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探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陆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7:13:22
序｜探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几十年来，一直都说中国经济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有一次在哈佛大学开会，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帕克（Albert Park）不无调侃地说。此人为韩裔美国人，能讲流利的汉语。我猜，他的言下之意是说中国经济就是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着的经济，它没有十分明显的“转折点”。不过我认为，中国经济的“转折点”真的来临了，或者说这就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2008到2009年恰逢全球经济衰退之际，中国也未能幸免，而此时又正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难道只是一个短期的经济周期现象吗？这是否意味着一个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其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十分“动态”的经济—按通常说法，叫做转型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调整是这个经济的“永动机”。而在我看来，结构调整的第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布局方面有新思维。不同于其他的大国（比如美国、俄罗斯、印度），中国只有一面靠海，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且是国际贸易以海运为主的时代，沿海地带注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沿地带。事实上，在中国过去的发展历史里，城市之间GDP规模的差距要大大高于人口和面积规模的差距，这说明，中国城市的经济规模差距更多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之下形成的，而人口和面积规模的差距则更多地受到了某种行政力量的限制。从变化上来讲，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要明显小于面积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扩张主要是面积意义上的扩张而不是人口意义上的扩张，而且这种差别在中部和西部更大。所以，通过城市化和经济活动的集聚，更为具体地说，通过建设用地指标和人口更进一步向东部集聚，将可能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增长注入新的动力。特别是当中国的城市逐步进入服务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后，集聚和城市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的另一个结构性调整需要从收入分配入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我们的研究已经证实，收入差距已经危害到了投资和经济的增长。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中国内需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同样道理，当中国的城市越来越依靠服务业发展的时候，收入差距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增长慢于GDP增长，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问题会越来越成为制约内需增长的因素。如果我们去分析收入差距的成因，就不难明白，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差距持续扩大是总体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有研究发现，当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农业人口比重更高的地区人均收入增长必定更慢，从统计上来看，70%~80%的地区间收入差距可以由城乡收入差距来解释。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人们通常会认为经济的集聚发展和控制地区间差距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会。事实上，很多研究都证实，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如此大地影响到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因此，中国恰恰需要通过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来缩小城乡差距，从而缓解地区间差距。这条道路可能要比直接着眼于区域平衡发展的财政转移政策更有效。
现在人们都说中国要启动内需，这个口号也提了十多年了，如果不改动一些结构性的东西，内需怎么启动得了？我和我的同事最近几年所做的研究工作，总结一下其实就两句话，一是“放弃集聚和规模就是放弃发展”，二是“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是可以携手并进的”。站在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重温这两个朴实而深刻的道理，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知道未来向何处去。
说到未来，就不得不再说到市场秩序的问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走了30年，如何构建一个公正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一个不只是关系到收入分配的问题。人们曾经天真地以为，只要价格放开了，市场经济就可以启动了。30年的改革进程还告诉我们，任何制度的演进都是内生于它之前的那个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天中国的市场体制，就不难发现，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的结合、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串谋、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分割、行业进入的壁垒，所有这些都使下一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面临新的挑战。现有市场体制的扭曲所造成的收入不均等和经济效率损失，已经足以成为我们向市场体制的不公正性开刀的经济学证据，更不用说公正本身就应该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在30年前，亦当中国处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期时，诗人舒婷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希望，并且为之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30年是一个轮回，现在，中国再次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
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1)
在过去的30年间，世纪的经济地图因中国的崛起而为之改变。和一个小国的发展不同，中国是一个在人口、疆域、经济规模等几个维度都堪称大国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还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国能如此迅速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
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有什么关系？经济危机的发生与人性有何联系？凯恩斯和“萧条经济学”是否已经回归？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中国能否转危为机，走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困局？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
当城市化遭遇全球化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会议上说，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第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如果我们把“21世纪”换成“过去30年”，并放在全世界来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过去30年全世界最重大的事件就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和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这样说？不妨从2008年这场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谈起。
这场经济危机到来以后，随着对经济危机的认识深化，基本上大家有了一个共识：这场危机与全球的居民，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储蓄行为有关。中国人储蓄，并且生产，美国人则是大量消费。美国人消费缺钱怎么办，就向中国人借，因此中国买了很多美国的国债。再往下深究，其实和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下降有关。美国人的高消费实际上是由借债支撑，而不是自己的收入和购买力。
我们来看美国的储蓄率下降趋势，其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1984年左右，美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还是比较稳定的在7%到11%这个区间。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下降是从1984年开始的，这个现象非常重要。1984年是什么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面可以有很多联想和猜测，根据我对经济史的了解，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冷战后期，美国和苏联进行对峙，美国人认为，要想获胜，必须要有新的控制整个太空的计划，被称之为星球大战计划。后来，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被多大程度地执行，以及它对美国科技进步的影响有多大是有争议的。不管怎样，有一点不可否认，随着苏联国力在整个世界处于相对衰落，以至于最终走向解体，美国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领先全球的技术创新。如果你要观察现在世界上比较大的经济体，比如中国、美国、日本、德国，你会发现，在石油危机以后的30多年时间里面，基本上只有美国是长期处于贸易赤字的状态，日本是长期贸易盈余，德国则在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从贸易赤字变成了贸易盈余。中国也基本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才使原来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赤字变成贸易盈余了。通过对这样几个国家对比，你会发现，前四大经济体里，只有美国在吸收（或者占用）别国的储蓄，只有美国真正是长期借贷消费，并表现为进口大于出口。
美国为什么会表现出长期借贷消费呢？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美国人借贷、消费，日本人和中国人则储蓄、生产。这样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自己的理解是，关键要看美国的创新是否可以持续？这怎么解释呢？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大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富人的邻居。邻居自我感觉很好，他就会感觉借贷消费没有问题，因为他预期自己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会不断提高。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如果预期自己的收入未来持续增长，他为了平衡自己的消费，当然会在目前收入相对低的时候借贷。他向谁借？如果他的邻居在存钱，当然愿意借给他，那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中国人为什么存钱？因为在中国，富人钱太多，没有地方花（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虽然缺钱但也不敢花（要预防性储蓄），所以，中国的富人、穷人都储蓄，正好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借钱，而且这个人预期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那这个穷人就很高兴借给他。所以，关键问题是美国的创新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可以持续的话，我们刚才看到的四大经济体中尽管只有美国是借贷消费，但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相当于中国把钱借给美国，搭了美国的便车，分享了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
大家可能会问，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是也很快吗？为什么要把钱投到美国？要知道，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靠大量的资本积累来实现的，实际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足够地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而是转化成了资本的收益。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出了很大的问题，普通老百姓难以借助资本市场来分享资本的收益。说得通俗点，在中国，老百姓的选择是把钱更多存在银行里，尤其是在把钱投在中国股票市场不见得回报很高的情况下。这时，微观层面的高储蓄、低消费就转化为宏观上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
但问题在于，刚才说的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假设实际上并不总是成立。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1年的时间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0年不到的时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确非常快，这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革命发展迅猛，这的确能让全世界相信美国收入增长是很快的，而且欧洲、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收入增长速度差距也在拉大。但2001年前后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就慢下来了。这时，靠什么实现经济增长呢？实体经济不行就靠虚拟部门，利率低低的，大家就借贷，借完钱就消费，结果导致房产泡沫出现了。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次级贷，连学生、移民都借贷，这些人收入不高，失业风险相对比较大，信誉相对不好，但是在低利息情况下，他们也借钱。最后还衍生到信用卡行业，很多人觉得房子在涨没有问题啊，先借钱消费，实在不行，把房子卖了就行了，还了债，还能赚。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要应对经济危机，美国人要做的事情是要提高储蓄率，而中国人要做的事情是要克服产能过剩。问题是，生产能力已经在那里，怎么消化呢？就是要提高内需，要把储蓄率降下来。那么，为什么中国消费增长不快？
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2)
今天大家都讲“科学发展观”，为什么强调呢？是因为我们过去经常出现发展的“不科学”，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双重失衡”局面。我们从内部讲起。改革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总体来说是上升的。经济学里有一个很简单的原理，当收入差距扩大时，整个需求的增长肯定是比较慢的，因为富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收入差距扩大相当于把一块钱从穷人拿到富人那里，所以中国的居民消费增长比GDP的增长更慢。从支出法角度来讲，GDP无非就是消费、投资、净出口，当然还有政府支出。消费增长慢，GDP怎么上去啊？1990年代以后中国想出来很好的办法，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于是，大家拼命投资，导致了投资增长很快。从短期来说，投资形成了GDP，从长期来说，就逐渐形成了产能过剩的局面。除了投资推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出口，特别是出口给美国这样的国家。危机来临之前，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是65%。这65%是什么概念呢？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规律，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越靠内需，国家规模越小，越靠外向经济，所以国家越小，贸易依存度越高。如果我们做横向比较，把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和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国家比，这些国家贸易依存度基本在20%、30%这样的水平，和这些大国比，我们贸易依存度高出了一倍。
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熟悉了，中国积累了大量贸易盈余，然后就相应发行大量的人民币。然后钱去哪里了？无非两个出口，买东西就是通货膨胀，买资产就是资产泡沫。接下来的结果是我们的企业不愿意创新。上海市政府很急，推出很多政策去推动创新，希望形成所谓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结果却发现企业不愿意投入研发。我们在上海的企业调研，企业的回答很简单，我没有必要啊，创新投入很多钱，风险很大，我为什么不买国外的技术，然后培训培训劳动力就可以赚钱了。进一步的结果是，中国的产业发展始终处于非常低级的水平。接下来就会联系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以现在的状况，劳动力低成本，企业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也缺乏创新的动力。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跟企业创新缺乏动力，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不需要大家在大学学到的知识有关。
我们再讲讲外部失衡。刚才说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很重要的时点，我特别想强调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真正形成中国劳动力低成本高质量的比较优势的时点。有三股力量支撑了这样的局面：第一，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的移民。第二，城市部门开始了劳动力市场改革，1996年以后开始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当时的数据是下岗职工数量超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的数量。第三，国有企业分流出来的劳动力以及农民工都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这就形成了劳动力低成本的又一条件。与此同时，1994年之后，人民币被大大低估，这些事情加起来就形成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久天长，以至于形成了世界上的很多制造业产品由中国定价的局面，结果带来了中国出口持续上升和过高的外汇储备。再接下来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被控倾销的第一大国，其他国家都在告我们倾销产品，因为我们的价格太低了，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国际贸易冲突。
下面再看几个数据。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农村劳动力移民规模并不大，农民真正大规模进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目前的农民工数量是在2.2亿，其中外出打工的大约1.3亿，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口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这么大的数量支撑了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当城市化遭遇全球化”时产生的问题。中国的农村移民移到哪里了？移动到外资投入的地方，也就是沿海地带。换句话说，劳动力由中部、西部流向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过去30年全球范围内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内地的过剩劳动力和来自全球的资本在中国沿海地区结合了，这个结合是支撑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后贸易盈余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元流向，今天人们讲经济危机，都把矛头指向美元。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要美元，因为需要用美元来购买大宗商品，比如石油，这些美元流向了石油输出国家，我们称之为石油美元。还有大量美元通过FDI、进口支付、还有移民的汇款流向了中国。由于预期美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持有美元的国家就到美国投资，买它的资产、债券。最近这几年，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用了一个词—恐怖平衡—来描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的货币供给，在美元这样的流向中持续增长。到2008年11月底，中国持有近7 000亿的美元债券，这不是小数字，它相当于美国GDP的1/30，这相当于中国部分地影响了美国的货币供给。再加上美国自己不断印钞票，维持了美国的低利率，这都为经济危机前的泡沫创造了条件。
现在人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当前的经济危机和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因素。为什么这样说？首先，世界上历次的经济危机几乎都来自危机国的内部，第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一下子加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参与了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贸易体系，它的规模如此巨大，而且发展差距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又如此之大。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借用美国人的一句话：从来没有这样穷的国家能成为这样富的国家的最大债主。
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3)
