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英明大帝？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千古罪人？

长东居士
前曾发文研讨秦始皇及汉武帝是妨碍中国历史发展的两大罪人。本文可以看是其续篇。
有不少人对于康熙是很崇拜的,认为他是位英明大帝。他们认为康熙的功业是多方位的，其基本论点大体上可归纳为：
收复台湾、开拓疆域、抵抗侵略， 我们国家现在的边界，基本上是在康熙朝或稍晚一点时间形成的。
重视农业生产，多次下减少负担命令，宣布永不加赋，在康熙后期开始在某些省实行摊丁入亩。
重视治理黄河，六次南巡之一，重要目的是为视察黄河治理。
康熙重视团结汉族知识分子，虽然康熙也搞过文字狱，但比之以前的朱元璋，和他以后的雍正、乾隆的文化政策都要宽松一些。
康熙的所作所为，当然对于清朝皇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来说，也是有利的，而且其中有些对民族的发展极为重要，称之为英明，并不过分。
但是，对一个历史大人物，应该放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去评价。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来看，就会发现，他的一些错误不但是十分严重的，带有全局性的，而且有着相当长远的影响。
在这些错误中，海禁对于近代中华民族的发展的影响最为严重，确是有着全局性的、深远的影响。由于实行海禁政策，禁止中国人到海外去，自我封闭起来，切断了获得外界信息的渠道，也丧失了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刺激的可能性，对于中华民族进入近代社会有极恶劣的影响。
还有他停止了发展新型火药武器，对于中国国力的损害也是难以估量的，也有着全局性的长远影响。（对此老夫已经发过多篇博客说明。）
他还封禁了东北北部，不但使帝俄攫取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易如反掌，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东北地区的发展。
从个人能力方面来讲，康熙帝也是极强，甚至可以说是有魅力的。他的天赋和智力不但很高，而且是多方面的。如他组织编撰数学书籍，指导治理黄河，亲自培育新品种等，这些都是在中国古代皇帝中绝无仅有的。只是可惜，从历史长河去看，这些对于民族利益并无所补。他下了很大功夫，并为之沾沾自喜的黄河治理工程（引黄河从淮河入海），从科技方面看，根本是不合理的。
海禁和停止发展新型火药武器的愚蠢政策延续了很长时间，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发展军用工业，建立海军，创办招商局，发展航运、开矿等企业，这种政策才有所改变，延续时间从康熙中期的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超过了一个半世纪。至于这种愚昧的政策和措施所造成的中国贫弱、无知等的影响肯定要长的多，在清政府改变政策后还影响了几十年，甚至更长。
康熙的许多业绩的功效及影响早已经在历史进程中消失了，但是，他所犯的错误的长远影响却依然存在。在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后，中华民族仍然不得不为了能自立于世界之林而浴血战斗，往往还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确实有康熙的那些错误所遗留下的苦果。
之所以康熙所负的责任极重，是因为他掌政的时期是很特殊的，正是欧洲近代社会即将起飞的时期。康熙生卒年代是公元1654--1722年，正好和伟大的科学家牛顿（1643--1727）是同时代人，而第一个可供实用的蒸汽机则是纽科门在1712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一年制造成功的。欧洲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跟着欧洲后面向前发展，那怕是勉强地、缓慢地爬行着，则就是一个比其他一切问题都更为严重的致命问题。
而这样的机会是在康熙手中丢掉，不是茫然无知，而是在他非常明确的指示下丢失的。这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把康熙在历史上的坏作用看得这么重的原因。
更严重的是，对于康熙而言，他是在对世界大势多少有些明了，明知将来西方可能成为中国的祸害的情况下作出这样愚蠢的错误决策，这就更不可原谅了。
在观察历史问题时，应该把长远的利益及其影响看得更重一些。即使在当时，康熙的一些举措确为人们谋了福利，不少人也可能确是从内心为他喊万岁，但是，若从长远的发展眼光看，他所起的作用是妨碍民族的发展，造成民族的苦难，从这个观点看，他是民族罪人。
封建社会后期，可以说整个社会及其文明只不过是个“吃人筵席”，是一个黑暗的、不透风的大牢笼。当评价那时的一言九鼎历史大人物时，要看他是将这个大牢笼掀开一条缝（不论是主观上的或无意间的），引入一线光明，还是将已经出现的缝尽力堵上，不放一丝光明入内。生活在十七世纪的康熙就正是后一种君主。他是那种妄图将黑暗牢笼弥合地绝不透光，将“吃人筵席”办得更丰盛的君主。
