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湛蓝的天空── 一个右派之子的自述

《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湛蓝的天空── 一个右派之子的自述

茆家升 我的生父并不是右派，而是响当当的左派，至今还住在省城大都市里，官居高位,退休之后也还过着优裕的生活。听人说他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憾事，是唯一的儿子就是我不认他，甚至不随他姓。而我心甘情愿地守着我的养父,一个戴着二十多年右派帽子的老教师,如今疾病缠身，需要我日夜伺奉的人。有人说我是在做傻事、是旧道德观念的牺牲品。对此我从不辩白、这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只是你要写右派小人物系列文章采访到我，我也感到我爸爸也就是我养父虽说也是一个右派小人物,一生受尽磨难，事业上没什么成就。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那样崇高伟岸,是我人生的道德坐标。所以我还是把这一切都真实地说出来，使人们对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各种人物的命运和精神面貌有一点了解，或许也会加深对今天社会现实的认识。

事情要从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那天说起。本来我是要填报A省大学中文系的，我的想法很现实、就是毕业后接爸爸的班，当一个合格的乡村教师。爸爸不同意。说几十年的荒废首先是基础学科大大滞后了，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遵从爸爸的意愿，我改报了物理系被录取了。在乡亲们眼里就是中状元了。马上我就要离开这片热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了。

这里本来有一条晴通雨阻的公路，但要到县里转车。爸爸和我决定，翻过举山步行到二十里以外的榔桥镇去，从那里乘长途车直达省城。做这个决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举山脚下的密林里,有我母亲的墓穴。妈妈在那儿已经静静地躺了十几年了。如果今日她九泉有知,将要说些什么呢？

云淡风轻，秋高气朗。第一线曙光刚刚划破夜空，我和爸爸己经行走在晨光熹微的山道上了。爸爸拎着小书箱喀噔喀噔在前走着；我挑着行李卷紧跟在后。望着爸爸已经佝偻的身影,听着他上坡时粗重的喘息声，我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惆怅。爸爸真的老了，我这一走，他形单影只，晨风暮雨，暑往寒来，谁和他厮守呢？谁帮他劈柴挑水呢？……那些年如果没有爸爸的照料，没有爸爸的呕心沥血，我会有今天吗？而爸爸如果没有我的拖累，他的境况可能要好一些。本来他是不该有这个累赘的。

我们在曲折的山道上默默地走着，山路崎岖，就像我们的身世。转过这个小山嘴，就到妈妈的墓地了。十几年的往事涌上心头,我感到脚下步履的沉重……

听别人说我出生在省城,就生在妈妈工作的那个大医院里。可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我记事起就在这山区公社小医院里，一间小屋除了一堆书空空荡荡。母子俩相依为命。妈妈因为是省城下来的大医生，技术好、态度好，找他的病人很多。很少有时间带我，我就一个人瞎玩。周围的孩子对我很不好，作弄我、取笑我。大概主要是笑我没有爸爸，以后又听说妈妈是犯了错误才下放到这里的。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犯错误，只知道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自己要快快长大，保护好妈妈。
每天晚上，是我最快活的时候。妈妈搂着我，给我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女孩》、《丑小鸭》等等。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我做了好多好多的梦：梦见了海面上的泡沫变成了小人，卖火柴的女孩住进了大房子，丑小鸭飞上了天……

可是未想到这年冬天，妈妈就永远离开了我。记得那时我才5岁，妈妈刚刚30岁。

妈妈的死对我的刺激太大了。所以临死前的一切点点滴滴我都永远记在心头。先是妈妈连日咳嗽,夜间咳得更厉害。我常常在妈妈咳嗽声中惊醒，就爬起来给妈妈倒杯热开水，问妈妈要吃什么药。结果全没有用。以后妈妈咳得更凶了，而且痰里带了血。妈妈尽量不让我看到,不让我和她一头睡。我还是发现了，心里很怕，嘴上不敢说。再也不出去玩了，每天在家守着妈妈。

一天晚上，我看到卫生院护士小叶端个大盘子进来了，要给妈妈挂吊针。打这么大的针，小叶阿姨有这个能耐吗？我马上爬起来,紧紧盯着她们。小叶阿姨是妈妈的学生，妈妈常常拿自己的身体给她试针。平日她待我最好了，就这我也不放心她。小叶阿姨真有两下子，一针就扎进去了。药水一滴滴往妈妈身上流，可是不起作用。妈妈还是咳个不停。小叶阿姨劝妈妈到省城去看看，妈妈直摇头。

