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能一知半解

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能一知半解
时间:2010年09月01日 10时53分   来源:文汇报   作者:王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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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收入分配格局走向合理，特别是“恰当地”走向合理，需要学者的真知、政府的智慧和公众的理性。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缺乏公正是一种让公众不满的麻烦；但乱开能让公众兴奋一时的“空头支票”，惹出的麻烦不会比它小
是否读懂了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自2007年开始，国内陆续有学者提议借鉴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建议制定和实施我们自己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6月，又有委员建议：在扩大内需、消费的当务之急下，制定五年规划，应考虑列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差不多同时，有报纸发表劳动薪酬专家的观点称：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可以借鉴的，日本当年做了，效果还不错；中国现在应该说基本具备条件了，可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酌情考虑类似的做法。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推出是在1960年，计划实行的时间范围是1961-1970年度。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增长，同时伴生、积聚了经济和社会矛盾。在“能否”和“是否应当”继续争取高速增长的问题上，日本国内存在诸多意见分歧。这时刚刚上任的首相池田勇人强硬地认为，日本经济完全能够迅速增长，而且一旦迅速增长，日本经济的弱点和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池田内阁决定的目标是，到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要比1960年实际增长一倍。结果是，单从经济增长情况看，“倍增计划”所要求的指标大多超额完成。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确实现了许多人不敢想象的“大跃进”。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所讲的“国民收入倍增”，并非“居民收入倍增”或“工薪收入倍增”。这里的“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是一个国民经济核算范畴的概念，系国民生产总值（GNP）减去固定资本折旧和生产税净额之后的余量。一般民众容易将“国民收入倍增”理解为最后可以拿回家的个人收入的倍增，这是误解。但在当时，池田内阁对此“装糊涂”并“将计就计”。
还需要指出，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的成就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有意无意夸大了。10年间，日本的GDP实际增长1.78倍，大大超出计划目标，而百姓翘首以盼的“工薪收入倍增”则未能同步，实际只增长0.94倍。而“计划”推出后，出现了令日本民众普遍恐慌的剧烈通货膨胀，而原已严重的“公害”继续蔓延，为此日本媒体上出现了“GNP，见鬼去吧！”的口号。可是诸如此类的严重问题，在较长时间里被高速增长的繁荣掩盖了。
我国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需从实际出发
近年来国内有关“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讨论突然升温，显然同两大背景有关：一是收入分配日益成为政府和公众热切关注的话题，二是金融风暴之后中国经济呈现极其复杂的局面。一方面解决分配不公、提高居民收入的呼声日益强烈，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十分明确。于是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被一些学者拿来当作一箭双雕的药方。
一份今年3月提出的建议希望：城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不低于15%，到2015年翻一番，到2020年翻两番；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到2015年提高到50%左右，到2020年提高到55%左右。对这样的建议，我认为其中缺乏的不仅是科学的态度和专业的思考，更缺乏起码的常识。
以国家统计局有关年份统计公报的数据计算，2000年-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5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加权年增长幅度约为7%。按照连续两个5年居民收入倍增的“建议”，我国今后10年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增幅必须达到15%，是前10年平均年增幅的2倍多。这显然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和社会管理的基础所无法支撑的。
就劳动报酬占比而言，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尚不到50%，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在30%-40%。劳动报酬的占比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特别是劳动力结构关系密切。不顾目前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事实，不考虑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将在较长时期内低于发达国家的必然过程，硬要将中国的劳动报酬水平提高到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超过，很可能是一种“善意的妄为”。
收入分配问题考问我们的真知、智慧和理性
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存在严重问题，居民、政府和企业三大主体的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这在社会上是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但如何使收入分配格局走向合理，特别是“恰当地”走向合理，需要学者的真知、政府的智慧和公众的理性。
学者为政府和社会“搭脉”和“开药方”时，必须全面考虑实际操作中将会伴随产生的成本、承受力和副作用。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应当以真知灼见引导公众，而切忌以一知半解误导公众的情绪——即使那些言论可能会暂时博得部分公众的喝彩。
政府给公众开出任何收入、福利的“支票”时，要特别注意“兑现”的可能性。否则今天作秀的浪花，可能会成为明天公众愤懑的潮水。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缺乏公正是一种让公众不满的麻烦；但乱开能让公众兴奋一时的“空头支票”，惹出的麻烦不会比它小。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