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齐平：光靠经济改革已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

石齐平：光靠经济改革已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时间:2010-09-10 15:44 作者:石齐平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41次
　　核心提示：石齐平认为，现在的一些问题已经不是经济体制改革所能够处理的，它必须依赖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这是未来我们要去努力的一个大的方向。深圳过去30年作为领头羊，作为试验田，现在也当仁不让，在应对未来挑战方面，深圳实验对深圳，对整个中国来讲，都是任重道远。
　　凤凰卫视9月7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润锋：紧贴时事，现在开讲，这里是《时事开讲》。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中国政府近日是举行了隆重的庆典，究竟该如何评价我们通常所说的深圳模式，节目现场我们邀请了时事评论员石齐平先生，来做点评分析。
　　不过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开讲纲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深圳实验的下一个三十年，今年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深圳实验的历史意义，现实问题和未来挑战。
　　好，请教石先生。石先生，昨天我们知道深圳是举行了一场非常隆重的庆典，来庆祝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是做了重要讲话，这几天我们也注意到舆论对于这个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做了非常多的报导和评论，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
　　深圳实验的历史意义
　　石齐平：深圳作为一个实验特区到现在正好30年，一般人也都把它看成一个奇迹，我觉得也同意，不但因为它在中国范围之内，它是一个奇迹，甚至你放到全球范围之内，它也算是一个奇迹。可是我今天必须要强调，一般人所理解的奇迹，很可能是比较稍微表面的，浮面的。比方说，它过去是三万人的一个小村落，然后现在变成1000多万人的大城市，这个变化太大了。另外一个变化太大，GDP是多少，现在是多少，我觉得这个都是事实，但是不足以用“奇迹”两个字来称呼它。
　　那我认为这个“奇迹”应该把它理解为它是在走一条过去没有人走过的一条新路，这条新路不但在理论上，教科书里找不到，同时在别的国家发展的经验中，你也找不到，所以这条新路，今天居然证明基本上是成功了，这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奇迹。
　　何润锋：我们究竟该如何去理解，您刚才说的过去深圳这30年它所摸出来的这样一条新路的价值在哪里?
　　石齐平：这个新路，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过去30年，新路之前，就1978年之前，也有30年，那走的是一条老路，那条老路一直到1978年的时候，基本上大家看到走不通了，那条老路到底有什么特色呢，我觉得可以归纳成三个字，一个就是计，就是计划经济，第二个就是公，叫公有体制，第三个就是关，就闭关锁国。
　　这三个字，在1978年的时候，老百姓肚皮都吃不饱，所以中国很幸运，邓小平还在，而且他还能复出，而且还能够作出最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就说这条路不能再走了。怎么办呢?换一条路，那换一条路，怎么走呢，坦白讲，我相信邓小平当时心里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底，所以他才会讲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也要有一个大方向，他就想那就改革开放吧。
　　这改革开放今天看起来是很对的，为什么，什么叫改革，改革其实就是从计把它改作市，市场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从公改称私，公营体制变成民营体制或私营体制了。开放就是把原来那个闭关变成开放，所以我们今天讲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邓小平针对前一个阶段，那三个字所做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调整，这个针对性的调整，今天看起来，这个大方向是对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个时候要把这三个字变成那三个字，那不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么方便，你看我们是不是一聊就聊过去了，可是当时你要说“市场经济”这四个字，连邓小平嘴巴里都不敢讲出来，因此，不得不用于商品经济把它给包装一下。
　　同样的公有体制要转变为私营体制和民营体制，那难度也很高，谁敢去碰那个字所以邓小平就在想出一个特区，用这个方式来过渡一下，做一个实验，今天看起来这两个都转过去了，非常重要，就是我刚才讲，深圳实验的意义就在于把它转变成一条新路。
　　何润锋：那么还有第三个字，这个“关”字又该如何理解?
