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吴宓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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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网 www.rmzxb.com.cn 日期:2010-02-04 00:17 字体显示：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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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笠
陕西泾阳人吴宓，字雨僧，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鼻祖，也是著名文学评论家、教育家和诗人。在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吴宓培养出了大批学术精英，其中钱钟书、季羡林、王力、吕叔湘、许国璋、曹禺等被人们誉为“国宝”。
吴宓1917年赴美留学，后回国任教，开设“中西诗之比较”课，又办《学衡》杂志，提倡国学，兼介欧美学术。1930年他赴欧洲旅游，先后到英、法、德、意和瑞士等国考察，访问了雪莱、司各特、卢梭等人遗迹，回国后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造就博雅之士”。在其努力下，该系很快成为一流系科。
吴宓还是红学家。青年时代他就在《民心周报》发表《“红楼梦”新谈》，其后又在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作《红楼梦》学术报告，回陕休假时还应邀在西北大学客席讲授红学。他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红楼梦”之教训》、《贾宝玉之性格》、《王熙凤之性格》及《论紫鹃》等论文发表后，立时“振聋发聩”。这种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红楼梦》，较之以前的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是有明显不同的。
作为一个真诚的爱国知识分子，还在学生时代，吴宓就对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华、攫取青岛十分愤慨，写有长诗《哀青岛》，以激励全民一致对外。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作《感事八首》诗痛刺之，大快人心。1927年吴宓返陕省亲时，作《西征杂诗》:
国运中华想汉唐，文治武功两辉煌。
游经寰宇思中国，说尽新猷爱旧疆。
诗中缅怀汉唐灿烂的文化和祖国辉煌的过去，虽游历世界各地，接触了许多名流和新鲜事物，但最热爱者，依然是生养自己的祖国。1934年日寇策动“冀东自治”，国民党当局拱手事敌，吴宓悲愤交集，送学生南迁时赋《鹧鸪天》词二首抒发爱国情怀，其中“君看今岁霜雪白，他年花开会有期”句，充分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全国解放前夕，吴宓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他拒绝了国外好几家著名大学的邀请，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他听后立即飞到重庆，到四川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勉仁学院文学教授。1950年两院撤销后，吴宓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
吴宓是当年的“部聘教授”，有了这顶帽子，各大学都以聘其为教授而荣光。吴宓曾经教授过的大学有: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长沙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以上均用现名)，和当年的“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足迹踏遍全国所有行政大区，桃李满天下。吴宓著述甚丰，除主编两个杂志(《陕西》《学衡》)、两个副刊(《大公报·文学副刊》《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外，还著作有《世界通史》、《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大纲》、《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简明英文文法》、《中国汉字字形字音沿革简表》等数十种。至于所开课程，更是五花八门: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中西比较文学、欧洲小说、英国浪漫派诗人、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中国古典文学等。
观吴宓名之“宓”和字之“雨僧”，似为安静、祥和，是一个伫立微雨中的出家人。真要如此认为，则大错特错。他是陕西泾阳人，成语中“泾渭分明”一词就源于他家门口。一位著名大学教授形容吴宓外貌，说他脑袋像一个炸弹，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关于吴宓的鲠直与爱憎分明最有名的段子，是说作为旧文化“守护神”的他与作为新文化“举旗者”的胡适某日相遇于酒楼，当时北京流行“阴谋”二字，胡适首先挑衅:“你们这一派有阴谋否？”吴宓说:“有。”胡适笑问:“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还有一则故事，说当年昆明文林街一家牛肉馆很火，为吸引“红学家”吴宓来光耀门庭，老板特取名“潇湘馆”。“潇湘馆”在《红楼梦》中是林妹妹闺房，吴宓听后大为恼火，手提拐杖上前一顿乱砸，浑然不是社会名流，颇似国民党的残兵。
