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殖民地香港的社会与文化

　　现在我们所说的香港，包括新界、九龙半岛、香港岛及约二百六十个大大小小离岸的岛屿岩礁。香港最早的居民大概是未被汉化的越人。从出土文物看，越、楚、汉文化在秦汉时已与这个地区有交流。唐朝曾在今日的屯门设镇驻军，而宋朝在一二七七年曾在此建立最后的帝都。香港最早的书院建于宋代，是邓符协在锦田建的力瀛书院。到了清代，由定居者设立的书院、书室计有四十多所。

　　香港岛在《穿鼻草约》后，被英人于一八四一年一月占领，当时的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义律做了一件事：下檄安民。当时的香港岛就已经有五千至七千居民，并不是个荒岛。

　　还有一个说法是香港在鸦片战争前只是个渔村。这并不准确，当时不只有一个渔村，而是有很多个村或定居点，如石排湾、黄泥涌、鹤嘴、柴湾、大潭、田湾，湾仔、大潭笃、扫杆埔、石澳、薄扶林等，而且都不是三家村，有些定居点已经是有相当规模的，譬如在石挂湾即现在的香港仔一带约有二百幢房子，足以促使英人将该地改个他们熟悉的名字叫阿巴甸。一名美国传教士发现赤柱有五百八十户居民，分本地(广府)、客家、潮州(鹤佬、福佬)三系，另有商户一百四十五家。

　　香港岛还有家艇民。岛上居民除捕鱼为业者外，很多是务农的，说不定还有植香树及制香出口的手工业，更有已形成市集的镇子和贸易港口如赤柱、筲箕湾、石排湾。

　　香港人以前常以“开埠”来说殖民地的开始，这个说法是有点用了殖民者的眼光来看香港的，其实在鸦片战争前，香港已经是中式的“埠”。当时一些在赤柱、石排湾、鸭利洲、铜锣湾等地的庙宇，都藏有十八世纪的钟鼎，显示它们的建立已有一段日子。据记载，一八三八年，在离岛大屿山的大澳有一百一十九家商户捐款重修天后庙，一八四一年又有九十八家捐助洪胜庙。更有英国人在一八四一年四月记载说，他们在石排湾发现一所学校，让他们想起老家的村校。稍后的记载说该校校长除留了辫子外，神态举止都像英国学校的校长，所以香港岛在英国人来到前也有学校。一八四一年香港岛共有九间私塾。

　　香港包括香港岛在成为殖民地的那刻，文化上并不是从零开始，香港是带着中华文化进入殖民地时期的。

　　义律的《檄文》很有预示性，他说岛上居民及华人将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乡规民约来管治，但，不准使用酷刑。另外，义律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不久后，义律被调走，他的想法虽然没有全部但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香港的现实。

　　这里必须说明一下英国式殖民地政策的特点，即，没有一以贯之的政策。从英国殖民史来看：北美是吸纳大量移民的殖民之地;在印度用的是所谓间接统治，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控制印度却要到十九世纪中才承认那是殖民地;在非洲的尼日利亚，英国殖民者把一块超过二百五十个部族的土地划为一个殖民地; 在西非的加纳，当时的阿山提王朝已是接近当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故此当英人入侵时，有组织的反抗也特别激烈，后来英国人不只把阿山提王朝颠覆掉，并把人家的首都、一度繁华比美同期欧洲城市的库麻西城整个毁灭。不过，对一些港口殖民地，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槟城、马六甲、新加坡、香港，英国殖民者的手法有类似之处：这些殖民地都是海军基地，有的也是做贸易转口的所谓自由港，目的是借以跟大陆腹地做买卖，本身既不是重点殖民之地，也不是原料或作物产地以及英国工业制成品的消费市场。同时，英国式殖民主义的同化政策——英国化或官方民族主义——只局限在少数精英，并不觉得有责任把殖民地居民接受为英国公民。故此，殖民者认为没必要去改造当地社会肌理和居民行为，结果当地社会文化因为受忽略反而得以延续，并因为是自由港，遂出现多元文化并存及国际化，即今人所说的文化多元局面。

　　英廷在香港如同在牙买加、毛里求斯用的是总督制。第一任港督甸乍及第二任港督戴维斯修改了义律的完全依中国法律来管治在港华人居民的承诺，但自此以后香港虽以英国法律治理，却同时保留了大清律例及乡规民约。殖民地的首任按察司即检察长休姆说，香港华人最大的特权是公平享受英国法律。这是香港式法治的开始。其实并不是完全公平，华人判刑一般比欧人重，另外打藤鞭体罚的笞刑一般也只及华人。戴维斯说，殖民地靠着提供法律保障，就会奇迹般吸引富裕的华人来新殖民地。他这话到了二十世纪逐渐应验。

