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百年五牛图之三：关于张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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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何说起
现在的报纸很多。但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委实没有多少看头。我已经很少看报了。想起曾经象追星族一样追着读过多年的两份报纸，恍如隔世。
我指的是<<体坛周报>>和<<南方周末>>。
老读者应该都还记得<<体坛周报>>在上届世界杯前后卑劣下作进退失据的丑陋表现。让人倒足了胃口。从那以后我就再没买过这份报纸。
至于<<南方周末>>了，情形则更为复杂一些。自从宣传部官员空降出任主编，牢牢把握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逐渐把南周改造成为主旋律大合唱的一个声部，多年纠集的精华风流云散，每况愈下，一蹶不振，终至惨不忍睹。有心的读者仔细看看前期它煞费苦心为顾雏军预作的无罪辩护和对长虹管理层曲线收购化公为私的回护，再看看该报科龙和长虹的广告，就知道南周不光被主义奸污得苦，而且与钞票也早已沆瀣一气，甚至已然不顾起码的体面。可叹的是，一些痴心的朋友还在盼望它能起死回生呢。
我曾买过南周十余年，一期不拉。后来是积习难除，偶尔买买。现在已是意兴索然，割袍断义。偶然在图书馆翻翻，常常也只是一声叹息。它完了。
唐人诗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深知南周不容易。所以我对它保留了足够的耐心和原宥。但这毕竟是有限度和底线的。眼下，我对它已无所期许。
曾经满腔热情地向一些亲友推介过它，为南周扩大影响和销售作过默默的贡献。甚至外出旅行，在车站、餐馆、酒店、商场.看到拿着或看着这份报纸的人，也没来由地多出一种亲切之感，觉得吾道不孤，深感快慰。
原来南周很俏，一般上市当天即可售完，有时还要交代熟悉的报亭预留。现在，它明显已成滞销品。看着报摊上脏兮兮的过期南周，宛如想起一个当年风姿曼妙才貌双全而今却红颜褪尽风尘仆仆的昔日同窗，心里真是五味俱全。
对我而言，两份曾经那么优秀、伴随本人度过许多美好或是寂寞时光的报纸都已经名存实亡。
现在，我们读什么呢，在嘈杂喧闹而又万马齐喑的无声的中国？
将来的预期似乎比较模糊。那么，不妨回过头来看看过去。
不由想起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
梁某认为：百年中国，1949年之前的<<大公报>>是最成功的报纸，张季鸾先生是最杰出的报人。
二.榆林张季子
张炽章，字季鸾，后以字行。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父张楚林，少年时期蒙受总兵刘原基、知府蔡北槐赏识，弃武从文，考中进士，以知县分发山东。为报答知遇之恩，张楚林在家中设立刘、蔡二人牌位，令子孙后代不绝祭祀。这种知恩图报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张季鸾。他后来曾自述其基本人生观为：“报恩主义：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认为这是理解张与蒋介石关系的一把钥匙。
13岁时，少年张季鸾不幸丧父。历尽千辛万苦，与母亲扶柩回到故乡榆林。母亲王氏是一位善良、坚强、有主见的女性，她一人独立承担起艰难的家计，令张季鸾外出游学。先后在榆阳书院、宏道学堂就学，历受名师指导点拨，成绩优异，打下深厚扎实的古文和史地基础。1904年到省会西安应试，深受学台(教育厅长)沈卫器重，并与其侄沈钧儒及于右任等订交。若干年后，张、沈、于等都成为民国名人。
1905年，经沈卫保举，选中官费留学日本。因办理母丧及学习日语，次年才得以成行，东渡扶桑。先入经纬学堂补习日语，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经济学。业余主编陕籍留学生出版的<<夏声>>杂志，鼓吹革命。同时经常为国内报纸寄稿。
虽然思想激进，朋友亦多为同盟会人，且不乏要员；但张季鸾已经决心要走“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道路。他又一直主张新闻工作者要超然于党派之外，才能保持客观公正；所以，他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以后也从未参加任何党派。鹤立云中原矫矫。
张在日本留学5年，好学深思，对日本的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风俗人情，都作了认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日文水平也相当之高。当时日本学者评价说：中国留学生中，日文写得流畅清丽的，首推张炽章（季鸾）的论文和戴天仇(季陶)的书信、小品。1911年春，学成归国，应于右任之邀，出任辛亥革命前后很有影响的报纸上海<<民立报>>编辑。正式开始报人生涯。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张季鸾及时向<<民立报>>拍发新闻电，报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职情况。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拍发的新闻专电。
此后十余年，辗转京、沪办报，历任多家报社总编辑。直声、文名天下皆知。但当时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新闻行业的外在环境甚为恶劣。以张季鸾之槃槃大才，一腔热血，仍无充分施展身手的舞台。其间还曾两度从政、两番入狱。
两番入狱就不去细说了。无非是坚持报人的情操和良知，揭露了反动政府和无耻政客的疮疤。这分别是袁世凯和段祺瑞时期的事。
两度从政，一是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虱时，由于右任推荐，出任总统府秘书，参与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后随孙中山去职。为期很短。
另一次是在1925年，经由时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好友胡景翼推荐，获任为陇海铁路会办。这是当时数得上的肥缺。结果，他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拂袖而去。扬言：“不干这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诚如于右任后来作诗追念所云：“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他随后去了天津。一时无固定工作，凭稿费维持生活。做了一段时间的第一代“自由撰稿人”。
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外便为霖。
条件逐渐成熟。机会终于来临。
1926年春，天津<<大公报>>停刊。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这三位都曾留学东瀛的老友风云际会，情投意合，决定接办下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确定由吴出资5万元，改组为“新记”<<大公报>>，于9月1日复刊。吴鼎昌任社长，只负责采购白报纸，不过问具体社务。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持编辑、言论工作。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揽经营及人事大权。报社大政方针，三人商而后行；有分歧时，少数服从多数；各各不同时，以张先生意见为准。为保持独立性，拒绝接受外股投资，打算情况最坏也不过将5万元钱陪光了事。为此明确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三位先生各擅胜场。他们合作的决心、诚意、效率和成就令后人惊叹和惭愧。
当时国内形势也正在发生变化。国民革命军已经出师北伐。
正是由于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契合，才成就了百年中国最成功的报纸：“新记”<<大公报>>；以及它的灵魂----最杰出的报人张季鸾先生。
很快，<<大公报>>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成为新闻行业的一面旗帜。一纸风行，朝野侧目。它在经营方面也十分出色，利润丰厚。而且人才辈出，犹如雨后春笋，令同行羡慕不已。
巨大的荣誉和成功就这样不期而至。
中原大战鹿死谁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面抗战局面形成......，张季鸾和他的<<大公报>>都发挥了巨大的、人所不及的作用。
可惜张先生没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在重庆逝世。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
陪都新闻界和各界人士为张季鸾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国共两党领袖蒋、毛诸公同声哀悼。蒋介石、周恩来都亲自参加公祭并致送挽联。
蒋的挽联是：
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
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周恩来、邓颖超联名赠送的挽联写道：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
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张季鸾的不幸早逝，不仅是《大公报》的塌天之祸，而且也是新闻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重大损失。
张季鸾逝世后，全国新闻界首倡公葬于陪都重庆。由于张的家属和陕西省各界以归葬故乡为请，经过公议改在西安近郊长安县竹园村安葬。1942年9月，陕西各界隆重举行公祭大会，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蒋介石再次亲临致祭。我实在想不起来这个独裁者还曾对何人如此念念不忘，一往情深。
1944年11月，张季鸾惟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由其平生挚友胡政之主编出版。当时正值抗战最困难时期，书出得比较简陋。1988年张先生百年冥寿之际，台湾方面出了精美的新版。
文革期间，张先生陵墓被红卫兵捣毁。
就本人所知，在垃圾读物汗牛充栋的眼下，尚未见任何一家大陆出版社出版过一代报人哪怕是一本薄薄的文选。
好在季鸾先生生性豁达，不象当代才子那般自恋，不会计较这些。他曾对及门弟子徐铸成说：我们的文章上午见报，大家看了；下午就拿去包花生米啦。言之坦然，毫无不快。
但我不知道：后人、历史，将会如何评说？
三.报人模范
季鸾先生自1911年参加<<民立报>>工作，到1941年逝世，度过了整整30年的记者、报人生涯。起初历经坎坷，备尝艰辛。1926年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后，如鱼得水，龙飞九天，15年间，意气风发，驰骋报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朝野一致景仰，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享誉之高，不惟国内罕有其匹，就是在欧美新闻人中，也不多见。
张季鸾是蒋介石心目中的首席“国士”、“宾师”，极蒙礼遇敬重。蒋誉张为“一代论宗”。两人之间的恩怨情仇饶有意味，颇值一说。这且留待下章细叙。
周恩来才能之大、眼界之高，以及他与蒋的分离遇合，大家都很清楚，无待烦言。但张季鸾却又是周推许仰慕的“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报人模范”，并引起各界广泛共鸣。这就很不寻常了。下面，梁某尝试从三个方面入手，对季鸾先生何以能够在为数不少的民国优秀报人中出类拔萃，成为众望所归的报人模范，一代论宗，作一点初步分析。
1.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这是最关键、最根本的所在。是一个人、一份报纸乃至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和命门。
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架马车”合力而为的新记<<大公报>>横空出世。张亲撰社评<<本社同仁之志趣>>，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开宗明义，即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力图保持报纸的独立、客观和公正。大致可以说，1949年之前的<<大公报>>坚守了这一宗旨，并做得相当出色。它的成功,决非偶然。
张季鸾作为一名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浓厚自由民主思想的报人兼政论家，其政治立场和倾向十分鲜明，对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制度，进行过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他先后在<<大公报>>发表过<<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关于言论自由>>、<<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等多篇社评，大声疾呼统治当局新闻检查机构对于各界言论和新闻舆论，应“力采宽大主义”，“充分尊重人们权利之精神行之”，“凡批评政局政策及官吏行动者，除非其主张有阴谋反动之嫌，概不禁止”，主张实行尽量允许自由发表言论的政策。“若当局持吹毛求疵之态度，则中国永无言论自由可言矣。”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4月29日，张季鸾写出社评<<党祸>>，抨击蒋介石杀戮青年、残害进步。社评说：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蒋介石曾表示过服从，现在却翻云覆雨，大开杀戒，实属口是心非下流丑恶的两面行为。张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极端抗议”!
同年12月2日，也就是蒋介石宋美龄新婚次日，张季鸾写了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抓住蒋本人关于“婚姻与革命”的文章和言论方面的矛盾与破绽，斥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徇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等等，还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文章纵横捭阖，冷嘲热讽，逻辑谨严，文采出众，可谓珠圆玉润而又痛快淋漓，是一篇很出色的文字。蒋对张“久仰久仰”，但很可能正是此文彻底征服了他，使蒋总司令下定决心，放下架子，主动与张缔交。建议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原文细读。端的是精彩极了也么哥。
1930年，张季鸾派曹谷冰去苏联采访新俄，并作了一系列实事求是、有褒有贬的客观报道和评论。当时正值国内反苏反共高潮。
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抓住发展契机，拓展报馆，增购新型设备，扩充员工，改进版面，不失时机做大做强。
1934年元旦，大公报在要闻版显著位置刊登《本报特别启事》说：“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位先生如下（以姓氏笔画多寡为序）：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1月7日，胡适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作为首篇“星期论文”在大公报发表。从此，大公报社评由浅近文言文改用白话文，更易为学生和大众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影响的扩大，“星期论文”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从1934年1月到1949年6月，作者达200多人，发文计750余篇。“星期论文”是《大公报》的独门创意，延绵不绝达15年之久。作者阵容异常强大，多为专家学者、教授名流、军政显要。内容涉及面的宽度和深度非比寻常，影响巨大，为加强报纸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联系、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以敦促政府实行言论开放和新闻自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34年，<<大公报>>的子报<<国闻周报>>曾连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肯定苏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值得认真思考、研究，决不是什么“土匪”、“流寇”。
1935年11月起，<<大公报>>开始连载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的事迹。国民政府对此极为不满。
1936年丙子双12事变，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对国共两党的起落兴衰都具有决定性影响。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张季鸾和<<大公报>>发挥了举足轻重而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作用。这个问题将在下章作详细阐述。
中日关系是当时的重大问题。张、胡、吴三位先生都是留日学生，通晓日本政情，与日本朝野人士多有接触联系，对之研究有素。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迥异时流，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张季鸾大量的时事性社评中，有关中日关系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1928年，北伐军到达山东时，日本一手制造了济南5.3惨案。<<大公报>>对此有所预感，事前曾经发表警惕性言论。事件发生后，及时对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在具体主张上却提倡隐忍持重的态度。
对于1931年的9.18事变，也是如此。事变前夕，张季鸾凭借他对日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与了解，已清楚觉察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极其巨大危险性。在7月12日发表的《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一文中，他忧心忡忡地指出：“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国一切赖舶来；日本且叹‘不景气’，中日前途更是何等结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惧者一也！”事变发生后，他在11月22日撰发著名社评《国家真到危重关头》，对9.18事变后两个月来国内外局势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并提醒政府和国人：“盖日阀行动，证明其志在灭中国，不止在并（东）三省，其行动之范围，常以国际形势所许之最大限度为限度，而求以最小牺牲，得最大效果……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但不主张意气用事，认为应先行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凝聚国力，不能轻易“一战”。报纸因而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唾骂，报馆还被人投了炸弹，张季鸾本人也收到过一个炸弹邮包。但张先生和<<大公报>>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张、胡相商，决定“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空气低头。”他们其实才是最坚实冷静的民族主义者，与“爱国贼”恰成对照。
1937年7.7事变爆发，北方大局急转直下。7月27日，日军大举进攻北平；次日晚，进攻天津。29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艰苦牺牲的起点>>，认为事情的性质和时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力主坚决抵抗，全面抗战。这种立场对全国的舆论和人心、对国民政府的决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直至抗战胜利，<<大公报>>都是我国新闻舆论界的一面旗帜，执国内言论之牛耳，朝野关心，中外瞩目。
1941年皖南事变(百年中国，“事变”何其之多!可惜很少有什么好事。)发生后，张季鸾曾指责中共违背军令，“破坏抗战”。同年中条山战役后，张季鸾、王芸生批评中共部队第18集团军养敌自重，游而不击，“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一时间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反响。中共深感不快。周恩来亲自致信给张、王二先生，进行反驳和解释。
......
