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寻找抗日的爷爷

爷爷是一个很会交际的人，能跟各色人等打交道。但在家里，他却是一个很威严的家长，连我们这些孙子也都有点怕他，他的儿子们更无法跟他进行平等的交流了。长大后我才知道，他这是在用威严的外表，强力维系一个已经不合时宜的封建大家庭。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才刚满十岁，当然无法进行复杂的思想交流。所有对爷爷以往的经历及其思想是知之甚少的。有一回，爷爷似乎准备对我讲述些什么，但却没有进行下去。 那是他去世前一两年。有一天，我与奶奶、爷爷坐在家里的炕上。奶奶坐在东头，爷爷坐在西头，我坐中间。奶奶手里拿着针线活，爷爷则无所事事。外面的阳光很灿烂，爷爷穿着夹裤。前面说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突然爷爷把自己的裤腿卷了起来，露出一只小褪。这只小腿从膝关节一下有一条长长的紫色的伤疤，非常惹眼。 爷爷似乎有点激动，他对我说：“我的娃，爷爷今天给你讲讲过去的事情，让你也知道咱们这个家是怎么过来的！” 爷爷刚要开讲，一直在一旁忙针线活的奶奶突然发话了：“你给小孩讲那些干啥！” 爷爷刚涌到嘴边的话突然噎回去了。沉默几秒钟后，悻悻地说：“我想让他知道咱这一家人走过来有多不容易。”说完这话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原来，此时正是文革时期，语言是非常容易招惹祸端的。在文革开始不久，爷爷曾在饭桌上郑重对我们这些小孩讲：在家里听到大人讲的话，不管什么，绝对不能到外边跟别人说去。奶奶则强调：即使在家里也最好别说什么（敏感话题）。所以，奶奶在关键时刻一拦，爷爷也就打消了念头。 事实证明，这次交流机会的错过，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爷爷在无法与儿子交流的情况下，我这个孙子其实就是他唯一可以传递记忆的对象，尽管我那时的理解能力有限，至少可以记忆。这以后，爷爷被疾病折磨，没了心思，直到去世。 爷爷去世后不久，我跟父亲去了去外地上学，等插队的时候才重新回到奶奶的身边。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个青年人了，脑子里充满了对革命荣誉的向往。我们这个家庭，在村子里是参加革命人数最多的家庭。我也知道爷爷在抗战时期当过多年村长，所以我特想知道：我爷爷是不是一个“抗日村长”，就如同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的那些村长那样。 我多次问奶奶我爷爷跟八路军的关系。因为在我们村的东面不远，就是八路军的活动区域，或者叫游击区。但我奶奶能告诉我的只是：我爷爷认识不少八路军的人。我问她爷爷给八路送情报不？奶奶说：八路那边要求村长在日本人那里开完会，要到八路那里去汇报。所以爷爷进城开会以后，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还得悄悄地跑到八路那里去汇报。当时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奶奶说这些的时候，并无一点自豪。相反，倒是一种受委屈的感觉。后来才理解：无论是去日本人那里开会，还是去八路那里汇报，对奶奶而言，不过是加重了爷爷的危险，给她的感受不过是日子更加艰难而已。 我向奶奶问爷爷跟八路交往的具体情况，她好像也不太清楚。这也在情理之中的，因为在日本人的占领区，八路是不可能公开往来的，来也是夜间，她一个妇道人家，是不会知道很多的。不过她尽其所知，告诉了我一件事：一个曾经的八路军排长，后来叛变到了国军那里，当了连长。此人在快要解放的时候曾来我家坐过，他看到我家的家业后说：以你家的家业，共产党来了肯定要斗争你。他劝我爷爷早点走人，我爷爷没听。他好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叛变的。（我家刚解放时的确挨斗了，但后来“纠偏”又纠过来了——免招误会。）我满怀希望的问了半天，才从爷爷的关系中问出一个八路来，却是一个叛徒，真叫人懊丧不已。 