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前后：世纪悲歌

《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前后：世纪悲歌》
第1节：转移权力重心，削弱了领导地位
在人类历史上，大国的衰落和瓦解并非罕见。最近500年中就有十来个大国强盛以后又衰败，有的持续几百年，有的只存在几十年。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有俄国、日耳曼和奥匈帝国相继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大不列颠帝国、其他殖民帝国以及日本相继衰败。不过，这些国家的衰败和政权的更迭，无一不是因为战争或暴力的结果。正如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指出的，“在这一时期，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地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然而，苏联的衰亡是非同以往的。人类社会政治自20世纪初以来步入政党政治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执政党，执政的性质、纲领可能有所不同，执政的目的、策略也可能区别很大，但有一条却又是共同的，即都千方百计地、不遗余力地巩固和延长自己的执政地位。可以说，这是所有政党产生、存在、发展的最高追求。但是，苏联共产党却有悖于此——是党的领导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自动放弃执政地位，宣布解散自己。为什么会自动放弃执政地位?为什么自毁的进程这么迅速、过程这么平静?为什么社会的主宰成了悲剧的主角?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和争论。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就此在他的著作《苏联的最后一年》中写道:“苏联解体之前，国内并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革命进程，也没有产生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瓦解似乎是在众多微弱的冲击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许多人当时认为即便将所有这些冲击力结合起来也不至于摧毁整个国家。诚然，苏联和苏共的危机和病态由来已久，它们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最核心之处，然而，不仅是国外的观察家，而且连苏联的政治学家和普通百姓，都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危险。人们没有预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分析家依然感到困惑。究竟哪些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客观因素导致了如此强大的国家迅速地灭亡了。这难道是自杀?如果工人没有罢工，农民在自家的土地上安心劳动，老师教书育人，学者在实验室从事研究，那么又如何解释这样的国家会崩溃呢?如果国家的军队绝对服从指挥，秘密警察系统强大而有效，那么又如何理解这样的国家会灭亡呢?”麦德维杰夫继续写到:“共产党是苏联的唯一政党，按照苏联宪法，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者和前进的力量’。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普通的执政党，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这个国家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在此情况下，共产党的机构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统治国家的国家机构，共产党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削弱。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依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俄罗斯流传着一个名为《不死的老头》的民间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神秘的沙皇统治者，他力大无比，不可战胜，他还可以永生不死。据说他的心脏和他的死亡放在一个箱子中，并被安全地藏到一个遥远的海上小岛，埋在一颗粗大的橡树下面。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须要倒塌。”
第2节：转移权力重心，削弱了领导地位
这位严肃的历史学家、苏联议会代表、苏共中央委员的许多观点、结论是正确的。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自己打垮了自己，是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前程，是自己扮演了悲剧的主角，也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第一节地位矮化——合法性动摇了现代国家是民主和法制的国家，现代社会是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任何执政党执政必须高度重视合法性问题。然而，戈尔巴乔夫主政后却使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现实中逐渐被稀释、消融直至丧失。一、转移权力重心，削弱了领导地位这主要始于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总结苏共二十七大以来改革的形势;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在这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一套完整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全面充实人权的改革目标;引入政治竞争的选举原则;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权力关系;改革党和苏维埃的权力机构;塑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关于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权力关系，改革党和苏维埃的权力机构，这次会议明确:“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不能越过苏维埃加以解决”。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还明确提出:“党对国家机关只进行政治领导，不能越权代行国家领导机关的职能。”这次会议结束后，苏联即开始实行党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分离，明确党中央政治局为国家的政治领导机关，不能取代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接着，在1988年9月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后，又取消了党中央的一系列职能部门，将其职能转交给政府或最高苏维埃及其委员会。与此同时，党的组织活动大大减少，有的机构甚至陷于瘫痪。为了改变以党代政、议行合一的决策模式，戈尔巴乔夫还推行了两项重大宪政改革:一是建立全新的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赋予其修改宪法的权力，使其成为国家最高的立法机关;二是把最高苏维埃改造成有实权的议会，所有国家机关直接对其负责，干部的任命由它而不是由党的机关批准。这样，这种分权制衡原则就使苏共权力迅速向苏维埃和行政机构转移，党的领导权受到极大削弱，党的政治决策进程开始失控。1990年3月，在召开的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又在苏联宪法中增设了“苏联总统”一章，规定:党与国家分开，国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总统是国家元首，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并可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政府首脑、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苏联总检察长的候选人;总统可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部长会议辞职的问题，可以签署法律。据此，被选举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任命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总统委员会。依据新修改的宪法规定，总统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苏联内外政策和措施并负责实施;保障国家安全;讨论实施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赞同的经济纲领和措施。这样，又使苏联的决策核心从苏共中央政治局转移到了苏联总统委员会。戈尔巴乔夫在就职演说中称，他作为总统“不是某一阶层或政治派别的代表，而是全体人民的代言人”。戈尔巴乔夫担任总统职务后，在国内外即很少以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活动，更多的是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参加活动并发布命令。1990年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发表的《纲领性声明》还规定:“党将放弃形式主义的圈定名单的做法”，“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有权做出干部任免决定，党内的干部任免权由上级机关下放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大会通过的党章也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如果不同意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议，“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权不执行这一决议。”至此，苏联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消失殆尽，苏共的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被各级行政和议会领导机构所取代。所以，后来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宣布本国独立时，苏共对此已经无能为力。
第3节：修改联盟宪法，放弃了领导地位
二、修改联盟宪法，放弃了领导地位在法律中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使自己的执政地位具有法律效力，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共同做法。戈尔巴乔夫主政之前，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也是不断加以强化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事实上已经成为执政党。但在1918年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和1924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中，都没有专门规定布尔什维克党在社会中领导地位的条款。随着党的建设、国家政权建设的不断成熟，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共才开始以苏共党章和苏联宪法规定的形式从法律上确立了自己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和1939年十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机关，“党是劳动群众的一切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1936年，苏联宪法第126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是一切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赫鲁晓夫时期，虽然宣布苏联已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苏共已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全民党”，但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党章中，仍明确规定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十分强调苏共在苏联社会的领导作用。在勃列日涅夫主持通过的苏联1977年宪法中，对苏共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作了明确并且十分完整的表述。这部宪法的第6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之存在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苏联共产党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决定着苏联的对外、对内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她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按计划的有科学根据的特点。”
第4节：修改联盟宪法，放弃了领导地位
“党的一切组织都在苏联宪法的范围内行动。”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所以这次使苏共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苏联党和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和重大步骤，也从宪政上保证了其一党执政的不可撼动性。但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主政后，特别是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是首要任务后，戈尔巴乔夫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主张建立多党制。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提出这一主张，是他认为:苏联经济形势严峻、改革进展缓慢，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发展与在计划体制下滋生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平均主义价值观念、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以及与以计划体制为依据的既得利益者们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引进政治竞争，打破党对权力的垄断地位。后来，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生平与改革》中说:“如果试图简单地概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那么它所思考和实施的东西可以说是——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的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即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的手里。”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戈尔巴乔夫削弱党权力的目的。在1990年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又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对苏共进行“革新”，认为“在进行革新的社会中，党只能作为民主承认的力量而存在和发挥先锋队的作用。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苏共自然要为取得执政党地位而斗争，但是这样做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内，放弃某些法律和政治优势地位”。“苏联共产党并不想享有垄断权，它愿意同一切主张革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进行政治对话与合作”。这样，在戈尔巴乔夫的力主下，1990年3月，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从宪法中删去了苏共领导作用的条文，并以多数票赞成修改宪法第6条，将原来的内容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被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及其他形式，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所有政治力量、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在宪法和苏联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从这次会议开始，苏共的合法领导地位即被取消。而与修改宪法第6条相联系相配对的“苏联总统”条款在该次会上通过后则立即正式施政。这就意味着:从此，多党制在苏联社会政治中合法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最高苏维埃只能服从苏联总统;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执掌国家权力，苏联共产党对苏联政权的领导不存在了。美联社对此评论说，“放松党对权力的强硬控制，与其他党派一道竞争统治苏联的权力，具有划时代意义。”
第5节：歪曲丑化历史，否定了领导地位
三、歪曲丑化历史，否定了领导地位俄罗斯民族历来是优越感、自信心最强烈的民族。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却上演了两出历史虚无主义的悲歌。虽然目的性质不同，强度裂度不一样，但作用和效果却是叠加共振的。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共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本来有着最光荣的历史。十月革命的旷世之举，二、三十年代的工业化成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航空航天的骄人成绩，唯一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全球地位，这些传世成就都是非常值得党和人民自豪的。但是，苏共不但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些来凝聚人心，提升民族形象，反而对之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摧毁了人们的精神支柱，摧毁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党的领导地位。苏共在自己历史上的虚无主义态度始于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6年2月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凌晨，1340名会议代表被紧急召集到会议大厅，由赫鲁晓夫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秘密报告。报告题目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这篇报告从七个方面，对斯大林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第一，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报告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语录，批判斯大林利用《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颂扬个人，利用颁发斯大林奖金、建立斯大林纪念碑，以及以个人名字命名企业和城市等助长个人迷信。还宣读了列宁1922年12月给俄共〔布〕十三大的信，信中批评斯大林太粗暴，建议调整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公布了列宁1923年3月5日给斯大林的信，信中要斯大林为自己的粗暴行为对克鲁普斯卡娅赔礼道歉，否则将同斯大林断绝关系。第二，斯大林违反法制、进行大规模镇压的错误。报告揭露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首先从镇压党内反对派开始，当时采用“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把思想斗争变成了镇压和肉体消灭;同时列举联共〔布〕十七大的代表和中央委员被清洗的材料以及其他许多案件，并联系批判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点和批准使用肉刑的做法，把大规模镇压的责任归罪于斯大林;甚至暗示“基洛夫案件”是斯大林幕后策划制造的。报告还列举“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等材料，说斯大林晚年“有一个消灭政治局内老同志的计划”。第三，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错误。报告揭露斯大林对战争缺乏警惕，不相信许多预先说明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强防御，加上“大清洗”又无辜杀害了大批军队干部，削弱了苏联红军的战斗力，从而造成卫国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报告说:初战失利后，斯大林又完全丧失信心，认为“一切都完了”，甚至“完全撒手不管”;在后来的战争中，斯大林的指挥也犯了严重错误，只是“按地球仪制订作战计划”，使哈尔科夫战役损失几十万士兵，等等。