这样的“恐怖平衡”怎么调整呢？其实，在经济危机冲击到中国经济前，这种调整已经以多种形式发生了。第一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第二是资产价格的大涨大跌；第三是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特别是能源和资源的价格上升。在这个上升过程中，谁受损最大？谁用那些资源谁受损最大，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因为中国是用资源、能源最多的国家之一。然后是中国出口受到的冲击。当所有这些调整都难以到位时，最终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实际上也是“恐怖平衡”调整的一种方式。
全球经济有没有可能走出“恐怖平衡”？我认为有两点因素要看，如果21世纪美国可以进一步进行高科技创新，而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可以和上世纪80、90年代的速度一样的话，我看形成“恐怖平衡”的机制不会彻底转过来。当日本人和中国人想存钱的时候，最好把钱借给美国，以期获得高回报。但是，美国劳动生产率会不会持续快速增长？我认为不大可能，即便是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些领域的变化都不太可能像信息技术那样深刻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必须找到另外一个走出全球经济“恐怖平衡”的方式，世界需要找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增长点，应该可以支撑一定数量、一定等级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增长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是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也是后3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动力。这就是我对斯蒂格利茨的话的理解，重复一下：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第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经济危机源于我们的认知局限
最近的经济危机让人们不禁要问，宏观经济学怎么了？最近在欧洲访学，感觉是凯恩斯已经回来了。这是鲁汶大学著名的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家保罗•德•格劳威（Paul de Grauwe）教授给我的回答，而我的问题原来仅仅是非常谨慎的猜测，“您认为这次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会再回归凯恩斯主义吗？”
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基于理性预期假设的有效市场理论占据了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根据这样的理论，市场价格会对实体经济的状态作出反映。以此为基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里，经济周期的来源就是一些外生的来自于技术、禀赋和偏好的冲击，同时，如果市场对冲击的传导比较慢，价格和工资存在黏性特征，人们来不及对自己的计划做出调整，周期性的波动就会产生。正是因为理论界和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相信有效市场理论，所以政府对金融市场采取了放松管制的做法，其中的结果之一就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混业经营。但问题是，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从来就不是“有效的”，价格通常都会偏离基本面，存在着泡沫或者衰退的风险，这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混业经营就将前者的货币风险和后者的信贷风险混在了一起。具体来说，商业银行欠储户的钱是短期的，而它的投资则相对是长期的，一旦股市和房市出现下跌，银行就会出现流动性不足，从而使银行面临支付危机。
保罗认为凯恩斯理论的精髓是，他从人的“动物精神”出发来构建他的理论，而这种“动物精神”是指人天然地会对事物的趋势做乐观或悲观的判断。人在进行决策时，会观察悲观或乐观的人谁收益更高，而他就会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态度。于是，当更多的人采取悲观的预期时，悲观就可能是一个收益更高的态度类型，而这会使一些乐观的人调整为悲观。这样的行为规律是人们面临信息不充分的世界时的反应，而且是不理性的做法，其根源在于人对于世界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但也正是这样的行为导致了经济繁荣或衰退的周期性波动。以前，在金融学里人们研究过所谓的“羊群效应”，“羊群效应”刻画了人们对其他人的模仿，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心理学。而人类行为的从众现象也完全可能是因为认识能力的不足，也就是说，仍然可以假定人是自利的，他们只是通过观察悲观的人还是乐观的人收益更高来修正自己的主观判断。当人们因为认知能力的不足而表现出行为的相互依赖性时，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就会被放大，泡沫和衰退都会被相应放大。
真正的危险在于，主流的基于有效市场假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假设了人的认知能力是无限的，因此人们对于认知能力不足和“动物精神”而导致的经济周期就会视而不见。在研究生的宏观课程里，在各国的中央银行里，凯恩斯式的基于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而构建的周期理论被认为已经过时了。危机的来临使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重新认识凯恩斯。保罗认为，宏观经济学理论应该回到凯恩斯，从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出发，去重新考查那些泡沫和衰退产生的机制。从政策上来说，长期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商?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彻底地分开，让商业银行回归传统的银行业务，以避免风险过大。当我们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时，保罗也坚定地认为，中国千万不能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进行混业经营。
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4)
既然人的“动物精神”能够内生地产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那么，有什么样的政策可以控制经济周期吗？答案是利率和盯住通胀的经济政策。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里，虽然其基础是心理学规律，但到了政策层面，利率仅仅是改变投资成本与收益的一个中间变量，已经与心理学没了关系。如果考虑到人的“动物精神”，利率的作用就有了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在直接作用的层面上，利率仍然会通过改变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而改变人的行为；在间接作用的层面上，人们对经济状况的悲观或乐观的判断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心理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结合弥补了凯恩斯理论内在的不足。这更加支持了政府救市和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以及一些赤字财政的政策，这些政策至少在短期里是有利于市场恢复信心的。
在实际生活中，信息—特别是媒体信息—对于影响人们的悲观或乐观的判断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那么，政府是不是可以把控制信息作为一种减少经济波动的政策呢？千万不能这样想。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也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控制信息的确可以使经济不至于过度地膨胀，或者过于严重地陷于衰退。但是，控制信息的结果却是使得原本就信息不充分的世界变得更加信息不充分，而人们的“动物精神”恰恰缘于信息不充分和认知能力的不足，所以，从长期来看，越是控制信息，越是可能加剧经济的波动。在最近这一轮的经济周期里，中国的股市是全球波动最大的市场，也与中国市场上信息更为不透明不无关系。
公众处在一个信息不充分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局面中，经济学家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经济周期内生于人们的行为，所以，市场的走势关键取决于多少人持乐观或悲观的态度，而恰恰没有人知道这个重要的参数。所以，千万不能指望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的走势给出预测。甚至什么是市场的“底部”都是内生的，它完全可能脱离经济的基本面，而任何“底部”都只能是事后才知道，没有人能够准确预知“底部”什么时候出现。
我一直认为，从经济学的各个研究领域来说，经济学家也存在着某种sorting（群分）的现象。相对来说，关注现实的经济学家多以微观和实证为研究方法，而宏观经济学家似乎更为注重理论本身的 “完美”。在最近十多年来，心理和行为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经济学家对于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律”的认识已经大大加深了，而且这些新认识正在迅速地渗透到其他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比如消费、教育，甚至劳动。相比之下，宏观经济学对心理和行为经济学反应迟缓，对此，以国际金融和宏观为研究方向的保罗也大感困惑。
任何一个新的理论都会对传统的所谓“完美”理论形成冲击，但现实的需要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冲破对“完美”理论的捍卫。在大危机的影响下，保罗基于“动物精神”所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政界和媒体已经越来越有影响，但在学术界，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听这些“异端”。我在2008年下半年到鲁汶大学访学的第二天，那里恰好举办了一个“欧洲货币论坛”，聚集了一批非常不错的研究宏观和金融的学者，其中还夹杂了有关当前金融危机的公开讨论。保罗是论坛的主角，不过争论也很多。可以想象，当年凯恩斯学说刚提出的时候，局面肯定更为悲壮。有幸的是，随着危机的加深，对于主流理论和新兴理论的相对接受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5)
新经济时代仍有萧条
不同的危机背后有着共同的故事。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半个世纪，甚至20年以前相比的确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今天，一个身无分文的学生可以凭借风险投资基金和疯狂的股市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就在这“新经济”时代，1997年7月，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发表了一篇名为“商业周期的终结”的文章。不巧的是，就在这一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了。可惜，这场危机并没有让人们深刻地反省经济衰退的问题。大家看到的只是美国的经济已经持续增长了10年之久，而且也没有任何停滞的迹象，就更不用说衰退了。针对“新经济”时代可能消除经济萧条的论点，克鲁格曼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书，这本书不仅以大量的实例提醒人们忽视经济萧条可能是个错误，同时也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即使在所谓的“新经济”时代，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一个导致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
“新理论”的问题
在一篇题为“商业周期的终结”的文章中，作者韦伯认为现代经济有这样一些新的特征可能导致经济稳定增长，而周期波动则会减缓。韦伯的论点包括：
（1）战后发达国家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有很大提高，而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来说比较不易随经济波动而波动。
（2）各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变得越来越灵活，这使得劳动力市场能够对经济周期的变化迅速地作出反应。
（3）一些与生产管理有关的信息技术更为发达，企业已经能够更为有效地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产量。
（4）国际资本市场在连接资本与生产、管理风险和化解冲击的影响等方面更为有效，特别是一些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的创新，以及更加严密的管理措施的实施使得金融市场产生巨大波动的可能性减小。
（5）一些新兴的经济（如东南亚国家、中国、巴西等）既形成了巨大的市场，又广泛地参与到全球化的生产当中去，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推动了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
（6）国际合作（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了，各国间的贸易保护和移民管制都有所放松，这使得全球经济应付外来冲击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来自供给方面的冲击（如石油冲击、自然灾害等）可能性也降低了。
这些观点看似有理，但在经济危机的时代来看，又漏洞百出。我们完全可以将上述六个观点反过来说一遍：
（1）服务业的发展是以制造业为前提的，如果制造业的商业周期仍然存在，那么服务业的波动一样会存在。对于这一点，只要看看最近经济危机之下的旅游业就行了，不要说旅游，连保姆的需求都在减少。
（2）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到底是减缓经济周期的因素，还是加剧经济周期的因素，恐怕也难说。
（3）企业更能借助于信息技术来了解需求，安排生产了吗？经济危机的根源往往在于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有误，人类拥有的信息技术还没生产出预言机。
（4）金融工具的创新在帮助人们规避风险，更多的金融工具的创新在帮助人们创造风险，特别是当人们并不了解这些工具的含义，只能对推销员的“忽悠”一知半解的时候。
（5）新兴国家并不一定同时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事实上，这种推动主要是在供给方的，这就间接地造成了美国借钱来消化新兴国家的过剩产能的局面。
（6）经济繁荣时，什么都好说，经济危机了，贸易保护和移民管制又重新抬头。与此同时，供给方面的冲击好像也没有减少。地震、流感，一个接一个，什么都没少。经济寒冬了，口罩热销了，不过，口罩连流感都不一定挡得住，就更别说经济的寒冬了。
“新理论”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对于生产的管理变得更为有效率了。但是，电脑和网络的运用对于今天信息爆炸的世界所起的作用，与许多年前电话、电报的运用对于当时的世界所起的作用究竟有着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呢？虽然说信息技术已经使得目前的生产更加能够灵活地适应需求的变化了，但并不是说信息技术的进步可以防止需求的下降。此外，从经验上来说，仅以美国1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来断定“新经济”可以消除经济周期还为时过早。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曾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股市的快速上涨不尽合理。从历史经验来看，每一次严重的衰退之前经济都会经历快速的增长，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来临之前是这样，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也这样，而日本在战后曾经保持了比目前美国已经获得的增长纪录更加持久的经济增长，但最终也仍然没有避免从80年代末开始到目前为止已历时10年的经济衰退，最近的经济危机大爆发再次证明，人们并没有逃脱经济周期波动的怪圈。
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6)
旧理论、旧问题
克鲁格曼在他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借用保姆公司的例子对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进行了阐释。有一些在国会工作的年轻夫妇自愿组成了保姆合作社，他们愿意互相为对方照看孩子，目的是在为同事提供保姆服务时，挣得一些内部流通的票券，这样当自己需要外出时，便可以用这些票券“购买”别人的保姆服务。然而当这些年轻夫妇都想积攒一些票券以便能够在长期外出时，大家就都会愿意提供更多的保姆服务。保姆服务的供给增加了，同时需求却下降了，这时，积攒票券就变得更加困难了，为了能够长时间外出，年轻夫妇们就更加愿意提供保姆服务。于是，这个合作社的经济陷入了紧缩状态，萧条来临了！目前的日本和中国不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大家都只想储蓄而不愿消费的时期吗？针对这类萧条，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增加经济中流通的票券（货币）数量，这时有一部分夫妇首先感觉到票券够了，于是他们外出并给其他夫妇创造了提供保姆服务（工作）的机会。但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完全防止经济波动的发生了呢？
2000年3月17日，无力回天的铱星公司放弃了一切尝试，向纽约法庭请求批准它终止向55 000名顾客提供通讯服务，并摧毁围绕地球运转的66颗卫星。这个悲剧性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1991年摩托罗拉公司决定建立由低轨道卫星组成的移动通信网络，以实现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进行通讯的美好目标。1997年6月，铱星公司股票正式上市，并受到投资者的大肆追捧。1998年5月，最后一颗卫星升空，铱星计划完成，铱星公司预言，1999年使用铱星电话的用户将达到50万，到2002年将达到500万。事与愿违，1999年5月，在铱星公司仅仅投入运营6个月之后，该公司就宣布1999年第一季度公司销售收入为145万美元，亏损5.05亿美元。与此同时，该公司背负着近30亿美元的债务，每月光是利息就达4 000多万美元。5月14日，铱星公司宣布它难以按期偿还将于月底到期的8亿美元债务。消息公布后，投资者对铱星公司的发展前景产生了怀疑，铱星公司的股票也从一年前的每股60多美元跌到21日的约10美元。之后，虽然铱星公司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已经不能使公司重现生机。
所幸铱星公司的破产并没有引起世界性的金融灾难，但让我们想象一下，像微软或雅虎这样的公司破产会怎样？当然，担心微软或雅虎破产可能是有些杞人忧天，但值得注意的是，人类还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防止股市上像微软或雅虎这样的公司成为又一家铱星公司。更进一步地来说，人类还没有掌握什么有效的方法准确地预知自己未来的需求种类和数量，铱星公司的破产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意味着风险、收益和刺激，而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如果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未来的判断有误的话，这里就隐含着某种危险。“新经济”能够让人们在一段时间里树立对于未来的信心，但并不能够保证这种信心一定是正确的。国内曾经也一度有人鼓吹“新经济”时代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称传统的经济学已经不再适用于现在的经济了，因为现在的经济是一种“注目”经济，谁赢得了公众的注目，谁就能够赚钱。实际上，如果注目的对象不是一种适应市场需求的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那么总有一天它就不再会受注目。以为受注目就可以赚钱，无异于以为用塑料香蕉也可以吸引驴子往前跑。
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7)
“新经济”、旧理论
我也许是给迷信“新经济”的人们泼了一瓢冷水。“新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一浪高过一浪的创新浪潮使得我们更加能够获得持续的增长，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手段来保证每一项投资都符合未来需求的发展，换句话说，创新可以减缓经济萧条的趋势，但却不能消除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而与此同时，生产的全球化和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一旦经济衰退来临，危机传播的速度将也是非常快的。更为深入地来说，经济危机的全部原因在于单个人无法确切地知道未来世界的需求，甚至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总体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当前的投资是否恰如其分地满足了人们未来的需求。如果目前的投资偏离了人们未来的需求，就可能在人们意识到投资“过度”时触发投资的波动，从而导致整体经济的波动，而这一切又是以现代金融体系为实现条件的。
以人类目前对自己所处的世界的认识能力，还看不到什么能够消除危机隐患的手段。在“新经济”时代，人们的知识确实是丰富得多了，但对于单个人来说，人却可能变得更加无知。因此，面对这样变幻莫测的世界，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我们需要更加理性的市场投资者，这些投资者要能够鉴别产品（包括金融产品）的市场前景；我们需要更加理性的企业，这些企业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并且能够有效地分散风险；我们需要一个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保证那些真正具有成长性的企业获得他们所需的资金；我们还需要一个有效的市场监管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以便将市场泡沫里的空气一点点地放掉。
危机来了，“自由”走了
美国7 000亿美金的救市计划开始并没有被国会通过，理由是，这是在用纳税人的钱救投机商，道德风险极大，且后患无穷。过了几天，计划经过修改，又被通过了。美国一向标榜自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这个方案如果轻易通过的确有点下不了台。在股市、房市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美国政府听之任之，现在，如果真用“自由市场经济”来惩罚一下自己，那对此的评论就只能借用赵本山春晚小品里一个字的台词—“好！”
政府干预危险，教科书里写得多了。可是，自由市场经济就真的那么万能吗？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字里行间就是“自由”两个字。本科生的课里还教点市场缺陷和政府干预，到了研究生的课里，所谓主流的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里，哪还有国家干预的容身之处？经济学里的人有着对于未来的完美而理性的预期（至少知道随机过程的分布和均值），市场的功能是能够在瞬间找到均衡；增长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话题，经济周期嘛，当然是来自于真实的供给方的冲击……
周期突然来了，连个招呼都没打。半年多时间，股市跌掉一半有余，房市岌岌可危，刚有人拿它和几年前的网络泡沫相比，又有个经济学家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股灾，过不了几天，“百年一遇”的说法就有了。从经济学家到市场上的专业人士，人云亦云好像不只是股市里的散户边看盘边抹汗时才做的事。是啊，经济学家研究了半天，金融学里也早就说有“羊群效应”，老百姓都知道“追涨杀跌”，怎么到了决策者那里，“自由”两个字就那么有吸引力呢？
