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家昌:我的右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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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历程
我是1954年考入西大数学系的,那时的西大是全国14所综合大学之一,在西安是首屈一指的名校,不过,在这里4年的学习生活极不平静,我上了8年,而且,我和西大的往来,断断续续纠缠了30多年。
对国家、对在校大学生而言,1957年是不平凡和举足轻重的。2月27日,中央召开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做“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有各界名人和高校负责人应邀听讲。
3月,春季开学后,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刘端棻向全校师生作了传达,他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讲话,毛泽东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此后,全国相继开展了鸣放运动。4月底,共产党同时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帮助“除三害”,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名人的言论。
5月19日,北大学生开辟了“民主墙”,各高校学生也相继参与了“大鸣大放”。西大校园里最早出现的是小字报,后来才是大字报,无论实名、笔名,学校都组织专人抄录备案;晚上的大礼堂是演讲和辩论,历史系三年级学生霍力攻的讲题是“共产党有无建设社会主义的诚意”,数学系四年级学生朱伯诚的演讲也是标新立异,令人耳目一新。
我们的校长是历史学家侯外庐,在北京常驻历史研究所,很少主持校务,三年里只来过学校两三次,给我们作报告时,言必称马列,大段落背诵马列原著,有的同学贴大字报,说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党委第一书记朱婴是白发秃顶的老者,除了跳舞,很少出头露面;刘端棻40多岁,是延安时代的革命干部,主持西大校务多年,集大权于一身。
当时有一些大字报,批评“以党代政”、“外行领导内行”,主张“教授治校”,还有许多忠言逆耳的意见,曾经引起我的共鸣,但我不善言辞,最初只是看和听。这时的“双百方针”有些类似于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时的毛泽东曾经是我崇拜的偶像。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政治急转弯,我不理解也不知道这就是反右运动。当时的许多同学对于政治运动的风向变幻都不敏感,6月9日晚上,物理楼阶梯教室的鸣放会照常进行着,争辩十分激烈,后来突然停电了,人群又来到广播室,开始争夺话筒,争相发言,指责校党委制造党群矛盾、收集黑材料,这个事件延续至深夜12点,后来被称为“6.9风波”,许多参与者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
全校批判经济系刘不同教授的“和而不同”的言论,中文系批判单演义讲师“课堂放毒”,宣扬弗洛伊德“泛性论”, 大学生被批判为右派分子。我深感困惑,大学是自由思想探究真理的地方,如今陷入文字狱,当初的承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今却是“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双百方针”好像一个诱饵。
6月16日凌晨,我从睡梦中苏醒,脑子里冒出了一首打油诗,我觉得很有趣,没打草稿便写出来了,这是我唯一的一张大字报,只有十几行,内容已经淡忘了,只记得标题是《帽子满天飞时代》,早餐时贴在食堂前,我心里想的是主持正义,不料遭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围攻,我被批判为顶风而上、向党进攻。
“帽子满天飞时代”,这是我的思想认识,也是一句心里话,可能有些夸张的成分,以词害意,如果有错误,我愿意通过辩论、接受批评,眼下却是上纲上线的批判,我有口难辩,感到冤屈,很抵触。
下半年没有放暑假,着重处理右派的问题,在班里轮番批判、自我检讨;然后是群众讨论、定性、量刑,被讨论者无权出席和辩解;最后逐级上报,党委批准,通知到本人。这时形成了一个杀鸡儆猴效应,谁也不敢仗义执言,激流勇退或明哲保身成为许多人的最佳选择,原本极单纯的同学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而对立。
1958年初,考完大四的最后一门课程,我被召唤到数学系杨秘书的办公室,他说,今天真要“秋后算帐”了,你是主动跳出来的,与众不同,顽固不化,现在经群众讨论,党委批准,你被划为极右分子,处分是“劳动教养,保留学籍”。他问我想在学校劳动还是回家劳动?我选择了回家。然后他拿出一张“右派分子登记表”,要我签名,我在“本人意见”栏里写道:我不是右派,我没有恶意,我没有反党动机。
在我的心目中,右派分子是思维超前、才华横溢、聪明绝顶的人,我不够资格,所谓“极右分子”更是受之有愧,我想,我是愚不可及的“不识时务者”,我比较欣赏右派言论,大体上说,我在右派、左派之间是中间偏右的,最多是“中右分子”。
