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西来吗？(三)

7、关于西南通道
　　上面说了这么多，现在就进入正题，来看看古代中国除丝绸之路外最重要的二大对外通道。首先来看看胡适所说的“蜀印”，即：从四川经云南到缅甸、印度的通道。

　　先说一段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退到西南地区，而西南向外的陆路通道，就是通过云南到缅甸，当时国民政府就全力以赴，和英美联合修滇缅公路，这段公路也叫史迪威公路。我看了一些当时人的回忆，那时修路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因为太难了，深山峡谷、高低不平、洞窟不断，而且经过的民族地区，按照古代传说，那时是瘴疠之地，尽管现在那里已经是旅游的好地方，可是在这以前，交通主要是通过马帮。云南马帮有悠久历史，他们走的路也是现在毒品传入的途径，沿着山谷江河，崎岖难走，而当年的史迪威公路也是顺着这些路来修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几乎所有的江河都是东西向的，像长江、黄河、珠江、淮河等等，只有这里的江河不同，澜沧江、怒江、金沙江被横断山脉的走向改变了东西向而为南北向。大家都知道，古代人行走常常要沿着江河，不会硬去翻山越岭，因为沿着河走总会有水源、有人居住。鉴于这一地区特别的地理环境，使经过云南南下缅甸的通道成为可能。

　　那么这条路是什么时候开通的呢？目前不是很清楚，但一定很早。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一段记载说，当时发现在身毒国，就是现在的印度，有筇竹杖、蜀布，人们就想，这些东西是怎么到那里的？所以想到，可能在西域的通道之外，还有一条从四川到印度的道路，那么，最近的当然就是往西南走，汉武帝想到这一点，就派张骞等四路人去探路，很遗憾的是这四路人马都受阻，有的被土匪杀了，有的找不到路。但是，实际上路还是有的，商人可能是最能探险的人，为了生意，他们始终要冒险。而从现在留存的各种资料也可以知道，西南通道有两条路：
　　一条是从成都经临邛道、始阳道、犛牛道，到邛都、越嶲(今西昌)，到今云南省的会理，经过博南道到云南(今祥云)、大理一带，再到永昌郡(今保山)，然后分成两路，一路经过哀牢(今腾冲一带)，再经过永昌道到Bhamo(八莫)进入掸国(缅甸)，一路经过Myitkina(密支那)直接进入印度的东北部。
　　另一条道路是从僰道(今宜宾)经过朱提(今昭通)到谷昌(今昆阳)，经过博南道到云南(今祥云)、大理，再永昌郡。之后和上一条路汇合，经过现在的缅甸到印度，甚至可以到大夏(今阿富汗喀布尔北)，再到大秦，这条道路一定会经过印度。

　　那么，有什么证据说明这两条路很早就有呢？有人列举了一些可以参考的证据：
　　第一、据说公元前4世纪印度《治国安邦术》、《往世书》中记载了中国丝绸，比佛教传入中国早四世纪，而且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印度几部圣书像《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都提到了中国人，有人研究说，这大概主要指的就是西南、西北中国的人。但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这证明早在佛教传来的东汉明帝时期(58-75年)前，就已经有中国与印度的交通了。
　　第二、他们是通过什么道路交往的呢？是否就是这两条路呢？在《三国志》卷三十注引鱼豢《魏略》，以及《魏书》卷一○二中，都在介绍大秦国时说它：“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交趾就是现在的两广越南，而永昌就是现在的云南保山一带。《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说，东汉永平年间，永昌就有“僄越(缅甸)、身毒(印度)之民”。《后汉书·郡国志》中说，永昌有“琉璃”、“光珠”、“犀象”、“猩猩”，这就是前面说的“异物”，而这些异物大概都是从更远的西边贸易来的。正是在传说佛教传入中原的东汉永平年间，由于哀牢王率众内附，汉朝设了永昌郡，那么，是否有可能这时西南方向的这两条通道已经开通了呢？

　　此外，最近还有一些新的线索，似乎可以作为一些间接的旁证。首先，据说商代中原炼铜的铜矿石，来源地是在云南，包括一些从事科技史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像金正耀、李晓岑、李学勤都指出了这一点。过去一般都以为，要到战国楚国时候，中原和云南才有正式的交通，而且人们不相信这种交通能力有多大，其实，内地和西南的交通可能更早，规模也更大。现在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可能低估了古人，古代有很多“奇迹”，可为什么叫做“奇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按照现代的技术水平，倒推过去，以为过去不会有这么高的技术和知识，所以把它叫做“奇迹”，其实，这是按照进化论来看问题的，也许古人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无能。其次是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启示，三星堆是1990年代了不起的考古大发现，在发现的古物中，如权杖、面具、立身像均似埃及法老墓，却与中原的殷商有些不同，这让我们无法解释。大家都知道，在四川和中原之间，由于四川北部、陕西西部之秦岭的阻隔，并不比从云南通往缅甸简单，李白的《蜀道难》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传说西南蜀国、巴国，是神灵开道才修出来的，主要靠栈道和小路，连诸葛亮都要发明木牛流马才能转运粮草。可是这一地区在殷商时代就有这样高度发达的炼铜术，又有这么奇异的形象和风格，这意味着什么？再次，从发现的佛教文物来看，四川乐山麻壕和柿子湾崖墓的汉代佛像、彭山崖墓之一东汉的菩萨像，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佛教图像之一，是否可以证明，西南并不一定需要从中原，而可以从缅甸、云南传入佛教呢？最后，我们要注意，至今大理、西双版纳一带的佛教还是与内地不同的小乘佛教，属于南传佛教系统，和缅甸、老挝、泰国的相近，那么，是否可以说明云南和缅甸之间，通过缅甸到印度东部，一直有佛教的传播途径呢？

