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一则帖子---介绍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关于《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一则帖子
─── 介绍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1、编者语...................................................................................................    (1)
2、关于《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一则帖子..................................     (2)
3、高校危机在10年以后：专访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3)
4、一个大学长的自白...............................................................................  (11)
5、原武大校长刘道玉出自传解释当年被免职原因............................   (63)
6、找出中国教育危机的祸根—专访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67)
7、刘道玉：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78）
8、感动你、感动我、感动武大学子的刘 道玉
—— 刘道玉谢幕演讲纪实....................................（80）
编  者  语
在当今的中国，大学校长官员化不能不叫人担忧！2006年“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调查结果结论是“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当下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而不像个教育家，难怪韩水法先生发出了“世上已无蔡元培”的口号！
记得曾经有一位哲人给我讲过这样一句话：“有什么样的大学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大学”，选择好了一个大学校长，就选择好了一个大学的未来，如果我们选择好了一个国家的大学校长群体，我们就选择好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大学作为国家的头脑和思想库，作为铸就国家未来竞争力的核心，而大学校长是一所学校舵手和灵魂，就是学校的精神领袖！我们看到目前的大学校长的官本位化愈来愈严重，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但他们领导下的大学群体却离世界一流越来越远。
当今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和视野；应该有什么样的思想和境界；应该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和大爱之心，为此我编排了这样一组文章，从关于《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一则帖子开始介绍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供大家参考。相信你读了这本册子后会有所共鸣。有人说当今的中国，呼唤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话题。我想：“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没有理想主义精神，就不要从事教育。我们又是在现实的种种矛盾、困惑中从事教育的。在当代中国，培育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都是很难的，但我们仍要去努力，甚至这种努力近乎在绝望中挣扎”。
牛豫星
2008年5月30日
关于《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一则帖子
刘道玉，一种传奇，一种向往。
从放牛娃到大学校长
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任命时职称仅为讲师的校长
永远站在学生一边的校长
亲手把杨小凯，邹恒甫送出国的校长、
率先在武大实行学分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转学制、贷学金的校长
突破禁区率先在武大实行插班生制的校长
率先在武大创立作家班的校长
创立了武汉大学“刘道玉时代”的校长
下班回家喜欢绕到学生宿舍看看的校长
在林荫道上随时被学生喊住聊天的校长
《女大学生宿舍》里校长人物原型的校长
带小板凳坐火车过道去北京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校长
掌政武大实验室却被人占用也没为自己营造“学术山头”的校长
被免职后不想当官一辈子不肯离开珞珈山的校长
刘道玉，一段活的武大历史，一个和蔼的老头
一辈子呼唤创造教育的校长
被误解的刘道玉校长
没有被遗忘的刘道玉校长
高校危机在10年以后：专访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追寻缺失的大学精神之二
本报记者　马娟　北京报道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辉煌时期。学界关于给大学松绑，增加教育投入的呼吁，促成了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掀起教育体制改革的高潮。各地高校中出现了一批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典型，开放活跃的氛围使大学精神进入复苏、重建的过程。
武汉大学是当时的一座丰碑，是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作为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率先推行了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领全国之先，被奉为“武大的蔡元培”。
如今，刘老已年过七旬，但他仍在为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心竭力，奔波不疲。近日，本报就回顾80年代的武大精神、剖析高等教育现状等问题对刘老进行 了专访。刘老以年高体弱之身，在短促的时间内，不顾休息，坚持书面回复本报的提问，并连夜发来，后又发来更正稿。严谨谦和的大家风范，令记者油然而生崇敬感动之情。
是为“追寻缺失的大学精神系列”之二。
那时的武大精神就是大学独立，营造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树立勇夺金牌的精神。
1.80年代的武大精神
《21世纪》：如今，大家提起大学改革和大学精神，对上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是很推崇和怀念的，更是把您称为“武大的蔡元培”。您认为，80年代“武大精神”的核心是什么？
刘道玉：的确，上个世纪80年代是武大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我认为就是紧紧抓住教育改革这个中心链条，我们尝试了许多崭新的教 学制度。那时的武大精神就是大学独立，营造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树立勇夺金牌的精神。比如，我那时所进行的各项改革，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经过国家计委批准的以外，其他如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我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我认为这些是我的职权。时至 今日，20多年过去了，仍然有些省规定，不经过批准不得实行学分制，这简直是笑话！
《21世纪》：大家都知道您不拘一格招揽人才，比如，当年身处困境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被您招进武大。您能否回顾一下，当年您做出这些决定时经历了哪些困难？是什么打动了您？
刘道玉：梅贻琦先生曾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而大师之谓也。”这话对我影响很大，我知道要办好武大，延揽大师或者优秀的人才是最为重要的。于是，我发动全校各类人员推荐杰出人才。杨小凯就是我校当时在北京社科院进修教师刘鹰向我推荐的。为此，我亲自去湖南找到时任湖南第一书记的毛致用，商量为杨小凯彻底平反和调动的事。的确，在杨小凯调入、提升讲师、批准出国、批准他妻子和女儿出国等环节上，都遇到了麻烦，主要是来自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的反对。但是我对小凯的才华是很欣赏的，我对自己认定的事从来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特别是1983年清理所谓的“精神污染”时，有些人想把小凯当作鼓吹自由经济的“自由化分子”批判，把我与杨小凯联系起来，说我重用坏人。当然，我问心无愧，所以泰然处之。
《21世纪》：您的插班生制度和武大作家班，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当年推出这些制度的背景是什么？喻珊曾写过一本《女大学生宿舍》，现在看来，这是一本很大胆的文字，当时是怎样的活跃氛围，能够发表这样活跃的文字？
刘道玉：作家班和插班生制度的确是武大当时教育改革中的两个亮点，从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人才。萌发这两项改革措施的背景是：第一，过去文人相轻，文学家瞧不起作家，认为他们没有学历、没有高深的学问；而作家又瞧不起文学家，认为他们一生都写不出一本小说来。于是，我就想打通他们之间的隔阂，借 用了遗传学上“杂交原理”，萌发出了要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这一想法与王蒙先生不谋而合。于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支持下，武大就创办了史无前例的作家班， 先后两期，被称为黄埔一期二期。
第二，插班生的起因有两点：一是我对一次高考定终身甚为不满，希望在高考制度以外，另开辟一条升大学的途径；二是我想把那些自学成才的优秀人才和其他普通大学中学习优秀的学生，以插班的形式招入到武大来，给武大学生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还想把武大已在学但不思进 取、学习不好的学生分流出去，形成竞争的局面。
《21世纪》：您是一位化学家，为何钟情于教育事业？您在俄罗斯的留学生涯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道玉：我的主专业是化学，自幼幻想能成为一名诺贝尔式的发明家，可是正当而立之年，我先后被委任为武大副教务长和党委副书记，使我失去了从事发明创造的舞台———化学实验室。但是，创造之梦并没有在我心中消失，而是异化为另一个梦———从事创造教育研究，着力培养更多的创造发明家来。从这时，我就热爱上了教育，特别是创造教育，钻研国内外教育名著，在这一条道路上我踽踽笃行了四分之一世纪。
我崇尚教育改革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我自幼的学习经 历，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喜欢跳跃式地学习，对于灌输式的教育极为不满；二是留学苏联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原苏联的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培养制度，基本上是自由民主式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例如，我在苏联科学院读副博士研究生，完全是独立自主地学习与研究。导师规定要学习和通过三门课程 的考试，但没有教材，不上课，不规定考试时间，入学开始考可以，答辩之前考试也行。科学论文题目和实验方案也发挥学生自己独立思考和独立设计，教授从不包办代替，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创造能力。我在这种培养制度中如鱼得水，这对我在任校长时推行教育改革起了借鉴作用。
《21世纪》：邹恒甫博士创办的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可以说开创了国际化办学的先河。您作为老校长和他的老师，对高级经济研究中心的创立和发展有什么看法？
刘道玉：邹恒甫是我的得意门生，当年正是我找到教育部蒋南翔部长疏通关系，他才得以到哈佛读书，使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杰出人才。我与恒甫之间有不少故事，对他在武大所开展的各项活动是了解的，也是极力支持的。据我所知，恒甫除了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以外，又创办了武汉大学高级学术 研究中心，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内容。这个研究机构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办的高级研究中心。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机构，目的是吸引世界各地的杰出科学家，开展自由民主式的讨论与切磋，以激励新的学术思想的诞生，甚至有可能创建新的学派。这本来是一个极有创意的设想，可是他并没有 得到应有的支持。他在武大经历了很多挫折，步履艰难。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仍然踯躅笃行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对他的事业，我是支持的，但我爱莫能助，我只能祝福他成功！
2.创造是一流大学之魂
我是一个教育改革论者，也是一个教育危机论者。比如，我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危机在10年以后，比现在还要更加严重。
《21世纪》：您曾经说过，大学必须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做起，特别是要千万百计地物色和培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大师级的人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大 学里的大师级学者屈指可数，早已不是上世纪初大师云集的时代。您认为大师匮乏的原因是什么？需要怎样的制度和氛围才能重塑大师时代？
刘道玉： 按理说，我国重点大学应当拥有一定数量的学术大师，但是实际上现在能称得上是大师的人真是寥若晨星。这里有一个对大师的理解问题，现在不仅大师少之又少，而且对大师的理解也到了俗不可耐的地步。什么院士是大师，博士生导师是大师，留洋的一个博士是大师，一个商业精英也成了管理大师，简直到了胡言乱语的地 步。到底什么是大师呢？钱穆先生曾说：“大师者，乃是通方之学，超乎各部专门之上而会通其全部之大义者是也。”他又说：“而今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成为专家，而不望人为通人。”
由此看来，我国当今出现不了大师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是长期专业化教育造成的恶果。大学里专业越分越细，学生的知识越来越狭窄，大学的教授们往往也只知道一点本专业的知识，所以他们怎么能成为通晓百科的大师呢？
其次，严重的浮躁心态和浮夸的学风，使得许多从事做学问的人滋生了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不能静心下来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我认为做学问就要具有像当和尚那样的精神。什么是当和尚的精神？我认为就是6个字：信念、执著和恬淡。今天的大学有这样甘愿当和尚的学者吗？虽然不能说没有，但肯定是不多。
再次，现在的评估制度和新闻导向都影响了大师的产生。评估是追求数量，宣传是捧杀。一个学者一旦出了一点成就，于是到处作报告，有的马上升官。学者当官已不是个别现象了，这些人虽然还在原单位兼职带研究生，但他们哪里有时间做学问呢？实际上，这也是官本位和华而不实学风的反映。
《21世纪》：中国一直在高喊建立国际一流大学的口号，但直到今天，即使是清华北大这些投入大量国家经费的学校，都与国际一流有相当差距，更不要说其他学校。您认为，一流大学的核心标准是什么？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刘道玉：环顾世界最著名的大学，没有那一个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漫长的、默默耕耘的过程。中国大学的问题，就出在乱喊口号。自从搞了五花八门的“工程”和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口号以后，于是就出现了大学合并风、大学改名风、大专升格风、赶时髦之风、追求大而全之风、互相攀比风、突击上硕士点、博士点，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于是千军万马争过“研究型大学”和“一流大学”这个“独木桥”。这股浮夸风是自1990 年代初开始的，而且是自上而下刮起来的，至今仍然没有刹车的迹象，着实让人忧虑万分。
一流大学的核心是什么呢？我正在写一本书，书名是《创 造：一流大学之魂》，这是我对建设中国一流大学思考的心得。现在只提创新而不提创造，实在是一种短视，如果不实施创造教育，创造性的人才哪里来呢？我始终认为，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育家做职业校长，专心致志地治校；要有创新的、独特的教育理念；要按照创造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培养创造性的人才；要从事原 创性的基础研究，完成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要有学术大师，形成以他们为主体的科学学派。这些标准是一流大学必须做到的，上述五条也就是我国大学与国外著名大学的差距，不消除这些差距，要想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那只是妄想！
我是一个教育改革论者，也是一个教育危机论者。比如，如果不及时改革，我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危机在10年以后，比现在还要更加严重，因为现在培养的10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他们有一个博士的桂冠，所以他们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怪圈。所以，我预计20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 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
《21世纪》：大学，在很多时候都代表着一种精神家园，代表着创新和思想的活力源泉。但是，我们现 在看到，很多大学都已沦为职业培训机构，他能提供给大学生的只是应用知识的传授和文凭，而非人的精神的全面塑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您认为，真正的大学精神是什么？如何重新寻回大学的精神动力？
刘道玉：无论在中国或是国外，大学都是最高的学府，是造就优秀人才的基地，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 园地，是新思想、新理论、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可是，这些都是以大学独立和自由民主的学风为必要的条件，今天，大学已经衙门化，这里涉及到大学体制改革问题。大学是文化层次最高的地方，因此大学体制改革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率先营造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找回已经失去了大学精神的动力。
3.振兴的关键在于教育体制改革
我认为，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人作校长，而是遴选校长的标准不对，没有正确的遴选校长的机制。
《21世纪》：从现在的大学课程来看，以经济学为代表的实用学科可谓显学，学术界也是如此。而曾经的“皇冠上的明珠”的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却落入冷门，很多这些学科毕业的学生也是就业无门。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评价？
刘道玉：现在我国大学仍然是实行专业化教育，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造成的恶果。实行通才教育，这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共同的经验，也是造就高人文 素质人才的必由之路。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周培源、苏步青先生为首的科学家，都呼吁要从专业化教育向通才教育转变，但是20多年过去了，专业化教育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专业越分越细、越来越多，由此可见教育改革的阻力是多么的巨大呀！
至于说到热门与冷门专业，这是相对的。什么东西热过了头，就会冷下来；反之，一门学科冷得太久了，那么它也会热起来的。如果我们实行通才教育，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人文素质教育不可少的，他们对于陶冶人的 情操、品德和人格具有重要作用，而并非仅仅以谋取职业为目的。随着大学的大众化，进而普及化，所以以后上大学不再是以谋求职业的技能为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就是培养通用人才，大学毕业生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对口的。这个观点我20多年以前就著文提出过，现在看来越来越明显了。
《21世纪》：您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学校长。一个好的大学校长不仅仅是属于学校的，也应当是全社会的思想先行者。您对现在的大学校长们有什么样的期许？您认为蔡元培时代的大学精神，有哪些是值得后人传承和发扬的？
刘道玉：1982年9月，我在接见英国上议院的一个资深议员时，他曾经问我：“你认为一个大学校长的职责是什么？”我答：“一个理想的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有两点：一是要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的人才；二是一个大学校长要是思想家，他时刻应当走在时代前面，以他的先进的思想影响和引领社会前进。”
我曾经以“中国应当怎样遴选大学校长”为题著文，发表在《高教探索》上。我列举了国内外所有成功的大学校长，如美国的艾略特、博克、陆登廷、雷文和中国的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是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既心无旁骛地专心致志的治校。我认为，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人做 校长，而是遴选校长的标准不对，没有正确的遴选校长的机制。古代圣贤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我亦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由此，我想对现在的大学校长们提出一点希望：我劝你们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带研究生，作一个专心致志的校长。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深刻地指出过：“一个校长，小者 影响到千百人的学业，大者则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样的事业难道不值得全心全意地去追求吗？”这话是值得我们现在仍然坚持双肩挑的大学校长们的深思！
美国耶鲁大学之所以办得很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像理查德·雷文(RichardC　Levin)这样一批优秀的校长，雷文本是著名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学方面的学者，但是他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13年内，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倒是写出了《大学工作》专著。以他为代表的一批职业化校长应当是我们效仿 的榜样，希望我国大学校长们不要左顾右盼，不要等待观望，大胆地进行教育改革，充分地行使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办学权，惟有如此，才能领导好自己的大学。
《21世纪》：中国的大学改革的症结在哪里？有怎样的建议？
刘道玉：目前，我国虽然也有些大学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只是局部的添枝加叶式的改革。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我认为主要是没有倡导改革的大环境和宽松的政策，也没有涌现出改革的代表人物和改革的典型。
那么，障碍教育改革的症结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是没有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是大一统的教育体制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开展。1985年5月，中央颁布 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全面论述教育体制改革的权威性文件，但是这个文件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文件指出：“中央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如果依然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领导大学的教育工作，计划经济体制不能振兴我国的经济，难道计划教育体制能够振兴我国的教育吗？
为什么我国大学没有个性、没有特色？为什么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合并是谁倡导的？为什么大学乱改名和突击升格？现在大学大肆扩大土地和大兴土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教育乱收费为什么禁而不止？素质教育为什么长期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各种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教育“工程”是谁 制订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谁造成的？普遍存在的教育不公平又是谁造成的？对这些国家最高的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深思！国家教育部门应转变职能，要坚决放权，要彻底放权，实现从“大政府抓微观”向“小政府抓宏观”的机制转变。这是大学教育规律和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外国大学证明了的成功经验。否则，大学振兴均为 奢谈！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08-14)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作者：刘道玉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刘道玉， 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 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教育学研究方面，从事创造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最高荣誉勋章，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 究奖章，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勋章。
附：
1933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蔡阳乡北大刘家坡
1953年－1958年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
1958年－1960年武汉大学化学系助教
1961年－1963年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前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生学习
1963年－1966年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
1966年－1977年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
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1988年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1979年－1988年先后访问法国、日本、美国，与法国政府、京都大学、耶鲁大学、日本创价大学等签订交流协议。
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
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