第6节：歪曲丑化历史，否定了领导地位
第四，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报告说，在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把车臣—印古什、卡尔梅克等几个少数民族强行迁徙，使整个民族从其故乡被集体驱逐到远方，这些民族的自治共和国建制也被取消。第五，斯大林在处理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方面的错误。报告说，战后苏南两国发生纠纷，最后导致决裂，斯大林在这方面“扮演了可耻的角色”。并说斯大林曾声称“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第六，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中的错误。报告说，斯大林对农村情况根本不了解，几十年没到过农村，“只是从电影上看农村和农业”。反对提高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主张增加农业税的数额，从而造成苏联农业的困难和落后。第七，斯大林违背集体领导原则，实行个人专断。报告说:斯大林没有按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间“相隔了15年”;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也很少召开，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没有开过一次中央全会;斯大林晚年不仅不开中央全会，连政治局会议“也只是偶尔开过几次”，等等。应该看到，在苏共二十大即将闭幕的时候，赫鲁晓夫突然抛出这个后果和影响都极为重大的秘密报告，也是有深刻的原因的。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斯大林后期，个人迷信已经成为苏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不突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斯大林模式，苏共新领导集体就难以有新的作为。所以在斯大林葬礼结束后于1953年3月10日召开的第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就谈到:“我认为，个人迷信政策必须加以制止。”另一名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后来也说:“大约20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斥责过的个人迷信，这当然不能不对党内状况和党的工作发生极不良的影响。”还应该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确实披露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有些错误的确是骇人听闻和前所未有的。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这些错误，对于吸取教训、纠正错误、改进今后的工作是有益的。同时，赫鲁晓夫在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时候，并没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历次党内斗争的评价方面，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方面，甚至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方面，赫鲁晓夫同斯大林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对待这些基本问题上，赫鲁晓夫的立场、观点同后来戈尔巴乔夫等人的立场、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拉开了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浪潮的序幕。赫鲁晓夫从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入手，到全盘否定斯大林，把苏共历史的失误完全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尽管此时的赫鲁晓夫并不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只是把斯大林作为违背社会主义思想的极端典型来批判，但由于斯大林与社会主义和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必然导致党和人民思想的严重混乱，导致党的领导地位的动摇。
第7节：歪曲丑化历史，否定了领导地位
尤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包含着许多极其严重的错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许多内容严重失实，比如，基洛夫事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说:基洛夫事件“是一件非常令人怀疑的事件”，其中“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凶手可能得到警卫的“协助”，基洛夫的保卫人员在被带去询问的途中突然“死于汽车事故”，而同车人无一伤亡，列宁格勒的内务干部随后又被“全部枪毙”，大概是为了“消灭人证”，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是暗示斯大林在幕后策划杀害了基洛夫。其实，若干年后的调查表明，在这件事情上根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怀疑斯大林，基洛夫的被害其实系情杀。虽然基洛夫的被害曾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坚定了斯大林开展“大清洗”的决心，但基洛夫本人并不是“大清洗”的受害者。苏共中央为搞清“基洛夫案件”，曾在1956年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专门调查，其中有莫洛托夫、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福尔采娃等12个人参加。他们看了许多文件，研究了“得到的和可能得到的全部材料”，但“没人找到任何对斯大林不利的材料”。“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与杀害基洛夫案件无关。但赫鲁晓夫不让公布这个结论，因为这个结论对他不利。”又如，哈尔科夫战役。这个战役发生在1942年。赫鲁晓夫当时作为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曾参与制订了这个战役的计划。由于计划和指挥的失误，苏联红军落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包围，损失了几十万人。据德方宣布，仅俘虏就有20万人。为此，赫鲁晓夫被从前线召回莫斯科进行审查。斯大林告诉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沙皇的军队在东普鲁士陷入包围，遭到失败，指挥军队的将军后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被处绞刑。赫鲁晓夫因此特别害怕，担心自己会受到严肃的处理。但不久斯大林又让赫鲁晓夫上了前线。这本来是赫鲁晓夫历史上的一大错误，斯大林也没有追究并且又给了他机会。但是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却说，他早就建议停止这次战役的作战行动，曾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不接，却让马林科夫在电话中告诉自己“一切按原计划执行”，结果使战役遭到失败。这样，赫鲁晓夫就推卸了自己的责任，把错误归于斯大林。而事情的真相却不是这样的。据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说:发动这次战役的确是斯大林的主意，朱可夫曾表示反对，赫鲁晓夫则竭力支持;赫鲁晓夫并未在灾难发生之前试图取消这场进攻;斯大林之所以没有取消哈尔科夫战役，是因为前线司令部低估了情况的危险性并认为可以继续进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也认为，由于当时的电话谈话没有留下记录，因此今天很难弄清真相。可见，赫鲁晓夫在哈尔科夫战役问题上的说法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第8节：歪曲丑化历史，否定了领导地位
再比如，卫国战争初期指挥判断失误问题。赫鲁晓夫说，过去斯大林把战争初期的悲剧归咎于德国人的突然袭击，“事实完全相反”。1941年5月间有多起情报和英国人的警告:德国人将进攻苏联，但“斯大林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苏联的防卫以免遭到突然袭击”，“斯大林对什么都置若罔闻”。“战争初期降临到我们祖国的可怕危险主要是斯大林错误的指挥我党和我国才造成的”。实际情况是，在1941年德军进犯苏联前夕，确有德军进攻的情报，但也确有另一方面的情报和分析认为有英国挑拨德苏关系转嫁战火的可能。斯大林判断错误，应负责任，但并非对一切都“置若罔闻”。关于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曾引起人们的震惊。对此，卫国战争的最高副统帅、斯大林的助手朱可夫元帅明确指出:“这与事实不符。”斯大林严格要求每天两次向他报告各方面军的战况和情况变化的地图。曾几百次去过斯大林办公室的高级参谋什捷缅科回忆说:“那种所谓根据地球仪指挥作战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朱可夫在回忆了历次重大战役后归纳说:“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还比如，说战争初期失利后斯大林丧失信心，认为“一切都完了”，甚至“完全撒手不管”，这与事实和史料记载就更为不符。《大元帅斯大林》这部史学著作的作者，是一位曾因对斯大林出言不恭而被判刑、后因在惩戒连“用鲜血来赎罪”，同德寇“在几次肉搏中活了下来”的与斯大林同时代的人，从他通过10多年大浪淘沙淘出来的珍贵史实中，有两件事足以说明斯大林对战争的高度重视和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了必胜的信念。第一件事，是德国法西斯对苏发动侵略战争的当天——1941年6月22日，作为父亲的斯大林行使了一次特权，召唤两个儿子、一个养子立即入伍。他说:“孩子们，战争来临，你们应当成为军人。”随即，大儿子、养子到了作战最激烈的西部前线，二儿子加入了空军。不久，大儿子雅科夫在前线作战被俘，德军曾想用他交换德军被俘的元帅鲍利斯。斯大林坚决不同意，说:“那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儿子。”后来雅科夫牺牲在纳粹的集中营。这中间的情节是曲折、动人而充满悲剧色彩的。雅科夫被俘期间，德国党卫军曾实施反间计，采取卑劣手法骗取雅科夫的声音，然后又对录音进行剪辑，把雅科夫制造成斯大林制度的揭露者和苏联红军的投敌变节分子，在报纸和广播中反复刊登、播放。斯大林得知这些情况后，即依照法律下令根据通常办法将雅科夫的妻子尤利娅作为叛徒的妻子予以流放。直到1943年，从俘虏的德党卫军情报人员中弄清德国人对雅科夫使的是卑鄙的反间计，雅科夫不是叛徒之后，尤利娅才被解除监禁回到家中。
第9节：歪曲丑化历史，否定了领导地位
此时，被俘期间表现英勇的雅科夫也从新来的战俘口中得知了德国人的反间计。为了证明他没有参与法西斯分子的肮脏勾当，为了不让德军以后再利用他的名义，雅科夫含恨自杀了。在彻底弄清雅科夫在监狱和集中营的被俘生活和英勇行为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77年发布命令，追授雅科夫一级卫国战争勋章。此时斯大林逝世已经24年，他在生前没能看到儿子的昭雪。虽然为此他曾饱受煎熬之苦，但他始终不曾对自己把儿子送到作战一线有过自责和后悔。他所考虑的是党、国家和红军战士的形象，是战争的胜利。第二件事，是德军入侵苏联四个月后，在希特勒军队围困莫斯科的情况下，为了鼓舞人民和军队，斯大林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屹立在红场检阅台上阅兵，红军战士从检阅场直接奔赴前线，喊着斯大林的名字冲向敌人。这一壮举，极大地鼓舞了人民，也使敌人心惊肉跳。《大元帅斯大林》这部书中记载: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捷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日加列夫将军，一个问题就把他们难住了:“过10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了，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不知所措。莫斯科正处在慌乱的撤退之中，各个机关都在焚烧文件，全城烟雾缭绕，没有人想过要举行阅兵式。“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阿尔捷米耶夫迟疑地说:“但是形势……而且城里没有部队。炮兵和坦克都在前线，这合适吗?”斯大林朝坐在桌子后面的政治局委员们点了一下头说:“但是国防委员会认为必须举行阅兵式。这不仅会对莫斯科市民，而且还会对全军和全国起到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两位司令得到了指示，在绝对保密下筹备阅兵式。尽管这是传统的阅兵式，但是很不寻常。这一次阅兵不只是军事的，还是政治性的，挑战性的，是藐视敌人的，是给予他们一记耳光:你们叫嚣说攻下了莫斯科，可我们还在举行正常的节日阅兵式!在敌人距离城市不到几十公里远的时候，举行阅兵式是十分冒险的。德国人要是知道要阅兵，就会以几十倍的地面和空中优势兵力，像一支利剑在狭窄地段突破防御线、直插红场。这当然是个假设，但是距离真实情况并不远。毕竟德国人曾不止一次地以楔形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破了我们纵深的防线。但是这一回他们没有为突击做好准备。他们的情报部门没有打探到我们策划的这个意外行动。当阅兵式开始的时候，广播电台才开始向全世界转播。在柏林，在“狼穴”的人当然也都听到了，但是事出意外，难以置信，德国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德国人都害怕向希特勒报告这件事。他自己很偶然地打开收音机，听到军乐和士兵坚定的脚步声。元首起初以为是在转播德国的某个庆典，但是他听到了俄国话和俄语口令，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冲向电话机。他知道，现在不是骂情报人员和总参谋部的人的时候，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他直接打电话给中央集团军群的司令部。
第10节：歪曲丑化历史，否定了领导地位
希特勒听到接线员的声音后努力保持平静，以免吓坏了人，他克制地说:“我是希特勒，请给我接最近的轰炸机联队的指挥官。”这时，希特勒听到话筒中的只言片语和交换机切换的声音。在这几秒的时间里，他怒火中烧，而且烧得越来越旺。一个不安的声音在听筒里喊起来:“元首在哪里，我听不见他说话。”“我在这里，”希特勒说，“你是谁?”“我是第12轰炸机联队的指挥员，将军……”“你是头笨驴，不是将军。俄国人在我们的鼻子底下举行阅兵式，你还睡得像个死猪一样。”“但是，元首，天气……不适于飞行……有雪……”将军的声音断断续续。“好飞行员什么天气都能飞，将军，我给你一个小时来弥补这个罪过。你的所有编队立即出动，你亲自带领，亲自!我等你们回来后向我报告。好了。”几分钟后，这位将军已经飞在天上了。他看到，在他后面其他三架一组的轰炸机编队相继起飞。但是，将军没有能飞到莫斯科，他的飞机和其他25架轰炸机在远接近地被击落，其余的轰炸机掉头回去了。与传统的做法不同，今天讲话的不是检阅部队的人，而是斯大林。就是在这一天，他说出了让所有的人都永志不忘的话。“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斗争。让我们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兹涅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同和平时期的阅兵式不同，今天的步枪、机枪、大炮和坦克都是装着实弹的。这确实地标示:他们离开红场后不是回营房，而是开赴前线——参加阅兵的许多人都背着行囊。坦克、牵引车、装甲车和大炮长时间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隆隆驶过，从城里向各郊区和周边市县……马蹄的嗒嗒声、步兵行进的脚步声、车队的轧轧声持续不断。上前线去!对全国来说，阅兵式都是想不到的、振奋人心的大喜事。这鲜明地证实了斯大林作为政治家和团结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的领袖的优秀品质。从以上两件事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战争初期苏军遭受的损失很大，当时的战局对苏联十分不利，但斯大林对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并不是认为“一切都完了”;不仅自己有信心，而且还冒着巨大危险，坚持红场阅兵，以鼓舞士气，鼓舞人民。可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存在着严重失实的，自然，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第11节：歪曲丑化历史，否定了领导地位
如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运动的序幕的话，那么这出剧的高潮和谢幕，则是戈尔巴乔夫完成的。正如美国合众国际社1987年7月21日的评论所说:“戈尔巴乔夫正在完成赫鲁晓夫60年代初开始的工作:抹去独裁者斯大林身上的神话色彩，但做法不同，他让斯大林的暴行暴露在公开性原则的聚光灯下。”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下，掀起了重评斯大林的活动。这次重评斯大林不仅规模大、范围广，涉及文化传统、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各个方面，传媒更把挖掘历史、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阴暗面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而右翼势力则乘机推波助澜，掀起了一股步步深入直至全盘否定苏共历史和苏联领导的浪潮。一是从对斯大林个人的否定发展到对整个党的否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主要是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大清洗”及某些内外政策的批判，而这一次重评斯大林不仅仅局限于从斯大林个人身上找原因，而要从整个党身上找原因，不仅要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要全面否定党，从而为实行多党制找根据。戈尔巴乔夫1988年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公开指责:“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批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二是从对斯大林时期的否定发展到对整个70年历史的否定。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在某一阶段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因此斯大林及其亲信才可能具有无限权力，镇压无辜和违法乱纪的浪潮才可能出现。在那些年代里形成的靠行政命令办事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危害极大的影响。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在于这一体制。”对戈尔巴乔夫的这些言论，连许多西方人士也不理解。美国政论家、作家达维多在《剖析苏联出现的反共现象》一文中说:“苏联出现的反共现象与日益增强的否定和歪曲苏维埃国家和苏共70年历史紧密相关。社会主义不仅被描绘成失败的试验，而且被说成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无数的损失和痛苦，十月革命被描述为俄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开端”;“更使人费解的是:如果说以前这种对事实的歪曲来自国外的反苏势力，那么现在则是苏联的主要报纸杂志和往往是知名的党员通过电视台向苏联人民提供的”;“允许反共毒汁如此自由地流入苏联血液这样做对吗?……没有哪个国家允许国内存在如此公开以使国家解体为目的的破坏活动”。