被经济学假设成瞬时出清的市场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当股市
5 000点的时候，有人问我股票还能不能买，我一脸茫然。最基本的知识告诉我们，股价的走势在微观看市盈率，在宏观看经济增长，但在短期里，股价怎么走就取决于市场上有多少人看涨，可恰恰是这一点，最聪明的经济学家都算不出来。经济学家所说的“高了”、“低了”都是讲中长期，做投机的人才不管，如果所有的人都认为股价还会涨，你“理性”地说会跌，人家不踩死你才怪。更要命的是，股市居然就真的又涨了上去，连最理性的经济学家都后悔没有跟着做个短线。什么叫“理性”？少数专家根据方程、根据计算、根据分析得到的信息永远都是被少数人掌握的，如果你的话每个人都认为是那么回事，人家怎么会认为你是“专家”？就算你说的是对的，能算准中长期的事就不错了。市场就是这样，高科技也解决不了信息不充分的问题，信息越是不充分，看别人怎么做，便跟着做，就成为在概率意义上不犯错的最理性的行为。
人们的从众行为吹大了泡沫，又引爆了泡沫。这一轮的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虚拟的泡沫，如果不是接下来衰退向纵深发展，殃及实体经济，那么，实体经济其实并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如果说石油的涨价以及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还有点“真实周期”的味道，那么，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就基本上是在虚拟经济内部先爆发的。这种周期的形成反映了人性的最最无奈的一面，你只知道周围的人怎么做，但你不知道更多的人怎么想。这场游戏，你不参与没人逼你，但如果你怕失去机会，奋不顾身地进去了，就由不得你了。周期来临之前，没人会和你先打个招呼。当然，金融大鳄们不一样，他们是资本市场上的摇旗呐喊者，抄底的是他们，在高点最早抛的，可能还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他们不需要跟别人，是别人跟着他们，自愿的。（不过，这次好像火玩大了，也烧到了自己。）经济学不太讨论信息不充分的局面是怎么产生的，实际上，信息不充分的原因就是信息太多了，而不同的人就掌握着不同的信息，甚至还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制造着不同的信息。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也是一种异质性，但这是经济学家最不喜欢的东西。经济学家之所以奉自由为圣经，就因为他们相信，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人的异质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竞争时要平等。问题是，人什么时候平等过？
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8)
当然，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如果分析一下这场危机的形成与全球贸易的失衡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那将是一篇值得一做的极有价值论文。中国靠自由市场经济将劳动力价格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而资本的大量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又使其产品的竞争力经久不衰。中国的贸易盈余经年累月，企业却没有动力去同步增加进口。低技术含量的东西中国有，高技术含量的没需求，因为企业觉得中国劳动力太便宜了，根本没必要买先进设备。于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却又没处花，看看全世界，又觉得最安全的就是买美国国债。这等于借钱给美国，增加了美国的货币供给。于是，美国低利率，高借贷，高消费，房价不涨倒是奇怪的了。
这一轮的经济周期与之前所有周期最为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不只是美国出了问题。人的从众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放大器的作用，唱涨的是这个放大器，现在，经济衰退了，唱衰的，还是这个放大器。电视里的股评家一个劲地说看不懂，现在股价和市盈率已经非常低了，为什么外围的资金不进来。这其实一点不奇怪，如果你认为大多数人都还在看跌，就算你理性地算出市盈率已经低了，你买吗？经济学在考虑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性之后，给这样的现象一个词，叫“低均衡”。现在就等一个足够大的冲击来帮人们摆脱这个“低均衡”了，人们指望的美国救市计划还差一点泡了汤。但这个冲击究竟用处有多大，目前不得而知。
危机来了，自由该走了。如果回到70多年前，那时的人们也不相信自由市场经济应付不了周期。有趣的是，恰恰是自由主义的大师级人物弗里德曼认为，正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及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才加深了1930年代的危机。70多年过去了，人们是不是会再次为自由的信条付出惨重的代价，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在经济学家们已经越来越关注人们行为的社会性一面和人的异质性了。我并不主张救市，但如果金融市场在“回归理性”之后，被市场的悲观拖向一个不合理的“低均衡”，我看也没什么好。这时，给市场一点信心，避免悲观向实体经济蔓延，也没什么不对。上帝保佑，不要再由于政府行动迟缓，大衰退真的来临，从而使日后的经济学家根据数据把这次的危机也算作是来自实体经济供给方的“真实周期”。
危机来了，自由该走了，至少过度的自由该走了。中国人说“30年一个轮回”。30年前，中国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在大西洋两岸大刀阔斧地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30年，也像是一个大周期，周期和轮回本来就是一个意思。这一轮的周期多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中国。也许巨大的危机也将带来经济学的革命，太平洋两岸—我没说错，是太平洋两岸—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这个话题才刚刚开始。
喜欢自由的，是投机家；危机来了，不喜欢自由的，还是投机家。希望下一个周期来临的时候，大家一起保持清醒。但这是不可能的，下一次去扑火的灯蛾们，现在还在学校里学“自由”，就好像10多年前的我们。他们没有经历过熊市，要用另外一个10年来变得明白。
周期，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
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中美该怎么办
我相信最近的这场经济危机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世界，它的影响绝不止于经济衰退和失业。从中长期来看，这场危机可能是推动“三大关系”进行改变的契机。如果调整得好，危机就能转化成机遇。在这三大关系中，第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二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三是社会和家庭的关系。而后两个关系其实都与我们所讲的“中美关系”有关。
第一个关系，即“中美关系”是最高层次的一个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如果仅从时间和历史的纵向维度来看，得到的结论更倾向于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发展阶段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是一样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维度，即空间的维度。从空间的维度来解读这场危机的话，可能得到的结论是，这场危机来临的背景跟历史上人类所经历的历次经济危机—包括马克思时代的，包括东南亚金融危机，也包括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不一样的，原因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加入了全球化。在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或者说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无论是从人口意义上，还是经济总量上），加入到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去，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和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包括体制、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阶段等方面。我说的“中美关系”是指，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和美国人的行为是有差异的。中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之后，基本形成了样的一种格局，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美国人钱不够中国人储蓄借钱给他，这是这场全球经济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当然，美国经济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太松，把泡沫吹得太大了。但应该看到，在这次全球失衡的经济危机中，中国也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收入差距日益增大，内需消费不足，导致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度依赖对外出口，而我们的人民币是不可以自由兑换的，所以，出口换来的外汇就只能放在国家那里。国家的外汇储备去哪了？2008年年中的时候，其实有5 000多亿美元在美国买了国债。
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9)
5 000亿美元有多少呢？相当于当时中国外汇储备的1/3，相当于中国2007年的GDP的1/2，相当于美国GDP的1/30。国际上有人认为，这样大规模的美元流动到美国，甚至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美国的货币供给。美国在网络经济破灭以后，通过大量的货币供给和降息的手段来刺激房产经济，因为它的实体经济已经暂时找不到新的增长点了。但是客观上来说，中国长期奉行非平衡经济政策，过度地依赖出口，并且将大量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元资产，这又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的货币供给，维持了美元的低利率和高借贷。中国人储蓄、美国人消费，这种组合，如果是在美国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的时期未尝不是件好事，这相当于中国可以借助于到美国去投资，分享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收益。但最近这场危机的背景是，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创新动力不足，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上述“中美关系”便难以为继了。
我的意思是说，最近这场经济危机和历史上的大危机有很大的不同，这次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结果。所以，“中美关系”一定要做出调整。首先，美国要对其金融体系“去杠杆化”，而中国要做的则是改变国内产能过剩的局面，在生产能力不能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只能增加国内需求。第二，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要下降，否则，对于全球金融安全来说太危险。第三，中国可以在美国寻找机会，比如美国的许多大公司的股票下跌，他们输在经营上，但是这些公司的实力还在，人才和管理还在，这对中国不失为一个机会。然而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来看，这样做会使中国有可能被美国“套牢”。在全球化的时代，美国出手大规模的救市方案，中国参与不参与？美国救市的钱是靠发国债，国债谁来买？美国人当然希望是中国。那么，中国能不能不买？不太可能不买，问题只是买多少。如果美国的经济下去了，中国经济也会受牵连的，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代价。
第二个需要讲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确是这样，从全世界范围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是做得不错的。第二个很成功的是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大项目的推动。这些成功之处，让中国人对于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感觉非常好，而最近的危机则是让我们深刻反思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机会，有可能推动中国的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调整。现在美国人自嘲说他们在建设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人很容易作出这样的解读：你看，金融资本主义是不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需要由国家来干预。我们不能忘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是金融资本主义过了头了，需要往回调，但中国的市场却还在发育呢。这场危机让人们意识到政府监管的重要性，但千万不能因此而对政府功能作不切实际的夸大。未来，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应该往中间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应该反思自己的增长方式，靠政府搞项目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阶段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东南沿海地带，那些大中型的城市都将陆续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时代，后工业化时期的产业如信息、文化、艺术、出版、创意、设计、咨询等等，这些都是靠脑力劳动的。当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越来越依赖脑力劳动的阶段，政府所需要的经济信息会越来越集中在私人手里，那么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的优势就越来越小了。在工业化的时代，比如造一个轮胎或者建一座桥梁，信息都是可以参数化的，是可以写在纸上的。凡是可以参数化的事情，政府相对来说掌握信息的劣势不明显，而它动员资源的优势更为突出，这个时候政府的功能很强是有道理的。但是，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当信息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复杂，政府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优势就减弱了。接下来政府要想的事情应该是如何放松管制，特别是在第三产业里那些需要动脑的产业特别需要放松管制。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特别需要改变由政府推动文化、教育、创意这些产业发展的做法。
与此同时，政府的职能也不是退出，而是要转变，转到更多地进行公共品提供上来。这次经济危机提供的一个机会是，政府可能会更多地在公共工程方面加强投资。最近，铁路将有2万亿投下去，这是政府要做的。但同时，政府也要借机转变职能，要从推动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转到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上来。千万不能盲目地认为政府可以取代市场了，如果以此为理由，扩张政府的职能，那就做错了。另外，应该对民营企业的行业进入给予更多的自由，给民营企业的增长提供一个更大的空间。
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10)
第三个就是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讲到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其实和前面讲到的“中美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有联系的。为什么当今世界会形成一个中国人挣钱美国人花的格局呢？为什么中国总是要靠政府的投资来发展经济呢？其实这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有关系的。中国的消费增长比较慢，储蓄率高，最主要的储蓄是三块：一是养老，二是子女教育，三是住房。而这三种储蓄目的都跟中国家庭养老文化是有关系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个人和家庭化解风险的能力还比较弱，所以，家庭成员就特别需要为老年人养老和医疗而储蓄，或者在自己年轻时为老年时期额外储蓄。子女教育是父母的投资，为的是养儿防老，所以，必须留出一块来投资子女教育，这一块储蓄就是比西方家庭多出来的。特别是当只有一个孩子时，家庭更愿意加大子女的教育投入。还有一块储蓄是包含隔代目标的，中国人还得为子女买房子存一笔钱。我们要反思什么呢？中国的家庭承担了过多西方国家由社会承担的功能，如果我们要用社会的职能来替代家庭的功能的话，第一是完善社会保障；第二是教育要靠学生贷款，要靠公共的投入来降低学费；第三是住房，通过廉租房制度等降低住房负担。只有这些结构性的调整做到了，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现在的高储蓄低消费模式。
顺便要说一句的是，中国城市的服务业之所以发展不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太节俭，不愿意花钱消费服务。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有钱的没时间，有时间的没钱”。服务业的消费从低端的洗头洗脚到高端的看歌剧、演唱会等，都是既要花钱也要花时间的。一方面，服务的需求是等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会有的，同时，服务消费是和生产同时发生的，因此是要花时间的。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白领们虽然年收入十几、二十几万，但一天到晚累得要死，所以没有时间去看电影什么的。反过来，有大把大把时间的人又没钱去消费。所以，政府政策要推动消费模式的转型。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也许时机不太好，但是从方向上来说，却是有道理的，比如对于加班的额外工资补贴是提出更高的要求了，同时，对普通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也加强了。如果能够让有钱的人更加有时间，让有时间的人更加有钱，那么我们的消费模式就有望转变过来。
当前的经济危机将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次危机也是我们推动上面讲的三大关系转变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其实，好好琢磨一下的话，这三大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刚才是从“中美关系”先讲的，其实也可以倒过来先从消费模式来讲。如果中国的消费模式有所转变，居民也不再存那么多钱了，那么，经济的发展就将更多地靠消费来推动，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将得以改变，而出口换来的外汇盈余增长就可以得到遏制，全球经济失衡的基础也将得以改变，中国人一边生产一边储蓄，美国人一边消费一边借钱的局面就可以逐渐成为历史。
中国经济需要防衰退，更要防倒退
经济危机深不可测，防衰退成了全球第一要务。但是，如果是以“倒退”的方式防衰退，那么，表面的危机可以很快地过去，更大的危机却将悄悄来临。我的观察是，正当近期各项经济指标都显示中国可能早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走出危机的底部时，我们却正在某些方面经历着不易觉察的三个倒退—以政府取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国进民退”，以及以效率换平衡。
危机来临，政府救市，短期里没有更好的办法。没错，政府在危机面前总该做些什么。但是，政府究竟能做什么，不能被夸大啊！仅以凯恩斯理论的乘数效应为例，要知道，这在国外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事实上，有一大批持反对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支出乘数可能根本就是个“幻觉”。其中的道理其实也不复杂。政府增加支出，就要借钱。如果老百姓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就会想，未来政府迟早是要还钱的，那时候，它一定会增加税收来还钱。所以，老百姓不会只顾着现在政府支出增加了，自己钱多了，就去消费，他如果想到未来政府会增加税收，那么，他就可能把增加的收入存起来。这时，政府支出的放大效应就可能完全是零。当然，现实生活中，老百姓不会有那么完美的理性预期，实际上，乘数效应还是存在的，可惜，从经验证据来看，乘数效应并不大，在发达国家仅略高于1，在中国乘数效应稍大一点，但也大不到哪里去。
短期里，政府救急，因为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么长期呢？要知道，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政府并不会比市场做得更好啊。绝大多数有关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都发现，如果将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一个解释变量，那么，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发挥民间的力量才能保证更高?增长。在中国，政府在增加投资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但是，我们要知道，政府主要是作用于经济的供给方，其功能是增加产能，问题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恰恰是产能已经过剩。如果我们忘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的基本问题是供给过剩，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继续以增加投资来拉动增长，那么，当短期的危机过去了，等待我们的将是下一个泡沫！再来谈谈研究，我和我的同事曾经用中国的数据研究过政府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的政府支出的确推动了投资，但是，当投资被给定的情况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对经济增长越不利，在这一点上，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在这里，我恨不能多加几个“！”来提醒人们注意。）
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11)
