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首场赈灾筹资义演

个人举办赈灾筹资义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戏剧界的艺术大师如梅兰芳、常香玉等就多次举办这样的活动。现在,这种赈灾筹资义演更成为我国为灾区民众奉献爱心的一种普遍的表达方式,也早已为演艺界以及社会各界所熟悉。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很多年里,每逢天灾发生,演艺界奔赴灾区的慰问演出占据了主要位置,而赈灾筹资义演却淡出了我国内地民众的视线。改革开放之初,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走向正轨,义演也开始恢复,自然,具有赈灾筹资性质的义演也在其中。
当年我国需要面对的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应属唐山大地震,而改革开放后的首次赈灾筹资义演也正是出现在这里。这次义演的酝酿时间之久、演员组合之奇特、演出持续时间之长,恐怕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可以占据独特的位置。
这场赈灾筹资义演的主倡者和演出者均是籍贯唐山市的马子兴、马子跃、马子玉兄弟三人。三兄弟当时分别隶属于河北省歌舞剧院、战友歌舞团、总政歌舞团,全都是男低音独唱演员。这种一家出了三位男低音独唱演员的情况,不光在我国,在世界乐坛乃至音乐史上都极为罕见。在刚刚踏入音乐领域时,三兄弟都离男低音独唱“很有一段距离”:马子兴是一位维修钳工,凭着多年刻苦努力考入了天津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歌舞剧院,正式与男低音独唱打上了交道;马子跃从事声乐之初是一位合唱演员,在一次全国调演中,由于团里没有男低音独唱演员,被团领导从合唱团调出参赛,结果获得全国优秀演员奖,从此走上男低音独唱之路;马子玉则是首先作为一名美编进入部队,后被作曲家时乐蒙、指挥家胡德风发现,开始了男低音独唱的生涯。三兄弟都是土生土长的唐山人,大地震时都不在唐山,他们的父亲由于地震当时正在北京探望儿子而幸免于难,但是留在家中的母亲和许许多多的亲友、同事、同学却没能逃过这场劫难。
地震后,三兄弟虽然对于“赈灾义演”这一概念的涵义还很模糊,但脑子里一直想为家乡父老“做点事情”,尤其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家乡“鼓鼓劲儿”、“捐点儿钱”。他们不断与唐山市有关方面取得联系,自己也在加紧筹划,有关方面也积极回应,但是,由于唐山市还处于恢复之中,场地、设备乃至道路等都还有待完善,因此三兄弟想法没能迅速得以实现。
到了1982年,唐山市已经基本从地震中恢复过来,市政、民生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举办赈灾义演的客观条件也日臻成熟。
经过马子兴、马子跃、马子玉三兄弟与唐山市有关部门的协商,初步决定由唐山市文化局等八单位作为主办单位举办赈灾义演。当时,河北省政府在石家庄建立了一所育红学校,专门接收地震中的孤儿。学校设有高中部、初中部、小学部和幼儿园,共接收有650多个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6个月。三兄弟与主办单位商议后决定,义演的收入全部捐献给在育红学校就读、生活的唐山地震孤儿们,义演的名称就设定为“为育红学校赞助文化基金演出独唱音乐会”,时间选定在1983年春节前后。
三兄弟马上找到各自的领导,报告有关赈灾义演的进展情况,并请求单位领导给予支持。三单位的领导都表示同意。由于赈灾义演在当时属于“新生事物”,马子跃、马子玉又是军人,因此此事在部队中迅速传开。得到消息,八一电影制片厂当即决定将义演摄制成纪录片。
演出的时间确定后,马子兴、马子跃、马子玉三兄弟开始准备各自表演的曲目。当时没有打电话的条件,三兄弟只能将自己要唱的曲目写在信中,用拓蓝纸复写一遍,再分别将信寄给其他两位。首先,三个人确定了选曲的基调:除了当时的主流歌曲外,为了照顾不同类型的观众,也要适当加入外国歌曲、流行歌曲以及唐山地域风格的作品。在确定各自演唱的曲目以及演唱的顺序后,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三兄弟不能聚在一起排演,因此就各自练习,遇到问题或有了新的想法,就用上述方法写信通知其他两人。经反复研究,三兄弟最终选定了30首歌曲,预计每人演唱10首,并将演唱曲目写信告诉唐山有关部门,请他们组织乐队伴奏。如此周而复始,写了几十封信。