第12节：歪曲丑化历史，否定了领导地位
三是从对斯大林体制的否定发展到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抓住斯大林的错误，否定苏联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兵营社会主义”、“粗陋社会主义”和“行政官僚的社会主义”来描绘苏联社会。接着又把矛头指向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重弹西方自由派和俄国流亡政治家的老调，认为十月革命是各种偶然事件的巧合，不是一场伟大的人民社会革命，而是一小撮职业革命家精心策划的政变，是布尔什维克搞的一次实验，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说十月革命中断了俄国向工业化民主社会发展的前程。苏共中央领导人对这些言论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推波助澜。戈尔巴乔夫也把十月革命开创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一种“极权官僚式的社会主义”，“已经遭到战略性失败”，并认为这种制度延误了国家的“革新”，是苏联遇到的一切困难的根源，从而应该彻底否定。这样，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就不存在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领导地位也就随之被否定了。
第13节：忽视人民认同，丧失了领导地位
四、忽视人民认同，丧失了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政党取得执政权以后，都要在民众中不断增强和扩大执政的合法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是执政党取得权力和进行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一个得不到民众认可和支持的统治政体，虽然依靠权力的强制性能够进行统治，但终究会因为合法性的丧失而失去执政地位。纵观苏联共产党74年从兴盛到中转到衰亡的执政史，也可以说，是一部苏共同人民的关系从密切到疏远到决裂的历史，是一部苏共的执政地位从获得到降低到丧失的历史，也是一部苏共执政的合法性从拥有到高涨与危机反复出现直至最后完全失去的历史。列宁时期，列宁告诫全党:“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列宁不仅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这样做，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列宁创造了亲自接待群众来访的制度和信访制度，他在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列宁还亲自批阅大量人民来信。一次，一位普通红军战士给列宁写信反映当地干部的严重腐败问题，他说自己感到绝望，将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表示抗议，但在死之前要把真实情况告诉自己的领袖。列宁见信后立即批示当地领导人要尽快找到这位战士加以制止，告诉他派去的调查组马上就到。列宁还非常注意深入基层和深入群众。他经常在群众大会上直接向普通工人、市民发表演说，多的时候一天演讲五到六次。据不完全统计，从1918年3月到1922年底的四年零九个月时间内，列宁在莫斯科一地就演讲了250次。当那些衣衫褴褛、面色苍白的工人们看到自己最敬爱的领袖来到他们中间，倾听他们的声音，亲自回答他们的问题时，所有的饥饿和劳累都忘记了。斯大林曾经用古希腊神话中大力神安泰的故事来比喻党同人民的关系:无论敌人有多么强大，只要安泰站在土地上，不离开大地母亲，便所向无敌，无人能战胜他;而当他一旦离开土地，脱离大地母亲，则会失去力量，轻而易举地被击败。敌人发现了他的弱点，设法将他举到空中，在空中掐死了他。斯大林说: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强而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与自己的母亲，即生育扶养并把他们教导出来的群众保持着联系。……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坚强有力而不可战胜的关键”。斯大林讲的动人故事，曾经鼓舞了一代人。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中，正是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深得人心的口号——“和平、土地、面包”，才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正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军队中每五名士兵就有四名支持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才使党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新政权。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正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同人民在一起，无论是在前方还是在后方、是在车间田头还是在火线战壕，总有共产党员冲在最前面，党与人民休戚与共，人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和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为社会主义而战就是为人民自己而战，所以人民衷心地拥护党，并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才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世世代代的骄傲。卫国战争结束后，面对“城市和乡村的断壁残垣、一片片废墟和火场的遗迹”，又是党同人民一起，创造了战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重建社会主义强国的人间奇迹。曾经亲身经历过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曾任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的卡尔波夫，在他的《大元帅斯大林》这部书中，对当时战争破坏的严重、重建国家的困境，以及党同人民战胜困难、创造奇迹的情景，作了动人的回顾:斯大林到柏林会见各盟国首脑是乘火车去的。他看见了窗外满目疮痍的城市，在村子里像烧焦了的没有叶子的树木一样耸立着成千上万个烟囱。这一切都直观地证实了国家特别委员会关于德国侵略者在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详细报告:“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完全或部分破坏了600万幢房屋，使2500万人失去栖身之地。遭受最严重破坏的城市中有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敖德萨、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奥廖尔、哈尔科夫、沃罗涅夫、顿河畔罗斯托夫等许多城市。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毁坏了曾经拥有将近400万工人的31850个工业企业;销毁或运走了239000台电动机、175000台金属切削车床。
第14节：忽视人民认同，丧失了领导地位
破坏了65000公里铁路线，4100个铁路车站，36000个邮电局、电话局和其他通信设施。摧毁或破坏了40000家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84000所中学、技校、高校、科研所，43000座公共图书馆。掠夺了98000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和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宰杀、抢夺或赶到德国去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2000万头猪、2700万只羊、11000万只鸡。”这一切都有待恢复。没有钱，没有建筑材料，几百万最强壮最年轻的建设者牺牲了。而510万个从德国战俘营回到祖国的人都受尽了折磨，精神和身体都受了伤害。他们需要得到住所、饮食和医疗的援助。苏军从德国战俘营解救出来的盟国的公民也需要紧急援助和遣返，他们人数也不少:732378人，其中美国人20949名、英国人23744名、法国人291903名、比利时人32789名、荷兰人30958名、卢森堡人1308名、挪威人1040名等等。建设的进展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造成的破坏之后一样。为夺取胜利而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之后的筋疲力尽以及巨大的重建工作足以使人心灰意冷、意志消沉。又是斯大林和党成了一股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的强大力量，它召唤苏联各族人民，发动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去创造史无前例的、新的劳动功勋。我没有能力把握和描述战后恢复国民经济、重建城市、恢复普通的人的生活的过程;虽说我本人也参加了这个伟大的高潮，亲眼看见了一切，可是直到今天也感到惊奇:我们是怎样战胜这一切的!斯大林1946年2月9日向选民发表演说时，号召人民创造劳动功勋。这个号召很像他1941年7月3日的讲话，他当时动员苏联各族人民起来进行反对德国侵略者的伟大战争。斯大林在演说中总结了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他说:战争并不只是一件可诅咒的事情。它同时又是考验和检查人民一切力量的伟大学校……是对我们苏维埃制度，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政府以及对我们共产党进行的一次考试。他接着说，按照这些指标我们通过了考试，而且战胜了非常强大的敌人。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和平建设中面临的困难，这难道还用怀疑吗?斯大林一如既往，讲得很平静，不慌不忙。他的演说很有说服力，我听着(全国都在听广播)他的演说，心头升起一股内在的力量、激情、信心，相信他说的一切都一定会实现。接着，作者还进一步引用全苏人民代表大会时一些代表在自己所投选票上写的一些表达自己对党、对斯大林思想感情的话。作者认为这才是客观、真实的。他写道:
第15节：忽视人民认同，丧失了领导地位
作为证明，下面要引用一份很有意思的、客观的、真实的文件。除了日常关于工作进程、人们的情绪和言论的公开报道之外，会议还要汇集而且向上报告人们在不必担心由于自己的坦率而可能遭受迫害时，都有什么议论、什么想法。提供这些最隐秘的想法的来源之一就是人们在最高苏维埃代表选票上所作的批注。他们走进填票室，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可以毫不担心地匿名写下他想写的一切。下面就是这种文件的摘录。苏共〔布〕莫斯科市委组织指导部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时选票上批注情况的通报1946年2月12日选票上还有这样的批注:“我投斯大林同志一票，祝他长寿，造福于人民。”“我投票赞成亲爱的斯大林，赞成美好的未来，赞成人民的幸福。”“光荣属于伟大的斯大林。”“我的一票投给冰清玉洁的人，投给伟大的斯大林。”“全心全意地赞成斯大林同志和致选民信中阐述的中央的纲领。”用乌克兰文写的批注说:“愿生身的父亲、从德寇的奴役下解放了乌克兰的斯大林同志长寿。我赞成斯大林同志。愿他英明的目光为我们照亮道路，愿他慈祥而善良的心能够长久跳动，为祖国谋福利。斯大林万岁!”第44选区(工人选区)的一个选民做了下面的批注:“我到过许多国家，非常了解什么叫资产阶级民主。我赞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俄罗斯人民、苏维埃道德、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斯大林。”“高高兴兴地投票赞成马林科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他们都是斯大林派的共产党员。我爱斯大林同志胜过自己的生命，所以珍惜亲近斯大林同志的一切。我们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了胜利。我们英明的领袖万岁。”一批军官代表写下这样的批注:“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愿意为您付出的不仅是一票，而且是自己的生命。”还有对党发出的呼吁。一位选民写道:“我是非党人士，可是相信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另一些选民写的是:“我们胜利的组织者——布尔什维克党万岁。我是第一次投票，我赞成共产党员与非党联盟的候选人。”“我投共产党、人民的幸福和共产主义一票。我欢迎为进一步改善我们生活而奋斗的布尔什维克党。愿党与非党联盟更加巩固!”从以上不难看到，苏共曾经是怎样地深得民心，深受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拥护!但是后来，苏共的悲剧也发生在党同人民的关系上。既没有处理好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又同农民的关系长期紧张，还使知识分子长期受到歧视和压抑。
第16节：忽视人民认同，丧失了领导地位
在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方面，由于僵化教条的执政模式，没有意识到高度集权的工业管理体制限制了工人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而指望通过经济核算和强化一长制来激励其效果又并不好。现存经济体制还在很大程度上助长和放大了工人队伍中存在的落后的观念，把追求平等变成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在这种状况形成既有格局的条件下，市场机制的盲目引入，使工人队伍的地位大不如前，社会挫折感异常强烈，加之又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自然就对党失望了。在同农民的关系方面，党长期忽视了苏联曾是一个“小农和极小农”的国家，农民曾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党与农民的关系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低估农业问题的严重性，忽视农民的利益。在其主政期间，谷物、棉花、甜菜产量都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农民也始终被排斥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在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方面，长期以来，苏共在指导思想上始终没有解决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始终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政治上，苏联广大知识分子不仅受到歧视，而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在经济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抹杀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知识分子的待遇相对较低。这些错误政策使知识分子的利益严重受损，越来越多的人对共产党持怀疑、否定的看法，甚至加入了反共组织。此外，苏共长期以来还忽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不注重解决人民生活方面的困难，又更加加剧了人民对党的离心倾向。1985年戈尔巴乔夫主政之初，曾有过90%的支持率。1988年11月，也有71%的民众赞许苏共中央的工作。然而到了1990年6月，则降为21%。进入1991年后，更是持续下降到15%、13%、10%。苏共解散前夕，据苏联社会科学院调查，认为苏共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只占4%，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只占7%，代表全体党员利益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利益的则占85%。种种迹象表明，党已经失去了人民，党的领导人也已经丧失了影响力。莫斯科《自鸣钟》报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的知名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几乎没有人听他讲话，他可以机敏，也可以愚蠢，可以好，也可以坏，反正人民对他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他也不寄予任何希望了。”人民在对党绝望、抛弃戈尔巴乔夫集团的同时，却把希望转向了叶利钦。就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众支持率急剧下滑到10%的时候，叶利钦却在1991年6月12日举行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以遥遥领先的57.3%的选票在首轮选举中即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苏共提名推荐的候选人虽得票数仅次于叶利钦，但竟落后叶利钦40个百分点(仅为16.8%)。
第17节：忽视人民认同，丧失了领导地位
在决定党和联盟命运的“8·19”事变中，叶利钦更是得到民众和军队的支持才成就他后来的大业。本来，以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在“8·19”事变前已派部队控制了在郊区度假的叶利钦和叶利钦在市内的大本营俄罗斯议会大厦。但由于派去控制叶利钦的特别小分队除队长外其余不执行任务，从而使叶利钦轻而易举地返回莫斯科，从容布置反击。派去占领俄罗斯议会大厦的部队也遇到了市民的阻拦。越来越多的市民走上街头，在通往俄罗斯议会大厦的主要道路上用汽车、水泥、砖头、木桩等一切可用的东西筑起路障，阻止部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前进。很多人拥在军车旁边，劝说士兵返回军营。大约有10万市民聚集、守卫在俄罗斯议会大厦周围。这时，叶利钦走出议会大厦，在广场上同部队、市民见面，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海浪般的人群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莫斯科的上空。”这一幕，几乎世界上所有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遗著《超越和平》中也写道:“我们都记得他站在坦克上面对一群支持1991年8月政变的固执的共产党人时的情景。”这期间，莫斯科和许多城市还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人们高喊着“打倒苏共”、“审判苏共”等口号。参与游行者绝大部分是工人、学生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军队也发生倒戈。被紧急状态委员会调到莫斯科的两个机械化步兵师、一个装甲师、一个空降师的指挥员私下与叶利钦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反戈一击。于是坦克掉转炮口，反过来保卫叶利钦的议会大厦。在戈尔巴乔夫主政末期，由于经济崩溃，人民的生活也十分困难。1990年，市场供应的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9%以上的商品短缺;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得不凭票供应;居民手中已有2000亿卢布的购买力得不到满足。1990年莫斯科1274家肉食店，6月份有35家脱销，8月份有272家脱销，9月份则达到730家。麦德维杰夫就此在他的《苏联的最后一年》这部书中写道:“国内几乎所有地方都对肉、糖、油、米，甚至牛奶都实行凭票限额供应体制。肉类罐头、香肠，便宜的糖果和葵花油，在商店里早已脱销。从1990年秋天开始，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也实行每周定额供应食品。”叶利钦夫人奈娜回忆起1991年随叶利钦访问德国的情况时也说:“当时应邀参观市场和路旁的店铺，那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想到俄罗斯商店里商品奇缺的情况，羞愧得恨不得一头钻到地底下。心想，我们一辈子都在工作，完成五年计划，但是，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呢?”