随着对于经济危机成因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有经济学家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大力推动华盛顿共识和贸易自由化，使得新兴工业化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用美元计算的贸易盈余回流到美国，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和经济泡沫的原因之一。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今天的经济危机中也受到了冲击。话又说回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来说，虽然我们并没有按西方国家的意图来推进改革，但是，中国改革所走过的道路并没有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贸易自由化和产权私有化相违背。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恰恰与华盛顿共识相一致，如果说有所不同，唯一的不同只是中国改革是在政府推动之下一步步前进的。中国改革的一个巨大成功是，终于有了一个在GDP和就业比重中占的绝大多数的民营部门。但是，今天，当整个中国在应对危机时，我们有多少政策优惠和应对危机的资源给了民营部门？4万亿的政府支出计划中有多少将通过民营部门来实施？最近几个月的新增贷款增幅惊人，但民营企业得到多少？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多好呀，盈利水平非常好，资产增幅非常大，很多企业都纷纷进入世界500强了。特别是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花旗银行风光不再，现在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中排名前几位都是中资银行。可是看看中资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差，就知道它们的生意有多好做。大家不妨去研究一下世界500强的榜单，进榜的中国企业除了联想，其他在企业名称里几乎都有“中国”二字。最近，我听说浙江民营企业的生存能力超出事前的想象，我听了不知道该喜还是该悲。民营企业平时从银行借不到什么钱，企业发展都用自己的钱，危机来的时候，这倒成了好事，因为企业虽然停产了，冬眠了，但却没有破产。今天，我们尽可以为这些民营企业欢呼，但是，当他们需要融资的时候，我们的市场支持吗？
还有一件很令人忧虑的事是，中国正在不知不觉地以效率换平衡。最近，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例）工业的下滑非常明显，相比之下，内地一些省份受到的冲击小，恢复得也快。这一来，人们又晕了，认为中国区域间走向平衡的时机来临了。如果读者也在做这样的美梦，那我又要摇着你的肩膀对你大声说“醒醒”了。不错，在短期里，中国经济受到了剧烈的外部冲击，沿海地区肯定受影响更大。但是，请冷静想想，随着中国经济和全球的增长，中国的国际贸易是会继续增长，还是会减少？我们今天说，中国经济要转向内需推动型，讲的是国际贸易与GDP的比率要往下降，但说的不是总量啊！只要中国的贸易继续增长，那么，沿海省份就将继续拥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比较优势。
读者可能会说，今天中国在发展内需推动型的经济时，内地在地理区位上的劣势已经不重要了。错！即使是服务业，其发展也是以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为前提的，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服务业是跟着制造业走的。从大的趋势来看，制造业在哪里集聚，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就在哪里。看清这一点，就应该明白，能够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大量服务业岗位的是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将继续依靠沿海地区的带动。所以，中国今天不能盲目为了平衡而牺牲效率，而应继续推动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和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当然，区域间的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只是说，今天的中国不能盲目地追求区域间在“经济总量”意义上的平衡，而应在要素流动的过程中追求人均收入上的平衡，特别是生活质量上的平衡。
危机来过了，它会走的。乐观的期待是，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是个机遇，危机过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将有所提高，中国的经济结构将趋于合理化。如果这种乐观的确是可以期待的，那么，我想说的是，中国不能让眼前的危机掩盖了问题，要防止在走出衰退时出现“倒退”。
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12)
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过去30年里有没有“中国的奇迹”？就前些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个奇迹，但是到底怎么会导致这样高速的经济增长呢？我们过去倾向去强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独特的一面。独特的一面确实有，而且没有必要去否定它。但是，当我们把独特的一面抽掉以后，我们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增长的话，中国也没有什么特点，因为中国的增长无非就是在资本的高速积累（包括外资的进入和中国国内高储蓄率）的推动下产生的，再加上中国有人口红利，所以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高速增长肯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但是，无论是从资本积累来看，还是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来看，中国的速度都会放慢。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要维持在年均10%的高增长，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就大概需要保持年均4%以上的增长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过去3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每年也就3%多。有一次，哈佛大学资深的经济学家帕金斯受邀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他给出了这样一个判断：未来，中国的增长率下降到年均6%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毕竟，中国年均近10%的增长率已经维持了30年，这已经是一个世界纪录。根据帕金斯的估算，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基本上在人均GDP达到13 300美元（按2005年价格计算）后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
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结果来看，随着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放慢，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难以超过4%，那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就会放慢。但如果从人均GDP超过13 000美元的标准出发，中国还可以乐观好一阵，毕竟，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才刚刚超过2 200美元。
其实，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两个看上去有些矛盾的结果，与中国是个大国有关，也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够知道未来中国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如何实现。中国大陆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几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是在面积还是人口意义上都绝对是个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高速增长更多是来自于东部，中国对其他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主要是东部的追赶。如果一定要与其他几个亚洲经济体作比较，那么，拿中国的某一个或几个省来比较，可能比拿全国来比较要更合适。换句话说，中国的东部可能因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渐缩小，即将迎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期—比如说，上海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在2007年已经达到
64 592元，超过了9 000美元—但是，中国广阔的内地可能才刚刚进入承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并且是加速追赶的时期。只不过，内地对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承接是在内地实现，还是进一步将人口向东部集聚，以让内地人更多地在东部获得工业化的收益是关键问题所在。
帕金斯的演讲结束后，我提了两个问题。第一，正如他所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重要的，经济结构转换（特别是城市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生产率的增长和结构转换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的。中国过去30年略高于年均3%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在城市化被抑制的条件下获得的，而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快速的城市化阶段，这是否可能带来一个更快的生产率的增长？第二，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个大国，内地进入一个加速追赶的时期，是否有可能使得中国整体上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帕金斯回答说，如果劳动力从农业进入工业，这样的结构转换的确可能带来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对于中国内地省份的追赶，帕金斯认为像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更可能成为下一轮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毕竟，中国的内地省份没有直接的出海口，在制度等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
我的看法是，帕金斯的回答虽然正确，但他可能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那就是劳动力流动。不错，如果孤立地来看中国的内地省份，那它们的确就像蒙古国一样因为地处内地而缺乏发展制造业的优势。但问题就在于，如果是独立的国家，并且地处内陆，那就既不能将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国家去，通过商品的长途运输来进行国际贸易，成本又太高。而中国的内地省份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的一个部分，只要劳动力流动是自由的，那么，通过让内地劳动力流动到靠近沿海的地区，就相当于内地省份拥有了出海口。帕金斯看到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但他忽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还伴随着人口迁移。在人口的迁移过程中，劳动力可以在沿海地区集聚，而集聚效应持续发挥则可能成为未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源泉。甚至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加速的城市化和经济集聚过程可能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超过过去30年。
当我把这篇文章的初稿给我的同事陈钊教授?的时候，他提醒我，我还应该谈到大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互补性。的确如此，如果是一个小国，它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只是短短的一环，它或者是整体上处于劳动力低价的阶段，或者进入劳动力成本较高且必须依靠创新来发展的阶段。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同的地区就好像由不同的小的经济体组成，而这些以省为单位的经济体恰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得整个中国可以在国际分工链条中覆盖一段，而不只是一点。换句话说，当中国的沿海地带逐渐进入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之后，内地仍然有很大的潜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来自非洲的同事就向我感叹道，来自中国的产品既有奢侈品，也有最便宜的，更有很多让最低收入的人们也买得起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大国特征在这里尽显无遗。
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13)
把上面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中国未来是否可能维持高增长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我们没有涉及其他有可能影响长期增长的因素，特别是制度方面的制约和国际环境中的风险—从总体上来说，如果中国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和经济集聚来提升劳动生产率，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可能弥补资本和劳动增长的减速，为经济的高增长提供持续的活力。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将不断有大量来自内地省份的劳动力实现对较发达地区的追赶。也就是说，在世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追赶”主要是指一个相当于中国的省（或几个省）的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而在中国，这种追赶可能首先表现为“内地人”的追赶，借助于劳动力转移，“内地人”的追赶完全可以在沿海地区实现。更重要的是，当现在沿海达到的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逐渐扩散到内地的时候，区域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区域间的发展也会逐渐趋于平衡。第二章｜举棋不定的经济布局(1)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但要理解中国经济，却要把中国理解为几十个相对独立的小经济体。正当中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挑战之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的动力来自何处？这一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城市化和区域格局的重大调整。一个始终困扰中国政策的问题就是，如果经济活动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聚，区域之间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不平衡？答案是“不会”。这似乎与过去中国发展过程中区域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不符，但仔细想想，难道区域不平衡都是经济集聚惹的祸？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中国城市
2008年夏天，我和复旦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一起在浙江调研，一位当地发改委的官员给我说了一个故事。他曾经在国家发改委挂职过，当时，他为自己所在的市申报了一个项目，国家发改委说，你在东部不行啊，如果你在中部或者西部，这个项目就能批了。显然，审批已经成为“平衡发展”的手段。可是，以行政性的手段就真能带来平衡吗？
最近，我和同事陈钊教授将过去几年我们有关城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整理成了一本书，书的题目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书的一开始，我们就写下了一段话，“在过去的30年，国际产业资本与中国内地及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结合，这是全球化浪潮中最重要的事件，而且这一事件仍在继续。在经济集聚的趋势下，全局发展和区域平衡短期内是可以兼顾的，长期内是统一的。中国必须选择‘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道路。”
我经常有机会为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干部授课，“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也一直是我报告的标题。我努力地告诉人们，作为全球分工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经济崛起的故事从一开始就与空间结合在一起，并且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点恰恰是全球经济刚刚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的时候，全球的制造业急需大量优质廉价的劳动力来重新整合，再加上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这场“时空交汇”的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发生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国际产业资本与中国内地及农村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的结合。
在今天的中国，各级政府都有这样一个误解，似乎“平衡发展”与“追求效率”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种认识不仅在理论上不合时宜，而且在实践上很可能会因此而付出不小的代价。最近几年，在行政性的平衡发展思维之下，东部的增长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趋势，这被认为是内地形成了对沿海的追赶。追赶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人类已经有的经验，都没有说过，行政性的平衡发展是追赶的有效手段。事实上，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是不应逾越的阶段。在这一大趋势下，中国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集聚发展的过程中促进平衡，并且在平衡中促进内地和农村的发展，而不是把集聚这个大前提都牺牲掉。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经济活动的集聚带来规模经济，而城市则是规模经济最为集中的体现。举例来说，大城市能够举办大型的高水平演出和会展，这是因为大城市有足够的观众和听众共同分担成本，演出和会展的举办也能够在本地找到各种相关的专业服务人才。在大城市，生活丰富多彩，来自天南海北的各式菜肴都吃得到，这也是因为大城市的规模经济使得消费者能够获得服务消费的多样性。生活在大城市的人“见多识广”，因为很多创意和思想是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产生的，很多信息和知识是在人与人的直接互动中传播的。人口规模越大，人的差异性越大—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同的人相互学习，这样，集聚效应就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一些专业技术而言，其学习效应也与人口规模有关。有一次，我给一些世界各地来的外国学生讲课，接待我的负责人来自中国台湾，他告诉我，他的姐姐是学中医针灸的，她在上海一天大约可以接待30个病人，而在台北，大约一天接待三个。针灸是一种典型的越做越好的行当，因此，上海这个城市的规模就保证了从事针灸的医师能够有足够的机会做实践。
1997年以后，东亚经济很快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经济集聚和城市发展的作用功不可没。在一本不久前出版的世界银行报告里，著名经济学家印德尔米特•吉尔（Indermit Gill）通过空间经济学的观点解读了东亚经济的复苏。在这本报告里，他将城市的规模效应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分享(sharing)：在城市里，生产者可以从更大的范围获得广泛的投入品供给，从而发挥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在生产规模提高时降低平均的生产成本。对于投入品的分享也使得供应商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提供专业化的产品与服务。
第二，匹(matching)：在更大的市场范围里，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匹配。企业可以更好地选择所需要的投入品和特殊技能的劳动力，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同时，在一个有众多企业的地方，劳动力也更可能找到合适的雇主。
第三，学习(learning)：空间集聚可以加速知识的传播，方便职工和企业家之间，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相互学习。
这三方面的效应正好可以从我刚才举的例子里找到。
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发展阶段意味着，通过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重要。首先，全球化趋势使得沿海地区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愈发明显。经济危机之后，有人说，中国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走到了尽头，未来发展要靠内地了。这种认识非常危险。世界上的每一个工业强国，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无一不经过出口导向的发展阶段。虽然在今天，中国需要大力提振内需，但这只是说出口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应该下降，而不是说绝对数。只要中国未来进一步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就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其次，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知识经济的特点逐渐显现，知识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为明显。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互动，我们前面所说的规模效应中的“学习”将会更为重要。这时，城市就往往成为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场所，这也是为什么高科技产业和创意产业往往都是在大城市才能获得更好发展的原因。
第三，在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服务业的比重将增加，由于服务（包括其中的生产性服务）大多都难以跨地区进行运输，服务业通常是供给和消费同时发生的，因此，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城市发展就更需要空间集聚，城市最佳规模也应该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世界的大城市，无论是纽约、伦敦、巴黎，还是东京、香港和首尔，城市规模都在持续扩大。
第二章｜举棋不定的经济布局(2)