1990年参加中国化学会，被选为22届理事，永久会员。
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功勋章。
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
“乱点鸳鸯谱”——珞珈山之恋
留苏预备部
“反修”战士
周总理的接见
李达“三家村”
“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黑色的星期四
教育部的“临时工”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卧薪尝胆，十年雪耻”
“不拘一格降人才”(上)
“不拘一格降人才”（下）
韩德培“晶核”之再生
学分制一炮打响
闯红灯创立转学制
怪才王小村
武大改革的黄金时代
插班生一石激起千层浪
科研实现零的突破 24
武大出版社、学术假、学术沙龙
珞珈山上的快乐学院
“玩在武大”
团中央书记的候选人
上访要求不当市长
厦门大学的盛情
与海南大学的缘分
中法交流中心（上）
中法交流中心（下）
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
突如其来的免职
“乱点鸳鸯谱”——珞珈山之恋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在1953年的高考中，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本指望毕业后能上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不知是命运的安排，抑或是那时招生工作人员“乱点鸳鸯谱”，1953年8月，我却接到了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从此进入了珞珈山。在以后的年代里，虽然有很多“下山”的机会，但由于我太挚爱这一片被“仁者”和“智者”所乐道的山水，以致与它结下了终生的恋情。
比往年新生注册的时间略微晚了一点，大约9月中旬，我如期来校报到。早就听说武汉大学的校园美丽如画，当我置身其中之时，我陶醉了：这何止是画，简直是 仙山琼阁，是人间的天堂！那青松翠竹的山麓，碧波荡漾的东湖，鲜艳绿色的琉璃屋宇，拾级而上排云殿式的图书馆，绿草如茵的运动场……简直让我目不暇接。还有那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十六字命名的学生斋舍，更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古朴、深邃的文化氛围，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这不就是我梦寐 以求的读书地方吗？
开学以后，我很快地投入正常的学习生活。 教学中的一切我都感到很新奇，风度翩翩的教授，扶手式的课桌椅，推拉式的活动黑板，教师在讲课中间穿插一些化学演示实验，既直接又富有情趣，这让我很快热爱上化学专业了。大学生上课没有固定座位，完全凭自己兴致自由入座，基础课是180人一起上大课，有的教师要戴着微型麦克风上课。为了便于记笔记，一些近视的同学要设法抢前面的座位，那时到教室或图书馆抢占和代占座位也成了一种风尚。
令我十分怀念的是大学初期的伙食，我们享受的几乎是“小灶”待遇。那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属于“精英化”的教育，能够上大学的仅仅是极少数幸运儿。因 此，国家对大学生特别重视，基本上实行的是“包干制”，伙食、医疗（包括疗养）、书籍都是免费的。就拿伙食来说，那时的大学生吃包伙，8个人一桌，按班分组入席。早餐备有豆浆、牛奶、稀饭、馒头、肉包、油条，小菜有盐蛋、香肠、咸菜、油炸花生米。中晚餐是四菜一汤，主食有米饭也有面食，各取所需，不限量， 吃饱为止。每天的食谱不重复，花样不断翻新，富有营养，味道也十分可口。我记得，早餐剩下的花生米，女同学们把它包起来带回宿舍当零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55年底，后来以人民助学金制代替了包干制，但是那一段连农村地主恐怕也不能比拟的优越生活，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留苏预备部
1954年上学期，学校要从化学系二年级学生中挑选3名留苏预备生，一名是一个调干生，另一名是一心想当“居里夫人”的女同学，还有要立志当诺贝尔式发明家的我。那时审查留苏预备生是异常严格的，必须过三关：一是政治审查关，要查祖宗三代有无政治历史问题，查个人的政治面貌和思想意识；二是学习关，既要 看高考的成绩，又要参考平素的学习成绩，要求门门功课优秀；三是身体检查关，要求五官端正，没有任何慢性疾病，应当是一个“完人”。通过审查，我们3个人都没有被录取，他们俩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而学生科负责人告诉我未被录取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香港脚”（脚气病）。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脚气会影响留学呢？ 这到底是中国政府的规定，抑或是应苏方的要求呢？
1954年冬天是武汉50多年从未遇到过的寒冬。大雪纷飞，屋檐上的冰钩足有一尺来长，东湖上 的厚厚的冰层，可供人滑冰。学生斋舍前的台阶和道路上，尽管铺上了草垫子，但是结冰以后，仍然十分光滑，我们的脚上即使绑上草索子，也仍然常常跌跤。女同学们无论去食堂还是去教室上课，都三五成群手拉手结伴而行，借助集体力量互相以防摔伤，但有时也出现像拔河一样一摔就是一串的情况，这也成为那时男生们取 乐女生的一道风景线。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正当我在有机氟化学研究领域艰难地跋涉的时候，一个让人又喜又惊的消息传来，学校再次决定选派我去苏联留学，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按照学校的要求，除了政审、体检以外，还必须接受基础俄语的考试。所幸的是，这三关我都顺利地通过了，“香港脚”再也没有成为我留苏的拦路虎了。
在填报留苏学习计划时，我曾找到研究室主任曾昭抡先生，请他为我研究方向的选择拿主意。他说希望你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去学习，它是世界上研究元素有机化学为数不多的中心之一，克努扬茨院士是世界研究有机氟化学的权威之一。我完全按照曾先生的意见，填报了我的留学习计划。
随后，学校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命我于1961年1月8日，到那里去接受短期俄语培训和出国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
尽管赴苏留学能否成行尚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真的去成了，那一去就是三四年。于是，我和高伟商量，准备在我去北京留苏预备部之前，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何况我们都已超过了结婚的年龄。我们结婚的时间定于1961年元旦。那时结婚完全是革命化的，只需要到派出所拿一张结婚证，举行一个类似于茶话会的仪式就行了。其时正是困难时期，按规定凭结婚证只能购买两斤用麦芽糖做的黑色糖球，区区数量根本招待不了宾客。我的同事很为难，他拿着已签字购买过糖的结婚证， 在黄昏时再次到供销合作社，他略施心计，用手指捏住了签字的地方，售货员没有看出有诈，又签了一回字，所以又购得两斤糖，同时，我们俩从自由市场上买回了十几斤白萝卜，煮了一锅萝卜汤。这虽不成敬意，但对于当时处于饥饿的人们，能喝上一碗萝卜汤，也算是小小的口福了。这样才应付了那个喜庆的场面。婚后我如 期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开始了为期11个月的紧张而又十分艰苦的培训生活。
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每天我们都是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每月粮食定量是27斤，肉食1斤，鸡蛋1斤，食用油半斤，蔬菜供应也是限量的。由于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经过长期的磨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使我得以克服那一段时间的困难，顺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12月中旬，培训任务结束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俄语读、听、说、写四项成绩均为5分结业考试后，留苏预备部领导宣布：“鉴于中苏关系恶化，苏方至今对我派出留学生计划未作答复，因此大家回原单位边工作边等候通知，一俟苏方的通知来了，我们会马上通知你们的。”出人意料的是，我却被留了下来，成了那一批人中惟一的幸运儿。事情来得如此的突然，从接到通知到出发时间不足半个月，我甚至连回家省亲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新婚的妻子高伟赶到北京为我送行。
出国准备工作，主要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制作几套“礼服”，因为那时国内生活水平还很低，只有出国留学生才能穿得上由国家配给的毛料衣服。按标准国家 为每一位公费留苏学生配制一件带毛领和丝棉胆的厚呢大衣，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一个帆布衣箱，以及其它限价、限量购买一些衣物和日用品。对于我来说，这些准备工作是很省事的，不需到指定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定做，因为在学院的仓库里，堆积了过去多批预备生定做的衣服，由于苏方取消了派遣计划而滞留下来。我被告知到仓库里去挑选和试穿，尽管那些衣服也是新的，但尺寸和颜色毕竟不能完全合乎自己心意，鉴于国家经济困难，也只能将就将就罢了。
“反修”战士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苏两党之间，以至于后来发展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部分世界各国共产党与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其他一些各国共产党之间，发生了公开的、激烈的论战。中苏两党的论战，不仅影响了两国的关系，而且还日益危及到留学生的学习与安全。我们留学生订的《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被苏联海关全部没收了。我们的私人信件被拆看或扣留，有的研究生的学习受到刁难，我们的行动受到便衣警察暗地监视与跟踪，等等。
当时，我是党支部书记和留学生会主席，决心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完成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在反对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起带头作用。
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苏联全国总工会于1962年4月30日晚，在工会的圆柱大厅召开了庆祝招待会。应邀的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代表团，有关国家大使馆的官员，以及各国留学生的代表。我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也作了在会上发言的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主持人在致辞中，大谈“三和一少”（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少支持世界人民的斗争）， 这显然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我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但我抑制了焦急不满情绪，并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会议主持人，要求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言，向苏联工人阶级表示兄弟般的节日祝贺。我的要求被接受了。我首先对会议主席安排我发言表示了感谢，向苏联的工人兄弟和在座的各国朋友们表示了节日的祝贺。接 着，我着重就和平共处阐明了我们党的观点，我的发言，当然引起苏方官员们的不快，但是却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1963年6月28日下午4时，我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负责人刘天民同志突然来到我的实验室，。他带着急促的口气说：“情况十分紧急，你现在已不能再回宿舍了，请带上身边有价值的资料马上跟我到大使馆去。”我未问缘由，已意识到出事了。我顺便问了一句：“要不要向导师或研究室的人打个招呼？”他说：“不必了。”
到了大使馆，我被径直引到潘自力大使的办公室， 他已在那里等候我了。他起身上前握着我的手说道：“昨天，苏联外交部已照会我方，宣布了5位同志为不受欢迎的人，其中有你，苏方限定你们48小时离境。为 了安全起见，你现在寸步不能离开大使馆，准备后天回国。”接着，潘大使把苏方6月27日的照会递给了我。
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在苏全体中国留学生的愤怒与抗议，留学生代表纷纷赶到大使馆，向我表示了慰问。事后，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我的同学们集体来到大使馆，个个都义愤填膺，向我表示支持。同时，他们帮我清理了日常换洗衣服送来，其它没有值钱的东西，可惜的是一百多册俄文专业书籍我不能随身携带回国。在离开莫 斯科的头一天晚上，刘天民同志来到住处看我，征询还有什么要求。我握着他的双手说：“天民同志，我决定把一年半节省的600卢布捐赠给大使馆，我已托付留 在科学院的留学生代交，请你转给有关领导，略表心意。”当我登上苏图—104航机舷梯，挥手向欢送的人们致意时，我眼睛湿润了。再见吧，令人沮丧的莫斯科！
这一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2周年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当太阳高高从东方升起之时，我们乘坐的苏图—104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这时，机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首都各界数千人聚集在这里欢迎我们。当我们走下飞机舷梯时，接受了少先队员们的献花。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亲切地说：“欢迎你们回到首都来！修正主义不欢迎你们，党中央欢迎你们！祖国人民欢迎你们！”
从1962年1月10日离开北京，经过了526天的留学生活，我又回到了原点——北京留苏预备部。不过，不同的是：那时是一名留苏预备生，而现在是一名辍学的归国留学生；那时我名不见经传，现在作为“反修战士”为世人所瞩目；那时人们饿着肚皮，现在的经济困难已经暂时过去，市场又出现了勃勃生机。
我住进了留苏预备部的宿舍，那时学成归国的数百名留学生都住在那里。由于时差、紧张、兴奋和疲倦，我患了失眠症，已经5个夜晚不能合眼，即使疲乏至极， 眼泪滴湿了枕巾，还是不能入睡。领导得知以后，派医生送来了100片装的一大瓶安眠药，但我并没有服用，担心日后产生对药物的依赖性。就这样，我全凭意志的力量来调整我的心理，维持频繁的外事活动。
7月7日，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各界万人大会，欢迎被苏联驱逐的5名“反修战士”。
周总理的接见
7月13日，是我一生中不会忘怀的日子，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接见是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进行的，十点整，周总理健步走入接见厅，他依序来到我们面前，一一和我们握了手，并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他表情严肃，气愤地指出：“苏共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他们越滑越远了，现在竟然不顾国 际关系准则，撕毁教育与科研合作协议，驱赶我外交人员和留学生。他们这些做法，让全世界人民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反华的企图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接着，周总理一改严肃的表情，和颜悦色地与我们拉起了家常，从工作单位到婚姻、家庭一一都问到了。当他问到我学什么专业时，我说：“是研究有机氟 化学的，与国防军工关系密切。”他说：“你既然是搞国防军工科研的，我建议你到中国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谢谢周总理的关怀，我是由武汉大学派遣培养的，还是回去报效母校吧！”周总理说：“那也好，我也不勉强你。”当30年以后我回忆往事时，觉得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口，如果我接受了周 总理的建议，也许我就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7月15日晚，陈毅副总理在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宴请我们5个人，参加作陪的有副总理兼中宣部长陆定一，以及外交部、外经部、高教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20多人。宴会开始时，陈毅同志举杯向我们表示欢迎，然后他话锋一转，说：“连日以来你们辛苦了，今晚彻底放松，我们不谈政治，修正主义不是一个晚上能批倒的，是长期任务。”
那天晚上，我的确过得非常愉快，特别是陈毅元帅的威严、机智和幽默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李达“三家村”
大约8月初，李达校长托秘书曾勉之同志带信给我，他希望能见到我，那时他正在北京颐和园休假。我如约到颐和园去看望他，向他汇报了我的学习和反修情况，老校长见到我十分高兴，中午设家宴款待我。席间，老校长谈兴甚浓，他谈到了武汉大学的问题。他说：“学校围绕着1958年教育革命的问题，党委分成了两 派，斗得不可开交，已经影响了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武大的学术地位不高啊，令人不安哪！希望你回学校工作，正确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狠抓科学研究，为办好武汉大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大约9月中旬，我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母校，受到了学校领导和亲友们的欢迎，见到了出生10个月的儿子毛毛。他是我在苏联学习期间，于1962年11月3日出生的。给他取名“维宁”意指维护列宁主义路线，是我留学苏联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见证。
1966年4月，我突然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时年32岁，职称是讲师，这在当时的重点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很显然，这一举措是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意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兴许我是沾了“反修战士”的光。
然而，我并不领这个情，不仅没有任何喜悦之情，反而背上了思想包袱。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当一名科学家，这是我从小立下的志向，为此我度过了“十年寒窗”的 岁月，而这一任命意味着我要放弃自己的追求。因此，当党委书记庄果向我宣布这一决定时，我极力陈词，表示不能接受任命。尽管当时强调“突出政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但我自认为还有点“政治资本”，可以讨价还价，一直坚持不到教务处去上班。所以，我这个副教务长是一天班也没有上，一天权也没有当的“当权派”。
5月初，武汉大学举办了一个“教育革命展览会”，内容是肯定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成果，揭发某些人砍掉校办工厂，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半工半读，打击1958年教育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等等。这个展览会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揭开学校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 拉开了，武汉大学又成了推行极左路线的试点。
6月3日，《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同时点名批判武汉大学李达反党“三家村”。
所谓李达“三家村”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为首的当然是李达校长；二号人物是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他是武汉大学1962年整风运动后调来的，1965年初调至广州中南局科委任副主任；第三号人物是副校长何定华，他是延安时期老革命，曾留学日本，主管学校的后勤工作。
6月3日，在武汉大学小操场，召开了首场批判李达“三家村”罪行大会，不仅本校师生而且附近学校和机关的代表也参加了，有万余人，气氛十分紧张。据说经过请示，在批斗会上可以让李达站在台上（实际上他未到会），旁边放一把藤椅，他如果体力不支可允许他坐下来，这是那时所谓的“文明批判”。此刻，学校派人 到湖南李达老家，通过零陵县委，找来了几个自称是受李达剥削的农民，拿着锄头在大会上控诉李达的“罪行”。在批判大会上，除了给他们三人定了反党“三家村”黑帮罪名以外，还给李达校长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
批判大会以后，校内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学生已经不上课了，学校的一切工作也都转到“革命”这个中心上来了。从6月3日点名批判李达“三家村”开 始，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布置和动员，每天数万人步行到武汉大学，手中挥舞着“打倒‘三家村’”、“打倒李达！”、“打倒朱劭天！”、“打倒何定华！”的小旗帜。他们络绎不绝地围绕着李达、何定华的住宅，高呼口号，把他们揪到马路上罚站、低头、下跪，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人数高达150多万人，几乎是倾城而出！可怜的老校长，他虽然革命了一辈子，但却没有见过如此的“革命”，没有料到竟革命到了自己的头上来了。他虽然是马列主义大师，满腹经纶，但解释不了这群众运动为什么是“天然合理”的。他病了，病得不轻，以“李真”的化名被送进医院。没有不漏 风的墙，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人人都要站稳立场，爱憎分明，有谁敢对他施予人道主义的治疗呢？
几天之后，1966年8月24日，李达校长溘然含冤逝世，这离点名批判他还不到一百天。就在他去世以前，7月18日，违反常规地将他这个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老党员开除了党籍。
“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1967年元旦第二天一大早，珞珈山引爆了一枚重型炸弹——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黑炮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凌晨7时，“造反有理”校广播台开叫了，先是播放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接下来是朗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这时，本来就是高音的喇叭又提高了八度，只听一对男女播音员拉大嗓门叫喊着：“特大新闻，特大新闻！经我革命造反派连续战斗，现在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接着就 是一连串的震耳口号声：
“把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刘道玉揪出来示众！
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谁的狗头！
刘道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打倒顽固不化的铁杆保皇派刘道玉！
打倒王任重的走狗刘道玉！
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刘道玉！
……”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和身体上作好准备，去承受即将到来的苦难，决不能屈服于造反派的淫威。
不用说，肯定是我们同派人中出了“甫志高”，又出了“反戈一击”的立功者。由于我谈话的时间、地点和在场的人，仍历历在目，无须明言，我能猜出十之八九，是最受我们信任的化学系的一个女学生揭发的。
说时迟那时快，早饭后一群造反派学生气势汹汹地来到我的家，勒令我交出“炮打中央文革”的黑材料。我说“没有黑材料”。他们不信，于是七手八脚地翻箱倒 柜搜查，他们当然搜查不出什么黑材料。在搜查未果的情况下，他们把气往我身上发泄，勒令我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斗。所谓批斗，也就是游斗，也叫游街示众。大约100多名造反派，大多是学生，也有少数教职工。他们打着造反派战斗队的旗帜和五彩旗，敲着锣鼓，把我押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颈子上挂着沉重的黑牌， 上面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我的名字上还打上了红××。我的双手由两个身体魁梧的造反派反剪在背后，一边走一连呼喊“打倒刘道玉”的口号。
游斗是沿着校园环形大道进行的，整个马路上，用斗大的字写满了批判我的各式各样的大标语，我低着头看得一清二楚。每到一处交叉路口，他们都要停下来，召来许多围观的群众，勒令我低头弯腰，稍有怠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游斗终于结束了，尽管是三九寒冬，但一个上午游斗下来，我已是大汗淋漓，　　浑身没有了一点力气。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环山路吃力地朝家里走，到了水厂附近，迎面来了一个骑自行车学生模样的人。他看到我以后，喝令道：“站住，黑炮手！”当我抬头看时，他已站到了我的面前，扬手就是两耳光，打得我的脸上火辣辣的。临走时，他还骂骂咧咧地大声喝道：“刘道玉，给老子放老实一点，不彻底交待罪行，小心你的狗头！”这又是化学系我的一个学生，后来他留校当了教师，入了党，也当了教授。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反省自己错误的话，难道“文化大革命”只是触及别人的灵魂，而不需要触及自己的灵魂吗？那你又怎样为人师表呢？
在以后的十多天里，每天我必须到“9·12先锋队”去报到，被勒令交待炮打中央文革的罪行。
黑色的星期四
8月10日，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我把它称为“黑色的星期四”。因为就是在这一天，造反派差一点要了我的命，我之所以没有被造反派用枪崩掉，大概是命不该死吧！
8月10日的批斗会，是在理学院103教室进行的，是以化学系造反派为主召开的，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火药味十足，在一片“打倒”的呼喊口号声中，批斗会开始了，有一个“为人民服务”战斗队的代表首先发言，历数了我的所谓罪行。接着，一个叫做黎进军的造反派头头，怒气 冲冲、骂骂咧咧地冲到我的面前吼道：“刘道玉，你他妈的为什么要反对中央文革？你该当何罪？”我不语，心想既不能说是又不能说不是，还是恪守着“沉默是金”那句箴言。他看我没回答他的问题，更是恼羞成怒，冷不防掏出手枪对准我的左胸捅了下去，由于用力太猛，把我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当他准备再次举 枪时，被眼尖手快的站在一旁的一个造反派教师头头把枪夺了过去，并立即退出已上了膛的子弹，在场的人也吓了一跳。真是生死一瞬间，要是黎进军捅下去时扣动了手枪的扳机或第二次举枪射击，正好不偏不倚地打中我心脏，那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当我被扶起来的时候，我的左胸部的衬衫和汗衫被手枪捅破了，胸部伤口的鲜 血也把衬衫染红了一片。
“8·10”武装批斗以后，我从农场 劳改队移交到造反派的专案组，我知道这个转移意味着斗争的深化，一场对我审查的攻坚战已经开始了。造反派们也知道，要给我定罪，没有过硬的材料是不行的。为此，他们既要拿到我的交待材料，同时还必须广泛收集对我的揭发材料，为了达到陷害我的目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大搞逼、供、信。
在接受审查和批斗期间，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本来是热天，但每次去参加批斗会或是受审，我都要穿上长衫长裤，以尽可能减少皮肉之苦。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说实在的，早上被揪出去，谁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呢。