　　法治的自由港，这个传统可以说是在殖民地早期建立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个早期定下来的政策影响深远，就是华人可以自由进出香港与大陆，不管他是否为香港原居民。以后香港社会的变化，都可以跟人口的涨潮退潮——多少内地人移入香港，多少居民移离香港——拉上关系。

　　至于华人的社会，早期殖民地政府不单不想花大力气去改造，反而搞了点隔离主义政策，划定港岛某些地区及离岛长洲南区不准华人进住，并在一八八八年订出“欧人住区保护法”和一九一○年的“山顶保留法”。这些带歧视的法要到“二战”后才取消。隔离政策意味着殖民者一度希望华人居民自生自灭，而后者也只得自助自救。不过，就算为了殖民地的繁荣稳定，殖民者自身的卫生、安全、子女教育、郊游等福利，加上部分西方人的人道改良诉求，殖民地政府也会见步行步地对华人社会有所动作，而不会在政策上一成不变。殖民地在一八七一年立法除赌马外禁赌，但并不太有效。政府及本地改革人士试图废除华人社会的妹仔(女婢)制，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直到一九二九年才立法，到五十年代才最终有效杜绝妹仔买卖。

　　殖民地为了管治也曾订立一些违反英国法治精神的法例，例如出版要有人担保，集会要取得政府许可，后来更有限制工会活动的政策。不过总的来说殖民地的乡规民约仍被遵从，如至今特区的乡镇，原居民土地仍然是传子不传女，豁免于其他强调男女平等的现代法例之外。清代法律在大陆随民国的成立而终结，但在香港，有关婚姻习俗包括纳妾的大清律例则到一九七一年才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另外，早期殖民地政府及洋教会也涉入办西式学堂，造就了双语的精英阶层。殖民地政府在一八四七年开始有选择性地资助一些本地华人公立学校，此时的华人私校也得以迅速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已有三百多家私人学校。中国语文教育在香港没有中断过。在十九世纪期间，这个法治自由港曾出版过十三种语文的刊物，包括欧洲文、亚洲文，甚至藏文刊物，中文报刊更不用说。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官方固定翻译香港中外文报刊以作参考。这里要说的是，成了殖民地之后，香港文化的主要成分，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一个亚系统岭南或广东文化之外，也有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式殖民地文化。当然还小规模出现过其他地方的文化，如南洋文化。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个反讽现象在香港发生：殖民地政府竟主动提倡中国国学。当时的中国大陆，经过了晚清的自强、变法、维新、君主立宪、革命，到民国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正在翻天覆地的批判传统、引进西学——部分是通过香港、日本这些已经相对现代化的中介。香港本身也发生了省港工人大罢工等多次罢工事件。这时候殖民地政府却想与前代的遗老遗少，联手反对白话文，并提倡振兴国粹、整理国故，好像在说：你们可以学殖民地宗主国的文化，也可以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但你们不要去追随掺和了西方文化的民国新文化。鲁迅一九二七年在香港岛青年会的一次演讲及其后在一篇《香港恭祝圣诞》的文章里都对此加以讽刺：殖民地唱的是中国老调子。曾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陈特说：“五四运动从没有到过广东，尤其香港。”

　　自从一九二○年国民政府颁令使用白话文后，上海、北京的报刊以至小说都少有使用文言文的了，但是在香港，到了一九二九年，坊间的通俗言情小说、神怪小说以至****小说仍普遍用文言文来撰写。现居香港的内地学者黄子平做过总结：香港的“文言写作未如内地一般受到新文艺毁灭性打击”。黄子平还指出：香港文人的旧体文艺唱和之风延续到五十年代以后。香港大学中文系创办之初，也是请前朝翰林或秀才讲经，要到一九三五年许地山及其继任者陈寅恪南来掌系后才有所改变。直到今天，香港人的书面语的表达，文言文的痕迹仍明显多过同代大陆人。

　　这些现象都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既没有被殖民政府有系统的清洗，也没有经历与大陆同程度的新文化运动及一九四九年后的大力改造。后来因为市场的驱动、英语教育的普及、社会的势利及年轻人旨趣的转变，传统文化慢慢自然流失和被遮蔽，但那只是被遮蔽，不是被清洗——香港仍然是很西化也同时很中国传统化的城市。