第18节：忽视人民认同，丧失了领导地位
人民向着党、向往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希望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和权利是人们行动的驱动力，积极性的源泉;人们的物质利益和主人翁地位，唯有得到保护和尊重，才会焕发出高昂的热情和冲天的干劲，才会从心眼里拥护党，跟党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执政的共产党必须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党同人民的关系以及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否则，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和执政党对人民的许诺就是一句空话。由此，人民也就很难认同党、认同社会主义了;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也就随之化为泡影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曾经指出:“只要把党动摇一下，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60年后，戈尔巴乔夫及其苏共验证了斯大林的论断。
第19节：由禁锢到放任
第二节思想异化——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也是无产阶级执政党稳固执政地位的强大思想保证。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整个社会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在这个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定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的历届苏共领导人，都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指导地位。并且还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都由党内第二号人物分管意识形态工作，靠这种体制维系苏联国家和社会体系运转了几十年。但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领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就是教条、僵化，窒息人们的思想，固化社会生活。戈尔巴乔夫主政后，意识到“人民已经厌烦了萎靡不振、死气沉沉的时代”，“人们对于听命于权力者的千篇一律的口号、墨守意识形态之类的语言已感到厌腻，社会呼唤着新的领导人，渴望权力者喊出新的有生命力的语言”。于是着手摆脱错误的、过时的、教条的做法，企图有所创造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本身是正确的，无可非议。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召开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也说，苏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后来他还谈到自己:“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并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像通常说的，我将至死不渝……并且是最终的选择。不仅我，而且我的祖父和父亲也都作出了这种选择。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1995年，戈尔巴乔夫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还谈到:“在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必须考虑到一个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不能公开去抵触意识形态这条底线。只要不去动这根敏感的底线，其他的就可以着手进行。因此，不管是谁，就算您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也不允许您与马克思、列宁的原则背道而驰。”但是，正如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这部书中所谈到的，苏共党建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有时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集团同样也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先是放任自流，接着是多元化，再后来是放弃背叛，执政党和整个社会的灵魂和支柱也随之失去了。一、由禁锢到放任列宁逝世以后，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苏共党内教条主义日益严重，加上后来个人崇拜与之相结合，使斯大林成了党和真理的化身。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逐渐主宰社会政治生活。有时甚至把学术观点也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动辄用“反苏”、“反党”等罪名，或采取大批判、大清洗，或采取取缔、流放、驱逐出国等方式，来消除异己者，净化、禁锢人们的思想。一时，社会已没有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人民既没有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途径，也没有参与的热情和兴趣，整个社会已缺乏活力。然而，戈尔巴乔夫主政之初执政党并没有能担负起引导社会意识形态的责任。在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兴风作浪，各种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制度、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本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历经几次高潮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萨哈罗夫1980年1月被遣送到高尔基市为标志，已经日渐衰落了。但是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他们复又活跃起来，并对新领导人寄予很大希望。萨哈罗夫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幸运。我们有了一个有才能的领导人。”果然，戈尔巴乔夫没有让他失望。1986年12月14日，在高尔基市萨哈罗夫的住宅里出人意料地安装了一部电话，16日，与世隔绝的萨哈罗夫突然接到戈尔巴乔夫亲自给他打来的电话。戈尔巴乔夫对他说:“回来干你的爱国主义工作吧!”以这一变化为标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评价来了个180°的大转弯，“持不同政见者”纷纷成了正面人物。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还设置专门机构重新审理“持不同政见者”的案件，仅1987年就有140多名“持不同政见者”获释。
第20节：由禁锢到放任
更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思想后来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指导思想，“持不同政见者”许多早年的主张，如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等都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得到了实现，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也成为戈尔巴乔夫时期政坛的风云人物。戈尔巴乔夫还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出版索尔仁尼琴的禁书《古拉格群岛》。据苏联档案资料，1989年6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如下:戈尔巴乔夫:现在讨论出版索尔仁尼琴作品的问题。梅德韦杰夫:《古拉格群岛》——这本书有13个印张……既难读又乏味……雷日科夫:……从列宁时代写起，这是颗定时炸弹……戈尔巴乔夫:我们疏忽大意了，他创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时，让他接触了档案……切布里科夫:不，没有让他接触档案。梅德韦杰夫:他搞到了大约300份不同人的回忆录……戈尔巴乔夫:问题不在于写斯大林，而在于断言他是列宁的忠实学生，继承了列宁的事业。而且还援引列宁的电报、书信。利加乔夫:我们怎么能允许这么写列宁呢?戈尔巴乔夫:总之，《古拉格群岛》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想，他未必会在某个时候成为我们毫无条件的朋友和改革者。沙赫纳扎罗夫:应当同意出版。戈尔巴乔夫:弗拉基米尔·亚力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让没有看过它的同志们看一看……谢瓦尔德纳泽:我同意出版。雅科夫列夫:应当出版。都主张出版:作家协会、出版社……戈尔巴乔夫:如此说来，只剩我们不同意了……就这样，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头号禁书，自1973年底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首次在苏联境内出版了。这期间，还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种西方国家报刊，从1989年1月1日起公开发行。随着进一步放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以及大批平反冤假错案，使社会上的意识形态环境更加失序。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夫这时也评价说:“突然间，人们不再怕直抒胸臆了”，“每个人都可以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无保留的抨击”。面对敌对势力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肆无忌惮的攻击，许多领导人曾感到事态严重，要求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党和国家的形势，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予以反击。而戈尔巴乔夫的首席顾问、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说，“值得这样吗……改革正在正常地进行着。这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困难，不要这样不安”。戈尔巴乔夫则沉默不语，采取了听之任之、放任自流的态度。
第21节：由禁锢到放任
这样，在没有限度的、毫无原则的公开性、民主化的号召下，迅速掀起了一股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暴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贬低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狂潮，使人们逐渐失去了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人们的精神支柱坍塌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这样评价公开性、民主化:“公开性在社会上可以取得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直接取决于谁掌握实行公开性的工具，首先是电视、广播、报刊。掌握在诚实正派人的手里，公开性就变成一把治病救人的手术刀，切除社会肌体上僵死的或发生病变的组织，给新的健康的部分以发展的空间;掌握在罪恶的、无耻之徒的手里，它会变成一根大棒，对周围的一切，不论好坏，不分先进落后，只知道一味地破坏和扼杀”。“像失去控制的阀门里放出来的煤气一样，不声不响地迅速毒化人们的理智……毒化社会的意识”。(《大动荡的十年》)莫斯科《独立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想医治这个大国，药是好药——公开性、民主化。但即使是这些药的最小剂量也导致了病人的死亡。”也许，是对于自由的渴望过于强烈;也许，是由于民主的欲望被压抑得过久，而当这些刚一到来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所津津乐道的民主、自由却又像深埋已久的木乃伊一样，刚刚出土就被风化了。
第22节：由垄断到多元
二、由垄断到多元如果说1987年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抛出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的前奏的话，那么1990年7月苏共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则是彻底地结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的指导地位。1987年初，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之约出版了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声称“本书的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来阐明新的政治思维和对外政策的哲理的”;“世界范围已今非昔比，世界上的新问题再不能按照过去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了……必须采用新的政治思维”;新思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1988年，戈尔巴乔夫会见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时又说:“新思维不是玩弄新名词，而是理论上和政治上必须遵守的最高原则。”不难发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提出来，就有企图用它来否定、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成为苏联党和国家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作为《改革与新思维》的重要产物——“多元化”，更是直接地导致了苏联社会传统意识形态的崩溃和变异。虽然戈尔巴乔夫主政后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改革是采取递进的办法——先提出“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最后才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但实质就是要放弃、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1990年7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终于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根本原则。此前的党纲和党章都明确规定，苏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党”，在全部活动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这次的纲领却规定“苏联共产党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这样一来，就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入打开了缺口。苏联社会的信仰危机这时也达到了高潮。首先是党内，大批党员思想混乱，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与党决裂。一名1957年入党的老党员、苏联人民代表、苏联最著名的眼科专家甚至说:“从1917年开始，在俄罗斯就建立了一个邪恶帝国，而列宁则是这个帝国的精神化身。列宁的头像被到处摆放、悬挂、绘画、印压和雕塑。国内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该宗教规范了人际关系的三个基本准则:对上级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对同级憎恶猜忌;对下级命令施压。只有做到这三点才可以苟延残喘地活着……人们为偶像修建了一座陵墓，崇拜者们不断前来瞻仰，并发誓永远遵循他的反人类训诫……同时成立了许多进行崇拜领袖仪式的机构，被称为区党委，各个城市还有市党委。人们放弃了劳动与休息，终日被迫为领袖及其学说祈祷，这就是所谓的‘开会’。”他还称，作为眼科学家，他曾使成千上万的人重获光明，而他自己却是在“8月事件”的短短三天时间里看到了光明，也看透了一切。与此同时，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急剧下降。对苏共提交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79%的工人、76%的知识分子和71%的中层干部完全不拥护不关心。在全苏人代会代表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党员领导干部竟有20%落选，其中包括国家20个重要地区和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各加盟共和国苏维埃代表选举中，苏共近80个边疆区委、州委第一书记，仅有25人在竞选中获得候选人资格，19人当选人民代表。有资料称，美国等西方国家调查机构1990年前后曾在苏联进行民意调查，有关社会主义内容的调查结果是:36%的人赞成民主的社会主义，23%的人赞成瑞典的社会主义，只有10%的人赞成苏联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而要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瑞典的社会主义，就必须抛弃现行的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信仰危机到了何种程度。这显然为后来的剧变提供了社会思想和政治基础。其次，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还导致了大量政治派别和政治组织的出现。戈尔巴乔夫主政前期，苏联社会非正式组织比较少，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范围，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纲领，民众也不怎么支持。但从1987年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发表后，非正式组织急剧增加，并且政治化色彩越来越浓厚，有的成为批判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直接向苏共的执政地位挑战。
第23节：由垄断到多元
苏共二十八大前，仅全苏性的非正式政治组织就有以下16个，每个组织都有政治纲领。其中，有5个组织的目标是推翻苏共，6个组织的目标是建立西方议会制政体，2个组织的目标是恢复沙皇君主体制，1个组织的目标是恢复斯大林体制，1个组织的目标是建立非意识形态社会，1个组织主张苏联解体。在这些非正式政治组织的活动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许多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和非理性化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动荡。由于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政策，导致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上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成为财富精英和民主政治精英，而绝大多数普通的知识分子与广大工人一样，在改革中不仅没有得到实惠，反而还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遭到生活水平下降的厄运。而生活境遇恶化，必然使其对政府和改革丧失信心，寄希望于推进民主政治走出困境。因此，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政党、政治组织、社会政治运动迅速发展。有研究表明，1986年至1991年期间的79个重要或成型的政党、政治运动和社会组织中，大多数成员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比例达到70.9%。而且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中持民主派观点的居绝大多数，占80.6%，持左翼社会主义观点的只占11.9%。知识分子的非理性化倾向也十分明显。他们认为苏联不需要过渡道路，只要直接引进西方民主制度，就可以一步跨入民主制。从根本上说，社会非正式政治组织的剧增，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主导地位的丧失所带来的，这也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一个重复已久的道理:社会的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科学的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失去了统治地位，价值观缺失、社会政治混乱就必然接踵而至。所以，短短几年间，苏联社会上的政治组织骤增，民众的信仰就沿着危机——缺失——寻求新的精神支撑的轨迹迅速发展了。
第24节：由圣化到背叛
三、由圣化到背叛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中的民主派，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获胜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表面上他们借口这是适应形势、顺应时代，其实他们骨子里、内心深处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戈尔巴乔夫所谓“全部活动的出发点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所谓“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地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人民、为列宁的伟大事业服务”，只不过是虚伪和策略。对这一点，从戈尔巴乔夫1994年与日本池田大作的以下对话中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段对话记录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合著的《20世纪的精神教训》一书中。戈尔巴乔夫:人，首先应以自己的人生观作为根本去行动。我自己也是以本人的伦理观为基础而诉诸行动的。我对自己的选择，是我坚定不移不可动摇的另外一个背景。那就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伦理观。孩提时代的我，对于30年代后期所发生的革命悲剧的真正原因可谓不甚了了，但是却见过不公正的场面。然而，一方面我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此后又加入了共产党;另一方面，这种体制的结构成为我的反面教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各种各样的历史的横断面也了解得愈来愈清楚，因而，我的疑问也随之渐渐扩大。池田大作:我明白您的心情，这种心理上的潜移默化或多或少与当时的人们有着共同之处吧!戈尔巴乔夫:对，与许多人一样，在我的内心深处，很早以前就萌发了一种期待着变革到来的意识与希望。这并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奇迹性的变化而造成的。只是觉得，以一个正常人所应具备的最大限度的道德观，对于权势者们蔑视民众、践踏他们的尊严、漠视老百姓所追求的东西这种种不合理现象绝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令人悲哀的是，时至今日，在俄罗斯仍然有许多人极力主张把斯大林主义、集体农庄化、对苏联公民的“集体杀戮”等等做法看做是正当的行为。我与这些人性冷漠的人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归根结底，改革运动的精神本质，就是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只是，必须说明的是，我们那一代人，一直都坚信社会主义的理想一定会实现。池田大作:青春时代的至诚，催生了这个大转变的萌芽吧!戈尔巴乔夫:坦白地说，从1985年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的所作所为来看，可以说不管哪个方面都是我的个性、人生观及人生经济的一种自然的归结。对于1985年以来的民主改革运动，有关我与一些志同道合者所计划达成的目标以及关于推动改革运动的动机，至今仍有许多诽谤与责难不断冒出。有人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开始搞改革运动，是因为苏联在技术上落后于美国。”“在改革运动的背后，是赤裸裸的国家实用主义，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都不过是想维持现行的制度”云云。另一方面，又有人将改革运动说成是“苏共总书记特有的名利之欲，是想青史留名而弄出来的一种勃勃野心的表现”。今天的激进民主派也好，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也好，都从“左”与“右”两个方面抹黑改革运动，我以为，这是没有良心、缺乏智性的。