那个年代“犯错误”的同学很多,我们班的30个同学中,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乔怀清被宣布为“胡风分子”,受到开除学籍处分;1957年揪出了4个右派分子、一个中右分子,其中,韩华勋、吴茂生和我受到“保留学籍,劳动教养”的处分,刘致敬是留校察看;然后又揪出了两个“坏分子”,被开除学籍或入狱。这是初次实行“劳动教养”法,我们三个人都选择了回家“劳动教养”。
当时全校学生不足3000人,有多少学生被处理,没有张榜公布,是秘而不宣的,按照规定的百分之十的比例推算,大约有300个,校园里的民谚是:左派满地走,右派多如狗。
1958年1月,我返回家中,在汉中市街道办事处挂匾巷居委会参加了扫盲、“放卫星”、大炼钢铁的劳动,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劳动教养人员。
1959年我被分配到汉中冷库工地当建筑小工,但我不属于工人阶级,我只是被专政的贱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了跛脚鸭,噤若寒蝉,社会上不同的声音消失了,不久便开始了三年大饥荒,工地停工待料,我饿成了皮包骨头,失去了劳动的机会。
我一再要求复学,1960年8月25日,我收到数学系党总支盖着红印章的一封短信,写道:经研究,认为可以考虑你的复学问题,望与当地党组织联系,将你最近的鉴定材料寄来。
当时的每个人都在饿肚子,走路摇摇晃晃,说话有气无力的,我的劳动教养基本上是放任自流、无人过问,我后悔当初没有留校劳动。
1961年8月11日,我又收到数学系党总支的一封回信,写道:你的来信收阅。经我们研究不宜回校劳动,望你在当地政府的监督下努力劳动,加强政治学习,力争早日取掉右派帽子。
这是大饥荒的第三个年头,极端的政治路线有了暂时的缓和,不久便开始了大批量的摘帽工作。现在我身边还有母亲为我保存的一份摘帽文件,是1962年1月10日《中共汉中城区公社委员会》给西大的一份鉴定材料的抄写件,全文如下:
西北大学党委:你校数学系学生苏家昌,57年反右时定为右派分子,58年2月回汉中劳动改造,在回汉的三年多时间里,由于能认识错误,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因此,经群众讨论,报汉中市委,转报汉中地委批准,同意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现本人要求复学。经我们研究,根据中央有关规定,可以继续复学。因此同意复学,并请你们研究,给本人答复。
1962年2月,韩华勋、我和吴茂生相继返回西大,难忘的1957年,全国的知识界五、六百万人,不知不觉中卷入了政治的圈套,我感谢母亲,省下自己的口粮救助我,精神上的鼓励我,使我度过了三年大饥荒。
复学后,我得到了一线生机,读完了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分配到济南铁路局,在铁路中学任数学教员。工作中我自然的尽心尽力,生活很清苦,我的大学八年,其中4年的劳动教养,我学会了谨小慎微、胆小如鼠。人说,吃一堑长一智,我盼望着苦尽甘来,盼望自己的国家从此摆脱极左的思维模式,走向民主。
现实的情况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66又爆发了长达十年的文革运动,济南铁一中最初便有四位老教师自杀,党支部书记自杀未遂,这时我才从那里调到铁二中不久,难免胆战心惊,我没有现行罪或言论罪,班里的学生也没有批斗我,“摘帽右派”便成了我的罪名,党支部书记苏玉森为了转移大方向,抛出了我的历史档案,由造反派教师给我贴出大字报,题名《揭开摘帽右派苏家昌的画皮》。
最残酷的是1971年8月23日,这是我结婚的第三天,苏玉森带领十多名造反派教师闯进来,打砸抢,然后抢占了我的婚房,从此,妻子住回娘家,打掉胎儿,我的婚姻名存实亡。当时的政治环境比1957年厉害,苟且偷生,这是我唯一可能的选择,我只是无奈的“忍受现在,等待将来”,但是,还有没有将来,我不知道。
后来我被发配到铁三中,直到1977年,才给我重新分配住房,分居6年的妻子又来同居,感情与精神创伤却难愈合,最终于1981年离异,生下的一个儿子归我抚育。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平反冤假错案,给我的改正一波三折,我两次去西大。1978年底,我第一次去西大,要求改正,西大统战部的回答是,当年错划的右派很多,如今是全部改正,工作量很大,忙不过来,正式的文件还没有形成,需要延后一段时间。
我接到西大最早的一份改正文件,是1979年2月28日的“改字(79)第093号”,其中写道:经我校党委会常委会研究批准,改正苏家昌同志原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撤销原给予“保留学籍,劳动教养”的处分,工资按同级大学毕业生对待(国行22级),恢复后的工资从1978年10月份算起,安排合适工作。
国行22级是大本毕业生的最低待遇,我1962年月薪51元就是这个级别,已经二十年没有调升,“恢复后的工资从1978年10月份算起”,显然也应该考虑1958年之后的经济补偿。
我写信反映了个人意见,然后收到“西北大学摘帽办”1980年6月7日的“(80)摘便字第33号”便函,写道:苏家昌同志:两封来信均已收悉。我们重新查阅了原存档材料,认为“改正决定”没有错误,不再进行修改。
当时我最需要“安排合适工作”,大学已停办十年,人才断层,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山师数学系了解到我的情况,准备安排我任教高等几何,这对我是一个极为宝贵的机会,关系着我的后半生,我急切请求调动,却一再遭到铁三中党支部韩书记的拒绝,他给我出示了济铁分局干部部1979年4月11日下达的一份文件,全文如下:
济铁三中:对该苏的问题,经干部部研究,1.工作调动问题,同意你校意见;2.对工资问题,它符合现行的中教工资标准。关于落实政策问题,五五办公室负责。
