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历史二十辑【11】

悠久的保健酒酿造历史
人类最初的饮酒行为虽然还不能称之为饮酒养生，但却与保健养生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初的酒是人类采集的野生水果在剩余的时候得到适宜条件自然发酵而成的，由于许多野生水果本身就具有药用价值，所以最初的酒可以称得上是天然的“保健酒”，它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酒有多种，其性味功效大同小异。一般而论，酒性温而味辛，温者能祛寒，辛者能发散，所以酒能疏通经脉、行气和血、蠲痹散结、温阳祛寒，能疏肝解郁、宣情畅意。又因为酒为谷物酿造之精华，故还能补益肠胃。此外，酒能杀虫驱邪、辟恶逐秽。《博物志》载：王肃、张衡、马均三人冒雾晨行。一人饮酒，一人饮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饱食者病，饮酒者健。这表明“酒势辟恶，胜于作食之效也。”酒与药物的结合是饮酒养生的一大进步。
酒与药的结合产生了全新的酒品——保健酒。保健酒主要特点是在酿造过程中加入了药材，主
要以养生健体为主，有保健强身的作用，其用药讲究配伍，根据其功能可分为补气、补血、滋阴、补阳和气血双补等类型。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追求健康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保健酒作为一个全新的名词，正逐步走进人们的生活。其实，保健酒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只是那时候它更多的是作为“药酒”被人们认知的。
殷商的酒类，除了“酒”、“醴”之外，还有“鬯”。“鬯”是以黑黍为酿酒原料，加入郁金香草(一种中药)酿成的。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药酒”。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一部医方专书，后来被称为《五十二病方》，被认为是公元前3世纪末秦汉之际的抄本，其中用到酒的药方不下于35个，其中至少有五方可认为是酒剂配方，用以治疗蛇伤、疽、疥瘙等疾病。
《养生方》是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之一，其中共有六种药酒的酿造方法。秦汉时期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的《素问·汤液醪醴论》专篇曾指出：“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以为备耳”。“邪气至时，服之万全”。这就说古人之所以酿造醪酒，是专为药而备用的。
汉代药酒逐渐成为中药方剂的组成部分，其针对性和治疗功效也大大加强。汉代《神农本草经》论述：“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汉代名医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记有药酒的生产方法实例。还有一例“红蓝花酒方”，故班固在《前汉书·食货志》中称酒为“百药之长”。
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有桃仁酒、猪胰酒、金牙酒、海藻酒等治疗性药酒。
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本草学家陶弘景在《本草集经注》中提出“酒可行药势”，在总结前人采用冷浸法制备药酒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冷浸法制药酒时“凡渍药酒，皆须细切，生绢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日数，视其浓烈，便可漉出，不必待至酒尽也。滓可暴燥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阐明了粉碎度、浸渍时间及浸渍时的气温对于浸出速度、浸出效果的影响。并指出71种药材不可浸酒，可见此时药酒的制法和用法已不断完善。
热浸法制药酒的最早记载是北魏《齐民要术》中的“胡椒酒”，该法把干姜、胡椒沫及安石榴汁置入酒中后，“火暖取温”。尽管这还不是制药酒，但被当作一种方法在民间流传，故也可能用于药酒的配制。热浸法确实成为后来的药酒配制的主要方法。
唐宋时期，药酒补酒的酿造较为盛行。这期间的一些医药巨著如《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都收录了大量的药酒和补酒的配方和制法。唐宋时期，由于饮酒风气浓厚，社会上酗酒者也渐多，解酒、戒酒似乎也很有必要，故在这些医学著作中，解酒、戒酒方也应运而生。在上述四部书中这方面的药方多达一百余例。唐宋时期的药酒配方中，用药味数较多的复方药酒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这是当时的显著特点。复方的增多表明药酒制备整体水平的提高。唐宋时期，药酒的制法有酿造法、冷浸法和热浸法。
这一时期，药酒已开始由治疗性药酒向补益强身的养生保健酒发展，质量有了提高，不仅达官贵人饮用，而且有不少成了宫廷御酒。
元代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是我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共三卷，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成书，收集了不少适合中老年人饮用的养生保健酒。并对酒的利弊概括为“酒味性甘、辛，性热，有毒，主行药势，杀百邪、通血脉、厚肠胃、消忧愁，少饮为佳，多饮则伤神损寿，易人本性，其毒甚也，饮酒过度，伤生之源！”
