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不是我不想捐，是怕捐给了贪污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6:04:19
然而细想之后又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私分、贪污救灾捐款所暴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道德沦丧和良知泯灭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制度的问题。人都是生活在特定制度之中的，他的行为一方面受到道德和良知的引导，更主要是受到制度的制约。从人和制度的关系角度，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四种模式或四种情况：好人遇到好制度，好人遇到坏制度，坏人遇到好制度，坏人遇到坏制度。
第一种，好人遇到好制度，这是最好、最理想的情况，制度和道德形成良性循环，双方相互完善、相得益彰。这种情况下，作恶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好人不但本来就没有作恶动机，长于自律，而且也没有作恶的制度条件；第二种，坏人遇到好制度，这是次好的情况。坏人尽管有作恶的动机，缺乏道德自律，但由于制度的限制客观上很难作恶，或者作恶的成本很高，代价很大，慢慢地他会选择不作恶；第三种，好人遇到坏制度。这种情况显然更差一些。坏坏制度就是一个鼓励、或至少无力限制人作恶的制度，对作恶行为无法进行有效制约。这种情况下，虽然因为好人没有作恶动机，因此即使有制度的空子，但由于良知的作用常常尽量不去作恶，但这种依赖道德和良知对作恶的制约力量，尽管可以一时起作用，却不能长久起作用。因为好人也要活着，如果制度迫使他必须作恶才能活着，那么，他的良知就会慢慢地让位于求生欲望；第四种，坏人遇到坏制度。这是世界上最坏的一种模式。坏人本来就想作恶，而制度又无法制约他作恶，甚至还鼓励他作恶。如果这样的情况很普遍，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一定极度糟糕。
很遗憾的是，中国大陆近年来发生的各种令人发指的作恶行为，就是属于第四种情况。像这次发生的侵吞、私分赈灾捐款事件，以及前些日子发生的黑砖窑事件、毒奶粉事件，都可以归入坏人遇到坏制度的模式。黑砖窑窑主、毒奶粉生产者以及侵吞、私分赈灾款的地方干部，无不是丧尽天良的极恶之人。如果不是制度的硬性处罚，他们决不可能因为良知而拒绝作恶。他们的良知早就被狗吃掉了。但最最可怕还不是人心不古，而是制度居然无法限制这些丧尽天良之徒，而且还为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想想看，地方负责赈灾捐款的地方政府居然没有一套起码的赈灾款登记、监督程序，甚至连基本的帐目都没有！像这样肆无忌惮地戏弄民众善心的行为，怎能不让人心寒？怎能不让捐款者怀疑自己的善举到底是在救助灾民还是在助纣为虐？
我们老是感叹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发达，指责企业家慈善心欠缺。但此次事件却告诉我们：在现在这样的制度环境和道德状况下，慈善事业无法发达，包括企业家在内的中国人的慈善心也无法不“欠缺”。实际上，近年来每次自然灾害都会激发大量民众（包括企业家）的善心和良知，捐款热情空前高涨。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的地方官员挪用或私分赈灾款事件，却一再让大家感到寒心，人们有理由怀疑：我的捐款到底捐给谁了？是变成了灾民的救济粮安置房，还是进了黑心官员的腰包？或装饰了政府大楼的豪华门面？
其实，完善赈灾捐款制度并不困难，其中一条就是政府权力应该逐渐退出慈善事业，让其回归民间社会。汶川地震后一段时间，政策曾经一度允许民间非政府组织（NGO）参与赈灾募捐活动，效果很好。但是不久之后就收回了政策，所有捐款活动必须由民政部门统一组织，民间组织即使捐到了钱，也要悉数交给地方政府统一使用。但是不断见诸媒体的报道，特别是这次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发生侵吞私分赈灾款事件提醒我们，不能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给予无条件的信任。实际上类似的情况绝非限于织里镇，很多政府部门和国家企事业单位的捐款活动其透明度普遍不足。