张季鸾和<<大公报>>顶着来自左、右双方的巨大压力，特立独行，态度很有点类似鲁迅所谓的“横站”，孤苦万状，危机四伏。结果，山重水复之后，柳暗花明；狂风暴雨过去，彩虹出现。这也是那个兵荒马乱波诡云谲岁月的一大奇迹吧。
2.腾龙跃虎，游刃有余
1938年在汉口，周恩来就曾对<<大公报>>名记徐盈等人说：“做总编辑，要象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慨，如腾龙跃虎(一作游龙飞虎)，游刃有余。”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开“党报党刊”不算，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就是<<大公报>>。直到1958年，毛还这样教导中共新闻界头面人物、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至于蒋介石对张先生的敬服不暇，上文已有涉及。下章将有专述。
那么，张季鸾究竟是怎样当他的总编辑的呢？居然令曾经沧海的国共两党最高领袖不约而同加以推重，甚至经久不忘？
张季鸾身材不高，夏天常穿一件丝绸长衫，潇洒从容。人较瘦弱，但双目炯炯有神。说话急时略有口吃。待人接物，亲切和蔼，随随便便，无拘无束，常常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
根据三巨头的分工，张先生负责处理版面、指挥采访、撰写评论。他做这一切，得心应手，有条不紊。白天，他忙于接触各界人士，促膝谈心，了解社会各方面最新动态。。每天午后到报馆主持编务，首先看当天送来的经济行情，因为那时的公债涨落、外汇升降最能反应国内政局的变化。其次是翻阅日文英文报纸。对京、津、沪出版的其它报纸也略加批阅。然后评判长短，分配、布置工作。晚间亲自处理重要新闻。板式安排，主要标题，他都要斟酌推敲，精益求精。重要社论，往往亲自动手，下笔千言，一气呵成，如同“宿构”。他工作起来有两大特点：一是不管周围环境多么嘈杂，他都能全神贯注写稿；二是知识丰富，对于时事了如指掌，并富有远见和预见性，有关国内外的重要数据，不论今古，都能熟记无误。终日忙碌，工作认真细致，却又能游刃有余，驾轻就熟，一切井井有条，毫无手忙脚乱之态。
季鸾先生写文章态度十分严谨，执笔前深思熟虑，文章通篇情绪饱满，遣词造句一丝不苟。谈论一些问题，往往能够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文中常有精美警策的对仗句，读起来琅琅上口。他认为，写文章立意固然要不落俗套，而文字尤其需要推敲妥切，不能留有漏洞，而为他人所乘。他的文章无隙可乘，无懈可击。他对处理新闻的态度，是力求准确、客观、忠实、全面，并且很注意细节。
与梁启超纵横捭阖、跌宕起伏的文风相比，张季鸾的笔墨更注重逻辑的严密和议论的周全。有台湾学者认为：“论文笔，论影响力，他超越了梁启超。”
《大公报》的巨大成功，得力于三巨头的无间合作。他们都是人杰，且各有所长。但最重要的，还是靠张季鸾的一枝生花妙笔。
梁某认为，百年中国新闻史，无论见识、人品、事功还是文笔，张季鸾先生都是最杰出的报人，他在编辑、采访、评论及培养新闻人才等各个领域都有创造性的、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3.名士风度，菩萨心肠
季鸾先生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自蒋氏中正以下，举凡政坛领袖、学界名流、商业巨头、金融大鳄......皆乐与之为友，并引以为荣。自不待言。还有些比较特殊的角色。
西藏的达赖和班禅，都与他互相仰慕，书来信往。而张先生是无神论者。戏剧名家梅兰芳、俞振飞都把他当作高端票友。先生病逝后，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据杜老板的左右说，从没见过他这样如丧考妣。
张人缘极佳。又特别喜欢并善于提拔扶掖年轻人。
1940年前后，张由重庆到香港小住养病。当时，港版<<大公报>>由其得意门生徐铸成主持。徐平时工作很忙。一天，徐午时方睡醒，张打来电话，说：“叔平先生(即方振武)今午邀我吃便饭，请你作陪，你赶快来罢。”当时，季鸾先生已经难得写文章。徐到方家时，张笑着对他说：“为了让你安安心心散淡半天，我今天早晨已把社评写好了。”于是徐偷得浮生半日闲，痛痛快快玩了一下午牌。他对张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感到由衷的温暖和感激，垂老不忘。
民国元老于右任曾这样形容他平生挚友张季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而张之轻财好友，待人忠厚，豪爽仗义，慷慨大方，又是天下闻名的。
同为著名报人的好友邵飘萍1926年间被奉张杀害。季鸾先生刚由上海流落到天津，经济上也捉襟见肘。但他克服困难，慨然相助，把邵的遗孀祝文秀和她的母亲接到天津，一住就是三年，张每月馈赠10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高级编辑的月薪。
1934年，张先生回榆林探亲、扫墓并为父母立碑。他特别关心故乡的教育。临行前，发动各界朋友募集资金5000余元作为贫寒学子的奖励基金，并带头捐助500元。
1937年8.13沪战期间，张老年得子，他的亲友和党国权贵们，赠送了许多贵重的金银饰物，作为贺礼。张推辞不得，便予以集中封存，并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及至1939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大献金时，季鸾先生慷慨解囊，把这一大包金银首饰扫数捐出。妻子想留下一、两件作为纪念，也被他劝阻说服。追念前贤，对比当今，真令人欲语还休。张50大寿时，于右任献诗：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战时重庆，一度流行白喉症，特效针剂奇贵，一般病家无力承担。张先生趁去香港机会，自费买了几箱针剂带回陪都，捐赠给医院。他平生不事积蓄，临终身边只有10元钱。胡政之说：“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
张先生名士风度，为人简淡放达，不象胡政之那般精明干练，明察秋毫。偶尔也受小人之欺。只要不是大事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也并不计较。
张季鸾信仰并奉行“报恩主义”。其实，他岂止是报恩!他同时也在施恩：向亲友，向新闻界，向社会，向国家，向一切。而且行之坦然，浑若不觉。这点让我尤为敬仰。前辈风范，真不可及。
......
凡此种种，足证周恩来挽张季鸾联中所云：“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良非虚誉，实为恰如其分的知人之言。
四.国士精神
民国时期，有个很流行的说法：作为大独裁者，蒋介石把天下人都视为自己的部下(小举一例：西安事变发生后，身被监禁、生死未卜的蒋见到阔别十年的周恩来，开口就是：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至于毛泽东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则是后话)；惟有一个人是例外，可以与他平起平坐。这个人就是张季鸾。
梁某认为，作为政治家，蒋介石的才能、尤其是个人魅力，是不如毛泽东的。诗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予智予雄，通权达变，无法无天。武夫蒋介石则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招揽贤达，敬慕君子，注重个人修养，颇有容人雅量。比照刘少奇、林彪、陈伯达、田家英等人与阎锡山、陈诚、陈布雷、陶希圣等人的遭逢命运，是很可以看出问题的。
张季鸾与蒋介石都曾留学日本，都见过孙中山。张在日本主编<<夏声>>杂志、声名初露时，蒋就有所知闻。辛亥革命前夜，一大批热血青年陆续回国报效，蒋、张也差不多同时回国，一个拿枪，一个操笔。辛亥革命后，已经是著名记者的张季鸾因为披露袁世凯为寻求日本支持出卖国家主权和段祺瑞与日本签署出卖民族利益的借款密约消息而两陷囹圄，令蒋深为钦佩。1927年，蒋事业初成，头角崭露，新婚燕尔，春风得意。不意张季鸾先后发表<<党祸>>、<<蒋介石之人生观>>两篇文章，给了他当头一棒。尤其是后文，砸到痛处，正中要害。这使蒋充分领略了张季鸾笔锋的犀利和新闻舆论的重要性，下决心刻意交结。
机会很快就来了。张季鸾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1928年在河南郑州。6月，北伐军已攻至京津。张季鸾于22日到河南辉县百泉采访冯玉祥，得知蒋介石沿京汉路专车北上，张即陪冯于7月1日凌晨赶到郑州迎接。张又意外遇见与蒋同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秘书陈布雷和总参议张群。邵、陈是张在新闻界的至交，陈布雷为蒋所用前也是名记，并一度与张季鸾齐名。畏垒一苇，一时瑜亮。张群则是他留日时就熟识的老朋友。经他们介绍，张季鸾与蒋介石“悦然面悟”，进行了全面的交流沟通，初步缔交，双方都感到开心和满意。
自郑州晤面后，蒋对张的好感，对<<大公报>>的嘱望日渐加深。蒋每日必看<<大公报>>，在他的办公室、公馆、餐厅各置一份，以便随时查看。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很想能得到张季鸾和在民间早已声名卓著的<<大公报>>的舆论支持。1929年12月27日，蒋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电全国报馆，发出求言诏书，电文的抬头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钧鉴”。此电一发，算是以官方态度明确肯定了<<大公报>>舆论权威的地位。
1931年5月2日，在纪念<<大公报>>发行10000号时，蒋介石送来亲笔题写的“收获与耕耘”贺词，称该报“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
1934年夏，蒋介石在南京大宴百官，人们惊奇地发现，紧靠蒋左边席位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的报人张季鸾，而且还看见蒋给张频频斟酒布菜，二人谈笑风生。与宴者莫不有“韩信拜将，全军皆惊”之感。1938年抗战正酣，可蒋介石却未忘记这年农历二月初八是张季鸾50寿辰，特向正在汉口的张致电祝贺，并派人送礼慰问。 ......
从此，张季鸾参与国府的最高决策，内政外交，与闻密勿。蒋对他言听计从。但蒋试图延请他正式从政时，张委婉坚决地予以拒绝。象胡适一样，张季鸾更愿意保持平民身份和民间立场。他的好友吴鼎昌，则欣然出仕(请注意：不是“致仕”!)，历任党国多项要职。出山前，依据成约，吴辞去了<<大公报>>社长一职。
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又说：君子和而不同。作为“报恩主义”和民主自由的信奉者，张季鸾在这两方面的作为和表现都是令人叹服的。
1930年代前期，虽然饱受内忧外患，战乱不断，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相当之迅速，国力猛增。各霸一方的地方军阀被逐渐消灭，国家趋向统一。被蒋视为心腹之患的红军也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最后，全军只剩下3万人左右，被压到陕北一隅，地瘠民穷，士气低落。西路军全军覆没，国际道路没有打通。东征山西又损兵折将，名将刘志丹阵亡，无功而返。国军精锐胡宗南、关麟征等部步步进逼，形势逼人。毛泽东、周恩来一筹莫展，成天忙于给党国权贵及各界名人写信，试图停战求和，争取获得喘息机会。正在这关键时刻，张学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西安事变的发生，<<大公报>>不是没有预感的。以往蒋介石出巡，<<大公报>>只是作一般性报道，不象时下的报刊电视一样，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起居注。而此次蒋到达西安后，<<大公报>>一反故常，报道密度非常频繁。在其中一篇报道中，甚至已经点明：“时下的西安有一种乖戾之气”。明眼人一看就可知个中况味。
尽管有所预见，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终于爆发时，<<大公报>>还是与当时举国上下一样，无比震惊。
12月13日，正在天津的张季鸾“在报馆里坐卧不安，来回踱步，不断催促驻外记者回报消息。这一天他连饭都未顾上吃”。后张对徐铸成说：“他们要蒋先生答应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进攻，各个击破。”这番话表明了他对事变的理智之见。张当日赶写一篇社评，题目竟是<<西安事变之善后>>，表明张已对事变存有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的基本构想。张在社评中还说：“解决时局、避免分崩”，“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各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次日，张又写了<<再论西安事变>>的社评，呼吁全国各方以大局为重，呼吁张学良、杨虎城“幡然回悟”，尊蒋之中心地位。
张季鸾对事变的内幕了然于胸。12月18日，他又写出<<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这是一篇举国传诵、直接深度影响了事变解决方式、必将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全文如下：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
张季鸾
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著，鼓动著，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剀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著！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著焦燥著，祈祷你们悔祸。
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後在国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於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带著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著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燥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蒋委员长明知你们空气不稳，而一再到西安，对你们始终信赖，毫不防备，也就是因为特别同情你们之故。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後，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使诚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拚命，那么你们怎样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著，中央不肯打你，现在讨伐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正往陕西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乃既拚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
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仰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大家应当互相拥抱，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祖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的泪一定更多，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多几十倍。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彀。此次之後，他看见全国民这样悲忧，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前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这样牺牲，而又受你们的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从此之後，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你们记住几点：（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自己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生一个命令就解决了。（三）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你们有什么意见，待蒋先生执行职务後，尽可以去贡献，只要与国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采纳，一定比从前更要认真去研究。（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讨伐，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恳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我们是靠卖报吃饭的，谁看报，也是一元法币一月，所以我们无私心。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尽有大家成功的机会，所以不得不以血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与各将士。我想中国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能挽救。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同时请西安的耆老士绅学生青年，都快去求他们照这样做。这是中国的生路，各军队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万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国，这几天都以殷忧的目光，望著西安阴郁的天空。赶紧大放光明罢！万万不要使华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国历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纪念！我们期待三天以内就要有喜讯，立等著给全国同胞报喜。
此文一出，国民政府当即让大公报馆加印了400000份，派专机飞往西安上空散发。至于所起到的作用，据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一书记述：“所有东北军及杨虎城所属看了这张传单式的社评，马上改变了态度。张、杨二氏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后来笔者亲自遇见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高级军事将领，他们描述那张传单的功效时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感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其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指张学良。国军，蒋总司令，张副总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面的文章，他看完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刻招集会议，讨论一切。后来的变化虽然多半受委座品德的感召，但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陈当时在台湾。为了坐实此事，他继续说：“如今参与其事的将领，还有在台湾的，一问便知。”可见这封公开信在西安事变中影响之巨。
1988年，是张季鸾先生百年寿诞。大陆没有举行任何纪念仪式。台湾则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季鸾先生的哲嗣张士基，由此去了台湾。垂垂老矣的少帅亲予接见，亲和有加，并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这篇社论。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对张学良影响之大、刺激之深，不难推想。有惊无险平安获释后声誉反而上升、地位更加巩固的蒋介石作何感想，不问可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外各方面合力所致。但张季鸾和<<大公报>>的作用，不容忽视。
从此，蒋、张彼此之间深觉感恩知己，关系更进一层，终生不逾。吴鼎昌曾得意地对别人说：只要对蒋先生客气一点，我们谁都可以骂!牛气十足。
张季鸾对蒋介石的回报，不仅仅是对蒋个人友情的知恩图报。综观张的许多主张、观点、评论，应是基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这一民族主义立场。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踏上中国东北三省，中国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了。没有政权中心，群龙无首，就要挨打，就要亡国。张季鸾认为，当时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拥护国民党为“政治中心”，国家事业才可达成。在当时，中国国内任何别的党派组织都不可能把握全国局势，更谈不上有军事力量、物质力量、动员力量来抵御外侮，保卫国家了。张季鸾的这个主张就是“国家中心论”。
其实，张季鸾对蒋介石是有所保留的。他曾叹息着对徐铸成说：“我的中心思想，是要抗战救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他进而说：“当然，我仍希望蒋先生从一党一派的小圈子里跳出来，真正成为全民的领袖。建国大业如果在他手里一手完成，可以顺理成章，省事得多。但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他着重考虑的是国家利益。
而对张季鸾和<<大公报>>的一些独立作风，蒋介石亦感不快。
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就派记者到红区采访。1930年4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和“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此后，还报道过红军英勇作战、士气旺盛的事迹。1934年6月，<<国闻周报>>连续发表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介绍文章，向世人宣示，红军不是国民党宣传的“土匪”、“流寇”等。当时，记者范长江就是看了这些文章后，萌生到陕北、西北考察的念头。经张季鸾首肯和安排，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旅(那才算是而且不仅仅是“文化苦旅”呢。一笑。)，先后写出<<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陕北共魁刘志丹>>等30余篇通讯报道，<<大公报>>予以连载。此举使全国人民开始客观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长征，知道陕北有个毛泽东。一时间，<<大公报》名声大振，范长江一举成名。1935年<<大公报>>登出范长江写<<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通讯，蒋介石看到后，深感不快，把张季鸾叫到官邸予以指责，两人大吵一顿。这是张与蒋比较明显的一次不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但这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同情、理解和惺惺相惜。