第25节：由圣化到背叛
池田大作:我理解您的心情。不能正视美的东西是美的、伟大的东西是伟大的那些人是在降低自己的水平，他们只是囿于自己的偏见而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事物，这是一种扭曲。戈尔巴乔夫:妙哉斯言，我看还得加上一句:这些口诛笔伐改革运动的人们的最大不幸，还在于他们的失忆。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接着的是连续不断的苏共总书记的葬仪，在国家领导层出现了明显的道德性、精神性的衰落……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现实产生了相互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没有出现，代之而起的是日本以及西方先进国家所取得的前所未闻的科学技术及物质文明的进步。至改革运动前的80年代初期为止，事实表明，没有一个国家能证明“大规模(公有制)集团生产”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即使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手段，也只能是维持“铁幕”，不让苏联人民受所谓的有害西方思想的影响，把他们尽可能地与之隔离开来，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乖离时代的错误。从以上对话中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主政后在政治和思想路线上的变异，是出自他内心深处的，甚至从青年时代就萌芽了。他的哲学，他的世界观，从本质上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这恰恰证明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派，不如说我们是已造成许多错误的‘社会主义现实’的修正主义者更为恰当。”——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在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是要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是要把共产党改造成社会民主党。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从根本上的背叛。这也正如反共政治家、美国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所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架起了一座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桥梁。”——戈尔巴乔夫是善于伪装的投机钻营者，后来演变为党的异己分子。从担任共青团干部时起就学会了政治伪装。其伪装的目的，不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改变社会主义;不是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搞垮党。据《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一书记载，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承认:“应该不是完善这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改变这些基础。”“应该从更广袤的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苏共到一定阶段要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进行分野，好说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据调查党员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所以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从戈尔巴乔夫的这些自白中可以看到，他对亲手葬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执政党毫无愧疚、毫无惋惜。
第26节：由圣化到背叛
当然，这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情绪，也并不仅仅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在党的核心层也另有其人。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就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定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1994年，雅科夫列夫在他的著作《一杯苦酒》中更是写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精神生活就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由此得出社会物质生活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这真是奇谈怪论”。“历史进程已将马克思主义等谬误学说抛到了生活的一边”，“要毫不妥协地推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条”。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得力助手谢瓦尔德纳泽也曾明白无误地说:“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彻底改造。”意识形态的演变往往是社会政治经济演变的前奏。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实践证明，戈尔巴乔夫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抛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之后，这不仅没有成为苏联社会精神动力的源泉，反而成了苏联社会的动乱之源;不仅没有成为党内外政治共识的基础，反而成了苏联社会各种冲突的祸根。然而，西方对戈尔巴乔夫集团的这些主张和做法是十分赞赏和欢迎的。1991年9月23日，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就此载文:在苏联分崩离析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个在国内无敌、在世界各地向前推进的国家，怎么可能在短短的6年内瓦解呢?对这个谜的答案在于改革的性质。戈尔巴乔夫试图做的是改变权力关系的性质。戈尔巴乔夫选择的道路是对党加以限制，通过公开性揭露党的缺点。但是公开性很快就失控，使苏联的统治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性威信扫地。在苏联威胁着全世界的日子里，人们往往忽略国家的稳定取决于三个因素:没有严重的民族矛盾、工人阶级相安无事和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过去所有这些条件都靠意识形态来保证。但在公开性的压力下，意识形态的瓦解使所有三个条件都受到了破坏。1985年以前，党用一个声音是一种信条。然而，在公开性的影响下，这种一致性很快就不复存在了。……曾经用来指导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甚至对共产党都不再起指导作用了。戈尔巴乔夫并不是西方所想象的改革家，但是西方对他看来像是个改革家是可以感到高兴的。因为他试图保存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体制，苏联开始不可抗拒地衰落了。
第27节：固守教条，屡失良机
第三节政治蜕化——已经对付不了传染病无产阶级政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以后，最根本的考验是长期执政的考验，最重要的建设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能不能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共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青春，思想上的先进，组织上的纯洁，作风上的清正，直接关系到执政绩效和执政地位的稳固。苏联共产党是一个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并且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虽然具有光荣的历史，光辉的成就，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和平建设年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不重视自身的建设，终于与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渐行渐远。一、固守教条，屡失良机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曾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苏共从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起，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工业化道路、集体农庄、单一公有制经济、指令性计划，等等，都视为社会主义唯一的不可撼动的规律。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苏联就一次次地错过了创新发展的良机。比较大的有以下三次:第一次是“二战”以后。当时，战争的危险已经消除，国内外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如当时实行改革，一方面可以努力克服高度集权带来的弊病，一方面又可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于发展经济。但是，苏联这时盛行个人迷信，考虑的不仅不是改革而是要更加强化高度集权的体制。第二次是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虽然主张改革，但他的改革是在传统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不可能取得大的成效，所以被认为是“庸医”。第三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当时，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浪潮已经兴起，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相对稳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十分明显，改革的条件也已相当成熟。但由于勃列日涅夫思想保守，求稳怕乱，应该说，这是错过了苏联历史上最好的一次改革良机。这种以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的结果，又进一步助长了党内的惰性，使得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积重难返。这也成为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矫枉过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28节：体制僵化，人员老化
二、体制僵化，人员老化苏联的党政体制从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到1990年3月苏联产生第一位总统前，可以说是一个一贯的体制——“党掌握政权，党管理国家”的体制，“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的体制，党领导政、政服从党、执政党地位高于国家政权地位的体制。根据《苏联共产党章程》，苏共“是社会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苏联共产党章程》还规定:“在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劳动者的其他群众性组织召开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及这些组织由选举产生的机关中，凡是有党员三人以上的，应当成立党组。这些党组的任务是在非党群众中全面地加强党的影响和贯彻党的政策。”“党组服从相当的党的机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党的边疆区委会、州委会、专区委会、市委会、区委会。在一切问题上，党组必须严格地和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苏联军队中也设立党组织，保证在武装部队中贯彻党的政策。这样，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党的自身独立的系统，另一部分是深入到国家政权、军队、工会、共青团、工厂和合作社等生产单位、其他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即在各级国家政权、军队和各种组织中建立党组。这些组织机构中的党组，必须服从该组织机构外的相应层级的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决议。根据《苏联宪法》，苏联的国家政权机关是:(1)苏联最高苏维埃最高权力机关;(2)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3)苏联最高苏维埃常设委员会机关;(4)苏联部长会议，下设政府各部;(5)苏联最高法院;(6)苏联最高检察院。列宁曾提出过党政分开的观点。1919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提出:“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这种混淆会带来极危险的后果……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1922年俄共〔布〕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列宁在写给莫洛托夫并转中央的信中又进一步提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与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但是，列宁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就去世了。苏联后来长期实行的党政领导体制是在斯大林时期定型的。1921年苏共十七大后增加了九个部，大部分与政府机构职能重叠。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苏德战争爆发后又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直至去世。
第29节：体制僵化，人员老化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经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一书中指出:“没有来自下面的巨大压力，我们无法期望许多今天名义上的领导人会向他们的制度挑战，不管这个制度多么不合时宜。因为这个制度给了他们威望、金钱和权力的幻觉。有些不同寻常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官员一开始就支持政治转型的斗争。但大部分人只有当来自外部的要求不可抗拒，或者危机四伏，已发展到暴力的边缘，从而他们觉得别无选择时，才会采取行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斯大林的后继者们虽然都看到了斯大林体制的弊端，但他们毕竟又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并希冀继续从中受益，因此就使得这种体制长期惯性运作，历史的积弊也依然故我。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还在不少方面作了强化:(1)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将中央主席团更名为中央政治局，把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改为中央总书记，从而恢复了斯大林时期政治局和总书记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称谓。(2)接受赫鲁晓夫被免职的教训，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这就意味着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罢免他，像赫鲁晓夫那样被中央书记处和主席团罢免的状况就不会再出现了。(3)恢复了从前被斯大林强化、后被赫鲁晓夫取消了的内务办公室(总书记的秘书处)的作用。勃列日涅夫还把自己的办公室成员安排进党的高级机关，办公室主任是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办公室的其他成员除一人外全部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或者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就远远超过了斯大林时期(斯大林的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贝舍夫仅为中央委员)。党的许多领导人贪恋权位，长期占据大位不放，中央领导层严重老化，出现老人政治、病夫治国的局面，也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盛。勃列日涅夫主政后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的为80%;到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连选连任则接近90%。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都是二十五大时的原班人马。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任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61岁和54岁，到1981年二十六大时，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上升为70岁，书记处上升为68岁。上行下效。各加盟共和国和州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变动也很少。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去世和正常的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个被撤换。1978年至1981年两届州党代表大会期间，156名州委第一书记中只换了5人。1974年至1981年，在80多名政府部长中也只换了14人。
第30节：体制僵化，人员老化
《苏联政权史》这部书对这一时期的苏共政治生态作了如下描述:“国家政治领导人老态龙钟。跟随勃列日涅夫多年的安·帕·基里连科变得萎靡不振，他的大脑开始萎缩。勃列日涅夫身边的战友索洛缅采夫、吉洪诺夫、葛罗米柯、契尔年科、库兹涅佐夫等人，在年龄上与他不相上下。苏联国内的政治时钟停止了走动。而让时钟走起来的标志是，这些老人们步履蹒跚的身影几乎每天晚上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们的胸前挂满了金星，或者互相祝贺又一个纪念日的到来，或者给别人授予奖章，或者自己接受奖章，或者口齿不清地照着稿子发表简短的讲话。”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也评述说:“1978—1982年这一时期形成的苏联领导核心已无力克服客观形势的不利影响。而且问题也不仅仅在于因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基里连科，部分地还有柯西金年事已高，重病缠身，每天只能工作几小时，满脑子只考虑自己的健康问题。让我们回忆一下:列宁在1922—1923年间也患重病，医生常常只允许他一天工作10~15分钟。但是他在这段时间里说的、写的和口授的东西几乎是他留下的遗产中最重要、最成熟的部分。1949—1953年间，斯大林也患重病，但这丝毫也未削弱他专制统治的威力。至于勃列日涅夫，在生病的时候，他实际上已完全放弃了对国家的领导，把事情都交给一大群追随者或助手去办。”鉴于这种情况，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主政后不得不开会研究减少中央领导层的工作时间问题。在1983年5月31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契尔年科提醒说:“同志们，我们曾经就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的工作制度问题作出了两项决定。规定要大幅度地降低每个政治局委员的工作负担，将工作时间限定在9时至17时，给年龄超过65岁的老同志提供更长的假期，每星期可以在家办公一天。应当说，我们作出的这两项决定没有得到遵守。因此，我建议，明确这两项决定，并将两者合在一起，要认真地遵守执行。”契尔年科的发言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支持。安德罗波夫说:“政治局的这两项决定是根据列·伊·勃列日涅夫的提议作出的。他对党的领导干部的身体特别关心。我们应当继续推行这一路线。要知道，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待政治局的年龄构成。这里是我党政治经验的集中地，因此，不假思考地匆忙地更换人员并不总是有利于事业。对这一问题需要持谨慎、认真和深思熟虑的态度。”长期以来，由于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所以苏共领导人实行的是一种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除列宁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外，从斯大林开始，有四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老死在总书记或第一书记岗位上，年龄分别为:斯大林74岁，勃列日涅夫76岁，安德罗波夫70岁，契尔年科74岁。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的18年间，美国换了五任总统，英国换了六任首相。此时，有关苏共领导层老人政治、“病夫”治国的政治笑话也广为流传。国家档案馆馆长皮霍亚在他的《苏联政权史》一书中披露:“全国到处流传着一个恶意的笑话，苏联发明了一个新的体育项目:灵车追逐赛。”“不到三年时间，一个接着一个地相继去世了三位总书记，三位国家领袖，几位最显要的政治局委员。1980年底柯西金逝世。1982年1月苏斯洛夫去世，11月则是勃列日涅夫。1983年5月佩尔谢去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12月乌斯季诺夫去世。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那个体制本身也濒临死亡，它那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体制的僵化，政治的老化，又在党和人民之间筑起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第31节：沙皇遗风，根深蒂固