明代李时珍在其世界名著《本草纲目》中记载补酒方200余种，还有其它名家名著甚多，记录药酒不少。这些药酒大多以烧酒为基酒，与明代以前的药酒以黄酒为基酒的有明显区别。以烧酒为基酒，可增加药中有效成分的溶解。这是近现代以来，药酒及保健酒类制造上的一大特点。
清代特别盛行养生保健酒，清宫补益酒空前兴旺发达。明清的很多药酒配方采用平和的药物以及补气养阴药物组成，这样就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机体状况，使药酒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发挥作用。
近现代以来，保健酒得到了空前发展，但也有一些波折，药酒、保健酒逐渐分化。特别是保健酒，在《保健食品管理办法》出台后终于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与药酒完全分离。1981年，劲牌公司开始涉足保健酒领域，研发现代保健酒，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保健酒”的概念，严格区分了“药酒”与“保健酒”。劲牌公司是中国现代保健酒的先行者。
劲酒前承传统理论精粹，融会现代生物技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老的保健酒文化，与中国保健酒的历史一脉相承。劲酒是以中华五千年中医精华为根基、以传统保健养生理论为支持、以清代宫廷御酒配方为原方、集合多味药材、历经44道工艺精酿而成的中国现代保健酒。在严格的工艺流程中，使得源自传统的劲酒，每一滴都饱含在日常饮食中，“药食同源、寓补于饮”。
劲酒是中国保健酒历史的集大成者，全面提升了中国保健酒文化，成功地将中国保健酒由传统型滋补酒向现代型保健酒推进，塑造了中国酒文化的新高峰！劲酒已成为中国现代保健酒代表品牌。
剑南春--“唐时宫廷酒”身世大揭谜
近日，以“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脍炙人口的四川绵竹剑南春“天益老号” 酒坊遗址从全国22个“重量级”侯选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2004年十大中国考古新发现”，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有专家指出，四川绵竹剑南春酒坊遗址的入选，不仅为中国数千年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增添了一笔奇闻壮彩，折射出剑南春自身的深厚文化积淀，而且它的入选在当代中国考古界也具有某种“里程碑”的意义，预示着中国考古学愈加重视工业文明的发展新方向。
千年延绵“唐时宫廷酒”
众所周知，绵竹剑南春、宜宾五粮液和贵州茅台乃中国最为著名的三大白酒品牌，其中文化底蕴最深厚、历史延绵最悠久当推剑南春，多少年来“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广入人心、有口皆碑。事实上，在四川绵竹，关于剑南春发源的民间传说和文献记载颇为丰富，且神秘而传奇，剑南春的历史大概远不止起于“大唐盛世”。
其一，古蜀说。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形态和容量各异的青铜及陶瓷酒具，说明当时古蜀国酿酒业已有相当的工艺和规模。而绵竹距三星堆仅几十公里之遥，并且同属马牧河水系。若以此推算，剑南春当有“四千多年”的酿酒历史。
其二，战国说。绵竹金土村发掘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垒和提梁壶等精美酒器，则至少说明战国时期绵竹酿酒业就有可能已经存在并且达到相当的水平。若以此推算，剑南春也当有“二千四百年”的酿酒历史
其三，汉代说。其物证是四川新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酿酒》图，有学者认为图中表现的是蒸馏酒生产工艺，而剑南春也是蒸馏酒，且绵竹与新都同属成都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之地，剑南春起源于此也不无可能。若照此推算，剑南春也该有“二千年”的酿酒历史。
这些说法似乎都意味着剑南春酒文化源远流长，发源至今已延绵数千年。然而，当代剑南春酒定位为“唐时宫廷酒”，其特殊的历史依据与文化价值又在哪里呢？
剑南春有确凿的文献记载就始于唐朝，而且还被指定为宫廷御酒。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年至625年），有了“剑南道烧春”之名，据当时的中书舍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了闻名全国的十三种美酒，他写道：“酒则有……荥阳之土窖春……剑南之烧春。”。唐时绵竹隶属于剑南道，“烧”是指“烧酒”即蒸馏酒，“春”是原指酒后发热的感受，唐人引之为酒的雅称，因此“剑南之烧春”指的就是绵竹出产的美酒。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剑南烧春”被定为皇室专享的贡酒，记于《德宗本纪》。相传，唐代“诗仙”李白青年时代曾在绵竹“解貂赎酒”痛饮美酒 ，留下了“解貂赎酒，价重洛阳”的佳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一个时代，国力昌盛，百姓和乐，文化灿烂，艺术繁荣，盛世唐朝是五千年灿烂中华文明的文化表征，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光荣和梦想。当代，剑南春酒定位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不仅来源于唐史的确切记载，来源于剑南春自身的文化渊源，而且以传世美酒凭古喻今，着力将剑南春酒打造为承接“大唐盛世”与“当代盛世”和乐升平的文化符号。2002年剑南春集团斥资打造的大型时尚诗乐舞剧《大唐华章》在全国巡演，气势辉煌地展示了盛唐社会生活画卷以及剑南春酒浩瀚精深的文化内涵。