长大了我才知道妈妈其实害的是肺癌，区医院透视报告是肺结核,误诊了。到地区医院确诊以后已是晚期了。

最忘不了的事，是一个隆冬之夜：四九中心腊，大地冰封雪裹，刺骨的寒风一阵阵呼啸而过。小医院在严冬里战栗，窗户上的塑料纸全老化了，裂开一道道缝，冷风直往里灌，病房冻成一块冰。

妈妈瘦得皮包骨了，呼吸已很困难。我不敢哭，也不肯跟叶阿姨回家，我怎能在这时候离开妈妈呢。叶阿姨给我做了一个小口罩，在妈妈脚边另铺了一床小被子。妈妈一定很感激，几次望着叶阿姨和我直流泪。

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忽然听到有人在说话：

“阿芬、还是到省里去吧，地区的诊断靠不住！”谁在喊妈妈的名字呢？这里的人都是喊妈妈赵医生的。我抬眼一看是公社小学杜老师。听人说他是学校里最有本事的老师，还有人说他和妈妈原来是一家人。我要有这个爸爸该多好。

他来干什么呢？他先是劝妈妈到省里去看病，妈妈不去说就让她死在这里。我一听说妈妈会死吓坏了，妈妈还这么年轻，怎么会死呢？妈妈死了我咋办呢？停了一会杜老师说万一那样他就带我走。妈妈急的连声说不行不行！说一个单身男人带个孩子算什么，还说孩子的户口还扣在那个人那里。说到那个人妈妈恨的不得了，又说了孩子户口什么的，我知道那个人是谁了。看妈妈恨的那个样子，我想那个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个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妈妈不说，我也不问，我只认定妈妈说是好人一定是好人，妈妈说是坏人一定是坏人。不过万一妈妈死了，我不是只有到那个人那里去吗？去了日子咋过呢？

又过了一会杜老师又轻声说，那个人又换了一任妻子，新妻子又年轻又娇惯，是什么干部子女，要是浩浩去了，怕日子不好过。妈妈一听这话更气了，连声骂那个人是恶棍、害人精，妈妈一贯文静静的，这么恶狠狠地骂一个人，我是第一次听到。那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有数了。

几天之后妈妈死了。家里来了很多人，七嘴八舌，大都是骂那个人的。说什么五岁的亲骨血成了孤儿，拍几次电报都不来，真是猪狗不如。有人要带我到省城去找那个人，我坚决不去！小叶阿姨要带我回家我也不去。我眼睛四处找，终于看到了杜老师站在一边，就一直朝他走去，走到他面前我说：“爸爸，我跟你回家。”

就这样我失去了妈妈，但有了爸爸。

太阳升起来了，举山顶上已是一抹金黄。崖畔上几支野菊在悄悄开放，丛林在晨风中摇曳，落叶铺满山径。路边的湿土开始在滋滋地冒着热气，脚下暖烘烘的。

妈妈的墓地到了，她在一片密林幽谷之中，环翠挹秀，一条潺潺的小溪，流过她的身旁，汩汩淙淙，像在倾诉妈妈心中的期待。墓穴虽然离家不到十里地，但每年只是清明节，爸爸才带我来一次，来了也不多话，只默默地培上几锹土，献一束山花，并且照例要栽一棵小松树。如今，那次第成长的青松，已是绿荫掩映，那挺拔的树干、茁壮的枝条、蓊郁的翠色，都是一篇篇无声的告诫。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亲爱的妈妈，你虽然不能为我织补征衣了，但你和爸爸的苦心孤诣，我是铭记在心的。今天，我就要离您远去了，我多想跪在你的墓前，亲吻这片热土，倾诉心中的积愫啊！

爸爸那日的神态比往日尤为庄重，久久地默立在妈妈墓前，似乎要说什么又深沉不语。爸爸，你不要说了，我只在一日之程的省内，一放假就会回来的。其实即使我到天涯海角，我能忘掉爸爸的辛劳和妈妈的墓穴吗？