由于满族生活在东北大草原上，相对而言，封建社会末期那些陈腐渣滓的淀积并不那么深，他们入关进占中原，除了带来大量落后愚昧的东西外，但也可能带来一些清新的气息，但是，这些清新的东西多毁在康熙手中。例如：清初统治者取消了八股文，是康熙恢复了以八股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形式；清初曾下令取消妇女缠脚，是康熙又允许妇女缠脚；他还大力提倡理学，使儒家学说进一步僵化。所有这些都使得黑暗的牢笼更加黑暗。
显然，他的海禁政策，就是将这个黑暗大牢笼中的一条本可以透一点亮的缝隙堵住。
在近六、七百年来，严重妨碍中国进步的君主不少，其中以康熙的坏作用影响最强、持续时间最长，对近代的影响也最大。
从这种意义上讲，当我们讲到近代黑暗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前进的力量窒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受尽苦难时，我们就不应该忘掉康熙。
由此可见，从民族的长远利益看，康熙绝非英明大帝，而是名副其实的民族罪人。
补充：
有人批评我写此文没有论据说康熙是罪人，不该以两千字之文给一个皇帝下判决。我在以前已经发过一些关于康熙的文章，现列如下：
康熙是千古罪人论证之一：康熙使火器发展停滞
长乐居士
在近代，中国扮演着一个孱弱的角色，受尽了欧美列强及日本的欺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近代中国军队的武器过于落后，中国人常常需要以弓箭或大刀来对付侵略者的枪炮，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少先贤，其中还有些大思想家，都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祖先在发明了火药后，只知道制造爆竹，不去发展军火，一般人也似乎多相信这种说法，甚至以为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弱点。事实并非这样。火药武器，或简称为火器，在中国的发展，有着一个曲折的过程。粗略地说， 从康熙朝中期开始，在一百多年中，新型火器在中国得不到发展，甚至倒退。说在这段时期我们中国人只会用火药去制造爆竹，是可以的。说在此之前我们的祖先只知道用火药制造爆竹，这真是太冤枉了。
以老夫之见，古代中国火器发展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段为从唐末发明火药到元朝，大约三百五十年，在中国这个发明沃土中，火器的发展以发明和创新为主要特征，这阶段的后期，火药及火器传到欧洲；第二个阶段是从明朝到清康熙中期，中国发展火器的主要特征是仿制和缓慢地发展，这段时间大约比三百年稍多一些；下一段是从康熙中叶起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其特征则是停滞和倒退，连仿制新武器也停止了；最后一段则是从恭亲王奕訢、李鸿章、左宗棠等搞洋务运动，创立中国军火工业算起，又开始了仿制和缓慢地发展。
关于第一阶段这里就不说了。在火药传到欧州之前，任何进展当然都只能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一，明朝及清初火器在仿制中发展
明朝皇帝对于在军队中推广使用火器是重视的。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规定，在军队中按百分之十的比例配备火铳。在明朝第三个皇帝永乐帝时，就组建了以火器为主的神机营。据记载，在明朝中后期，十万京军中，已经有六万属火器部队，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不低的比例，一直到鸦片战争，清朝军队中的火器部队在全部军队中所占的比例也大体上就是这个水平。在明朝万历年间，朝廷下令兵仗局在三年中仿制佛朗机炮３４００门，小铜佛朗机铳５０支，铸造大将军炮、二将军炮、三将军炮各数十门，神炮六百多门，神铳一千五百多支，及随用的子弹、火药等，这些军火中可能多有仿制的，也可能有中国人自己改进了的。从数字上看，当时的军火业还是有相当规模的。
总的来说，在火器发展中仿造超过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比欧洲也就落后了。清初郑成功在收复台湾时曾和荷兰军队作战，先是吃了荷兰人炮火的亏，后来则用炮火击败了荷兰人；康熙中期，清朝军队曾战败俄罗斯军队，双方都使用火炮。由这些战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即使当时中国的火炮已经较欧洲的落后，但仍可对阵，似也差的不十分大，没有质的差别。
满族在东北起兵时，并不知道火器在战争中的作用。由于袁崇焕依靠火器固守的宁远，努尔哈赤攻打失利后死去，满清统治者开始组织汉族工匠铸造大炮，优待投降的火炮部队。后来在和吴三桂作战中，由于吴三桂炮火力量远远超过了清军，康熙下令让传教士南怀仁铸造大炮，接着也令一位汉人官吏戴梓（有关戴梓更详细的故事请看《康熙迫害火药武器天才的冤案》一文，http://yandawey.blog.hexun.com/6436453_d.html）制造子母炮。这都是在军事失利之后，不得不为之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制造大炮的主要力量不是外国人就是汉族。
二，康熙中期后停滞
