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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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由之 著
晚岁为诗欠斫头
不少人认为陈寅恪是个不问政治的纯粹书斋型学者,这其实是个很大的误会。陈先生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的抱负也曾经并不局限于做一个安坐书斋皓首穷经的传统型儒生。
他心目中的榜样不是别人,而是隋代讲学河汾,培养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温大雅等通权达变的大唐开国名臣及学士的文中子王通。此即孟子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本意。目的之一,是希望自己能像王通那样,培育出一批能够担当天下大任的精英人物,试图影响现实政治。这实在耐人寻味。后来屡遭世变,残废流离,形格势禁,梦想破灭。但陈先生的政治热情未曾稍减。
1919年初,经俞大维介绍,吴宓在哈佛大学初交陈寅恪时,就感觉“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俨然是一个卧龙式人物。
而据吴宓1961年8月30日日记,陈寅恪当时有七“不”: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这充分折射出当时国内政治气氛的紧张状态。但究其实,也就是一种防范型的自我保护;尤其是后三“不”,不宜太过当真。
一部《陈寅恪诗集》,可以视同诗史。而陈先生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是一以贯之的。1949年以前,举凡袁世凯称帝、中日战争、中苏条约、中美关系、国共和谈、蒋介石宴请、张群组阁、王云五推行“金圆券”等等,皆一一入诗,情见乎辞。1949年之后,“先生过岭诗为历”,诗集中“谈政治;评时事政策;臧否人物”的,更是大约占到十之七八。积习难除,此之谓也。
陈寅恪晚年虽然失明膑足,深居简出,但仍然对时事很敏感,对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透彻的了解。
毋庸讳言,选择留居祖国大陆以后,陈先生生活相对安静,物质生活较有保障,国家也曾出现一些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他的心情,确有比较明朗舒展的时候。“晴雪映朝霞,相依守岁华。莫言天地闭,春色已交加”;“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春联);“沉郁轩昂各有情,好凭弦管唱升平”;“余年若得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等等,皆是明证。
但更多的,则是深重的痛苦感,这与当时政治、文化大有关系。作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神州文化系于一身的一代文史大师,生活上的一点平和安适与精神上遭受的巨大磨难相比,是次要,乃至微不足道的。
陈先生“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生命”(蒋天枢语)。面对滔天浊浪,不避不惧,有为有守,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中国历史上文化黑暗到几近寂灭的时代的精神守护重任,其展示出来的文化品质与道德勇气,直可“惊天地,泣鬼神”(黄萱语)。这集中表现在他晚年的两部主要作品《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及其相关诗作中。历年农历新正、元宵、七夕、中秋,陈先生多有诗作,而且多与重大时政密切相关。
陈寅恪知道自己的“谤诗”流传出去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屡次自戒:“东坡文字身为累,莫更为诗累去非”(两宋之际的著名诗人陈与义,字去非,此为先生自比);“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
但终于还是技痒,欲罢不能,将对这一切观感吟哦入诗。“晚岁为诗欠斫头”,就是这条漏网巨鲸的夫子自道,大有一种“此身虽在堪惊”的韵味。所幸当时无事,我们得以读到这些文采精美、独一无二的现代史诗,何幸如之。
克尔凯郭尔说:“什么是诗人?诗人就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内心充满很深的痛苦,然而他的嘴唇却具有奇异的构造,当呻吟和哭泣的声音通过他的嘴唇时会变成令人销魂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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