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这一批人在那个舞台上的“唱念做打”，颇为好笑。比吴宓稍大的林纾(字琴南)，直到今天还是抱残守缺的死老头形象，然而他对中华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至少有一条怕永远都无人超越了，那就是小说这玩意儿。百年前小说还是朝廷禁书或无聊文人的玩物，根本不入正统士大夫法眼，亦不登大雅之堂，正是林纾10年间翻译了包括《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内的169部外国小说，倾倒了中国读者，不仅使自己“遂以高名入北京大学主文课”，更使“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法”，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读者对小说的看法，使之成为与散文、诗歌、剧本并重的文学样式。不论是精通外语的吴宓，还是于外语目不识丁的林纾，既云他们是与新文化唱反调的糟老头儿，而吴宓的“比较文学”与林纾的“林译小说”却又使中国人呼吸到外来的新鲜空气、耳目一新，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如果说吴宓与林纾还是“同一阵营”的话，那么吴宓与闻一多的故事就更有趣了。吴宓出于对“新文化”主将们的反感，愤怒时曾言:“欲尽杀谋改汉文之人！”但受他“比较文学”所介绍众多“新文化”冲击，他所谓的“汉文”从此被“谋改”以至淡出，我们如今已很难知晓他晚年的心中所想了。作为吴宓的对立面，闻一多则认为中国的旧书中，压根没有一点儿值得留恋的东西，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议论，还辩解自己之所以深入古典，是为了和革命者们里应外合，把传统文化杀个“人仰马翻”。而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又使他如痴如醉，其迷恋程度和有考据癖的学者相比毫不逊色。另一位学者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废除古文，甚至要废除汉字，更放言要将50岁以上的人全部拉出去枪毙，而说此话时，他本人早已过了50岁。
吴宓的一生争议很多，“疯狂”之事也干了不少。他与好友谈话时，曾经引用过莎土比亚名言:“疯人，情人，诗人，乃三而一，一而三者。”据说引用之时，颇有自喻味道。吴宓是性情中人，对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爱。他感情丰富，其日记中女人出现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是同代文人绝对无法比拟的。这些女性中，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的同学或是朋友之妻，更有的是同事的女儿；有未婚的，有结过婚的，有离了婚的；有美国人，有法国人，有英国人，说吴宓一生为情所累，并不为过。但吴宓之爱，与凡夫俗子通常理解的“爱”有着本质区别。他从未寻花问柳，更没有玩弄女学生，前边提到的吴宓怒砸牛肉馆，那是帮小说中的林妹妹报复，而对现实中的女学生，他更是怜香惜玉，看到女学生站着听课，会立刻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坐；带女学生在街上走，迎面过来一辆汽车，他便挺身冲向前，以手杖护之；更离谱的是，吴宓还为女学生作弊，自己费劲翻译文章，署上女学生名字拿去发表。此番做派，极像英国绅士，更似唐·吉诃德。对他追求了多年的梦中情人毛彦文，在他已有妻室，毛亦以37岁芳龄嫁73岁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后，他还指使他的学生半夜打电话骚扰这对新婚夫妇。为了追求毛彦文，他与发妻离婚，抛弃三个幼子，此举不仅被父亲指斥为“无情无礼无法无天”，更遭到多数同仁谴责。但他依然痴心不改，从上世纪20年代追求到60年代，不仅为她写下了大量诗文，还请人画像挂于房中每日自赏。结果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用情失地”，用民间的话说，叫“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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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泾阳人吴宓，字雨僧，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鼻祖，也是著名文学评论家、教育家和诗人。在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吴宓培养出了大批学术精英，其中钱钟书、季羡林、王力、吕叔湘、许国璋、曹禺等被人们誉为“国宝”。
吴宓1917年赴美留学，后回国任教，开设“中西诗之比较”课，又办《学衡》杂志，提倡国学，兼介欧美学术。1930年他赴欧洲旅游，先后到英、法、德、意和瑞士等国考察，访问了雪莱、司各特、卢梭等人遗迹，回国后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造就博雅之士”。在其努力下，该系很快成为一流系科。
吴宓还是红学家。青年时代他就在《民心周报》发表《“红楼梦”新谈》，其后又在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作《红楼梦》学术报告，回陕休假时还应邀在西北大学客席讲授红学。他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红楼梦”之教训》、《贾宝玉之性格》、《王熙凤之性格》及《论紫鹃》等论文发表后，立时“振聋发聩”。这种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红楼梦》，较之以前的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是有明显不同的。
作为一个真诚的爱国知识分子，还在学生时代，吴宓就对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华、攫取青岛十分愤慨，写有长诗《哀青岛》，以激励全民一致对外。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作《感事八首》诗痛刺之，大快人心。1927年吴宓返陕省亲时，作《西征杂诗》:
国运中华想汉唐，文治武功两辉煌。
游经寰宇思中国，说尽新猷爱旧疆。
诗中缅怀汉唐灿烂的文化和祖国辉煌的过去，虽游历世界各地，接触了许多名流和新鲜事物，但最热爱者，依然是生养自己的祖国。1934年日寇策动“冀东自治”，国民党当局拱手事敌，吴宓悲愤交集，送学生南迁时赋《鹧鸪天》词二首抒发爱国情怀，其中“君看今岁霜雪白，他年花开会有期”句，充分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全国解放前夕，吴宓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他拒绝了国外好几家著名大学的邀请，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他听后立即飞到重庆，到四川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勉仁学院文学教授。1950年两院撤销后，吴宓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