干部部的这个文件云山雾罩,好像哑谜文件,我想叩问“该苏的问题”,在铁路局找到了“五五办公室”,原来,它的正名叫做《济南铁路局落实政策办公室》。
不曾料到的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就是苏玉森,当年,正是他,抢占我的婚房,炮制冤假错案,如今已获升迁,竟然占据了堂堂铁路局“落实办”的要职,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种用人制度相当滑稽,落实政策的阻力极大,我要求平反文革冤案,他说:“你们右派是政治上的改正,这是我们党对你的宽大,我们的天下现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毫无社会良知,这种强盗逻辑,我感到不寒而栗。不料中共西北大学委员会又发来了第二份改正文件,即1984年10月12日的“党复(84)011号”,全文如下: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发文(1983)121号通知精神,经再次研究,对原中共西北大学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改字(79)第093号《关于苏家昌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作如下修改:
苏家昌,男,现年48岁,北京市人,家庭职员出身,本人学生成分,原为数学系学生。一九五七年划为极右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改造”处分。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一九六二年春复学,暑期毕业分配。现在济南市铁路三中工作。
经复查,苏家昌同志在一九五七年鸣放中的一些言论,不是右派言论,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78)55号文件精神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原划为极右分子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原“保留学籍,劳动改造”处分,工资级别按大学本科毕业生对待(国行22级),从一九七八年十月开始发给。请该同志所在单位根据中央组织部(79)组通字51号档精神,清理本人档案,并在适当范围内宣布,消除政治影响。
撤销原中共西北大学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改字(79)第093号《关于苏家昌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这第二份改正文件是值得研究的,其中的“保留学籍,劳动改造”云云,显然有误,所谓改正,就是把错误的改正为正确的,西大的“改正”却是越改越错,冷酷而草率。我感受到的是,在一党执政下,犯错容易纠错难。
不久,西北大学党委统战部寄来了1986年11月5日的“(86)统便字第22号”便函,写道:苏家昌同志:来信已收悉。关于学历、工龄、工资过低的问题,我们已去信给你校党组织,请根据教育部(84)教学字031号、(79)教计字234号、中办发(86)6号文件精神处理。
由于西大的“改正”本身就有“漏洞”问题,济南铁路局并不理睬这些文件。直到1987年3月,我再次去西大,西大又下达了第三份改正文件,明确指出:1958年是“劳动教养”,计算为教龄和工龄;按1958年同级大学毕业生待遇,等等。
这时的西大校长是张岂之教授。我看望了当年留校的老同学,他们是计算机科学系的张文恺、卞雷、郝克刚、李友仁,物理系的何宗海,还有中科院计算机所的马影琳,他们都是教授了,儿女早已大学毕业,我的儿子才小学四年级。为我一首打油诗的问题,戴帽、摘帽、改正,从21岁纠缠了几十年,就是没有平反、道歉、经济补偿,这是什么政治游戏?
继侯外庐之后,1959年刘端棻升任校长,他长期主持校务的年代,许多人蒙受不白之冤,霍力攻就是他钦定的学生大右派,文革中,刘端棻也受到了类似的迫害,后来,根据1978年的55号文件,刘端棻获得平反,霍力攻获得改正,两个人都到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当年的一个左派与一个右派由此成了忘年交。政治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和生存方式,后来我看见过《刘端棻与霍力攻》这篇文章,作者董丁诚教授就是1956年西大中文系学生,留校任教后一直担任到校党委书记。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我从西大返回以后,济南铁路局仍然不予落实(1978)55号文件,拖延到1987年8月8日给我一份“济铁委落政(1987)18号”文件的抄写件,其中写道:
关于给苏家昌同志调升工资的报告收悉,经研究认为,苏家昌同志因受错划右派影响,工资低于同届毕业生水平,根据中组部、教育部党组,中组发(1980)50号、(80)教党字090号文件规定,其工资由104元调升为118元(不含局内工资),自1987年8月执行,过去的不予补发。
以上是我在西大和济南铁路局的一段经历,后来我在济南铁路局的职评与分配住房中继续遭遇了不公平。时代在前进,铁老大管理体制的封闭性与衙门习气并没有多少改变,我想,半个世纪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是绕不过去的绊脚石。
步入老年时,我又写了一首打油诗《夕阳》:笑看人间不平事,稀里糊涂写春秋;乌云苍凉锁夕阳,从来古今多叹客。
济南铁路局退休教师 苏家昌      200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