三、沙皇遗风，根深蒂固个人专制和对权威的崇拜可以说是俄国沙皇的象征和特指。尽管俄历史上不乏开明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有过“我需要人人遵守法律，但不需要奴役”的呐喊，但沙皇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主宰，是无所不能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些思想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活方式中是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正如普京所指出:“俄罗斯自建立伊始就是一个超级中央集权的国家，集权现象是深入民心的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个人专制和个人崇拜这些与无产阶级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人格格不入的沙皇遗风是非常警惕、非常反感，也是坚决反对的。在党内，列宁既强调个人独立的负责精神，又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在他的努力下，基本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政党政治。其标志性成果是，全党在发扬党内民主、实行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方面，形成了以下“十二个可以”的良好风气。(一)党的会议上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在会议未形成决议前，领导集团对形势的估计与分析，对事态发展的预测，对战略、战术、政策的设想，对重大人事的安排与变动，对成绩与缺点、经验与教训的评估不可能一致，会有不同的看法与不同的主张。并且认为“没有意见分歧，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因此，规定在全国及地方的党代表大会上，可以作与主报告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以表达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然后再通过讨论、辨认、表决，作出大多数人同意的决定。1917年4月第七次代表会议时，151名代表讨论列宁的《四月提纲》，列宁作正报告后，加米涅夫、李可夫等反对《四月提纲》，由加米涅夫在会上作了副报告，然后会议才讨论通过列宁的提纲。(二)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1920年12月中央全会前，托洛茨基提出了“工会军事化”、“工会国家化问题”，列宁认为事关重大，不可马虎，建议将议题提交全党讨论。
第32节：沙皇遗风，根深蒂固
(三)可以将重大分歧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当党中央在重大问题决策过程中发生难以解决的意见分歧时，不以势压人、个人专断，而是把真实情况直接告诉全体党员，由全党讨论，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如布列斯特和约，列宁坚决主张签订割地赔款和约，以挽救刚成立不久的新政权，中央全会曾两度否认他的提案。为次，中央专门向全党发出意见征询书，结果，42个省作了答复，总计赞成和平者167票，赞成战争者128票。最后党中央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四)党的各级领导人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问题并可以批评他。列宁时期党内争论是党的活动中的家常便饭，“争论俱乐部是俄共〔布〕的一种机构”。重大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常常进行全面公开的集体讨论和争论。认为不对比不同的观点，不进行思想交锋，就很难弄清利弊，达到正确的认识、正确决策，也就没有真正思想上的统一。虽然列宁当时的威望及才能具有决定性的决断权，但他还是让各种不同的观点及时提出来，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予以讨论，以保证科学的决策。(五)可以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1920年9月，列宁在俄共〔布〕九大提出:“以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俄共十大召开之前，中央委员会的一种不定期出版物《争论专页》就开始出版，同时还出专门文集。它在历次党代会召开之前，争论比较多的时期，都一再出版。1921年8月，俄共〔布〕莫斯科市委还成立了“争论俱乐部”，讨论有关党的建议、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等问题。列宁时期“争论俱乐部”一直存在，鼓励党员在适当的场合，在一定的刊物上批评党的缺点与失误，总结经验教训。(六)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作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同意，也可以否定最高领袖的提案。1917年冬到1918年3月，中央全会上曾两度否定了列宁与德签订和约的提案。列宁既要说服布哈林为首的主战派，也要说服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派，后来列宁才勉强争取多数票的支持。同样，列宁对其他领导人的提案的否定也需要争取多数票的支持。1919年3月召开的八大，以174票比95票，列宁反对以伏洛希洛夫为首的“军事反对派”的路线获得通过。应该说，列宁掌握着个人决定这样或那样的重大政治问题的权力。但他从不个人决定重要事项，总是一一征求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意见，付诸票决制决定。有时，中央通过的决定违背他的意见，他也能自然地接受表决的结果。(七)可以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革命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列宁是最早赏识托洛茨基才能的人，1903年将他吸引到党的最高层。但当时托洛茨基的政治主张一度倾向孟什维克，而又超脱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1917年5月，托洛茨基返回俄国，强烈主张不断革命，后来成了仅次于列宁的第二领袖。十月革命前党内外不主张夺取政权的呼声甚高，加米涅夫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因此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一些代表反对加米涅夫进入党中央委员会，但是列宁与诺根坚决为加米涅夫辩护，使他成为俄共中央委员。1917年11月15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组织苏维埃政府问题，决定停止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联合政权的谈判。11月17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反对这个决议，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诺根、李可夫等人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虽然被列宁称为“我党几个上层分子的逃兵行为”，但是他们后来都成为党政要人。李可夫长期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可见列宁时期，只要执行中央决定，改正错误，就不记旧恶，不乱扣帽子，不进行报复。
第33节：沙皇遗风，根深蒂固
(八)在可能发生重大失误时，下级党组织可以通过信任与不信任中央的表决。俄共七大于1918年3月6日召开，布勒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交付表决，结果是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但整个莫斯科党组织竟通过不信任中央之决议案，并“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因为布勒斯特和约要割让大片俄国及附属国领土，情况太特殊，所以列宁认为，“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九)可以在党代表大会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质询批评会上作报告的人。列宁时期的历次代表大会，不乏欢呼声，长时间的掌声。但也有代表根据自己的见解发出不满的嘘声，喝倒彩声。许多发言人不时会收到下面递上来的纸条，有质询，有建议，甚至列宁也收到不少质询责难的条子。九大时，萨普龙诺曾质询列宁:“是否要使党员们成为听话的留声机?难道您认为这将是最革命的吗?”十大时，党代表基谢廖夫对列宁使用“机关枪”一词提出批评，列宁当即在大会上表示“十分抱歉”，“我郑重保证今后不再用这一类字眼来打比方”。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接到纸条的人，或即席答复，或会后答复，或当场自我批评，加以更正，但事后不准进行报复。(十)普通党员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米雅斯尼柯夫是个“工人反对派”，他在1921年5月2日写了封《给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7月27日又写了《伤脑筋的问题》，要求给予工会与农会的工农检查院权力，并要求有言论和出版自由。8月1日、5日，列宁看到这些材料后当即回信，对米雅斯尼柯夫提出了批评。1921年8月16日，米雅斯尼柯夫又给列宁回信，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反驳列宁，并在《争论专页》刊出了他的信。(十一)可以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党中央委员会的财务收支，并向大会报告。俄社会民主工党建党后，历届党代表大会都要组成检查委员会，检查中央的财务会计，然后向代表大会提出报告，请大会审查。一直到1922年4月的俄共〔布〕十一大制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仍将“定期检查俄共中央会计处”作为一项制度定了下来。(十二)可以监察、检查党的最高层机关与高层领袖。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作出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而后十一大制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又赋予了检查委员会对中央机关、俄共中央书记处、组织局、各书记和部长的检查权、质询权。列宁还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派出一定人数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检查送交政治局审理的各种文件。“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妨碍他们提出质询，以做到绝对了解情况。”为了“更好地”“绝对地”了解情况，凡与政治局有关的文件，一律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与监委各委员，这样做，目的在中央监督委员会可以监督中央决策，对从总书记到各中央委员，都有质询权、检查文件权，如果违纪，还有查处权。
第34节：沙皇遗风，根深蒂固
由于有这样一些制度、这样一种氛围，所以整个列宁时期，托洛茨基认为，尽管政治险象环生，“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牺牲”，但“党内有进行批评和反对的充分自由”。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逝世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共召开了6次全国代表大会、5次全国代表会议、45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些会议，研究决策党政、军队、国家的大事，也实现了党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及各级党组织的监察。事实表明，在列宁时期，一党制并没有同集权专制画等号。只要实现了党内民主，真正建立和坚持了符合列宁要求的民主的政党政治，就不会发生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并最终走向人民对立面的结局。但是，列宁逝世后不久，从斯大林开始，苏共党内的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出现了，并且发展到极为严重和极其危险的地步。斯大林把党内民主与党的统一纪律混淆起来，认为:“党内民主就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加强同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滥用权力，打击政治对手;限制党内争论，搞一言堂;扩大并架空中央委员会，使权力越来越集中到个人手中。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虽然有利于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缺乏基本的民主基础，因此成为苏共后来各种弊端的根源。不过，一些史料说明，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也有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既有斯大林个人品质性格上的缺陷，也有党内特别是一些高层领导人思想不健康的因素。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决议在这方面作了比较客观的论述:“在列宁逝世后，党内一些敌对派别就活动起来了，这些人是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站在拒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的立场上，实际上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当时不得不对民主作出某些限制，而我们人民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逻辑证明这是正确的。”“为什么这些人不公开出来反对斯大林，把他赶下领导岗位?”“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反对他的行动都不可能为人民所理解，而这决不在于缺乏个人的勇气。很明显，在那种情况下，每一个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人都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苏联人了解斯大林，他总是为保卫苏联而和敌人的阴谋诡计作斗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有时采取了不合适的方法，破坏了列宁的原则和党内生活的准则。斯大林的悲剧就在于此。”
第35节：沙皇遗风，根深蒂固
“如果由于过去存在过个人崇拜这一事实，就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应做某些改变，或者，认为应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性中来寻找个人崇拜的根源，那就大错特错了。两者都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与事实相矛盾。”不幸的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们，既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接受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既在主政之初信誓旦旦地提出要坚持集体领导，到后来又根本没触动旧的领导体制和陋习，甚至在新的情况下还有所发展。因此，这就使党内的政治空气、民主气氛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一直没有解决和落实好。赫鲁晓夫本来是反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先锋、功臣，但是，没过几年对待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就改变了。《“解冻”的赫鲁晓夫》这部书的作者谈到:“在赫鲁晓夫掌权的最后几年里，个人崇拜问题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武器，借助于这个武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争取通过了他所需要的决定，为他的政治路线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曲折寻找依据。”这本书还写道:“在苏共第二十一次，尤其是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实际上所有发言者都遵守了这样一种礼仪，根据这种礼仪，在谈到任何一种功绩和倡议时，都要提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的名字，并援引他的讲话。‘全国各族人民亲密的朋友’、‘宇宙之父’、‘正义、进步、生命和幸福的传播者’——这仅仅是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使用的一些修饰语。以下一组数字可以为具体认识对赫鲁晓夫的颂扬程度的增长提供一个量的概念:如果说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的名字在代表们的发言中被提到大约500次的话，那么，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差不多达到了800次。这种颂扬规模的急剧增长，自然不可能不被觉察到，并导致产生与不久前揭露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相类似的现象。在一封致《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谈到:‘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谴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提出今后不能让它以任何形式复苏的问题之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不是以别的形式，而是完全以同样的形式，而且是在并不更小的程度上得到了复活。这种复活不无赫鲁晓夫本人的帮助，不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主席团的帮助，也不无报刊、无线电台、电视和电影的帮助。’”后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对赫鲁晓夫的个人专制与接受个人崇拜也评论说:“赫鲁晓夫不同于斯大林，他是一个外露的、易为人们理解的人。他乐于走到人民中间，周游世界。他在国外访问时向记者抛撒玉米穗，在联合国讲台上用皮鞋敲桌子。看起来他似乎更加‘民主’，但他毕竟是斯大林的学生，是斯大林体系培养出来的人，因而他最终仍是力图独裁，力图得到对他的个人崇拜。在他身上，对独裁和个人崇拜的渴求远远胜过对民主原则的渴求。”
第36节：沙皇遗风，根深蒂固
勃列日涅夫也是在批评赫鲁晓夫独断专行、搞个人崇拜的谴责声中主政的。初期阶段还比较重视集体领导，在政治局内形成了“三驾马车”(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但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和勃列日涅夫地位的稳固，“三驾马车”开始瓦解，集体领导变得徒有虚名。1977年，勃列日涅夫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独揽全苏党政军大权。与此同时，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也不断升温。1976年5月，他被授予苏联元帅称号，在苏联所有最高领导人中只有斯大林曾获此殊荣。他还三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而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是斯大林曾拒绝接受的，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才从最高苏维埃授勋部取来金星勋章别在他的衣饰上。勃列日涅夫主政期间，对他的吹捧更是达到令人肉麻的程度。在1980年6月23日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谢瓦尔德纳泽发言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比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更有威望，更彻底的国务活动家了，他深受尊重，深得信任……当你亲眼目睹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从事天才的工作时，当你拜读他的谈话记录、具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有关国际国内政策的讲话时，你会从内心感到喜悦和自豪，因为你意识到，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是一位集渊博的学识、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无产阶级的坚定性、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高度的人道主义、罕见的外交灵活性于一身的人。”而勃列日涅夫对于这些都乐于接受。戈尔巴乔夫主政后，正如雷日科夫所指出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不仅没有结束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历史，反而继承了专制主义的传统”;“仅是改革之初曾有过集体决定，而稍后就由他个人专断”。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总统职务后，基本上不再有什么党的集体领导，而是由总统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总统委员会也不过是总统的咨询机构。1990年秋冬，由于急于向市场经济过渡，民族主权等问题也造成各方矛盾尖锐复杂，在此紧急时刻，戈尔巴乔夫拟向最高苏维埃提出“八点建议”，包括:废除总统委员会、扩大联邦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废除执行权力机关的部长会议、改设直属总统的内阁、设立副总统等，如此重要的决定，不仅苏共中央甚至连他最亲近的骨干也未磋商。作为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回忆说，在1990年11月16日之前，戈尔巴乔夫还赞同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执行权力机构的意见，而11月17日那一天早晨却不再赞同了。他从飞驰的汽车里打电话说时间紧迫，不容等待，他要马上提出自己的“激进建议”，并且不容拖延要立即组建新的机构和成立一个“由富有主动精神、具有现代思维的新人组成的内阁”。“那天夜里他同谁磋商了?反正没有同我。”雷日科夫说，这些重大的措施，连政府总理都不知道，更说不上什么党的集体领导了。
第37节：沙皇遗风，根深蒂固