　　石齐平：那也很精彩，关应该是闭关锁国了，所以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前，你可以知道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我们今天讲全球化，你知道全球化怎么来的吗?我的理解是这样，你看这1978年之前，全世界基本上分成两组，一个叫计划经济，一个叫市场经济，他们各自在循环，但是彼此间不互相交流的。
　　用今天“全球化”三字来形容当时的状况，我说可以叫“半球化”。这半球化是怎么变成全球化，关键就是在于中国改革开放，当时中国决定要改革开放的时候，原本那些阵营中的同志们，比方说像苏联，比如说东欧蓝欧，也都盯着中国，你这一步到底走不走成，因为大家半斤八两，大家处境都差不多嘛，如果你这步走通了，那我们就跟进嘛。
　　后来证明，1984年，肚子吃饱了嘛，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所以中国这条路走通了，结果苏联戈尔巴乔夫一看这个很对，也跟进，南欧的也跟进了，东欧的也跟进了，到现在30年过去了，绝大多数除了古巴跟朝鲜，基本上统统往市场经济转了，所以市场经济一体化基本上第一块，第一步还是中国跨出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推动了全球化，但是现在中国也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了，中国离不开全球化，全球化也离不开中国，所以你刚刚问的第三步。第三步就从原来的一个完全闭关的，孤立于全球范围之内的，现在跟全球打成一片了，所以我们刚才讲，三个字都做了一个成功的扭转，这就是我讲的深圳实现的历史意义就这儿，走出了一条完全的新的路。
　　何润锋：您这样讲就非常清楚了，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深圳和其他的经济特区作为领头羊，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石齐平：没错，这条历史意义，今天不但从深圳辐射到了全中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全球，这就我们今天世隔30年之后，来评价过去30年的深圳实验的改革的意义的就在于此。
　　何润锋：这就是深圳实验的历史意义。
　　石齐平：对。
　　何润锋：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探讨深圳实验的现实问题。一会儿见。
　　何润锋：欢迎回到《时事开讲》，我们继续请石齐平先生，就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进行点评分析。石先生，刚才您已经分析过了深圳实现的历史意义，简单来说，就是中国提出了一新路，把三个方向都做了一个彻底的180度的大扭转，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把公营制变成了民营制和私营制，把闭关锁国是变成了一个改革开放，这些扭转其实难度都非常的大。
　　深圳实验的现实问题
　　石齐平：确实，就我刚才所讲的，在当时来讲的话，你在教科书里你找不到任何的理论上的指引，同时我们也没办法，在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家或地区里面找到类似的经验，不管是成功的或怎么样，也许失败的经验，能够找到一些。
　　你比方说，在中国之前，南斯拉夫、匈牙利跟罗马利亚也做过一些类似的努力，但是严格的说，并不是很成功，不成功的经验对中国来讲，也不具备一个完全的参考价值，所以对中国来讲，今天能够走到这个地步的话，不但是深圳，对中国来说，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含义的。
　　何润锋：是，整个成功，其实深圳也好，中国也好，确实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天在这个全球范围内，都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石齐平：我们今天简单地来看一看这30年，由深圳做一个实验开始扩散到某个地区，扩散到全中国，今天市场经济覆盖到全中国，今天非公所谓民营私营体制也覆盖到全中国，今天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全世界也对中国开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交出来了。
　　举例来讲，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是9.8%，确实低，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从1978年我记不得那个时候大概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一个数字，但现在是2.5万亿，全世界第一;然后出口，去年超过德国全世界第一;GDP现在此刻超过日本全世界第二;然后制造业总产值明年2011年，会超过美国全世界第一。你怎么看这份成绩单，我估计在30年前，邓小平在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恐怕都没有办法预料的到，这就是深圳实验覆盖了全中国的最大的一个成就。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指出，今天我们看，今天我们就知道深圳的特区的实验，一方面要看到它的成就，二方面要注意到它产生的一些问题。坦白讲，今天深圳也好，全中国也好，在过去30年所谓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也已经出现了很多没办法忽视到的一些问题了。
　　何润锋：比如说哪些问题呢?
　　石齐平：随便就可以举很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的问题，可能比一般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要更值得注意，“三农”问题到现在为止，坦白讲并没有获得一个非常根本的解决，与此同时，劳雇关系也开始出现紧张了，最近出现了一些类似罢工的行为。
　　然后环境污染破坏的程度也蛮严重的，政治体制里面，比方说腐败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所有这些我们必须要正视它的存在，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实验，一方面是正面的成绩单，一方面是负面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何润锋：是，那您认为这些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您刚才罗列了很多问题，之所以产生，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石齐平：我自己观察这个问题，归纳一下，我觉得比较更重要的原因是30年前，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饱饭的问题，所以没有选择，必须要向邓小平讲，先富一部分起来再说。要先富一部分起来再说，那只有一条路，发展是硬道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思路，是非常非常重视市场经济的，所以那时候名字不叫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生产，追求是效率，追求的GDP，追求的竞争力产出，也因此相对来讲，是比较忽略到什么，社会的分配，社会的公平，包括环境的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都被忽略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30年来，虽然我们创造了刚才讲了一大堆很漂亮的成绩单，GDP也好，出口也好，外汇储备也好。
　　可是二方面却出现了这个或那个的问题，简单的回答你刚才的一句话，那就是过去30年要如果找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的症结的话，那就是我们过度的或者单方面的强调了市场经济，因此相对的忽略掉了本来中国非常重视的社会主义，我觉得这就是问题的一个症结。
　　何润锋：针对您刚才提出的这些现象，您认为中国执政当局现在注意到这些问题了吗?就是否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思维呢?