岁月悠悠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快乐与忧伤，挣扎与追求，抚慰与纷扰，组成我们相依为命的艰难岁月。岁月的长河在弯弯的河道里流淌着，清清的河水唱出一支支难忘的歌。

妈妈死后，不知什么原因，爸爸调到公社最边远的星潭大队民办小学去了。这算什么学校呵！全校只有一间教室，一、二、三年级混堂，就爸爸一个老师。每节课都要给三个班轮流都讲到。四、五十人叽叽喳喳。亏得爸爸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耐心。

又是些什么样学生呵！带猪草篮子的、带牛屎筐子的、还有背小娃娃的；迟到的、早退的、来三天歇两天的、整天乱哄哄的。爸爸很焦急，但不厌烦，有时还帮娃娃们擦屁股。

我坐在一年级那边，也算个学生了。爸爸没有很多时间关照我，他够忙的了。

放学之后，爸爸依然没有多少时间陪我。学生旷课和中途不读的人很多，爸爸要一家一家地跑，动员他们回来读书。有时去的地方很远，天黑了还未回来。我一个人在屋里孤零零的，我把大门关起来，端一张小凳子放在窗子下面，我站在凳子上，望着通向村口的小路，望着望着爸爸还未回来，我又冷又饿，心里怕极了……第二天爸爸还是去家访了，不过把我交给了隔壁李奶奶。李奶奶的孙子小豆豆和我一样大。

经过爸爸的日夜操劳，学校的秩序渐渐好起来。不带小娃娃了，不随地大小便了，许多停学在家的孩子都陆续回校上课了。

爸爸人好书教得更好。可是家务事却是外行。他自己的衣服破了，就用伤湿止痛膏里外贴贴；我的衣服破了，他总要竭力补的齐齐整整的。有时一块补钉，补了又拆、拆了又补。一双大手管不住一根小针，左不是右不是。我看在眼里心里酸酸的，心想要是妈妈活着多好。

一天李奶奶来我家，一边帮助收拾，一边对爸爸说：“看你这又当爹又当妈的，为了浩浩，你也应该成个家。”说着还抹了一把眼泪。爸爸感激地点点头，只是说真亏得浩浩来了，他学会了很多本领，烧烧煮煮、缝缝补补也挺有意思的。
来这里读书的，大都是贫苦社员的孩子。条件好一点的，都去公社公办小学了。这里校舍简陋、设施残缺。但天地是宽广的、空气是洁净的、心灵是纯真的，充满了友爱与野趣。我有一大批好朋友，几个班级的同学都呵护着我。我天天玩得很开心，爸爸也高兴。

冬天雨雪泥泞，我经常玩得一身泥水。可是第二天一早，泥湿的衣服又变成乾爽爽暖和和的了。有时我夜里醒来，还看到爸爸在翻烘我的湿衣服，我心想明天一定不能再弄脏了。可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唉！这些年我给爸爸带来多少麻烦呵！
经过爸爸的一再努力，小学扩大了，聘了一位民办教师，两间教室，分了班，像个学校样子了。村里人对爸爸很尊敬，也都喜欢我。我就在这恬静质朴的山村中长大，我是深山中的一棵小草，长得碧绿鲜嫩。

忘不了的是一年端午节，全班四十多个同学，都带来了粽子和鸡蛋。爸爸知道乡亲们很困难，当然不能都收下，可一份也不收就对不住乡亲们的盛情了。收谁的呢？后来还是爸爸想出来用数学比赛的方式，收下了前面几位。以后爸爸又以游戏的方式送给了每人一块花手绢。

谁知道，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运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无孔不入。小学校里有了外面造反派送来的大字报，说爸爸过去戴过什么帽子，现在又怎么怎么。爸爸很冷静，依然认真地给学生上课。只是家访不去了，一放学就呆在家里，不是伏在台子上写些什么，就是缝缝补补，每夜都睡得很迟，满地都是烟蒂。

有一天刚下课，学校里就来了两个戴笆斗帽、拿水火棍的造反派，把爸爸押走了。乡下的孩子还没有被什么阶级斗争、划清界限污染，先是陪着我一起号啕大哭，然后根本不听那两个人的呵斥，和我一起送爸爸送到远远的举山顶上。实在是爸爸不准我们往前走了，我们才在一棵大枫树下停住脚。大枫树的叶子完全被霜雪冻落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