我们不妨对未来中国城乡与区域发展的合理状态作如下展望：东部沿海地区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形和环渤海湾地区将集中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类似的，日本的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已经超过全日本人口的一半。在长三角地带，上海的人口可能超过10%，相类似的是，东京都的人口也超过了日本人口的10%。在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的情况下，中国未来的区域经济格局一定将是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形成三个大的经济中心和辐射全国的都市圈。在三大都市圈之外，中国将在武汉、重庆、西安等地形成若干个区域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从而形成一个有梯度的区域发展格局。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的三大经济中心有这样大的容纳能力吗？我列举以下这样一些事实，也许你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日本全境大约三分之二是山地，其平原面积相当于江苏和上海的面积之和，日本的人口是1.2亿，而江苏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加起来，大约是1亿左右。另一个数字是，东京都的面积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而其人口数却是上海的三分之二。再来看广东，它一个省的常住人口就已经超过9 000万了，如果再往广东之外看，集聚的余地是不是还很广阔？
在经济向东部沿海集聚的过程中，内地应该如何发展？人们（特别是来自内地省份的地方官员）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这也的确是我们应该明确给出回答的问题。我对他们说，我们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必须先摆正自己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城乡和地区间的分割依然存在，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还不充分，非农土地利用指标还不能跨省交易，内地省份还缺乏有效的机制来分享沿海地区经济集聚发展的收益。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是内地的政府官员，我也一定会去北京争投资、要政策，否则地方经济落后了，自己的政绩也无从谈起。但让我们先放下地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先来想想经济集聚和平衡发展是不是矛盾，有没有可能在区域间协调发展的问题上先谈怎样做大蛋糕，然后再谈如何分配蛋糕。
有一次，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朋友来我办公室谈中国和上海的未来发展，我又讲到集聚的问题，其中一位来访者反问道，长期来看平衡要比效率更重要啊。对的，可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上来说，平衡与效率都并不一定矛盾啊！事实上，在经济集聚中，并不意味着内地将越来越落后。恰恰相反，要素的流动和经济的集聚过程完全可能是地区间走向平衡发展的过程。首先，我们应该再次强调，如果经济向东部沿海集聚更有利于将蛋糕做大，那么，它也能够为更多的地区间财政转移创造条件。其次，恰恰是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内地的劳动力能够更多地转移到东部，使得内地的人均资源（包括土地和自然资源）拥有量上升，从长期来看，这是成为地区间发展差距缩小的重要条件。第三，如果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是因为这些地方接近港口，从而产品运输成本较小，那么，内地的发展优势则更应该体现在与当地资源相关的产业（比如矿产和旅游），或者单位运输成本较低、附加值较高的产业（比如电脑芯片）上。英特尔最近将其在上海的芯片生产基地搬到了成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例。第四，中国的中部省份到港口的距离并不太远，完全有可能加入以沿海省份为龙头的产业分工体系，承接在沿海地区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之后出现的制造业转移，但目前，在仍然有可能进一步发挥集聚效应的阶段，中部地区还需进一步在基础设施和教育等方面做好准备。第五，如果在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并且主要服务于国内需求的产业上抢占先机，内地的一些地区也仍然有可能在某些产业形成特色，比如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小说家张贤亮，也是这个影视基地的筹建人之一，他曾经说过，西部出卖的就是荒凉。
在经济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小城镇应该如何发展？这也是我们应该明确给出回答的问题。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城镇规模差距比较小，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大城市还要进一步长大，小城镇也要大力建设。但是，小城镇的功能恰恰应该是连接大城市与农村，而不能让小城镇的发展脱离大城市。首先，当大城市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都不断上升之后，只有劳动生产率更高、土地利用效率更高的现代服务业才适宜于在大城市发展，这时，简单的加工制造业必然从大城市向外迁移，其迁移方向如果不是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则必然是在大城市周围的小城镇。这时，大城市和小城镇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大城市的设计和创意，小城镇的制造业将没有任何成本优势，如果没有小城镇，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就缺少了依托。如果大家去看一下纽约的产业结构就会发现，那里的服装业仍然很重要，其生产基地有一部分就在纽约附近，而其高附加值和竞争力就得靠纽约的设计和?销来创造了。其次，小城镇当然也可以成为在大城市工作的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区，而大城市也将为小城镇的居民提供多样的、现代的和优质的服务。这时，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便捷的交通就非常重要，一定要有地铁和高速铁路来连接大城市和小城镇，以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虽然工作在大城市，但却住在周围的小城镇，这就是巴黎和东京的现状。此外，小城镇将也是服务于农村的，当农业走向现代化和规模经营时，小城镇将为农村提供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包括播种、包装、运输、销售等。
第二章｜举棋不定的经济布局(3)
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地区之间的经济规模差距是会扩大的，但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差距却并不一定会同步扩大，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生活质量，就更是如此了。如果人口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居民的实际生活质量无论在城乡与区域间都不应有过大的差别。在未来，如果你想要高收入、高消费，那么就去大城市，但你得忍受快速的节奏与更大的生活压力，甚至相对拥挤的交通和污浊的空气；如果你想充分享受安逸、空旷和洁净，那就选择小城市甚至乡村，但你得耐得住简单乏味的生活。虽然经济的集聚在大城市得以体现，GDP主要在东部大城市和区域性的大城市周围创造，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在生活质量的意义上却是和谐而平衡发展的，这就是中国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到底在怕什么？我们所担心的在集聚过程中出现的差距其实只是规模意义上的差距，而不是人均意义上的差距，更不是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差距。可是，规模意义上的平衡重要吗？加拿大的大城市和经济活动基本上集中在与美国交界的地带，日本有10%的人口集中在东京都，如果以东京圈来计算，这一比例大约是四分之一。按世界银行的研究，总体来看，越是发达国家，其经济的集聚程度越高，同时，地区之间在人均意义上的差距也越小。
走向什么样的区域平衡？规模还是人均？
2009年6月，东京，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
国际上研究劳动经济学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家聚在一起，讨论经济危机之后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有数据表明，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东部受到的影响更大，相对来说，中西部的增长更快。区域间平衡的转折点到来了吗？中西部的更快增长有可能使区域平衡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考虑到这是在总体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提下实现的，因此不能排除平衡发展是通过牺牲经济增长换来的。
我一贯主张，平衡发展不能以牺牲增长为代价，而持续的增长才是平衡发展的保障。具体说来，只有经济向沿海地区和城市集聚，才是中国经济在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持续增长的正确方向，也只有走这条道路，才可能最终使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平衡。很多人肯定会对这种说法大摇其头。中国经济已经集聚发展了30年了，区域的平衡并没有实现，相反，区域间的差距却是越来越大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首先，让我们来想想什么是区域间差距，是总量和规模意义上的，还是人均意义上的。规模上的地区间差距是个正常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只要不是城市国家，其经济和人口一定是集中于少数的都市地带的。以日本为例，2007年时，东京圈(东京、神奈川、千叶、埼玉)以及名古屋圈(爱知、岐阜、三重)和关西圈(京都、大阪、兵库、奈良)三大都市圈的人口首次超过全国人口的50%，更不用说经济总量了。对于中国而言，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及其腹地，无论从面积还是各种自然条件来说，完全可能在20年后分别容纳下2亿多的人口总量—不要忘记，日本约有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山地，其平原面积仅相当于江苏和上海的总和，而日本的人口总量是1.2亿—如果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人口进一步向三个最有活力的地区集聚，那么，这三个地区就可能在几十年之后承载中国50%~60%的人口，而其中又有80%实际上集中在这三个地区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世界级的大都市圈和大都市，中国经济是不可能进入发达之列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人均意义上的地区差距。的确，总体上来说，在过去的30年间，地区间的人均GDP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而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地区内部（特别是东部各省之间）的人均发展水平甚至有收敛的趋势。总体上地区差距的扩大当然与经济的空间集聚脱不了干系，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不够充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这一点尤其容易被忽视。我常常和来自美国的学生开玩笑说，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而你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你又真心实意地想缩小地区间（实际上是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最简单的政策是什么？答案是，打开美国的国境，实现自由移民。那么，现实当中，为什么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没有缩小？答案是，因为劳动力没有自由流动，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没有自由流动，这部分人的移民恰恰是在国家间起到均等化收入作用的。相反，高技能劳动者的流动却是相对容易的，而他们从发展中国家流到发达国家，起到的往往是扩大国家间差距的作用。
中国的地区间劳动力流动问题和国家上不同国家间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中，其实真正因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歧视而受到限制的是技能较低的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比较容易获得城市户籍，即使获得不了户籍，他们的收入高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户籍也构成不了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区域间的平衡发展而言，这就造成了劳动力流动的结构性不对称，高技能劳动力向东部大量集聚，并且在集聚中借助于规模经济效应获得了更快的收入增长。与高技能劳动力相比，低技能劳动者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较少享受在城市“干中学”带来的收入增长，他们的跨地区流动正是促进地区间收入均等化的主要力量，但恰恰是这部分劳动力没有充分地转移。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叫平衡发展。对于平衡发展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人均收入意义上的，一种是生活质量上的。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平衡一定是一种有差距的、相对意义上的平衡，如果认为在地理位置不利于国家贸易、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发展工业就可以实现人均收入的完全均等，那无异于痴人说梦，这种平衡在全世界都没有实现过。人类走过的历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只有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才可能使经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差距扩大之后，再走向平衡，一方面，劳动力流动增加了较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缓解了劳动工资的过早过快的增长；另一方面，在欠发达的内地，人均的资源（包括土地）更丰富了，规模经营便可以实现。但即便如此，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不可能完全消除。
所以，真正有意义的区域间平衡，只有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常听来自内地的朋友说，我可不愿意住在上海，又贵，又挤，空气也不好。其实也难怪。现代大都市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它能够具有消费品（特别是服务）的多样性，二是它有专业化的分工和人力资源的多样性。前者给人们带来的是更好的享受，后者带来的是更快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更高的收入。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强烈地喜欢消费品的多样性和高收入的。有的人可能就喜欢简单质朴的生活，而人力资源的多样性则可能只对知识密集型的行业才比较有意义。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不是在大学里做教授，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还生活在上海。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在上海生活和工作，除了收入高些以外，其实总体生活质量并不见得比其他长三角城市高多少。人们常说，城市是活力之源，其实，城市也是“罪恶”之源。城市的人口密度高，一方面方便了人与人的交往，从而带来更多的机会，但它也带来了拥挤和污染，甚至连犯罪也变得容易。事实就是这样，真正有意义的区域平衡就是生活质量的平衡。喜欢淘金的，到大城市；喜欢宁静致远的，住在小城市，甚至农村。对于政府来说，在花大力气推动向内地投资的同时，不要忘记促进地区间的生活质量平衡才是更为根本的，而其中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地区间适度地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要让劳动力的流动是基于对大城市更好的公共服务的向往，而主要是为了追求集聚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
第二章｜举棋不定的经济布局(4)
当我把自己的观点发给在美国康奈尔（Cornell）大学读书的重庆学生时，她回复道，“我觉得在中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很少有‘在大城市淘金和在小城市享受宁静生活’这种意义上的‘选择的自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工业集聚的地方公共服务会比较好，而内地或边远山区因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公共服务也相应比较落后。与在美国的观察比较，我觉得这里的人们是有这样选择的自由的。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镇，公共服务都很好。前段时间我的老师Gary带我去参观我们这个小镇的贫民窟，它位于小镇中心的一个很漂亮的小区里，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所谓的‘贫民窟’。第一次见到了政府建来低价出租给穷人的房子，这些房子和一般家庭的也没有什么区别。最让我吃惊的是，所有人的孩子都享受免费教育（小学和中学），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国移民，就算只在本地暂时居住也可以享受免费教育，住在山区比较远的孩子还每天有校车接送。所以，这里的公共服务并不是人们流动的目的，人们能够通过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来决定自己生活的地点。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中国区域平衡发展的一个长期目标，即给予人们对于生活方式选择上的自由。”实际上，人口的自由迁徙正是地方政府之间展开公共品提供的竞争的重要前提。
一段时间以来，城市贫民窟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有人担心，如果自由移民了，城市贫民窟问题就不可避免，他们可以举出孟买、墨西哥城的例子来佐证。我在印度考察时，也看过连成片的贫民窟，有不少人在路边上支两根杆，扯块布，就是“家”了。可是，请注意，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是由政府公共服务缺位导致的。较为普遍的情况是，那些进城的农民在城市里的生活好歹比留在农村要更好，只是到了城市，他们却可能在各个方面属于被城市歧视的群体，无法获得体面的生活和足够好的公共服务。如果城市政府能够为所有在当地就业的劳动力提供同等的公共服务，那么，即使他们收入不高，也最多只会形成低收入者聚居区，而不是听起来让很多人觉得刺耳的“贫民窟”。
当然，我说的这些并不是说内地就不要有自己的中心城市，不要有自己的工业。恰恰相反，即使在内地，区域性的中心城市（比如武汉、重庆和西安）也需要加快发展，集聚的原理在这里同样适用。发展工业也是需要的，尤其是中部省份，距离港口不算远，劳动力和土地也便宜，在东部产业升级之后，中部是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最佳地点。对于更远的内地，企业最知道对于特定的行业来讲，劳动力和土地的优势是不足以抵消交通的劣势，所以，他们一定会选择那些对港口条件不甚敏感的行业。而对于港口条件最不敏感的就是那些当地拥有独特自然条件的行业。一讲起独特的自然条件，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矿产和自然资源。当然，矿产和自然资源产业的确是更多地依赖于本地条件的，但实际上，最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乃是这个地方的文化和旅游资源，而这都是难以运输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旅游产业大发展的时期。2007年，中国的国际旅游收入达到419.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23.5%；国内旅游收入达7 770.62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24.7%。这样的天赐良机摆在面前，如果内地因为大范围地上马工业项目，而破坏了青山绿水，反而可能失去真正的机遇。换句话说，即使发展工业，在内地也还是要相对集聚，除了通常的那些集聚的好处，比如分工和专业化，对于内地而言，污染的集聚也是有好处的，至少治理污染的时候能够有规模效应。中国的内地通常也地处河流的上游，如果大量发展工业而使污染也顺流而下，那真是得不偿失了。
如果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跨地区“交易”……
曾经有人告诉我，一些沿海的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大规模转向内地投资，因为地价上涨使得当地似乎已经没有房地产成长的空间了。一个类似的看法是，人们认为沿海地区的地价上涨已经导致一些企业开始内迁。这其中，当然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产业梯度转移，可是，地价为什么上涨？因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是国家通过计划的手段给各个地区设定的，而在这个计划之下，建设用地指标的规模在东部（特别是相对发达的城市）是明显不足的。由此而导致的地价上涨和产业内迁不仅可能损失效率，最终也可能不利于平衡。
最近，我和很多国内外同行讨论问题时，都讲到不能牺牲东部来追求区域间的平衡发展。2007年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专家咨询会上，我再次见到研究区域经济学的印德尔米特•吉尔。当时，我推荐他作为上海市政府组织的一次大型的长三角发展论坛的外方发言人。印德尔米特问我到了上海讲什么，我说，你就讲讲有关经济集聚和城市规模的问题就行了。还有，要讲讲发达国家是在经历过了集聚和地区差距扩大之后，最终走向区域平衡发展的。只可惜，开会的前一天他突然食物中毒，身体不适，未能如约赴会。
现在，中国在区域发展战略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通过政府倾向内地的政策来平衡区域发展，比如说限制沿海地区的土地供给和劳动力向东部转移，限制一些项目在东部上马，实际上就是限制土地、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流动。另一条路是继续放松管制，让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如果是这样，就应该放松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和沿海地区的土地供给。后一条路看上去是与区域平衡发展的目标相违背的，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短期现象。从长远来看，只有促进要素的地区间自由流动，才可能提高内地的人均资源拥有量，使区域平衡发展的目标得以实现，这就是法国、美国等国家走过的道路。当然，你可以说，我们不要重复那些国家的道路。但问题是，有没有一个国家是硬性地通过政府的“平衡发展”政策来实现平衡的？据我所知，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还没有这样的先例，除非不要发展了。韩国认为，他们的“平衡发展”政策是成功的，可以向其他国家推广。但是，恰恰是首尔国立大学朴杉沃教授送给我的一本介绍韩国经验的书上有这样的数据，即使政府大力推行首尔的分散政策，首尔的规模仍然在长大。再看看日本，日本也曾经想分散东京的功能，结果是，当东京人口下降的时候，正是日本经济衰退的时候。最近几年，东京人口重新呈现出增长态势，日本的经济也增长更快了（当然，我是说经济危机之前）。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可能有人会问，平衡的问题就不重要吗？当然重要。问题是，如果通过行政方式降低了东部的发展，这样的平衡发展就是日本曾经走过的“蛋糕做小”的道路。这样的路可持续吗？为什么不可以在进一步通过集聚做大蛋糕的同时，来实现平衡发展的目标呢？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经济集聚已经做得过头了，不是！大量的研究都证实，中国的经济集聚和区域间分工还远远不够。中国的真正问题是，当蛋糕做大了，怎么让内地得到更大的份额。实际上，是可以找到这样的机制的。