也许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件能证明我爷爷跟八路有良好关系的事情，却让我碰上了，我成了亲眼目睹者。 那时，我爷爷去世好几年了，家里突然来了一个解放军，从他的军服及年龄看，他是一个解放军的军官，他来到我家，径直问我奶奶：“我哥呢？”他没想到这一句话问到家人的伤心处，我奶奶含泪把他引到家里的供桌前，指着遗像告诉他：爷爷已经去世几年了。这位解放军军官一开始不信，后来知道是事实后，非常伤心。他扶着桌子的一角，屈膝半跪，一手抓住爷爷的遗像，头与脸附在胳膊上，痛哭不已。奶奶站在一旁陪着流泪，我则在一旁惊讶的观看，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个人是谁呢？ 这位解放军哭了一会儿，被我奶奶劝住。我奶奶想问他此行的意思，这个军官摇晃着脑袋只重复说一句话：“我哥是个好人呀！人既然已经走了，就啥也不说了！啥也不说了！”他重复着这句话，连我奶奶给他倒的水也没喝一口,一脸悲怆地踏出了家门。人走后，我问奶奶认识这个人吗？是我家的亲戚吗？奶奶说不是亲戚，也不认识。究竟此人与我爷爷是怎么认识的，有什么交往，至今是个迷。 我作为知青返乡插队后，大队里处于照顾，让我在大队的菜园劳动，这里的活儿相对生产队要稍微轻松一点。种菜在农村是一项技术性强的活，所以这里集聚了村里七八个老头。这个菜园的领导，也是一个老头，恰恰是我爷爷生前的至交。在日本人来之前，他与我爷爷搭班做生意，在日本人来了之后，我爷爷当村长，他就是副村长。不管是爷爷生前还是死后，两家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我对他一直是以“爷爷”相称。 有一次，劳动中间休息，几个老头，还有这位爷爷和我，坐在凉棚下面。我还是想打听我爷爷跟八路的关系，因为这位爷爷跟我爷爷是长期搭档，对我爷爷与八路的交往，他理应知道，因为此前多次打听未果，这次又当着这么多人，所以就转了个弯。 我说：“咱村距离八路活动的村子也不远，咱们村应该也有八路的眼线什么的吧？”我这一问，几个老头顿时活跃了，这个说张三是八路的人，那个说李四跟八路有瓜葛，但都不怎么确定。这时，一直没吭气的那位爷爷发话了：他没有肯定或否定谁是八路的人，却转着弯说：“这些人只管捅马蜂窝，日本人随后要找老百姓的算帐，他们管吗？”说完这话，他一脸不屑的扬起了头。 他这句话立刻起到了扭转风向的作用，几个老头立刻说起日本人吃了亏找老百姓出气的事，并你一言我一语地称赞：那几年，多亏我爷爷和现在这个爷爷的维持，才使老百姓少遭了不少罪。而这位爷爷在众人的夸奖中，还有点飘飘然的样子。 看到这副场景，我突然明白了：我爷爷不可能是一个“抗日村长”！他的意识或者觉悟，跟当时或当下的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差距，不过是把求平安放在第一的位置而已。他可以跟八路军的人有私交，他可以把自己的儿子（我父亲）送到八路那里，但他不会愿意让八路在他管辖的区域里捅日本人的马蜂窝，给自己找来难以应付的麻烦。从那以后，我不再试图证明我爷爷是一个抗日村长了。 我爷爷不是一个抗日村长，这让年轻的我心里多少有些遗憾。这遗憾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慢慢消减。我明白了：爷爷没有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这是历史与地缘的原因造成的。但也没有背弃民族大义。重要的是他没有丧失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做日本人的走狗。在有机会保护一方百姓的时候，他也曾努力去做了。这是他生前在村里享有很高威信，死后多年仍受村民怀念的原因。也许有人会骂：你爷爷走的路不正是汪精卫走的路吗？我说：不对！因为我爷爷不是政治家，他只是一个普通农民而已。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将“汉奸”的帽子扣给同胞的人，我只能说：他们迟早会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