是否停滞，首先可以从历史记载上看，因为，发展新武器，大规模制造火药武器，是会有所记载。康熙中前期，戴梓曾建议制造连珠鸟铳，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最后一次向朝廷建议制造新型火器的历史记载；康熙在攻打噶尔丹前，下令让戴梓制造子母炮，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朝廷最后一次下令制造新型火器。所以，按史书，在康熙朝中期以后，清朝确实就不再发展新型火器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从火器水平看，则更清楚。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乾隆时清军的鸟统射程只有三十多步（这种射程甚至低于弓箭）。在《啸亭杂录》中记载，戴梓曾“自制火器，能击百步之外”。到乾隆三十年，七八十年过去了，火器的射程反而下降了这么多，这应该是清朝火器制造业的退步的明证。
还有更可笑的，在嘉庆元年，白莲教起兵进攻荆州，守军没有足够的火器，十分惊慌，这时，他们在城内挖出数十门大炮，虽然都已经锈蚀，但仍视为宝物，用来守城，战胜了白莲教的进攻；这些炮是康熙十三年，即一百二十年前和吴三桂打仗时铸造的。这件事记载在《啸亭杂录》中。这说明，在这一百多年中，清朝正规军的火器并没有什么进步。如果现代有某个部队在地下挖出了一百多年前的武器，不是拿去当古董，而是当作是作战利器，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又是清军火器停滞的一个例证。
从康熙中叶开始，接着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皇帝当政时，在使火器停滞这一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都不再改进、发展新型火器，也不仿制国外的威力较强的火器。后来在外国侵略者武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也就不奇怪了。
三，为什么康熙要停止火器的发展
满清皇帝知道火器的威力，康熙更是清楚（他的亲舅舅佟国纲就是在征讨噶尔丹时中弹死亡的），为什么要中止火器的发展呢？
和汉族相比，骑马射箭曾经是满族的优势，在取得战争胜利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保证其统治，满清皇帝多强调 坚持骑射为本，这不能不妨碍火器的发展。 康熙帝在谈到选拔军官时强调，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清圣祖实录．２５１》）。还说过，“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同上，２４２》在他观念中，一个好的军官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指挥火器部队，而是善于骑射。对这一点表述最清楚的是雍正，他在雍正五年时说过：“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清史稿．１３９》）。认为骑射是满清军力量的根本，也就是大清皇朝立国的根本，正是康熙帝不再发展火器的重要原因。
康熙帝对于以围猎来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特别重视。他强调：“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同上．１０２》在现在河北省北部建立了木兰围场，每年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同时他还命令各省驻防官兵都要行猎习武。当然不能想象抬着大炮去围猎，这种训练演习当然还是以弓箭为武器。是为保持对汉族人的优势。
反过来说，制造火器绝非满族人的长处。新型的、强有力的武器的发展和仿制多是和外国人或汉族人有着不解之缘，而满族人似乎总是以旁观者或次要的角色出现的。
在满清人最初建立炮兵时，监督铸造大炮的是汉族人佟养性。在《清太宗实录》中记载了这次铸造大炮受奖的人员，其中有铸匠王天相、窦守信、铁匠刘计平等，全部都是汉人。接着成立了以汉族人为主的炮兵部队，被称为“乌真哈拉”，即重兵的意思，仍是由佟养性率领。
在崇德八年（１６６３年），也就是清兵入关的前一年，皇太极在沈阳北郊阅兵，其队伍是这样排列的，“前列汉军炮手，次满州步兵蒙古步兵，次守城应援兵，次守城炮兵”（《清史稿．１３９》）。可以看出汉军炮手列在极重要的位置。
后来的在和吴三桂以及和噶尔丹的战争中，先是让外国人南怀仁铸造新型火炮；后来则让戴梓研制的子母炮。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军事力量有极大影响的技术确是掌握在外国人或汉族人的手中。
明朝的皇帝中虽然昏庸的不少，但是，他们还是支持仿制新型火器的；清朝的皇帝虽然多是精明能干的，但从狭隘的、少数统治者的利益出发，看到作为其统治基础的满族人一直没有能进入到新型火器制造及改进的领域，因而，对于这些精明的皇帝来说，对这种强有力武器创新的秘密不能掌握在本族人的手中，他们会忧心重重的。火器的效用和威力越大，对于这个皇朝的威胁就可能越大。康熙是最精明的，在他手中停止了火器的发展、只强调骑射是符合他的特征的。
那么为什么在康熙中期，而不是其它时期中止了火器的发展呢？除了吴三桂已被消灭（其军中有极强火炮），还可能和攻打噶尔丹的战役中使用子母炮打蒙古骑兵有关。