何谓大家气度？何谓国士精神？请看榆林张季子！
五.桃李满天下
重庆时期，《大公报》的发行量相当于其他所有报纸（包括国共两党党报《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在内）发行量的总和，是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大报。作为《大公报》的中心和灵魂人物，张季鸾对此发挥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可以称述的地方实在太多。该报人才济济，层出不穷，是其得以事业鼎盛、笑傲江湖的根本原因。而这与张先生对人才不拘一格的鉴识赏拔、独具只眼的勤教严绳、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兼容并包的恢弘气度，密不可分。
别的且不说，单是开列一份《大公报》群英榜，就会长得令人吃惊，羡慕得令人叹息。下面，我根据自己的理解，简单介绍一下几个资深的大公报人及其与张先生的渊源，俾使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1.王芸生
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学徒出身，自学成材。1929年，王写文章与《大公报》辩论，引发张季鸾的注意。当年夏天，王芸生向张季鸾发出了一封求职信。张季鸾亲自到王住的地方，接他进了大公报社。
1931年9.18事变，东北沦亡。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了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讨论报纸今后的编辑方针。张季鸾严肃指出：国家已经面临紧要关头，我和胡、吴两先生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他宣布了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二为教战。明耻，就是说先要让人民从近代史了解外侮的由来。当场指定记者汪松年负责编辑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关系史，王芸生协助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后因汪才力不足，改由王独立完成。这就是后来陆续在报纸发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已辑成7卷本近200万言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由来。该书颇受中日双方的重视，也使王芸生一举成名。教战，就是阐明现代战争中武器设备、后勤保障……的发展演变和具体措施，不打无准备之仗。为此，《大公报》专门开设军事周刊，特邀曾与蔡锷齐名的著名军事家蒋方震（即蒋百里）主持编辑。
1935年，张季鸾提拔王芸生为编辑主任，王一跃成为大公报核心人物之一。1936年，日寇进逼华北，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大公报》未雨绸缪，创办了上海版，王芸生任编辑主任，开始参与社评写作。王干得很出色。1937年12月12日，日军要检查在上海租界出版的中文报纸，《大公报》自动停刊。胡政之遣散了包括徐铸成、萧乾在内的全部职工，独留王芸生一人调往汉口，参加汉口版的言论编辑工作。
在此前后，王芸生曾两度应邀为蒋介石上课，主讲"三国干涉还辽"等中日历史问题。蒋待王如上宾。
1938年1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创刊。张季鸾因肺病时轻时重，逐渐将编辑业务交给王芸生处理。王先是代理总编辑；张先生逝世后，正式继任总编辑，并任社评委员会主任。重庆时期是《大公报》的黄金时代，也是王芸生个人事业的高峰。
萧规曹随。大体而言，1949年之前，王芸生继承了张季鸾的衣钵和事业，而且做得还算差强人意。王一秉张"横站"的精义，执中持平，左右开弓。他发表了一大批很具影响力的社评，如《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拥护修明政治案》、《看重庆，念中原》、《质中共》、《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等。国共两党一方面极为重视，另一方面又各有不满。但这恰恰就是大公报的风格。
重庆谈判期间，王芸生曾当面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毛、周均感不快。
1948年，天地玄黄，，江山即将易手。国民党也加强了舆论控制。《新民报》、《文汇报》等民办报纸先后被封杀；《观察》、《民主》、《时与文》等周刊风声鹤唳，一日数惊；胡政之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大公报》何去何从？王芸生苦闷焦急，彷徨无计。
经过《大公报》名宿同时又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杨刚、李纯青作耐心细致的工作和穿针引线，特别是同年10月30日得到毛泽东本人的口信后，王芸生感觉有了依归，打消疑虑，急剧左转。
1948年11月10日，《大公报》香港版发表题为<<和平无望>>的社评，系王芸生亲撰。文章罗列国民党统治的种种罪恶，说明其覆灭必不可免，指日可待；对其残余势力要穷追猛打，不让其苟延残喘，直至最后胜利。
《和平无望》的发表，标志着王芸生和大公报立场的根本性变化。人谓是王芸生和大公报"香港起义"。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分水岭。
我特别注意到：陈布雷自杀，恰在1948年11月12日。作为名记出身的党国大员，陈布雷多年主管舆论文宣，位高权重；而又和蔼宽容，洁身自好，素有“一代完人”之称。张季鸾、王芸生与他互相敬慕，私交甚好。陈自舍前夕，金陵王气黯然，江山风雨飘摇。书生本色的陈深感"瓶之倾兮，惟垒之耻"；而王芸生和大公报的急遽转向，很可能让他感到深深的挫败感，甚至幻灭，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芸生走进新时代。春半如秋意转迷。事情并不象他想象的那么乐观和美好。新生的共和国多灾多难，一路风雨。王也饱受坎坷。但比照他的同行与同事，他实在已经是够幸运的了。
1953年9月，王芸生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参加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讨论农民问题时，毛泽东与梁漱溟发生激烈争辩，并对梁漱溟大加呵斥，讽刺梁“比王昭君还美，比西施还美！” 梁站起来发言，陈述农民生活困境，说农民的生活在九天之下。毛泽东立即打断梁的话，予以反驳。梁随即又为他的意见辩护，要求毛泽东有"容人之雅量"。这时与会者纷纷起立，高声打断、制止梁的发言。梁开始仍然大声反诉，直至被口号声、呵斥声所压倒。其间，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冒出一句“当年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毛泽东的话音刚落，王芸生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毫不掩饰地承认：“这话是我说的。是错误的。”就再也没有坐下来。王后来说：“这时毛主席才是真正对我‘怒斥'！当时心情十分紧张，还不知毛对我将如何‘发落'呢。”还好，结果有惊无险。
1957年，王芸生已经被内定为右派、势无幸免之际，毛泽东突然直接进行了干预。他说：《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三大报，都算是民间报纸；《光明日报》的储安平和《文汇报》的徐铸成都是右派了，《大公报》的王芸生就放他一马吧。毛一言九鼎，王立马不是右派了。我猜想，这也许不无北大图书管理员出身的毛对学徒出身的王惺惺相惜的一点矜怜之意。当然，毛还有其他更为深远的用意。
1960年代前期，王芸生、曹谷冰发表了他们一起花两年时间完成的《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1926年――1949年）》等几篇长文，以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对《大公报》的历史和各阶段的言论作了一次系统的疏理，为后人研究《大公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有一定史料价值。但这些文章对《大公报》作了根本性的否定，全然没有洋洋洒洒、视野开阔、气魄宏大的文字风格，有的只是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和高度夸张了的自我否定。尤其是丑诋张季鸾先生，言辞轻薄下流，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王芸生平生最大的污点，没有守住人格的底线，是可耻的！这一点，无论如何，我实在无法原谅王芸生。虽然他与舒芜差别很大。他临终前跟张季鸾的儿子说：“《大公报》的历史不能由我写，我写的那个不算数。”
据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说：父亲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这样一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与曹谷冰一起写成的这篇文章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他说实在顶不住当时的压力，当时根本不想写，周恩来三次找他，最后一次明确告诉我父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这就由不得父亲了。当他写完该文后长叹道：“想不到，《大公报》还是出于我的手而盖棺论定的。”他表示太悔恨了，说：“真没想到，在那场围剿《大公报》的战斗中，我居然成了一个可耻的”员。是我自己把《大公报》埋葬了。《大公报》的阴魂该散了。”
他心里憋得很，这是他多年来积攒下来的爆发，是多年压抑的结果，讲到愤怒的时候他会拍桌子，有时候泪流满面。比如他回忆，建国初期，有一次他参加中央统战部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是统战部领导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是谁作报告他已经忘了，但当时讲的话他记得非常清楚。这位领导说，毛主席教导你们这些人每天起码要看三次自己的屁股，看尾巴是不是翘起来了，如果翘起来就赶快打下去。说到这里，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他说，无论从于友于兄的角度，他都愧对张季鸾，没有为张写成传记。“我是欠债的，我欠，欠季鸾兄一篇他的传记。”父亲多次动了念头想写，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了。他流着泪激动地说：“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该恰当地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说着说着他拿着一张白纸，连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王芸生于1980年去世。
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写道：“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
李纯青则认为：“王芸生先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短处是骄蹇自满，独断独行，很少听人意见，更不受人指挥。他只尊敬两个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
这大致可以作为对王芸生的盖棺论定。
2.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
上列三人在大公报历任要职，贡献良多，是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的得力助手。曹还是张的故人遗孤，一向多承栽培关照。王芸生加上曹、金、李，被认为是吴、胡、张的四个接班人。皆属一时之选。但四条汉子与三架马车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无待烦言。
3.徐铸成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1927年底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时以半工半读方式进入胡政之主持的国闻通讯社（实际相当于大公报的北京记者站），历任该社北京分社抄写员、练习记者、记者。1929年调入天津大公报本部。因先后采访华北运动会，阎锡山、冯玉祥合谋策动中原大战及陈济棠反蒋活动等新闻，表现优异，受到张季鸾、胡政之的赏识和器重。后任驻汉口特派记者。1936年调上海任要闻编辑。抗战军兴，《大公报》上海版停刊。1938年，徐在沦陷后的上海创办《文汇报》，担任主笔。该报利用租界条件，依托外商招牌，与敌伪邪恶势力进行了英勇坚决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抗日舆论阵地，后被迫停刊。之后，回到《大公报》，任《大公报》香港版编辑主任。日寇占领香港后，任《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其间，写了许多宣扬抗战、鼓舞人心的好文章，与王芸生并驾齐驱，成为张季鸾、胡政之最重要、最得力的助手。桂林失陷后，转往重庆，任《大公晚报》主编。
抗战胜利后，出任《大公报》上海版总编辑。后因与王芸生意见不合，于是辞职，并谢绝胡政之的再三挽留，改去由他手创、刚刚复刊的《文汇报》主持笔政。该报在徐铸成、严宝礼、宦乡、陈虞孙、柯灵、马季良（即唐纳）、孟秋江、郭根、钦本立、黄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成为影响很大的进步报纸。由是遭到当局的忌恨，1947年5月再度被迫停刊。次年春，徐去香港，又创办了香港《文汇报》，立场进步，版面活跃，又成为一份后来居上的畅销报纸。
徐曾再三问自己：如果张先生还在的话，我会离开《大公报》、另起炉灶吗？
共和国成立后，徐铸成回到上海，复刊并主持《文汇报》。他发挥全体职工的聪明才智，将报纸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
1957年3月，毛泽东亲口对徐铸成夸《文汇报》办得好。并说：“我下午起床，必先找你们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徐到北京参加人大4次会议，曾与老友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一起共酌。宋叹着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几次，恐怕此次在劫难逃了！”徐劝慰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宋云彬惨然一笑，说“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
天意从来高难问。没过三几个月，毛泽东又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徐铸成理所当然在所难免地成了右派。就此搁笔达20余年。宋云彬亦然。
1980年10月，冤案始得平反。徐铸成虽然年过古稀，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克服困难，勤奋笔耕。十来年间，写作约300万字，结集近20种，有《报海旧闻》、《新闻丛谈》、《报人张季鸾先生传》、《新闻艺术》等。后来又出版了《徐铸成回忆录》、《报人六十年》等著述。其中不乏精品。他常常对人转述张季鸾的一句名言：“老记者如果不‘记’，岂不就剩下纯粹的‘老者’，生命也就完结了。”他还是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为培养新时期新闻人材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很敬重和喜欢从业60年的老报人徐铸成。他对恩师张季鸾先生发自内心的无限敬仰和没齿难忘的款款深情，尤其让我动容。我认为：徐才是张、胡二先生和大公报精神的真正传人。
徐铸成之子徐复仑说：“父亲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办文汇报和大公报，另一件是当右派。”话似乎说得很轻巧。但这是两件如何重大的事呢？
徐铸成的好友罗孚赠徐氏诗云：
大文有力推时代，
另册无端记姓名。
4..萧乾
萧乾，著名记者、作家、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先后主编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并兼旅行记者。1939至1942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员。1942至1944年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1944年后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是《大公报》文艺和国际报道方面的重要干将。1947年5月5日，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得罪了郭沫若、田汉。
1948年3月1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刊登了红色文坛领袖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公开点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名，宣布他们是红色政权的对立面。一副小开派头的萧乾从此落魄。1957年，精明谨慎的萧乾依然无可幸免地成为右派，就此搁笔垂20年。所幸夫人文洁若贤惠能干而又博学多才。此老晚景不错，为霞满天。1985年1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89年4月任馆长。晚年极为勤奋，译作甚多。
萧乾主要文学作品有自传体长篇小说《梦之谷》等。主要译作有《好兵帅克》、《尤利西斯》（与文洁若合译）等。
张季鸾、胡政之的《大公报》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编辑、记者中，左、中、右派都不乏其人。
据王芝琛说：“在《大公报》所谓的‘右派记者'中首推萧乾。……萧乾一再讲，他与杨刚具有深厚的友谊。……但萧乾可能并不会想到，将他划为《大公报》内‘右派记者'的始作俑者竟是杨刚。我们并不应责怪杨刚，在那样的思想时代，从另一个侧面说，不但证明杨刚的活学活用，也足以证明杨刚‘不徇私情'，包公式的‘铁面无私'。将萧乾划定为‘右派记者'，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郭沫若怒斥他为：钻进《大公报》反动堡垒里的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尽管如此，萧乾是《大公报》诸记者中最幸运的。……萧乾是《大公报》诸记者中罕见的最少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此言甚是。
巴金晚年大力提倡“说真话”，并得到不少人响应时，萧乾却另有说法：“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这遭到一些人误解。我却以为大可玩味。萧乾与巴金其实是很好的朋友。
萧乾的一生，波澜起伏，丰富多采，很有情味，没有白过。其情史亦是一波三折，斑斓多姿，让人想起许美静《遗憾》一曲中的歌词：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读《浪迹天涯•萧乾传》（李辉著）一书。
5.范长江
范长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就关心时事，积极参加各种救亡活动，并向各报投稿。小荷才露尖尖角，即被胡政之发现并网罗。1935年夏天，经张季鸾安排布置，他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到川北、甘南等地采访，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旅行通讯，介绍红军，揭露地方弊政，描述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这些通讯在《大公报》连载，反响很大。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风行一时。短短数月间，再版达7次之多。范长江也一举跻身于名记之列。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只身进入西安采访。后转赴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和盛情款待。他与毛泽东长谈后，发表通讯《动荡的大西北》、《陕北之行》，首次披露事变真相，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的西北通讯代表了当时中国旅行通讯、战地通讯的发展趋势。范长江深为毛、周的风采所折服，思想发生深刻变化。
1938年，范长江因思想急剧左倾、与王芸生不和、不愿值夜班等原因，离开《大公报》。一说其实是被开革。张季鸾、胡政之为顾全其体面，没有声张。
范长江走上了一条新路。1938年，参与发起并领导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同年与胡愈之等在长沙创办国际新闻社，向海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以后在香港参加创办《华商报》的工作。后到新四军，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和华中版《新华日报》社长、新四军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期间，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解放战争时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负责宣传工作。
1949年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新华社副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等要职 。
范长江代表了大公报人的另一种选择和走向。他是中共新闻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为创建、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1970年10月23日，饱受屈辱的范长江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
1988年，中国记协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
八卦一下：
阎锡山1937年去南京共商国是路经无锡，忽然起兴吟出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却怎么也想不出下联。登报征求，反响很大，但无人应征，几乎成为绝对。