这无疑为某些不法官员或工作人员的贪污提供了极度的便利。如果说，民间组织的募捐活动不可靠、不保险，政府组织的募捐就保险、就可靠吗？至少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说“yes”。这就是这次私分赈灾款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种，好人遇到好制度，这是最好、最理想的情况，制度和道德形成良性循环，双方相互完善、相得益彰。这种情况下，作恶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好人不但本来就没有作恶动机，长于自律，而且也没有作恶的制度条件；第二种，坏人遇到好制度，这是次好的情况。坏人尽管有作恶的动机，缺乏道德自律，但由于制度的限制客观上很难作恶，或者作恶的成本很高，代价很大，慢慢地他会选择不作恶；第三种，好人遇到坏制度。这种情况显然更差一些。坏坏制度就是一个鼓励、或至少无力限制人作恶的制度，对作恶行为无法进行有效制约。这种情况下，虽然因为好人没有作恶动机，因此即使有制度的空子，但由于良知的作用常常尽量不去作恶，但这种依赖道德和良知对作恶的制约力量，尽管可以一时起作用，却不能长久起作用。因为好人也要活着，如果制度迫使他必须作恶才能活着，那么，他的良知就会慢慢地让位于求生欲望；第四种，坏人遇到坏制度。这是世界上最坏的一种模式。坏人本来就想作恶，而制度又无法制约他作恶，甚至还鼓励他作恶。如果这样的情况很普遍，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一定极度糟糕。
很遗憾的是，中国大陆近年来发生的各种令人发指的作恶行为，就是属于第四种情况。像这次发生的侵吞、私分赈灾捐款事件，以及前些日子发生的黑砖窑事件、毒奶粉事件，都可以归入坏人遇到坏制度的模式。黑砖窑窑主、毒奶粉生产者以及侵吞、私分赈灾款的地方干部，无不是丧尽天良的极恶之人。如果不是制度的硬性处罚，他们决不可能因为良知而拒绝作恶。他们的良知早就被狗吃掉了。但最最可怕还不是人心不古，而是制度居然无法限制这些丧尽天良之徒，而且还为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想想看，地方负责赈灾捐款的地方政府居然没有一套起码的赈灾款登记、监督程序，甚至连基本的帐目都没有！像这样肆无忌惮地戏弄民众善心的行为，怎能不让人心寒？怎能不让捐款者怀疑自己的善举到底是在救助灾民还是在助纣为虐？
我们老是感叹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发达，指责企业家慈善心欠缺。但此次事件却告诉我们：在现在这样的制度环境和道德状况下，慈善事业无法发达，包括企业家在内的中国人的慈善心也无法不“欠缺”。实际上，近年来每次自然灾害都会激发大量民众（包括企业家）的善心和良知，捐款热情空前高涨。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的地方官员挪用或私分赈灾款事件，却一再让大家感到寒心，人们有理由怀疑：我的捐款到底捐给谁了？是变成了灾民的救济粮安置房，还是进了黑心官员的腰包？或装饰了政府大楼的豪华门面？
其实，完善赈灾捐款制度并不困难，其中一条就是政府权力应该逐渐退出慈善事业，让其回归民间社会。汶川地震后一段时间，政策曾经一度允许民间非政府组织（NGO）参与赈灾募捐活动，效果很好。但是不久之后就收回了政策，所有捐款活动必须由民政部门统一组织，民间组织即使捐到了钱，也要悉数交给地方政府统一使用。但是不断见诸媒体的报道，特别是这次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发生侵吞私分赈灾款事件提醒我们，不能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给予无条件的信任。实际上类似的情况绝非限于织里镇，很多政府部门和国家企事业单位的捐款活动其透明度普遍不足。这无疑为某些不法官员或工作人员的贪污提供了极度的便利。如果说，民间组织的募捐活动不可靠、不保险，政府组织的募捐就保险、就可靠吗？至少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说“yes”。这就是这次私分赈灾款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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