继唐代以后，绵竹酿酒业发展更具规模，史料记载则更为详实。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绍兴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务监官，成都府二员，兴元遂宁府，……，富顺监官并汉州绵竹县各一员。” 宋代绵竹县与州府并设减酒监务官，表明当时绵竹的酿酒业已具有州府一级的规模，是重要的产酒之地。此外，据民国《绵竹县志》记载，绵竹县仅棋盘街、滚子坡两侧在清代初年就有20余个酿酒作坊，主要生产“绵竹大曲”，而“绵竹大曲”创始于清朝康熙年间，迄今也有300多年的历史。
2003年4月到2004年11月，剑南春“天益老号” 酒坊遗址的考古发掘科学地证实了绵竹酿酒业的千年历史延续。在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规模宏大、生产要素齐全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酿酒作坊群，而且还发现了宋代堆积层。由于时间仓促，考古学家仅将清代至民国时期酒坊遗址申报“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的成功入选充分证明了剑南春酒坊遗址的重大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
全程参与酒坊遗址考古发掘的绵竹文管所所长宁志奇透露，8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相对1.2万平方米的遗址总分布只是“冰山一角”，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剑南春酒坊遗址的年代可能会越往后越久远，他预言“不知道还有多少惊喜藏在那块神奇的地底下”。 　　入选“十大”预示考古新方向
2004年底，一年一度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评选活动在北京精彩揭幕，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三大权威机构联合向全国发出“英雄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项目十万火急上报京城，同全国21个“重量级”候选项目展开激烈角逐。
今年4月17日，评选结果尘埃落定，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摘得桂冠，入选“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此前最受传媒追捧的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却因考古发掘仍需时日而扼腕惜败，本年度评选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
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入选“十大新发现”，全国上下为之震动。谈及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的当选理由及其学术价值，本届评选活动的评委会主席、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徐苹芳称，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主要体现了两个重要特色：一是它展现了从原料浸泡、蒸煮、拌曲发酵、蒸馏酿酒到废弃用水的排放等传统酿酒工艺的完整流程；二是遗址整条街“前店后厂”完整清晰，全面反映了清末民初时期，绵竹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城市的经济状况，这在以政治中心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城市里是很罕见的，很有新意。
兴许，徐苹芳评价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较之于其他考古项目的“新意”恰巧预示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方向。自1991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评选活动首届开办，迄今已是第15届评选。纵观前14年届的评选结果，“以年代取胜”几乎成为历届“考古新发现”评选的一条金科玉律，历史越是古老越有价值，名次公布也以历史年代为序，而且入选几乎都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考古项目，如上届入选的商代甲骨文、黄河故道的汉代图景、山西襄汾市陶寺史前城址等等。本届评选，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的入选无疑是打破了“常规”，以清朝至民国初年的“工业考古”项目击败了历史久远的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而入选。按照“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评选活动的三个标准即考古发现是否真实地具有“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最有新意的“科学价值”就在于它恰好是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即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这一特定历史“转型期”的典型代表和实物载体。