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交易就是一个既可以促进集聚，又可以帮助内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有效机制。我赞成政府通过总量管理来控制土地供应规模，也不反对保护耕地的总量指标可以按地区分解到每个省市，但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允许内地省份将建设用地指标转让给沿海省份，不管是一次性有偿转让（相对于“卖”），还是长期的分享（相当于“入股”），内地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分享土地在沿海地区增值的收益。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包括现在很多地方通过整理宅基地的方式而新增的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指标都可以跨地区再配置。事实上，中央政府只要管好耕地的总量，而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交易就可以既让沿海持续发展，又让内地更多地分享发展的收益。对于沿海地区来说，如果有更多的土地供应，对于控制土地价格和房价都有利，也可以进一步发挥经济集聚效应。对于内地来说，通过将建设用地指标转让，就能比本地直接用地得到更高的收益。何乐而不为？我的研究发现，在距离沿海大港口500公里的地方，土地的平均利用效率要比大港口附近低50%。不难想象，如果允许建设用地指标进行跨地区交易，可以释放出多少增长的动力来。
第二章｜举棋不定的经济布局(5)
更重要的是，中国发展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但却不被东部的城市接纳，他们由于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不公平待遇，因而他们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也不健全，其子女教育也未能充分地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因此，大量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只能是再回到他们的家乡，这种状况就造成了中国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其工业化水平的局面。根据我和我同事的研究，即使采取保守的估计，与国际可比的水平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至少低了10个百分点。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用地指标和人要一起走，哪里接纳的农民工多，那里得到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就应该多，而且必须要让那些在城市已经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能够在劳动力市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
读者会问，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配置结果将是内地要相对保持更多的耕地，而沿海则获得了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因而可以更多地发展工业，那么内地省份总是发展农业，是不是相对就越来越落后？不会。我再次强调，“平衡发展”只有在人均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沿海地区的经济集聚，会带来更多的劳动需求，而这就可以使得内地的劳动力也通过向沿海流动而获得更高的收入。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和致富机会，不是吗？即使对于那些没有流出的人们，他们人均所拥有的资源数量就会提高，收入也会相应提高。而且，沿海地区集聚到一定程度之后，会自然进入一个产业扩散和梯度转移的阶段，问题在于，我们不能过早地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让这个阶段提早到来。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在经济进一步集聚的过程中让内地也同样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交易就是这样一个机制。它完全可以在交易的过程中就自然地实现从沿海向内地的收入再分配。以前，地区差距的扩大的确有经济集聚的因素在内，但关键问题还不是经济集聚本身，关键问题是我们没有合理而有效的机制使内地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明白了这些道理，政策方向也就清楚了。第一，土地虽然在物理意义上不能动，但建设用地指标作为一个数字是可以动的，政策要让这“不动产”在区域间动起来。第二，劳动力流动要更为自由，如果土地动了，劳动力不动，沿海地区必然过早出现工资上涨，而内地劳动力过多，必然需要为大量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不利于其收入水平的提高。换句话说，在目前的状态下，由于要素在地区之间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动和再配置，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反而加剧了，而不是缩小了。第三，中央的地区间转移支付要投向更为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教育，不应简单地起均贫富的作用，更要避免投向一些内地缺乏比较优势的“项目”。如果这些都明确了，那么，最后就只需要一个“算法”来实现建设用地指标如何跨区域交易了。实际上，在最近的城乡统筹改革中，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已经在省域范围内有具体的操作办法了，接下来，只需要进一步将这种实践推广到省之间就行了。
面对城乡差距，中国不能再举棋不定
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从沿海地区回到内地的农民工返乡潮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退保潮”。在目前社会保障暂时不可以跨地区接续的状况下，按照深圳等地的模式，一个人只有在一个地方连续交纳社会保障达到15年后，才能在该地享受养老保障，否则，一旦在15年底线达到之前离开参保城市，如果选择退保，就只能带走在个人账户里的积累额，而参保期间由企业交纳的保费必须留下。这种按地区分割的状况对于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的扩大非常不利，特别是对于流动性非常强的农民工来说，要在这样的制度下让他们享受养老保障，实在是太难。有幸的是，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不久前拟定的《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将是实现可跨地区接续，大规模退保的现象将有望不再出现。
社会保障跨地区可接续的意义非同小可，在我看来，这是未来城乡统筹发展的三步棋的第一步。在中国，如果没有城市户籍，外来人口不能与当地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劳动力市场待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因此而增加，既有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的。今后，如果社会保障跨地区可接续，那么，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布局的调整就少了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打个比方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些内地农村居民先就地转化为市民，然后，这些新城市居民如果能够在沿海地区就业和长期居住，他们就可以将社会保障接转到居住地，到退休后可以就地获得养老保障，这样，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就大大减少了。我的预期是，大量劳动力将更加自由地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由此将为中国经济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第二章｜举棋不定的经济布局(6)
另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是，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长期就业并生活下去，这时，他们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将会越来越低。肯定有人反对这种观点，因为土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可是别忘记，这是在他们不能从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存在的现象。最近，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大量农民工返乡。有人说，幸亏他们还有土地。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的调研发现，农民工返乡后出现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拥有土地而缓解多少。他们的土地并不是闲在那里没有耕种，而是家里其他人在种，或者是已经转包出去了。所以，农民工返乡后实际上是无地可种，或者即使有地，也是家里人已经在种了，他们回去了也不会增加产量。要真正地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得到长久的解决，在根本上还是要让一部分农业劳动力永久地脱离农业，在城市里就业和生活。这时，他们就可以永久地将其土地承包权转让给其他人，其余农村居民的人均土地拥有量就可以增加，规模经营就能够实现，农业的人均产量和农民收入就能够提高。
让我们再来讲讲农业的规模经营。经常有人说，中国内地省份很多山地，这样的土地根本无法规模经营。错！规模经营并不等于电视里播的使用大型农用机械。我曾在“山城”重庆调研，那里的地形不可谓不复杂，但当地农民照样在搞规模经营，种植柑橘等经济作物。在各种各样的规模经济组织里，并没有使用大型的农用机械，但规模经济却得以充分体现。比如说，一些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品种得以推广。这些生产组织的内部经营管理也得到了改善，以前，农村的基础设施由村集体提供，没人爱护，现在大家都爱护了。在一个规模经营的柑橘生产基地内，当发生大旱的时候，生产基地内部的农民相互协作，因而橘树的存活率非常高，而没有加入规模经营组织的农户家的橘树却大量死亡。
农民进城和农业的规模经营是相互促进的，这是中国未来必然出现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允许农民自由地转让其“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此产生的收益应该是农民进城就业和生活的“第一桶金”。我在农村调研的过程中，一谈到土地问题，农民和基层的农村干部呼声最高的就是改变目前“土地产权不明”的现状。也许你会说，农村土地产权不是非常清楚吗？农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的规定并不一定等于人们的观念和认知，在一次研讨会上，上海交通大学的史清华教授报告了他的一项调研结果，有51%的农村调研对象认为土地是归“国家”所有的，干部们更倾向于这样认为。
我的一位正在读博士研究生的朋友周靖祥利用假期在云南调研，他发现无论是昆明、曲靖还是他家所在的县，政府官员对于土地流转的认同度都很小，他们所遵循的用途变更方式还是土地征用，一次性偿付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土地增值空间。他认为，在当地，存在打着国家所有的“牌子”对土地进行随意操作的现象，总是先出现大规模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变城镇用地的国家所有，然后进行公开出让的现象。在整个的土地用途转变过程中，遵循的思路是：项目引进—农民土地（耕地）征用（通过集体劝说和做工作，通常只要获得80%以上的农民认可）—发改委（处）项目上册—招商局上报—国土局土地审批—财政局经济利益占用权利收缩，这里提到的四个地方政府部门都是钱、权、利多的部门，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惠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乡镇债务过大，就以城镇扩建为名搞土地储备，然后转卖私人，如此以来出现的情形是：由所谓的集体所有转化为私人土地。就在他调研过程发现的几起征地案例中，过年前还在种植油菜的耕地，这次调研时已经被红色砖块高墙围起，
1 000多亩耕地就这样转化为工业用地，然而农户只得到农户35元/平方米的补偿，而集体得25元，乡镇及以上政府部门的利益分取更多。虽然在农村集体中实行一事一议制，并从2009年开始抽取部分作为养老金，但是农民对于35元的价格不满，他们不了解关于土地的基本规定，以及政策变迁和补偿抽取资金比例，换句话就是利益要求意识高，对于权利获取意识较低。这些项目最终是否会建成还不确定，但能够确定的是项目圈地已经成为一种惯用手法。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承包经营权几乎什么都不是，它不能永久性地转让，也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用于抵押贷款这一点，使得农民难以借到钱，甚至那些农村的规模经营组织也面临融资难的局面。有的规模经营组织效果非常好，但也难以继续扩大生产规模，瓶颈也是融资难。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农村的规模经营组织还不能成为农业企业，因为土地不能算作公司的资产，更不能以此作为抵押品来融资。在调研的时候，我有意问一些受访的农民，“如果我说，不允许土地用于抵押，是为了避免农民在无法还贷时失去土地，你们怎么想？”你猜农民怎么回答？他们说，“那么，一个城市人用房子去银行抵押，然后做生意亏了，房子被银行收了去，这为什么可以？”我觉得这回答非常好，他说出了农民的心声，而且是与怀疑农民智力的想法不一样的心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不一样，根本上还是农村居民不像城市居民那样能够拥有社会保障，所以，土地似乎就成了社会保障了，但关键还是要提供给他们真正的社会保障，而不是因此限制土地的抵押。
如果社会保障跨地区可接续了，农民也可以自由地买卖“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了，城乡统筹发展的两大问题就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最后，剩下的最后一个障碍将是公共服务。现在，在城市的现行体制下，外来人口的孩子与当地城市居民的孩子在基础教育资源获取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我们却很容易忘记，其实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城市户口—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户口—最大的含金量实际上是高中和高等教育。由于中国的大学都从地方财政中获得了很多资助，所以，高校越多的地方，当地孩子上大学越容易。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地方）基本上是不会对外来人口放开高中教育的，这也意味着外来人口的子女不能就地读高中和参加高考。所以，要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最后的关键所在，就是要让不同户籍身份的人在公共服务的享受方面拥有同样的权利。如果这一点不能做到，那么就要渐进地降低获取户籍的门槛。2009年上海开始实施的“户籍新政”就为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打开了一个缺口，至少，外来移民从此有了个盼头。如果你现在属于没有户口的新市民，那么，只要你好好努力，到若干年之后，还是有希望拿到当地城市户籍的，那时，如果你的孩子还赶得上在大城市考大学，这大概就是对你努力工作的最大回报了。不过，“户籍新政”是否真正地降低了户籍的门槛，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如果以后连大学生毕业后都只是办居住证，7年之后再按一定名额来排队，再加上准入标准里将“具有中级职称”这样的条件加上，我看，这改革恐怕会越改越严。
第二章｜举棋不定的经济布局(7)
分割市场下的经济增长困境
2001年7月24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故事。为了保护地方税收和稳定，安徽省舒城县政府成立了“商品整顿办公室”，其任务是保证当地产品的销售量，从而保证县财政收入。为此，“商整办”对一些产品(重点是地方生产的“两酒一泥”，即白酒、啤酒和水泥)制定了各乡的销售指标，并相应进行考核和奖惩。为了保护本地生产的水泥，当地政府规定不许外地水泥进入本地市场，使本地居民无法买到他们想买的巢湖地区生产的水泥。而对于酒的保护还采取了“酒工资”的做法，也就是说在当地教师的工资中代扣六七十元的酒钱(三瓶)，占教师月工资的约十分之一。事实上，当地的水泥厂成本较高(原料中除了黄土是本地的，其他都采购自外地)，缺乏竞争力。酒厂虽然有了政府保护，也仍然处于亏损状态。报道的最后说，在节目播出的近期，上级政府已经下文撤销了“商整办”。
多年之后的2009年，湖北公安县红头文件又提出了一年抽烟23 000条的要求。《楚天都市报》的报道说，“4月2日，公安县章田寺乡中学一名老师反映，当日下午3时许，乡政府两名工作人员突然来到学校，径直走进老师办公室，看烟灰缸、翻垃圾篓，最后又找出3个烟头。工作人员对学校负责人称，他们是卷烟市场整顿领导小组的，这3个烟头是外地品牌，违反了乡政府有关公务用烟的管理规定，所以要罚款。后经交涉，工作人员表示将作通报批评处理。”一份名为《章田寺乡2009年乡直单位公务用烟考核管理办法》的文件规定，“全乡所有行政事业单位、服务中心、企业一律实行政府集中采购；管理办公室对用烟数量都有指导计划任务，每月检查完成进度；未完成用烟计划的单位，由财政部门直接折价扣减该单位公用经费；凡公务用烟使用非正规渠道卷烟的，发现一次扣减该单位公用经费1 000元。”对此，公安县卷烟市场整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解释道，“公安县每年烟草税收流失很大，出台这个指导性意见，意在引导公务人员为地方经济作贡献。”
类似的市场分割现象远不只在消费品领域能够看得见。2009年4月3日，《解放日报》的一则题为“产业重组面临障碍赛”的报道说，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计划已经明确提出了一些产业重组目标，但“对于汽车、钢铁、造船等各地政府的支柱产业而言，任一企业被重组、被并购，当地政府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因为这涉及许多方面的利益，包括就业，包括税收，包括GDP……地方政府是否支持重组，目前成为各行业重组是否能够顺利开展的关键。”
2008年8月，《反垄断法》开始实施，中国到了法律对地区间的市场分割说“不”的时候。中国的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发展是一连串事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促进了工业集聚，而工业集聚则反过来成为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权制定当地的经济政策，同时又从当地的税收中获得经济发展的好处，于是，各地政府都纷纷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来分割市场，保护本地企业，保证当地的税收和就业，这使得中国正在陷入一种“以邻为壑”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市场化力量作用下，市场整合毕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如果国内市场能够持续地向一体化方向发展，那么，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获得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国内市场，由此，中国经济的起飞和长期增长将获得一个难得的有利条件。可惜，中国经济发展始终没能脱掉地方保护主义这双小鞋。
和中国面积差不多的欧洲是由几十个国家组成的，而中国则是由不同的省组成的，但是有研究发现，直到1997年前后，中国各省之间的市场分割程度仍然相当于欧洲的国家之间，如果我告诉你这种现状，你会怎么想？事实上，欧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是与完善的制度分不开的。在促进欧洲统一市场的过程中，欧盟大力推行了统一的贸易政策、运输政策、关税政策、货币政策等，确保了欧盟成员国范围内的商品自由贸易。
中国经济在发展的早期，企业规模不大，对扩大市场范围的要求也不高，但在今天，如果仍然用零碎分割的市场束缚住企业的手脚，那么，中国企业将永远长不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企业干脆眼睛向外，靠国际市场来实现扩张，难怪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似乎在用“国际市场的一体化”来替代“国内市场一体化”，而且越是有能力做出口产业的地区，越是有激励用分割市场的方式来促进本地的经济增长。但是，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65%的时候，当经济危机已经大大地挑战了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的时候，这种发展取向还能够走多远？看来，用法律来保障国内市场的统一是不得不走的路。
《反垄断法》中的第三十三条已经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实施下列行为，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一）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或者规定歧视性价格；（二）对外地商品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对外地商品采取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三）采取专门针对外地商品的行政许可，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四）设置关卡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阻碍外地商品进入或者本地商品运出；（五）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自由流通的其他行为。”但是我的律师朋友却告诉我，实际上，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地方性的行政法规在起着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在《反垄断法》里，对于地方政府的分割市场行为，没有明确的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也没有相应的惩罚规定，即使这些都有了，如果做不到司法独立，企业在和政府打官司的时候，大概也仍然处于弱势。
不过，中国的市场一体化问题不能只是简单地依赖法律来解决，经济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律的执行力度。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企业的规模小，因而本地的狭小市场就能够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这时本地的保护主义政策是有利于本地企业的。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与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规模长大了，本地的市场规模已经容纳不了那些“大鱼”。最终，民营企业会对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行为说“不”，如果政府坚持采取市场分割的行为，那么，企业可以对政府说“再见”。最终，企业“用脚投票”，加上地方间对于投资者的竞争，才能够使中国走向市场一体化的道路。在未来的地方间竞争中，眼光长远，胸襟宽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只可惜地方政府都只考虑眼前的经济增长，基于GDP增长的考核方式如果不改，地方政府行为受到的扭曲也难以改变。
中国的市场一体化趋势走向何处？如果要对此做出判断，就必须首先来看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毋庸置疑的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现在看来，加入WTO的最大收益可能还不是促进国际贸易，而是有利于中国政府和企业适应国际规则。如果全球化能够更多地推动政府和企业采取有利于市场一体化的做法，那么，中国国内市场就有可能持续地走向一体化，当地区间贸易壁垒下降后，企业也就要更多地面向国内市场。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实证研究还发现，经济的非国有化有利于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因为非国有企业相对较少地依赖于本地的市场分割。由于中国经济持续的非国有化，政府通过分割市场来保护本地企业的政策目标将越来越不重要。