子母炮的特点是发射出的不是普通铁弹或铅弹，而是可发射后可爆炸的炮弹。康熙帝亲自命名为“威远将军”。据史书记载，在康熙二十六年曾铸威远将军炮，这就应是戴梓设计制造的子母炮。  在康熙帝亲征准格尔部的噶尔丹时，在昭莫多战役中子母炮曾大显神威。有记载说三炮打向敌营，就取得大胜。可以合理地推断，在对付以骑射为其长项的军队，子母炮弹爆炸后攻击覆盖面较大的火器会有其奇效，特别是对于没习惯这种武器的马匹，更有威摄力。既然攻击蒙古骑兵有这样效用，那么攻击满族骑兵也同样可怕，一个象康熙这样精明的皇帝，不会看不出这一点。而能够制造这样可怕的武器的却是汉人，而汉人正是康熙所最不放心的。外国人会造，但不放心时可以赶走，几亿汉人能赶到哪里去？所以，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限制汉人发展火器，其后果就是不再发展火器！
戴梓这样可怕的专家，也以莫须有的罪名流放到东北。另外，在康熙五十四年，他又下令说子母炮是八旗武器，各省绿营，也就是以汉族人为主的部队是不许制造和使用的。这种能对以骑射为主的满蒙八旗有大威胁的武器，绝不许汉人军队配备（即使是在满族人控制下的），应是必是精明的皇帝精心考虑后的决定。
这样，这位被看作是英明大帝的康熙就犯下了一个大罪行：中止了火药武器的发展。
其结果是中国火器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在外国侵略者的新型火器面前不堪一击。成为中华民族在百年中陷入苦难深渊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下，也只有象康熙帝这种思虑极深、为了巩固其皇权无所不用其极的精明皇帝，才能干出这种给后世子孙──包括整个中华民族，其中当然也包括满族，造成深重灾难的、阴损的错误来。
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为什么康熙不让满族人自己去发展（或至少是仿制）火药武器呢？此文已不短了，另发一博客说明吧。
康熙是千古罪人论证之二：康熙是闭关锁国的罪魁祸首
长乐居士
前些日子曾发过博客《康熙是千古罪人论证之一：康熙使火器发展停滞》(http://yandawey.blog.hexun.com/6481535_d.html)，此文则是探讨康熙的第二项大罪：闭关锁国。
清朝政府闭关锁国，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外国人进入中国有极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则是不允许中国人到外国去，不论是经商或是其它事务，不允许移居国外的中国人和国内建立正常的联系等。我所看到的讨论满清闭关自守的议论以第一方面为多，但从深层次上观察，中国人到海外去，尤其是有文化修养的、或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出海，在商业贸易或其它事务中取得一席之地，去直接了解世界大势，则更为重要。本文主要讨论第二方面。
在实行闭关锁国，特别是实行不准中国人出国这一禁锢方面，康熙有着最重的责任。
在清朝初年，曾进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当时，郑成功占有台湾和厦门等地，清政府为了断绝其军需物资、粮食等的供应，实行了严厉的海禁。从河北到广东这么长的海岸线上，沿海三十到五十里范围内的居民都强行迁往内地，海岛上的居民被迫也迁移。不但不许出海贸易，也不许下海捕鱼，甚至连在海边晒盐也不许可，在海边捡点海货，也格杀勿论。以封锁自己来对付敌人是极为愚蠢的政策，这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对沿海老百姓的生活，都有着极恶劣的影响，是清初对汉族老百姓的生存影响最大的恶政之一。但这只算是一种战时行为。
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收复了台湾，接着就开放海禁，也允许中国人出海贸易，但是有着极严格的限制。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这位被人们称誉不止的“英明大帝”，竟莫明其妙地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去进行贸易，只允许去日本贸易（当时允许和日本贸易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从日本买铜，这是铸钱所不可缺的。）虽然雍正及其它皇帝对于海外贸易禁令有所修改，但是，康熙这位圣祖所制定的限制和封禁中国人去海外贸易的原则，在鸦片战争之前，确在贯彻始终，康熙帝对外贸的种种限制依然如故，仍在束缚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继续保持着闭关锁国的格局。
对中国人出海贸易有哪些限制？
首先是对贸易规模的限制，具体体现之一是对海船的大小进行限制。就在收复台湾，康熙帝允许老百姓进行对外贸易的第二年，清政府议准，“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也就是说，出海的不论是渔船，还是商船，都不能用大船。远洋贸易会被这样的限制扼杀，这是不用多说的。对于较近的海外贸易，如去南洋，也只能“小打小闹”，不可能形成规模。反过来，对于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的商船大小却是没有限制的。这种不公平的限制的结果就是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权益双手奉送给外国商人。
