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当若明太祖---不杀贪官天理不容

反贪当若明太祖---不杀贪官天理不容

作者：吴士异 2010-09-05 03:19:35 发表于：博客中国

反贪当若明太祖---不杀贪官天理不容

我看到了一则报道：“近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委员周光权针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所引起的疑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应当对经济犯罪取消死刑,因为非暴力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判处死刑的案例极少,且取消这类死刑对于刑法的威慑力影响并不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作富也认为,群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司法机关依照犯罪事实和刑罚幅度来掌握判决的量刑轻重,其斟酌考虑是有法有据的,不杀贪官,一定有不杀的道理。不杀贪官道理究竟何在？

一种社会制度的存在，在于它能够得民心、顺民意。一个政权的存在，在于它能够吏治清廉。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有哪一个朝代贪官当道，吏治腐败，而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呢？没有。为什么？因为社会财富是有限的，有人巨贪，就会有人赤贫。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哪一个不是这样？

新政权的兴起和旧政权的灭亡是一种中历史的现象，它就像婴儿要出生，老人要死亡一样，谁也不能够“万寿无疆”。但是有的人长寿，有的人短命，关键在于人能不能保养自己健康的身体，不受疾病的侵害。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立国八百载的殷周，还是统一中国的秦皇王朝，还是两次中兴的大唐，都没有跳出政权兴亡周期律怪圈。古代人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把这个政权兴亡周期律怪圈导致的政权兴亡、改朝换代归因于气数。当政者会无可奈何地说“我之气数将尽！”百姓说“看来王朝气数已尽，谁有回天之术？”这不禁使人想了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插曲发出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慨叹。

在近代，把这一现象首次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是康有为、严复和辜鸿铭。所谓“历史的怪圈”,其实一点也不“怪”。它完全符合符合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规律。学术界所谓规律性“怪圈”论,其实是因为自身的认识陷入了不自觉的误区，在于他们没有客观地对人类历史加以分析。从社会形态来讲，奴隶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是规律；封建社会代替社会是规律；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也是规律。从单一的社会形态来讲也是这样。封建社会中王朝的更替，都是王朝自己毁了自己。中国是这样，英国、法国、俄国都是这样，都是自己毁了自己，虽然“青山依旧在”，然而却夕阳落下去，朝阳升起来。

在每一个政权建立之初，他们往往惯用“严刑”。杀了不少开国元勋和功臣，一个原因是新皇帝担心他们“功高盖主”，另一个原因就是元勋和功臣往往居功自傲，无所顾忌，所以滋生了贪污和腐败。吏治的清明，一方面是主要当政者要头脑清醒，另一方面要有眼力的制度。在一般的制度约束失去作用，贪污腐败已经出现“燎原之势”时，使用严刑和酷刑，不失为一剂良药。法律是什么？法律是维护征管的工具，是保护人民的法宝，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时，仍旧“慈悲为怀”，是万万要不得的。要知道，对少数人的慈悲，就是对广大人民的犯罪！

最近我阅读明史，读到“郭桓贪赃案”时，很是感慨，也很受启发。不妨把这个故事将给读者听听。

大家知道，朱元璋出身平民，身世坎坷。在它最初四处流浪之际，亲眼目睹了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做了皇帝之后，他总结出元朝是所以灭亡，是因为统治者宽容放纵了贪官污吏，所以他恨透了赃官，也很是体恤百姓。朱元璋诏令各级衙门大堂公座的左边都要建一座庙，庙里都要挂上一个人皮草袋，叫作“皮草囊”。意思是这座庙就叫作“皮场庙”，是扒掉贪官污吏人皮的地方。这在今天看来的确有点残忍，缺乏人性。但是在600年前的一个帝王，能够这样做，下这样的决心称之贪官污吏，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郭桓，明初户部侍郎，洪武17年5月升为户部尚书。刚刚做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尚书，就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3月，被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他利用职权，勾结其他官吏，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史称“郭桓案”。 “郭桓案”是洪武(朱元璋)四大案之一。

郭桓刚当上户部的一把手五个月，据出了一趟官差。这趟差事是到浙西催缴粮租。浙西的长官黄文通是一个做惯了手脚的大贪官。黄文通一听说户部大人要来，就大肆安排隆重的迎接仪式。郭桓一下官轿，随从和应届的官员潮水般地前呼后拥，郭桓阴沉着脸，自言自语：“我以为只有来时路上的苍蝇才令人讨厌！”进入衙门，一个系好红绸带的精致匣子已经放在案上。郭桓一看，早已经忘记“来这里时路上讨厌的苍蝇”，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起来。

黄文通也曾多次送过“小匣子”，但是很多上级官员摄于明太祖惩贪令的威严，不敢伸手。这使黄文通不得不眼看着就要到手的“雪花银”白白流走。这一次给郭桓的“见面礼” 居然有可能被笑脸收纳，黄文通高兴异常。可是，郭桓突然把脸一沉，厉声说道：“吾皇圣明，诏令严惩贪吏，尔等何敢以身试法？”黄文通吓出了一身冷汗。然而郭桓用长袖一扫，几案上的匣子就被郭桓手下人拿走了。就这样郭黄达成了心灵的默契。

郭桓这一次得手，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和下属官员狼狈为奸，越贪越大，不到一年时间，郭桓等就偷盗国库金银、贪污税粮折合精粮2400万担。这个数字相当于明朝当时一年的征收秋粮的总和。很快，御史台察觉此事，捅到了朱元璋那里。朱元璋震怒了，命令彻查此案。审查的结果使朱元璋更为震惊---礼、户、工、刑、兵的多数官员都与郭桓的案子有牵连。朱元璋咬紧牙关，狠狠地突出了一个字：“杀！”案件的主犯和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以及从犯六部侍郎以下的官员、江南的富豪数万人被杀掉。这在中国的法制史上真是罕见。

由于在查案中发现，贪官们的作案手段大都是涂改张博。于是朱元璋就下令把记账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以防今后涂改账目。所以此后历代记账的数字都按此沿用至今。从此以后很多年明朝得到了较长时间的太平。

本文复述这个案子，并不是说要我们大开杀戒，只是希望学习朱元璋惩治腐败的决心，对贪官污吏不可“心慈手软”。那些贪污上亿元的腐败分子难道还要保留一条性命？巨贪不杀，天理难容！腐败不惩，民心难平！有鉴于此，难道还“应当对经济犯罪取消死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