　　香港这个殖民地自由港，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曾经包庇过一个清廷的通缉犯王韬，他在香港住了二十二年，以现在的标准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发表了许多言论，谈世界大势和中国自强之道，李鸿章之后，他是民间第一个提出变法的，香港学者罗香林说没有王韬在前，就未必有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

　　香港提供给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启发及他们在香港的事迹这里不必多说。实际上兴中会有多名成员来自香港，并以香港为推翻清廷的基地。伍廷芳在圣保罗书院上学，被李鸿章赏识前在香港执业当律师，由清朝到民国曾出使美国等多个国家，并曾任民国代总统。其实民国期间，曾有财政部长、实业部长、海关部长等很多重要官员是在香港的书院受教育的。世界知名的民国教育家晏阳初及美学家朱光潜在上世纪初皆就读香港大学。晚清改良派思想家、香山人郑观应曾在香港的英华夜校学英文，后撰《华人宜通西文说》一文。

　　这些是知名精英。民间思想又如何?一九二五年，为抗议上海的“五卅惨案”，香港工人会同广州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其实以时间和规模而言也可以叫港省大罢工。这次罢工是由广州国民党左翼与共产党策动的，虽然当时香港只有十位共产党员和三十名青年团员。此时香港全港七十二万五千人口中，约有二十五万人参加罢工，比例惊人。上海“五卅惨案”后的罢工不到四个月结束，但香港的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罢工工人除了表现民族主义立场外，还大量采用当时世界上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及国际主义话语，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减少房租，六、居住自由。除第五条是经济诉求外，其他都是本土性的政治诉求。香港的民主运动、公民权诉求都可以溯源到省港大罢工，也是香港社会运动、反殖反帝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但省港大罢工并不是社会运动、反殖反帝行为的第一遭，因为在十九世纪中至一九二五年前香港已出现过多次社会运动及反殖反帝行为。

　　在四十年代，中国有一场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这一派人主张在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社会经济上则接近后来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其中也有思想家向往苏式计划经济。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第三势力”。其中一个主要党派民主同盟一九四一年成立，第一份机关报是同年在香港出版的《光明报》，社长为梁漱溟。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将民盟定为非法组织后，许多民盟要员特别是民盟的左翼分子迁到香港并于翌年一月在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成立，民盟主要成员回到内地。但是也有一些成员在香港留下，他们在五十年代初办出多份刊物如《自由人》、《自由阵线》、《中国之声》、《独立论坛》等以及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展望》。这个传统——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的民间人士在香港出版政论和思想性刊物——一直维持到今天。

　　一九四九年后，国学及人文学科在内地受到高高在上的唯物史观的遮蔽，历史学家钱穆，哲学史家劳思光，哲学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著名学人，都曾长时间借住香港，或图振兴国学，或尝试结合儒学与欧陆哲学，想象着挽狂澜于既倒。一百四十多年前的王韬模式又一次重现：不容于内地而避居香港，著书立说发出声音，希望以此回头再影响内地。

　　到一九三七年，香港已是个一百万居民的广东人移民城市。香港的工业从十九世纪起步，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颇具规模，而本土粤语创意产业也相当兴旺，粤剧团自称省港剧团，港产粤语及潮州语电影还出口至广东和南洋、北美侨社。这里要强调的是，至一九四九年前，香港与广东在文化上是一体的，所谓省港一家。一九三七年，内地经历了比前一百年更大的动荡——抗日战争爆发，广东地区沦陷，由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的四年间，香港人口增至一百六十多万人。此际香港的吸引力在全国范围内大增。作家萨空了写道：上海人到港十几万。香港第一次有这么多广东以外的“外省人”。这也是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里，徐太太对住在上海租界孤岛的白家所说：“这两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当时在香港的作家穆时英宣称，香港是“全国唯一的、最安全的现代城市”。这大概是香港第一次成为全国级的文化中心城市，虽然在一九三七年前它已经跟广州一起是广东文化的两大中心。萨空了甚至说：“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至少将有一个时期要属于香港。”他特别看好香港的文化：“这个文化中心，应更较上海为辉煌，因为它将是上海旧有文化和华南文化的合流，两种文化的合流，照例一定会溅出奇异的浪花。”