1983年2月5日,马子兴、马子跃、马子玉三兄弟均自费买了车票,回到家乡唐山。除了演出服装、道具之外,每个人都带了一个装满文具的军挎包作为送给育红学校孩子们的礼物。
2月6日,三兄弟马上开始了紧张的排演:首先是三人之间的配合,再就是与唐山市的伴奏乐队之间的配合。伴奏乐队的选择也采取了当时非常罕见的“土洋结合法”——给马子兴配乐的是一位钢琴家;与马子玉配合的是具有唐山地域文化特征的实验唐剧团乐队,属于民乐演奏;马子跃的配乐则由唐山市职工业余小乐队担当,用西洋乐器。虽然三兄弟和伴奏人员还是第一次见面,而且是唐剧“土”乐队演奏“洋”曲子,但大家配合得很好,仅用一天时间就基本上达到了预期效果。
义演共两场,定于2月7日、2月8日晚上7点半开始。但是,三兄弟的日程安排并不局限于此。2月7日上午,三兄弟先来到唐山市截瘫病人医院作慰问演出,将所有曲目基本上为病友和医护工作者唱了一遍。马子兴演唱了刚拿到的、正在住院接受治疗的截瘫病人傅平生创作的歌曲《朋友啊,莫叹息》,马子跃还加演了他临时谱写的《要做生活的强者》。
慰问演出后,三人立即赶回剧场准备晚上的演出。经过短暂休息,三兄弟来到后台,准备登场。当时还没有特设的化妆室,也没有请化妆师,三兄弟在台后和伴奏乐队挤在一起,用自己带来的油彩对着小镜子往脸上涂。虽然油彩宛如京剧脸谱,但化妆简便,出汗时也不会变成“大花脸”。可是,三位男低音独自开一场音乐会有什么效果,因为国内没有先例,国外也没有听说过,主办单位心里没底,三兄弟上台前心里也是没底。
回家乡为震灾孤儿义演,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唐山市民的欢迎。虽然《唐山劳动日报》发了一条“本报讯”,但到底能来多少观众,谁也没有把握。然而开幕时,出乎主办方和三兄弟的预料,容纳1800名观众的开滦唐山矿工俱乐部(当时唐山市唯一的综合文化设施)内座无虚席。音乐会由男低音三重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开场,最后由男低音三重唱《我们是唐山人》闭幕,中间以每人连续唱10首(马子兴加演一首《朋友啊,莫叹息》)的顺序进行。除了《松花江上》、《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传统歌曲和唐山人自创的歌曲外,三兄弟还演唱了诸如《驼铃》、《故乡啊,故乡》等当时风靡一时的歌曲,另用5个国家以及刚刚传入内地的台湾通俗歌曲穿插其间,这些歌曲,对于很多唐山观众来说尚属首次听到。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只有悦耳的歌声和热烈的掌声在剧场大厅内回响,听不到一点杂音,三兄弟的表演让全场每一位观众都听到了自己喜爱的歌。很多人对于三个男低音举办一场音乐会是否成功的疑虑也彻底被打消,原因是三兄弟各自的声韵和音色拥有独特风格(马子兴属于“学院派”,马子跃属于“正统派”,马子玉属于“现代派”),没有让观众感到任何雷同。而民乐队演奏外国乐曲的伴奏方式,也让在场的观众感到新奇。
两场演出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每次演出结束后,观众都热烈鼓掌,但三兄弟只是鞠躬——当时没有返场的习惯。与现在相同的是三兄弟接受了献花,但收到的都是装饰门厅用的塑料花,下台后三人又将花摆回原来的位置。第二场演出结束后,应很多慕名而来的声乐爱好者的要求,马子兴又为他们进行了辅导授课。
2月9日,三兄弟将带来的学习文具交给有关部门,要求将文具和演出的收入一起交给育红学校后,三个人买了回程的车票,匆匆离开唐山市,一路站着(当时在唐山没有首发列车)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这次赈灾义演并没有就此结束。在离开唐山市前,三兄弟曾许愿说:这只是开始,如果有机会,还会将赈灾义演继续下去,“为家乡办点事儿”。果然,到今天为止,虽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兄弟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家乡,一次又一次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