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生讲义”，论儒家道德洁癖的危害

“偷生讲义”，论儒家道德洁癖的危害

——从“张居正集权讨人厌，海瑞清廉惹人嫌”说起

张居正和海瑞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在嘉靖皇帝当政时步入政坛。而且两人有过交往。《明史》记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

此时，两大名臣的权势是天壤之别，张居正以帝王师的身份为首辅，权倾天下，万历皇帝几乎是个摆设。而海瑞在官场却是空前的寂寞，作为以耿直忠贞之名闻于天下的道德楷模，海瑞的作用仅仅是个符号，他在政坛没有朋友，更不可能有党徒，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的平台。

张居正因为害怕海瑞的“峭直”，尽管面对舆论高度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为此后人很是诟病张居正，认为他心胸狭窄，嫉妒海瑞，拼命地打压海瑞。

我以为张居正作为明代见识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坛上炉火纯青的权术，海瑞望尘莫及，以海瑞这种个人道德高洁得让人不敢亲近的官场异类，在那个大染缸里面，不可能威胁张居正的地位。张居正根本不用担心海瑞这个政坛的“低能儿”在权位上超越自己，他唯一担心的是，这个连皇帝都不怕的死倔老头，一旦进了中枢，又是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政治，对张居正的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闹得朝野都知道，而且同情或支持海瑞。有道德洁癖的人，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真正去办大事，可能处处碰壁，从而一事无成。

张居正对海瑞的弃而不用是理智的，在封建官场中要干大事，仅仅凭道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这点张居正深有体会，他在官场上的发达已证明了要有大的作为，是不能保持个人品德的高洁，有时还得不择手段，自污名节。

对张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评价不高。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可是高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石头，不扳倒高，他不可能成为首辅。于是他又私下里结交司礼秉笔太监冯保。“神宗即位(万历帝)，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

可见，张居正的政治品德实在不怎么样，怎样对自己有利他就怎样干，毫不在乎什么名节。在个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么样。他好色纵欲，因为常服春药，大冬天都满脑袋冒热气，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后，为了权柄不落入他手，和冯保共同策划，促使皇帝下达了“夺情”的旨意，在父丧期间依然紧握手中大权。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丧后，必须丁忧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属下的官员贿赂他的财物不计其数。

就这样一个公德和私德一无是处的人，却是奠定大明短暂中兴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明史》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评价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

当然，因为二十一岁以前的万历皇帝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对他有着父亲般的畏惧，所以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于爆发了，抄没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权威，终于在死后引起了祸患。

张居正是个悲剧人物，无论是他生前的作为还是死后的子孙的遭遇。可是在那个时代，张居正不这样做，他能掌握权柄，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说明，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苍白、不堪一击的。张居正死了，应该没人挡海瑞的路了吧。可是，“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就是放到当代，张居正这样的官员，也没人喜欢他，只能弄到南京去做个闲官或干脆让他提前退休养老算了，谁在他手下当差谁倒霉。海瑞这样的人更加注定是“瓠瓜”，系而不用。

因为，自孔孟以来，中国儒家所推崇的道德伦理价值观，让人在现实生活中和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是矛盾的。儒家对士人有着道德的高标准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为道德完人，在政治场上基本上肯定不会有什么作为。

更何况人在生下来或成长的道路上，屁股总是不那么干净的。为此，孔子和孟子一生在政治上不得意也就成了必然，如果他们真的像张居正、海瑞正那样掌握了极大的权力，还会说：“仁者爱人”，“吾养吾浩然之气”吗？可见儒家的道德洁癖已到了何等的程度？不过，孔子有一句话说的不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晚整整5个世纪的耶稣说的：“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意思相近，这也就是西方称之为“黄金律”的东西。张居正、海瑞就同此理！

记得孔子“偷生讲义”的故事：

孔子被围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整整10天没有饭吃。有时连野菜汤也吃不上，真是饿极了。

学生子路偷来了一只煮熟的小猪，孔子不问肉的来路，拿起来就吃；子路又抢了别人的衣服来换了酒，孔子也不问酒的来路，端起来就喝。可是，等到鲁哀公迎接他时，孔子却显出正人君子的风度，席子摆不正不坐，肉类割不正不吃......

于路便问:“先生为啥现在与在陈、蔡受困时不一样了呀?”孔子答道:“以前我那样做是为了偷生，今天我这样做是为了讲义呀 ”。

综上所述，道德是最靠不住的，尤其是有道德洁癖的人。不是狂人，就是疯子，因为你不知道他或她什么时候会发神经，又不可能用一辈子去照看他或她，其他什么也不干。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其置于疯人院。当然，这里的疯人院专指“法制”而非其他。否则，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让身在其中又无法逃脱的更多的人跟着一个接一个的发疯，甚至于“全体”或“全民”，尤其是当你被情感、家国等“爱”字束缚了的时候，暨便你属于那明白的少数一部份，也无济于事。换言之，遇到这种情况，孔子都只能“偷生”，孟子也就不会“讲义”了，包括去听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讲什么“中庸之道”，用时下的话说：这不是信仰问题，是信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