连日以来，我的心神一直不太安宁，总是担心造反派会对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一天晚饭后，化学系“9　12”先锋队的几个红卫兵到我家，说是要带我去接受批斗。我心想已经这么晚了，揪去肯定没有好事，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我又被带到一间“地下审讯室”，我进去后，看到屋内沿着墙壁已经跪了一圈人。我人尚未站定，一个人高马大的红卫兵对着我踹了几脚，看那阵势，不难看出今晚又是一场“武斗”。这时一个造反派头头冲了进来，他站在屋子中间，一只手插腰，一只脚踩在一条长凳上，他训斥道：“你们这些坏蛋，没有一个老实的，要你们 交待罪行，你们不是抵赖就是避重就轻，今天晚上来给你们‘端正态度’，让你们尝尝它（指着脚下的老虎凳）的滋味！谁不老实，今晚就别想走出这个房门。”说完后，我的一个同学已被他们拉到老虎凳上。可怜哪，我的同学什么官衔也没有，只因为他出身地主家庭，对文革持强硬的保守观点，所以造反派每每都是拿他开 刀，他有严重的腰伤和腿伤，怎么经得起这般折磨啊。大约十几分钟，我的同学大汗淋漓，只听“扑通”一声，他从老虎凳上摔了下来，再未听到他呻吟的声音。红卫兵端来了一盆凉水，对着他的头泼了下去。正在这时，楼道里的高音喇叭响了，很清楚地听到：“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请我革命造反派战士全副武装，马上到 ‘工农楼’前集合，执行紧急任务。”这时，黎进军又骂了起来：“他妈的，算你们走狗屎运，你们统统滚蛋，老子改日再收拾你们。”
教育部的“临时工”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4月初，一天，我突然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要要借调我去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间多长，没有说明。
4月15日，我忐忑不安地到教育部报到。我被安排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下来，室内有一张3尺宽的木板床和一套卧具，一个办公桌，一套普通双人沙发，一个文件柜，一个书架，一个洗脸架和面盆，两个热水瓶。这就是全部的家当，这既是我的办公室、会客室，也是我的寝室，我的两年“临时工”生涯就是 在这里度过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事前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也无人给我打招呼。我大呼上了“借调”的当。但是我也不得不认认真真地干起了“临时工”。
那时，教育部党组成员9人，正副部长6人，除我以外，其他人都没接触过大学里的工作。因此，凡是涉及到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一律压到了我的肩上。
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因此，这次座谈会，无论是对于邓小平本人还是对于灾难深重的科学和教育战线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会议于8月2日至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 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邹承鲁等；教育系统有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苏步青、唐敖庆、史绍熙等。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
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大好局面。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发言更是踊跃，纷纷列举大量事实，对“四人帮”破坏教育的罪行进行批判。
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4日晚上，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 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连日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十六字”招生方针，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读书风尚。于是，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 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
5日上午，武汉大学的这位代表首先发言。他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
“‘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就这样，一个阻碍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拦路虎被铲除了。这次座谈是在这场压轴戏的高潮中胜利结束的。会后，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后来，外界只知道恢复了高考，77级新生推迟到春季入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人们并不知道围绕着推倒“十六字”方针所发生的这个动人故事。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时值盛夏酷暑，各种媒体以火辣的调子报道了这一消息。
对于这次任命，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我的任命却是反向操作的，首先是新闻披露出去的，然后湖北省委文教办公室和省委组织部才找我谈话，最后才召开大会宣布。说实话，在接受这一任命时，我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我在想，武汉大学是名牌老校，前14任校长，不是学术贤达就是政界名流，他们要么有雄厚的学术资本，要么有坚强的靠山。然而，这一切我都没有，论年龄我尚不到“知天命”之年，论级别我是个21级干部，论职称，由于评定职称停止了20多年，我还是一个小小的讲师。看一看，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重点大学，他们的校长都是留学归国的博士，是一级教授、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与他们相比，我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外界怎么看呢？是武汉大学没有高学术水平的校长人选吗？如果以大学校长的学术地位来衡量学校的地位，武汉大学会不会吃亏呢？每思及此，我总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甚至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如果不太谦虚的话，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我崇尚勤奋刻苦的精神不怕吃苦，其次我不想当官，也不怕丢官，敢想敢干、敢于负责，从不摆官架子，能够与广大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再次，我崇尚创造，励志改革，热爱教育，办事求新，这是办好大学十分重要的条件。最后，我既做过基层干部，也做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熟悉教育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领导管理工作经验。
至于选拔著名学者或院士当校长，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用人制度，这既不符合“专家治学、教育家治校”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原则，也不是世界各大学选拔校长的通例。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了许多，信心也树立起来了。
48岁的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但是媒体仍把我当作最年轻的校长，这只是相对而言的。我心想：既然我被冠以年轻的校长，那就应当表现得像个年轻的校长样子，干出一番一个年轻校长应当干出的成绩来。我作为一校之长，就是武汉大学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角，应当胸怀全局，提出振兴武汉大学的方略来。
在被任命为校长的头一个月内，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调查研究上，调查的问题主要是三个：（1）作为一所著名老校，在历史上，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和学者们， 在办学和治学方面，有哪些主要的经验？（2）解放以后，武汉大学急剧滑坡的原因是什么？（3）如何振兴武汉大学，应当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突破口应如何选择？
我们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家访，真心诚意地登门 求教，对象是老年教师和健在的过去的领导人。我们家访的约60多人，连同参加座谈的共有100多人。他们之中，有前几任校长的亲属或助手，有数学、生物、 法学和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有中文系健在的“五老八中”（指在学术界有名望的五个老教授和八个学有所成的中年教师），有50年代的“三大才子”，有留苏归国的副博士，有来自全国其他重点大学等校入盟的教师，有过去与我观点不一致甚至反对过我的干部和教师等等。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不仅与广大的教师交流了 思想，建立了感情，而且征集到260多条办学的问题与建议。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坚持改革，勇于开拓，大胆创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把武汉大学办成以中国3~9世纪传统文化（文史哲），国际问题（经济、法律、国际关系），信息科学技术（图书、情报、计算机），空间物理，功能材料（生物活性高分子），能源（电化学）和病毒学为重点的，涵盖文、法、理、技、信、管六大类的新型综合大学。”
“卧薪尝胆，十年雪耻”
讲到“耻”字，还牵扯出了一个使我终生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故事。
那是1966年的3月，国家前高教部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了一个直属院校科学研究成果展览会。作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教师，一个科研组的小头目，我当然很关心本校的展品。我们一行人，找了很久，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最后在一个展台的旮旯里，找到一个像晶 体管收音机大小的展品，它是化学系物化教研室研制的空气电池。据统计，在这次科研成果展览中，武汉大学排名第22名，是高教部直属23所院校中的倒数第2 名！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又是多么强烈的刺激呀！我们不约而同偷偷地摘下了校徽，生怕人家认出我们是武汉大学的代表。
1979年5月，我辞去了高教司司长之职，一方面是确实不想当京官，另一方面也有不服气的思想。回校后，我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实际上主持了党政的常务工作。从那一刻起，我就立下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愿，“不信东风唤不回”。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武汉大学衰落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首先，是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左”的政治运动又是与大批判紧紧连在一起的，而搞科研的人，也就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对象。搞基础研究的，被批判为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至上、搞唯心主义；凡是刻苦钻研的人，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为个人奋斗；凡是发表论文著书立说的，被批判为有“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个人主义者。于是，很多教师认为 教学保险、搞科研危险，宁愿当个教书匠。其恶果是，不少教师不写论文，但却写了一大摞检讨书。
其次，学术思想保守。大学以教学为中心，把它看成是单纯的教学机构，老师就是单纯的教书，这仍然是武汉大学教师中流行的观点。把重点大学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这是被世界著名大学久已证明的经验，但在那时的武汉大学，却不为多数的教师所接受，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纠偏。还有少数保守的教授，他 们固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观点。他们自己不作研究，而又反对别人作；小的课题他们看不起，大的课题又搞不了；自己没有成果，对别人的成果又评头论足，这是学术上十足的保守思想的表现。
再次，学校领导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中，没有人分管科学研究工作，没有规划，没有强有力的支持系统。
怎样才能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呢？我提出了很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
要坚持“两个中心”的办学思想，教学与科研并重坚决停止一切政治运动，杜绝政治大批判，保护每个教师自由研究的权力。
要制订科学研究规划，突出重点，形成特色。据此，首批成立10个研究所和若干研究室，它们是：中国3至9世纪传统文化研究所，美国与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环境法研究所，法国问题研究所，数学研究所，计算机软件研究所，空间物理研究所，仿生化学研究所，病毒学研究所等。
要制订政策，要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那次会上，我对教师提出了一个硬性指 标，凡在职的正教授、副教授，5年之内必须培养出3至5个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理论或应用），出版一本著作。我甚至用激将法提出：如果5年写不出一 部专著，那就出版一本教材，再不行就写一本科普书，实在还做不到，那就出版一本“小人书”。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也达不到，将通过学术职称评定委员会免去教授或副教授职务，学校决不搞大锅饭，也决不保护落后！
会后，孙祥钟教授对我说：“我在武汉大学工作50多年了，像这样抓科研还是头一次。应当动真格的了，否则真的会被取消重点大学的资格。”
“不拘一格降人才”
武汉大学科学研究落后，除了思想认识、政策等因素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师资问题，缺少学有专长、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学术带头人，特别是大师级的科学家。因此，要振兴武汉大学，必须从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做起，特别是要千万百计地物色和培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大师级的人物。
当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物色和培养国际水准的学术大师，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从国内名牌大学或科研机构，聘请优秀的学术骨干，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在物色人才时，还应当解放思想，不拘一格，不应忽视那些受到压抑或埋没的人才，以及确有才华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同时，要真正地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优越的条件，特别是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惟有如此，才能物色和引进人才，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学术带头作用。
根据武汉大学与法国教育交流协议，武汉大学要把法语专业升格为法语系，新建法国问题研究所，创办《法国研究》杂志。但是，本来法语专业的老师力量就十分薄弱，于是物色高水平的骨干教师就成了当务之急。
通过有关渠道，我了解到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法语老师叶汝琏，由于特殊的原因有意想调离北京大学。于是，1980年5月初，我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乘公共 汽车到北京大学校园，对叶汝琏老师进行家访。按照地址，我好不容易在一栋“筒子楼式”集体宿舍，找到了他的“家”。说得准确一些，这不是他的家而仅仅是个住处而已,因为虽然他已55岁，但仍孑然一身，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室内除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和一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的家什了。
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一再称赞我礼贤下士的举动。他自我介绍道：“我是安徽人，1946年毕业于中法大学，专长于法国诗歌研究。然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解放后，工作一直积极，要求进步，还担任了系工会主席，但是1957年仍没有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后来，离了婚，被迫接受劳动改 造。现在，虽然平反了，也恢复了工作，但是同前妻在一个系里工作，彼此都觉不甚方便，所以我想离开北京大学。如果你们不弃，我愿意去武汉大学，我知道那是一所很好的、很美丽的学校。”
“叶先生，我是真心实意来求贤 的，武汉大学虽然没有北京大学的名望高，但是它有中法两国政府建立的学术交流中心，相信你去以后，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同时，我们是开明的，你可以转户口，也可不转户口；你可以一人去，也可以带助手；你可以长期在那里工作，也可以是短期的；如果生活不习惯，可以随时回北京，一切尊重先生意愿。”
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聘请。当我辞行时，他送我到门口，向我拱手说道：“一言为定，义无反顾，后会有期，振兴武大！”
回校后，我请学校人事处以最快的速度将叶先生调来我校。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很快他被晋升为教授，担任了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和《法国研究》杂志主编。后来，他培养了10多名研究生，翻译和撰写了多本学术著作，多次主办了全国和中法两国的学术研究研讨会。鉴于他在法国文学研究上的成就和对促进中法教育交流的贡献，曾荣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棕榈奖章（教育贡献奖章）。
继叶汝琏之后，我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挖来了郑克鲁。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清朝实业家、维新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之孙。他是北京大学法语研究生毕业，在法国进修多年，译著颇丰。由于他和叶汝琏的调入，大大地加强了我校法语系力量，获得了 法国方面的称赞，使武汉大学成了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84年我校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以培养大批的经济管理类人才。但是，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学尚不能输送这方面的人才。于是，从实际工作部门和留学生中招聘人才就成了一项重要措施。
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问题不仅大学存在，在科学研究单位表现得也很突出。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80年试行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研究人员。我了解到，在他们录取的人员中，有一名叫杨小凯的人，是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非常有才华。由于他和妻女的进京户口解决不了，所以他没有被录用。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立即派人到湖南，在征得杨小凯本人和所在单位同意后，很快把他和妻子吴小娟及女儿调到了武汉大学。
调入时，他已发表30多篇论文，翻译出版了一本书，据此，我们给他评定为讲师。他是自学成才的，而且经历是很坎坷的。他的父亲是杨弟甫，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第五号人物。“文化革命”中，他又被批斗，其母自杀身亡。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判刑10 年。从17岁到27岁，在狱中，他自学了高等数学、《资本论》和英语，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狱中完成的。
他调入我校之前，由中央组织部门出面，通过湖南省委为他父亲和他彻底平反。他十分感谢武汉大学对他的信任，也很珍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条件，愿意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才华和成果，引起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量经济学权威邹致庄教授的注意，发来邀请信和录取通知，接受他做博士研究生。但是，在研究和批准他出国时，却遇到了阻力，学校领导内有人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不能让其出国。我认为，既然彻底平反了，就说明没有问题，应当享受公民的权利。于是，我顶着压力，批准他于1983年赴美，次年又批准他妻女团聚。
实践证明，杨小凯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后又被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评为终身教授。1996年，他当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国的20多万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他后来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只要我当武汉大学校长，他一定回国支持我的工作。由于我已早已免去了校长职务，他也感到心灰意冷，当然也不会再回来了。十分可惜的是他患了不治之症，于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病逝。我发去唁电，写了三首诗悼念他。
毛咏计，是我校管理学院通过竞争从国外留学生中聘任的一位优秀人才。他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分配在贵州一个工厂工作，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并由该校公费派往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工商硕士（MBA）学位。学成回国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他的母校四川大学都力争聘请他去工作，并许诺了工作条件。但是，他从媒体了解到武汉大学教育改革搞得好，领导开明，学风自由民主，有意来校任教。他从北京给我写了一封信，表明了他的意向。我立即给他亲笔写了 回信，明确表示热烈欢迎他来校任教。为了有助于他作出最后的决定，我以学校的名义邀请他来校讲学和参观访问，一切费用由我校负担。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后我请他向管理学院的师生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同时借以向他表示欢迎。我向他保证说：“如果你同意到武大来，将破格提升你为副教授，提供万元的科研经 费，分配三室一厅住房，一个月内把你的妻子和孩子调到学校来。”听后他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改革精神，改革的速度。因此，我决定接受贵校的聘请，保证10天内到校履职。”我们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来后，很快承担了国家计量经济重点科研任务，担任了工商行政管理系主任，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来担任了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
由于师生力量不断加强，教学、科研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咨询服务工作也十分活跃，当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被公认为全国5所最好的经济管理学院之一。
韩德培“晶核”之再生
武汉大学法学院是学校的一张王牌，有过很多骄人的记录：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曾有多位法学家担任校长或校务委员会的主任，如王世杰、杨端六、皮宗石、周鲠生等；曾有几名教授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解放后，全国法学界有“两培”之说：北京外交部的李浩培，是周恩来总理的国际法顾问，他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南方是韩德培，一直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系主任。
然而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法学教育统统被斥之为培养资产阶级的“大染缸”。1957年反右以后，武汉大学法律系被合并到省属湖北大学法律系，基本上是一锅端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敏锐地觉察到，一个依法治国的形势必将很快出现，必然会出现法学人才奇缺的局面。于是，在我脑子里立即形成了恢复法律系的想法。
1979年春，我从教育部回到学校，立即抓恢复法律系的工作。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师资又从哪里来呢？
真是因祸得福。1958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合并到湖北大学时，当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法律系教师，如著名国际私法教授韩德培，国际经济法教授姚梅镇，以及刑法教师马克昌、宪法教师何华辉和法理教师张泉林等，都留在了武汉大学。据说，这是当时合系的条件之一，凡右派分子对方不要，留在武汉大学改造，自己消 化。的确是“坏事”变好事，当年的包袱，现在成了财富，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主要依靠骨干。
主意已定，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党委书记纪辉，他表示完全支持。于是，1979年3月，学校党委正式开会研究恢复法律系的问题。在会议上，我说：“在历史上，法律系是我校的王牌系，是武汉大学的骄傲。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已经被打破了。但是，所幸的是，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 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
既然恢复法律系是重铸金牌工程，那么就应当把它列入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打破常规，采取特事特办的办法，要争时间、抢速度，要以力争第一的思想来办法律系。为此，我宣布了三条措施：第一，要把物色和调配教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只要物色到符合条件的教师，人事处要以最快的速度办理调动手续；第二，鉴于法律 系的图书资料也一起被合并到外校去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法律图书资料建设，采用购、调、复制和交流的方法，把图书资料室建设起来，以满足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所需经费，由学校拨给，专款专用；第三，凡是办不通的事，可以直接找我，不允许搞“中梗阻”。