1945年，范长江随新四军军长陈毅在安徽天长把酒临风，观赏大江东去。范忽然来了灵感，脱口对出下联：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陈毅等人都拍案叫绝。
6.杨刚
杨刚，著名女记者，作家，诗人。出生于湖北沔阳（今名仙桃。也是作家池莉的故乡）的一个名门望族，从小有“小才女”之称。1930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英文系学习时即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个人意气脱党。1938年，重新入党。资格比范长江还要老得多。
杨刚天资聪颖，思想激进，性情刚烈，作风泼辣。个人感情生活颇不顺利，几经挫折。后来长期独身，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
1939年，萧乾应聘去英国任教，由他担纲的香港《大公报》两个副刊《文艺》和《学生界》主编出缺。萧推荐同窗好友杨刚继任，并得到张季鸾、胡政之的同意。杨由此得以施展身手，崭露头角。
她走马上任，就发表文章，表示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也就是要将之由“绅士”改造成“战士”。胡、张对此予以包容。她成功了。声誉鹊起。她的代表作、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完成的。夏衍送了她一个雅号“浩烈之徒”给她，杨刚笑纳，并广为传布。
香港沦陷后，杨刚先后到桂林、重庆，继续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同时，她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利用《大公报》名记的身份从事党的国际统战工作。其间，在1942年秋，作为大公报特派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同行，冒着战场的炮火和硝烟，前往浙赣前线和福建战区调查采访。两个月间采写了10余篇报道，后汇编为《东南行》一书出版。
1944年，根据杨刚本人意愿，报党组织批准并经胡政之努力，杨刚得以去美国留学。留美期间，她为《大公报》撰写了40余篇长篇通讯和评论，广受读者欢迎。后结集为《美国札记》出版发行。
1948年9月，杨刚离美回国。她此次归国负有重要使命：促成十字路口的《大公报》转向。结果，在李纯青等人的协助下，杨刚直接住进王芸生的公馆，发挥所长，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任务，成功促使《大公报》“起义”。她当时的许多承诺后来都没有兑现，令书生本色的王芸生非常不满，认为自己受了欺骗。其实，这是不能怪或者不能只是怪杨刚的。她也只是一枚棋子罢了。
周恩来对杨刚的成绩十分满意。同年11月27日，杨刚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述职。周恩来将杨刚介绍给毛泽东时，称她是“党内少有的女干部”！《大公报》奉命改组后，杨刚出任党委书记，并有“党代表”之称。
1949年9月，杨刚作为新闻界14名代表中惟一的女性，参加了首届新的全国政协会议。10月1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此后，杨刚历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重要职务，并且是一届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一时间，可谓风头十足，光彩无限
世事难料。祸福相倚。1955年秋，杨刚在参加一次外事活动时遭遇车祸，不幸造成严重脑震荡。后来又偶然遗失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日记本，让她感到十分紧张。
1957年夏天，杨刚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了反右运动。她义正辞严，痛下辣手，对好友萧乾、同事子冈（当年与杨刚同为《大公报》著名女记者，中共地下党员）都毫无顾惜。充分展示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旺盛的斗争意志。
不料仅仅3个月后，杨刚突然自杀身亡。弃世前一天，她还参加了批判丁玲等人的大会。丁玲是上个世纪中国惟一一个先后得到鲁迅赠诗、毛泽东赠词的女性。名气、风头都在杨刚之上。当时已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有旧友估计，杨刚也许在精神上蒙受了极大刺激，甚至感到幻灭，以至以死寻求解脱。
杨刚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她的真正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
7.徐盈、子冈
《大公报》记者群中有四对伉俪。他们是：徐盈、彭子冈；高集、高汾；萧离、萧凤；赵明洁、张遵修。他们各有建树。其中，徐盈、子冈名气和成就更大一些。这对夫妇间，子冈的影响又大过徐盈。
徐盈本是学农业的，但对文学和新闻更有兴趣。子冈在中学时代经常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散文，并多次获得该杂志发起的作文比赛奖。徐盈刚好也是这份杂志的热心读者和文艺竞赛的优胜者。他们互相欣赏、仰慕，由书信往还到相亲相爱。相恋四年后，于1937年结婚，并在此前后先后进入《大公报》，颇受张季鸾赏识。1938年8月，这对伉俪在湖北汉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与他们此前不久对江西老苏区的一次旅行采访，不无关系。无可讳言，在那个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共对追求进步的激进青年是有十分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的。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对他们的政治背景并非一无所知。但并不在意。
徐盈因表现出色，后来还被胡、张提拔，任重庆《大公报》采访主任。他对实业问题兴趣较浓、了解较多，这方面的旅行通讯及特写专访写得又多又好，具有相当深度，很受读者欢迎。徐盈其人其文都比较平实。
子冈则另具一种风采。到重庆后，先后采访了宋氏三姐妹。她发挥自己观察敏锐、文笔传神的特点，较为准确地勾勒出三人各自的风采，广受好评。张季鸾称许道：“颂而不谀，恰到好处。”
重庆是战时陪都，国民党对报纸控制严格。她坚持进步立场，敢于揭露阴暗面，早被加以监控。但得到张季鸾、胡政之的庇护，也不至于有太大麻烦。难以在重庆发表的作品，她便利用桂林新闻检查较松的条件，往桂林《大公报》发。仅1943年间，她就写了重庆通讯近100篇之多，被称为“重庆百笺”，多角度多侧面描述了雾都重庆的真相，反响很大。
一天，在重庆嘉陵宾馆，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主持一次节约储金运动的集合。进茶点时，孔起立致词：“今天讲节约储金，所有准备的茶点也很节约，只有一块维他饼和一杯红茶。但必须向诸位说明，这种维他饼是用最富于营养的大豆制成的，......诸位吃了维他饼，不但实行节约，而且有益于养生之道。”话音未落，子冈立刻起立提问：“这几年，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后方老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下，在座的新闻界同业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续深谈一下养生之道？”孔祥熙遭此突然袭击，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好在此公大腹便便，宰相肚里好撑船，“哼哈”几声作为掩饰，草草宣布散会了事。这在当今是不可想象的。
抗战胜利后，子冈于1946年曾以“一不做二不休”的脾气，独闯张家口，采访军调部（国方代表郑介民、蔡文治，共方代表叶剑英、罗瑞卿），写出蜚声一时的特写《张家口漫步》。大胆活泼、伶俐多才的子冈给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蔡文治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当时，他曾叹息着对子冈说：“你的文章真有煽动力啊！”
岁月如流。35个春秋后的1981年，蔡文治将军从美国回到北京访问。他没有忘记故人，居然提出想见一见阔别多年的子冈。
或许是因为子冈历经22年磨难后已经半身不遂，卧床不起。或许是因为子冈家过于简陋，有损国家形象，未便观瞻。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有关方面”并没能满足蔡将军这个简单的宿愿，安排他与子冈见面。但当把蔡文治的衷心问候转达到子冈的病床前时，她手拿载有叶剑英元帅会见蔡文治将军和夫人图文的《人民日报》时，埋藏多年的爱恨情仇奔涌而出，秉性刚强的子冈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她思潮起伏，感慨万千，热泪夺眶而出！
1957年，心直口快的子冈坦言：“我最不喜欢解放后这一系列的运动，太麻烦太耽误时间，有这时间不如多搞点业务。”于是，她首当其冲地成为“大右派”。子冈不服。批判不断升级，以至被定为“极右分子”（右派中也有三六九等，再细分为左、中、右），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比较温和的徐盈也未能幸免，一样成为右派，“另册无端记姓名”。直到1979年，冤案才得以平反。但因备受折磨，重新提笔，已经有些力不从心，无复旧日风采了。
同是《大公报》旧人，同是著名女记者，同是资深的中共地下党员，子冈与杨刚却展示出几乎全然不同的风貌。
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在杨刚身上，党性大于人性；子冈则恰恰相反，在她身上，人性大于党性。
8.陈纪滢
在大公报名宿中，陈纪滢是个异数。
从1931年起，他就以客卿身份在《大公报》担任职务，是报社的编外记者，直至1946年，时间长达15年之久。而他的本职工作，一直是在各地的邮政管理部门。他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为《大公报》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张季鸾、胡政之使用人才的不拘一格。
9.18事变后，东北沦亡。日伪控制森严，所有与关内有联系的新闻从业人员都被逮捕，东北与关内新闻通讯全部中断。陈纪滢利用他在哈尔滨吉里邮政局担任邮袋组组长兼邮件检查处邮局代表的身份，独开方便之门，秘密为《大公报》提供消息和通讯，起到了人所不及的作用。调到上海后，因上海当时是全国救援东北义勇军的中心，他仍利用业余时间为《大公报》投寄东北和上海方面的有关新闻。1933年7月，《大公报》打算出版9.18事变两周年特刊，邀约陈去东北做一次秘密采访，以反映日寇铁蹄下的东北现状。陈克服各种困难，历时两个月，按时、出色地完成了采访任务，写出特稿《东北勘察记》，传诵一时。
1938年，时任武汉邮政局局长的陈纪滢参与创办《大公报》汉口版，并兼任文艺副刊《战线》的编辑。
新疆军阀盛世才一直在国、共、苏联三方之间走钢丝，摇摆不定。他十分仰慕张季鸾，一再邀请张先生前往新疆视察，“指导工作”。张身体欠佳，请陈代他去新疆采访。盛对陈亦是礼遇有加。陈共去过新疆三次，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张季鸾、盛世才均感满意。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全疆终于得以保全在中国版图之内，《大公报》与有功焉。
陈后来调到四川东川邮政局任职，仍兼任《大公报》的差事，往来密切。
1946年5月，在天津邮政局工作的陈纪滢因业务太过繁忙，实在无力兼顾，才辞去在《大公报》多年的兼差。1949年去台湾。
去台后，陈纪滢曾任台湾笔会中心主席、立法委员等职。著有颇具影响的长篇小说《荻村传》等。
他对《大公报》仍然不能忘情。陆续写出《报人张季鸾》、《胡政之与大公报》、《重庆时代的大公报》等著作，为世人铭记和认识《大公报》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可贵的贡献。
9.李纯青
如果说陈纪滢是大公报人中的异数，李纯青无疑就是一个另类。
李纯青，台湾台北人。出生于福建安溪。三代都做茶叶生意。因不愿做日本臣民，拒绝申请台湾户籍，一直往来于海峡两岸。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闽南分会组织部部长。1934年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赴东京日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7年回国后，经范长江介绍，胡政之亲予考试，进入上海大公报任日文翻译。1938年到香港《大公报》工作，研究日本问题并负责撰写社评和专栏文章。后任重庆《大公报》、上海《大公报》主笔兼社评委员。建国后，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多届政协委员、常委，并兼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著作有《日本春秋》、《献曝》、《日本问题概论》、《望台湾》、《笔耕五十年》等。
1948年秋冬之际，李纯青积极配合杨刚，不惜工本，做通了王芸生的工作，成功促成大公报起义。
与杨刚不同的是，李纯青非常在乎自己是一个“大公报人”。
1957年，李纯青虽然受到打击和处分，但幸免于被划为右派，成为大公报名宿中少见的漏网之鱼。不知这是否得益于他的台胞身份？
1960年代初期，，当年的总编辑王芸生和总经理曹谷冰迫于政治压力，曾在回忆录中对《大公报》进行自我讨伐，承认一些人对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以小骂达到大帮忙的目的”之类的指控，并恶毒谩骂张季鸾、胡政之，由此动摇了人们对《大公报》立场的确认和信仰。即使在这种风雨如磐、泰山压顶的压力之下，即使被剥夺了自由言说的权利，李纯青也没有向《大公报》泼过污水。
此后漫长痛苦的20年间，李纯青进行了认真深刻的反思。
1978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重新提笔，宝刀不老，写出不少跌宕传神、慷慨激昂的好文章。狂奴故态，老而弥工，令人刮目相看，拍案叫绝。
李纯青晚年最重要的工作，是为《大公报》的立场举证辩诬。代表作是长文《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
他列举了大量无可争辩事实，为这张“旧中国”最有资格称得上是“自由主义温床”的报纸辩诬，并针对那些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由主义”的人们大声地宣称，这种曾一度非常尴尬的“主义”确实在《大公报》那里存在过。
李纯青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捍卫大公报的自由主义尊严：他开宗明义：“大公报是一个私营企业，除吴鼎昌以金城银行等名义，收购英敛之的旧大公报外，没有从任何地方拿过政府津贴，也没有得到其他资本家无偿的贷款。而且吴投资时只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并未做官，他本人也亲自参加新闻工作……”。对有批判者坚持“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一说，他申辩说：把政学系和大公报联系起来看，就发生了下面几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政学系只是几个人，没有组织，那么谁来管它的机关报呢？第二，既然政学系没有纲领政策，那么大公报宣传什么呢？如何为政学系宣传呢？第三，对机关报当然要给津贴，可哪个政学系的人给了大公报钱财？第四，机关报要由领导机关来任命人事，大公报哪个人是由政学系派来的呢？随后，他又以个人的切身经历补充说：“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所有一切宣传，几乎都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又举例说，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重办新记《大公报》，三人相约不得做官，做官则必须脱离该报。因此，1935年吴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方针及人事经营了：“第二，《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员在报社内活动……《大公报》是无党无派的报纸，并不是伪装，不但言论独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没有共产党组织”；第三，《大公报》的社评作为该报的灵魂，也是独立的，“不许极左极右的新闻言论漏过政治筛子”，“编辑权力由中间思想的人执掌”。他认为“大公报的中心思想”就是张、胡所说的“文人论政或文章报国”，“其主要内涵是新闻自由、民族概念和感情”。而且认为“四不社训”在抗战时期是“基本做到了的”———“社训包括政治立场、经营方针及新闻言论的文风作法”均一脉相承。他还极为动情地特别提到1941年《大公报》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赠予荣誉奖章这件大事：“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大公报的国际地位为世界新闻界承认。这一点，有些中国人却不太重视。”
他特别提醒那些误解和试图构陷的人们，“不能把《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与拥戴蒋介石、拥护国民党混为一谈。”
李纯青在总结《大公报》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其品格和风范时发现，“言论自由建筑在经济自由上”。《大公报》经济独立，不接受政治津贴，不受任何政治势力支配，是它能保持其立场的一个关键。
针对《大公报》的几桩“公案”，如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是否赞成国民党召开国大和制定宪法等，他也一一作了澄清。他总括道：大公报想走中间路线，这只是几个人，在一段时间里，发表过一些文章，并没有占大公报的主流，思想概念也有点模糊——或者叫做自由主义，或者叫做改良主义，在这个人身上是受美国宣传民主个人主义的影响；在另一个人身上又偏爱着英国工党路线……总之，这条路线的中轴是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
一言以蔽之：横站。
李纯青的努力对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大公报》厥功甚伟。
李纯青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又是杰出的大公报人。龚自珍说：庄子、屈原不可并；并之，自李白始。李纯青极为独特地同时兼具了忠诚党员和独立报人的双重身份。这是多么不容易！
......
值得写的大公报人还有很多，比如张琴南、孔昭皑、蒋荫恩、李侠文、许君远、贺善徽、吴砚农、孟秋江、吕德润、张高峰、何心冷、黎秀石、周雨（《大公报史：1902－－1948作者》）、温功义（《三案始末》作者）......，以至曾敏之、罗承勋、季崇威、梁厚甫、唐振常、戴文葆、陈文统（梁羽生）、查良镛（金庸）......等等。百花争艳，群星璀灿。但限于篇幅，该打住了。
事非偶然，其来有自。这一切，均与张季鸾先生的道德文章、人格魅力攸攸相关。
六.莫教绝艳连根尽
不经意间，像《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一样，本文早就超过了预定长度。该收尾了。
在此，很有必要花点笔墨补充介绍一下与张季鸾共创《大公报》辉煌的另两位巨头：胡政之和吴鼎昌。
胡霖（1889－－1949），字政之，后以字行。出生于四川华阳（今成都）。17岁丧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执业律师。熟悉日、英、意、德数种外语。但他对新闻更有兴趣，不久即确定以之为终生事业，从此矢志不渝。辗转南北，惨淡经营，声誉渐起。1919年，作为惟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这是我国记者第一次采访重大国际事件。
1926年，胡政之与张季鸾、吴鼎昌合力创办新记大公报公司，出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一般公认的说法是：大公报的兴旺发达，得力于张季鸾的一枝笔，胡政之的经营管理，吴鼎昌的原始资本。
徐铸成认为：“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期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陈纪滢写道：“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经营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的，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胡政之不仅精于经营，还善于管理，任人唯贤。他的用人方针是：“兼容并包、无党无派（不分党派的意思）、唯才是举。”《大公报》红火多年，除了胡、张等人的勤苦努力和精诚合作外，报社中层干部的健全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无论内勤还是外勤，编辑还是记者，都有一大批高素质、能干活的中坚分子。职工待遇优厚，名利双收，刻苦敬业，勤奋团结。胡不愧是《大公报》有才有量有胆有识的领导人。时隔多年，当年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一些业务骨干，仍对他追思怀念，赞不绝口。
胡政之是一位杰出的报业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记者、编辑、时事评论家。他的新闻观点和办报思想与张季鸾如出一辙。下面略作摘引，以见一斑。
1947年7月，胡政之在《大公报》编辑会议上，作了一番重要讲话。谈及“报人自处之道”时，他说：“我还要提醒诸位一声，就是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民主自由。假如中国是英国和美国，那我们还用得着‘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吗？一张报纸是一个千秋万世的事业。我们的前途是漫长艰苦、曲折多变的。在前进的时候，我们要有无比的自信，无穷的忍耐。我们要时时牢记着‘操心危，虑患深’两句话，谨言慎行，敬业尽职。”
1941年张季鸾病逝后，胡政之独掌《大公报》全局，在艰难时世中一路前行。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因肝硬化在凄风苦雨、风声鹤唳的上海逝世。谢泳说：“在一定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此言近是。
作为一代“报业巨子”，胡政之先生是个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应与季子同不朽！
吴鼎昌（1884－－1950），字达诠，四川华阳人，祖籍浙江吴兴。秀才出身。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银行家。吴富有才华，勇于用世，八面玲珑，长袖善舞。除了本行金融业外，对政治、新闻亦颇有兴趣。据说，袁世凯曾认为此人脑后见腮，不可重用。
1922年，出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即所谓“小四行”）合组的“四行储蓄会”总经理，成为北方金融界首脑。1926年，出资创办新记大公报公司，担任社长。1936年涉足政坛，先后出任过行政院实业部长、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要职，被认为是政学系健将，中共将他列为第17号战犯。1949年1月，去职移居香港。1950年9月在港病逝。
......