爸爸走远了，再拐一个弯就见不着了。这时他蓦然地回过头来，忽然看见那棵快要枯死的枫树复活了，不仅有满树红叶，而且还开出了艳丽的花朵。原来是我们全班二十多个学生，一个也不少的，一齐爬到大枫树上，又一齐抖开了爸爸送给我们的花手绢。这一团团的火焰把天地都烧红了，在冰雪严寒要冻杀一切生机时，它显示了生命的活力，让人们看到生的希望。以后我读到美国作家彼得·哈米尔的小说《回家》，曾经为那个老囚犯回家时见到妻子为他挂的满树黄手绢激动不已。这黄手绢又怎能和我们满树鲜艳的花朵相比。

记得爸爸在那儿伫立了很久，连那两个凶狠的造反派，也不敢催促爸爸了。以后听说爸爸被关进民兵指挥部后曾遭到了毒打，他所以能熬过来了，一定有满树烈火给他的力量。

爸爸被押走后，没有再来教师，民师也辞退了。好端端一个学校就这么散了，很多孩子又失学了。

爸爸走后第二天，小叶阿姨来到我家。她是收到爸爸的信后来的，很熟悉地从爸爸床头拎出一个大包。打开一看,里面有够我穿几年的单棉衣鞋袜，虽然很破旧，但都补裰得很整齐，还有一点钱和粮票。小叶阿姨伏在包袱上低声啜泣。我竭力噙住泪水，我长大了。

几年之后，四人帮垮了台，爸爸回来了。这些年爸爸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学校和学生、失去了我，又受到了残酷的虐待，明显地老了。这时我已在叶阿姨的照料下进了中学。叶阿姨送我回来时，和爸爸谈了很久，以后是流着眼泪走的。她至今还是一个人，为什么她不能做我的妈妈呢？大人间的事真复杂。

爸爸不在的时候，我整理他的衣物，发现爸爸五十年代就发表过许多文艺作品。许多文章现在看来，仍然很有意义。比如那篇受批判最重的小说《明镜亦非台》吧，能说是反党吗？不幸的是被言中了，从而酿成种种失误……如今历史已开始了新的一页，许多和爸爸同时受错误处理的作家，现在正重新崛起驰骋在当今文坛上。爸爸的文学功底好，思想敏锐，经历阅历都非常丰富，本来亦应大显身手的，但他却再也未动笔了。平反改正后唯一的变化，是调到乡中学教数学了。听叶阿姨说，他大学读的就是数学系。那他为何那时要迷上写小说呢？是和某些青年人害文学病一样偶尔客串一下，或确是有感而发呢？如果爸爸一直在教数学，会不会逃过这一劫？现在教学就是他人生的支点，他在默默地燃烧自己。

告别了妈妈的墓地，我们向举山顶上登攀，太阳升到天顶的时候，我们登上了山颠，蓝天湛湛，一片澄澈。山下不远的地方，就是车站榔桥镇，那里已经是平畴沃野。

我们终于又到了那棵大枫树下了，这棵拔地撑天的七角枫，经过多次的雷殛火烧，半边枝干都枯焦了。现在另一半又透出了新的枝叶,一片勃勃生机。它给我们的感慨太深了，以致我们都不敢轻易谈论那段往事，唯恐触动心灵深处那一点点神圣的东西。我们坐下了，一时相对无言，我有点局促不安。