另一个重要的限制是对于出海时所带物资近于有意刁难的限制，。比如，以限制粮食出口为名，每日每人只许带一升米；以限制铁器出口为名，一条船只许带一口铁锅，一人只许带一把斧子等。这样，远洋贸易是绝不可能进行的，就是在出海以后，想根据具体情况临时改变计划也都是很难的；在海上如果遇海匪或歹人，没有武器可以自卫；至于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雨，延误了行程或被迫改变航行路线，都可能会出现断粮这类的严重问题。
此外，清政府还规定，出海的商船要预先规定往返的日期。如果到了海外，发现有生意可作，本来是应随机应变，好赚大钱，有了这样的规定，有好生意也不能作，只好按期打道回府。这样的规定对于新贸易航路的开通，更起着致命地扼杀作用。
还有对出国年限的规定，也有极恶劣的影响，“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三年不归，不准再回原籍”。那时到东南亚这样近的地方，也只能一年一往返。如果到更远的地区去贸易，或遇到点天灾人祸之类的特殊情况，很易逾期，成为有家不能归之人。这对于有钱财或有地位的人进行外贸是个严重威胁，一旦因出外时间长了不能回籍，家中财产必然会受很大损失，所以进行外贸只能小本生意，赚了些钱后，或是移居他乡，否则就得歇手不干。
还有，中国外贸商人不能在外国设置常驻的贸易机构或人员。自从葡萄牙占据澳门以后，外国商人在中国一直是有常驻人员的。
很多规定都显现中外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外国人强加的，而是英明的康熙大帝所加在中国人头上的。
在这样政策限制之下，即使是开海禁，允许老百姓出海，中国人所进行的对外贸易也只能处在半死不活地状态。在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国内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人口增长也很快，经济作物的生产也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是，中国人所从事的对外贸易却不可能随着其它经济领域的繁荣而长足发展。外贸的主要利益都供手奉送给外国人了。当康熙帝莫明其妙地禁止老百姓到南洋进行贸易后，国人进行的外贸更只能迅速萎败。
在《清圣祖实录．２７０》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康熙帝禁止去南洋贸易的过程。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对大臣们作了与此相关的指示。
二十五日讲到吕宋（指菲律宾）、噶喇吧（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藏匿的盗贼很多。内地老百姓希图获利，往往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人就留在那里。二十六日康熙则对大臣们进行了长篇指示，和禁止去海外贸易有关的内容有：海防是今日之要务；造船出洋贸易者有把船悉卖在海外，速宜禁绝；东洋（日本）可以贸易，商船不可去南洋等。并令广东、福建的将军、总督来京，和大臣们共同商议具体实施办法。
数月之后，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大臣们和地方大吏按康熙指示制定出了具体办法，得到康熙帝的批准。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不准中国人去南洋，去东洋（主要指日本）照旧，依旧准许外国船来华贸易；二是如将船卖给外国，造船人及卖船人皆斩首；三是不准出海之人留在外国，否则，同去的知情人枷号三月，行文国外，将留下之人追回斩首。
到了雍正五年，福建闹灾，老百姓没饭吃，要造反，雍正不得不开放了福建、广东两省民间对南洋的贸易。从这点上看，雍正似乎比康熙还要开明些。实际上，在封闭中国起来这一点上，他们是一丘之貉。康熙被尊为圣祖，有清一代，许多原则制度都是康熙定下来的，后来只是延续而已，康熙帝的责任远远超过了后两个及其他皇帝。
闭关锁国的恶果极为严重，其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一是切断了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渠道，二是妨碍了中国的国力发展，三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由于闭关锁国切断了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渠道，其结果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及乎就是零。据说，当时有位清朝官员认为西洋人的腿不会打弯，建议在和他们打仗时，在地上撒些豆子，他们摔倒就爬不起来了。如果能对外部世界有一点点皮毛的了解，也就不至于有这样愚昧的建议了。至于那些精明的官员，即使想了解外国，局限也极严重。林则徐是中国人中很有见识的人物，在清政府的官员中也是佼佼者。但是，他对欧洲国家及欧洲人的了解也是极差的。
他在接受禁烟的任务，担任钦差大臣时，他认为不必惧怕英国人，这在原则上当然没错，但在他所举出的理由上，却有可笑之处，他在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给皇帝的奏折中讲到，英国兵的腿脚缠裹紧密，屈伸都很不方便，到岸上以后，就干不成什么了，这种认识水平，和前面讲的那个官员昏话，也并无原则差别。