法律系的重建工作是顺利的，速度是超前的，1980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并同时招收研究生。正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我校恢复法律系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同时，多年流失和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希望聚集在韩德培这面大旗下，其中不少是我校法律系早年毕业 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果然不出所料，到1984年，法律系恢复5周年之际，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拥有两系：法律系，国际法学系；此外还有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这时，法学院的教师已从最初的5人增加到70人，成为全国重点法学院，承担了多项重点科研任务，为国家 起草了几个法律文件，代表国家参加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法大会——的确，在韩德培这个晶核周围，长出了一块透明的大水晶来了！
学分制一炮打响
从一开始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就是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学校的路子。我国高等学校现行的学制分为专科和本科，专科学习年限为2至3年，本科学习年限一般为4年，少数特殊类型的学校，学习年限也有5年或6年的。据我调查发现，现行学制最大的弊端是，全班学生同灶吃饭，有的吃不饱，而另一些人可能吃不了，从而挫伤了这些学生的积极性。在不改变现行学制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克服这个矛盾呢？有，它就是西方国家大学早已实行的学分制。
武汉大学学分制的试验工作，实际上是从1980年开始的。为了防止冒进，我们还是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使改革稳扎稳打地进行。我们选定历史系和物理系作为试点，分别摸索文科和理科实行学分制的方法、问题和经验，我本人具体抓物理系的试点工作。
学分制（The Credit System）是伴随着选科制产生的，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些大学实行选科制，1914年哈佛大学正式实行了学分制。
学分制的优越性是什么？在1981年10月召开的学分制的座谈会上，我说：“学分制的优点是，让‘腿子长的跑得快，让肚皮大的吃得饱’”。经济系学生傅红春（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院长）听后说：“校长，你的说法虽说没有错，而且也很形象，但我觉得你没有点出学分制的本质。”
“那你认为学分制的本质是什么？”
“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学分制的本质就在于合理地组成了大学生的知识结构。”1981年秋，学校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对各系的教学进行了大检查，特别是对历史系和物理系试行学分制的情况进行总结。通过对比发现，在这两个系进行的学分制试点基本上取得了成功。与没有实行学分制的系相比，十分明显的变化是：学生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学习兴趣广泛了，知识面也拓宽 了，教师开设新的选修课的积极性也增加了，并且由于学生的自由选课而导致了教师们的积极竞争。
基于学分制显示出了诸多的优越性，于是学校决定：自1982年秋季起，在全校全面推行学分制。这是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经过试点而全面实行学分制的学校，所以备受世人注目。
实行学分制是“虚放一枪”抑或是“真刀真枪”地干？所谓“虚放一枪”，是指仅仅把它作为一种选课制度，起到扩大学生知识面的作用。而“真刀真枪”地搞学分制，除了体现自由选课以外，更重要的是兑现为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分配工作，这是与西方国家不包学生分配不同的。但是，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仅学校 没有分配工作的权力，而且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所属的专业不同，毕业的人数不同，毕业的时间也不相同，势必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我认为，既然我们决心要搞学分制，那就应当“真刀真枪”地搞，困难和麻烦不应当成为不兑现分配学生工作的理由。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改变工作方法，要从整齐划一的统一毕业一次分配转变到在动态中毕业和多次分配的机制上来。根据这个原则，到1983年暑假前，在首批实行学分制的学生中，已有28名学生 提前毕业，提前的时间有半年或1年不等，提前最多的是计算机系学生张汉涛，他以两年半的时间修满了学分。毕业后，他赴法国留学，由于他研究工作成果突出，又被他的导师推荐到美国学习，成为计算机方面的杰出人才。其他提前毕业的学生，经过双向选择，也都分配到重要部门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用人单位的好评， 使武汉大学的学分制一炮打响。
闯红灯创立转学制
粉碎“四人帮”以后，尽管许多的教育学家、科学家不断呼吁实施通才教育，但由于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专才”教育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教育部最终未能下决心改革这种教学体制。
武汉大学由于实行了教学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制的实施，在学生中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涌现了大批横向成才的先进典型。例如，学历史的，有多人成了报业领导人；学哲学的，许多人成了企业家；学外语的，有多人成了国际法专家和司法部门高级领导人；学数学的，有一些人成了经济学家和亚洲 银行的高级雇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教学制度的实施，这些优秀的人才，要么被埋没，要么学非所用，造成人才上的极大浪费。
尊重学生的志趣，这是一条被公认的教育原则，但是在传统的教育制度下，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例如，在统一高考升学时，学生填报专业志愿时，要么奉父母之命，要么由班主任包办代替，即便是自愿填写的，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一旦进入大学以后，就犹如嫁出的姑娘、泼出的水，是永远再不能改变的了，这还被美其名 曰“坚持国家招生计划的严肃性”。
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能否根据自己的兴趣而转换系科和专业呢？在计划经济相应的教育体制下，这是一个禁区，那时是没有人敢于闯这个红灯的。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那么大的勇气，居然在没有领导部门的批准下，从1981年起，在校内实行转学制度。
我是如何萌发创立转学制度的想法呢？这要得益于我和大学生之间的沟通，一般来说，我们之间没有代沟，他们不仅把我看作一校之长，而且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来不称呼我的衔职，而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除了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他们写给我的信件，其中有批评、有建议，也有他们的烦恼与要求。对我震动最大的是当时生物系的1979级的学生田贞见的一封信，他写道：
“亲爱的校长：当我写这封信时，我简直苦恼到了极点！我自幼喜爱文学，做梦都想当一名作家。然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却把我录取到了生物系，尽管生命科学是当前的热门，可是我对它却没有一点兴趣。每当我学习解剖课时，我想我也是一只兔子，现在不也是被放在砧板上，被人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宰割吗？校长，请你救救我，不要把我再当作兔子……”
看了这封信，我的心情难受极了，难道我们的教育就这样的残忍吗？为什么要强迫学生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专业，又为什么不允许人们选学他们喜爱的专业呢？我切身体会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这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禁区一定要打破。于是，我批准田贞见转入中文系学习，他 如鱼得水，学得生动活泼，他不再是一只被解剖的兔子，而成了驰骋千里的“千里马”。
转学制度一推出，立即得到广大学生们的拥护，他们把它称作是学习的解放运动。我校实行的转学制度，是广义上的转学制度，在尊重和保护学生兴趣的前提下，允许学生不仅在系内各专业之间转换，而且还允许学生在系与系之间、文理科之间，甚至是校际之间转 学。例如，中文系78级学生徐传毅对数学有着特别的爱好，他转入数学系以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录取为研究生，别人需要5 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而他5年却拿到了应用数学和物理学两个博士学位。更为荣幸的是，他毕业后立即被斯坦福大学数学系聘为副教授，这不能不认为是他的实力的体现。
怪才王小村
另一个转学的学生王小村，可以说是一个怪才，关于他，还有一段既使我为难又使我感到骄傲的故事。
他原是历史系77级学生，不安心本专业学习，却执著地对神农架的野人感兴趣，他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他说，如果不允许他转学，也许他会成“野人”。经过生物系教授对他的考察，他的确掌握了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同意他转入了生物系。但是，他不太重视课堂学习，主要精力放在野外考察和业余科学研究上， 可是，到了毕业时，他有两门必修课不及格，按学籍管理规定，只能发给他大学结业文凭，而不能颁发毕业文凭，更不能授予学士学位。对此，他并不服气，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找我，他问道：
“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
“两者都重要，不过一般来说，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校长，你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学生自认为符合校长提出的要求。因此,希望校长特批，准予给我颁发合格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
多么聪明的学生！他以我之矛攻我之盾，以达到看似不合法但又是合理的目的。当然，我很欣赏他的才华，于是，作为特例，我批准给他颁发了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我任校长8年中惟一的一次破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癌肿研究所工作，应当说这是很符合他的特长的。
两年以后，王小村带着他新发表的论文，再一次找到我，提出了使我更加为难的问题，他说：“校长，癌肿研究所对我不太合适，我希望调回母校工作，以利于我今后的发展。”“你要调回学校工作，必须要征得生物系领导的意见，由于你当年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们对破例给你颁发毕业文凭一直持反对态度，因此，你要回生物系工作可能很困难。不过，我可以试一试，不知能否说服他们。”
武汉大学科研工作一直薄弱，王小村科学研究能力强，有创新精神，从内心说，我是同意调他回来的。但是，在征求生物系领导意见时，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一致拒绝接收，并说：“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把他调回来当教师，也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那只能是误人子弟。”
顶牛很厉害，经过多次商量，我没有说服生物系的领导，受爱才之心的驱使，最后我还是决心把王小村调回来，并约请生物系的领导作了一次交谈，我说：“我们在对待王小村的评价上，的确存在不同的看法，尽管你们不同意，但我还是要把他调回来，你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至于王小村是不是一个人才，我们暂不作结论，让我们观察他5年，如果他的确是一个人才，那是母校的幸事；假若他成不了才，那只当在我们2200个教师队伍之中又增添了一个不合格的教师，你 们可以惟我是问，我也愿意就此向你们检讨。”
由于我的固执，王小村于1984年调回到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工作。颇为争气的是， 次年他参加了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第14届肿瘤学术大会，宣读了他的学术论文，获得较好的评价。会后，他被聘请为英国皇家化学会的会员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海外评审委员。1987年，一个险些连学士学位也拿不到的他，居然被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邀请去做博士研究生，于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被英国牛津大学 脑科学研究所聘为客座教授，现为美国法摩康公司总裁。
我校转学制度在报纸上披露以后，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时人才有如“孔雀东南飞”一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来。
武大改革的黄金时代
在教学制度改革上，我们还冲破了另一个禁区，就是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而以导师制代替它。这项改革，的确有些冒险，弄不好就会被扣上忽视政治的帽子，甚至会被斥之为办学方向错误。但是，我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应当图形式，而应当重实教。政治辅导员制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实行的，规定每100个大学生配一名专职政治辅导员，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很明显，这个制度已经过时了，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触及，宁肯它流于形式。
我从调查中发现，政治辅导员既不为学生欢迎，他们自己也不安心工作，是一支极不稳定的队伍。政治辅导员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业务好的不愿干，学习平庸的，在学生中没有威信，他们时常为自己的前程担忧。有些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不安心工作，迫不得已靠发政治辅导员津贴来稳定。他们本身是这样的思想境界，那 么他们对学生还有什么说服力呢？基于这种认识，政治辅导员制度必须改革，即使有风险，我也决不放弃，一定要创立一种有效的新制度。
就这样，于1984年，我宣布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这在全国是惟一的，同时，开始试行导师制。
导师制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于15世纪初实行的一种个别指导制度。实践已证明它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我认为，可以借鉴这个制度，以它代替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一支稳定的、权威的、有效的管理学生制度。
解放以后，我国大学实行免费教育，同时设立人民助学金，以解决部分家境贫寒学生的生活困难。这种制度虽然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国家负担过重，它与我国高等教育要从精英化（指少数人受教育）向大众化进而向普及过渡存在尖锐的矛盾。同时，人民助学金制度，只有“助”没有“促”，只评“困”而不评“优”，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特别是不能激励那些虽说经济并不困难而成绩优秀的学生的创造性。
为了克服这一制度上的弊端，我校于1987年向国家教委提出申请，要求在全国率先实行贷学金与奖学金相结合的制度。国家教育部批准了我校的申请，并委托我校代拟贷学金（试行）条例，国家教委审定了代拟的条例，并转发各大学参考和征询意见。
在我校制定的《贷学金条例》（试行）中，把贷奖分开，经济困难的学生申请贷学金，学习优秀的学生申请奖学金。同时，在贷学金中也体现了贷与奖相结合的原则，以便促使贷学金者作出贡献。条例中规定：毕业后5年内，凡获得国家科学发明者，获得省以上劳动模范者，直接参加国防现代化建设者，自愿到贫困边远山区建设者，自愿到县以下生产第一线工作而且成绩突出者，只要符合以上条件之一，可免予偿还贷学金，准确地说，是由学校代其向银行偿还贷学金。这项措施是值得 的，学校并不在乎偿还这一笔贷学金，倒希望越多越好，无论对国家或对学校都有好处。实际上，这是拿钱买名牌，是创建名校工程的需要。
各方面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反映是好的，可惜正启动这项制度时，我却被免职了。也因此，武汉大学的改革走了回头路，这也是我极不忍看到的。教学制度改革最后一项是插班生制，这是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关于插班生制的实施，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下一节将作专门记述。
总之，20世纪80年代是武汉大学改革的黄金时代，而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和插班生制等6项教学制度的创新，则是其最主要的部分。它们是全校师生奋力拼搏的结果，因此那时武汉大学获得了“高教战线上的深圳”的美誉。这些改革措施，曾影响了一代人，造就了一代人，也影响着全国高等 学校的改革，至今仍然令人难以忘怀！
插班生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收到过不少社会青年的来信，他们有的是因为一次高考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有的是自学成才的青年；有的是业余科技发明者。二是我还常常收到一些普通大学或专科大学的学生来信，他们反映，在普通大学与重点大学的学生之间，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
三是对统一高考升学制度的思考，虽然我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策划者，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它的某些弊端也逐步地暴露出来了。如一次考试定终生有失公允，完全以分数高低取人，会埋没创造性的人才。
我反复思考终于从这些思考元素中合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插班生制。
一个好想法的产生固然不容易，但是要把它变成现实更是难上加难。插班生制比起其他几项教学制度的改革，显然要复杂得多，影响面也很大，既涉及到招生、分配计划，又需要教育部调拨教育经费。
为此，1984年3月，我们正式向教育部递呈了关于请求试行插班生改革的试点报告。然而，两个月过去，我们的报告石沉大海。于是，5月中旬，我专程去教育部，找到高教一司司长，向他询问对我们报告审理的情况，并向他口头上作补充汇报。听后，他说：“你们的报告早已收到，我们之所以没有批复，是因为这是一 个新问题，过去从没有这种做法，所以，我们必须持慎重态度。这个问题涉及到计划、财务和招生等部门，我们将与有关司局会商，你现在先回去，等有了结果再答复你们。”
这一次空手而归，但我也不虚此行，毕竟与高教一司司长作了沟通。不久，我收到了高教司的电话，告知高教一司签署意见，表示同意进行插班生试点，报告已转到计划司会签，并提示要注意与计划司疏通关系。
又是3个月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得到计划司的答复。我改革心切，于是利用暑假时间，于8月下旬，又一次踏进了教育部。计划司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不无担心地对我说：“道玉同志，你大胆改革的精神，我们都是支持的。不过，试行插班生制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弄不好将打乱国家招生与分配计划，这可不是小事。 因此，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搞这项试验，至少应当观察一下形势再说。不过，这事得经过忠德副部长批示，他现在出差在外，等他回来后即送他批示，有了结果通知你们。”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计划司通知 说，教育部已同意你们试行插班生制，但最后还需要国家计委批准，请你们派人持教育部的批文到国家计委教育司办理，事已至此，决不能行百里半九十，于是10 月初我第3次进京了。接待我的是教育司司长李昌龙，李昌龙司长操着地道四川口音说道：“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你的改革。你们的报告，我们立即批发，不能让你再跑冤枉路了。你们的插班生制从1985年试行。拨给你们90个指标，学生纳入国家分配，所需经费由教育部拨给。”
真是好事多磨，经过8个月的努力，一个新的插班生制终于诞生了。
1985年，首届插班生进入了武汉大学，给这所古老的学校，又增添了青春的活力。当年，各系共招收插班生92人，中文系还招收了22名作家，单独举办了学历教育的作家班，目标是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
插班生制度实施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都作了报道，全国几十家报刊也转载了这一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招收插班生的数量不多，但是却点燃了广大社会青年求知的心灵之火，使他们看到在统一高考升学的制度以外，又开辟了一条成才的通道，又有了一次升学的机会。所以我说，插班生制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它对促进广大社会青年学习所起的作用，要比单纯培养插班生的意义还要大。
科研实现零的突破
在建设名牌大学的战略中，必须坚持教学和科研两条腿并行。然而，在武汉大学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科研却是一条小腿甚至是病腿，因此，在1966年那次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中才遭致惨败，使“武大人”蒙受了奇耻大辱。
在1980年颁布的三大科学奖励中，我校更是被剃了光头，又一次遭到失败。
1981年，在全校的教师中出现了人人想科研、人人搞科研的大好局面，有的夫妇把午饭带到实验室去吃，有的是星期日也在加班，绝大多数的实验室夜晚都是灯火辉煌，有的甚至是通宵达旦。功夫不负有心人，辛劳的汗水，终于浇灌出了幼小的禾苗。在1981年全国科学发明奖的评选中，我校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一项。
在以后的时间里，科学研究虽说步子不大，但总是在往前走，成绩不大，但是年年有。截止到1983年底，我校获国家发明奖仅就数量而言，为教育部直属综合大学第二名。
与此同时，学校文科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过去，文科教师著书立说者寥寥无几，然而到1983底，已出版著作279部，仅1983年一年就出版了49部，这超过了建校70年的总和。其中，历史系唐长孺教授的专著《敦煌 吐鲁番文书初探》，被国内学者称为“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韩德培教授受国家委托，主持起草的《环境法》和《国际法》，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中文系和计算机系协作完成了“语言自动处理系统”，也被专家鉴定为“突破性的成果”。
我们与自己过去比，虽然有了进步，但就拿获得的奖牌来说，在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发明奖中，我们最高只得过三等奖，一、二等奖还是空白。在国家三大奖的另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中，我们也还是空白，说明我们还没作出具有特大经济效益的成果。这仅仅是就国内而言，如果与国际名牌大学相比，我们的差距更大，赶超 的路程更为遥远。
我校实行“迎头赶上”的第一个项目，是计算 机软件工程的研究，中国是世界上五个数学大国之一，具有发展软件产业的优越条件，应当成为软件产业的大国。1981年，我校留日青年教师何克清学成回国，他在向我汇报时，第一个提出要开展软件工程研究，并希望申请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当时，在国内不仅还没有研究软件工程的单位，甚至也无人能讲清楚什么是软件 工程。由于这个项目既体现了新的技术革命的大方向，又符合我提出的以“高、新、独、巧”为特点的“迎头赶上”战略，因此理所当然地得到我的无保留的支持。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提出后，立即得到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的支持，并很快地纳入了申请、调研和论证的程序。因此，申请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是我校在科研上 面临的一次巨大的竞争，也是又一次争取实现零的突破！
1983年11月中旬，我率武汉大学代表团赴法国进行第三次访问，与法国签订第三个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我们于12月5日回到北京，住在教育部招待所，何克清打听到我回北京的时间，他临时买了一张火车票，没有座位，就自带一个小板凳坐在车厢的连接处，一直到北京。他到北京的目的，是利用我在北京的机会，和他一起去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汇报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的事宜。由于对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心切，尽管我刚回到北京，而且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当天晚上我与何克清冒雪乘公汽，来到国家计委严谷良处长位于三里河的家，向他汇报关于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的事宜。当严处长得知我是当日从法国回到北京，不顾旅途疲劳，不顾严寒冒雪来与他商讨工作，他颇为感动。
1984年底，通过专家论证，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在武汉大学建立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首批拨款500万元人民币。这是全国同类学科中惟一的重点实验室，是我校历史上科研项目获得拨款最多的一个项目。
 
 
武大出版社、学术假、学术沙龙
在我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时，就极力主张恢复和扩大高等学校的出版社，并决定于1979年批准建立首批十个大学出版社。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武汉大学管文科的那个副校长，请她以学校的名义给教育部打一报告，提出建立出版社的申请，这样武汉大学就会成为全国首批十个大学出版社之一。然而，令我十分失望，武汉大学主管这项工作的人没有向教育部呈递报告，以至于首批只批复成立了北京大学等9家出版社，白白浪费了一个名额。
1979年5月，我要求调回武汉大学工作，深为失去了那次申请成立出版社的机会而懊悔。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我立即亲自抓出版社的申报工作。可惜的是，到了1980年初，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已暂停批准成立大学出版社。但是，在对待事业的追求上，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达目的不甘休”的人。 于是，自1980年到1981年，我带着校出版社筹备组的陆永良同志，先后三上北京，向教育部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直至中宣部张平化部长汇报。真情同样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从第二批36个申请单位中，破例批准了武汉大学出版社一家。我对出版社的重视，是源于我受到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句治校名言的影响：“不出 版即死亡”（publish or perish），这是哈佛人的口头禅，是它催生出了哈佛的一流的研究成果，提升了哈佛的知名度。我信奉这句格言，决心以它为动力办好出版社，激励我校教师 出更多的成果。
出版社成立以后，我决定从文理科各系一次调出 7名副教授充实编辑队伍，并新建了5000多平方米的出版社大楼。同时，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拥有480多万固定资产和近300名技术工人的市属企业江汉印刷厂，无偿地转为武汉大学所有，以感谢我领导的市咨询委员会为武汉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所有这些条件，那时为各个大学出版社羡慕不已。同时，也因此使 我校出版社一跃而成为当时教育部的重点出版社，为学校争得了不少的荣誉。
实行学术假制，为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条件。我校规定：凡连续5年从事基础课教学且教学效果优良者，均可享受一年的学术假。在学术假期间，教师可以到国内外学术单位进修或合作研究，也可专心著述；如果做课题研究，可向学校申请科研费。在学术假期间，教师除了保留工资和福利以外，还可以享受一定的购书 费用补贴，以利开展工作。