　　可惜这次合流的时间太短，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就戛然而止了。

　　一九四五年香港再次被英国人占领。一八四一年英人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占领港岛，一八五六年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占领九龙半岛，一八九八年租借了新界和离岛但用了十个月才占领。一九四一年日本人从英国人手中抢占香港，到一九四五年英国人可以说又是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占领香港，他们完全不顾盟军的协议，即中国战区的日方要向中国政府投降。香港的中文媒体一般称日治的结束为香港的“重光”，这真是对英国殖民者的恭维，因为大家都认为英国殖民者比日本军国主义者好。

　　一九三七年前，殖民地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友善的，曾发生多次迫害或递解出境事件。抗战开始，国共合作，英人态度也有变。一九三八年，中共得到殖民地政府同意，在香港建立以廖承志为代表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太平洋战争期间，共产党的东江纵队英勇抗日，在战争结束那刻，应是日军之外在香港及深圳地区最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不过当时他们夹在英军与国民党军之间，就算从日方手中接收了香港也还是无法保住的。当时，中共选择了跟英方谈判。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当时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区委，派谭天度为代表，与港督代表进行谈判，做了九点协议，包括英方承认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开的各种机构，允许中共人员在港居住、往来、募捐、出版报刊、成立电台，条件是中共武装要撤出香港。一九四八年中共在大陆已胜利在望之际，香港新华社的乔冠华再次告诉殖民地政府，不会收回香港。由此可见，这个决定，的确并不是如某些说法所言，是因为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才订下的。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新政权的西方国家之一。

　　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一年，国家领导人还多次向香港的中共人员解释为什么不收回香港，并转达周恩来的战略想法：中国必须分解英美，抓住英国人的一条辫子。香港就是这条辫子。这才造就了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七年之间的香港。香港也由此有了这一段如长期居港的新闻工作者理察·休斯一九六八年所说的名句：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

　　从发展的道路上来说，香港不像其他一些未发展地区有自然资源可开采，也不能依赖农作物的种植出口业，它的发展只能靠劳动密集而且带竞争性的小制造业及小服务业。加上当年殖民地政府没有提供生活保障，而社会福利更是杯水车薪，遂形成一种全民工作观，人人要自力更生，人人要开工食，社会大众视努力工作甚至辛苦创业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人的刻苦耐劳、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风气、上海调教出来的外省人的经营工夫、移民资本家的资金，在艰苦的五十年代都被派上用场，后来被认为代表香港性格的创业精神及can-do(搞定)精神大概就是因为当年这种经济形态而被激发出来的。

　　在朝鲜战争时期，香港的一些走私客，将被外界封锁的禁运物资经香港(及澳门)偷运回内地，这些人中除了爱国商人外，还有在商言商的商人，包括一九四九年前后为了躲避共产党而刚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的上海商人。这大概也是香港商人的特征——意识形态上充满弹性。

　　香港在“冷战”期间，虽然总的来说站在美国为首的一方，不过，隔在“冷战”另一方的中国内地并没有因此惩罚香港人。它一直向香港供应日常必需品，而且价格相对于其他进口货是低廉的。如果没有内地的低廉食品和饮用水供应，香港日常生活是无法维持的。就算在内地最困难和动乱的时期，内地也没有中断过向香港供应必需品。

　　直到“文革”前，中共对香港的工作，在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的领导下，一向都很务实，尽量不给殖民地政府增加压力，在港的宣传部门，宣传的也只是民族情感式的爱国，而不是反殖或大陆式的社会主义，让香港自寻在资本主义世界内的致富之路。

　　香港一九六七年的社会骚动，或叫“反英抗暴”，是以劳资纠纷开始，反映了累积的民怨，但在之前及之后的多次重大工潮中，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在香港以新华社香港分社名义)从不把事件升级，而只有在这一次才总动员跟殖民地政府做誓不两立的对抗，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由于“文革”——中央文革小组暂夺了周、陈、廖中央外办的权并传递了误导性的鼓励信号给香港左派。用长期在港做宣传工作的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的话：“那是一场反英反资反港，害人害己害民的大灾祸……其源盖出于北京，来自林彪与‘四人帮’……我们香港中共党人也有自己左的错误思想和私心杂念，对这场灾祸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争取工人合理权益与“打倒港英政府”是两个层面的事，以打倒殖民地政府为目标的“反英抗暴”确不是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香港政策，也偏离了香港左派的长期工作取向。除了这个“文革”高峰时期外，香港左派的宣传机构可说是忍辱负重。负重是为要维系大多数港人——本来部分港人是因躲避而来港，恐惧之心可以理解，不过仍要努力争取包括他们在内的大部分港人，因为从内地出来的那一代港人，虽然对政权的认同有分歧，大多数仍是心系祖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