不能因此而过分责怪林则徐，他曾雇好几个翻译，大量地翻译和英国有关的书籍和英国报纸，可以说是拼命地想了解对手。但是，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几乎是零，林则徐临时抱佛脚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自己的无知，也不可能改变我们整个民族的愚昧状态。这种无知的根子可归之于康熙的闭关锁国。
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从事外贸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国力发展，其中包括了经济实力的增长。
在明清之际，欧洲和中国的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顺差地位，大力广泛地开展对外贸易，对于中国是十分有利的。一直到鸦片战争，如果不把鸦片这种毒品算在内，在正常的贸易中，中国一直是出超。中国的茶、瓷器、丝织品等都曾是欧洲市场上的紧俏商品，而欧洲人却拿不出多少可以吸引中国人的价廉物美的货物。
在十八世纪时世界上最大的单项国际间的贸易是茶叶贸易。英国大量从中国低价收购茶叶，然后在欧洲高价售出，获利极大，几乎是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要占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
如果允许中国老百姓进行对外贸易，留给他们进行大规模远航贸易的条件，由中国输往欧洲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大宗出口商品中的高额利润，应该有一部分属于中国商人。这种利益又会反过来促进中国农民种植各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激发手工业生产者去提高水平和扩大规模。这样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极大的好处。妨碍这种贸易就是妨碍中国国力的增强。
限制国人出海贸易的极深远的坏影响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有一些文化层次稍高一点的人士能出海贸易，或因另外的原因出国，对欧洲诸国或欧洲在亚洲的殖民地的了解增多，也可能会从那里吸收和学习其文化中的精华，也包括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尤其是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知识，或至少可得到一些消息，使有心人产生兴趣。这样，中国虽然由于制度的影响，没有能自己独立地产生近代科学技术，但从别人那里学，即使只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也可以算是有了点近代科学技术吧。何况，中国人不笨，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吸取了别人知识的基础上，自己再进行改进和创造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当然没有发生，只能归因于清朝的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康熙帝。
本文太长了。但这个话题还没说完。至少还有两个关键问题：
一个是较早还有明太祖和明成祖禁止老百姓出海，为什么不说他们是罪魁祸首，而偏要说是康熙。
另一个是为什么康熙要实行海禁？实际上，其出发点就是对汉族人的防范。
这些话题以后再写吧。
满清闭关锁国原因——对汉人防范
长乐居士
前些日子发表了《康熙是千古罪人论证之二：康熙是闭关锁国的罪魁祸首》http://yandawey.blog.hexun.com/6827504_d.html，说明了康熙是闭关锁国的罪魁祸首,雍正、乾隆等只不过是执行即定方针而已。本文主要讨论康熙五十六年下令禁止南洋贸易的动机，如这个问题清楚了，所有清政府对外贸其它限制的动机就可以类推了。
对于康熙严令闭关锁国的动机，已经有不少学者讨论过，例如，有讲他是因为海盗猖獗，或为防止贩运粮食出国，或是为了抵御西方侵略者，也有说他是因为对汉人不放心等。本文说明前几个原因都不是真的，真正的原因在于防范汉人。
在上一篇博客中，已经提到《清圣祖实录．２７０》中记载的康熙为了实行闭关锁国所作的指示，是探讨康熙下闭关锁国令的动机的第一手资料。
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康熙讲到吕宋（指菲律宾）、噶喇吧（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在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
次日康熙对大臣们进行了长篇指示，现摘录如下：“．．．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每年造船出洋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即带回银子）而归，．．．速宜禁绝。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即其聚集处）也。．．．张伯行曾奏江浙之米多出海贩卖，斯言未可尽信，然不可不为预防。．．．东洋可使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又汉人心不齐，如满州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朕临御（即君临天下）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
