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困局:中国经济安全透视(下) - 江涌 - 草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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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困局:中国经济安全透视(下)
2010-09-07
草根简介

1969年出,安徽无为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经济安全与世界经济理论研究,参加过多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迄今境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经济学随笔一百五十余篇,著作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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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同样是自然法则下的一员,适者..
well done. repectful thoughts..
很有道理!
中国人总是用弱者、防人的心态面对..
学校教育中就少跳跃精神和必要的弹..
体制内还有清醒者。经典博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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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给外国评级机构特殊待遇
网络:看不见的新战线
“银发浪潮”冲击中国经济

庭前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在相关部门“不争论”的旗号下,新自由主义正不断取代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而大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思想之态势。试看今日之经济中国,几乎尽是新自由主义天下。
挖掉基础。苏联及中国的经济实践表明,国有企业能有效体现国家意志,履行为政府排忧解难,以及一般市场主体不能扮演的职能。过去,国有企业有强大生命力,为国家独立富强与改革开放奠定坚实基础,成为共和国无可争议的长子;今天,国有垄断资本是阻击国际垄断资本肆虐铁骑的最强大主力军,为国家经济安全立下卓着功勋。全球化的大势下,国有企业的确面临新的调适问题,但是新自由主义者以一个产权明晰理论即令国企纷纷倒闭,令千万为共和国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劳动者蜂拥下岗,实现厂长经理向企业家富豪蜕变,国有经济向权贵经济蜕变,通过深挖社会主义墙角而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试想,没有国有企业之皮,社会主义之毛焉附?除非相关决策本身真的就是在“打左灯向右转”,真的不打算要“社会主义”。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案)第七条明文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但是,我们的一些决策与执行机构,在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下,不仅不敢、不愿扞卫公有制与国有经济,而且还全力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让国有企业为私营企业甚至是外资企业腾出阳光下的地盘。一个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高官曾向私企富豪们直白,不要抱怨时下的“国进民退”,未来地盘都是你们的。若为自由(主义)故,宪法可以抛?其实,所谓“国进民退”的原动力主要来自在华外资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与跨国垄断资本在华扩张,外企为获取垄断利润而压迫国企,国企为确保市场地位便挤压民企。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劣追本溯源是不当开放与过度开放的结果。
腐蚀邦本。中国几千年的经验与教训揭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以安为先。政府及社会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坚定的意志与周全的政策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但是,新自由主义拼命鼓吹以自由市场来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美国福特基金在华直接以钱收买中国研究机构和学者放话,大力抨击中国立足自给的粮食安全政策,要中国放弃耕地底线,到国际市场花钱买粮。然而,国际市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由竞争的市场,粮食市场更是如此,近乎被四大粮商完全垄断。如若让中国粮食需求任由国际市场调节,岂不是任由四大粮商敲诈和盘剥?如此简单清晰道理,本不需要论证质疑,无奈,自由主义学者正在买办化,被人家收买,自然要替人家办事。
掏空核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国际经济金融化发展与国内金融自由化改革,使国有资产与社会财富愈发具有流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迎合了国际金融大鳄猎取中国财富的需要。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其价值实现市场化(主要是股票市场),最后定然有与国际接轨即国际化,如此将中国的国有财产和社会财富,通过一系列金融手段,最终流转到国际大鳄的腰包。自新自由主义于国际扩张以来,金融自由化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与地区酿成灾难,但是中国的相关部门认为,金融自由化理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相关国家的实践方法存在问题,执行力存在问题。因此,执迷推进金融自由化,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一个个有利于大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大鳄投机的举措纷纷出炉。
新自由主义肆虐,祸害无穷!
