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发展历史

在我国传统的慈善活动中，主要有四类施善团体起着主要的济贫帮困作用，它们是家族、宗教组织、政府以及社会团体。虽然这四种慈善类型并不表现为单一形态的依次更替，在同一时期处于并存状态，但大致上还是看得出其历史变迁的逻辑：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国家慈善和社会慈善。

宗族慈善

中国的宗族慈善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分散在各个家族中的祭田、族田、贡士庄等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慈善到了宋朝有显著的发展。

当时社会贫富贵贱之分日显频繁，由贱入贵的士大夫或经过漫长的卧薪尝胆，或经过数代人乃至众乡亲的节俭共助，他们早已深感入仕的来之不易，故多怀有对家族或乡井的报恩之念。因此，宋代的许多大家族发展出了多种宗族慈善的形式，如义庄、义田、义塾等。他们通过此类义举，在“睦族敬宗”的旗号下，对族内成员在生养、学业、贫病和婚丧嫁娶等方面遭遇困难时加以救济。

宗教慈善

宗教团体济贫是古今中外社会所常见的。西方古时代的济贫医院主要由基督教教会主办，至于修道院、寺院等收容穷人、残废人、被遗弃的妇女，发散食物衣服给地方的贫户等救济活动，更是不胜枚举。论及中国古代的慈善活动，无论国外汉学者还是国内研究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学者，都常强调中国宗族的重要性异于西方，西方教会的重要性异于中国。但与这种“有宗族而无宗教”的“中国特色”观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从社会公益角度看，宗教组织的作用实比宗族组织更大。诚如中国经济史专家指出：中古时期中国的寺院“实兼宗教与慈善团体于一身，其所兴办之慈善公益事业，对当时、以后之社会民生，均有极大之贡献”。

政府慈善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很早就出现政府应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是惟一的提供者的想法。这一观念在早期的儒家传统中已可见，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救贫，孔子止之，说：“汝之民饿也，何不白于君，发癝仓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说私自以一己之财济贫有影射政府无德的嫌疑。

在慈善实践中，政府统筹的做法可追溯到唐末。八世纪初期，社会上纷纷出现的佛教慈善组织已引起政府的猜忌，官方开始设专门官员来监督。

社会慈善

（一）民国时期

在中国，由社会团体举办慈善事业自古有之，但直至民国时期它才首次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形式。民国时期，灾害频发，战乱连年，以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央政府为维护统治，疲于应付各种事变。即使有心顾及黎民，也因庞大的军费开支而显得力不从心。由于政府救济不力，大量的救济工作便只得由慈善组织来承担。这一时期，无论是慈善团体的数量，还是慈善家群体，在中国慈善事业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据1930年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江苏等18省的救济院和旧有慈善团体（明清时期设立的慈善团体）时统计的数据，总计566个县市共有1621个旧有慈善团体。又据国民党中央社会部1946年年底的统计，全国29个省市共有救济机构3045个，其中私立的有1011个，约占33%。1948年的《中国年鉴》披露：当时全国有4172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者1969个，占47%。这些数据因调查范围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民国时期的民间慈善救济机构一直数目众多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众多的民间慈善救济机构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幼协会、战时儿童保育协会、香山慈幼院、华洋义赈会等。

当时，主办社会慈善事业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外国传教士和外国绅士商人。这部分人在鸦片战争后大量来到中国。他们办理社会慈善事业的动机各不一样。有的是为了在中国立足，借兴办社会慈善事业来取悦中国人；有的出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以办慈善事业来欺骗中国人。也有相当一部分确实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把慈善当作一种国际性的援助事业来实施的。另一部分人多是政府要员的家属、下野政界官僚，或是晚清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办慈善的动机也十分复杂。有的是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有的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为了积德行善；有的是受外国人办慈善的刺激，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慈善事业；有的是下野之后，对过去从政时做的一些有辱国家民族的事情忏悔了，以赎罪心理来办社会慈善事业。中国的旧式慈善商业向现代慈善事业的转变就是在这些人的影响和带动下实现的。

一般来说，社会慈善事业是国家保障的补充。如果国家保障功能健全，社会慈善事业就会相对萎缩，如果国家保障不堪重负，社会慈善事业就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以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慈善事业对一个社会的发展起的仅仅是微调的作用，还没有哪个朝代像民国这样，社会慈善的作用空前膨胀，有时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新中国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热闹一时的社会慈善事业立即在神州大地销声匿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当时国家对资源的绝对垄断。建国前后，中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粮油统购统销、教育统一录取、就业统一分配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国家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权。由此，中国形成了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缓冲层面缺失，社会自治和自发组织能力受到剥夺和抑制，其结果是，一方面，中间组织和中间阶层缺少自上而下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垄断了几乎全部资源以及暴力手段的国家是惟一具有合法性的组织，任何其他组织都必须在国家体制中定位，才能得到资源与合法性，才能生存下来。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民间的社会公益团体的生存空间被国家压制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七十年代末，中国相继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以“市场”取代“计划”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社会中开始出现自由支配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由此产生了一些自下而上的纯民间组织；因政府和市场之间需要沟通中介，政府有意识地培育了许多官方非营利组织；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标志的社会改革使得社会从政府手中接管了许多社会管理职责，近年来民政部门推行的“社区建设”、“社会福利社会化”等使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广泛的基础。

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慈善事业重新得到了生长和发育的土壤。并且，由于经济体制的本质变化，当代中国的社会公益相对于中国古代和民国时期的社会公益有着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慈善筹资的动员方式上。当前慈善筹资通常是直接面对匿名的大众，动员者缺乏对被动员者生存所必须的资源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被发动起来的参与者，之所以选择参与，是因为他们认同了动员者所提供的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信念。在决定是否参与时，被动员者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度，他们不会因为拒绝参与而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

其次，现代社会筹资的辐射面更广。没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公益事业也就失去了立足之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中国近代公益事业在短短十年中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希望工程”、“爱心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所以能让国内外人士耳熟能详，一个重要的原因和标志就是它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大规模、积极主动的参与。以希望工程为例，希望工程效益评估课题组对全国29个省会城市的16岁以上居民进行随即抽样调查：93.3%的人知道希望工程。在知道希望工程的居民中，63.5%的居民本人以各种方式为希望工程捐过款，61.6%的居民所在单位为希望工程举行过劝募活动，另有48.8%的调查者回答家庭中有其他人为希望工程捐过款。结果表明，希望工程在城市社会中有比较雄厚的群众基础，捐赠者队伍相当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