大臣们根据康熙的指示拟定了三条具体措施，一不准中国人去南洋；二不准将船卖给外国；三不准出海之人留在国外。
康熙是非常精明的，他的知识，特别是有关西方的知识，和那个时代的人相比，又是那样丰富，他不会不知道西方已经在航海中获得了极大利益。他为什么会作出如此愚蠢的决策呢？
一，海盗猖獗，防粮食出口，抵御外来侵略者都不是闭关锁国的原因
在康熙朝确曾有过海贼，但是，从来没有真正达到对清皇朝有威胁的程度。只有康熙二十七年、四十三年、五十二年等有过海盗的记载。但都不是太严重。五十二年招抚了一些海盗，大臣们请示如何处理，康熙说因为他们熟识水性，可以编入水师，加强海防。
精明的康熙很清楚这些“海盗”是怎么回事。他在五十二年和臣下的谈话中说，听说浙江海中渔船甚多，渔船进海口时，官兵索要钱财后，才放其入口，其中不聊生的穷人，不能回家，就成了海贼。可见，康熙很清楚沿海的海贼本来都是被逼出来的。康熙多用招抚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而且处理的并不很严厉。精明的康熙是不会因为这点小问题就厉行闭关锁国的。
在谈话中，虽然也提到了东南亚一些地区是海贼的聚集地，但是，这些地区和当时中国沿海的海盗并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海盗以这些地区为根据地侵扰中国沿海的记载。而在明朝时海盗──倭寇中有相当部分是以日本、琉球为根据地，但是康熙却允许中国人去日本贸易，可见禁止出海和海盗没有直接关系。
闭关锁国的原因也不是因为粮食出口。 康熙自己也说大臣所讲的粮食都被卖到海外去了的说法并不可信。如果粮食是个问题，只需严控粮食出口就可以了，用不着闭关锁国。在具体的闭关锁国措施中，允许去东洋贸易，也没强调不许出口粮食。
从康熙这段指示中及由此所确定的诸措施中，看不出来闭关锁国是为对付侵略者。如果是为了对付外来侵略，应采用一些别的措施，例如增强水师海防力量，或对外国人来华作出一些更严厉的限制等。康熙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些，大臣们拟定的措施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康熙明确地说，在千百年后中国将受累于西方，闭关锁国是当前执行的，为解决当前问题，而不是为千百年后的事作准备。
二，  闭关锁国根本原因在防范汉人
康熙之所以下这样错误的指示，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人口极多的汉族人不信任、不放心。
康熙对于中国人造船卖给外国和留居东南亚十分重视，并认为东南亚是海贼的聚集地。清政府所制定的具体措施中，也强调老百姓不许移居东南亚，不许卖船到国外，若违反了这些规定，是要杀头的。这应是康熙本意的体现。
为什么康熙对这两件事如此重视，以至表现出一种恐惧感？
可以这样来推理：大量的汉族人聚集在海外某处，清政府又鞭长莫及，不能控制，这些汉人组织成某种力量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再加上他们和大陆汉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可能成为清皇朝稳固统治的威胁，所以应防止中国人移居海外；即使一些汉人在国外某处聚集为一股力量，隔着大洋，没有巨大的船队，也不可能成为清朝统治的威胁。所以，防止国内造船卖给他们，也就顺理成章了。
为什么闭关锁国只禁南洋，不禁东洋？除了买铜是个大事外，中国移民在日本没有形成独立力量也应是其条件。康熙曾在四十年时派间谍秘密去过日本搜集情报。而在南洋，移民潮甚为汹涌，华人可能自成势力，和日本的情况是不同的。
康熙还说蒙古人和满人是一心的，而汉人心不齐，这并不是说汉族人自己不团结，而是说和满族人不一条心，并说自他当政一来，深感汉人难治理。这正是一个点睛之笔，点明了他的那些指示的目的正是为了对付汉族人的，是为了防止汉族人在国外某处形成可能威胁满清统治的力量。
精明的康熙在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少数统治者的利益，那怕是眼前利益相矛盾时，必然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其中也包括一般满族平民的长远利益。
相对于汉族，满族是一个人数极少的民族，而康熙又认为，只有满族，还有人数也并不比满族多很多的蒙古族，才是其统治的可靠基础。这样，其统治亿万中国人的基础就不够那么宽广。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些神经过敏，即使只不过是在他想象中出现的可能会不利于其统治的任何事情，他也作出看来是过分的反应，而且，越是精明的皇帝，反应会越激烈。闭关锁国，对国人出海作过分限制就是其中一例。
三，康熙绝不会建立强大海军
这问题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考虑：假定他属于多数民族（如同彼得大帝）或一个在人数上要多的多的少数民族，当他产生那样的疑虑时，就可能设法增强海上力量，设法去控制或利用由国内移出去的那些居民，甚至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这样就不必下闭关锁国这样愚蠢的命令了。但是，康熙很清楚，他不可能腾出人力来建立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及控制海外了。