一代风流，风吹雨打。百年世局，时移景迁。
恩格斯说：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
而梁某认为：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政府民主与现代化程度的最佳标杆。
中国的报纸、出版社、电视台成千上万，数不胜数。但有人说：其实，我们只有一份报纸、一个出版社、一家电视台。这是发人深思的。
代不乏贤。我们也有象胡舒立、凌志军、卢跃刚、钱钢、凌华薇、余刘文......这样优秀的新闻业者。但总是七零八落，不成气候。积极性、创造性受到严重摧残和压抑，本来就很稀缺的宝贵资源被无情浪费。这十分不正常，也极为可惜。
这有其内在的深刻的制度性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前不久，应几个朋友邀约，去赣南、闽西转了一趟，收获不小。站在毛泽东1934年10月开始踏上万里长征旅程的于都河边，望着河水滔滔东去，想到百年如烟往事，不由记起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其大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版自序”中的名句：“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振兴中华民族，是时候了。但这需要大眼光、大智慧、大胸怀，大魄力。
首关紧要的，就是我们唱了多年的《国际歌》里面所提到的：
让思想冲破牢笼！
作者：梁由之
现在的报纸很多。但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委实没有多少看头。我已经很少看报了。想起曾经象追星族一样追着读过多年的两份报纸，恍如隔世。
我指的是<<体坛周报>>和<<南方周末>>。
老读者应该都还记得<<体坛周报>>在上届世界杯前后卑劣下作进退失据的丑陋表现。让人倒足了胃口。从那以后我就再没买过这份报纸。
至于<<南方周末>>了，情形则更为复杂一些。自从宣传部官员空降出任主编，牢牢把握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逐渐把南周改造成为主旋律大合唱的一个声部，多年纠集的精华风流云散，每况愈下，一蹶不振，终至惨不忍睹。有心的读者仔细看看前期它煞费苦心为顾雏军预作的无罪辩护和对长虹管理层曲线收购化公为私的回护，再看看该报科龙和长虹的广告，就知道南周不光被主义奸污得苦，而且与钞票也早已沆瀣一气，甚至已然不顾起码的体面。可叹的是，一些痴心的朋友还在盼望它能起死回生呢。
我曾买过南周十余年，一期不拉。后来是积习难除，偶尔买买。现在已是意兴索然，割袍断义。偶然在图书馆翻翻，常常也只是一声叹息。它完了。
唐人诗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深知南周不容易。所以我对它保留了足够的耐心和原宥。但这毕竟是有限度和底线的。眼下，我对它已无所期许。
曾经满腔热情地向一些亲友推介过它，为南周扩大影响和销售作过默默的贡献。甚至外出旅行，在车站、餐馆、酒店、商场.看到拿着或看着这份报纸的人，也没来由地多出一种亲切之感，觉得吾道不孤，深感快慰。
原来南周很俏，一般上市当天即可售完，有时还要交代熟悉的报亭预留。现在，它明显已成滞销品。看着报摊上脏兮兮的过期南周，宛如想起一个当年风姿曼妙才貌双全而今却红颜褪尽风尘仆仆的昔日同窗，心里真是五味俱全。
对我而言，两份曾经那么优秀、伴随本人度过许多美好或是寂寞时光的报纸都已经名存实亡。
现在，我们读什么呢，在嘈杂喧闹而又万马齐喑的无声的中国？
将来的预期似乎比较模糊。那么，不妨回过头来看看过去。
不由想起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
梁某认为：百年中国，1949年之前的<<大公报>>是最成功的报纸，张季鸾先生是最杰出的报人。
二.榆林张季子
张炽章，字季鸾，后以字行。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父张楚林，少年时期蒙受总兵刘原基、知府蔡北槐赏识，弃武从文，考中进士，以知县分发山东。为报答知遇之恩，张楚林在家中设立刘、蔡二人牌位，令子孙后代不绝祭祀。这种知恩图报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张季鸾。他后来曾自述其基本人生观为：“报恩主义：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认为这是理解张与蒋介石关系的一把钥匙。
13岁时，少年张季鸾不幸丧父。历尽千辛万苦，与母亲扶柩回到故乡榆林。母亲王氏是一位善良、坚强、有主见的女性，她一人独立承担起艰难的家计，令张季鸾外出游学。先后在榆阳书院、宏道学堂就学，历受名师指导点拨，成绩优异，打下深厚扎实的古文和史地基础。1904年到省会西安应试，深受学台(教育厅长)沈卫器重，并与其侄沈钧儒及于右任等订交。若干年后，张、沈、于等都成为民国名人。
1905年，经沈卫保举，选中官费留学日本。因办理母丧及学习日语，次年才得以成行，东渡扶桑。先入经纬学堂补习日语，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经济学。业余主编陕籍留学生出版的<<夏声>>杂志，鼓吹革命。同时经常为国内报纸寄稿。
虽然思想激进，朋友亦多为同盟会人，且不乏要员；但张季鸾已经决心要走“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道路。他又一直主张新闻工作者要超然于党派之外，才能保持客观公正；所以，他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以后也从未参加任何党派。鹤立云中原矫矫。
张在日本留学5年，好学深思，对日本的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风俗人情，都作了认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日文水平也相当之高。当时日本学者评价说：中国留学生中，日文写得流畅清丽的，首推张炽章（季鸾）的论文和戴天仇(季陶)的书信、小品。1911年春，学成归国，应于右任之邀，出任辛亥革命前后很有影响的报纸上海<<民立报>>编辑。正式开始报人生涯。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张季鸾及时向<<民立报>>拍发新闻电，报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职情况。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拍发的新闻专电。
此后十余年，辗转京、沪办报，历任多家报社总编辑。直声、文名天下皆知。但当时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新闻行业的外在环境甚为恶劣。以张季鸾之槃槃大才，一腔热血，仍无充分施展身手的舞台。其间还曾两度从政、两番入狱。
两番入狱就不去细说了。无非是坚持报人的情操和良知，揭露了反动政府和无耻政客的疮疤。这分别是袁世凯和段祺瑞时期的事。
两度从政，一是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虱时，由于右任推荐，出任总统府秘书，参与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后随孙中山去职。为期很短。
另一次是在1925年，经由时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好友胡景翼推荐，获任为陇海铁路会办。这是当时数得上的肥缺。结果，他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拂袖而去。扬言：“不干这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诚如于右任后来作诗追念所云：“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他随后去了天津。一时无固定工作，凭稿费维持生活。做了一段时间的第一代“自由撰稿人”。
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外便为霖。
条件逐渐成熟。机会终于来临。
1926年春，天津<<大公报>>停刊。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这三位都曾留学东瀛的老友风云际会，情投意合，决定接办下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确定由吴出资5万元，改组为“新记”<<大公报>>，于9月1日复刊。吴鼎昌任社长，只负责采购白报纸，不过问具体社务。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持编辑、言论工作。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揽经营及人事大权。报社大政方针，三人商而后行；有分歧时，少数服从多数；各各不同时，以张先生意见为准。为保持独立性，拒绝接受外股投资，打算情况最坏也不过将5万元钱陪光了事。为此明确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三位先生各擅胜场。他们合作的决心、诚意、效率和成就令后人惊叹和惭愧。
当时国内形势也正在发生变化。国民革命军已经出师北伐。
正是由于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契合，才成就了百年中国最成功的报纸：“新记”<<大公报>>；以及它的灵魂----最杰出的报人张季鸾先生。
很快，<<大公报>>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成为新闻行业的一面旗帜。一纸风行，朝野侧目。它在经营方面也十分出色，利润丰厚。而且人才辈出，犹如雨后春笋，令同行羡慕不已。
巨大的荣誉和成功就这样不期而至。
中原大战鹿死谁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面抗战局面形成......，张季鸾和他的<<大公报>>都发挥了巨大的、人所不及的作用。
可惜张先生没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在重庆逝世。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
陪都新闻界和各界人士为张季鸾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国共两党领袖蒋、毛诸公同声哀悼。蒋介石、周恩来都亲自参加公祭并致送挽联。
蒋的挽联是：
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
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周恩来、邓颖超联名赠送的挽联写道：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
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张季鸾的不幸早逝，不仅是《大公报》的塌天之祸，而且也是新闻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重大损失。
张季鸾逝世后，全国新闻界首倡公葬于陪都重庆。由于张的家属和陕西省各界以归葬故乡为请，经过公议改在西安近郊长安县竹园村安葬。1942年9月，陕西各界隆重举行公祭大会，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蒋介石再次亲临致祭。我实在想不起来这个独裁者还曾对何人如此念念不忘，一往情深。
1944年11月，张季鸾惟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由其平生挚友胡政之主编出版。当时正值抗战最困难时期，书出得比较简陋。1988年张先生百年冥寿之际，台湾方面出了精美的新版。
文革期间，张先生陵墓被红卫兵捣毁。
就本人所知，在垃圾读物汗牛充栋的眼下，尚未见任何一家大陆出版社出版过一代报人哪怕是一本薄薄的文选。
好在季鸾先生生性豁达，不象当代才子那般自恋，不会计较这些。他曾对及门弟子徐铸成说：我们的文章上午见报，大家看了；下午就拿去包花生米啦。言之坦然，毫无不快。
但我不知道：后人、历史，将会如何评说？
三.报人模范
季鸾先生自1911年参加<<民立报>>工作，到1941年逝世，度过了整整30年的记者、报人生涯。起初历经坎坷，备尝艰辛。1926年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后，如鱼得水，龙飞九天，15年间，意气风发，驰骋报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朝野一致景仰，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享誉之高，不惟国内罕有其匹，就是在欧美新闻人中，也不多见。
张季鸾是蒋介石心目中的首席“国士”、“宾师”，极蒙礼遇敬重。蒋誉张为“一代论宗”。两人之间的恩怨情仇饶有意味，颇值一说。这且留待下章细叙。
周恩来才能之大、眼界之高，以及他与蒋的分离遇合，大家都很清楚，无待烦言。但张季鸾却又是周推许仰慕的“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报人模范”，并引起各界广泛共鸣。这就很不寻常了。下面，梁某尝试从三个方面入手，对季鸾先生何以能够在为数不少的民国优秀报人中出类拔萃，成为众望所归的报人模范，一代论宗，作一点初步分析。
1.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这是最关键、最根本的所在。是一个人、一份报纸乃至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和命门。
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架马车”合力而为的新记<<大公报>>横空出世。张亲撰社评<<本社同仁之志趣>>，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开宗明义，即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力图保持报纸的独立、客观和公正。大致可以说，1949年之前的<<大公报>>坚守了这一宗旨，并做得相当出色。它的成功,决非偶然。
张季鸾作为一名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浓厚自由民主思想的报人兼政论家，其政治立场和倾向十分鲜明，对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制度，进行过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他先后在<<大公报>>发表过<<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关于言论自由>>、<<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等多篇社评，大声疾呼统治当局新闻检查机构对于各界言论和新闻舆论，应“力采宽大主义”，“充分尊重人们权利之精神行之”，“凡批评政局政策及官吏行动者，除非其主张有阴谋反动之嫌，概不禁止”，主张实行尽量允许自由发表言论的政策。“若当局持吹毛求疵之态度，则中国永无言论自由可言矣。”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4月29日，张季鸾写出社评<<党祸>>，抨击蒋介石杀戮青年、残害进步。社评说：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蒋介石曾表示过服从，现在却翻云覆雨，大开杀戒，实属口是心非下流丑恶的两面行为。张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极端抗议”!
同年12月2日，也就是蒋介石宋美龄新婚次日，张季鸾写了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抓住蒋本人关于“婚姻与革命”的文章和言论方面的矛盾与破绽，斥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徇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等等，还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文章纵横捭阖，冷嘲热讽，逻辑谨严，文采出众，可谓珠圆玉润而又痛快淋漓，是一篇很出色的文字。蒋对张“久仰久仰”，但很可能正是此文彻底征服了他，使蒋总司令下定决心，放下架子，主动与张缔交。建议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原文细读。端的是精彩极了也么哥。
1930年，张季鸾派曹谷冰去苏联采访新俄，并作了一系列实事求是、有褒有贬的客观报道和评论。当时正值国内反苏反共高潮。
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抓住发展契机，拓展报馆，增购新型设备，扩充员工，改进版面，不失时机做大做强。
1934年元旦，大公报在要闻版显著位置刊登《本报特别启事》说：“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位先生如下（以姓氏笔画多寡为序）：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1月7日，胡适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作为首篇“星期论文”在大公报发表。从此，大公报社评由浅近文言文改用白话文，更易为学生和大众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影响的扩大，“星期论文”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从1934年1月到1949年6月，作者达200多人，发文计750余篇。“星期论文”是《大公报》的独门创意，延绵不绝达15年之久。作者阵容异常强大，多为专家学者、教授名流、军政显要。内容涉及面的宽度和深度非比寻常，影响巨大，为加强报纸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联系、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以敦促政府实行言论开放和新闻自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34年，<<大公报>>的子报<<国闻周报>>曾连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肯定苏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值得认真思考、研究，决不是什么“土匪”、“流寇”。
1935年11月起，<<大公报>>开始连载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的事迹。国民政府对此极为不满。
1936年丙子双12事变，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对国共两党的起落兴衰都具有决定性影响。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张季鸾和<<大公报>>发挥了举足轻重而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作用。这个问题将在下章作详细阐述。
中日关系是当时的重大问题。张、胡、吴三位先生都是留日学生，通晓日本政情，与日本朝野人士多有接触联系，对之研究有素。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迥异时流，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张季鸾大量的时事性社评中，有关中日关系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1928年，北伐军到达山东时，日本一手制造了济南5.3惨案。<<大公报>>对此有所预感，事前曾经发表警惕性言论。事件发生后，及时对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在具体主张上却提倡隐忍持重的态度。
对于1931年的9.18事变，也是如此。事变前夕，张季鸾凭借他对日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与了解，已清楚觉察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极其巨大危险性。在7月12日发表的《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一文中，他忧心忡忡地指出：“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国一切赖舶来；日本且叹‘不景气’，中日前途更是何等结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惧者一也！”事变发生后，他在11月22日撰发著名社评《国家真到危重关头》，对9.18事变后两个月来国内外局势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并提醒政府和国人：“盖日阀行动，证明其志在灭中国，不止在并（东）三省，其行动之范围，常以国际形势所许之最大限度为限度，而求以最小牺牲，得最大效果……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但不主张意气用事，认为应先行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凝聚国力，不能轻易“一战”。报纸因而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唾骂，报馆还被人投了炸弹，张季鸾本人也收到过一个炸弹邮包。但张先生和<<大公报>>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张、胡相商，决定“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空气低头。”他们其实才是最坚实冷静的民族主义者，与“爱国贼”恰成对照。
1937年7.7事变爆发，北方大局急转直下。7月27日，日军大举进攻北平；次日晚，进攻天津。29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艰苦牺牲的起点>>，认为事情的性质和时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力主坚决抵抗，全面抗战。这种立场对全国的舆论和人心、对国民政府的决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直至抗战胜利，<<大公报>>都是我国新闻舆论界的一面旗帜，执国内言论之牛耳，朝野关心，中外瞩目。
1941年皖南事变(百年中国，“事变”何其之多!可惜很少有什么好事。)发生后，张季鸾曾指责中共违背军令，“破坏抗战”。同年中条山战役后，张季鸾、王芸生批评中共部队第18集团军养敌自重，游而不击，“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一时间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反响。中共深感不快。周恩来亲自致信给张、王二先生，进行反驳和解释。
......