吴宓是当年的“部聘教授”，有了这顶帽子，各大学都以聘其为教授而荣光。吴宓曾经教授过的大学有: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长沙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以上均用现名)，和当年的“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足迹踏遍全国所有行政大区，桃李满天下。吴宓著述甚丰，除主编两个杂志(《陕西》《学衡》)、两个副刊(《大公报·文学副刊》《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外，还著作有《世界通史》、《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大纲》、《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简明英文文法》、《中国汉字字形字音沿革简表》等数十种。至于所开课程，更是五花八门: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中西比较文学、欧洲小说、英国浪漫派诗人、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中国古典文学等。
观吴宓名之“宓”和字之“雨僧”，似为安静、祥和，是一个伫立微雨中的出家人。真要如此认为，则大错特错。他是陕西泾阳人，成语中“泾渭分明”一词就源于他家门口。一位著名大学教授形容吴宓外貌，说他脑袋像一个炸弹，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关于吴宓的鲠直与爱憎分明最有名的段子，是说作为旧文化“守护神”的他与作为新文化“举旗者”的胡适某日相遇于酒楼，当时北京流行“阴谋”二字，胡适首先挑衅:“你们这一派有阴谋否？”吴宓说:“有。”胡适笑问:“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还有一则故事，说当年昆明文林街一家牛肉馆很火，为吸引“红学家”吴宓来光耀门庭，老板特取名“潇湘馆”。“潇湘馆”在《红楼梦》中是林妹妹闺房，吴宓听后大为恼火，手提拐杖上前一顿乱砸，浑然不是社会名流，颇似国民党的残兵。
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这一批人在那个舞台上的“唱念做打”，颇为好笑。比吴宓稍大的林纾(字琴南)，直到今天还是抱残守缺的死老头形象，然而他对中华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至少有一条怕永远都无人超越了，那就是小说这玩意儿。百年前小说还是朝廷禁书或无聊文人的玩物，根本不入正统士大夫法眼，亦不登大雅之堂，正是林纾10年间翻译了包括《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内的169部外国小说，倾倒了中国读者，不仅使自己“遂以高名入北京大学主文课”，更使“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法”，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读者对小说的看法，使之成为与散文、诗歌、剧本并重的文学样式。不论是精通外语的吴宓，还是于外语目不识丁的林纾，既云他们是与新文化唱反调的糟老头儿，而吴宓的“比较文学”与林纾的“林译小说”却又使中国人呼吸到外来的新鲜空气、耳目一新，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如果说吴宓与林纾还是“同一阵营”的话，那么吴宓与闻一多的故事就更有趣了。吴宓出于对“新文化”主将们的反感，愤怒时曾言:“欲尽杀谋改汉文之人！”但受他“比较文学”所介绍众多“新文化”冲击，他所谓的“汉文”从此被“谋改”以至淡出，我们如今已很难知晓他晚年的心中所想了。作为吴宓的对立面，闻一多则认为中国的旧书中，压根没有一点儿值得留恋的东西，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议论，还辩解自己之所以深入古典，是为了和革命者们里应外合，把传统文化杀个“人仰马翻”。而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又使他如痴如醉，其迷恋程度和有考据癖的学者相比毫不逊色。另一位学者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废除古文，甚至要废除汉字，更放言要将50岁以上的人全部拉出去枪毙，而说此话时，他本人早已过了50岁。
吴宓的一生争议很多，“疯狂”之事也干了不少。他与好友谈话时，曾经引用过莎土比亚名言:“疯人，情人，诗人，乃三而一，一而三者。”据说引用之时，颇有自喻味道。吴宓是性情中人，对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爱。他感情丰富，其日记中女人出现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是同代文人绝对无法比拟的。这些女性中，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的同学或是朋友之妻，更有的是同事的女儿；有未婚的，有结过婚的，有离了婚的；有美国人，有法国人，有英国人，说吴宓一生为情所累，并不为过。但吴宓之爱，与凡夫俗子通常理解的“爱”有着本质区别。他从未寻花问柳，更没有玩弄女学生，前边提到的吴宓怒砸牛肉馆，那是帮小说中的林妹妹报复，而对现实中的女学生，他更是怜香惜玉，看到女学生站着听课，会立刻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坐；带女学生在街上走，迎面过来一辆汽车，他便挺身冲向前，以手杖护之；更离谱的是，吴宓还为女学生作弊，自己费劲翻译文章，署上女学生名字拿去发表。此番做派，极像英国绅士，更似唐·吉诃德。对他追求了多年的梦中情人毛彦文，在他已有妻室，毛亦以37岁芳龄嫁73岁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后，他还指使他的学生半夜打电话骚扰这对新婚夫妇。为了追求毛彦文，他与发妻离婚，抛弃三个幼子，此举不仅被父亲指斥为“无情无礼无法无天”，更遭到多数同仁谴责。但他依然痴心不改，从上世纪20年代追求到60年代，不仅为她写下了大量诗文，还请人画像挂于房中每日自赏。结果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用情失地”，用民间的话说，叫“竹篮打水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