实行学术假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教学与科学研究之间的矛盾，而且还活跃了学术交流，使教师的业务提高得到了保证。实践表明，学术假制受到了广大教师的欢迎，它是把重点大学办成“两个中心”的有力措施之一。
成立全校青年教师科学与技术协会（简称青年科协），举办学术沙龙。这是活跃学术思想，开展学术讨论与争鸣，培养年轻学术带头人的一项战略措施。
每月第四周周六下午，作为青年科协例行活动时间，举办“科学论坛”。科学论坛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当代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二是国内外学术界最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三是科学研究中最难解决的疑难问题。论坛形式可以是专题报告，也可是围绕某一问题自由讨论，报告人可以特邀，也可以毛遂自荐。学校 专门拨出活动经费，编印“学术动态”简报，出版“珞珈青年丛书”。为了形成自由、舒适的环境，每次活动时，还供应时令茶点：冬季是咖啡、糕点，夏天是冷饮、水果。有时候，在科学论坛之后，还放映一些科幻片或举办娱乐活动。
总之，这一活动很适合青年教师的口味，有利于他们身心发展。广大的青年教师十分热爱它，称之为自己的“成长之家”。当年的一大批青年科协的活跃分子，今天大多成了各系科富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博士生导师，是武汉大学在科学研究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力量。
珞珈山上的快乐学院
20世纪80年代初，武汉大学被称为“解放区”（意指思想极为解放），不仅没有其他学校“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的规定，而且取消了专司管理学生的专职政治辅导员制度。
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届学生，他们思想解放，价值观念超前，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超级自信。于是，他们一进校就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里，而是把目光瞄准到各个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因此，各个系的同学都去与其他系的同学交朋友，从聊天吹牛开始，交流各自的新鲜见闻，终于一个新的多 学科讨论会，在1981年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诞生了，并给它取了一个昵称：快乐学院。
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是多学科讨论会的例会，届时各个系的一些“不安分”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学生会议室，展开了真正的高谈阔论，唇枪舌剑，气氛热烈非凡。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快乐学院讨论的论题还有：“超级计算机”、“生物变异新观”、“外来文化论”、“黑洞是什么？”、“浪漫主义”、“耗散结构理论”、 “有万有斥力吗？”、“罢免权浅议”、“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等。仅从这一批题目可以看出，他们敢于向权威挑战，勇于探索未知，这正是快乐学院成员 所具有的最可贵的素质。
在多学科讨论会的带动下，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是武汉大学学生学术社团蓬勃发展的时期。据不完全的统计，全校有各类社团400多个，如“浪淘石”、“樱花诗社”、“珞珈山”、“这一代”、“思想家”、“管理者”、“信息社”、“读书俱乐部”等等。那时，真是思想大解放，的确有一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味道。在那数不清的社团中，有谁相信居然还有一个“纳粹主义研究会”。
学术社团兴起的同时，武汉大学学生中的学术刊物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例如，历史系的《古今》，生物系的《生物天地》，化学系的《趣味化学》，管理学院的《管理者》，中文系的《珞珈山》和《这一代》等，在当时都是办得比较好的学生刊物。自由的思想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成果。据统计，我校77级至80 级四届本科生，在全国50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作品1570篇，出版书籍14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也是武汉大学校园文学创作勃兴的时期，不仅活跃了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陶冶了他们的情操，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在当代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优秀的青年作家与诗人，如方方、池莉、高伐林、王家新等。
中文系80级学生喻杉在学习之余，创作了长篇小说《女大学生宿舍》，出版后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被评为1982年全国优秀作品二等奖。接着，又被上海电影片厂改编和拍摄成为电影，于1984年3月开始上映，反映良好，并获得优秀电影二等奖。本来，反映教育题材的电影就很少，而反映大学生生活的则更是罕见。 因此，电影《女大学生宿舍》放映后，在全国高等学校里，引起强烈的反响。特别是电影以武汉大学为主要场景，那湖光山色的美景，琉璃瓦宫殿式的校舍，天真活泼的学习生活，以及由于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矛盾故事，曾经吸引着无数的大学生们。那时的武汉大学，就像是一炷明亮的火炬，为广大青少年们所注目，成了他 们心目中理想的学习殿堂。
在《女大学生宿舍》中，有一个名叫路石的校长，他思想开明，锐意改革，作风民主，倾听群众意见，深受大学生们的爱戴。据作者喻杉告诉我，路石校长是以我为原型创作的，甚至“路石”二字就是从我的名字演绎出来的。
“玩在武大”
生动活泼的学术社团活动，不仅丰富了第二课堂的学习内容，而且还推动了第一课堂的教学改革。
我校数学系教授路见可，教学得法，能深入浅出地把深奥而又抽象的数学理论，讲得生动易懂，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对我说，听他的讲课是一种享受，如果谁因事请假，那一定会委托同学把他的讲授录音下来，以备品尝其中的快乐。这就证明了一条教育原则：对于教师来说，能深入浅出的是好老师；对于学生来说，能浅入深 出的是可怕的学生。
一个掌握了乐教的教师，他不会用点名来把 学生束缚在课堂上，而是用精湛的教学艺术来吸引学生。我十分欣赏和支持经济系一位中年教师的做法。他向学生宣布：“凡是选修我的课程者，可以实行‘三许三 不许’：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果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或做别的事，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乏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允许打鼾。”这个规定既幽默又耐人寻思，的确不愧为开明之举，因而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无疑，敢于做出如此规定的教师，本身就是敢于向自己挑战，也是他的能力与自信的表现。这个做法实施以后，获得了与规定内容相反的效果，他上课时，不仅没有缺席的，也没有在课堂上打野的、睡觉的。相反的，他的课年年红火，堂堂爆满。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人格的魅力，是教学法的魅力。我始终认为，学生厌学、逃课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教师教学不得法却是最主要的原因。
1985年，全国各大学在端正学风、严肃学纪的统一部署下，各地都把清理不合格的学生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从媒体上不断获悉，不少学校一批又一批地把学习不好的学生退学了。面对这种情况，我陷入了深思：我们大学的领导人，在处分学生、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作为教者的义务是什么？我们是否想到，那 些被赶出校门的学生真是愚不可教吗？退学又会对他们未来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那一次整肃学风中，我校教务处也进行例行的清理，共查出了全校有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及格经补考仍不及格的学生25人。按照学籍管理规定，应该劝其退学， 别的学校也都是这样做的。然而，除了违法者和屡教不改者以外，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是反对处罚学生的。为此，我召开了校长办公室会议，专门研究了如何处理 25个学生的问题。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为处理25个学生，我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凡学了三年者，可发给大专毕业文凭，并尽可能推荐介绍适合的工作；二是 学习年限三年以下者，如果是因为专业学习兴趣不对口味而影响学习成绩者，应允许转入其感兴趣的专业学习，但要跟下一届学习；三是如果是因为学习基础太差，允许留级，采取特殊的帮教措施，力争使他们赶上去。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所以那25个学生基本上做到了各得其所，没有一个学生背上思想包袱。对于自由、宽松的学习制度，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的。校内的一些对改革不满的少数人，在校外某领导人的指使下，写诬告信，制造流言蜚语，说什么“刘道玉的改革是搞花架子，迁就学生，降低了教学质量，办学方向有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0年代是武汉大学历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时期。重点大学、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和出国研究生的考试，其录取率连年位居全国的前列。毕业的分配，是最能说明一个学校培养学生质量和社会对学校信誉的认可。那时，我校的毕业生深受国家各部委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用人单位的欢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深圳市和海南省，对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情有独钟。《中国青年报》一位女记者采访学校后评论说：“我跑过全国许多名牌大学，很少见到像武大学生那样富 有创造性气质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共青团中央一直在筹备召开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人选未定，所以一延再延而未能如期召开。
1981年7月30日至8月5日，在长春市召开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设备工作会议，研究重点实验室建设问题。同时，会议期间还准备成立教育设备专业委员会，拟推选我为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8月1日上午，我接到武汉大学党委办公室的电话，告知我中央组织部打电话找我，希望我于8月3日赶到中组部去，有事商量。到底是什么事呢？我心想，中组部是管司局以上级别干部的任免的，我猜八成与我的工作调动有关。去不去呢？我想，无论从组织原则或礼貌的角度，还是应当去。不去就不了解上面的意图，也不 能反映自己的意见，万一在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作出了对我不利的决定，那我就很被动了。
8月3日，我如期到中央组织部。经询问，我到了负责党群干部的部门，一位负责人接待了我。我说：“我在长春开会，学校打电话告诉我，说中央组织部有急事找我，我是从会上赶来的，不知是何事？”
听后，那位负责人说道：“啊，事情是这样的。根据中央批示，最近在着手进行共青团中央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改选团中央书记。经初步研究，考虑到你留学苏联，学历高，担任过留苏学生会主席，经受了国际斗争的考验。回国后，既在基层担任过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党委副书记，又担 任过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受到了全面的、较好的锻炼。因此，
准备要你担任团中央书记，请你来的目的，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果然如我所料，的确涉及到对我的工作安排的问题，但要我任团中央书记，却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对此，我表示：“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与关心，但是对这 一安排，我确实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经考虑，我认为我不能担任这一职务，理由是：第一，我今年已48岁，担任团中央书记的年龄偏大了，最好在35至40岁的符合条件的中青年中选拔；第二，我虽然在基层和政府部门经历了一些锻炼，但却没有团的工作经验。在共青团内，我只担任过团支部委员，甚至连团支部书记也 没有当过。从一个团支部委员，提升到团中央书记，未免跨度太大了；第三，我的性格不活跃，不适合做团员和青少年的工作。我自幼就缺少艺术细胞，既不会歌舞，也不懂吹、拉、弹、唱，实际上是一个‘枯燥无味’的读书人，这就失去了与广大青年交际的媒介。鉴于以上三点，我是绝对不适宜担任这个职务的，请组织上 另选高明。”
接待我的负责人说：“我们知道了你的意见，我们会认真研究的，希望你也再认真地考虑一下。”大约8月底，我又接到过中组部的一次电话，他问道：“关于团中央书记一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你是否愿意放弃你的意见？”
“我认真考虑过了，我不能担任这一职务，我的态度是严肃负责的！”我说。就这样，担任团中央书记一职又被我“赖”掉了。
后来，从媒体得知，共青团全国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82年12月20日召开，王兆国同志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
上访要求不当市长
“古往今来，只有上访鸣冤的，要求平反落实政策的，还未听说有上访要求不当官的。这又是刘道玉的一大发明创造。”这是1983年春，武汉大学校内的一些知情人对我的议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83年3月下旬，中央派出了一个工作小组，住在东湖“百花村”1号。该小组的负责人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陈伯村和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他们的任务是考察和配备省市的领导班子。
3月20日上午，我被通知到东湖“百花村”1号去谈话。当初，我并不知道中央来的是什么人，也不晓得他们找我的意图，还以为是开什么座谈会，或是征求我对省委领导人的意见。
见面后，陈主任切入正题说：“我们这次到湖北省，是帮助省委搞好武汉市市长的换届调整工作。今天请你来，是给你吹吹风，同时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武汉市现任市长黎智同志已过了60岁，准备退到二线。中央书记处已研究决定，拟任命你为武汉市副书记、市长。我们是来向你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时也把你的意见带回去，然后中央再正式行文。”
听后，我顿觉心急如焚，一时竟不知如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于是，我说：“我之所长是教育和化学学术研究，我的最大弱点是不懂经济和市政管理。一个人对他即将担负的工作，如果没有丝毫信心，那是无论 如何也是不可能做好那项工作的。经我慎重考虑，我的确担当不起此任，自己受累、吃苦甚至于犯错都是小事，万一贻误了一个300万人口城市的工作，那就是大事了。”
对于欲任命我为市长一事，决非空穴来风。我想来想去，此事可能与时任市长的黎智同志有关，因为头一年9月我随他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离开旧金山回国的头天晚上，他约我到他下榻的房间“聊天”，谈话中 流露出意欲退到二线的想法，并表明了对我的良好印象。我猜想，黎智同志推荐我的可能性很大，解铃还须系铃人，也许找他能帮我的忙。于是，第二天我到黎智同志的办公室，向他报告了工作组与我谈话的内容，请求他给我出主意，帮助我推掉这份差使。听后，他笑着对我说：“这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推荐你的人很多，我也是一个吧。依我看，你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要下决心，放弃你的学术研究，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嘛！”
在求助黎智同志未果的情况下，我又去找了武汉市原副市长邓垦同志我表示准备到北京直接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希望中央不要下发任命的文件。邓垦同志说：“这样也好，事不宜迟。”在我的请求下，他给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到北京直接向他汇报。时间紧迫，必须赶在中央文件下发之前赴京，我订了3月25日赴京的火车票。
在我准备赴京的 头一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3月24日上午，我又接到工作组陈主任的电话，要我再到“百花村”去谈话。他见到我后，笑容可掬地说：“这两天你没有睡好觉吧！听说你准备进京上访，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嘛。我们已向中央反映了你的要求，领导同志很重视，指示说：‘道玉同志既然不愿意干，我看就不要勉强他了，人各有志嘛！他热爱教育，矢志教育改革，就让他留在学校干吧，反正办大学也需要有改革精神的年轻干部。’”这真是圆了我的教育之梦！
厦门大学的盛情
1988年10月下旬，中国化学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第23届理事会，我作为理事和终身会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组织者把会址选在此时此地，显然是为会议的代表提供一次观赏香山红叶的机会。
一天晚餐后，厦门大学校长田绍武教授光临我们的房间，这使我受宠若惊。因为田绍武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院士的前身），著名的电化学专家，化学会的副理事长，是我的师辈。无疑，他的到访，使我惶恐不安，历来只有学生向老师请安，但无先生看望学生之理。我一再向田先生致歉，请他海涵。田先生倒是十分 谦虚的学者，他一再说不必介意，勿要拘泥于礼节。
我们请田先 生坐定后，他开始说：“其实，我的来访不是纯礼节性的，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听说，刘校长卸任后专事学术，这实在是浪费人才。刘校长治校有方，在你的主政下，教育改革成效卓著，学术欣欣向荣，令我们羡慕不已。我的任期届满，即将卸任。为了借鉴武大的改革经验，振兴厦门大学，我校党委研究决定，邀请你出 任厦门大学校长，今天我是代表学校向你发出正式邀请。随后，我校将向国家教委和中央组织部正式呈递请调报告。”
“田先生，你这不是开玩笑吧！厦门大学是早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一所名校，在你和王亚南等校长的领导下，人才辈出，是我国东南的学术重镇。厦门大学历来都是卧虎藏龙之地，可以任校长的人俯拾即是，学生实不敢领命。”
这时，田先生面向我的同房卓仁禧教授，他们用闽南话交谈了起来。卓仁禧是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与我是同事，交情甚好。他是厦门人，至今在厦门鼓浪屿还有父辈留下的一栋无人居住的别墅。田先生亦想挖卓仁禧去厦大工作，加强那里的高分子化学学科的建设。同时，他要卓仁禧教授做我的思想工作，动员我去厦门大学任职。
那时，卓仁禧教授确实有点动心了，因为叶落归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更何况，那里他还有一份价值不菲的祖业需要继承。所以，他反复对我说：“刘道， 下决心去吧！你去，我一定跟你去。再说，厦门地处沿海，思想解放，政策宽松，气候适宜，在那里可以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厦门的确具有内地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条件，那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孔雀东南飞”，指的就是内地人纷纷奔向东南沿海改革开放城市这种现象。可是，对于我来说，由于个人特殊的原因，我丝毫没有动过心。不过，对于田校长和厦门大学党委的信任与盛情，我是十分感激的！
后来，国家教委和中央组织部也先后多次来过电话，说服和动员我去厦门大学。他们说：“厦门大学正式打了请调报告，只要你同意，我们马上下任命文件。”尽管他们摆了很多对我有利的条件，也说了保证支持我的工作的许诺，但仍然被我一口拒绝了。
也有人说我太傻了，失去一次极好的机会。其实，何止一次，国家教委还推荐我去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我同样婉拒了。我的主要想法是，我不想当官，而是想做事。可是，在现有条件下，官办大学人事关系复杂，国家教委统得过死，办学人没有独立自主办学权。我之所以被免职，是因为我坚持了改革，为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人所不容。厦门大学与武汉大学同为国家教委直属学校，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 改革实验呢？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与其将来再一次遭暗算，还不如现在保持自己的尊严！
就在厦门大学邀请的同时，我还收到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校董会的邀请函，欢迎我去竞争该校校长。我有自知之明，由于我的英语口语不好，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学校长的职责主要是筹措经费。显然，我没有在美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可能为学校募集到足够的资金，于是我礼貌地谢绝了。
与海南大学的缘分
1988年5月18日，海南省正式成立。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林业珉，受海南省筹备委员会的委托，先后发来了请柬和电报，邀请我和夫人参加新海南省的成立大会，并参观考察海南岛。作为一个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的人，我对于成立海南省是拥护的，同时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参观美丽的海岛，考察亚热带和海洋资源。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海南大学的邀请。
我们一行4人，于1988年5月14日，乘火车经广州转飞机到海口市。
在参加了海南省建省的庆典以后，余下的时间主要是参观。林亚珉书记向我们介绍了海南大学发展规划，参观了海南师范学院和海口的名胜古迹。接下来，林亚珉书记用5天时间，陪同我们从海口出发，沿中线经琼山、儋县、琼中、五指山到三亚，然后再沿东线经榆林、陵水、兴隆、琼海、文昌回到海口，行程千余公里，浏览了大半个海南岛。
对于主人来说，此次盛情邀请我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我出任海南大学的校长。在参观的过程中，林亚珉书记与我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表现了一个资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及对我的友好态度、信任与希望。
5月24日上午，我被通知到省政府办公大楼，接受新成立的海南省省委书记许士杰同志的接见。见面后，他说：
“海南省新建，百事待兴。发展经济，教育为本，我们要把培养人才放在优先的地位。海南省原有的教育基础薄弱，我们新组建了海南大学，已经划拨了5000 亩的土地，最近准备再拨款3000万，重点给予支持。办好一所大学，关键在于校长，各方面都向我们推荐，希望你出任海南大学校长。在你的领导下，武汉大学 的教学改革很成功，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如果你出任海南大学校长，不仅可以直接把武汉大学的改革经验带到海南大学来，而且你登高一呼，一定会在你的旗帜下聚集很多优秀人才，就一定能够办好海南大学，希望你支持我们。因此，我们省委研究决定，拟聘请你为海南大学校长。我们知道，武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名校，而海南大学只是一所新办的省属大学，这样的安排使你屈尊，但我们在省里会有所安排，保证你享受副省级的待遇不变。”
对海南的气候条件和改革开放的环境，我是很感兴趣的，海南大学和省委领导的盛情与信赖，我也颇为感动。但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聘任，因为自被免除武汉大学校长的第一天起，我就立下了誓言：“此生自己不再做被官方任命的官，哪怕是一个小组长也不做。”自那以后，我婉绝许多的安排和聘任，这一次也不能破例。于是，我不无疚歉地说：
“我感谢许书记的接见，感谢海南省委的信任。但是，由于我个人的身体和其他的原因，实难领命省委的聘任。但是，我愿意担任海南大学顾问一类的虚一点的兼职，愿意为海南大学的建设与发展 无保留地贡献我的一切建议，并保证随叫随到。对于我的失礼之处，还望省委理解与原谅。”
林亚珉书记一直等待我与许士杰书记谈话的结果，他满以为许书记会说服我接受聘任。但是，他失望了，我有愧于他所做的一切。在离开海南之前，我们作了长时间推心置腹的交谈，解释了我不能受聘的原因。同时，我也诚恳地建议，希望他不要再从外校去 招聘校长或副校长（此前已找了多位，都不成功），由他本人担任书记兼校长，变两套马车为一肩挑。这种制度本身就是值得进行改革试验的，既可以精简机构又可以减少决策的层次，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虽然我未能出任海南大学的校长，但我与林亚珉书记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关注着这所学校的发展，先后为他推荐了许多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副校长、法学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农学院院长等。我心想，这也许是我对一所寄希望于我的学校所能尽到的义务吧！
中法交流中心
改革开放之初，南京大学率先与美国霍金斯大学结为姊妹学校，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该校创建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心。接着，上海同济大学凭着历史上的老关系，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中德交流中心。法国也不甘落后，法国驻华大使连忙会见教育部主管外事工作的李琦副部长，表明意欲寻找一所大学，依托它建立中法交流中心。教育部明确表态支持，但是提出了限制条件，即只能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挑选。很明显，这个 条件是要回避敏感的问题，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上海的复旦大学与解放前法国教会办的震旦大学有渊源关系。当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教育部的限制条件，对于我校去争取中法交流中心十分有利。于是，1979年9月，我专程到教育部向李琦副部长和外事局汇报，详细地列举了我校建立中法交流中心的有利条件。功夫不负有心人，同时也由于我与李琦副部长的良好私人关系，最后教育部接受了我的建议，并正式把武汉大学推荐给了法国驻华大使馆。
法方对于教育部的推荐十分重视，先后派文化参赞和科技参赞来校实地考察，我们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们。我们的优势是：第一，我校外文系设有法语专业，拥有一支素质较好的法语教师队伍，不久将把法语专业独立出来成立法国语言学系。第二，我校数学系是中国大学里最好的数学系之一，该系有多名教授早年留学法国， 他们同法国数学界有着传统的友谊与合作。中法两国均为世界上的数学大国，我们两国数学家的合作，将有助于数学学科的发展。第三，根据我国政府与非洲一些国家的协议，湖北省在农业、水利和医疗方面，承担了援助某些非洲国家的任务，而这些国家都是使用法语的。因此，我校每年都要承担多批援外人员培训法语的任 务，这是扩大法语应用的极好机会。法方对我的介绍十分感兴趣，经过两国政府的批准，一个以教育交流为主的中法交流中心在武汉大学诞生了。
应法国外交部的邀请，一个由教育部派出顾问参加的武汉大学代表团一行14人，于1980年1月20日至2月10日访问了法国。
法国外交部对代表团的安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用两个星期参观，第二阶段用3天的时间与外交部会谈，敲定合作协议的文本。无疑，这种安排是十分科学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增加对法国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感性知识，这就给了我们在会谈中很多主动权。