张季鸾和<<大公报>>顶着来自左、右双方的巨大压力，特立独行，态度很有点类似鲁迅所谓的“横站”，孤苦万状，危机四伏。结果，山重水复之后，柳暗花明；狂风暴雨过去，彩虹出现。这也是那个兵荒马乱波诡云谲岁月的一大奇迹吧。
2.腾龙跃虎，游刃有余
1938年在汉口，周恩来就曾对<<大公报>>名记徐盈等人说：“做总编辑，要象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慨，如腾龙跃虎(一作游龙飞虎)，游刃有余。”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开“党报党刊”不算，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就是<<大公报>>。直到1958年，毛还这样教导中共新闻界头面人物、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至于蒋介石对张先生的敬服不暇，上文已有涉及。下章将有专述。
那么，张季鸾究竟是怎样当他的总编辑的呢？居然令曾经沧海的国共两党最高领袖不约而同加以推重，甚至经久不忘？
张季鸾身材不高，夏天常穿一件丝绸长衫，潇洒从容。人较瘦弱，但双目炯炯有神。说话急时略有口吃。待人接物，亲切和蔼，随随便便，无拘无束，常常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
根据三巨头的分工，张先生负责处理版面、指挥采访、撰写评论。他做这一切，得心应手，有条不紊。白天，他忙于接触各界人士，促膝谈心，了解社会各方面最新动态。。每天午后到报馆主持编务，首先看当天送来的经济行情，因为那时的公债涨落、外汇升降最能反应国内政局的变化。其次是翻阅日文英文报纸。对京、津、沪出版的其它报纸也略加批阅。然后评判长短，分配、布置工作。晚间亲自处理重要新闻。板式安排，主要标题，他都要斟酌推敲，精益求精。重要社论，往往亲自动手，下笔千言，一气呵成，如同“宿构”。他工作起来有两大特点：一是不管周围环境多么嘈杂，他都能全神贯注写稿；二是知识丰富，对于时事了如指掌，并富有远见和预见性，有关国内外的重要数据，不论今古，都能熟记无误。终日忙碌，工作认真细致，却又能游刃有余，驾轻就熟，一切井井有条，毫无手忙脚乱之态。
季鸾先生写文章态度十分严谨，执笔前深思熟虑，文章通篇情绪饱满，遣词造句一丝不苟。谈论一些问题，往往能够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文中常有精美警策的对仗句，读起来琅琅上口。他认为，写文章立意固然要不落俗套，而文字尤其需要推敲妥切，不能留有漏洞，而为他人所乘。他的文章无隙可乘，无懈可击。他对处理新闻的态度，是力求准确、客观、忠实、全面，并且很注意细节。
与梁启超纵横捭阖、跌宕起伏的文风相比，张季鸾的笔墨更注重逻辑的严密和议论的周全。有台湾学者认为：“论文笔，论影响力，他超越了梁启超。”
《大公报》的巨大成功，得力于三巨头的无间合作。他们都是人杰，且各有所长。但最重要的，还是靠张季鸾的一枝生花妙笔。
梁某认为，百年中国新闻史，无论见识、人品、事功还是文笔，张季鸾先生都是最杰出的报人，他在编辑、采访、评论及培养新闻人才等各个领域都有创造性的、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3.名士风度，菩萨心肠
季鸾先生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自蒋氏中正以下，举凡政坛领袖、学界名流、商业巨头、金融大鳄......皆乐与之为友，并引以为荣。自不待言。还有些比较特殊的角色。
西藏的达赖和班禅，都与他互相仰慕，书来信往。而张先生是无神论者。戏剧名家梅兰芳、俞振飞都把他当作高端票友。先生病逝后，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据杜老板的左右说，从没见过他这样如丧考妣。
张人缘极佳。又特别喜欢并善于提拔扶掖年轻人。
1940年前后，张由重庆到香港小住养病。当时，港版<<大公报>>由其得意门生徐铸成主持。徐平时工作很忙。一天，徐午时方睡醒，张打来电话，说：“叔平先生(即方振武)今午邀我吃便饭，请你作陪，你赶快来罢。”当时，季鸾先生已经难得写文章。徐到方家时，张笑着对他说：“为了让你安安心心散淡半天，我今天早晨已把社评写好了。”于是徐偷得浮生半日闲，痛痛快快玩了一下午牌。他对张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感到由衷的温暖和感激，垂老不忘。
民国元老于右任曾这样形容他平生挚友张季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而张之轻财好友，待人忠厚，豪爽仗义，慷慨大方，又是天下闻名的。
同为著名报人的好友邵飘萍1926年间被奉张杀害。季鸾先生刚由上海流落到天津，经济上也捉襟见肘。但他克服困难，慨然相助，把邵的遗孀祝文秀和她的母亲接到天津，一住就是三年，张每月馈赠10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高级编辑的月薪。
1934年，张先生回榆林探亲、扫墓并为父母立碑。他特别关心故乡的教育。临行前，发动各界朋友募集资金5000余元作为贫寒学子的奖励基金，并带头捐助500元。
1937年8.13沪战期间，张老年得子，他的亲友和党国权贵们，赠送了许多贵重的金银饰物，作为贺礼。张推辞不得，便予以集中封存，并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及至1939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大献金时，季鸾先生慷慨解囊，把这一大包金银首饰扫数捐出。妻子想留下一、两件作为纪念，也被他劝阻说服。追念前贤，对比当今，真令人欲语还休。张50大寿时，于右任献诗：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战时重庆，一度流行白喉症，特效针剂奇贵，一般病家无力承担。张先生趁去香港机会，自费买了几箱针剂带回陪都，捐赠给医院。他平生不事积蓄，临终身边只有10元钱。胡政之说：“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
张先生名士风度，为人简淡放达，不象胡政之那般精明干练，明察秋毫。偶尔也受小人之欺。只要不是大事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也并不计较。
张季鸾信仰并奉行“报恩主义”。其实，他岂止是报恩!他同时也在施恩：向亲友，向新闻界，向社会，向国家，向一切。而且行之坦然，浑若不觉。这点让我尤为敬仰。前辈风范，真不可及。
......
凡此种种，足证周恩来挽张季鸾联中所云：“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良非虚誉，实为恰如其分的知人之言。
四.国士精神
民国时期，有个很流行的说法：作为大独裁者，蒋介石把天下人都视为自己的部下(小举一例：西安事变发生后，身被监禁、生死未卜的蒋见到阔别十年的周恩来，开口就是：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至于毛泽东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则是后话)；惟有一个人是例外，可以与他平起平坐。这个人就是张季鸾。
梁某认为，作为政治家，蒋介石的才能、尤其是个人魅力，是不如毛泽东的。诗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予智予雄，通权达变，无法无天。武夫蒋介石则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招揽贤达，敬慕君子，注重个人修养，颇有容人雅量。比照刘少奇、林彪、陈伯达、田家英等人与阎锡山、陈诚、陈布雷、陶希圣等人的遭逢命运，是很可以看出问题的。
张季鸾与蒋介石都曾留学日本，都见过孙中山。张在日本主编<<夏声>>杂志、声名初露时，蒋就有所知闻。辛亥革命前夜，一大批热血青年陆续回国报效，蒋、张也差不多同时回国，一个拿枪，一个操笔。辛亥革命后，已经是著名记者的张季鸾因为披露袁世凯为寻求日本支持出卖国家主权和段祺瑞与日本签署出卖民族利益的借款密约消息而两陷囹圄，令蒋深为钦佩。1927年，蒋事业初成，头角崭露，新婚燕尔，春风得意。不意张季鸾先后发表<<党祸>>、<<蒋介石之人生观>>两篇文章，给了他当头一棒。尤其是后文，砸到痛处，正中要害。这使蒋充分领略了张季鸾笔锋的犀利和新闻舆论的重要性，下决心刻意交结。
机会很快就来了。张季鸾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1928年在河南郑州。6月，北伐军已攻至京津。张季鸾于22日到河南辉县百泉采访冯玉祥，得知蒋介石沿京汉路专车北上，张即陪冯于7月1日凌晨赶到郑州迎接。张又意外遇见与蒋同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秘书陈布雷和总参议张群。邵、陈是张在新闻界的至交，陈布雷为蒋所用前也是名记，并一度与张季鸾齐名。畏垒一苇，一时瑜亮。张群则是他留日时就熟识的老朋友。经他们介绍，张季鸾与蒋介石“悦然面悟”，进行了全面的交流沟通，初步缔交，双方都感到开心和满意。
自郑州晤面后，蒋对张的好感，对<<大公报>>的嘱望日渐加深。蒋每日必看<<大公报>>，在他的办公室、公馆、餐厅各置一份，以便随时查看。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很想能得到张季鸾和在民间早已声名卓著的<<大公报>>的舆论支持。1929年12月27日，蒋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电全国报馆，发出求言诏书，电文的抬头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钧鉴”。此电一发，算是以官方态度明确肯定了<<大公报>>舆论权威的地位。
1931年5月2日，在纪念<<大公报>>发行10000号时，蒋介石送来亲笔题写的“收获与耕耘”贺词，称该报“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
1934年夏，蒋介石在南京大宴百官，人们惊奇地发现，紧靠蒋左边席位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的报人张季鸾，而且还看见蒋给张频频斟酒布菜，二人谈笑风生。与宴者莫不有“韩信拜将，全军皆惊”之感。1938年抗战正酣，可蒋介石却未忘记这年农历二月初八是张季鸾50寿辰，特向正在汉口的张致电祝贺，并派人送礼慰问。 ......
从此，张季鸾参与国府的最高决策，内政外交，与闻密勿。蒋对他言听计从。但蒋试图延请他正式从政时，张委婉坚决地予以拒绝。象胡适一样，张季鸾更愿意保持平民身份和民间立场。他的好友吴鼎昌，则欣然出仕(请注意：不是“致仕”!)，历任党国多项要职。出山前，依据成约，吴辞去了<<大公报>>社长一职。
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又说：君子和而不同。作为“报恩主义”和民主自由的信奉者，张季鸾在这两方面的作为和表现都是令人叹服的。
1930年代前期，虽然饱受内忧外患，战乱不断，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相当之迅速，国力猛增。各霸一方的地方军阀被逐渐消灭，国家趋向统一。被蒋视为心腹之患的红军也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最后，全军只剩下3万人左右，被压到陕北一隅，地瘠民穷，士气低落。西路军全军覆没，国际道路没有打通。东征山西又损兵折将，名将刘志丹阵亡，无功而返。国军精锐胡宗南、关麟征等部步步进逼，形势逼人。毛泽东、周恩来一筹莫展，成天忙于给党国权贵及各界名人写信，试图停战求和，争取获得喘息机会。正在这关键时刻，张学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西安事变的发生，<<大公报>>不是没有预感的。以往蒋介石出巡，<<大公报>>只是作一般性报道，不象时下的报刊电视一样，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起居注。而此次蒋到达西安后，<<大公报>>一反故常，报道密度非常频繁。在其中一篇报道中，甚至已经点明：“时下的西安有一种乖戾之气”。明眼人一看就可知个中况味。
尽管有所预见，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终于爆发时，<<大公报>>还是与当时举国上下一样，无比震惊。
12月13日，正在天津的张季鸾“在报馆里坐卧不安，来回踱步，不断催促驻外记者回报消息。这一天他连饭都未顾上吃”。后张对徐铸成说：“他们要蒋先生答应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进攻，各个击破。”这番话表明了他对事变的理智之见。张当日赶写一篇社评，题目竟是<<西安事变之善后>>，表明张已对事变存有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的基本构想。张在社评中还说：“解决时局、避免分崩”，“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各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次日，张又写了<<再论西安事变>>的社评，呼吁全国各方以大局为重，呼吁张学良、杨虎城“幡然回悟”，尊蒋之中心地位。
张季鸾对事变的内幕了然于胸。12月18日，他又写出<<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这是一篇举国传诵、直接深度影响了事变解决方式、必将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全文如下：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
张季鸾
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著，鼓动著，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剀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著！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著焦燥著，祈祷你们悔祸。
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後在国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於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带著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著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燥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蒋委员长明知你们空气不稳，而一再到西安，对你们始终信赖，毫不防备，也就是因为特别同情你们之故。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後，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使诚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拚命，那么你们怎样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著，中央不肯打你，现在讨伐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正往陕西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乃既拚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
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仰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大家应当互相拥抱，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祖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的泪一定更多，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多几十倍。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彀。此次之後，他看见全国民这样悲忧，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前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这样牺牲，而又受你们的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从此之後，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你们记住几点：（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自己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生一个命令就解决了。（三）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你们有什么意见，待蒋先生执行职务後，尽可以去贡献，只要与国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采纳，一定比从前更要认真去研究。（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讨伐，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恳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我们是靠卖报吃饭的，谁看报，也是一元法币一月，所以我们无私心。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尽有大家成功的机会，所以不得不以血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与各将士。我想中国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能挽救。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同时请西安的耆老士绅学生青年，都快去求他们照这样做。这是中国的生路，各军队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万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国，这几天都以殷忧的目光，望著西安阴郁的天空。赶紧大放光明罢！万万不要使华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国历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纪念！我们期待三天以内就要有喜讯，立等著给全国同胞报喜。
此文一出，国民政府当即让大公报馆加印了400000份，派专机飞往西安上空散发。至于所起到的作用，据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一书记述：“所有东北军及杨虎城所属看了这张传单式的社评，马上改变了态度。张、杨二氏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后来笔者亲自遇见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高级军事将领，他们描述那张传单的功效时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感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其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指张学良。国军，蒋总司令，张副总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面的文章，他看完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刻招集会议，讨论一切。后来的变化虽然多半受委座品德的感召，但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陈当时在台湾。为了坐实此事，他继续说：“如今参与其事的将领，还有在台湾的，一问便知。”可见这封公开信在西安事变中影响之巨。
1988年，是张季鸾先生百年寿诞。大陆没有举行任何纪念仪式。台湾则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季鸾先生的哲嗣张士基，由此去了台湾。垂垂老矣的少帅亲予接见，亲和有加，并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这篇社论。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对张学良影响之大、刺激之深，不难推想。有惊无险平安获释后声誉反而上升、地位更加巩固的蒋介石作何感想，不问可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外各方面合力所致。但张季鸾和<<大公报>>的作用，不容忽视。
从此，蒋、张彼此之间深觉感恩知己，关系更进一层，终生不逾。吴鼎昌曾得意地对别人说：只要对蒋先生客气一点，我们谁都可以骂!牛气十足。
张季鸾对蒋介石的回报，不仅仅是对蒋个人友情的知恩图报。综观张的许多主张、观点、评论，应是基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这一民族主义立场。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踏上中国东北三省，中国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了。没有政权中心，群龙无首，就要挨打，就要亡国。张季鸾认为，当时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拥护国民党为“政治中心”，国家事业才可达成。在当时，中国国内任何别的党派组织都不可能把握全国局势，更谈不上有军事力量、物质力量、动员力量来抵御外侮，保卫国家了。张季鸾的这个主张就是“国家中心论”。
其实，张季鸾对蒋介石是有所保留的。他曾叹息着对徐铸成说：“我的中心思想，是要抗战救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他进而说：“当然，我仍希望蒋先生从一党一派的小圈子里跳出来，真正成为全民的领袖。建国大业如果在他手里一手完成，可以顺理成章，省事得多。但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他着重考虑的是国家利益。
而对张季鸾和<<大公报>>的一些独立作风，蒋介石亦感不快。
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就派记者到红区采访。1930年4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和“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此后，还报道过红军英勇作战、士气旺盛的事迹。1934年6月，<<国闻周报>>连续发表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介绍文章，向世人宣示，红军不是国民党宣传的“土匪”、“流寇”等。当时，记者范长江就是看了这些文章后，萌生到陕北、西北考察的念头。经张季鸾首肯和安排，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旅(那才算是而且不仅仅是“文化苦旅”呢。一笑。)，先后写出<<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陕北共魁刘志丹>>等30余篇通讯报道，<<大公报>>予以连载。此举使全国人民开始客观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长征，知道陕北有个毛泽东。一时间，<<大公报》名声大振，范长江一举成名。1935年<<大公报>>登出范长江写<<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通讯，蒋介石看到后，深感不快，把张季鸾叫到官邸予以指责，两人大吵一顿。这是张与蒋比较明显的一次不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但这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同情、理解和惺惺相惜。