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成果，清理出土一大批和白酒酿造工艺密切相关的遗迹现象，包括酒窖26口、炉灶5座、水井1口、晾堂2座以及粮仓、池子、水沟、蒸馏设施等各种生产要素齐备；同时既发现了大曲窖，又发现了小曲窖，这在过去任何酒坊遗址发掘中所未见的；遗址酿酒设施布局配套完善，清晰地展示出从原料浸泡、蒸煮、制曲、拌曲发酵、蒸馏酿酒、废水排放等中国传统白酒酿酒工艺的全过程；同时遗址整条街“前店后厂”布局正是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手工业城市的典型格局。
评选过程中，有专家尖锐地提出，评选的是“考古”的十大新发现，而不是“国宝”的新发现，因此“以年代取胜”并不是“考古新发现”评选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历届“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力图通过评选向大众介绍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文化标志意义的考古大发现，不仅以“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为三大评价标准，而且尤其注重“新内容”和“新材料”的发现。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的入选，无疑是本届评选对“工业考古”这一“新内容”和“新材料”的注入，并且预示将来“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对于近代工业社会考古项目的关注，这种评选视野的拓宽对于中国当代考古界、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都具有某种非凡的意义。而也这正是象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考古项目因发掘尚需时日、不足以说明价值而落选的根本原因。
揭开“红军用茅台酒洗脚”之谜

在茅台国酒文化园里讲解员正在讲解当年红军在茅台镇的故事
茅台酒，因产于贵州茅台镇而得名；茅台镇，因出产国酒茅台而闻名。然而让茅台镇闻名遐迩的不仅仅是盛产美酒，这里还是７０年前红军三渡赤水时的主渡口。循着长征红军四渡赤水的足迹，接力长征联合采访团来到了这个酒香满溢的黔北小镇。
红军驻扎茅台镇期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悬疑。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那些稚气未消的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他们涌入街道两侧的酿酒作坊，用茅台酒冲洗他们疲惫和打了泡的脚。”
“红军用茅台酒洗脚的传说究竟是真是假？”在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采访董事长季克良的时候，记者提出了这个有些顶真的问题。这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者微微一笑说：“确有其事，但并非洗脚，而是用来疗伤。”
季可良介绍说，１９３５年３月，红军转战黔北，兵分多路赶往茅台镇，准备三渡赤水，以甩开敌军的围追堵截。该月１５日，红一军团教导营首先攻入茅台，随后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将士也都抵达茅台镇。长途跋涉加上激战连连，不少红军脚上起了水泡，身上有伤。这时他们发现茅台镇的大街小巷都是售卖白酒的铺子，而白酒在民间一向有着消毒杀菌的作用，于是一些战士便买酒来擦脸、擦脚。因为茅台酒有舒筋活血、消炎去肿的功效，战士们的许多小伤得到了痊愈。
红军用来疗伤的茅台酒也不是白拿白用的。茅台酒厂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的贵州省档案馆里，还保留着当时一份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李富春签署、张贴在成义酒厂门口的《保护茅台酒通令》，通令表示，民族工商业应该鼓励发展，属于我军保护范围。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联系这份通令，更可见所谓红军曾用茅台酒洗脚一事的夸大之辞。
元代的葡萄酒
元代的酒，比起前代来要丰富得多。就其使用的原料来划分，就有马奶酒、果料酒和粮食酒几大类，而葡萄酒可以说是果实酒中最重要的一种。元代是我国古代葡萄酒的极盛时期。
成吉思汗建国后，中亚畏兀儿首领亦都护首先归附。畏兀儿就是今天新疆维吾尔族的祖先，当时生活在以哈剌和州（今新疆吐鲁番）和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为中心的地区，哈剌和州便是盛产葡萄酒的地方。后来蒙古西征，征服了中亚的大片地区。随从西征的耶律楚材，在河中（阿母河和锡尔河之间，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区，今属乌兹别克）等地经常喝到葡萄酒，如“花开杷榄芙渠淡，酒泛葡萄琥珀浓”；“葡萄架底葡萄酒，杷榄花前把榄仁”；“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葡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湛然居士文集》卷五和卷六）。因此，在蒙古宫廷中，便有来自中亚的葡萄酒，并得到了贵族的青睐。欧洲传教士鲁不鲁乞在蒙哥汗的宫廷中看到过葡萄酒。葡萄牙人加宾尼受教皇英诺森四世的委托，出使蒙古，公元1246年，他在定宗贵由的金帐里，也饮到过葡萄酒。南宋使臣到草原时，“又两次金帐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余小盏，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闻多饮亦醉，但无缘多饮耳。回回国贡来”。（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南宋使臣特别记载葡萄酒，是因为当时江淮以南并无此物。所谓“回回国”，指的是原来在河中地区的花刺子模国，西征时已为蒙古所灭，此处沿袭旧称。忽必烈率大军入主中原，建都北京，就向京城内外的酒家索取葡萄酒。据《元典章》所载：“大都酒使司于葡萄酒三十分取一，至元十年抽分酒户，白英十分取一。”可以看出，元初北京酒户就已经大量生产葡萄酒了。