熟悉历史的康熙不会不注意到元朝军队进攻日本失利这样的事。他可能会想到，长于陆战的满州骑士，企图再成为海上霸主，大概也会和忽必烈一样碰的头破血流吧。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这样假定是真的，但是，他没有以增强海军力量的方式来解除他对海外势力的疑虑，而采用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闭关锁国政策，正符合上述逻辑。
当时的满族武装力量，即满州八旗，大部分都驻在北京附近，用于保卫京城及作为机动兵力，余下来的则驻在各战略要地，用以控制全国。当时的清政府的治理效率还是很高的，为了巩固他们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将整个满族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再抽出精英们去建立强大的海军，已经不可能了。
当时的水师，从骨干到一般水兵，都是汉族人。如果康熙组织强大的海军，其主力和骨干必也是汉族人，这只会增加他的疑虑，而不会增加安全感。于是，唯一可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将水师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放弃海洋，进而将大陆和海洋隔离，以保护少数统治者的既得利益。
康熙不允许中国人进行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正是他精明过度的一种表现，是他对于汉族人不信任，有些神经过敏的恐惧感的结果。
康熙是精明的，但是，精明过度就会走向其反面。一个平庸的君主，可能为因外贸易所带来巨大利益而满足；而这位过度精明的皇帝所想到的却是如何长远控制他的臣民，如何更保险地将他不信任的臣民封闭在大牢笼中，即使商业利益受损也在所不惜。这正是精明的有些过分了，其后果是使继任者在百年之后就陷入了割地赔款的屈辱境地。
值得一提是下闭关锁国令是在康熙五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12年。正是在这一年俄国的彼得大帝开始把国都从莫斯科移至彼得堡，开始以西欧为榜样对俄国进行改革。而在这前一年，可以实用的早期蒸汽机（纽康门蒸汽机）在英国制成。康熙愚蠢行为的后果真是太恶劣了。
康熙朝整治外贸大商人的一桩冤案
长乐居士
康熙末年，上海有个大商人张元隆，据记载他“广置洋船，海上行走”，“声名甚著，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也就是说他名声很大，有雄厚的资本，置有相当数量的海船，和南北各省及海外都有交结。他还准备造一百艘船与外国商船竞高下，是个有雄心、有魄力的外贸商人。
康熙五十二年，江苏巡抚张伯行诬他交结海匪，罗织株连，官司打了好几年。康熙帝数次派大员察审，其结果都是说张元隆是个“良民”，并无交结海匪之事。张伯行这位诬良为盗的地方大吏，向皇帝解释到，他是在“杜渐防微”，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发现张元隆有犯罪事实，只不过为了防止他将来和海匪交结，所以就先诬告了他。这真是不讲理之极！
被诬陷的张元隆在审案过程中人亡家破，他的雄伟的外贸计划当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地方官吏诬陷一个商人，其原因可能有多种。由于张元隆的家族是相当有势力的，张伯行整他也可能和官场内勾心斗角有关。关键问题在于康熙的态度是怎样的。
康熙派去审察的人的结论是张伯行“诬陷良民，挟诈欺公，论斩。”犯了死罪，中央司法部门也同意这一结论。但是，康熙帝却免其罪，让他来北京。不久，命他入值南书房，成为皇帝亲信，后来又任命为户部待郎。可见康熙帝自己在支持这种对大商人的无法无天的打击。
这事正好发生在是康熙确定不准去南洋经商前几年。
在《康熙是千古罪人论证之二：康熙是闭关锁国的罪魁祸首》一文中已经讲了康熙对中国人进行外贸所作的各种苛刻限制，这还不够，当中国商人进行外贸，有了一定实力，再加上有点雄心时，就要打击。中国的外贸事业当然不可能长足发展。其中，康熙的罪责是无法开脱的。
张伯行诬陷上海大商人的事在《清史稿．２６５》的张伯行传中有记载。
康熙迫害火药武器天才的冤案    长乐居士
康熙打击的火器天才名叫戴梓（字文开，杭州人），是位相当全面的奇才。
康熙第一次接见他时，令他作《春日早朝诗》，受到赏识，授以翰林院侍讲官职；他的诗在他被迫害流放到东北后，写的更好一些；他在绘画、书法上都有一定的造诣；他还通晓音律，曾参加编修《律吕正义》；他也通晓天文算法；他还写过《治河十策》，有过不小的影响；他有极高的研究制造技术才能，康熙有次问他是否明白外国产的法琅的道理，戴梓就很快地研制出来了。
其最可称奇的是他发明制造火药武器的才能。
戴梓曾制造连珠鸟铳，献给清政府，这种鸟铳是一种能连射击二十八发的火器。据纪昀记载，他由戴梓的子侄那里了解到，这种鸟铳形状象琵琶，火药和铅弹存在铳的上部称作铳脊的地方，有两个机轮，扳一机火药和铅弹自动落入筒中，第二机就随之动作，火石激发鸟铳发射，如此重复，二十八发射击结束后，才需要重新装火药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