8、有关南海通道
　　再来看看有关南海中外航道交通的说法。

　　中国南方一直有着与外界交流的传统，但是到底有多早呢？这不太好说。有人说，商代用来占卜的大宝龟并不是中国土产，而是来自马来西亚、越南，还引用了动物分类学家的说法，这究竟是否可靠，要由动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来证明。不过，我们相信，到了汉代，海上交通能力应当是很发达了，沿着海岸线航行应当没有问题，大家都听说过秦始皇时代徐福渡海的，这是否是真的？我们不知道，日本人很相信，而且中国徐州的某地也搞了个徐福村，当然主要意义在旅游。不过，日本九州出土的倭奴国王印，可以证明至少在汉代中国人航海到日本，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南方如广州、交州的商业已经开始发达了，商业是最具活力与冒险的动力源。《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和东南各国有商业通航，《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粤地条，更是明明白白记载了西汉黄门译使船到黄支，又说黄支国自从汉武帝(公元前2世纪)以来曾觐见，而黄支国就是印度南部，“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那个地方的人，现在在马来西亚也很多，皮肤很黑。可见印度和中国大概很早就有来往了，那么，为什么不能从这条海路传来佛教信仰呢？

　　从伯希和以来，很多学者都举了一些文献与考古的证据。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首先，第一部中国人关于佛教的论著，叫做《理惑论》，又叫做《牟子》，是东汉人牟融所写，据说牟子生活在交州，交州就是现在的两广越南一带，南临南海。那么，就让人联想，为什么最早的佛教著作产生在那里，而不是在内地或者靠西边的地方呢？
　　其次，中国最早的大规模佛教石刻在连云港的孔望山，是东汉佛教摩崖石刻，连云港临东海。而山东临沂、沂南、滕县的有关佛教考古发现，也说明沿海地区佛教流传很早。沂南八角柱“童子项光像”，光背后有光圈，是佛教的特色；滕县的“六牙白象”，更是佛教中的吉祥物形象。再次，虽然有白马驮经到洛阳的传说，但是文献中记载佛教比较多的还是南方的资料，比如：《高僧传》里面的《笮融传》、《康会传》，都证明三国吴地佛教最盛；而且长江下游之佛教文件颇多，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就是建初寺，这也旁证了佛教从海路传来的可能性。大家都知道，后来传说达摩来中国，也是先从广州上岸，然后北上到南京的。

9、结论：条条大路通罗马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化传播和交流上有很多不同的渠道。这些不同的渠道有时就带来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古代中国和东面的日本，有着非常多的来往，像汉代归化人的传说、倭国金印的发现，说明在季风条件下，中国和日本的往来从很早就很畅通。到了隋唐以后，联系就更多了，飞鸟时代的美人、奈良キトテ古坟都证明了古代中国对日本文明的影响，而倭刀在宋代的传入，则说明了日本对中国的反影响。至于韩国，那更是陆地连在一起的国家，朝鲜民族出自箕子的传说，以及好太王碑，都说明这种文化的“连带”关系，到现在，辽东与渤海湾的文化关系也是紧密的。而南面的东南亚诸国和印尼等，西南面的印度以及西面的中亚各国，也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与中国有了来往。连更遥远的欧洲，也有证据显示在六朝时代已经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现在出土了很多古罗马的东西，像金币、玻璃器皿等，就连天主教，也早在唐代已经传入中国。可见，中国不是一个自古就封闭的“天下”。最近有人从基因分析说，中国人来自非洲，也有人从考古发现认为早在先秦就有中外交通，这当然都是需要证实的，但是，至少我们相信，古代中国并不是封闭的，而且古代中国文化，也需要外来的因素推动它的变化。

　　地理地质学界有所谓的“板块漂移说”，一片大陆，由于某种力量分成几块，或几片大陆由于互相碰撞挤压成为一块，据说喜马拉雅山脉就是这种碰撞挤压形成“造山运动”的结果。文明史上的交流也是如此，世界视野的拓宽必然引来文化交融与冲突。一般来说，在意识形态逐渐定型与固定的时代，思想世界内部就已经不再具有自我更新的资源。而这时的世界拓展与思想碰撞，就给一个相对封闭的思想世界带来了一些外在的，但又是新鲜的变革动力。在中国的中古时代，最重要的外来资源就是原产于印度的佛教，佛教传来，成了中国自我调整的契机。汉代以后的中国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道教的崛起及其对佛教的回应，中国传统思想与佛教不断的融合，以及在这种对固有资源的不断再发现过程中，持续发生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