在我们的研究结果里，地方政府干预将不利于市场一体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是在下降的，但在此之后，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的指标显示出了一个明显的重新上升的趋势。这并不奇怪，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虽然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却使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像一只“攫取之手”。大量税收收归中央，但事权却仍然在地方，地方政府办事要花钱，除了获得一些从中央政府那里拿来的税收返还外，剩下的只能多收税，过度的市场分割无异于“杀鸡取卵”。从数据上来看，地方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表现的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如果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可能会成为一朵“水中花”。
举棋不定的经济布局(8)
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出路何在？
中国新一轮的增长必须进一步释放经济集聚的潜能。即使人们希望提高内需，也只是提高内需在GDP中的比重，而不是说以后不要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了。同时，服务业的发展又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服务于制造业，并且又以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作为消费型服务业的支持的。因此，中国未来的区域经济格局必将是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三大地带形成三个大的经济中心和辐射全国的都市圈，其中，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已经率先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和具有世界影响的制造业基地，占据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省也实力雄厚。在三大都市圈之外，中国将在武汉、重庆、西安等地形成若干个区域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以形成一个有梯度的区域发展格局。如果几十年后的中国可以在三大经济带集聚超过一半的人口，并且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那么，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人地矛盾将得到大大缓解。
与此同时，有两种力量仍然在阻碍着工业集聚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水平，其中一种力量是地方政府的分割市场行为，另一种力量是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对要素跨地区再配置的限制。结果造成中国的工业集聚仍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被人为地压低，城市的规模偏小，城市之间的规模差异不够大，中国经济增长也因此而受损。中国必须认识到，工业的集聚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如果试图在经济集聚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条件下，简单地通过经济的分散化发展来追求区域平衡，将使得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失去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和竞争力的来源。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导致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工业集聚，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不充分，才使得人们误认为是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美国、智利和巴基斯坦，地区间的收入收敛都是因为更充分的要素流动性，而不是地区的特殊政策。在美国和法国这些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地区间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后来，地区间的差距出现了持续的缩小趋势。事实上，只有要素流动和持续的发展才能最终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越富的国家地区间的差距越小。
当然，出于公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也必须通过转移支付来防止地区间的差距过大。但是，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不能过于依赖财政转移支付，转移支付也不应简单地用于补贴收入，区域和城乡间的平衡发展并不一定要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如果通过要素的地区间再配置能够促进增长，并且在长期时间内获得区域间的平衡发展，那么，简单地通过地区间的财政转移来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就应该成为一个补充性的政策。其实，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协调城乡和区域间发展的重要性，并已经开始将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转向相对落后的内地和农村地区。但从效果上来看，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显著推动较落后地区经济更快增长的作用。这也许是因为市场力量超过了政府的财政转移所能起到的平衡发展的作用，也可能是因为财政转移起到的仅是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并没有有效地用于促进内地和农村的经济发展。
如果中国政府不希望在控制城乡和区域间收入差距时牺牲了增长，那么，增长和平衡携手并进的政策就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发挥规模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的角度来说，中国应该打破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一个可以实施的政策是，新增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和农村由于宅基地整理而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都可以在地区间重新配置。但在此过程中，土地的再配置要与户籍改革联动，哪里需要更多的土地利用指标，哪里就必须相应增加本地新增户籍人口的数量，特别是要接纳那些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非户籍人口。在这样做了之后，就能够提高城市化和经济集聚的水平，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推动城市人口规模的适度扩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直接通过土地所有制改革来推动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和经济集聚的方案虽然好于目前的状态，但也应该对此方案的缺点保持理性。在中国，土地增值空间较大的土地位于城郊结合部，而拥有这部分地的农民其实并不是劳动力流动的主体，而作为流动主体的那些劳动力所拥有的土地实际上却是比较偏远的，根本没有转为非农业用地和增值的空间，即使土地所有制改革到位，他们可能也不会卖地，即使卖了，也得不到什么钱。更有甚者，即使他们将地卖了，人也进城了，城市政府也并不见得会有激励给予他们平等待遇和公共服务的措施。从这一点来看，如果将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与户籍制度的改革配套，那就可以让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真正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因为在这种改革方案下，农民工向市民身份的转变与他来自于哪里、放弃了哪块土地并没有关系。
第二，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还需要配合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考核体制改革，削弱地方政府对于发展经济的职能。如果实现了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和土地指标的跨区域再配置，那么，势必造成内地省份的经济总量增长相对较慢，虽然内地省份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有可能获得更快增长，但如果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完全基于地区的经济总量增长绩效，那么，全国一盘棋的区域发展战略将得不到较落后地区的支持。因此，未来中国需要对官员考核体制作出大的调整，可以在考核体系中同时兼顾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增长和GDP总量的增长，并且为这两个目标分别赋予一定的权重。越是经济发达地区，GDP总量增长目标的权重应该更高，而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均GDP增长（或人均收入）增长目标的权重应该更高。事实上，中国已经到了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民营经济，而地方政府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小的阶段，这时，应在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制中更多加入公共服务和民生的指标，从而避免地方政府阻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现。
第二章｜举棋不定的经济布局(9)
第三，中国应该把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重点调整为整合城乡二元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区域间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差距造成的，换句话说，内地相对落后主要不是内地的城市落后，而是内地的农村相对沿海更为落后，在城乡差距总体呈扩大趋势的时候，拥有更多大比例农业人口的内地就显得相对更落后了。根据万广华教授的研究，城乡差距可以解释地区差距的70%~80%，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政策可以完全消除城乡间的收入差距，那么，地区间的差距就可以有70%~80%自动消失。那么，怎样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呢？答案又回到了城市化，并且让一部分内地的农村居民在沿海获得更高的收入，而剩下没有流动的农村居民则获得更多的人均土地和资源。
第四，基于物业税改革，促进城乡间和区域间的公共服务适度均等化。在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中，有些属于本地化的公共服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基础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和各国实践表明，在地方公共服务的融资机制中，最有效的机制就是基于物业税，这一税种能够将服务的付费与服务的消费直接对应起来，因此应在中国得到推广。中国未来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应在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化的同时，实现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的适度均等化。而公共服务的地区间适度均等化方式应该不只是通过直接的硬件投入，而应该对公务员工资和提供基础教育的教师收入进行适度均等化。而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在推行物业税的时候适当保留中央的分成，用于公务员和教师收入的区域间均等化。未来的中国，仍然需要将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建立在地方分权的财政体系基础之上，但同时也需要中央政府更多地在中央层面考虑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央财政应更多地用于区域间和城乡公共服务的适度均等化。
这一章还需要一个结尾，我在与陈钊教授合著的一本书的导论中，找到了一段话，用在本章的结尾再贴切不过：“城乡与区域的平衡发展是我们的目标，但经济的集聚不应成为障碍，相反更应是手段之一。只不过，光靠这一手段是不够的，政府还应积极地促成城乡与地区间要素的自由流动，积极地对较为落后的内地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有了这些政策配合，经济的集聚才真正能够成为实现城乡与区域平衡发展的有效手段，我们才真正能够‘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如何突破地方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局限，以及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在认识上的误区，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三章｜中国的城市该如何成长(1)
全球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而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仅45%左右。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中国的城市化率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城市发展出了什么问题？
城市是一个让生活更美好的地方，但人们往往误认为“美好”的前提是干净和整洁，是通过户籍限制人口的流动和城市的长大形成的。无形之中，中国的城市发展正在走向社会的分割，城市的治理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和挑战。
中国的城市能像东京一样长大吗？
2008年，经济学界有两件大事与新经济地理学（有时也被称为“空间经济学”）有关，一是克鲁格曼被授予诺贝尔奖，而他的贡献之一就是大大地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另一件事则是《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出版，这本报告用空间经济学的思维研究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集中讨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伴随着空间的集聚，为什么在当今世界各地，大城市仍然在长大。我和我的同事陈钊教授有幸为《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写作贡献了有关中国经验的一篇咨询报告。
有一次，关于《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工作会议在东京召开。会上，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朴杉沃博士送给我一本书，是介绍韩国均衡发展经验的，其中也介绍到首尔的功能分散计划。会后，我和新经济地理学非常重要的代表性人物—藤田昌久教授谈起这事，我们都认为，韩国这个首都功能分散计划并不明智。新一轮的现代经济增长必须以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为前提。一些代表性的世界性大都市，如东京、伦敦和巴黎，人口都仍然在继续增长。在日本，曾经有10年时间，对东京实施了首都功能分散的策略，其结果不仅是东京受损，而且全日本经济也处于低速发展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
在未来20~30年内，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也将是城市化和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的集聚。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现代经济的持续推动力，同时也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中国，未来的空间集聚将主要发生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的大都市圈，这三大地区的人口应占到全国人口的50%~60%。如果说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离不开一个世界级都市圈的话，那么，这个都市圈一定首先是长三角都市圈。如果说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离不开一个世界级城市的话，那么，这个城市应该是上海。
对于城市的规模，一个思想上存在的误区是，上海太大了。不对！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的人口规模是偏小的，人口密度是偏低的。在东京都目前的发展水平之下，它的人口密度是多少呢？是每平方公里
5 819.80人！其中区部（即23个核心城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3 660人。相比之下，上海2006年的常住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2 918.77人。如果把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10个区（除去面积较大的浦东新区）拿出来单独计算，其面积相当于东京都的区部，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 2604.7人，仍然低于东京都的核心区人口密度。显然，从未来上海市经济发展的目标而言，其人口规模更是偏小的。我们的测算结果是，在未来20~30年时间里，上海人均GDP按年均8%~10%的增长速度将能达到目前东京的发展水平，其人口规模应该至少达到2 500万甚至3 000万，与目前的常住人口规模相比，上海还有大约600万至1 100万的增长空间。而1992~2006年期间，户籍人口平均每年仅增长5.62万，即使计入非户籍常住人口也仅每年增长22.31万，这个速度还低于东京都在1945年之后30年快速发展时间的人口增长速度，可是不要忘记，东京都的面积可是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啊。显然，上海过去的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与上海城市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是不匹配的。
人们在思想上存在的另一个误区是，认为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将带来交通、环境、治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是不对的。仍然以上海为例，如果与东京、伦敦和巴黎这样的大都市相比，上海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管理还有很多差距，而在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有轨电车等）方面进行发展，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同时它也能缓解交通和环境压力。等到城市中心的地铁密度达到一公里之内一定有地铁站的时候，进市中心的人们便可以不再用开车，无论是道路拥挤状况还是汽车尾气的排放都可以大大缓解。像东京那样的城市，从数字上来看人口密度极高，但为什么却不拥挤，而且环境也很好？我常常开玩笑说，人或者在地下，或者在楼里，当然就不拥挤了，环境也好了。在地铁密度不高的情况下，地铁的便利程度和运能都会受到影响。我曾经将2005年东京都的地铁运能和2006年上海的地铁运能做过比较，结果发现，东京都地铁每公里客流是大约7 500万人/年，而上海的相应数据是390万人/年。这个差距不是一点点啊。
在治安方面，必须注意，要降低犯罪，不能简单地控制人口，而应该加快社会融合的进程，提高对低收入阶层的公共服务投入，减少低收入者的空间聚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在城市扩容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就是城市发展的进程。而放弃规模，就是放弃发展。上海市的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增长缓慢就与对人口规模要求较高的第三产业（如文化、会展、教育、艺术等）发展不足有关。
在思想上存在的第三个误区是，上海需要通过控制移民数量，而且让移民在上海交社会保障来缓解上海的人口老龄化危机。这并不是最优的政策，原因如下：第一，在未来，随着独生子女一代都可以生两个孩子，上海的老龄化问题将有所缓解。第二，在城市不断扩容的过程中，只要新增移民的人口年龄较轻，就可以不断地缓解老龄化压力，因而不应该在养老的享受上有所区别。第三，由于办暂住证有许多障碍（比如房东不愿出具租房证明），实际上大量在沪工作的新移民并没有像政府预期地那样参加为他们提供的养老保障。
第三章｜中国的城市该如何成长(2)
如果上述三个方面的思想误区被突破，那就可以以放宽户籍制度限制为抓手，有序地推动城市新移民与本市居民在社会保障、教育、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融合。在有序放宽户籍限制时，可优先考虑已经在城市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者。同时，政府应采取措施，促进本地居民与新移民之间的社会融合，防止低收入的城市新移民在空间上形成聚居，否则会给未来的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反过来说，严格控制户籍的结果是，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户籍人口增长速度，从长远来看，将在城市形成一个数量庞大，比重很高的外来人口阶层（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者和高收入者），他们在城市不能享受与户籍人口同样的权利和福利，将使社会分割日益严重，为城市未来的社会和谐埋下极大的隐患。2009年，上海开始实施“户籍新政”，给予更多符合一定条件的常住人口上海市户籍。但是，这个政策是使户籍管理越来越紧了，还是越来越松了，恐怕还需要再看。一个最近的数据是，截至2009年6月前后，上海累计申请居住证人数约为27万，2009年符合满7年转户籍的持证人数为3 000多人。户籍管理是越来越紧了，还是越来越松了？你说呢？
长三角战略与上海的发展
最近，中国把长三角的发展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建设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对于长三角和上海的发展，从中国和亚太经济圈发展的长远趋势来说，战略上应该是持乐观的态度。稍稍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从战术上来讲，我觉得目前的状态还是值得忧虑的。
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目标已经提出来了，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把现在的状态和“两个中心”的目标之间的差距找到。在思想意识上，我认为需要明确一点，那就是，上海要建设成“两个中心”，必须以长三角制造业的发展为前提。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说没有一个是脱离制造业的发展而存在的。纽约和伦敦都曾经是非常发达的制造业中心，后来随着城市功能的转变，这两个城市逐渐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起着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但即使如此，这两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制造业仍然不可小视。特别是那些与设计、创意结合的制造业，仍然需要靠近大都市。在伦敦，政府甚至专门制定《伦敦制造业发展战略和行动纲要》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和不断提升竞争力。以此为参照，上海未来要建设成金融中心，首先要服务的就是全国—特别是长三角—制造业的发展所派生出来的金融需求。
