清朝，经济适用房出现了。但是清朝的经济适用房，和现代的恰恰相反，清朝的经济适用房是专门为特权阶层建造的。

　　清朝初年，大批旗人来到北京定居，清政府就将汉人统统搬到外城去住，把内城腾出来给旗人。内城的房子盖好后，清政府按品级给旗人分配，一品官20间，二品官15间，三品官12间，四品官10间，五品官7间，六品七品官4间，八品官3间，九品官和没有品级的普通旗人一人两间。

　　到了乾隆年间，旗人越来越多，内城的地盘不够用了，房子也不够分了。更可气的是，那帮分了房子的旗人吃喝嫖赌，胡吃海喝，领的钱粮不够用，把政府分给他们的房子偷偷地卖了出去。乾隆很生气，一方面继续给旗人盖房，另一方面开始搞房改。搞什么样的房改呢?

　　第一，国家不再给旗人免费分房了(有特殊贡献以及跟皇室有特殊关系的旗人除外)，哪个旗人嫌房子不够住，可以向政府申请购买。第二，原来分到的房子可以卖，前提是你得把它从国家手里买下来，从公房变成私房，从只有使用权变成拥有所有权。

　　于是，旗人花了很少的钱，就把原本属于公家的房子，统统变成了私人财产。举个具体例子，乾隆四年，一个叫额森特的旗人交给内务府57两银子，就买下了一个坐落在正阳门外高井胡同、拥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的小型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按市价，至少500两银子。像额森特这样享受到经适房的旗人，乾隆年间至少有50万人。

　　在清朝，不仅在北京城里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经适房;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享受特殊优待的旗人居住区。以南京为例，当时明故宫至通济门的一大片区域都划给了满人。满族人聚群而居，因此南京人把这块地方称为“满城”。至今，在这一块区域内，还留有蓝旗街的名字，顾名思义，当时这里是蓝旗满人的经适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