何谓大家气度？何谓国士精神？请看榆林张季子！
五.桃李满天下
重庆时期，《大公报》的发行量相当于其他所有报纸（包括国共两党党报《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在内）发行量的总和，是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大报。作为《大公报》的中心和灵魂人物，张季鸾对此发挥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可以称述的地方实在太多。该报人才济济，层出不穷，是其得以事业鼎盛、笑傲江湖的根本原因。而这与张先生对人才不拘一格的鉴识赏拔、独具只眼的勤教严绳、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兼容并包的恢弘气度，密不可分。
别的且不说，单是开列一份《大公报》群英榜，就会长得令人吃惊，羡慕得令人叹息。下面，我根据自己的理解，简单介绍一下几个资深的大公报人及其与张先生的渊源，俾使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1.王芸生
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学徒出身，自学成材。1929年，王写文章与《大公报》辩论，引发张季鸾的注意。当年夏天，王芸生向张季鸾发出了一封求职信。张季鸾亲自到王住的地方，接他进了大公报社。
1931年9.18事变，东北沦亡。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了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讨论报纸今后的编辑方针。张季鸾严肃指出：国家已经面临紧要关头，我和胡、吴两先生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他宣布了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二为教战。明耻，就是说先要让人民从近代史了解外侮的由来。当场指定记者汪松年负责编辑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关系史，王芸生协助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后因汪才力不足，改由王独立完成。这就是后来陆续在报纸发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已辑成7卷本近200万言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由来。该书颇受中日双方的重视，也使王芸生一举成名。教战，就是阐明现代战争中武器设备、后勤保障……的发展演变和具体措施，不打无准备之仗。为此，《大公报》专门开设军事周刊，特邀曾与蔡锷齐名的著名军事家蒋方震（即蒋百里）主持编辑。
1935年，张季鸾提拔王芸生为编辑主任，王一跃成为大公报核心人物之一。1936年，日寇进逼华北，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大公报》未雨绸缪，创办了上海版，王芸生任编辑主任，开始参与社评写作。王干得很出色。1937年12月12日，日军要检查在上海租界出版的中文报纸，《大公报》自动停刊。胡政之遣散了包括徐铸成、萧乾在内的全部职工，独留王芸生一人调往汉口，参加汉口版的言论编辑工作。
在此前后，王芸生曾两度应邀为蒋介石上课，主讲"三国干涉还辽"等中日历史问题。蒋待王如上宾。
1938年1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创刊。张季鸾因肺病时轻时重，逐渐将编辑业务交给王芸生处理。王先是代理总编辑；张先生逝世后，正式继任总编辑，并任社评委员会主任。重庆时期是《大公报》的黄金时代，也是王芸生个人事业的高峰。
萧规曹随。大体而言，1949年之前，王芸生继承了张季鸾的衣钵和事业，而且做得还算差强人意。王一秉张"横站"的精义，执中持平，左右开弓。他发表了一大批很具影响力的社评，如《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拥护修明政治案》、《看重庆，念中原》、《质中共》、《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等。国共两党一方面极为重视，另一方面又各有不满。但这恰恰就是大公报的风格。
重庆谈判期间，王芸生曾当面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毛、周均感不快。
1948年，天地玄黄，，江山即将易手。国民党也加强了舆论控制。《新民报》、《文汇报》等民办报纸先后被封杀；《观察》、《民主》、《时与文》等周刊风声鹤唳，一日数惊；胡政之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大公报》何去何从？王芸生苦闷焦急，彷徨无计。
经过《大公报》名宿同时又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杨刚、李纯青作耐心细致的工作和穿针引线，特别是同年10月30日得到毛泽东本人的口信后，王芸生感觉有了依归，打消疑虑，急剧左转。
1948年11月10日，《大公报》香港版发表题为<<和平无望>>的社评，系王芸生亲撰。文章罗列国民党统治的种种罪恶，说明其覆灭必不可免，指日可待；对其残余势力要穷追猛打，不让其苟延残喘，直至最后胜利。
《和平无望》的发表，标志着王芸生和大公报立场的根本性变化。人谓是王芸生和大公报"香港起义"。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分水岭。
我特别注意到：陈布雷自杀，恰在1948年11月12日。作为名记出身的党国大员，陈布雷多年主管舆论文宣，位高权重；而又和蔼宽容，洁身自好，素有“一代完人”之称。张季鸾、王芸生与他互相敬慕，私交甚好。陈自舍前夕，金陵王气黯然，江山风雨飘摇。书生本色的陈深感"瓶之倾兮，惟垒之耻"；而王芸生和大公报的急遽转向，很可能让他感到深深的挫败感，甚至幻灭，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芸生走进新时代。春半如秋意转迷。事情并不象他想象的那么乐观和美好。新生的共和国多灾多难，一路风雨。王也饱受坎坷。但比照他的同行与同事，他实在已经是够幸运的了。
1953年9月，王芸生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参加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讨论农民问题时，毛泽东与梁漱溟发生激烈争辩，并对梁漱溟大加呵斥，讽刺梁“比王昭君还美，比西施还美！” 梁站起来发言，陈述农民生活困境，说农民的生活在九天之下。毛泽东立即打断梁的话，予以反驳。梁随即又为他的意见辩护，要求毛泽东有"容人之雅量"。这时与会者纷纷起立，高声打断、制止梁的发言。梁开始仍然大声反诉，直至被口号声、呵斥声所压倒。其间，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冒出一句“当年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毛泽东的话音刚落，王芸生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毫不掩饰地承认：“这话是我说的。是错误的。”就再也没有坐下来。王后来说：“这时毛主席才是真正对我‘怒斥'！当时心情十分紧张，还不知毛对我将如何‘发落'呢。”还好，结果有惊无险。
1957年，王芸生已经被内定为右派、势无幸免之际，毛泽东突然直接进行了干预。他说：《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三大报，都算是民间报纸；《光明日报》的储安平和《文汇报》的徐铸成都是右派了，《大公报》的王芸生就放他一马吧。毛一言九鼎，王立马不是右派了。我猜想，这也许不无北大图书管理员出身的毛对学徒出身的王惺惺相惜的一点矜怜之意。当然，毛还有其他更为深远的用意。
1960年代前期，王芸生、曹谷冰发表了他们一起花两年时间完成的《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1926年――1949年）》等几篇长文，以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对《大公报》的历史和各阶段的言论作了一次系统的疏理，为后人研究《大公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有一定史料价值。但这些文章对《大公报》作了根本性的否定，全然没有洋洋洒洒、视野开阔、气魄宏大的文字风格，有的只是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和高度夸张了的自我否定。尤其是丑诋张季鸾先生，言辞轻薄下流，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王芸生平生最大的污点，没有守住人格的底线，是可耻的！这一点，无论如何，我实在无法原谅王芸生。虽然他与舒芜差别很大。他临终前跟张季鸾的儿子说：“《大公报》的历史不能由我写，我写的那个不算数。”
据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说：父亲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这样一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与曹谷冰一起写成的这篇文章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他说实在顶不住当时的压力，当时根本不想写，周恩来三次找他，最后一次明确告诉我父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这就由不得父亲了。当他写完该文后长叹道：“想不到，《大公报》还是出于我的手而盖棺论定的。”他表示太悔恨了，说：“真没想到，在那场围剿《大公报》的战斗中，我居然成了一个可耻的”员。是我自己把《大公报》埋葬了。《大公报》的阴魂该散了。”
他心里憋得很，这是他多年来积攒下来的爆发，是多年压抑的结果，讲到愤怒的时候他会拍桌子，有时候泪流满面。比如他回忆，建国初期，有一次他参加中央统战部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是统战部领导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是谁作报告他已经忘了，但当时讲的话他记得非常清楚。这位领导说，毛主席教导你们这些人每天起码要看三次自己的屁股，看尾巴是不是翘起来了，如果翘起来就赶快打下去。说到这里，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他说，无论从于友于兄的角度，他都愧对张季鸾，没有为张写成传记。“我是欠债的，我欠，欠季鸾兄一篇他的传记。”父亲多次动了念头想写，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了。他流着泪激动地说：“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该恰当地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说着说着他拿着一张白纸，连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王芸生于1980年去世。
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写道：“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
李纯青则认为：“王芸生先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短处是骄蹇自满，独断独行，很少听人意见，更不受人指挥。他只尊敬两个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
这大致可以作为对王芸生的盖棺论定。
2.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
上列三人在大公报历任要职，贡献良多，是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的得力助手。曹还是张的故人遗孤，一向多承栽培关照。王芸生加上曹、金、李，被认为是吴、胡、张的四个接班人。皆属一时之选。但四条汉子与三架马车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无待烦言。
3.徐铸成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1927年底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时以半工半读方式进入胡政之主持的国闻通讯社（实际相当于大公报的北京记者站），历任该社北京分社抄写员、练习记者、记者。1929年调入天津大公报本部。因先后采访华北运动会，阎锡山、冯玉祥合谋策动中原大战及陈济棠反蒋活动等新闻，表现优异，受到张季鸾、胡政之的赏识和器重。后任驻汉口特派记者。1936年调上海任要闻编辑。抗战军兴，《大公报》上海版停刊。1938年，徐在沦陷后的上海创办《文汇报》，担任主笔。该报利用租界条件，依托外商招牌，与敌伪邪恶势力进行了英勇坚决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抗日舆论阵地，后被迫停刊。之后，回到《大公报》，任《大公报》香港版编辑主任。日寇占领香港后，任《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其间，写了许多宣扬抗战、鼓舞人心的好文章，与王芸生并驾齐驱，成为张季鸾、胡政之最重要、最得力的助手。桂林失陷后，转往重庆，任《大公晚报》主编。
抗战胜利后，出任《大公报》上海版总编辑。后因与王芸生意见不合，于是辞职，并谢绝胡政之的再三挽留，改去由他手创、刚刚复刊的《文汇报》主持笔政。该报在徐铸成、严宝礼、宦乡、陈虞孙、柯灵、马季良（即唐纳）、孟秋江、郭根、钦本立、黄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成为影响很大的进步报纸。由是遭到当局的忌恨，1947年5月再度被迫停刊。次年春，徐去香港，又创办了香港《文汇报》，立场进步，版面活跃，又成为一份后来居上的畅销报纸。
徐曾再三问自己：如果张先生还在的话，我会离开《大公报》、另起炉灶吗？
共和国成立后，徐铸成回到上海，复刊并主持《文汇报》。他发挥全体职工的聪明才智，将报纸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
1957年3月，毛泽东亲口对徐铸成夸《文汇报》办得好。并说：“我下午起床，必先找你们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徐到北京参加人大4次会议，曾与老友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一起共酌。宋叹着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几次，恐怕此次在劫难逃了！”徐劝慰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宋云彬惨然一笑，说“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
天意从来高难问。没过三几个月，毛泽东又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徐铸成理所当然在所难免地成了右派。就此搁笔达20余年。宋云彬亦然。
1980年10月，冤案始得平反。徐铸成虽然年过古稀，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克服困难，勤奋笔耕。十来年间，写作约300万字，结集近20种，有《报海旧闻》、《新闻丛谈》、《报人张季鸾先生传》、《新闻艺术》等。后来又出版了《徐铸成回忆录》、《报人六十年》等著述。其中不乏精品。他常常对人转述张季鸾的一句名言：“老记者如果不‘记’，岂不就剩下纯粹的‘老者’，生命也就完结了。”他还是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为培养新时期新闻人材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很敬重和喜欢从业60年的老报人徐铸成。他对恩师张季鸾先生发自内心的无限敬仰和没齿难忘的款款深情，尤其让我动容。我认为：徐才是张、胡二先生和大公报精神的真正传人。
徐铸成之子徐复仑说：“父亲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办文汇报和大公报，另一件是当右派。”话似乎说得很轻巧。但这是两件如何重大的事呢？
徐铸成的好友罗孚赠徐氏诗云：
大文有力推时代，
另册无端记姓名。
4..萧乾
萧乾，著名记者、作家、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先后主编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并兼旅行记者。1939至1942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员。1942至1944年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1944年后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是《大公报》文艺和国际报道方面的重要干将。1947年5月5日，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得罪了郭沫若、田汉。
1948年3月1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刊登了红色文坛领袖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公开点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名，宣布他们是红色政权的对立面。一副小开派头的萧乾从此落魄。1957年，精明谨慎的萧乾依然无可幸免地成为右派，就此搁笔垂20年。所幸夫人文洁若贤惠能干而又博学多才。此老晚景不错，为霞满天。1985年1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89年4月任馆长。晚年极为勤奋，译作甚多。
萧乾主要文学作品有自传体长篇小说《梦之谷》等。主要译作有《好兵帅克》、《尤利西斯》（与文洁若合译）等。
张季鸾、胡政之的《大公报》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编辑、记者中，左、中、右派都不乏其人。
据王芝琛说：“在《大公报》所谓的‘右派记者'中首推萧乾。……萧乾一再讲，他与杨刚具有深厚的友谊。……但萧乾可能并不会想到，将他划为《大公报》内‘右派记者'的始作俑者竟是杨刚。我们并不应责怪杨刚，在那样的思想时代，从另一个侧面说，不但证明杨刚的活学活用，也足以证明杨刚‘不徇私情'，包公式的‘铁面无私'。将萧乾划定为‘右派记者'，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郭沫若怒斥他为：钻进《大公报》反动堡垒里的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尽管如此，萧乾是《大公报》诸记者中最幸运的。……萧乾是《大公报》诸记者中罕见的最少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此言甚是。
巴金晚年大力提倡“说真话”，并得到不少人响应时，萧乾却另有说法：“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这遭到一些人误解。我却以为大可玩味。萧乾与巴金其实是很好的朋友。
萧乾的一生，波澜起伏，丰富多采，很有情味，没有白过。其情史亦是一波三折，斑斓多姿，让人想起许美静《遗憾》一曲中的歌词：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读《浪迹天涯•萧乾传》（李辉著）一书。
5.范长江
范长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就关心时事，积极参加各种救亡活动，并向各报投稿。小荷才露尖尖角，即被胡政之发现并网罗。1935年夏天，经张季鸾安排布置，他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到川北、甘南等地采访，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旅行通讯，介绍红军，揭露地方弊政，描述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这些通讯在《大公报》连载，反响很大。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风行一时。短短数月间，再版达7次之多。范长江也一举跻身于名记之列。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只身进入西安采访。后转赴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和盛情款待。他与毛泽东长谈后，发表通讯《动荡的大西北》、《陕北之行》，首次披露事变真相，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的西北通讯代表了当时中国旅行通讯、战地通讯的发展趋势。范长江深为毛、周的风采所折服，思想发生深刻变化。
1938年，范长江因思想急剧左倾、与王芸生不和、不愿值夜班等原因，离开《大公报》。一说其实是被开革。张季鸾、胡政之为顾全其体面，没有声张。
范长江走上了一条新路。1938年，参与发起并领导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同年与胡愈之等在长沙创办国际新闻社，向海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以后在香港参加创办《华商报》的工作。后到新四军，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和华中版《新华日报》社长、新四军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期间，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解放战争时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负责宣传工作。
1949年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新华社副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等要职 。
范长江代表了大公报人的另一种选择和走向。他是中共新闻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为创建、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1970年10月23日，饱受屈辱的范长江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
1988年，中国记协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
八卦一下：
阎锡山1937年去南京共商国是路经无锡，忽然起兴吟出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却怎么也想不出下联。登报征求，反响很大，但无人应征，几乎成为绝对。
1945年，范长江随新四军军长陈毅在安徽天长把酒临风，观赏大江东去。范忽然来了灵感，脱口对出下联：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陈毅等人都拍案叫绝。
6.杨刚
杨刚，著名女记者，作家，诗人。出生于湖北沔阳（今名仙桃。也是作家池莉的故乡）的一个名门望族，从小有“小才女”之称。1930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英文系学习时即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个人意气脱党。1938年，重新入党。资格比范长江还要老得多。
杨刚天资聪颖，思想激进，性情刚烈，作风泼辣。个人感情生活颇不顺利，几经挫折。后来长期独身，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
1939年，萧乾应聘去英国任教，由他担纲的香港《大公报》两个副刊《文艺》和《学生界》主编出缺。萧推荐同窗好友杨刚继任，并得到张季鸾、胡政之的同意。杨由此得以施展身手，崭露头角。