航运中心的建设就更不用说了，只有当长三角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有了大发展，上海的码头才能够活跃起来。最近的数据显示，2008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完成5.82亿吨，同比增长3.6%，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其中，集装箱吞吐量完成2 800.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1%，列世界第二。上海的外贸货物中，99%经由上海港进出，长三角地区和长江流域经济腹地通过上海港进出口的货物量，约占上海港货物吞吐量的三分之二。上海每年完成的外贸吞吐量占全国沿海主要港口的20%左右。与此同时，相比其他国际航运中心，上海港的国际中转能力并不突出。据统计，2008年，上海港的集装箱国际中转量仅为5%，而新加坡则高达85%、香港达60%、韩国釜山达45%。我的看法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上海的未来在于逐步提高集装箱国际中转的比重。如果要在国际中转业务中有优势，还是上海自身要提升竞争力，而竞争力的来源则必须从做大规模中去寻求，在这一点上，依托于长三角的制造业则又是所谓“必由之路”。
长三角的都市圈已经是全球第六大的都市圈，现在，江、浙、沪三省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46亿，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10%，并已经超过日本的人口规模。可以预期的是，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继续长大，长三角都市圈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肯定也是越来越大。按道理说，这样的一个人口和经济的规模必然给上海的“两个中心”建设提供优越的条件，但问题是，长三角三省市之间，以及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市场整合却不容乐观。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难以摆脱的一个困境是，中央政府用地方政府辖区的GDP增长率来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指标，但由此而来的一个结果是，地方政府产生了很强的动机来分割市场。我和我同事的研究发现，作为一个省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如果给定其他省份会采取分割市场的手段来发展经济，那么，分割市场的政策的确可以为本省带来更高的增长。特别是当邻近的省份有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大城市的时候，市场分割还可以防止本省的资源向邻省的大城市集聚。但是，这样的“以邻为壑”的增长方式却在宏观上造成了大量的效率损失。我们的研究曾经测算过全国各省与其邻省之间市场分割的指数，结果发现，上海与周边省份之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居然位居全国前列。
读者可能会问，我们好像感受不到市场分割啊。其实，这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对市场分割熟视无睹了。人们经常会提到的市场分割现象包括对于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设置的壁垒、对于跨地区产业重组的阻碍、在政府和国有企业采购时倾向于本地产品等方面。此外，其实还有一些更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也起着市场分割的作用。比如说高速公路收费，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小国之间，高速公路是不收费的。在美国，绝大多数的高速公路也是不收费的。而在中国，高速公路的收费不仅成了天经地义的事，而且一条跨越省境的高速公路还要被不同的地方政府设置的关卡收费。高速公路收费实际上提高了运输成本，加剧了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反过来说，如果降低甚至取消高速公路收费，那么，地区间的市场趋于整合，地区间的人流和物流进一步上升，有可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这时，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增加可能能够弥补政府在收费上的损失。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轨道交通的建设上，如果上海的周边地区愿意“接轨”上海，上海就应该毫不犹豫地予以配合，大力推动地区间同城化。在这些事上，地方政府要算大账。目前，长三角的部分城市已经实现公交卡的异地使用，医疗保障费用异地可报销也正在推进。相对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而言，进一步清除商品和要素流动的障碍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上海的“两个中心”的建设，还必须从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去寻找更为基本的动力。
为什么富人和穷人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2007年在巴黎，我看到房价飞涨，在并不是太好的地段，房子都卖到1万欧元（相当于10万人民币）一平米。即便如此，巴黎的人口最近几年又开始增长—这里，我说的不是巴黎大区(Ile-de-France)，而是巴黎市。有趣的是，有些法国同事还固执地认为仅仅是巴黎大区的人口在增长，而巴黎市的人口却在下降。我估计他们是很久不看统计数据了，其实好几年前，巴黎市的人口就扭转了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法国朋友告诉我，在巴黎还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中产阶级大量地搬离了市中心，而现在住在市中心地段的则是两类人，一类是高收入者，一类是低收入者。
千万别认为巴黎的故事是个偶然。我在一连串的文章里都讲过，决定现代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最优规模的，主要是由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增加，消费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增加，大大满足了人们喜新厌旧的偏好。在大城市居住，什么都能吃到，什么都能买到。与此同时，人口的集聚也大大地方便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而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特别重要，特别是当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原因很简单，服务业的产品就是服务，而服务的可运输性非常差，对于绝大多数服务业来说，其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因此，它的供给和需求往往都是本地化的，这就需要服务业的提供者和消费者最好能够住得近一些。在服务业中，还有一类是高端的，这类服务业往往是知识和创意密集型的，而知识和创意的生产与传播往往也需要借助于面对面的互动。从事这类行业的人都知道，并不只有学校才是知识和创意的生产与传播基地，新的思想往往是产生于咖啡馆里的一次碰撞。事实上，一个城市的活力之源就在于这个城市的思想、知识和创意，只有这样的思想、知识和创意才最终提升了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成为支撑城市的消费、房价和地价的根源。否则，一个城市的繁华怎么维持得了？
第三章｜中国的城市该如何成长(3)
现代大都市的居住模式就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过程中形成了，中产阶级搬离市中心并不是偶然的，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一起住在市中心更不是偶然的。一个都市的繁华意味着消费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富人的收入能够支付这样的消费，同时，他们也在消费和交往中交换着信息，创造着思想和机会。而所有这些，也必然需要另一群人在服务业里工作，这部分人不需要创造，但需要熟练；不需要聪明，但需要敬业。当现代的高科技（特别是电脑）将大量的制造业岗位占领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职业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从传统的制造业中被排挤出来，他们如果不能成为电脑替代不了的大学教授、医生和金融家，就只能进入酒店、餐馆和家庭，提供熟练的服务。由于他们的收入不高，所以他们也不能住得距离市中心太远，因为每天花钱花时间上班，还不如在市中心租个小房子住。在巴黎这样的城市，低收入者甚至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居住的补贴，以使得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居住并且工作。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在工作之余的消费中获得的知识、创意和机会不像高收入者那么多，而他们的收入又使得他们宁愿住得远点、舒适点，每天可以开车上下班。
能够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恰恰是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住在一起的城市。高收入者离不开低收入者，如果不是有一群人熟练地提供着包括照料家庭和办公室秘书这样的工作，那么，高收入者整天忙生活琐事，哪有时间去提供创意？事实上，正是在享受服务的过程中，高收入者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再生产”。低收入者也离不开高收入者，如果不是高收入者用思想、知识和创意去产生价值，那么就很少有人能够支付得起消费服务的价格。在中国，城市正在迅速地长大，这个国家正在努力建立创新型的社会。我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当中国还有大量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时候，怎样建立起创新型的社会？其实，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真正在从事创新活动的人永远只是一小部分，而恰恰是这一小部分人的创新活动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则成了创新型人才不断被“再生产”的保证。
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不应该惧怕收入和工作的分化。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的大都市）不应该拒绝走出传统农业的人们。恰恰相反，城市居民应该成为创造者，并且用自己的收入支撑起一个服务部门，为那些走出农村的人们提供工作岗位。不仅如此，城市居民还应该有能力为农民兄弟们提供培训，让他们能够具备在城市里熟练工作的技能。如果做不到这些，而一味地怕外来的劳动力挤占了自己的工作和福利，那只能说是城市居民自己的不自信。在现代城市里，如果不给低收入者留下适度的生存空间，就可能限制城市的发展，反过来对那些高收入者也不利。
2009年6月3日，现任伦敦金融城市长陆毅安（Ian Luder）率领数十位英国金融业高级代表来到上海。在谈到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一事时，陆毅安认为上海和伦敦还有很大差距。在陆毅安看来，伦敦金融城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外籍人才。《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2008年在上海就业的外国人总数接近7万，不到该市常住人口的1%。而在750万人口的伦敦，却能听到300多种语言，四成伦敦人说自己不是英国人。那么，伦敦靠什么吸引这么多的外籍人才呢？陆毅安说：“安全、舒适和便利的生活环境，安居才能乐业。比方说，中国人才在伦敦还属‘少数族裔’，但仍可以找到很多一流的中餐馆、中文学校、中国医生和会说中文的保姆为他们提供服务……用高薪把金融人才请进来，如果不能给拖家带口的他们提供舒适生活，他们是不会停留多久的。”他说他的一些在上海工作的英国朋友常常为了孩子教育、医疗、保姆之类的家事发愁，有的抱怨说上海的国际学校太少了，收费也过于昂贵。“另外，拿看牙医来说，有的人宁愿飞回伦敦，因为更方便、更放心。”在上海，人们常常认为这个城市缺的是“人才”，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在2009年出台的“户籍新政”中，上海市将具有中级职称作为获得户籍的条件之一。但人们也许忘记了，如果未来上海要聚集更多的金融人才，这座城市还需要大量来自外地的低收入者提供教育、医疗、保姆之类的服务。
同时，我也反对一种流行的观点，简单地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城市贫民窟是合理的。在一些国家，城市贫民窟的大量存在恰恰是因为农村和城市居民没有平等的就业权和发展权，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们也得不到平等的对待。也恰恰是因此，进城的人们哪怕是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哪怕在城市里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他们也好歹能够享受一点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比生活在农村还是好一些。我们不能把一些国家的贫民窟问题作为发展的必然，而更应该找寻在发展中不出现大面积城市贫民窟的经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该是建立在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和谐的城市应该是不同收入的人群相互需要的城市。如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只是因为农村的生活和公共服务太差了，而城市又充满着歧视和排斥，那样的发展即使不能说是失败的，也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低收入者在城市的发展空间在哪里？
最近的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中国通过大量出口来发展制造业的道路显然已经遇到了困难。一旦当出口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便暴露无遗。这时，人们纷纷说要通过发展服务业来推动增长、促进就业。但是，仿佛发展服务业就是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其言下之意是，要发展就发展金融、贸易、房地产这些行业。我不否认，这些行业对GDP的贡献巨大，但它们能增加多少就业？
其实，人们一谈到“现代服务业”，脑子里浮现的基本上都是生产型的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是以制造业的发展为前提的，美国和欧洲的生产型服务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本已经高到失去了发展一般制造业的优势，所以要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领先，就只能把相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出去，转而发展那些服务于全球的服务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洲的制造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欧美生产型服务业的需求，而欧美的生产型服务业正因为劳动生产率高，所以其从业者才有足够高的收入来消化亚洲国家过剩的产能。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以上海为例，上海的现代服务业要做上去，必须以全国（特别是长三角）的制造业发展为前提，甚至可以说，如果长三角的制造业发展了，上海的生产型服务业想不好都不行。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是因为长三角的制造业是中国领先，那上海怎么可能建成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产型服务业并不是靠政府推动而发展起来的，更不能将增加就业的希望寄托于生产型服务业。
相比之下，消费型服务业才可能成为新增就业的亮点。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特别是当有了车、有了房之后，人们新增的需求中越来越多的将是服务。正是在消费服务的过程中，人们获得了更高品质的生活，与此同时，人们将自己从各种生活事务中解脱出来，以便可以更好地工作，或者将时间用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劳动生产率也可以提高。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叫“劳动力的再生产”，而这个过程才能为大量低收入者创造就业机会。
发达国家的就业也大量集中在消费型服务业。在最近几十年里，电脑的推广是最重要的科技和经济事件。由于电脑可以将一些工作“程序化”，这使得原来在制造业生产线上的简单重复的劳动被电脑所替代。于是，在发达国家，大量的劳动力从制造业中退出。相比之下，服务业里的劳动却很难被替代。虽然像保姆和餐馆服务员这样的工作对于人类比较简单，但电脑却做不了，更不要说医生和大学教授了。从发达国家的就业结构来看，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医生、教授这样的高端服务业的比重有所上升，而适宜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服务业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医生和教授之类的岗位毕竟有限，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于是，这部分人的收入相对来说越来越高，而低技能的服务从业者的收入则相对越来越低，人们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第三章｜中国的城市该如何成长(4)
职业和收入的分化还反映在城市的居住形态上。在一些大城市，市中心的房价越来越贵，于是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搬离市中心，而高收入者则能够承受得起高房价，同时，他们也更多地消费服务，于是，消费型服务业的就业岗位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对于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业者来说，他们的收入并不高，而且服务业又需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所以他们的上班地点不能离居住地太远，太远的话既花钱又耗精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正是因为服务业的工作岗位集中在市中心，使得城市郊区的失业率要高于市中心。结果是，低收入者也纷纷选择居住在离城市中心不远的区域，形成一些低收入者的聚居区。为了保证这些城市中的低收入者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发达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和教育。一些国家甚至为居住在城市的低收入者提供一定的租房补贴。这些公共政策有效地保证了不同收入的阶层在城市里和谐共处。
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需要认真地进行反思。首先，中国的城市规划没有给消费型的服务业创造有利的条件。消费型服务业的一个特点就是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一定要便捷，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城市的新区）普遍存在的发展误区是道路建得太宽，动不动就是八车道十车道，一些中小城市为了求气派，道路也越修越宽。为了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应该提倡宁愿建两条四车道的路，而不是一条八车道的路。当然，城市的主干道除外。
其次，不能在新城规划时太强调低密度。服务业的发展必然以一定的人口密度为条件，有了一定的人口密度，才有足够大的服务需求规模。通俗地来说，有了人气，生意才有得做。因此，人口低密度只能是相对的，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规划低密度的居住社区，但如果低密度的社区连成一大片，那么，这样的社区就可能没有服务业，居住在这里的人尽管有钱，但无论工作还是消费，都需要开车去市中心，家变成了一张睡觉的床，新城可能成为“死城”。这对不能开车的老人和孩子尤其不够人性化。我在一些中国城市的新区走访，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结果，中国的城市就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服务业大量集中在市中心，而这又加大了市中心和市郊的通勤需求，造成交通拥挤，于是人们又渴望市郊的住房能够低密度，但这反过来又不利于市郊的服务业发展。与中国的情况相比，去过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大城市的朋友一定有这样的印象，他们的市郊实际上往往建筑密度并不低，但是高度不高。同时，主干道之外的道路也并不太宽，便于行走。这对于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更有利。而且，当市郊与市中心有高速的地铁连接，市中心的轨道交通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在市中心几乎不需要开车，城市的拥挤度可以大大缓解。
中国的城市还要给低收入者更多生活和就业空间。我们必须要转变思维方式，看明白城市发展的规律。当一个城市处在工业化阶段时，因为工业大量集中在城市的外围，这时，低技能的劳动力的岗位也大量集中在市郊的制造业里。在上海，20世纪90年代将大量工厂外迁，并且将市内一些低收入群体通过动拆迁的方式向城郊结合部迁移，正好适应了当时的发展趋势。但是，当城市的发展阶段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低收入群体的工作岗位大量集中在靠近市中心的服务业里，这就需要政府在城市中心的不远处布局一些廉租房，使得这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地点在空间上较为接近。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发展要容忍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为了避免人们在生活水平上有太大差距，政府需要制定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公共政策，特别是为这些人群提供相对低价的公共服务。有人可能说，城市中心地价和房价那么贵，廉租房只能布局在远郊。但是请想想，如果是这样，那些低收入者就会失去工作，而住在城市中心的高收入者如果没有足够的低价服务，他们的生活成本也会升高，生活质量也将下降，结果可能是“双输”。我们不能只想着要用各种政策吸引高端人才，比如说给他们提供住房，但如果没有生活的便利，房子再大也不代表生活质量啊。前面提到，伦敦市长认为，上海和伦敦的差距在于上海的生活便利程度不够，这一点，值得反思啊。
最近，我乘在东京访问之机，去了趟在鲁迅笔下写到过的樱花盛开的上野。最让我感慨的倒不是樱花，也不是位于上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里的艺术品。最让我感慨的是，就在他们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上野东照宫的门口，形成了一条卖小吃的小街，其实就是大排档。这要放在中国，而且是在文物保护单位的门口，非得被城管赶走不可。可是，中国的城市为什么不能允许低收入者在人流汇集的地方摆点小摊，买卖小吃和旧货，哪怕是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在我去过的世界上很多的城市，都把他们的集市作为著名的景点来介绍，而且是引以为豪的文化遗存。而在中国的城市，我们还在认为摊贩就是落后和“脏、乱、差”，并简单地以禁止代替管理。这是我们今天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转变的思维方式，在低收入者需要就业、经济要继续增长、生活质量要继续提高的今天，尤其如此。这些简单的道理如果不想明白，那么，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增长都可能会是一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