总结后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主政时对待个人专制与个人崇拜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无一例外地重复一些同样的错误:都是以批判别人专制搞个人崇拜而开始主政，而过不了多久又乐于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都是开始先强调集体领导自己只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第一书记)一个职务，而过不了多久又同时担任两个最高职务。再加上苏共党章和苏联宪法从未明文规定党政领导人的任期，这就难免不带有君主专制的色彩。戈尔巴乔夫后期既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又是苏联总统，叶利钦说他拥有比斯大林甚至比俄国沙皇还大的权力。由此看到，在一个经济文化还不够发达的社会里，在一个中央集权时间比较长的国家里，确实存在着个人专制和个人崇拜的土壤。由于苏共一直没有认识和处理好这个问题，因此最后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38节：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四、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一个清明、廉洁的政党。虽然后来的苏共官僚特权阶层的萌芽和形成可以上溯到列宁时期的战时供给制和斯大林时期的特供制度，但列宁、斯大林本人是非常清廉的，他们的生活十分俭朴。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这本书中说，“列宁不能容忍奢侈现象”，几乎达到了严酷的程度。“他严于律己，不利用个人的任何特权。在1918年至1919年，为了不使脚受冻，他在办公桌下边放了一块毡。后来有人将其换成了一块白熊皮，列宁生气了，他说:‘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和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这太奢侈啦，根本不需要换嘛’”。1918年8月30日列宁受伤住院后，女社会党人巴拉巴诺娃带着一些瑞典饼干去看列宁，列宁则请她把饼干送给儿童。1918年上半年，在其他人民委员的薪金已经提高到2000卢布以后，人民委员会的秘书在事先取得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同意后，将列宁的薪金由500卢布提高到800卢布，为此，列宁给了他严重警告处分。斯大林一生俭朴，不仅得到他身边工作人员的证实，而且连一再指责斯大林的人也说斯大林是个禁欲主义者。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谢列平说:“斯大林死后，人们登记总书记的财产时发现，这件工作很简单。没有任何贵重的东西，除了一架公家的钢琴，甚至没有一幅好的、真正的画。摆的是不值钱的家具，沙发椅套着布套。没有一件古董，墙上挂的是普通木框镶的纸印复制品。在客厅的中心部位挂了一幅玛·伊·乌里扬诺娃1922年9月在哥尔克拍的放大的照片，上面有列宁和斯大林。地板上铺了两块地毯。斯大林睡觉时盖的是战士们用的被子。除一身元帅服之外，穿的东西中有两套普通衣服(一套是帆布服)，一双绱了鞋底的毡靴和一件农民穿的皮袄。”苏联国家档案馆解密后，人们发现了斯大林的遗物清单如下。斯大林同志个人财产登记情况1953年3月5日22时30分，我，近郊别墅警卫长奥尔洛夫、贴身卫士长斯塔罗斯京、助理图科夫、工作人员布图索娃，根据贝利亚同志的批示，登记了约·维·斯大林同志的个人财产。1.灰色皮封面便条本一个;2.红色皮封面笔记本一个;3.分别书写在零散纸张和纸片上的个人笔记和批注。编号总计67页;4.红色封面普通笔记本(里面有札记)一个;5.烟斗5个。另有:4个烟盒及专用器具、烟草。斯大林同志办公室:书籍、文具、办公用品、纪念品未登记入册。卧室及衣帽间:6.白色上衣2件(两件衣裳上都别着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奖章);7.灰色上衣，日装，2件;8.深绿色上衣2件;9.长裤10条;10.内衣放在2号盒子中。3号盒子里放的是:6件上衣、10条长裤、4件大衣、4顶宽沿帽。1号盒子里放的是:便条本、笔记本、个人札记。沐浴用品放在4号盒子里。在卧室里发现了一个存折，有900卢布的存款。登记表及文件的完成时间——1953年3月6日0时45分。在场人员:奥尔洛夫(签字)斯塔罗斯京(签字)图科夫(签字)布图索娃(签字)担任了近30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只有900卢布的存款和一些普通的衣物杂什、办公用品。在苏共历史上，党也曾靠自己清廉、勇于牺牲奉献的作风和形象激励过千千万万的人献身党和国家的事业。1921年3月，首都彼得格勒不远处的喀琅施塔德要塞发生叛乱。当时，正值俄共召开十大，党即派参加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伏罗希洛夫的率领下，前往平叛。代表们身先士卒，踏着薄冰冲向似乎坚不可摧的堡垒，许多人沉入水中，最终终于克服危机赢得了胜利。在苏维埃粮食最困难的时期，担任粮食人民委员的施利赫特尔亲自调度成万吨的粮食，但自己却在办公室里饿得晕了过去。在伟大的残酷的卫国战争中，共产党员始终冲锋陷阵战斗在第一线。在战争开始最艰难的一年半中，苏军300万人阵亡，其中150万人是共产党员。在整个卫国战争中，苏军阵亡800万人，其中230万人为共产党员。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是1942年在列宁格勒前线担任步兵连长时入党的，这是牺牲概率最大的岗位。他说:“当时入党不是为了去司令部或后方找个工作干，而是为了留在前线，为了让战士、军士们更信任我。”共产党员就是通过这些具体行动来实践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把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第39节：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但是，这些传世之风没有被后来者所继承。加之，党长期执政以后，随着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监督制约，在苏共内部还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官僚特权阶层，使得腐败之风在党内逐步蔓延滋长。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人数，据《20世纪俄国史》这部书披露，总数达到50万至70万人，加上家属，约为300万人。官僚特权阶层享有的特殊权利，主要有五个方面:(一)特殊工资。即除正式工资之外还同工资一起发给另外一个所谓的“钱袋”，其数额不等，使权贵们的收入高达社会平均水平的四倍。(二)特殊供给。各级党政机关均设有内部供销点，政府根据官职大小、地位高低发给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持有者能够买到稀缺商品。(三)特殊住房。许多风景名胜避暑胜地，都有大小官员的别墅。(四)特殊服务。享有特殊的医疗服务，病房护理周全，伙食好，医疗水平高。配备有小汽车等良好的交通工具，以及大批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政府还提供大量的补贴，免费到疗养胜地度假、出国旅游等。(五)特殊教育。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保送进入最好的学校享受优秀教育的制度。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官员享受这种特殊权利极为不满。雷日科夫在他的《大动荡的十年》这部书中写道:“还要指出一个社会不稳定、最高层领导和人民相互疏远的重要因素——这就是‘上层’代表的平民主义宣言与他们的实际行动、个人表现之间严重脱节甚至是直接抵触。与其他事情相比，这似乎是小事。然而，并非如此。正是一些普通的、显而易见的，因而最易为人们理解的生活事实，对一个人的意识有特别强烈的影响。比如，每天清晨……当政府官员的吉尔车轮胎擦着马路发出沙沙声飞速驶过街道时，莫斯科人通常会停下来。他们停下来不是因为对坐在车里的人的敬仰，而是因为这一景象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吉尔车还没驶出大门，整个行驶路线上的交通岗哨都已得到通知。一路都是绿灯，汽车风驰电掣般驶过，一路不停，漂亮极了。党的高官们忘记了世界上还有‘塞车’、交通管制灯和红灯等概念。”特权和庸俗腐朽之风也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盛。勃列日涅夫本人对此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阿尔巴托夫评论说:“贪婪很可能深深埋在勃列日涅夫身上的某个地方，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以特别丑陋的形式显露出来了，而且常常是众目睽睽之下。”这主要是指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寿诞时他收受各地煞费苦心送来的各种独具特色的礼品时的情景。当时，军工企业送的是刻有他名字的手枪，高加索地区送的是带压花的宝剑。雅库特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银质边框里衬托着用钻石磨出的12朵玫瑰花。这个惊人的宝物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被追回。此外，勃列日涅夫嗜好狩猎和开高速汽车，收集各种豪华猎枪100多把，国产和国外送的各种汽车30余辆。
第40节：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党内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够产生和长期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权力的垄断，尤其是对干部分配、任命权力的垄断。从赫鲁晓夫主政开始，历届领导人都看到了干部制度的弊端，但又都把任命制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使用。干部任命基本上是“暗箱”操作，没有透明度，一般党员干部、群众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各级领导人都习惯重用自己的旧属、亲友和所熟悉的人。许多高级领导人也是沿着这条熟路和捷径拾级而上。戈尔巴乔夫本人即有“疗养院书记”的雅称，被认为是他获得提拔当选的一个虽提不上桌面但却是很重要的原因。对这一情节，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主任、总统助理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作了披露:“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是在这个疗养区工作，不被党和国家权威机构知晓，如果党和国家的实权人物没有发现他、支持他并扶着他走上一个个权力台阶，那么他也就不会成为总书记和总统。这些实权人物包括尤·弗·安德罗波夫、米·安·苏斯洛夫、费·达·库拉科夫、b.h.叶夫列莫夫等人，他们都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和生活过。”“同许多‘疗养院书记’一样，迎来送往着一个个政治局委员和国家领导人，让他们在这里度过轻松愉快的时光。这种见面当然是非正式的，常常是在野外，在高加索山麓，在风景秀丽的河谷，这里是打猎的好去处。叶·伊·恰佐夫和中央管理局在这里建造了豪华别墅，草地上铺着一块块台布，上面摆满丰盛的食品，客人们解开衣扣，懒洋洋地席地而坐，由衷地感谢和夸赞着主人的盛情款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官僚特权阶层的一个重要危害在于，他们依据对国家资源所拥有的分配使用权力，与党内外不法分子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大肆侵吞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被侦破后，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及大批党政官员都涉案被捕。对犯罪人员住处的搜查结果令人难以想象:仅在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卡里莫夫家中就搜查出高达600万卢布的贵重物品，其中包括130公斤黄金制品。这些党政要员，不仅是国家资源的分配者，还成为国家资源的占有者、所有者。戈尔巴乔夫主政后对解决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也做了一些努力。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自身做起。宴会、礼品、招待会——我们曾鼓励所有这一切，而且自己也参加过，各级领导有自己的食品供应基地，他们的妻子连商店都不用跑了。在每个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基地和内部供应商店，在那里分配着进口商品。我们自己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错。感谢上帝，我们自己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一切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了”。
第41节：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因此也就谈不上采取实际措施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更为他所没有认识到的是，正是这批人——官僚特权阶层，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极力阻挠改革;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破产时，他们则乘势加速了党和国家的瓦解。当然，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他也是这个特殊阶层中的一员。有资料载，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之后，专为他在黑海之滨克里米亚福罗斯修建的别墅就耗费11.5亿美元。别墅的所在地是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树种桧树的自然保护区。别墅区专机停机坪、体育场、露天游泳池、夏季电影院、人工石洞、冬季花园、从主楼通向大海的升降梯和接待、警卫设施等一应俱全。大理石是从意大利采购的，卫生洁具是德国的产品，很多建筑材料都是运输机从国外运来。有记者写道:“20世纪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建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吉斯基宫殿，另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戈尔巴乔夫的贴身警卫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少将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并亲眼见过苏联时期所有总书记的别墅，里面就没有福罗斯别墅的竞争对手。这座建筑的诞生真是神了，在克格勃的文件中，它被冠以‘霞光’工程，修建这座别墅到底花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听起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按照军事施工单位提交的付款文件，福罗斯别墅的价值不超过1亿卢布。苏联前财政部长和总理帕夫洛夫非常清楚如何编制这类报表，按照他的测算，这座别墅的建设费少说也有8.5亿卢布，依照1986年苏联中央银行的货币牌价，1卢布兑换1.3美元。如果把缪谢拉别墅算在一起，以及它们的维护保养费用，国家一共要拿出多少钱呢?!”也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也可能是戈尔巴乔夫对官僚特权阶层难以下手的原因之一。对此，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浮沉录》一书中分析指出:“党不断地同各种派别、反党集团、机会主义分子、派别分子以及其他现实的和虚构的反对党的路线的各种政治敌人进行斗争，但是党还从来没有同自己上层中的贪污受贿者、自私自利者作过斗争。这是苏共历史上新的一页。这种病削弱和损坏了党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党的巩固。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各种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区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寄来的盒子。”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和腐败之风的蔓延，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阿尔巴托夫说，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苏共在这方面的教训告诉人们:长期和平的环境，长期执政的条件，往往是腐败和享乐的土壤与温床。党的各级官兵按严格的“官本位”和等级制分享权利，按级别分配信息资源，按职务的高低享受生活待遇，党内的平等和尊严遭到了蔑视和愚弄。官僚们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又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评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从特供商店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更使党失去人民信任的了。腐败现象腐蚀党的肌体，切割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敌，是执政党最危险的敌人。
第42节：党中有党
第四节组织分化——金字塔原来在沙滩上苏联共产党高度集中的组织体制，是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十月革命前，列宁曾有过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建立民主政治的设想，但由于新生的政权面临着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严重威胁等因素，原来的设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直到列宁逝世，民主政治的方案都没能实现。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后，同样面临恶劣的国际环境，飞速发展的国内建设任务，后来还有残酷的卫国战争，再加上一些主观因素，不但没有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反而使党的高度集中的组织体制得到进一步强化。这种组织体制的最显著特征是:中央集权，由下而上权力层层集中，直至最后集中到党的最高领导人手中。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虽然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也有一些局部的修补，但基本上还是斯大林时期的组织体制。戈尔巴乔夫主政时，苏共的组织体制如同整个社会一样已经陷入全面危机，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也写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停滞现象和其他一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形成了某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一部大机器的巨大飞轮在转动，而与工作岗位相连接的传动皮带却在空转。”在后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还进一步说:“难道我国的全部历史还不能说明，通过对行政命令体制的修修补补，来摆脱国家和公民所处的困难处境的做法毫不奏效吗?我们几十年来紧紧地抓住这个体制不放，已经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如今要继续抓住不放，从而阻止革新，阻止国内经济生活新形式出台。而如果这样走下去，那么坦率地说，我们会把国家搞垮。”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改革见解是正确的，但他采取的改革措施却又是错误的。尤其是改革的重点从经济体制转向政治体制后，他的改革不是完善苏共组织体制，也不是从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出发，而是要按照西方的标准来改造整个党政大厦，这就不但没有解除党的危机反而加剧了党的危机。
第43节：党中有党
一、党中有党苏共党内的“派”应该缘起于所谓的“全民党”，是在“全民党”这个理论指导下的组织路线使具有各种思想观点的政治精英都齐集党内。不过，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前，党内的“派”大多还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歧，真正孕育分化种子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方针，是戈尔巴乔夫集团推行的对苏共的民主化改造。到了苏共二十八大，苏共的分裂更加深化。在1991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就有一句名言:“大厅里坐着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三四个党。”对这一时期苏共党内的状况，苏联共产党副总书记伊瓦什科说:社会分化必然触及“这样一个庞大的、联合着由于各种各样原因参加进来的党”，“在严峻的时刻，当必须坚持某一立场时，观点一致的人势必会形成某种集团。……这种正常状况越过某些界线，出现了明确战术和战略的集团，滋长了不可调和性。一个集团，两个、三个、五个，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个。但它们是存在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对记者说:苏共近期可能“开始分裂或者进一步分化”，“当党是唯一的政党和执政党时，当有冒险家和向上爬的人混入党内时，就注定了党要面临这一进程”。“这里已经奠定了分化的基础，现在正在暴露出来”。戈尔巴乔夫本人在他与斯拉文合著的《尚未结束的历史》这本书中谈到这些情况时也说:“苏共早已不是一个政党了，而是多个流派的联合体”，“党只能分化”，“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许多错误”。1990年前后，苏共党内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三股比较大的势力。一是以鲁茨科伊为首的俄共民主派。这是苏共党内最大的一股势力。苏共二十八大后，该派就成立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并宣布该党是叶利钦的政治基础。鲁茨科伊说:“看看文明世界，美国总统有个党作基础，叶利钦没有基础，所以我们将建立一个基础”，“俄共将有50%的党员参加我们的党”，并称人数将达到500万人。因为鲁茨科伊是苏联空军战斗英雄、俄议会老战士和军人家属社会保障委员会成员，所以对青年、军人及一些老战士很有吸引力。该党的政治纲领是:“参与实现旨在增强人的幸福、使人受到社会保护、加强人的权利与自由，旨在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和睦社会、法制国家的民主改革。”鲁茨科伊后来成为叶利钦的副手任俄罗斯副总统。二是民主改革运动势力。发起人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统顾问雅科夫列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俄总理西拉耶夫等。他们在苏联《独立报》发表呼吁书说，现在国家面临着选择:要么“沿着彻底改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要么“由对自由和世界的仇恨而丧失理智的反对派”造成“全国性的悲剧”;“只有社会中最有觉悟的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一部分人立即团结起来”才能拯救国家。主张“人权至上和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绝对的”，“主张寻求妥协、和睦，采取共同行动”。
第44节：党中有党
三是以沙塔林为首的联合民主党势力。由原来俄罗斯民主党的领导人特拉夫金和沙塔林联手组建。其纲领是“通过选举、遵循非暴力、议会斗争和作为苏共实际反对派等原则，来改变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党的任务是保障个人自由，经营自由，为人民的利益办事”。除了这些比较大的势力外，苏共传统力量中也出现不少派别，如共产主义倡议运动和布尔什维克纲领派。共产主义倡议运动的前身是1990年4月在列宁格勒成立的“倡议成立俄共代表大会”。该运动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91年6月29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来自10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44个州的党员和无党派人士820位代表、194位来宾和观察员出席，大会在“以创造为方针”的口号下举行。苏共中央委员、该运动组织局书记谢尔盖耶夫作关于时局的报告，组织局主席波洛沃多夫就组织国内工人运动问题作报告。从后来的实践看，倡议大会运动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将要倾倒的时刻，在苏共内部出现的“制止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康力量”。他们指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不断滑向社会民主党甚至右翼社会党，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表现出明显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戈尔巴乔夫的方针是搞垮社会主义、搞垮苏联，把苏联共产党加以消灭的方针。但当时他们寄希望于召开苏共非常代表大会，以期“根本改变政治方针并为党挽回威信”，因此未能及时见诸行动来挽救联盟的灭亡。布尔什维克纲领派于1991年7月14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成立。领导人安德列也娃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约500名代表，代表着近4万名该纲领派的成员。他们自称为忠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的非党人士全联盟代表会议，是“苏共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方针的继承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坚定的反对者，同反共反苏行为斗争的真正战士”。代表会议通过了苏共布尔什维克纲领、对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政治不信任”的决议。会议要求举行苏共非常代表大会，选择布尔什维克纲领和选举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在以上这些党派形成发展的同时，苏共中央顶层——政治局内部也势不两立，分化为三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后来在《大动荡的十年》中指出:“1989年党内实际上已经发生分裂。政治局也发生了分裂。党的这个最高机关内部在激烈的争论中寻求折中决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政治局已分成几个无法妥协的派别，一边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另一边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科夫、扎伊科夫。当然也有泥潭派。遗憾的是，我们的战友并非总是一致的。个别的，有时甚至是纯个人的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了彼此之间的关系，给共同事业造成了损害。况且自1990年初起政治局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