在代表团中，有3位老教授早年曾在法国和美国留学，自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以后，已有半个世纪没有出过国了。我自1963年由苏回国以后，也有近20 年没有出去了，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我几乎是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到了高度发达的法国，就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每个人都很珍惜这次参观的机会，希望多学习到一些先进的东西。
代表团访法 期间，先后参观了巴黎、格林诺布、图鲁兹、艾克斯—普鲁旺斯、里昂、斯特拉斯堡等6个城市50个单位。其中，高等学校28所，科学研究所12个，政府机构 4个，医院2所，工厂2个，图书馆和博物馆2个。这次参观是以基层为主，按照专业分组对口考察，总共参观了100多个教学单位和科学研究实验室。虽然这次考察不够深入，但考察的面比较广泛，内容比较丰富，初步了解到法国大学教育的某些特点，看到了法国一些先进实验室的装备情况，结识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总 之，这次考察是顺利的，收获是巨大的，为今后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回到巴黎以后，同法国外交部的谈判任务则是沉重的。那时尚处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不够解放，许多禁区还没有打破，内部规定的外事纪律很严格。
在会谈之前，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由于怕旅馆内装有窃听器，我们利用星期日去参观离旅馆不远的拿破仑墓，佯装旅游者，实际上是讨论与法方谈判的内容与对策。根据对法方意向的了解，我们估计到在谈判中遇到的敏感问题有：第一，在武汉大学创办中法数学试验班（此意是我方提出的），运用法国大学数学教学大纲， 各课由中法两国教师用法语授课（中方教师逐步推行）。有人认为涉及到教育主权。第二，武汉大学欲办《法国研究》杂志，法方表示愿意资助办刊经费。有人担心，法方拿钱收集情报，是否有文化渗透之嫌？第三，法国有一个世界运用法语教学协会，其成员多是法国前殖民地，现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非洲国家，如果法方提 出要我们参加，我们应当如何表态呢？不参加吧，怕影响双方的合作；参加吧，与法国前殖民地国家为伍，是否有损国格。
其实，我们原来的担心是多余的，法方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态度是诚恳友好的，凡是我方提出的建议和要求，他们一般都予以接受和采纳。经过两天的会谈，先后修改了两次合作与交流协议，最后形成和签订了《武汉大学与法国合作与交流纪要》。《纪要》包括以下内容：
建立法国语言文学系，法方当年向武汉大学派出4名法国教师（其中一名是文学方面的），他们一方面直接对大学生教学，另一方面帮助提高该系法语教师的业务 水平；1980年向武汉大学赠送一个25个座位的语音实验室，1981年再赠送一个；向法语系赠送所需要的图书、期刊、收音机、录音带等资料。
开展科技法语教学；创办中法数学试验班；互相交换留学生；互换访问学者；
武汉大学将于1981年建立经济管理专业，1983年升格为经济管理学系。法方派专家到武汉大学考察，帮助筹建经济管理学系，提供教学资料，培训中国派遣的留学生。双方还商定，在武汉大学建立法国问题研究中心（所），出版《法国研究》（双语），法方将为中心提供研究资料和部分经费资助。
武汉大学与法国的交流一直延续到1994年。据我所知，这项合作是很有成效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在法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仅派留学生一项，武汉大学先后向法国派出300多名留学生。我在法国曾遇到北京大学法语教师，他对我说：“走遍法国每一个城市，到处都可以碰到武汉大学的学生，我真有点嫉妒！”
在武汉大学与法国的交流合作中，中法数学班更是一朵璀璨的奇葩。中法数学班创办14年以来，成绩确实斐然，仅派往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该班的毕业生就有60人，DEA班毕业生8人，还有几十名教师和研究生到法国进行短期研究。
中法数学班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备受法国数学界的赞誉，而且还受到了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关注。正是得到了密特朗总统的支持，才使得中法数学班和中法交流中心持续了14年之久。
中法数学班最后的停办，不是法国的原因，而完全是武汉大学的责任。据余家荣教授说，1994年 法国驻华使馆参赞到武汉大学访问，询问当时武汉大学的一位负责人对中法数学班的态度，这位负责人说，数学班（他有意不提中法二字）是国家教委的，与法国无关。此事引起法国方面的不快，既然与他们无关，于是中法数学班就停办了。与此同时，法方也完全停止了无偿地向武汉大学派遣法国专家，一个曾使武汉大学颇为 受益而又备受世人羡慕的中法交流中心也不复存在了。
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
日本创价大学是于1970年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它的创始人是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
武汉大学与创价大学的姊妹学校关系的建立，池田大作先生是首倡人。他于1975年和1979年两度访问武汉大学，受到了数百人的夹道欢迎。
1987年11月1日，是创价大学建校17周年的纪念日。应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和创价大学校长高松和男的邀请，我赴该校参加庆典和访问。
当晚，池田大作先生设宴款待我们一行，创价学会、创价大学和东洋哲学研究所的许多老朋友出席作陪。
我知道池田大作先生知识渊博，十分健谈，特别是他喜欢以对话的方式与各界人士交流，曾出版了多本对话录。于是，我想利用晚宴的机会，就教育问题向他请教。在征得池田大作先生同意后，我们的教育对话就在席间自由地开始了。现将所谈及的几个主要问题摘录如下：
刘道玉：池田先生，作为创价大学的创始人，您认为理想的大学应当是什么样的？
池田：一个理想的大学不仅要有优美的校园，一流的教授，高的教学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更重要的还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大学既要作高深的学问，但又不能钻进象牙塔内；既要联系社会实际，但又不能陷入功利主义。大学教育应当是一种探索，教育青年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生活方式。
刘道玉：在中国大学里，教师对学生实施的灌输教育，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略能力的培养，请问在日本大学里的情况如何呢？
池田：您所说的情况在日本大学中也普遍存在。近年来，日本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不断地发出呼吁，指出大学教育存在偏重传授知识的弊端。我至今认为，大学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必须要启发智慧，因为知识并不直接等于价值。把知识转化为价值的是具有完整人格的人类的睿智，是创造性的能力。
刘道玉：我完全同意先生的精辟的见解。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曾提出创造性的人才观，大学应当培养创造性的人才。
池田：我同意校长先生的观点。人是有创造能力的动物，如果剥夺了他们的创造
乐趣，他们就无法生存了，社会也不能前进了。
刘道玉：大学的教授是办好学校的依靠力量，每个大学都致力于聘请好的教授，
那么您认为最好的教授是什么样的教授呢？
池田：我知道，在中国古代有“人师”与“经师”之说，所谓人师，指德行，可作人们表率的人；所谓经师，是传授专业知识与能力的人，只有二者兼备，既是教学能手又是富有研究成果的教授，方可称得上是好的教授。
刘道玉：真是精辟的见解。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求。”
池田：校长先生，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代的大学生呢？
刘道玉：一般来说，我和大学生们有着良好的朋友般的关系，关心他们的要求，参加他们的活动，与他们开展对话，给他们写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既是受教育者，又是学校的主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当代的中国大学生主流是好的，他们勤奋学习，思想解放，对新事物比较敏感，是教学改革的一支依 靠力量。我的体会是，多与青年交朋友，可以防止思想僵化，保持旺盛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当然，年轻人也有缺点，甚至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这并不可怕，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包括在错误中受教育，惟有如此，他们才能成为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池田：我很欣赏校长与大学生交朋友的方法。在一个国家，在全世界，在任何时代或任何社会，在展望未来时，只能寄希望于青年。
在宴会结束时，池田先生告诉我，明天上午10时，他要主持一个颁奖仪式，向我颁发东洋哲学研究学术奖。
突如其来的免职
1988 年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
在我被免职以后的几个月内，来探视我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既有校内的教师、学生和职工，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理论界的名流，党政军部门的领导朋友，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年轻的朋友。
俗话说：“心底无私吃得香，睡得安稳。”虽说突如其来的免职使我失去了改革的舞台，严重地打击了我改革的积极性，特别是使我准备推行第二个十年改革的计划受挫。但是，我没有忧伤，很快地调整了自我，把目标由校内转向了校外，由公立教育转向了民办教育，由单纯的教育转向包括教育在内的大文化建设，为继续推进改革事业而努力着。
最早向我提出建议的是经济学院的几个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他们建议我在广州黄埔军校原址创办黄埔经济大学。说实在的，我的确有点心向往之。但是慎思起来，又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根本无望得到政府的批准，再加之经费来源问题，特别是黄埔港的迁移等问题，几乎是无望解决的，因此不得不放弃这个近乎 是幻想的方案。
放弃创办黄埔经济大学以后，我的思想并没停止 下来，很快又开始设计新的办学方案。鉴于我国严重缺乏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于是我又萌发了创办一所高级管理学院的想法。经过我实地考察，拟将该学院建立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的唐家湾，它面临珠江口,是清末要员唐绍仪的私邸，是办学的理想之地。我曾就办学之事，与珠海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过多次洽商，办学方案也递交给了他们。尽管他们很赞赏我的办学方案，但它毕竟是一项创新的事业，可能牵扯到方方面面，难以付诸实施，于是也就不了了之。
根据多年对高等教育改革研究的心得，我起草了一份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方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倒是很愿意去实践这一方案。
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弊端是什么呢？我把它概括为六点：一是管得死死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二是填鸭式的灌输教育原则；三是单一学制和狭窄的教学制度；四是单纯以分数高低取舍和评价人才的考试方法；五是大包大揽的学校为社会的小农管理方式；六是单一的非再生式的拨款机制等。在六弊之中，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堪为弊中之弊，它的大弊端就在于：由一个部门垄断办学，用一个固定的模具把学生铸造成同一规格的产品，导致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从而抹杀了人才的差别，束缚了他们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中国实验大学不应再沿袭现有众多大学的模式，应独具一格，走一条创新的办学的路子。为了使我的建议能得到支持，我把“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方案”寄到教育部和中央主管教育的负责人，同时我也寄给了全国几家大的报社。不出我所料，国家教育高层人士对“方案”没有任何反馈，如同石沉大海。
 
 
原武大校长刘道玉出自传解释当年被免职原因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如果你们对老师的讲课不满意，可以不听。”蔡宏兵清楚地记得1984年入学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给新生做开学演讲时说的这句话。
昨天下午，头发花白、身着风衣的刘道玉出现在广州购书中心的大堂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蔡宏兵与上百名武大在广东的校友专程前往拜会了老校长。
对很多人来说，刘道玉的名字也许陌生，而对于武大学子而言，73岁的刘道玉是他们心中的一段传奇，一种向往。
刘道玉被誉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等等，使武大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创作的。但1988年，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被突然免职。
在沉寂了十几年之后，刘道玉带着他亲笔撰写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尽管已是古稀老人，但刘道玉的思维依然敏捷锐利。“中国的大学要做世界一流的大学，至少还有30-50年的差距”……在昨天的见面会上回答读者问题时，刘道玉就中国教育侃侃而谈。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携自传抵穗，爆17年前被免职内幕
“我已经没什么顾忌了”
写自传是给社会一个交代
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您可能是第一位为自己写自传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您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风云人物。但从1988年，您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后，这十几年逐步淡出公众视野。为何在您古稀之年要抱病写自传？
刘：我经历过新中国以来的种种政治运动，也曾经当过“工具”。中国有句古语：“七十而从心欲不逾举”。我到了七十古稀之年，对一切都已置之度外，写这本书时，我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我手写我心”。
我从69岁开始着手写这本自传。写这本自传，是出于我的一种怀旧情结，也是我对自己的一次全面彻底的反省，回忆检查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主要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为人所知的一面，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鲜为人知的一面。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社会一个交代。
记：除了出于您个人的一种生平总结外，从社会大环境而言，是不是也使您想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刘：我出这本自传，我想，也是现在教育形势下的一种需要。现在高等教育的情况，是大众议论的一个热点。这种关注，一是大众认识到教育是兴国之本；第二是因为大众对中国的教育有着种种不满。教育原来是一片圣洁的净土，而现在教育也腐败了。我感到很焦急。我认为，出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应该出来说一说了。
如果是校长我会留住陈丹青
记：在大学教育界，今年的确出了不少震动的事件，比如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辞职、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申请退学、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停招研究生等等。您对这些事件怎么看？
刘：我认为，像陈丹青这些人的举动是出于对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一种失去信心的无奈之举。我理解他们，他们的举动是一种勇敢之举，因为他们洁身自好，不愿滥竽充数。
如果我还当大学校长的话，如果他们在我的大学里，我会劝阻他们，请他们留下，尽量尊重他们的意愿，给这些教授、学生更灵活的自主权。可惜，我一直没有看到这些教授、学生所在校方的一种回应，对此，我感到失望。
教育部应该放权
记：“文革”之后，您为中国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高考在中国已恢复了近三十年，现在公众对高考的批评却不少。
刘：“文革”后，恢复高考是时代的需要。现在的统一高考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也是必要的。
现在教育部门也对高考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我认为这是添枝加叶式的，关键还是要从源头抓起。教育部应该要放权，让高校招生有自主权，比如一些重点大学可以自主出题、自主招生。选拔考生，不能再光看分数。现在经济都多元化了，考试也应该多元化。
大学校长应是职业教育家
记：大学校长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职位。今年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的一个“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您认为，理想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的？
刘：我把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归为学者型的、双肩挑式的校长，因为既要做学术，又要管业务，因此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
我认为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良好的学术背景，有人文素养。但是当他当上校长，他就要下决心不再做自己专业研究的工作，而应该做一个职业的教育家，掌握教育的规律。
而怎么样当好这个校长，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靠提拔、靠发奖金，这不行；应该要抓改革，在改革中比比看谁是英雄好汉。
教育改革情结难消除
记：十几年前，有人说您是因为改革过于激进而被免去校长职务。现在，您还是把改革挂在心中。
刘：教育改革的情结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这是我的理想主义。我会把我这本书的稿酬捐给刘道玉基金会，让基金会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一些事。我在教育战线上是改革的弄潮儿。我想，我会呼吁教育改革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相信教育改革的东风一定能唤得回！
为什么被免职后
不做官或离开武大
我为什么不愿当官？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做官与做学问是两个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为什么在这里挨整而不愿离开呢？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浪漫的青春时代，贡献了人生最宝贵的壮年时代，经历了如火如荼的改革的黄金时代。……那些整我的人，既没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惟一的就是要把我赶走，如果我调离学校，那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计谋吗？--摘自《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有删节)
 
“对老师讲课不满意，可以不听”
武大学子回忆刘道玉当年的教导
17年来，蔡宏兵一直有个夙愿，就是在自己的大学毕业证书上，有一个刘道玉的签名。在昨天下午的刘道玉签售会上，蔡宏兵终于得偿所愿。
1988年，刘道玉突然被免除武汉大学校长职务。1988年毕业的这一批武大学生的毕业证书上因此留下的是刘道玉继任者的签名。
蔡宏兵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现在是广东高校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的副主任。他至今还清楚记得，1984年，他入学那年，刘道玉在给新生的一次开学演讲中说的一句话：“如果你们对老师的讲课不满意，可以不听。”校长“教唆”学生不听话，这让蔡宏兵等新生们大吃一惊。在武大四年，蔡宏兵明白了，校长的这句话是鼓励学生读书学习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
陈东1983年考入武大时，是化学系的一名学生。因为有眼疾给做实验带来影响，是转专业制让他得以顺利转到了图书馆学专业。现在陈东是广州一家图书公司的负责人。
1988届武大考古专业学生、现在担任广州考古队领队的丁巍昨天一直站着听完刘道玉的演讲。他说，老校长的讲话风格还是没变，不超过10分钟，但内容很充实。
见面会上，刘道玉不厌其烦地与学生们合影。他说：“我的学生都是我的骄傲，看到他们，我感到很欣慰。”
人物档案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在任内，他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找出中国教育危机的祸根
——专访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培养创造力
多维：当年你走马上任当武汉大学校长时，认为当务之急要开刀改革的是哪些问题？
刘道玉：我被任命为校长，完全出乎意料。本来我辞去教育部的官职回到珞珈山（武汉大学坐落在珞珈山麓——多维记者注），是要从事我的化学教学和科研业务，没有想到回来不仅没有摆脱行政管理事务，反而还把我推到了校长的位置。不过自古华山一条路，上任了我就不能退却。既然报纸上说我是“年轻校长”，就得有年轻校长的样子——朝气蓬勃，立足改革，提出“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口号，要改变武大“老牛拉破车”的落后状态。
我当时最想做的，首先就是营造一个民主、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和学术氛围。我既崇拜蔡元培，也崇拜马寅初：蔡元培提出的大学独立、学术民主、自由的办学理念，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办学之通则，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写道：“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了。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而挨批，他写了一份《附带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他们的办学理念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校长，应该有这种瞻望民族前景的长远目光，应该有这种坚持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在校内创造适合科研和教学的自由空间。
第二个，是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当时我推行一系列教学制度的改革，允许冒尖，允许跳级，就是为了在制度上适应学生的个性与兴趣，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为富有创造力的人才的脱颖而出，从制度上给予保证。
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实行转学制时，没有请示任何人，认定我作为校长就有权这么做。这个制度实行后，学生在校内可以转系转专业，文理科可以互转，校外的也可以转来——北大、上海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武汉医学院等校都有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水平和师资力量不一定赶得上他们，但为什么这些学生向往武汉大学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比较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尊重学生志趣的气氛。
第三，办学要确立“学生是主体”的观念，学生既是受教育者，也是办学的参与者；既是改革成效的检验者，也是教学改革的依靠者。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学生的活动，接待学生，与学生通信——这也有利防止我的思想僵化。
多维：对，你当时对校长办公室有三条要求：凡是学生写给你的信不能扣押；凡有学生要见你不得挡驾（但可以约时间）；凡学生举行的活动应当通知你。
●被免职最遗憾的是壮志未酬
多维：你得知被免职时是如何想的？
刘道玉：自从我选择改革那一天起，就没有凖备后退。我预料到我的下场可能不妙。果然，我的任期还没有满，突然地，以电传的方式免除我校长职务。我本来不想当官，对这个校长职务本身我并不留恋，如果说有遗憾的话，主要就是我正在制订武汉大学改革的第二个十年规划，还没有出台，更没有来得及实践 ——至今我那些设想还没有人提出来呢。
例如，我要改变“文理科分科招生”的模式。现在我们实行的分科招生，其实是为了提高升学率。1949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学生学理科学文科，都是自己真正有兴趣，如钱锺书、吴晗这些人为何选择文科？因为他们热爱。但1961年之后，分文理科主要是为了升学率，部分考生认为自己数理化基础不强，进大学把握不大，于是就转向文科。这就造成了某些学生的素质缺陷。
其次，我要改革文科的教学模式。文科到现在停留在表述性的教学模式上，基本上没有形成形象化、实践性的教学手段。我当时凖备在文科建立五大实验室：以哲学系为基础建立心理学和思维科学实验室；在经济学院建立经济模型实验室；在法学院建立模拟法庭，拥有民事审判的正式权限，有法官、庭长、书记员一整套编制——美国就是这样，他们的一流法学院就有民事审判权；在图书情报学院建立信息工程实验室；在新闻学院建大众传媒实验室，可以制作影视作品。这样就把理工和技术手段引进文科，彻底改造文科教学。
第三，如果说我八十年代中期重点是放在教学制度的改革上，那么第二个十年想推出来的，是教学体系、课程设置上的改革。多年以来我们的课程设置体系，都是重视知识的传授，而不重视科学思维方式的传授，我们90％的课程都是知识型的——像你们这一辈学生都是“灌”出来的，中文系弄那么多小说选读课，老师一篇一篇去讲主题、结构！我想大幅度地改革课程，将大部分、至少一半学时，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
这些想法不能付诸实践，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到现在我没看到哪个学校想到这些问题，更没推出改革措施。
●为何得罪国家教委和省委负责人？
多维：你被免职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你的书中写了，你被免职后，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北戴河召见你，肯定你的教改，希望你去北京领导国务院属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机构，或者选择任何大学再出山当校长。有人由此推测，你被免职，可能是一个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人事算计之谜。你自己如何分析？是当权者认为你“离经叛道”，还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触犯，还是有某些恩恩怨怨？
多维：你被免职究竟是什么原因？
刘道玉：原因是多重的：改革理念的分歧、“功高盖主”引起的嫉妒、我的所作所为对某些领导人的权威提出的挑战……但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利益的冲突。
例如国家教育部门那位主管，就认为我威胁到他的地位。1982年，教育部长蒋南翔任职到期，谁来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到教育部来，对处长以上干部进行一次“部长候选人”的民意测验，我的得票是第一位，当时的这位副部长得票比较低，据说他为此还气病了。当然，我是坚决不想当的，当时我就到中组部去陈述说，我已经在1979年当了一回教育部的“逃兵”，任命了我也不会来的，千万不要任命我，免得我也被动，你们中组部也被动。
这是这位主管第一次感到我威胁到他的位置：论年龄我比他年轻十岁，论在群众中的威信我比他高，论教育论着我也比他多。
1985年，中央要把教育部改成比部高半级的国家教委，据说人事方案之一是由万里副总理兼任教委主任，我担任第一副主任，这消息传得非常广，我得知后，再一次到中组部去陈述我不能担任这个职务的理由。我非常高兴后来中央决定了另一套人事方案，但这位主管又一次感到我是他的威胁。
