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的情色男女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这是孔尚任《桃花扇》中的一段唱词，说的是暮春三月，宁南侯左良玉在武昌的黄鹤楼上大宴宾客，长江南岸，“逐人春色，入眼晴光，连江芳草青青。百尺楼高，吹笛落梅风景。”突然听到塘报，崇祯皇帝已于三月十九日，在闯王破城后，自缢于煤山。这位拥兵自重甚至玩寇糜饷的悍帅，得知圣上殉国后，抑制不住伤心、愤怒、羞愧、内疚交织的复杂情感。
《桃花扇》写就时，已是康熙三十八年，明朝亡了半个世纪，满清铁骑残破江南的殷殷血迹，渐渐地被冲淡，不愿出仕的旧朝遗民，或老活死。满清的皇帝的江山空前稳固，天下又是一片承平气象，可孔尚任，这位在崇祯爷死后第四年才出生的圣人后裔，却用一种伤悼家国覆亡的大悲情，写出了字字血泪的历史剧《桃花扇》。
那种伤古悼今的痛灼感，决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彻底遗忘。尤其是明亡清兴，对坚守夷夏之辩、为天朝上国而自豪的汉族士人来说，不是简单的政权更替，而是“亡天下”，士人们所共有的文化尊严受到了践踏。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的头发被剃了，宽袖长袍纱帽儒巾的衣冠被迫舍弃了，衣冠和头发曾经是儒家士人最珍惜的文化符号，可征服者就是要毁掉这种符号而达到让士人心理上屈服的目的。
生长在新朝的孔尚任依然被传承了这种悲情，有些东西是割不断的。尽管顺治、康熙双管齐下，玩镇压加统战两手，作为孔子的后人，孔尚任曾被选拔御前进讲经筵，可算是受到新朝的很高待遇。但当他任职扬州时，和明朝遗老频繁交往，一个个明季人物，一件件明季轶事，激活了他心底的文化自尊感、屈辱感和使命感，他借男女离合之私情写出了家国兴亡之大悲。晚明复社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当时已八十余岁，他曾深爱的董小宛早已逝去，连多情的顺治帝也宾天-----或说是看破红尘五台为僧多年。情人死了，朋友死了，情敌也死了，国家早亡了，耄耋之年的冒辟疆想起自己的青葱年华，本应看透一切的他放不下的还是那种天崩地裂时的愤恨，他走了三百余里找到孔尚任，晤谈三十余日，将自己的青春记忆一股脑告诉了孔尚任。
孔尚任这位三十余岁的后生，一位前程正好的新朝官员身上，寄托了冒辟疆这代明朝遗民许多的希望，他希望国家的、个人的、一代士人的记忆，能够传下去。
孔尚任没有辜负冒辟疆他们，《桃花扇》是一部痛史，也是一部情史，它记录着一代汉族青年精英的个人情感和命运如何与家国命运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
大明的日历虽然到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才戛然而止，而大明帝国的败亡却是渐进的，李自成进京只是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崇祯即位时，接手的就是一副烂摊子。东北后金不断蚕食疆土，几次越过长城引起京师戒严；中原民变四起，造反者纵横驰骋；一大帮官员颟顸贪墨，便己肥家。整个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而最为富庶的江南，因大江之隔，还是一片繁华景象，歌照唱，舞照跳，妞照泡。
一群没有出仕或者已经致仕的士人，分布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各个府县，这些在野的文化精英不能亲自参与军国大事，便只好放纵地享受江南的富足。
国突然就亡了，这些当年逍遥自在的士人在做什么呢？他们大多数慨叹回天无力，追悔莫及。《桃花扇》的主人公侯方域耐不住寂寞，清顺治八年应河南乡试，三年后郁郁而终，临死前辑录自己的文章，名之曰《壮悔堂文集》。这种悔恨，有失足被污之悔，何尝没有对国亡前那段荒唐岁月的悔？孔尚任宅心仁厚，没有过于写实，而是让侯方域和李香君一起入道栖真，逃避亡国的现实。
另一位西湖边的文豪张岱，写成《陶庵梦忆》等书，专门记载明亡前江南一带士大夫近似奢靡的生活。《陶庵梦忆》有一则《闰中秋》描述1634年一帮文人赏月不归的盛况，此时离亡国只有十年：
“崇祯七年闰中秋，仿虎丘故事（即崇祯五年张溥主持复社虎丘大会之事），会各友于蕺山亭。每友携斗酒、五簋、十蔬果、红毡一床，席地鳞次坐。缘山七十余床，衰童塌妓，无席为之。在席者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诸酒徒轰饮，酒行如泉。”这架势，比现在有钱的城里人搞自助游浩大多了，高雅程度的差别更不能以道里计。
张岱在《陶庵梦忆》的自序是这样写回忆青春岁月时的感想：“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逝去的才知道珍惜，可一切都无法挽回，尘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当年，他们干什么去了呢？
他们在纵情山水，他们在高谈阔论，他们在借酒浇愁，他们在追逐声色。亡国，好像离他们很遥远。《桃花扇》第一出，写的是国亡前一年崇祯癸未春二月，侯方域一出场就唱道：“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
可事实上，那些莺颠燕狂的情色故事，正关乎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