大约在金、元之际，山西也开始生产葡萄酒。山西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酿酒法”。金贞年间（公元1213—公元1216年），“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干，而汁留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败，自然成酒耳。不传之秘，一朝而发之。”（元好问《蒲萄酒赋》，《元好问全集》卷一）此后，安邑便以产葡萄酒闻名于世。蒙古统治北方农业区后，安邑葡萄酒便成了贡品。据《元史》卷四《世祖纪一》记载，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敕平阳路安邑县蒲萄酒自今毋贡”。可见此前一直进贡。事实上，“毋贡”的命令并未真正实行。据《元史》卷19《成宗纪二》记载，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三月，“罢太原、平阳路酿进蒲萄酒，其蒲萄园民恃为业者，皆还之”。说明山西在中统二年以后仍然进贡葡萄酒，而且生产葡萄酒的地区已不限于平阳安邑，至少还有太原。此后是否仍作为贡品，则是不清楚的。元代中期宫廷饮食著作《饮膳正要》中记载：“葡萄酒益气调中，耐气强志。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刺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刺火者田地酒最佳。”“西番”泛指西部各民族聚居地区，难以确定其准确的地方。可以认为，元代葡萄酒的主要产地应是哈刺和山西的平阳、太原。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的扬州也出产优质葡萄酒，名列江南同类之首。如“扬州酒美天下无，小糟夜走蒲萄珠。金盘露滑碎白玉，银瓮水暖浮其酥。”（萨都拉《蒲萄酒美、鲥鱼味肥，赋蒲萄歌》）
 
进入元代，葡萄酒与马奶酒并列为宫廷的主要用酒。南宋小皇帝一行到大都，忽必烈连续设宴款待，“第四排宴在广寒，葡萄酒酽色如丹。”（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增订湖山类稿》卷二）上都大宴会，“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萨都刺《上京杂咏》，《雁门集》卷六）“诸王驸马咸称寿，满酌葡萄饮玉钟。”（朱有《元宫词》，《辽金元宫词》）皇帝赏赐臣属，常用葡萄酒。如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塔出攻宋有功，忽必烈特“赐蒲萄酒二壶”。左丞相史天泽率大军攻宋，途中生病，忽必烈“遣侍臣赐以葡萄酒”。南宋小皇帝一行到大都后，“御厨请给蒲萄酒”；因而当“客中忽忽又重阳”之时，能“满酌葡萄当菊觞。”（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增订湖山类稿》卷二）因此，宫廷中对葡萄酒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元代后期曾在朝廷中任职的杨说：“尚酝蒲萄酒，有至元、大德间所进者尚存。”（《山居新话》）至元、大德相当于13世纪后半期14世纪初，尚酝即大都尚酝局，“掌酝造诸王、百宫酒醴”。可知尚酝局中收藏不少贮存期长达半个世纪甚至更久的地方上进贡的葡萄酒。
 
葡萄酒还在民间公开发售。据《元典章》记载，大都地区“自戊午年至至元五年，每葡萄酒一十斤数勾抽分一斤”；“乃至六年、七年，定立课额，葡萄酒浆止是三十分取一。”“戊午年”是蒙哥汗八年，即公元1258年；至元五年是公元1268年，也就是说，至迟在戊午年起，葡萄酒已在大都民间公开发售。大都地区出产葡萄，民间发售的葡萄酒，很有可能是本地产的。有元一代，葡萄酒深入千家万户之中，成为人们设宴聚会、迎宾馈礼以及日常品饮中不可缺置的饮料。许有壬《和明初蒲萄酒韵》诗云：“汉家西域一朝开，万斛珠玑作酒材。真味不知辞曲蘖，历年无败冠尊。殊方尤物宜充赋，何处春江更泼醅。”程端礼《代诸生寿王岂岩》诗云：“千觥酒馨葡萄绿，万朵灯敷菡萏红。”萨都拉《伤思曲哀燕将军》诗云：“宫棉袍，毡帐高，将军夜酌凉葡萄。葡萄力重醉不醒，美人犹在珊瑚枕。”这些诗咏，把元人崇尚葡萄酒的历史景象生动地描绘出来。
 
需要说明的是，元代酿造葡萄酒的办法与前代不同。以前中原地区酿造葡萄酒，用的是粮食和葡萄混酿的办法，元代则是把葡萄捣碎入瓮，利用葡萄皮上带着的天然酵母菌，自然发醇成葡萄酒。如哈剌和州酿造葡萄酒的方法是：“酝之时，取葡萄带青者。其酝也，在三、五间砖石砌干净地上，作瓷瓦缺嵌入地中，欲其低凹以聚。其瓮可容数石者。然后取青葡萄，不以数计，堆积如山，铺开，用人以足揉践之使平，却以大木压之，覆以羊皮并毡毯之类。欲其重厚，别无曲药。压后出闭其门，十日半月后窥见原压低下，此其验也。方入室，众力下毡木，搬开而观，则酒已盈瓮矣。”（《析津志辑佚·物产·异地产贡》）这种方法后来在中原等地普遍采用。元代中期，诗人周权写了一首名为《葡萄酒》的诗，描绘的就是这种酿造方法：“累累千斛昼夜舂，列瓮满浸秋泉红。数宵酝月清光转，浓腴芳髓蒸霞暖。酒成快泻宫壶香，春风吹冻玻璃光。甘逾瑞露浓欺乳，曲生风味难通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