第45节：党不管党
对这种分裂状态，哈萨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后来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形象地比喻:“如果说政治海洋里以前只是出现一些浪花，那么现在就已经刮起了狂风暴雨。轮船的舵手犹豫不决，一伙人企图抢夺操纵权，然后改变轮船的航向;一伙人急着奔向救生艇，寄希望于自主畅游;还有一伙人充满返回岸边的幻想，可我们的船已经走得很远”。二、党不管党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过前任的摊子后，曾采取调整党政职能、精简党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等措施来解决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但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后来，戈尔巴乔夫又放弃了对党的建设和对党的工作的领导，这就使党在决定自己命运和联盟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没有起到应有作用。一是戈尔巴乔夫疏于党务，使党的建设不能与社会发展同步，党的机关和干部队伍素质适应不了形势和任务的要求。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六年多，没有召开过一次党中央机关的干部会议，没有向党中央的机关干部讲过一次话。戈尔巴乔夫主政期间，苏共中央召开过30次中央全会，虽然会议多次反映出党的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党的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但始终没有认真研究过如何改进党的领导工作。这一期间，中央委员和党内干部更换很快，但人换了，党的领导机关的体制、作风和方法没有变。曾任苏共中央机关指导员11年的奥尼科夫在他的《从苏共中央机关内部看苏联共产党是如何垮台的》这部著作中谈到，他在1985年到1990年间向戈尔巴乔夫写过11份报告，分析了党内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党的公开性状况、党的各级选举产生的机关(党委员会)和各级执行机构(常委会)的作用、集体领导的状况、党员的自我管理水平和发挥党员和党委委员的积极性问题、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党章的作用问题、影响党的改革进程的因素，等等。但戈尔巴乔夫对他的报告和建议从未给予重视。二是由于戈尔巴乔夫不是首先实行党内的民主化，再带动社会的民主化，而是倒过来想用社会的民主化来推动党的民主化，因而就把广大党员和党的中坚力量排斥在外，剥夺了他们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苏共党章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下到上都由选举产生”;“在各个党组织内或在全党内自由而切实地讨论党的政策问题，是党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党内民主的重要原则”;“在广泛辩论，特别是在全苏联范围内辩论党的政策问题的时候，应当保证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违反党内民主的现象在党内是不能容忍的”。但这些规章都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得到落实。
第46节：党不管党
三是把动力当阻力，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把党的力量推到了党的对立面。戈尔巴乔夫认为“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主要的事情是民主化”。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不耐心地向党作宣传，不注意吸收党内的意见，不同党的负责部门和党的干部作交流，不研究解决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又推出《改革与新思维》，在书中大肆指责党，说:“党和国家机关的实际行动落后于时代和生活本身的要求。问题增加的幅度比解决的大。”“许多党组织不能坚持原则立场，不能同消极现象、为所欲为、官官相护和纪律松弛的现象作坚决斗争。”进而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官僚专制”和“行政命令”的根源，把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看作是“保守势力”，强调要坚决克服这些“阻碍机制”。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书中引用西方的评论说，“由于戈尔巴乔夫将危机的责任推托到党内干部身上，因此激起基层干部的极大愤慨，使共产党的士气一落千丈”。这样，戈尔巴乔夫就丧失了自己的组织基础和力量之源。苏共中央机关资深指导员奥尼科夫也进一步分析说，因为这些原因，苏共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已丧失了它的主要的东西——自己党员的主动性，其实质就是普通党员毫无权利可言，广大党员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都已经疏远和漠不关心，所以1991年危机发生时没有党员挺身而出。
第47节：党员退党
三、党员退党根据苏共中央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局统计的数据，苏联共产党历史上党员人数达到的最大数字是19487822人，这是1989年2月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公布的。但在苏共二十八大后，党员数不增反降，出现退党浪潮。到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时，报告公布减少党员420万人，占党员总数的22%。退党潮流席卷每一个基层组织。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卡登尔金说:“我们厂1989年有党员9072人，到1991年初只剩下1646人，其中还有300人不交党费。”与此同时，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也急剧减少。科姆地区党委书记科尔希科夫谈到共和国党组织的情况时说道:“共和国党组织丢掉了28个基层组织、870个车间党组织和1014个党小组。党组织的数量在此期间减少了27.5%。”国防企业的基层组织1989年至1990年数量减少了23%。在外贝加尔军区，46%的营、连没有了党的组织。发展新党员的情况就更糟糕。连续几年吸收的新党员人数都呈下降趋势。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0年为81人，1991年仅有4人。该地区一位党委书记感慨道:“我们失去了一代青年。1990年和1991年我们没有吸收一个青年人入党。我们对于青年人没有吸引力了。”这种情况在苏联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布尔什维克党自成立以来，党员数都是增加，没有减少过。国内战争结束后，从1924年5月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于1986年2月召开二十七大时为止，每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党员数都是大幅度增加。1981年二十六大至1986年二十七大期间，党员总数平均每年也递增1.7%。但从戈尔巴乔夫主政的第三年——1988年开始，党员增幅即开始下降，二十七大召开后前三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8%。在苏共组织分裂、退党浪潮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苏共二十八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时。1990年7月12日进行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选举，当大会宣布叶利钦被提名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时，叶利钦马上高举代表证宣读了退党声明。接着，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也宣布退出苏共。西方评论，“苏共高层从此分裂了”。在这次会上，除戈尔巴乔夫以外，二十七大选举的政治局委员全部落选。他们中有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等。20世纪初，俄国有一幅革命讽刺画——《社会金字塔》:在双头鹰皇徽下面的椅子上，端坐着皇帝和皇后，旁边写着:“我们统治你们”;下面站着三位大臣:“我们管理你们”;再下面站着五位行宗教仪式的神职人员:“我们愚弄你们”;再下面站着一群来势汹汹、全副武装的官兵，一个举起指挥刀，前面士兵持枪射击:“我们射击你们”;再下面在一座客厅中的宴席上一群权贵在痛饮:“我们吃你们的”;最底层是被压得腰弯肩斜、死去活来的劳苦大众:“我们为你们工作”，“我们养活你们”。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末叶的苏联共产党内，又形成了一座新的权力金字塔:塔尖——苏共中央总书记;塔顶部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般30~32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般450人左右;塔干部分——区委以上各级党委的委员会成员和党的机关干部，约52.5万人;塔基部分——普通党员约1476万人。在这个金字塔中，对权力的分配是:普通党员在确定党的方针政策中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的任务是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委员(从区委委员到中央委员)实际上也是无权的，只起开会举手的作用;各加盟共和国地方党委会虽有极大权力，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只在自己主管的地区内，二是只在中央指示的范围内。所以党内实际掌权的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集中在党的主要领导人手里。
第48节：党员退党
众叛亲离的顶层、等待观望各有图谋的中间层、作离散状毫不起作用的底层——这就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党和党的权力结构。所以当危机发生时党已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历史学家皮霍亚在他的《苏联政权史》这部著作中评论说:“当金字塔倾覆的时候，人们发现，基层党组织的1500万共产党员，维护的是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相悖的自己的行业利益、阶层利益、民族利益、政治利益和其他利益。从1978年至1991年，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等级制度的代表组织，分裂成了大量独立的、代表着行业集团和等级制度集团具体利益的政治派别。政治体制改革计划的失败，早在第十九次全苏党的代表会议上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党内切实出现了不同的派别，这是自苏共十大以来所不曾有过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苏共二十八大，党内实际存在着独立的政治集团，它们从内部破坏了苏共作为苏联政治制度传送带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早就灭亡了，远远早于1991年8月它被取缔之时。而在那个时候，这种取缔行动已经是‘打扫卫生’的行动了，实际上已经不会引起苏共普通党员的激烈抗议了。”
第49节：异己分子进入权力核心
四、异己分子进入权力核心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过程已经表明，它不是在战争中被打败瓦解的，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完成了这一过程的;不是被反革命政治势力直接打倒的，而是由执政党领导人自己宣布解散共产党、停止联盟存在的。这一悲剧还表明，苏共领导核心内部的几股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起的毁灭性作用，是任何内外敌对势力所达不到的。正如苏联前“持不同政见者”季诺维耶夫后来总结的:“如果国家的政治和思想领导人不向敌人敞开苏联堡垒的大门，西方及其情报机构的努力是不会取得这样的成效的。敌人没有想到会获得这样丰厚的礼品。”其实，对于中央领导集团尤其是核心集团的重要性，戈尔巴乔夫很清楚。为此，他一主政首先就进行了重大调整。三年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调整面达到80%。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都是戈尔巴乔夫推荐到中央或委以重任的。可悲之处还在于，虽然叶利钦曾数度与戈尔巴乔夫联手，雅科夫列夫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密友、智囊，谢瓦尔德纳泽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左膀右臂，但这三个人最后又都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或宣布退党，或被开除出党。1985年12月，在戈尔巴乔夫推荐并坚持下，叶利钦出任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2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年9月，因为制定出台在莫斯科举行集会和游行的管理办法问题，叶利钦同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发生激烈冲突，随即致信戈尔巴乔夫请求辞职。叶利钦在辞职信中写道:我总是尽量讲自己的观点，即使它与别人的意见不同。结果出现了越来越多不遂心的场面。如果更确切地说——由于自己的风格、耿直性格和个人阅历，我成了个没学会在政治局内工作的人。我不能不提几个十分原则的问题……这就是促使我向您提出请求的几个原因和动机。这不是软弱，也不是胆怯。我请求免去我的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请视本函为正式辞呈。此致敬意。鲍·叶利钦1987年9月2日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历史学家皮霍亚这样评价叶利钦这封信:“叶利钦的信——党的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文件之一。他自愿要求从党的最高层职位上退下来，这是没有先例的。更为重要的是，叶利钦的信是一份政治文件。他称自己引退的理由是不同意党的政策——口头上大喊拥护改革，而实际上，在他看来依然如故。他认为，利加乔夫是党机关故步自封的代表人物。从叶利钦的这封信可以看出，他已经心灰意冷，对国家的改革感到失望，他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了。叶利钦的这封信表现出他的巨大个人勇气。攀上党的最高层令人难以置信地困难。而丢掉职位，脱离‘党的战友们’意味着身败名裂，成为被正统的追逐功名者鞭挞的政治罪人。我们应当指出，叶利钦在自断后路时使用了一些势必冒犯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理由。叶利钦说，由于‘自己的耿直性格和个人阅历’，不适合继续在政治局内工作，这番话语意双关，给人以愤世嫉俗的感觉。”1987年11月，苏共中央接受叶利钦的请求，免去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改任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叶利钦主持莫斯科市委工作期间，曾有过微服出巡、到商店排队购物、乘坐火车汽车、解决群众生活方面积压问题等颇得群众好感的举动，甚至摆出了带头反特权的架势。在政治上，叶利钦主张实行多党制;在经济上，主张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积极向私有化过渡;在改革上，是一种极端激进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从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起，叶利钦就站在了苏共党的对立面。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叶利钦明确提出，苏联的改革“应当从党内开始”;党内选举，包括中央书记、总书记在内，都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和无记名的、自下而上的;最高领导层应限定任职两届，年龄限到65岁;更换总书记时，应同时改组政治局和中央机关;重要议案应提交全党全国讨论，并实行全民投票。他同时还要求会议撤销对他的处分，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为他恢复政治名誉。会后，他还多次表示，“苏联的改革是一场斗争”，“没有社会政治结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真正革命的变革，社会主义的威望就不能提高”。他一再指责苏联改革速度慢，进展小，认为苏联改革如不向前猛冲，就会受挫。
第50节：异己分子进入权力核心
由于苏共领导机构当时没有接受叶利钦的激进改革主张，也没有同意为他恢复名誉，叶利钦很快就转向了公开反共反社会主义支持民族分立势力的立场。1989年3月，他放弃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职务，竞选人民代表获胜，5月又被递补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成员。此后，叶利钦的激进改革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主张把苏联建成一个所有活动均依照法律而不是上头指示的法制国家，主张所有的政府机构、政党和政治及社会组织，包括苏共在内，都要依法向最高权力机关汇报工作。1989年6月，叶利钦以政治反对派领袖的身份应邀访美，在美国公开抨击共产主义是幻想出来的，声称苏联应在吸取美国民主经验积极成分的基础上创立新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民主结合起来就是更新的社会主义。他还反对苏共当时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民族分立运动所持的强硬立场，认为苏共就此问题而发表的声明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惯用手法，主张让这些共和国独立，让它们自己决定是否退出苏联。1989年7月，叶利钦与“人权运动”活动家萨哈罗夫等人联合一批苏联人民代表，成立了反对派特色极其鲜明的“跨地区议员团”，在苏联最高权力机关内部筑起了同联盟中央分庭抗礼的第一个政治阵地。1990年1月，他又同激进的经济学家波波夫等一批具有极端民主情绪的苏共中央委员一起，发起成立了苏共“民主纲领派”，在苏共中央内部构筑起向苏共领导发起挑战的另一个政治阵地。1991年6月，叶利钦击败雷日科夫等五名候选人当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首任“民选总统”后，政治地位大大加强，对抗联盟中央的立场也愈发强硬。7月10日，叶利钦在俄罗斯东正教牧师的主持下宣誓就职。他宣称:俄罗斯国家“复兴的基础是人的精神解放、信仰的真正自由和完全放弃任何意识形态强制”;“进一步的基础是创造性的人道原则——自由、富足、法制、向世界开放”。7月20日，叶利钦签发第一号总统令，宣布俄罗斯境内的国家机关和企业非党化，一举摧毁俄共的组织系统。当俄共和苏共强烈谴责此举，要求苏联总统就此表明立场时，叶利钦态度强硬，宣布他的命令“既不是反宪法的，也不是反民主的，其目的在于结束党僚们的垄断局面，为所有的政党和运动的活动创造一个平等的民主条件”。由于他的命令很快生效，俄罗斯境内的反共狂潮骤然高涨，俄共许多党组织被迫解散。紧接着，在“8·19”事变中，叶利钦又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困境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误，把苏共进一步逼上了绝路。后又主谋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炮制了《别洛韦日协议》，直接导致了联盟解体。
第51节：异己分子进入权力核心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病逝。虽然俄罗斯一家电视台称:“一个人的死能让我们国家几乎每个人都心有所动，这样的事情已经很久没出现过了”，但是，“不论从理想还是现实范畴，叶利钦都难以让很多莫斯科人产生感激或缅怀之情”，在整个俄罗斯，“只有戈尔巴乔夫比他更坏”，因为叶利钦:“第一，导致强大苏联的解体，是个拿自己祖国做买卖的人;第二，私有化进程不当，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和官僚阶层的普遍暴富;第三，使俄罗斯陷入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不能自拔，付出了巨大的生命、财产代价”。如果说叶利钦是苏共内部一个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的话，那么，雅科夫列夫则是在苏共内部的采取迂回手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戈尔巴乔夫主政的开头几年，雅科夫列夫千方百计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帮助他推出“改革与新思维”，力图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制度。同时还利用负责宣传舆论工作的权力，把一些具有自由化倾向的人，提拔担任新闻媒体的负责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许多政治措施，实际上都来源于雅科夫列夫的思想。曾有人把雅科夫列夫称之为苏联“改革的设计师”和“公开性之父”。从1990年冬季起，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雅科夫列夫开始同戈尔巴乔夫拉开距离，最后分道扬镳，伙同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组建“民主改革运动”，支持叶利钦，从迂回反共走向了公开反共。1991年6月被苏共开除出党。1923年出生的雅科夫列夫，194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参加过卫国战争。在他的《一杯苦酒》这部书中，他谈到了他的心路历程。他回忆说:“时至今日仍然相信，当时我根本无权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这是严峻地考验良心的时刻。同时，我也相信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它是生活的真谛。可是，从前线回来之后开始产生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心头。在我家乡雅罗斯拉夫尔地区到处可见快要饿死的儿童，农村被继续掠夺颗粒不剩……”“我生来初次认识到什么叫谎话连篇，什么叫恬不知耻。我本不愿意相信，可是事实越来越明显:所有的人都在说谎——不管是在台上发言的，还是在台下恭敬地专心听别人发言的”。苏共二十二大后，雅科夫列夫认为他洗了一个“凉水淋浴”，开始醒悟，觉得“修正和清理一些东西，国家也就会加速自己的发展”。但后来马上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制度，是构筑在暴力意识形态之上的制度”。因此要“毫不妥协地推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条”;要“坚决否定号称历史火车头的暴力革命;坚决否定‘剥夺剥削者’的罪恶主张——要斩草除根地否定他们”;要“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遗憾的是，这样的异己分子竟进入到苏共最高领导核心，并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智囊”和“顾问”。再坚固的堡垒从内部也不堪一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总结:对于执政党，如何保证党的领导权掌握在信仰坚定的党员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手里，是关系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