新自由主义是民族虚无主义。中国的“芝加哥男孩”及其追随者一直在持续不断、不遗余力地诋毁自己的民族英雄、民族领袖、民族文化、民族价值、民族认同,试图“清零”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一个半世纪的革命史,建国三十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与此同时,极力颂扬他们心目中的西方英雄——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格林斯潘,宣扬西方文化与价值,试图为更多的中国人确立另类西方英雄崇拜,依照西方丛林原则改写中国历史。
新自由主义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上,他们看不到草根、人民甚至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而将力量寄托在外部压力上,寄托在全球化上,寄托在跨国公司扩张和“与国际接轨”上,形成所谓“倒逼机制”。由此,积极引进“丛林法则”,引狼入室,侵蚀国有经济,蚕食民族资本,如此以所谓“狼来了”、“鲶鱼效应”来增加所谓的自由市场活力。
新自由主义者在哲学上一般都是不可知论者(如其先驱哈耶克),因此他们主张任由“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反对任何政府干预,让强者自由奴役弱者。一般的新自由主义者是实用机会主义者,关注自己的眼前利益,缺乏应有的原则立场,他们积极投靠大资本、买办资本、境外资本,蔑视弱小的民族资本,敌视能与国际垄断资本抗衡的国有资本。他们挟洋自重,“赤膊”上阵,即裸官、裸学、裸商,随时做好弃“暗”投“明”的准备。
极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自私自利主义者。没有恻隐之心,极少人文关怀。他们主张的自由是大资本控制中小资本的自由,富人剥削穷人的自由,强者奴役弱者的自由。新自由主义是精英主义、个人主义,本质是一种经济专制主义,强调“用脚投票”即“一元一票”,反对“以手投票”即“一人一票”,是地道的反民主的,尤其是反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大多数当家作主。
新自由主义者迷信法律力量,忽视鄙视道德建设。迷信法治的结果必然是人间温情迅速退却,社会关系只有靠冰冷的条文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愈发对立。依照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所实现的社会治理,是经济动物而不是社会人,是消费者而不是公民,是大型超市而不是社区,是无穷的利益冲突而不是持续的社会和谐。看看自由资本主义治下的国度:实用主义盛行,理想主义匮乏;物欲横流,精神颓废;利益主宰,道德沦丧;……令人呼吸紧迫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加速向这个方向大步迈进。正是新自由主义盛行愈发使更多的中国人不再有任何敬畏的力量,从官员到商人甚至是普通大众,都可以毫无顾忌于神龛前偷盗,于乞丐钵中取食。有先知教导:学者的墨水比烈士的鲜血更加神圣。但是,看看当今在自由主义浸泡下的中国学者与研究机构,急功近利,哗众取宠,顶级的国家科学机构以研制推广三聚氰胺来谋利,顶级的国家社会科学机构推出贻笑大方的中国军力报告。
国家博弈,利益至上。实力是剑,道义是枷。国际竞争是磨剑,国际迎合是戴枷。市场保护是磨剑,自由贸易是戴枷。弘扬自己价值是磨剑,接受普世主义是戴枷。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政策,由此在国际舞台上很快实现了由“棋子”到“棋手”的转变。如今,中国“芝加哥男孩”欲以新自由主义取代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接受“华盛顿共识”,穿上致富的“金马甲”,实际就是主动弃剑戴枷。中国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想、不断跟随西方议题,随西方笛声起舞,老老实实地做西方给我们界定的“负责任大国”,由此我们落入一个又一个陷阱,国际舞台上也逐渐由“棋手”向“棋子”蜕变,不仅是霸权国家的“棋子”,甚至还成为众多普通国家、乃至一些小国的“棋子”。
“和谐社会”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但是必须认识到,有些利益矛盾(如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是可以和谐,另有一些利益矛盾(如国家利益与买办利益)是不可以和谐的,不可以调和的。可以调和的部分可以通过“理论的批判”得以实现,不可以调和的就必须通过“武器的批判”。当共产党还是人民的政党、大多数的政党时,就必须用专政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需要“理论的批判”,也非常欢迎“理论的批判”,但是必须牢记,“理论的批判”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忘记这一点就会犯“右倾主义”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因“右倾主义”而险些亡党。今天,极右思想泛滥已经使党和国家在思想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工作领域面临苏联解体之前的危局,该到了“理论的批判”乃至“武器的批判”来矫枉纠偏的时候了。纠偏当然不是要回到过去极左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表明,极左与极右同样危险。中国的伟大传统智慧告诉我们,“执两端而用其中”是实现经济稳定、社会和谐、国家长治、民族久安的不二选择。
[①]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如此表述:“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见[德]弗里德里稀?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7页。
[②]“芝加哥男孩”(ChicagoBoys):一群曾经(1955-1963年)在芝加哥大学研习经济学而成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追随者的智利学者,是忠实的自由市场理论的教条者,为在智利贯彻实施“休克疗法”,极力支持国家恐怖主义,皮诺切特政府经济顾问弗里德曼曾经强调,民主最有可能扼杀自由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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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是一种本能,一种冲动,而和谐主义则是一种理性,一种人性。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人类走到了十字路口:是任由本能与冲动来加速自身的毁灭,还是由理性与人性来实现长久繁荣与幸福。
2010-9-7 1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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