　　石齐平：应该是注意到了，起码比方说从胡温执政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有七年八年左右，你仔细回想一下，胡温执政在这个过去的七八年时间中，是不是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执政理念。比方说，小康社会，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这大家都非常熟悉，还有比方像执政为民，以人为本。
　　还有很有名的所谓的“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把这些都念出来，这就说明已经有非常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在里头了，还有你比方说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还是市场经济，这很对，你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物质基础。
　　但是话锋一转，核心是以人为本，又是人，发展的方向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就是比较均衡的概念嘛，根本做法是统筹兼顾，统筹什么，兼顾什么，统筹城乡之间的，统筹农业跟工业，统筹兼顾经济跟社会，统筹人跟自然。所以你把过去这一段时间的，这些所谓的执政理念，包括三农的“一号”文件连续出了七个。
　　你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很明显的在兼顾市场经济的同时，更多的去关注社会的分配问题，尤其是弱势者。你看最近不是开始要提高工资了嘛，这个更多的重视是收入分配改革，更多的提出所谓保障性住房，所以你可以明显的看到政策方向，已经在朝这个地方做一些宏观的，综观式的方面调整。
　　何润锋：你说的很好，那既然这个新的观念和思维都已经有了，那我们具体该如何去落实呢?
　　石齐平：这些观念和思维，也许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讲，就是胡温执政当局现在所提出来的加速或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他认为现在发展方式确实出现了问题，要给它调整，又比方说，我们也注意到像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其实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觉得是并行而不悖的。
　　也许是执政当局希望提出一个新的比较新鲜的概念，引起大家的注意，本质上还是兼顾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的，回到你的问题，这些概念既然已经提出了，是针对的，过去30年改革开放所出现的一个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对策。
　　好，接下来挑战性的问题来了，怎么把这些稍微抽象的，理论化的东西，落实到今后的改革的，可以运作的机制里头，这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里，也是我们下面第三部分所要谈到的一个重点。
　　何润锋：所以我先休息一下，那广告之后继续来探讨深圳实验的未来挑战，一会儿见。
　　何润锋：欢迎回到《时事开讲》，我们继续请石齐平先生来就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做进一步的点评和分析，石先生刚才您分析到过去30年，我们寄予深圳实验的中国式发展是既创造出了出色的成绩，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刚才您的分析也进一步指出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基本的大的思路我们已经有了，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倡科学发展观等等，接下来，进一步的具体的落实，我们该如何做呢?
　　深圳实验的未来挑战
　　石齐平：我在这里再把它，刚才我所讲的再点一个要害出来，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过去30年里面，会出现连国际间都高度肯定称赞的一些成绩单，包括产出，包括GDP，包括这个外汇储备，老百姓生活的改善，说明这个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做的差不多了，那就是从计划到市场，从公有到私有，从关闭到开放，光是这三个方面的转变，就保证了中国过去30年创造了非常大的物质产出。
　　但是它并没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一些问题，其实已经不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去处理的了，之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它需要更多的去从市场经济转移到社会主义那个方面去。讲的更明白一点，就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它就必须在既有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面，朝向社会的改革跟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处理的，刚才讲过，它必须依赖社会的政策，或者是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未来的我们要去努力的一个大的方向。
　　何润锋：讲到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我也注意到过去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了，但是每次我们都看到有不同的观点存在，对这些不同的观点，您有怎样的一个总的节解读?
　　石齐平：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一早就被重视的，当年邓小平自己对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视，他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那就是中国所有的改革，其最终成败，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句话我觉得是千古名言，他不但是讲了这句话，他也在不但的探索，究竟要怎么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想了一些基本的思路。
　　举例来讲，他曾经提过废除干部终身制，他提过要党政分开，他提过要政企分开，所有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邓小平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温家宝最近也经常提出类似的说法，最新的一次就是上个月，他到深圳去做调研的时候，讲到他说中国不但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下面的那句话就更重要了，他说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做保障的话，今天我们所看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发人深省的，所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中国的领导阶层很重视，而且一早就重视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类似像刚才我们所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从来就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它有很高的难度，而且也不排除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所以今天我们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有一部分人的对这个保持一定程度的犹豫，或者一定程度的不赞成，这种立场我们也可以去理解。
　　何润锋：但是你刚才提到这个政治体制改革，那既然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是又非常的复杂，但最重要的是又十分的必要。在这样的大的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去具体的开展呢?
　　石齐平：你讲的没错，它有必要，而且又很难做，而且做了以后，还有风险，你说该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又不能不做，比如说你一条，你就必须要先挑简单的做，你不要把一开始的问题，搞的非常非常的大，这个文章就很难做了。
　　你比方说政治体制改革，你说一下子把西方的一些经验搞过来，说要搞政党政治，说要搞选举，这个东西坦白讲，风险或者是复杂性确实太高，暂时回避以下，不是说回避以后，不能动了，还是可以动，我自己不是学政治科学的，但我自己思考这个问题，我都觉得可以提出一些很简单的思路，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财政改革，所谓财政改革就泛指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甚至国有企业到国有银行，任何一个部门，哪怕你是企业，你每年都要编预算，对不对?编预算怎么编的话，就每年你预计要做些什么事，明年你碰到什么问题，你得去处理这些问题，推动这些工作，你得有钱，这个钱就要编预算，过去在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较含糊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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