她走马上任，就发表文章，表示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也就是要将之由“绅士”改造成“战士”。胡、张对此予以包容。她成功了。声誉鹊起。她的代表作、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完成的。夏衍送了她一个雅号“浩烈之徒”给她，杨刚笑纳，并广为传布。
香港沦陷后，杨刚先后到桂林、重庆，继续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同时，她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利用《大公报》名记的身份从事党的国际统战工作。其间，在1942年秋，作为大公报特派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同行，冒着战场的炮火和硝烟，前往浙赣前线和福建战区调查采访。两个月间采写了10余篇报道，后汇编为《东南行》一书出版。
1944年，根据杨刚本人意愿，报党组织批准并经胡政之努力，杨刚得以去美国留学。留美期间，她为《大公报》撰写了40余篇长篇通讯和评论，广受读者欢迎。后结集为《美国札记》出版发行。
1948年9月，杨刚离美回国。她此次归国负有重要使命：促成十字路口的《大公报》转向。结果，在李纯青等人的协助下，杨刚直接住进王芸生的公馆，发挥所长，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任务，成功促使《大公报》“起义”。她当时的许多承诺后来都没有兑现，令书生本色的王芸生非常不满，认为自己受了欺骗。其实，这是不能怪或者不能只是怪杨刚的。她也只是一枚棋子罢了。
周恩来对杨刚的成绩十分满意。同年11月27日，杨刚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述职。周恩来将杨刚介绍给毛泽东时，称她是“党内少有的女干部”！《大公报》奉命改组后，杨刚出任党委书记，并有“党代表”之称。
1949年9月，杨刚作为新闻界14名代表中惟一的女性，参加了首届新的全国政协会议。10月1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此后，杨刚历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重要职务，并且是一届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一时间，可谓风头十足，光彩无限
世事难料。祸福相倚。1955年秋，杨刚在参加一次外事活动时遭遇车祸，不幸造成严重脑震荡。后来又偶然遗失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日记本，让她感到十分紧张。
1957年夏天，杨刚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了反右运动。她义正辞严，痛下辣手，对好友萧乾、同事子冈（当年与杨刚同为《大公报》著名女记者，中共地下党员）都毫无顾惜。充分展示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旺盛的斗争意志。
不料仅仅3个月后，杨刚突然自杀身亡。弃世前一天，她还参加了批判丁玲等人的大会。丁玲是上个世纪中国惟一一个先后得到鲁迅赠诗、毛泽东赠词的女性。名气、风头都在杨刚之上。当时已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有旧友估计，杨刚也许在精神上蒙受了极大刺激，甚至感到幻灭，以至以死寻求解脱。
杨刚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她的真正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
7.徐盈、子冈
《大公报》记者群中有四对伉俪。他们是：徐盈、彭子冈；高集、高汾；萧离、萧凤；赵明洁、张遵修。他们各有建树。其中，徐盈、子冈名气和成就更大一些。这对夫妇间，子冈的影响又大过徐盈。
徐盈本是学农业的，但对文学和新闻更有兴趣。子冈在中学时代经常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散文，并多次获得该杂志发起的作文比赛奖。徐盈刚好也是这份杂志的热心读者和文艺竞赛的优胜者。他们互相欣赏、仰慕，由书信往还到相亲相爱。相恋四年后，于1937年结婚，并在此前后先后进入《大公报》，颇受张季鸾赏识。1938年8月，这对伉俪在湖北汉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与他们此前不久对江西老苏区的一次旅行采访，不无关系。无可讳言，在那个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共对追求进步的激进青年是有十分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的。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对他们的政治背景并非一无所知。但并不在意。
徐盈因表现出色，后来还被胡、张提拔，任重庆《大公报》采访主任。他对实业问题兴趣较浓、了解较多，这方面的旅行通讯及特写专访写得又多又好，具有相当深度，很受读者欢迎。徐盈其人其文都比较平实。
子冈则另具一种风采。到重庆后，先后采访了宋氏三姐妹。她发挥自己观察敏锐、文笔传神的特点，较为准确地勾勒出三人各自的风采，广受好评。张季鸾称许道：“颂而不谀，恰到好处。”
重庆是战时陪都，国民党对报纸控制严格。她坚持进步立场，敢于揭露阴暗面，早被加以监控。但得到张季鸾、胡政之的庇护，也不至于有太大麻烦。难以在重庆发表的作品，她便利用桂林新闻检查较松的条件，往桂林《大公报》发。仅1943年间，她就写了重庆通讯近100篇之多，被称为“重庆百笺”，多角度多侧面描述了雾都重庆的真相，反响很大。
一天，在重庆嘉陵宾馆，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主持一次节约储金运动的集合。进茶点时，孔起立致词：“今天讲节约储金，所有准备的茶点也很节约，只有一块维他饼和一杯红茶。但必须向诸位说明，这种维他饼是用最富于营养的大豆制成的，......诸位吃了维他饼，不但实行节约，而且有益于养生之道。”话音未落，子冈立刻起立提问：“这几年，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后方老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下，在座的新闻界同业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续深谈一下养生之道？”孔祥熙遭此突然袭击，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好在此公大腹便便，宰相肚里好撑船，“哼哈”几声作为掩饰，草草宣布散会了事。这在当今是不可想象的。
抗战胜利后，子冈于1946年曾以“一不做二不休”的脾气，独闯张家口，采访军调部（国方代表郑介民、蔡文治，共方代表叶剑英、罗瑞卿），写出蜚声一时的特写《张家口漫步》。大胆活泼、伶俐多才的子冈给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蔡文治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当时，他曾叹息着对子冈说：“你的文章真有煽动力啊！”
岁月如流。35个春秋后的1981年，蔡文治将军从美国回到北京访问。他没有忘记故人，居然提出想见一见阔别多年的子冈。
或许是因为子冈历经22年磨难后已经半身不遂，卧床不起。或许是因为子冈家过于简陋，有损国家形象，未便观瞻。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有关方面”并没能满足蔡将军这个简单的宿愿，安排他与子冈见面。但当把蔡文治的衷心问候转达到子冈的病床前时，她手拿载有叶剑英元帅会见蔡文治将军和夫人图文的《人民日报》时，埋藏多年的爱恨情仇奔涌而出，秉性刚强的子冈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她思潮起伏，感慨万千，热泪夺眶而出！
1957年，心直口快的子冈坦言：“我最不喜欢解放后这一系列的运动，太麻烦太耽误时间，有这时间不如多搞点业务。”于是，她首当其冲地成为“大右派”。子冈不服。批判不断升级，以至被定为“极右分子”（右派中也有三六九等，再细分为左、中、右），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比较温和的徐盈也未能幸免，一样成为右派，“另册无端记姓名”。直到1979年，冤案才得以平反。但因备受折磨，重新提笔，已经有些力不从心，无复旧日风采了。
同是《大公报》旧人，同是著名女记者，同是资深的中共地下党员，子冈与杨刚却展示出几乎全然不同的风貌。
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在杨刚身上，党性大于人性；子冈则恰恰相反，在她身上，人性大于党性。
8.陈纪滢
在大公报名宿中，陈纪滢是个异数。
从1931年起，他就以客卿身份在《大公报》担任职务，是报社的编外记者，直至1946年，时间长达15年之久。而他的本职工作，一直是在各地的邮政管理部门。他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为《大公报》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张季鸾、胡政之使用人才的不拘一格。
9.18事变后，东北沦亡。日伪控制森严，所有与关内有联系的新闻从业人员都被逮捕，东北与关内新闻通讯全部中断。陈纪滢利用他在哈尔滨吉里邮政局担任邮袋组组长兼邮件检查处邮局代表的身份，独开方便之门，秘密为《大公报》提供消息和通讯，起到了人所不及的作用。调到上海后，因上海当时是全国救援东北义勇军的中心，他仍利用业余时间为《大公报》投寄东北和上海方面的有关新闻。1933年7月，《大公报》打算出版9.18事变两周年特刊，邀约陈去东北做一次秘密采访，以反映日寇铁蹄下的东北现状。陈克服各种困难，历时两个月，按时、出色地完成了采访任务，写出特稿《东北勘察记》，传诵一时。
1938年，时任武汉邮政局局长的陈纪滢参与创办《大公报》汉口版，并兼任文艺副刊《战线》的编辑。
新疆军阀盛世才一直在国、共、苏联三方之间走钢丝，摇摆不定。他十分仰慕张季鸾，一再邀请张先生前往新疆视察，“指导工作”。张身体欠佳，请陈代他去新疆采访。盛对陈亦是礼遇有加。陈共去过新疆三次，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张季鸾、盛世才均感满意。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全疆终于得以保全在中国版图之内，《大公报》与有功焉。
陈后来调到四川东川邮政局任职，仍兼任《大公报》的差事，往来密切。
1946年5月，在天津邮政局工作的陈纪滢因业务太过繁忙，实在无力兼顾，才辞去在《大公报》多年的兼差。1949年去台湾。
去台后，陈纪滢曾任台湾笔会中心主席、立法委员等职。著有颇具影响的长篇小说《荻村传》等。
他对《大公报》仍然不能忘情。陆续写出《报人张季鸾》、《胡政之与大公报》、《重庆时代的大公报》等著作，为世人铭记和认识《大公报》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可贵的贡献。
9.李纯青
如果说陈纪滢是大公报人中的异数，李纯青无疑就是一个另类。
李纯青，台湾台北人。出生于福建安溪。三代都做茶叶生意。因不愿做日本臣民，拒绝申请台湾户籍，一直往来于海峡两岸。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闽南分会组织部部长。1934年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赴东京日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7年回国后，经范长江介绍，胡政之亲予考试，进入上海大公报任日文翻译。1938年到香港《大公报》工作，研究日本问题并负责撰写社评和专栏文章。后任重庆《大公报》、上海《大公报》主笔兼社评委员。建国后，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多届政协委员、常委，并兼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著作有《日本春秋》、《献曝》、《日本问题概论》、《望台湾》、《笔耕五十年》等。
1948年秋冬之际，李纯青积极配合杨刚，不惜工本，做通了王芸生的工作，成功促成大公报起义。
与杨刚不同的是，李纯青非常在乎自己是一个“大公报人”。
1957年，李纯青虽然受到打击和处分，但幸免于被划为右派，成为大公报名宿中少见的漏网之鱼。不知这是否得益于他的台胞身份？
1960年代初期，，当年的总编辑王芸生和总经理曹谷冰迫于政治压力，曾在回忆录中对《大公报》进行自我讨伐，承认一些人对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以小骂达到大帮忙的目的”之类的指控，并恶毒谩骂张季鸾、胡政之，由此动摇了人们对《大公报》立场的确认和信仰。即使在这种风雨如磐、泰山压顶的压力之下，即使被剥夺了自由言说的权利，李纯青也没有向《大公报》泼过污水。
此后漫长痛苦的20年间，李纯青进行了认真深刻的反思。
1978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重新提笔，宝刀不老，写出不少跌宕传神、慷慨激昂的好文章。狂奴故态，老而弥工，令人刮目相看，拍案叫绝。
李纯青晚年最重要的工作，是为《大公报》的立场举证辩诬。代表作是长文《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
他列举了大量无可争辩事实，为这张“旧中国”最有资格称得上是“自由主义温床”的报纸辩诬，并针对那些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由主义”的人们大声地宣称，这种曾一度非常尴尬的“主义”确实在《大公报》那里存在过。
李纯青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捍卫大公报的自由主义尊严：他开宗明义：“大公报是一个私营企业，除吴鼎昌以金城银行等名义，收购英敛之的旧大公报外，没有从任何地方拿过政府津贴，也没有得到其他资本家无偿的贷款。而且吴投资时只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并未做官，他本人也亲自参加新闻工作……”。对有批判者坚持“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一说，他申辩说：把政学系和大公报联系起来看，就发生了下面几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政学系只是几个人，没有组织，那么谁来管它的机关报呢？第二，既然政学系没有纲领政策，那么大公报宣传什么呢？如何为政学系宣传呢？第三，对机关报当然要给津贴，可哪个政学系的人给了大公报钱财？第四，机关报要由领导机关来任命人事，大公报哪个人是由政学系派来的呢？随后，他又以个人的切身经历补充说：“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所有一切宣传，几乎都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又举例说，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重办新记《大公报》，三人相约不得做官，做官则必须脱离该报。因此，1935年吴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方针及人事经营了：“第二，《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员在报社内活动……《大公报》是无党无派的报纸，并不是伪装，不但言论独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没有共产党组织”；第三，《大公报》的社评作为该报的灵魂，也是独立的，“不许极左极右的新闻言论漏过政治筛子”，“编辑权力由中间思想的人执掌”。他认为“大公报的中心思想”就是张、胡所说的“文人论政或文章报国”，“其主要内涵是新闻自由、民族概念和感情”。而且认为“四不社训”在抗战时期是“基本做到了的”———“社训包括政治立场、经营方针及新闻言论的文风作法”均一脉相承。他还极为动情地特别提到1941年《大公报》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赠予荣誉奖章这件大事：“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大公报的国际地位为世界新闻界承认。这一点，有些中国人却不太重视。”
他特别提醒那些误解和试图构陷的人们，“不能把《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与拥戴蒋介石、拥护国民党混为一谈。”
李纯青在总结《大公报》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其品格和风范时发现，“言论自由建筑在经济自由上”。《大公报》经济独立，不接受政治津贴，不受任何政治势力支配，是它能保持其立场的一个关键。
针对《大公报》的几桩“公案”，如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是否赞成国民党召开国大和制定宪法等，他也一一作了澄清。他总括道：大公报想走中间路线，这只是几个人，在一段时间里，发表过一些文章，并没有占大公报的主流，思想概念也有点模糊——或者叫做自由主义，或者叫做改良主义，在这个人身上是受美国宣传民主个人主义的影响；在另一个人身上又偏爱着英国工党路线……总之，这条路线的中轴是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
一言以蔽之：横站。
李纯青的努力对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大公报》厥功甚伟。
李纯青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又是杰出的大公报人。龚自珍说：庄子、屈原不可并；并之，自李白始。李纯青极为独特地同时兼具了忠诚党员和独立报人的双重身份。这是多么不容易！
......
值得写的大公报人还有很多，比如张琴南、孔昭皑、蒋荫恩、李侠文、许君远、贺善徽、吴砚农、孟秋江、吕德润、张高峰、何心冷、黎秀石、周雨（《大公报史：1902－－1948作者》）、温功义（《三案始末》作者）......，以至曾敏之、罗承勋、季崇威、梁厚甫、唐振常、戴文葆、陈文统（梁羽生）、查良镛（金庸）......等等。百花争艳，群星璀灿。但限于篇幅，该打住了。
事非偶然，其来有自。这一切，均与张季鸾先生的道德文章、人格魅力攸攸相关。
六.莫教绝艳连根尽
不经意间，像《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一样，本文早就超过了预定长度。该收尾了。
在此，很有必要花点笔墨补充介绍一下与张季鸾共创《大公报》辉煌的另两位巨头：胡政之和吴鼎昌。
胡霖（1889－－1949），字政之，后以字行。出生于四川华阳（今成都）。17岁丧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执业律师。熟悉日、英、意、德数种外语。但他对新闻更有兴趣，不久即确定以之为终生事业，从此矢志不渝。辗转南北，惨淡经营，声誉渐起。1919年，作为惟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这是我国记者第一次采访重大国际事件。
1926年，胡政之与张季鸾、吴鼎昌合力创办新记大公报公司，出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一般公认的说法是：大公报的兴旺发达，得力于张季鸾的一枝笔，胡政之的经营管理，吴鼎昌的原始资本。
徐铸成认为：“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期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陈纪滢写道：“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经营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的，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胡政之不仅精于经营，还善于管理，任人唯贤。他的用人方针是：“兼容并包、无党无派（不分党派的意思）、唯才是举。”《大公报》红火多年，除了胡、张等人的勤苦努力和精诚合作外，报社中层干部的健全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无论内勤还是外勤，编辑还是记者，都有一大批高素质、能干活的中坚分子。职工待遇优厚，名利双收，刻苦敬业，勤奋团结。胡不愧是《大公报》有才有量有胆有识的领导人。时隔多年，当年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一些业务骨干，仍对他追思怀念，赞不绝口。
胡政之是一位杰出的报业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记者、编辑、时事评论家。他的新闻观点和办报思想与张季鸾如出一辙。下面略作摘引，以见一斑。
1947年7月，胡政之在《大公报》编辑会议上，作了一番重要讲话。谈及“报人自处之道”时，他说：“我还要提醒诸位一声，就是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民主自由。假如中国是英国和美国，那我们还用得着‘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吗？一张报纸是一个千秋万世的事业。我们的前途是漫长艰苦、曲折多变的。在前进的时候，我们要有无比的自信，无穷的忍耐。我们要时时牢记着‘操心危，虑患深’两句话，谨言慎行，敬业尽职。”
1941年张季鸾病逝后，胡政之独掌《大公报》全局，在艰难时世中一路前行。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因肝硬化在凄风苦雨、风声鹤唳的上海逝世。谢泳说：“在一定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此言近是。
作为一代“报业巨子”，胡政之先生是个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应与季子同不朽！
吴鼎昌（1884－－1950），字达诠，四川华阳人，祖籍浙江吴兴。秀才出身。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银行家。吴富有才华，勇于用世，八面玲珑，长袖善舞。除了本行金融业外，对政治、新闻亦颇有兴趣。据说，袁世凯曾认为此人脑后见腮，不可重用。
1922年，出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即所谓“小四行”）合组的“四行储蓄会”总经理，成为北方金融界首脑。1926年，出资创办新记大公报公司，担任社长。1936年涉足政坛，先后出任过行政院实业部长、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要职，被认为是政学系健将，中共将他列为第17号战犯。1949年1月，去职移居香港。1950年9月在港病逝。
......
一代风流，风吹雨打。百年世局，时移景迁。
恩格斯说：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
而梁某认为：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政府民主与现代化程度的最佳标杆。
中国的报纸、出版社、电视台成千上万，数不胜数。但有人说：其实，我们只有一份报纸、一个出版社、一家电视台。这是发人深思的。
代不乏贤。我们也有象胡舒立、凌志军、卢跃刚、钱钢、凌华薇、余刘文......这样优秀的新闻业者。但总是七零八落，不成气候。积极性、创造性受到严重摧残和压抑，本来就很稀缺的宝贵资源被无情浪费。这十分不正常，也极为可惜。
这有其内在的深刻的制度性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前不久，应几个朋友邀约，去赣南、闽西转了一趟，收获不小。站在毛泽东1934年10月开始踏上万里长征旅程的于都河边，望着河水滔滔东去，想到百年如烟往事，不由记起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其大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版自序”中的名句：“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振兴中华民族，是时候了。但这需要大眼光、大智慧、大胸怀，大魄力。
首关紧要的，就是我们唱了多年的《国际歌》里面所提到的：
让思想冲破牢笼！
作者：梁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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