关于改革理念，我与他们也说不到一起去，发生过三次冲突。
一次是关于“学分制”的。这位主管在会议上公然说，搞什么学分制啊，美国搞学分制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卫星上了天！有次我与他辩论说： “××同志，如果你不是健忘，你就是无知。你从哪里得知‘美国学分制失败了’？据我所知美国现在各大学依然还是学分制，而且更有发展。至于苏联不搞学分制，我们也没有说学分制是大学培养人才唯一的制度，可以试验嘛。”
第二次是关于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问题。他批评我们武大说：提出“创造型人才”，就是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大学四年怎么可能培养出“创造型人才”？我说：培养“创造型人才”，是我们提出的办学指导思想，培养创造性人才也有一个渐进过程。我们这么提，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开发学生的创造性素质，为他们今后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础；也不排除少数出色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出创造性成果，现在不是就有学生出版了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吗？你认为大学四年培养不出“创造型人才”就不能提这个目标，我倒要反问你：现在提“要培养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否能保证大学四年树立这样的世界观？如果说学生做不到，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这样提？
第三次，是关于政治辅导员问题。一百个大学生配一个政治辅导员的制度，是1962年由清华首创，推广到全国，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产物。我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制度并不受学生欢迎，政治辅导员队伍也极不稳定——选业务好的教师来干，他不安心；选业务不强的教师来干，他没有威信。1985年，我将这个制度取消了。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教委主管指责我说：你取消政治辅导员，就是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我说，加强思想工作不在于形式而重在实效，我们将英国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引进来，规定每个讲师以上教师都要带十个学生，将教书育人制度化，这就是加强思想工作。
这几次争论，他虽然输了理，但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对我耿耿于怀。
多维：武汉大学归国家教委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湖北省委的态度如何？
刘道玉：我跟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也发生过冲突。
那是1984年5月的事，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为建房，争占杨家湾80亩水塘，民工打起架来，双方都有人受伤。我当时在上海开会，回来得知后批评了我们学校有关部门。省委书记的秘书是水院毕业的，不知他怎么汇报的，这位书记就召集武大和水院两边领导和基建负责人开会。
那是一个星期天，开会是临时通知的，我事先并不知道。一大早我去汉口同济医院看望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参加医院关于他病情的会诊。回家后，家里人说你赶快到省委去开会。我赶去了先检讨说因没接到通知，来晚了。省委书记大发雷霆说：你们武大欺人太甚，逼得人家水利电力学院师生员工没路走了！我说，你这话可不符合实际，难道水电学院五六千人现在每天不能走路？他又说，这块地你们两家谁也不给，省里要收回！我说，在中央的政策是支持教育，为大学发展拓宽用地，你要将属于学校的土地收去，是跟中央精神背道而驰。如果你一定要收，我保留直接向中央申诉的权利。他说，这块地也不是你的呀！我说，我们查过了，是1934年武汉大学从农民手上买的，地契至今保存完好。他说，国民党的地契，共产党不承认！我说，此话差矣。香港是满清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的，我们1949年以后也没有“解放香港”啊？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嘛！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说：“你是个名人，说话要注意影响！”我说：“我不是什么名人，今天我是在你省委书记主持的会议上，我是党员，是武大党委副书记，是省委委员，我不过是行使权利发表意见而已。”
会后，我就到东湖宾馆去找胡德平。他是胡耀邦的儿子，当时是中央派到湖北来的整党联络组长。我说，如果两个农民发生了矛盾，生产队长会先听甲方的道理，再听乙方的说法，背靠背做工作，差不多了再弄到一起调解。省委书记可倒好，将两所大学的领导弄到一起，当众支持水电学院来压我们——这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嘛！
这个话我在学校里也说过，有人向省里打了小报告，书记、副书记大动肝火，说这个刘道玉狂妄到了顶点，竟然说省委书记不如生产队长的水平！后来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问我是否说过，我说：我是说了，但我是特指他处理这件争地纠纷的水平。
●教育失败的总祸根是当局决策失误
多维：在你被免职十七年后的今天看中国教育，我承认，我对中国教育当局的思路十分困惑。从表面上看，主管更迭了好几届，都并未“因人废言”，没有由于你个人的悲剧性遭遇而否定你的教改实践、你的教育观念，甚至也没有阻挠你率先创立的那些现代教育制度，在各大学推广、施行。但是，他们对你教育思想的核心——培养创造性人才，都避而不谈；他们与你所憧憬的前景，似乎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你对教育现状怎么看？你认为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多维：你对教育现状怎么看？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刘道玉：时至今日，不管是一般市民还是关心教育的广大知识分子，教育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这既体现了民众对教育的关注，也反映出了民众对教育的不满。
大学合并，闹得天翻地覆；大学扩招，弄得天怨人怒；研究生、本科生质量下降，学术腐败日益蔓延，学者剽窃抄袭时有报道；教授数量扒堆但素质却严重下滑，有些人不务正业，在外兼职捞外快成风。学术成果不能说没有，但是真正原创性的、能够跟国外的重大发明创造相提并论的成果，几乎没有……当前的危机，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大学失去了理念，失去了正确方向，失去了严谨学风。
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有政治体制上缺乏民主制衡和监督机制的问题；有市场经济导致消费急剧增长，人们一切向钱看；从学术上讲，没有自由民主，影响到学术的健康发展。现在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简直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国家。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人民服务，信仰奉献精神，现在什么信仰都没有了，就是信钱。金钱成了人们最想要、唯一想要、永远没有满足的东西。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也经过了早期敛财致富的过程，为什么没有中国这么乱？他们的基督教对人们的道德起到了规范和制衡功能。中国没有这个东西，什么制衡都没有了。
根子追到哪里？我想去想来，可能还得归结为最高教育当局决策管理上的失误。
“教育产业化”的口号究竟最先是谁提出的？教育部后来否认说没有这么提。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怎么做。大学合并尽管遭到许多人反对，但还是要强行合并，从上一直合到下，提出要‘打造教育界的航空母舰’，牌子是谁批的？教育界掀起持续的‘升格热’，中专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大学的系升格成院……是谁点头的？建设“211”工程（即“要在21世纪建设100所重点大学”），是谁订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是谁提的？还有，各个学校急剧扩大招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拉动教育消费的思想指导下，超过学校承受能力的高速扩招指标，又是谁下达的？
现在不少重点大学积极参加“高校教育成果交易会”，签订那么多毫无约束力的“意向合同”，这不是“产业化”又是什么？美国虽然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他们也没有要求学校自给自足，中国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怎么反要求搞创收呢？现在大学都在搞“圈地运动”，校园越来越大，楼房越来越高，办公室越来越豪华，勤俭办学的宗旨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据说某重点大学创办了三个“科技园”，还在全国各地建了五个研究院，大力发展所谓“成人教育学院”，实际上是降格以求的变相本科教育……这不是搞以创收为目的的“产业化”又是什么呢？国家安全靠国防，国家兴旺靠教育，这是民族生存发展的两个命根子，保证国家安全的国防，谁都知道不能当成买卖；保证国家兴旺的教育，怎么可以当买卖呢？这是最危险最可怕的买卖！国家在这个买卖中巧取豪夺，教师在这个买卖中弄虚作假，百姓在这个买卖中不堪重负。
创建“一流大学”也是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喊出的口号，接着出现“千军万马争‘一流’”。“一流大学”是靠提口号建起的吗？哈佛大学有名，是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逐渐自然形成的。世界一流大学都不是一朝一夕竖一个竿子就能见到影子的，它是长期的、甚至是上百年的积累。
教育决策失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致上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是个分水岭。譬如“211”工程、“校长学者化”、“振兴教育行动工程”……都是在那时候；“一流大学”、大学合并、“985工程”、大学扩招、研究生大发展等也都是九十年代末的事。八十年代，中国大学还有一批职业教育家，他们都有比较强的决策能力，全心全意办学，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可是，九十年代初以后的大学校长都是“双肩挑”的学者，多数人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独立办学权，只能上传下达，照章办事。中国历来有刮风的习惯，上面一刮风下面就跟风，教育领域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想到教育问题，我就想用“醉汉”来比喻，酒鬼明明喝醉了，他就是不承认；教育明明出了问题，教育当局也是不承认，反而自我感觉良好，沾沾自喜。这是非常危险的，讳疾忌医，到头来只能酿成大病，现在中国教育就是一个患了浮肿病的“病人”。
●出路在于改革教育部领导体制
多维：用什么办法能够对教育界起到强刺激作用呢？教育如何走出危机？
刘道玉：还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要从源头改起——从教育部领导体制改起。关键是教育部要放权，大力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不能再维持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了，不能再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通过控制、分配资源来领导全国教育了。大一统的领导体制，一旦上面决策失误，就是从上到下全局性的、长远性的，上面决策错了，下面跟着执行就要跟着错么。如果是大学独立办学，你上面错了，下面可以不执行嘛。
1985年，中共中央通过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我参加了那次会议，那个文件就是强调要放权，但现在基本上没有实行。美国是世界第一教育大国，但是美国就没有像中国这种教育部。美国于1980年才成立教育部，它只有两项职能：一是教育信息统计，为全国提供信息；二是监督制衡教育公平问题，其它都不管。中国呢，教育部的权太大了，基本上控制了中国教育的一切资源，这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控制一切经济资源是一回事。因此，教育部必须放权，从招生、科研计划、教学计划、教材、人事任免、基本建设、评奖……统统要放权，有的是放到重点大学——你看哈佛、耶鲁，不都是自己管自己嘛，它归教育部官员管吗？有的是放到各省市——像美国的公立大学，主要就是州里管。放权之后，国家教育部就是制订法规，制定宏观政策，负责监督制衡。
多维：当局或许担心这会危及对青年学子的全面控制，不是光教育部门改得了的。
刘道玉：是的。有个记者就对我说：“教育现在成了中国最保守的一个领域，甚至比科技体制、比文化体制还要保守。”科技、文化体制也都放开了，可教育体制迄今一直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在运转。说起来这真算荒唐的笑话了，连大学生在校可以结婚，教育部也发个文。有宪法、有婚姻法，你教育部该管大学生结不结婚吗？你凭什么管？还发了个“幼儿园管理”的文件，国家教育部管幼儿园！由于它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管教育，所以一举手一投足就错！
再比如招生，只给大学5％的招生权，自己控制95％！北大、清华招生，自己不能做主吗？规定他们对5％的学生，“分数线可以下滑30分”。这要你教育部管吗？哈佛大学招生招什么人，要谁不要谁，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你国家管不着。还要规定“下滑30分”——31分都不行？太可笑了。
说到底，教育部要放权，照老子讲的“无为而治”。否则，中国的教育没有希望。
其次，要实行“教育家治校”，不能按照学术威望的高低来选拔校长，一定要选拔那些懂教育、热爱教育、愿意献身教育的职业教育家来做校长。现在大学办得不好，校长要负一部分责任，虽然他们很辛苦。我就公开提出来，教授治学，校长治校，要由治学的人来选拔治校的人，要将选拔校长的权力由党的组织部门转交给大学的教授们，他们才懂得选什么样的校长。学术声誉并不是与领导能力划等号的，专门学问家与教育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当。同时，不能把校长当成一个官员，不能给他规定任期，规定行政级别。只要他干得好，教授们接受他，他就可以长期干下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招收的学生四年才能毕业，时间短了，怎么能检验他培养的学生好不好？我统计了美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干得好一般是都在20年左右，哈佛校长艾略特干了40年。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耶鲁本来与我们武大结成姊妹学校，他干了13年，是干得最好的。列文13年来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没有教过一节课，他就专心致志地当校长。
要做一个职业校长，当完全的、整个的校长，而不能当陶行知先生所说的“命分式的校长”，所谓“命分式的校长”就是一个人有了妻子，还想着情人。现在我们绝大部分校长，又要当校长，又要参加人大、政协，又要出国开会……还要带研究生——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竞争：你校长带研究生，申请基金、申请成果，别的教授当然抢不过你！当了校长，就不得再从事具体的教学科研工作。我个人认为，校长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热爱、值得献身的事业，小者影响千万人的学业，大者影响国家民族的命运。杰出的大学校长常常是历史转型期时的民族精神的导师。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当前正应该涌现出民族精神导师式的大学校长！
第三点，我认为应该大力整肃学风。虽然不能搞运动，但是要广泛宣传和检查，要花大力气。这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乱世必用重典，不矫枉过正是纠正不了的。
 
● “鱼”“渔”和“渔场”
多维：你在武汉大学校长被免职之后，去搞民办学校，是怎么考虑的？
刘道玉：我这个人是理想主义者，我能做成一些事，是理想主义；我的某些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者对现成的东西是维护的，追求眼前利益。理想主义者对现实往往是不满意的，他总想变，追求完美，追求终极的关怀、终极的价值目标。我觉得一个校长就应该是理想主义者，他播下理想主义的种子，才能够培养有理想的学生，才能够从有理想的学生中收获精英。
但是理想主义者往往又是失败者。因为要实现理想就必然要改革，必然跟现实的利益、与既定的体制发生冲突。我当时想办民办大学，没有办成，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民办大学控制得非常严格，国家有个“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民办大学要求“严加控制”——上面要“严加控制”，下面就是“一律禁止”。我到珠海、到深圳、到海南……去尝试，都没有搞成，上面不批准，特别我又是个有些人眼中“敏感”的人。后来没办法，去办民办中小学。我的想法也很天真：我是搞“创造教育”的，实行“创造教育”需要从幼儿开始，趁思维还没有定型，就要培养创造性。这所学校办了六年，确实还积累了很多经验，发表了很多文章，我还写了一本书《爱的学校》，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得了武汉市教育成果一等奖。那本书，就是我办民办中小学的一个记录，包括教育理念、方针、方法、校训、学风……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设计了一个在中小学实施创造教育的“一主二辅三结合”模式，很成功，但是后来这所学校因为资金不足垮掉了，教育改革也不得不被迫终止。
当时我以为民办大学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可以实现我的办学理念，其实这种理想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在当前中国实现的，私立学校的空间很小很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全国出现“私立中小学热”，现在垮了80％。为什么垮？大部分是政府和公立学校打压的结果。本来武汉市的私立学校办得很好，但是政府要重点中学搞“一校两制”，要他们打着自己的“公立重点学校”招牌办一个民办中学，搞高额收费。中国的市民还是信公不信私，所以几年之内，武汉市乃至全国，真正的民办私立学校很多都垮了。
民办大学境况当时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但也很艰难。现在呢，上面出了新招：出现了所谓“独立学院”——这就是公立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私生子”：民间企业家出钱投资，重点大学出招牌，迎合群众上好大学的心态。这实际上就是重点大学在变相地卖文凭！真正独立的民办大学呢，空间就又被打压—— 他们总是打压！
与国外联合办学，卡得非常严，得教育部批准，外资轻易进不来。依我看，50年内，甚至100年内，像美国那样创建一批著名的私立大学，是不可能的。
多维：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比较中美教育，现在人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人知识，不如给人获得知识的技能），这句话的思路，对于将中国目前灌输知识的教育方式转到培养素质，是有用的。但我认为，美国教育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给学生以“渔场”——提供让他们自己在“捕鱼”的实践中，锻炼提高技能的广阔空间。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现在教育的问题，根本弊病就是当局对资源的高度垄断，限制民间资金和外来资金，致使“渔场”无法扩大。不知你怎么看？
刘道玉：有道理。你这个“鱼”、“渔”和“渔场”的比喻，确实很形象地点明了中国教育问题之所在。像我吧，对教育可以说非常锺情，但我如果没有“渔场”我能干什么呢？一个热爱教育的人，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学生，就什么事也做不成。“渔场”被他们牢牢地把持在手里啊！柏拉图，罗素，杜威，他们有了自己的教学理念，就能自己办学，中国早期的教育家，也能办实验学校。可是现在中国一切都要教育部大一统！有的民间教育家像南洋集团董事长任靖玺，我还当过他的一段顾问呢，参观过他的民办南洋学校，他是晋商的代表，很有头脑，培养学生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碰到由教育部统管的体制，他培养的学生就是素质再高，过不了升学率这一关，家长要看升学率，学生也要看升学率……
多维：他在2004年无偿地捐出自己的所有股份，退出了，写了个小册子，愤怒地抨击教育部的利益集团压制民办教育。
刘道玉：最后他无法做下去——就像北宋的宋江一样，你不被招安，就没法生存；受了招安，就得接受他们那一套。我当年办学也是这样啊！所以现在我不办了，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我现在就是思考问题，写文章，参加讨论，传播我的教育理念。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探讨：中国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对中华民族有什么危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最重要的问题：怎样救教育？怎样救中国？
 
刘道玉：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
作者:姚国华
在刘道玉先生《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北京首发式上，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安静的听众。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有话没有机会说，有点后悔。因此写下来。
我要说的是，道玉先生的悲剧，决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是一个中国人至今没有走出，而且还将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两代人的悲剧。不少发言者对导致道玉先生下台的当事人耿耿于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还有更加深厚得多的时代背景，某当事人不过是影子而已。
有一位发言者提到，刘道玉的武大是当时中国的“小深圳”。这个比喻非常形象、直白地表达了武大当时在全国教育领域里的改革地位。可是，在一个对当代中国一无所知，却了解世界现代文明的人看来，一所大学的重要地位需要借助于一个经济特区的比喻来表达，真有点莫名其妙。
真正大学，从来就是一个特区。近代文明就是城市工商运动与大学运动相呼应的产物。巴黎大学之于法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之于英国，柏林洪堡大学之于德国，哈佛大学之于美国，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之于日本，魏兹曼的希伯莱大学之于以色列等等，……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莫不是以大学特区为中心。即便在现代中国，蔡元培的北大也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国共两党政权崛起的关键分别也是黄埔、延安这两所“准大学”，西南联大对现代中国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今天国人却有一个经验——这是只有当代中国人才有的特殊经验，中国的繁荣与深圳这个地名联系在一起。这里竟然不是大学，不是教堂，不是革命根据地，而仅仅是南方海边的一个小渔村，是它引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凭什么？因为对面是香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与国际接轨。换句话说，中国不是由内部智慧引领和创造的，而是由外部力量拽着走的。因此，与所有其它成功的现代国家不同，它的特区不是自己的大学，而是这个能看到外国榜样、能与之直接沟通（虽然还只是二手货）的小渔村。
刘道玉是幸运的，那是在改革初期，中国人内心的生命力还在激荡的时候，大学招生造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的振奋，也带来了大学文化的繁荣。80年代初期，这位最 年轻的大学校长，这位最有胆识的大学改革家身上，聚焦了这个民族新生的希望。他是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洪堡、福泽谕吉、魏兹曼，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的，有可能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的。
也许刘道玉本来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居然放弃了做团中央书记，放弃了做武汉市长，甚至放弃了做教育部长的机会，只是专心做一个大学校长。这在当代中国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却不知在现代文明的国家，名牌大学校长是全社会最高的名誉。
然而，这是在中国，在一个只顾经济建设的中国，一个以跟踪别人既有时尚为发展之路的中国，一个由一帮愚昧的、鼠目寸光的经济学家主导的中国，一个以GDP的增长为转移的中国，一个居然想得出以大学产业化来拉动GDP增长这样荒诞主意的中国。
在这里，人是不需要拥有自己的大脑的，大学仅仅是服务于经济目标的工具。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学的独立思想和创造力不仅不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而且还构成政治稳定的威胁。这样，大学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刘道玉，这面80年代大学改革的旗帜，可谓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他的命运原来早已注定。1989年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是教育，似乎有了刘道玉命运的一线转机。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又补充说，教育失误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失误。此后，刘道玉彻底淡出了中国大学的视线。
他个人的厄运没有因此而终结，为了开拓新的教育平台的他，还在布满陷井的精神的荒漠上苦苦探寻着，拯救着，他真的成了牺牲品，付出惨重代价。
道玉先生个人的命运既然与时代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也成为我们至今而且将来绝对绕不过的话题。他没有走过去的路，我们终将要走下去。
从来没有一个现代民族的真正崛起，不是以自己真正的大学为核心的。
 
 
 
谢幕演讲——今夜，人文馆无眠，武大无眠
2008-03-26
一条路 一个人．路当然是樱花大道 人就是刘道玉校长
 
 
 
 
 
 


 
刘道玉的闭门讲座：等待  刘道玉的闭门讲座：簇拥
川叶萧萧：刘道玉老校长谢幕演讲之笔记 2008-03-26
http://zhanglz718.blog.sohu.com/82647111.html
http://zouhengfu.blog.sohu.com/82870166.html
 
未来武大之前，就听说过令人尊敬的武大前校长刘道玉。这个中国教育改革的殉道者，也是当代为数不多的真正的教育家。武大中兴的辉煌的80年代，是由他带领建设起来的；当武大这所学校迈入21世纪，面对雾蒙蒙的前程，老校长却早已归隐珞珈。如今的中国教育事业，远不是一派欣欣向荣，更没有那么一个有魄力的教育家改革家来披荆斩棘。老校长面对许多高官厚禄与清贫暗淡之间的抉择，他却选择了后者。早已不是校长，也曾经和教育部长等职位擦肩而过，刘道玉现在能够以他在现实中微薄的力量，构架他心中理想的中国教育乌托邦。
如果读者有对刘道玉生平不熟悉的，可以自行查找相关资料。下面是2008年 3月22日在武大人文馆主厅，刘道玉老校长对武大学子做的最后一次讲座。据老先生说，由于主要是身体方面的原因，以后不会再面向学生开讲座了，因为给学生讲座往往让他很激动，由于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么，记录下这次演讲，是很有意义的。我只带了一只手机和一台相机，用手机打字作了笔记，比较简略，关键的都应该记下了。并非原话，一些小标题是自己加的，但尽量按原意。同时也欢迎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川叶萧萧的Blog。
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改革
主讲人：刘道玉
主办方：武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工组
地点：武汉大学人文馆主厅
时间：2008年3月22日 19:00
 
刘道玉老校长在几个同学的引导下进入讲厅，同学们都很热烈地鼓掌，能够感觉到大家对老校长非同寻常的敬重。
刘道玉的闭门讲座：等待
由川叶 上传于Yupoo , 由相机DSC-H7拍摄.