爸爸习惯地点燃一支烟，但一口未吸，听任那青白色的烟雾在眼前缭绕。停了好一会他平静地说：“浩浩：你一个人走吧！学校十点钟还有个会……”爸爸不注意我的反应，接着又说：“你省城的父亲、母亲、妹妹今天都要到车站接你……这件事本来应该和你细说的，听小叶说你都知道了……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时间是个雕塑家，人也不会一成不变的。上一代的重负，不应该由你们承袭下去。你们的肩上只应该挑着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重担。”说完这些话，未等我反应过来，爸爸转身就下山了。步履匆匆，一次也未回过头来。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过去爸爸妈妈曾是受人羡慕也被人嫉妒的一对，是那个“黑良心”的拆散了他们。那个人那时还是个小办事员，在运动中心狠手辣整人立了功升了官。先整倒爸爸，以后又利用妈妈一时的软弱霸占了妈妈，妈妈生下我之后，他又攀上了一个大干部女儿，遗弃了妈妈。我本是一颗罪恶的种子，只是在爸爸博大的胸怀里成长，我才没有让那罪恶的DNA主宰我的一切。今天，历史的车轮恶作剧式的，又将把我带到我的出生之地。有人又已撒出贪婪之网了，等待新的捕获。妈妈已经死了，爸爸也已病残了，能继续被他占有和榨取的只有我了，我仿佛已经看到那个人的血盆大口与滴滴馋液了……可是，你别忘了，我已经是大人了，我也经历过了许多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是是非非我心中自有一杆称。我能忘了爸爸的含辛茹苦，忘了妈妈的含愤忍辱而死？我能把一个给我们全家制造灾难的人视为父亲，而让亲爱的爸爸老境惨然吗？是的，上一代的不幸、怨怼、伤痕不能遗传，但是上一代的教训能忘记吗？是非善恶能不分清吗？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话说清楚了，要说我做出这个决定付出了什么代价，这个问题有点荒唐，在亲情、在爱与恨之间，不存在什么价值取向的。要说思想认识上有什么变化，感情上受到什么冲击那是有的。我毕竟走出了山窝窝，来到了大城市，80年代初期大学校园里是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由于我的特殊身世，我对各种思潮都比较敏感，尤其是关系到右派方面的。当然我毕竟是新时期的大学生了，思想不再那么狭隘，不能把那一场悲剧的责任都记在那一个人的头上，那是个制造悲剧的时代。尤其是我遵照爸爸的嘱咐，不得不走进那个人的家时，思想上曾受到过很大的冲击。首先是我发现这个人虽说是身居高位,生活优裕，但从思想上到心理上都是颓唐的衰落的，不像一个得志小人那样炫耀自己，更比不上爸爸那样宁静坦荡和一股的浩然正气。这最多只能说明他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特别是面对我这个活生生人时，他不能不想到我早逝的母亲和为我耗尽心血的爸爸。他当然想完完全全地得到我，首先是得到我的宽恕，不仅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品貌端庄成绩优秀思想活跃的新一代大学生，也不仅因为他也即将步入老年，爱子之心是人之常情，更重要的他要修补他那段缺陷或是罪过的人生。他当然知道我爸爸在我心中的位置，他先是淡淡地说，省教委办的《中学数学》杂志需要一位资深的编审，杜老师是位合适的人选，如果杜老师同意他可以向有关人员打个招呼，他能调来了你们互相也有个照应。还说我将来毕业了留在省城或留校都不成问题。我乍一听说那好呀，还说回去就写信问爸爸。可是回到学校一想不对头，爸爸固然已经老了，教学已不适应了，能到省城办刊物也是件好事。但是这件所谓好事并不是他凭自己的力量得到的，而是沾了别人的便宜，尤其是那样一个关系到他和妈妈终身命运的人的所谓引荐，那算怎么一回事呢？这和爸爸一生恪守的信念和做人的道德标准相吻合吗？这和他要我去见那个人完全是两码事。我要写这样的信是不是对爸爸也是对妈妈的一种侮辱。记得以后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时，爸爸只是微笑着淡淡地说，他当然是不会去的，还亲切地摸着我的脑袋说我人小鬼大。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到那个人家里去了。我想的确实很多，如果我继续到那里去，我想到我将会在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面前和所谓亲情的氛围中迷失自己，而且都有官冕堂皇的理由。我会渐渐地淡忘了过去，宽恕了那个人人生一段中的缺陷和罪过。最后淡忘了举山丛林里妈妈的墓穴和老境惨然的爸爸。那样我到老了的时候会怎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呢？

这个决定一旦做出之后，我心境也就平静下来了。当然也有不平静的时候，就是我那异母的妹妹曾经多次到校园里来找过我。她一口一声哥哥叫得我心酸。我自幼孤单，对亲情看得很重。可是在我失去妈妈和爸爸被押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儿时,这些亲人们那时你们都在哪里？当然这些都与这个小女孩无关。所以我和她啥也未说，只说学校功课忙，不忍心伤害她。至今我们也偶尔见见面，她也终于知道了一切，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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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February 1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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