赠言（大意）：学生是大学的根本，没有学生大学就不存在。……（鼓掌）摘要
一、大学教育改革应从体制改革入手
1.教育体制改革的历史
回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它的重大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其中有两位历史功臣，一个是冒险为很多人平了反的胡耀邦，他是“中共的良心”；另 一个是赵紫阳，推动了农村改革。回忆自己参与关于教育体制改革草案的制定。“可惜的是这个草案后来不了了之”。邓小平讲话中谈到对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可惜没有落到实处。
2.何谓“从体制改革入手”
这才是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现状的困。要减政减权，有系统的进行改革，要扩大学校自主权。教育的根本目的：提高民族素质。衡量教育的标准是人才，而不是经济指标。可惜现状并非如此。
3.为何要从体制入手
教育体制属于中观的体制。中国自古有大一统集权的体制传统，教育体制也不例外。特点是垄断一切教育资源。甚至出现教育部的法盲行为，管得过宽，与现有法律都产生了抵触，如限制学生结婚、租房甚至买电脑——这在刘道玉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不是大学。教育体制的集权还体现在工程思维上，巧立名目，炒作。各种各样的教育工程计划，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也越来越多。各种评比，搞形式主义。浪费宝贵资源，“好大狂”的做法。本质上是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计划教育。这与市场经济是相悖的，与教育规律是相悖的，与时代精神是相悖的。
4.形式主义与官僚作风盛行
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大学普遍没有特色，缺乏创造性？这和瞎指挥和冒进有关。比如合并大学，是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合并的，不能体现大学自身的需要。211工程搞了10余年，劳民伤财。毫不客气地说某些大学虽然进了211，但是本质上是垃圾。大学的发展和合并，就要像自由恋爱，而不是包办。“本科教学评估，逼良为娼，形式主义，不能再搞了”某参加教学评估的校长这样告诉他。
在这样形式主义盛行的中国教育界，却没有大学抵制，这一定程度上和中国人“同向思维”的定势有关，也难怪现在豪华建校的浮夸建设之风。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事业的悲哀。
二、独立、自由、自主是大学的精神
1.大学的理念
回忆了大学的起源。大学的理念精神决定办学思维和体制。中国大学没有教育家，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家都不懂哲学。西方的哲学家很多都是教育家，哲学家很多研究教育。因为不懂哲学就不懂思维，不懂思维就不懂教育。而中国的哲学家却专门研究政治。
大学的理念很重要的就是独立，或者说是对外界的冷漠。“独立，追求真理，精英教育，分权管理”是大学理念的重要信条。西方大学的起源在教会学校，那是学者们 与世隔绝专心治学之地，和世俗纷扰甚少。中国的大学以国立大学为起源，早期的教会大学并没有得势。中国的大学从一开始就和集权有关，不独立，是实用主义的产物。
2.中国大学的问题
“移植西方大学没有灵魂的躯壳，模仿出不伦不类的体制。”用他自己编的谜语：中国的教育体制——剥了壳的熟鸡蛋，外面是白的，是西方的，里面是黄的，中国的。
三、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体制
1.必须改革大一统的体制
举例美国教育部，职能范围很窄，只管教育公平与统计事务。按老子的话说，“无为而治”，当是给当下中国教育部的箴言。“教育部如果太有为，下面的学校就无为了。”
例如：应该在高校民主选拔校长，作为民主改革的突破口。因为高校是最具有理性的机构，选民素质条件具备。解放前的武大，校长的选拔权就给了学生和老师的。作为一个校长，他学术贡献并没有其教育思想更能衡量其资格。
北大从前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校训很好，可惜现在有一个不伦不类的校训。
2.招生体制必须改革
统一高考在现在不适用了，作为参与恢复高考和高考30年进程的人他如是说。制衡办法：三权分立。教育部制定监督，考试院独立组织考试，大学自主录取。举例美国模式。
3.改革教学与管理体制
80年代武大的成功改革，连北大的教授都想来武大，高考状元来武大，成功就在体制改革。比如学分制。但是现在的学分制，很多学校是真的学分制还是假的学分制还有待商榷。
4.改革本科培养人才的模式
专才还是通才？以前学习苏联，培养专才，但是现在俄罗斯大学已经抛弃那一套了，中国为什么还坚持？以前反对这种模式就是右派了，而今天坚持这种模式是实用主义在作怪。大学要全面培养素质，而不是进行职业教育。不是名校名师出人才，人才靠的是志趣、兴趣、信念、执着、成功。中国的科学家研究的不是自己的兴趣， 而是国家的任务，这就是中国为何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科学研究的动力在于好奇心和闲暇。”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总之，中国需要大学教育精神的启蒙。
刘道玉的闭门讲座：矍铄
由川叶 上传于Yupoo , 由相机DSC-H7拍摄。
四、提问
学生1：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刘校长会不会以妥协来换取领导教育改革的继续呢？
刘 道玉：因为我热爱教育，也了解自己的性格，所以最后的抉择是不能妥协的。中国清官难当，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官场。现在自己不在那个舞台上，但也有自己的小舞台（此时有些激动）。但我仍然在自己的小舞台上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仍然相信我的这些努力的作用。社会是在进步的。我的学生送我三句话：“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改革的道路很漫长，但历史将最终沿着改革者的足迹前进。”
学生2：最近学校顾书记提出大学可以以录取35%高价生来弥补债务的亏缺，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刘道玉：我觉得学费的问题要很慎重。这也是个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美国的学费比较高，但他们有很多奖学金项目可以抵消相当多学生的负担；印度学费非常便宜，使穷人上大学门槛不高。学费的问题需要广泛听取社会的意见，这个问题或许比物价上涨要复杂。
最后，一个从华农专程来听刘道玉讲座的同学，非常激动地上台致辞。老校长在同学们的簇拥下离开了讲堂。一想到以后会很难见到老校长，心里很不是滋味。故慎记老先生所言，同时期盼老先生的愿望的实现能够被我们所见证。
刘道玉的闭门讲座：簇拥
一个大学校长的最后自白
2008-03-23 14:13
“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布我的一个重要而痛苦的决定：这次是我面对大学生的闭门讲座，我以后不会有公开的讲座了…”全场哗然。
3月22日下午7点，老校长刘道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与武大学子相约人文馆。整个讲座历时一个半小时，几乎是在掌声中度过的，记者数过，不下于20次。
早在下午四点多，紧锁的人文馆门口就挤满了排队等候的人们。
6：00，人文馆爆满，这是我进校半年来见到人文馆最爆的一次，比毕业求职会还火爆！用一个学长的话就是“我很早就到了，占到了一个站着的地方。”
6： 45，全场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老校长刘道玉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里，像走星光大道一样，伴着始终没有停过的掌声，慢慢地移到台上，向大家挥了挥手：“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你们站了很久了，可能还要站着听我的讲座，你们辛苦了！”一句带着颤音的问候，让我们暖在心里，同时也心疼他 75岁高龄带病还来坚持给我们进行人文教诲。
闭门讲座，以后不会有
“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布我的一个重要而痛苦的决定：这次是我面对大学生的闭门讲座，我以后不会有公开的讲座了。做这个决定是由于身体和年龄的原因：12年前，我患了脑中风，手不好使，已经不能写字了，我实在是难以割舍。”接着他说出了一个经典的概括“对于教师，没有学生，生命将会黯然失色；对于大学，没有学生，大学将不复存在，学生是大学的主体，大学的一切都是为学生服务的。”言辞恳切，相信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刘爷爷一定是很艰难的，他希望我们能够理解他。
“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经济，难道工程思维就能够振兴我国经济吗？”
中国教育是“大一统”体制。“教育部把持，也垄断着一切教育工作的决策与管理权。”他讽刺地说到“现在大学生结婚还要教育部批准，这群人就是法盲！还有大一的学生不让带电脑，不让在外租房，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回想他当年上学的那会，“班上有结婚的，有怀孕的，还有生小孩的，恋爱，结婚是每个成年人都享有的权利，而教育部连这个都不懂。”他指出现在的教育部就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又要管，这就是没有抓准方向！”
他还说到，我国现在的教育就是一种“工程思维”。“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是典型的‘好大狂’和形式主义。但是，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经济，难道工程思维就能够振兴我国经济吗？”“文革前教育部直属的高等院校为23所，78年为34所，现在为76所，越来越集权！现在流行什么教育工程，什么211工程，973工程，阳光工程…明显带有炒作之嫌。”而这样做会对我们的大学造成很消极的影响：大学无个性，“千人一面，万人一格”；无创造性，瞎指挥，大跃进；相互攀比，评估造假；形式主义盛行。对于大学的合并热潮，他幽默地打趣道“这是逼良为娼”，我们一定要“提倡自由恋爱”
中国大学的体制是“剥了皮的煮鸡蛋——外白内黄”
独立、民主、自由是大学教育的精髓。他从大学的起源讲起：“西方大学起源于意大利和法国，世界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都是由教会主办的，现在的大学精神都源于那个时代。中国最早的5所大学也是教会主办的，可惜没成气侯，国立大学走上了主流，鄙校就是当时最早的一所。中国的当代教育主要还是学西方，可悲的是，我们只学会了形式而没有通其本质，移植了躯壳而没有灵魂，搞得不伦不类，没有自己的理念。”
他言辞犀利又不乏幽默：
“谜语：中国大学的体制——打一个双色熟食”
谜底是剥了皮的鸡蛋——“外白内黄”套用西方的模式，但是还是沿用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
我一生搞教育，思考得越多就越痛苦。为什么中国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独立自主的学术体制！那么中国怎么才会有？究竟要用什么样的体制？“我认为，要用道家的‘无为’，上不为，下才会有为！”
“中国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改革！”
教育如何搞？老校长提出了他的建议：
首先，要改革校长选举制度。“哲学教人思考，校长一定是要具有思想家的素质的教育家。但是中国很怪：教育家不懂哲学，而学哲学的有不搞教育，他们专心政治。还有就是要民主选举校长，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要治学人选举治校人，这样才有出路！”
其次，改革招生制度。他主张“三权分立”，教育部拥有决策权，独立考试院拥有考试权，大学拥有招生权。取消全国统一考试，采取大区、省、重点大学和艺体院四类分别考试的方法。指出大学录取一定要有针对性。
接 着，改革教学与管理体制。移交于制度的改革促进教育体制改革，建立民主、自由的体制。他回想武大当年的辉煌，北大教授、学生都想转到武大来…“但是，现在 落伍啦！”他有一点无奈，“现在好多大学弄的都是假的学分制度，如果一个学校不许学生自由转系，自由听课，那么它就没有学分制。”
最后，要改革本科培养人才的模式。“我总结人才的成功模式就是：志趣——信念——理想——执着——成功”他这样评价自己：“年老未敢忘忧国。”他坚信，执着追求会让中国教育的明天充满阳光！
75岁且多病缠身的他仍不忘他从事了一生，也奉献了一生的教育事业，在场的所有同学用掌声向他老人家致敬！
互动环节
考虑到刘爷爷的身体状况和同学们的热情，主持人说好只许问两个问题。问：刘爷爷，您现在可以说是改革大业未成，如果当初的妥协可以将改革延续，你做了教育部长就可以在全国进行改革，那么你重新选择，你会怎么选呢？
刘： 人生本来就是不断的选择，在我刚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周总理当时让我去从事军事，我没去，如果当时去了，我可能成为一个将军了。我热爱教育！并且执着从事教育改革，对于这项事业我一直很激动。是的当时是有人跟我说过，如果我做了教育部长也许回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京官难当呀！在“皇帝”身边，你快了，他说你冒进，慢了，他说你落后…那个舞台不适合我，我只有在武大这个小舞台上呐喊，现在这个舞台也没有了，我的舞台就是我的家，我的书。我一年出一本书，十篇论 文，谈教育改革话题，六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将一次性出版。我相信，只要坚持，中国的改革就会有希望！你们要记住：历史是沿着改革的道路前进的！
问：顾海良书记前几天发出公告说，武汉大学明年开始招收35％的高价生，说是为了偿还债务。刘爷爷，你作为武大前校长和教育家，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问题到底如何解决还是要慎重，如果只是为了还债，那么还真是值得考虑，我们不能够把债务转嫁给家长。当然各个学校的标准也不一样，例如美国的学费就很高，但是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很多，几乎每个学生都会有，大学生几乎不用问家里要钱就可以生活；印度的学费很低，但是还有很多人支付不起。学费上涨牵一发而动全身，物价上涨都要听政，学费上涨也要听政再做决定也不迟呀！
按照规矩，我们只能问两个问题，虽然有好多问题想请教刘爷爷，但是大家更心疼他的身体，这一次，大家都很“乖”，没有去问。可能是有太多的话想对这个受人 尊敬的老校长说，一个来自华科的女同学竟然冲上去对大家说她的感动以及她对我们武大学子能听到老校长的教诲羡慕之情。
真的，一切都好像是一场告别，8点半，刘爷爷在更加热烈的掌声中，与同学们一边握手，一边离去…时间在那一秒定格，大家都不愿意散去，就好像武大要彻底失去刘道玉一样。今夜，人文馆无眠，武大无眠。
武大老校长刘道玉今天演讲：诉无端免职爱武大感人
送交者：付出 送交时间：2005/11/05 15:08
武汉大学校友论坛 (www.wuda-alumni.com)
http://www.wuda-alumni.org/post/A0/p0/html/471.html
付出 2005年11月05日 于 [教育与学术]
唉，一开始看到刘老校长的身影，看到同学们拼命的鼓掌，眼泪当时就忍不住流出来了。大男人一个啊，想到站在最前面，怕被拍下来，赶紧擦了。回来后没想到同寝室的也说流泪了。唉，以后再也没遗憾了，一年后可以坦然地离开了。武大只属于过去，不属于现在和未来！
对教育的执着，对武大的热爱。让大爷们儿眼角也有点湿了!那样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样顶天立地的人怎能不令人感动？刘道玉老校长才是最爱武大的人，他才是真正的珞珈山人卸任后的事情自传上讲了一些，但是他所受的迫害是没写的，目前的环境，国内是不能出版的。
刚听完刘道玉老校长的讲座，感触颇深。讲的很不错，是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去讲的尽管已经73岁高龄中过风，但思维敏捷耳朵有些失聪，努力地听同学们的提问真真是让人感动。我印象最深的是刘老校长的一句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而中国现在的高教界是热闹非凡”不愧是我们武汉大学永远的校长。嗯，场面很热 烈，掌声雷动，不是礼节性的，是发自内心的
今天忙了一天，傍晚匆匆的赶回来。只因为了去见见富有传奇色彩的我们的刘道玉老校长，淋了一路的雨，虽然冷，但觉得很有感觉的，雨后的武大很美，回来后，赶紧上山水看了看昨晚我的（对武大的一些看法），知道上了十大第一，这是我预料中的，看了很多跟 帖，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肯定我的说法的，很感动，说声谢谢了！真的很谢谢，还是说说今晚见了老刘校长的感想吧．我想等我写好了肯定已经有同学也发了同样的文的． 没有想到人是那样的多，教四人是超级的多，很热，都十一月了我穿一件Ｔ恤，没有座位 ，一直站着听了几个小时，觉得很值得，刘校长的自传刚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行的时候我就到学校图书馆问了问，结果没有，有点失望，托一兄去长江文艺出版社买了回来，记得 此兄还在回来的路上的时候我就跑出去迎接了，呵呵，看了很多介绍刘校长的文字，很喜欢这样的平民校长，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刘校长刚开始讲话的时候很有感染力，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流泪了，真的，说不出来是为什么，很开心见到平易近人的好校长，也看见了很多同学眼睛里充溢着晶莹的泪花，一个校长能让我们学生为他流泪，现在还有这样的校长吗？刘校长讲话的过程中同学们拼命的鼓掌，刘校长讲到自己的遭遇，讲到自己不明不白的被教育部免职，自己的进一步改革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讲了现在的研究生数量太多，但是质量不高，许多大学拼命往研究型大学里挤，所以拼命扩招，他说研究型大学关键是要有研究的能力而不是研究生的比例的提升！说的多好！他还讲了大学的合并，他说强强合并未必是好事，他说清华北大合并，南开天大合并，是不会很好的，还说了强与弱的合并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做大。
我们知道现在武大的学生社团有校级社团80多个，院级的80多个，共160多个。当我知道刘校长做校长的时候武大的社团有400多个的时候，而那时侯的学生只有不足80000人，当我知道当时还能设立纳粹研究会的时候，我真的沸腾了，此时的武大已非彼时的武大了啊……别人说武大是自由的，是的，但是那时侯的武大更自由，但有序……武大的校友们谈到武大，就是：一条路，一个人，路当然是樱花大道，人就是刘校长了。
杨小凯大家知道吗？他做了十年的牢，但是在牢中自学了高等数学，英语等，很有才华 ，被刘校长请入武大，果然是慧眼识英才，后来到普林斯顿，哈佛，被评为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评为终身教授，后来当上了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他给刘校长说，只要刘校长当政 ，他就回来武大任教！一个学者对一个领导能信任到这种地步真让人钦佩！校长的人品真高尚啊！
看见刘校长虽然70多了，但是看上去很儒雅的长者风范，真希望自己以后能成为这样的人……散会后，我还专门跑上前台去跟老校长握手，老校长很热情的把手伸过来，而且他竟然说了声谢谢！这本应该是我说的啊……走在回的路上，一直静静的走，祝 福我们的老校长永远健康！ 也想推荐喜欢老校长的同学买他的书看看……回到寝室，兴匆匆的跟他们出示刘校长的签名的时候，其中一人问是何许人也，我说我跟你道不同，你不用知道了……
听了老校长的演讲人气旺的不得了老校长果然是风度翩翩场下掌声不断可惜提问的不是很精彩 很多东西看来只要留给时间来揭开面纱了
老校长有意地回避 让我觉得心痛
至于选拔著名学者或院士当校长，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用人制度，这既不符合“ 专家治学、教育家治校”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原则，也不是世界各大学选拔校长的通例。
刘道玉被任命为武大校长时职称仅为讲师。
要振兴武汉大学，必须从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做起，特别是要千万百计地物色和培养各学 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大师级的人物。
任校长之初面对衰落的武汉大学，刘道玉这样想。
我感到在有些问题上，学生要比我们高明，并使我树立了这样的观点：他们不仅是受教育的对象，而且也是学校的主人；不仅是教学改革的受益者，而且也是教育改革的动力。
刘道玉在武汉大学率先施行学分制制这样跟别的老师说。
凡是办不通的事，可以直接找我，不允许搞“中梗阻”。
刘道玉在恢复武汉大学法律系时如此说。
一般来说，我们之间没有代沟，他们不仅把我看作一校之长，而且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来不称呼我的衔职，而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
在谈到教学制度改革时说。
至于王小村是不是一个人才，我们暂不作结论，让我们观察他5年，如果他的确是一个人才 ，那是母校的幸事；假若他成不了才，那只当在我们2200个教师队伍之中又增添了一个不合格的教师，你们可以惟我是问，我也愿意就此向你们检讨。”
刘道玉力保怪才王小村留校任教时这样劝说其他反对的老师。一个险些连学士 学位也拿不到的他，居然被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邀请去做博士研究生，于1993年获 博士学位，后被英国牛津大学脑科学研究所聘为客座教授，现为美国法摩康公司总裁。
这项措施是值得的，学校并不在乎偿还这一笔贷学金，倒希望越多越好，无论对国家或 对学校都有好处。实际上，这是拿钱买名牌，是创建名校工程的需要。
刘道玉在武汉大学率先实行奖贷学金制是说。
一个大学校长不仅仅是属于学校的，也应当是属于社会的。他的最大贡献除了向社会输送 大批的优秀人才以外，他还应当是一个思想家，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潮头，以他的新思想来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刘道玉面对美国公使询问时说。
要尊重学生的志趣，保护学生的选择权利，提倡自学，采用启发式、因材施教的方法，允许自由听课。我历来主张，教育最高的原则是教而不是罚，不赞成用点名、扣分、留级、退学等办法惩罚学生。实践证明，这些办法从来不可能起到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目的，而只能造成学生心灵上的创伤。
刘道玉在谈教学制度改革时说。
“我认真考虑过了，我不能担任这一职务，我的态度是严肃负责的！”我说。
就这样，担任团中央书记一职又被我“赖”掉了。刘道玉婉拒“团中央书记候选人”时如是说。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刘道玉被免职后如是说。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些得到刘道玉无私帮助的学生或老师反而诬陷他时刘道玉如是说。从当“官校长”来说，我是失败的，因为在某些当官的看来，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因此遭到了他们的罢黜。从做事来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尽了我的 全部力量，应当说是成功的。
——被免职后刘道玉如是说。
我的体会是，多与青年交朋友，可以防止思想僵化，保持旺盛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当然， 年轻人也有缺点，甚至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这并不可怕，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包括在错误中受教育，惟有如此，他们才能成为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跟池田大作对话时刘道玉说。
一是凡学了三年者，可发给大专毕业文凭，并尽可能推荐介绍适合的工作；二是学习年限 三年以下者，如果是因为专业学习兴趣不对口味而影响学习成绩者，应允许转入其感兴趣的专业学习，但要跟下一届学习；三是如果是因为学习基础太差，允许留级，采取特殊的帮教 措施，力争使他们赶上去。
1985年，全国各大学在端正学风、严肃学纪的统一部署下，各地都把清理不合格 的学生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从媒体上不断获悉，不少学校一批又一批地把学习不好的学生退学了。武汉大学共查出了全校有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及格经补考仍不及格的学生25人。处理学生时刘道玉这样说。